奧運閉幕不到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捲。為了振興經濟，中國宣布「四兆人民幣」計畫，巨資湧入房市。被炒熱的房價築起一道買房高牆，殘酷地將一群高學歷白領青年們的夢想、愛情和婚姻捲入其中。

蟻族、蝸居，他們的北漂夢

隨著這場房市野火蔓延，一個個「房價綁架了我的愛情」的故事浮現在中國網路論壇。打開電視，「裸婚時代」、「買房夫妻」等影劇作品，寫實描繪了沒車、沒房、沒積蓄的「三無」男女如何「被細節打敗愛情」。

受到這些故事吸引，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其中一位是1980後出生於中國西北的陳玲（匿名）。

沈秀華博士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
攝影／汪正翔

陳玲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幼兒園老師。她在東北讀完大學，考上北京一間新聞媒體研究所，畢業後考取中央級媒體企業，薪水約1萬多人民幣（時約5萬元臺幣），對新鮮人而言已是不錯的起薪。

到北京後，陳玲和當時的男友住在學校附近一處地下二樓的「閣居」，月租380元人民幣。「那裡只有一張雙人床、一臺電視，衣櫃還是吊起來的。空間小到房門都無法全部打開，夏天時牆壁潮濕，還會滲水長毛」。

陳玲曾在博客寫下這段龍蛇雜處的蝸居經驗。上層住戶不讓住在下層的他們搭電梯，他們只能穿過「停的都是好車」的停車場下樓，穿過小門，再下一層，「才是我的地方」。這段經歷也讓「是否擁有房子」成為她後來選擇對象的關鍵條件。

情境示意圖。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Sketch art, OL descending dark basement stairs, looking up at luxury lobby & cars, dramatic contrast, golden vs gritty tones, pencil & charcoal style.

當浪漫愛遇上限購令

面貌姣好、處事幹練的陳玲，很快就在公司內遇到新的追求者，也是她後來的先生。這位同事是江浙一帶的人，經商的父母在他念大學時就在北京南邊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約40多坪）的房子收租。

過去是被收租的房客，現在男友就是房東，陳玲心裡的反差不言而喻，「一下子就覺得，我好像自己可以在北京活下去了」。當時的她，希望在30歲前結婚、有房、生完小孩，有房子確實是她決定交往的因素之一。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

2008年前，中國一些城市實施「購屋落戶」政策。有能力買房，就有機會落地安居，金錢是主要的門檻。金融海嘯爆發後，「四兆人民幣」、利息鬆綁等救市政策帶動房價狂飆。沈秀華說：「時隔半年回到田野，發現北京房價又漲了一倍，這也帶動後來的打房政策，也就是限購令。」

2010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十條」（正式名稱為《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試圖抑制失控的房價，並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頭期款）提高至不可低於50％。

北京地方政府隨即發布更嚴格的限購令，一戶限購一組新房，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必須提供連續5年的納稅或社會保險證明才有購屋資格。這時候，除了金錢，更重要的擁有「戶口」這張入場券。

親密關係的經濟動員

陳玲和男友交往不滿一年，雙方父母初次見面談婚事。沒想到，兩邊的母親就為了禮金、房子產權等問題吵了起來。

分歧點包括陳玲進入有「入京指標」的企業，通過試用期後就能以落戶配額獲得北京戶口，而男友沒有，未來小孩教育以及其他受戶口限制的需求，會依賴陳玲的北京戶口身份；陳玲的母親也因此更介意對方在北京的房產沒有加入女兒的名字等等。男方母親因此氣到住院，種種折騰也讓兩人幾乎分手。

當浪漫愛走到論及婚嫁，雙方家庭的資源條件不得不攤在檯面上。沈秀華提到，「結婚就應該有房，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共識」，買房和婚姻形成極致的剛性需求和在以母親是家務負責人的特殊「丈母娘經濟」下，「所以這些青年要動員兩邊的家族盤點資源」。

沈秀華指出，住房是中國城市裡外來男女的生存基礎，而對成年女性，婚姻是他們翻轉與保障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結婚因此要有房。圖為北京街景，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尤其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後，「往上爬」的慾望成為中國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一致目標與共同壓力。這也解釋了一場父母見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張力，因為這是一場牽涉婚姻、戶口、買房、購車、社會福利、子女受教權的經濟協商。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你可以透過選擇婚姻對象獲得再次生命機會。」沈秀華指出，尤其在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公布後，婚後房產不再由夫妻共有，房子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房子就屬於誰的。這也讓許多家長紛紛要求房產加上女兒的名字做為資產避險，否則離婚後，女方往往只能取回所投入的貸款資金與其升值金額，而不是婚後房子作為共同財產的對分。在中國勞動市場對女性充斥歧視，以及之前城市房價高漲下，結婚有房是中國性別政治白熱化的場域。

買了第一套房後，繼續「捲」

2014年，陳玲選擇和男友步入家庭，搬進先生在北京南邊的房子，生下女兒。兩年後，兩人決定賣房，在北京東五環買了一間約90平方米（約27坪）的二手公寓。人民幣110萬元的首付，陳玲夫妻拿出30萬元存款，公婆拿出70萬元，陳玲的先生向朋友借了20萬元湊齊，房子登記在夫妻兩人名下。

陳玲的例子顯示中國高學歷白領青年們如何透過親密關係，在雙方親友，甚至是師長、同事間進行高度的經濟動員（Mobilizing Econom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他們必須湊到足夠的錢買房，才能拼出一個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高教育與專業工作，就自然能成為中產階級。」沈秀華說：「年輕一代想要買房，就不得不『啃老』。我在北京作田調時，常遇到來自農村的計程車司機，提到不敢生第二個，如果第二個又是兒子，將來又要幫忙出錢買房。」雖然傳統上認為男方應該備房，但在她的訪談對象中，有時女方更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額，而對一些女方家長而言，他們也希望透過負擔部分購房金額，取得將來他們能到女兒家拜訪居住的底氣，尤其是1980後一胎化生有女兒的家庭。

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的二胎政策和公婆的期望下，陳玲也在「趕快生生，完成差事」的心情下生了兒子。她和先生也陸續離開政府機構，進入私人企業。2018年時，兩人的月薪總計約有6萬元人民幣，隨著薪資增長，生活品質和養育孩子的選擇也隨之增加。

為了降低和公婆間的生活矛盾，這次她選擇用「金錢」處理問題：透過市場外包照顧工作。雇用月嫂、保姆，也幫女兒找到必須有北京戶口才能就讀的私立雙語幼稚園。

這時，夫妻倆開始思考再換房計畫，目標是買個空間大、學區好的房子。這次的困難在於限購令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是總房價的50至70%。就算賣掉第一間房，要籌出這麼大筆資金仍不容易，於是再次動員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掏空了六個錢包。

「第一套房的空間通常很小，只能買在通勤一、兩個小時的區域，又要考量小孩未來的學區，所以婚後六、七年準備買第二套，又要開始面對首付和房貸，所以他們會說『很捲』，一直在捲動」。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照片為北京都會的天際線。
圖片來源／unsplash

誰才是中產階級？

沈秀華認為，1980年後出生在中國的都會青年中，陳玲的案例是既典型又特殊的。

典型之處在於她在大學畢業後北漂入京，掙扎於愛情與麵包之間的同時，也試圖在制度和政策的縫隙間突破戶口限制，並動員人際網絡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最大利益。

特殊之處則在於她的生命經驗高密度的經歷了物質和親密關係間的相互支援與競爭。短短數年，從遷移到北京地下二層的閣居、北京南邊的房子，到購買第二套房，相對於其他受訪者，陳玲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在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裡的階級向上移動。

陳玲的原生家庭是受國家體制所保障的中產家庭，但在區域發展差異與國家政策下，中國西北區域中產家庭所擁有的在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資本，並不能直接轉為能在北京安定就業與生活的基礎。陳玲透過對各種體制與親密關係的計算，以及個人專業的努力，相當「成功」地跨越區域、戶口與性別限制，成為北京中產階級的一份子。

陳玲這樣的身分，在社會學中通常被歸類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大學教育，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涯發展、親密關係、社會地位，也養成中產階級的品味。繼而選擇留在城市，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文憑的文化資本獲得就業機會與生活資源。

但放在中國極速變動的社會脈絡，這個群體的命運並非都這麼順遂。「中產階級不見得隨國家經濟發展自然出現，現實生活中，他們面臨著有限的職業發展與嚴厲的政策限制，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管控的公共生活，處境是受困、尷尬的，甚至是階級的『滑落』。」沈秀華沉重指出：「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身分』，但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資源與特性，那種相對舒適安穩、享受品味的生活是比較難的。他們覺得自己總是在追趕，而且永遠趕不上、害怕被拋下」。

沈秀華的受訪者中，即使有不錯的工作，也買了不小的房子，卻很少有人自認是中產階級。「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是勞動階層，這是很嚴重的落差。他們認為那些開名車的人、媒體上看到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當代青年如何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困境，是全球經濟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照片為示意。
圖片來源／pixabay

向下滑落的中產階級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浪漫愛、自由戀愛逐漸取代由父母決定的婚姻，看似家庭主義沒落、個人主義興起。但隨著戶口制度的限制，經濟生活的高度競爭，父母即使完成養育責任也無法真正退場，沈秀華發現，許多父母必須拿出大部分退休金幫孩子買房，孩子也因此對父母的養老產生責任感，雙方因此緊緊綁在一起。

從中國當前的高失業率催生出的蟻族、蝸居現象，到日本的下流社會、臺灣的高房價與高工時，乃至全球性的窮忙族，都可見中產階級滑落、青年發展困難的趨勢。當代青年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向上奮鬥未必能安置向下的青春，不少人選擇躺平、不婚、不生，或許正是這種高度競逐的社會結構所延伸出的結果。

對中國青年來說，離開高房價的大城市，轉往省城發展是一個出口。疫情後，沈秀華也注意到選擇不婚或「躺平」的青年似乎增加了。「有些人透過不婚來減壓這種惡性競爭，表現出他們對於婚姻、買房背後，親密關係、家庭、性別、社會流動、政治控制這些集體主義的反抗。」

不過，若將這些現象放回東亞脈絡來看，中國的情況仍有其關鍵差異。在臺灣、日本或韓國，買房壓力多半來自市場價格與社會期待；但在中國，房子同時牽動戶口資格與政策限制，使其不只是資產，更是一種進入城市生活的門票。限購令等政策反覆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確定感。

因此，中國青年動員的不只是「六個錢包」，還必須在政策與市場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婚姻也成為其中一種高度被動用的途徑。當親密關係承載了這樣的現實壓力，愛情很難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制度與市場共同拉扯的結果。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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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3千名藏人跟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翻越世界屋脊，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踏上未知的流亡之路。接下來的幾年裡，數萬藏人陸續加入這場漫長的遷徙，分散到印度、尼泊爾、不丹等鄰國，尋求一片安身之地。

這段歷史，如今已被許多人知曉。但鮮少人注意到的是：藏人沒有停留在「難民」的角色裡。他們不僅僅是被動接受援助，反而在異國的土地上，用雙手創造出一套獨特的生存策略，甚至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推手。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說：「藏人在印度和尼泊爾等國，從最初依靠接收國安置的過渡階段，到逐漸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並在市場中持續實踐『西藏意識』（Tibetanness），是我非常關注的一環，我想打破難民的受難印象。」

做為經濟社會學學者，相較於更多人關注藏人流亡的政治面向，潘美玲則將目光放在了他們的生存與生計，探討藏人在經濟領域的發展。
攝影／陳怡瑄

「在流亡的初期，和許多國家的難民一樣，藏人沒有太多選擇，無論僧俗貴賤都需要投入苦力工作，依靠微薄的薪資和當地政府配給的少量食物生活。」不過20多年前，潘美玲在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的協助下，首次走進印度的藏人社區。她驚訝地發現，藏人攤販在市場上賣的毛衣，竟成為當地人爭相購買的熱門商品。「他們不是被動等待援助，而是主動尋找機會。」這個發現，點燃了她對藏人經濟體系的好奇。

經過多年田野調查，潘美玲逐漸拼湊出藏人流亡社會的經濟版圖。其中，「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和「尼泊爾的西藏地毯出口」，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產業。

這些產業不僅養活了流亡藏人社群，更讓「西藏製造」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獨特品牌。藏人沒有讓流亡定義自己，反而在異鄉的土地上，織出了一條回家的路。

印度的西藏毛衣市場「不二價」

在印度冬季的市集裡，一排排帆布搭建的簡易棚子下，藏人攤位總是特別顯眼。他們巧妙運用五色風馬旗、八吉祥等傳統圖樣點綴，旗幟隨風飄揚，色彩鮮明，即便身處異鄉，也處處流露著濃郁的西藏風情。

印度毛衣市場。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這些熱銷的毛衣並非來自遙遠的西藏高原，也不是流亡藏人親手編織，而是他們從印度工廠批發而來。然而，奇特的是，儘管印度本地商家也販售類似商品，顧客卻更青睞在藏人攤位前駐足。這背後的原因，除了藏人堅守的誠信和對品質的嚴格把關，更交織著當地人對藏人難民身分的同情，共同成就了這道印度市場上獨特的「西藏風景」。

在潘美玲實際走訪的西藏市場（Tibetan Market），藏人租賃的臨時住處即使簡陋，仍會空出一角擺放達賴喇嘛或上師的照片，以及念珠、轉經輪等宗教物品。這個宗教角落不僅是藏人冬季離家多月的心靈寄託，也提醒他們恪守佛教的經濟倫理——誠實、不說謊、不貪婪。

藏傳佛教的理念，深刻影響著藏人的商業行為。在某些西藏市場，毛衣商們甚至會組成協會，共同制定價格標準、銷售守則與輪值制度。他們會輪流使用熱門攤位，甚至對生意較好的攤位實施配額管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價格戰和內部惡性競爭破壞族群和諧。對藏人而言，不追求快速致富，更不願因個人利益而損害集體關係。

「對一般商人來說，不打價格戰、不抬高價格給顧客議價空間，是很難理解的。」潘美玲提到，「但一位藏人攤販告訴我：『這和我們的信仰有關。達賴喇嘛教導我們要有信念，不說謊，做生意要心存善念。』」

潘美玲認為這便是藏人信仰帶來了節制的力量，其所發展出的道德經濟，解決了他們在「宗教信仰」（不貪）和「經濟活動」（賺錢）上的矛盾，達到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藏人所要求的誠實無欺，形成族群的良善形象。

此外，藏人將毛衣帶往各大城市販售的經營模式，也促成印度毛衣生產商（藏人稱之為lala，意近臺灣所謂的中小企業主）藉由藏人攤販銷售商品。長期生意往來之下，流亡藏人與lala之間建立起跨族群的深厚情誼。lala會在毛衣標籤上印製西藏的雪山獅子旗、「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等英文標語，或贊助與藏人有關的活動。

「由此可見。」潘美玲說：「流亡印度的藏人並未出現『外來族群搶奪當地生計』的情況，雙方反而透過商業往來實踐了「印藏友誼」（Indo-Tibetan Friendship）。」

尼泊爾藏毯「織」出世界級品牌

相較於印度游擊式的攤販經濟，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則走出一條更具規模的企業化道路：將西藏地毯出口歐美，打造出一門結合文化與產業的生計模式。

在流亡初期，藏人借助瑞士技術援助機構的支援，開始建立藏毯生產體系。這些藏毯融合西藏圖騰、宗教符號與細膩手工，逐漸在國際市場上展現獨特的文化價值。到1990年代，地毯出口甚至一度超越觀光業，成為尼泊爾最大的外匯收入來源，推動著國家整體經濟成長。

然而，潘美玲話鋒一轉提醒：「尼泊爾藏人當初順利起步的地毯產業，與當地經濟的互動，最終卻沒有像印度藏人那樣走向『共好』，反而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隨著出口市場日益擴張，藏毯生產逐步融入尼泊爾整體經濟結構。藏人經營的工廠大量僱用當地尼泊爾工人，生產方式自手工轉為機械化，部分訂單甚至外包給尼泊爾本地工廠承製。產業在全球化浪潮下高速成長，卻也日漸遠離了當初保存西藏文化的初衷。

進入1990年代末，隨著尼泊爾人紛紛投入藏毯行業，市場逐漸出現生產過剩與價格競爭，再加上童工問題浮現，導致重視產品道德與文化特色的歐美客戶相繼撤單。2006年尼泊爾政體轉型為共和制，毛派政權的親中政策，更使流亡藏人的地毯產業雪上加霜。

儘管經歷高峰與衰退，藏人經營的西藏地毯業最終並未消失。許多藏人企業家選擇回歸初心，轉向手工編織與家庭工作坊模式，重新強調文化傳統，並朝向高端客製化市場轉型，重新吸引歐美訂單，並同步開拓中國市場。

流亡藏人製作的藏毯，竟然可以賣回中國？是的，你沒看錯！潘美玲指出，在中國生產的藏毯除了政治因素外，更多依靠機器取代人工，逐漸失去了手工編織的精緻傳統。反而是流亡到尼泊爾的藏人，回應了中國客戶對「正宗藏毯」的收藏需求。

儘管在尼泊爾生產的藏毯無法加上雪山獅子旗、自由西藏等標示，但另一方面，這些藏毯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文化特色，是印度的西藏毛衣所缺乏的優勢，藏毯本身就具有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意義，同樣是在實踐西藏意識。圖為藏人正在編織西藏地毯。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韌性與難民

潘美玲強調，藏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流亡歷程，不僅僅是一部政治、宗教與文化交織的故事，更是一段充滿經濟實踐的生命經驗。雖然以難民身分出發，他們卻不是被動等待援助的弱勢群體，而是一群在異地艱苦奮鬥、開拓新生的移動者。許多人不僅重建了自己的生計，甚至反過來促進了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成為當地社會的一份子，在市場中形塑出既扎根在地、又維繫離散身份的藏人認同。

有別於在印藏人的道德經濟，尼泊爾藏人企業家賺取了大量財富，乍看違背了佛教徒不貪的經濟倫理，但他們透過出錢、出力幫助藏人的政治行動，積極投入高風險的西藏志業，為其財富積累提供了正當性，同時也表達了對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藏人身分的認同。

「難民這個身分，在藏人身上，有著不同的面貌。」潘美玲另外分享了自己研究過程中的一段插曲：「當我申請研究計畫時，依照制度規定，只要研究涉及難民議題，就必須將研究對象歸類為易受傷害（Vulnerable）族群。但我的研究重點，正是他們的生存策略與堅韌行動，目的就是要說明他們並不是易受傷害者。如果照規定勾選，不就違背了我研究的核心立場嗎？」

儘管經過多次溝通，最終仍無法改變行政規定，潘美玲只能在計畫書中特別註明，這項分類並不符合她的判斷。她堅持認為，這些流亡的藏人，正是憑藉著令人敬佩的韌性，在流亡歲月中撐起了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採訪撰文／李娉婷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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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高速成長，人民的財富持續累積，至今不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吳聰敏於2023年完成專書《臺灣經濟四百年》，由數據解析臺灣自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全書的最後一部分即分析1960年以來的高成長。

今年（2023）出版的《臺灣經濟四百年》分析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所得水準的成長。
攝影／汪正翔

臺灣經濟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

吳聰敏將臺灣經濟發展史分為四段時期：一是荷治至清治末期；二是日治時期，三是1945年到1950年，四是1950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後。清治時期，臺灣的經濟長期停滯，人民的所得水準上升是從日治初期開始。

「日治臺灣之前，滿清政府統治臺灣時間雖長，但消極治臺。對北京來說，臺灣不過只是個彈丸邊陲小島，無關緊要。」吳聰敏提到，但日本政府治理臺灣的做法完全不同。

日治初期開始，日本投入許多的資源推動基礎建設。最早是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接著是交通建設、土地調查、戶口普查等。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以及基隆、高雄港築港工程完成，使臺灣有了現代化交通系統。

「這些基礎建設便是臺灣現代經濟成長的起點。」吳聰敏指出，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完成後，臺灣的土地產權制度比日本本土更完備，也可能是全世界土地產權制度最完善的地方。他說：「土地產權明確是市場制度與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也使國家的稅收更加穩固。臺灣今天的土地產權制度之運作，仍然是以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為基礎。」

1928年日本鐵道部於《臺灣日日新報》元旦特別刊之中，刊登臺灣觀光地圖。圖中繪有臺灣鐵道、車站全圖，並標註了臺灣的八景、十二名勝。
局部。圖片來源／wiki

二戰後的經濟黑暗時期

二戰末期，臺灣的經濟體制在1940年前後轉型為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由國民政府所接收。出乎許多人的意料，1945至1950年臺灣的經濟陷入黑暗時期，主要原因是，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並未回復為市場經濟體制。不幸的是，經濟管制所造成的米荒與惡性物價膨脹，都對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般人認為，民眾在市場上買不到米的米荒情況，與惡性物價膨脹都是供給減少所造成。不過吳聰敏說，「供給少只會造成價格上漲，不會買不到米。米荒是國民政府的管制政策造成。」國民政府以強制徵購的方式，低價取得農民生產的稻米，目的是提供給軍公教部門消費。

吳聰敏進一步指出，惡性物價膨脹也不是因為生產不足，而是「經濟管制的結果」。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忙於內戰，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嚴重，因此，在接收臺灣之後，即從臺灣汲取資源。最有名的例子是糖業。日治時期的糖業都是民營企業，國民政府接收後，把四家糖業公司合併，變成公營的臺糖公司。

臺糖公司變成公營事業後，營運與訂價都受到政府管制，因而出現嚴重虧損，不得不向臺灣銀行借錢。因為臺糖公司是公營事業，臺灣銀行無法拒絕其借款的要求，導致貨幣發行量越攀越高。

除了放款給公營事業外，臺灣銀行也大量放款給政府機構。戰後初期，公營事業與政府機構是臺銀放款的兩大對象，臺銀被迫放款是臺灣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根本原因。

1949年底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臺灣銀行被迫印鈔票放款的情況在1950年代初期並無改變。主要原因是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有增無減，1950年軍費支出占中央政府預算的90%。吳聰敏感慨地說道：「在20世紀的一百年裡，我認為，那五年堪稱臺灣經濟最黑暗、社會最緊張的時期。1947年發生查緝私菸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箇中原因也可以追溯是國民政府的經濟管制所致。」

出口擴張：比便宜更便宜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給臺灣，才解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經濟困境。

「美援的影響不僅是提供金錢，更重要的是改變臺灣的經濟管制政策。」吳聰敏說：「當時美國認為，援助其他國家最好的方法，是促進其經濟成長；也唯有讓受援國家的經濟成長，才能讓局勢穩定下來。所以採取各種行動影響臺灣。」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原本採取經濟管制政策，後來為何會改弦易張，改採市場經濟體制呢？吳聰敏笑說：「美國人各種威脅利誘啊！」

臺灣的紡織業發展可往前推到日治時期，規模龐大，1950年代成長增加了十倍以上。圖為創立於大正八年（1919年）的臺灣織布株式會社，是臺灣首間以機械動力織布機進行生產的紡織廠。
圖片來源／wiki

吳聰敏舉例說明：臺灣紡織業從1950年開始全面發展。到了1952年，紡織業的產出已經足夠供應全臺人口穿用，如果繼續發展，產品可以外銷出口。但問題來了，因為政府管制匯率的結果，紡織品無法出口。

「假設美元匯率管制為1比20。也就是說在臺灣賣新臺幣80元的衣服，到了美國市場上，就要賣4美元。但是，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衣服只賣3美元，結果根本沒有人願意買臺灣製的。相對的，如果匯率是1比40，則這一件衣服的價格變成2美元，自然更有價格的競爭力！」

1950年底，在美方負責臺灣經濟援助的機構──美國合作分署的推波助瀾下，臺灣啟動一些政策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把匯率調整為1比40。結果就是出口擴張的大爆發，臺灣經濟高成長的時代，來了。

臺灣經濟高飛的時代，來了

吳聰敏說：「經濟成長就是所得成長，用數字來看會更清楚。我以1967年和2019年的高職畢業生起薪相互比較對照，前者在當時的起薪是新臺幣480元。從1967年到2019年，臺灣的物價上漲為6.6倍，因此，以2019年的幣值計算，1967年的起薪等於3,168元。但相對的，2019年高職畢業生的起薪平均是25,260元，很清楚可以看到，在以上期間，薪資水準上漲為8倍。」

以上是高職畢業生為例。而如果看GDP（PPP）成長率，在1960到2000年期間，臺灣的GDP成長率高達6.5%，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吳聰敏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像臺灣從60年代到20世紀末長達40年的時間裡，始終能夠高速成長的經濟現象，是極為罕見的，冠上經濟奇蹟之名，並不為過。」

1960年代的高經濟成長，除了紡織業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產業是電子業。美國的電視機製造產業，在1960年代已經全面發展。在激烈的競爭下，降低成本日益重要，因此，美國工廠相繼外移到其他國家，比如鄰近的拉美、南美，以及臺灣。

而且，當時許多國家因為歷史的因素，對於外資移入境內持保留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歡迎的。而臺灣的各種政策和整體氛圍，因為美援的關係，相對友善許多，這也造就美國廠商更願意來臺設廠。

吳聰敏分析道：「當時美國的勞力成本，高達臺灣人的15倍，工廠來臺無疑可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即便是加上運輸成本，都很划算。而且，臺灣人勤奮、組裝技術、品質優良和高效率，同時政府竭誠歡迎外資的政策，使得美國廠商爭相來臺設廠，這都厚實了臺灣的電子產業基礎。從這時開始，臺灣也逐漸從原有紡織業的勞動密集產業，轉向了資本、技術密集產業。」

市場經濟制度

經濟學家吳聰敏。
攝影／汪正翔

吳聰敏審視臺灣經濟四百年以來──尤其1960年代以後──的經濟政策，提出一個總結：「臺灣戰後以來經濟成長經驗，驗證了經濟學研究的結論。1945到1950年的惡性物價膨脹，就是管制政策所造成的。而幸運的是，美國對臺灣的經濟援助，促使臺灣轉向為市場經濟制度，也啟動了臺灣的高經濟成長。」

良好的經濟制度是經濟成長最關鍵的因素。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的結論是：市場經濟制度比起管制經濟更有利於經濟成長。

臺灣的IC產業和技術，得以從60年代以來，電視機的映像管加上電晶體、零組件等零件構成技術中發跡，與後來積體電路發展概念相結合。例如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臺積公司）於1987年成立，技術起先落後英代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但30年之後，臺積公司後來居上，一躍為晶圓製造的領先者。除了遇到高階晶片成為現代科技不可缺少的零件之外，市場經濟制度也有益於產業發揮。臺灣在IC製造上的能力，讓臺灣的戰略優勢攀升，更是始料未及。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吳聰敏（1996）。1945──1949年的臺灣經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3）。日治初期臺灣土地產權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5）。臺灣1905──1950年 GDP 之估算與長期物價統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8）。台灣經濟四百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吳聰敏（2023）。台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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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蔡怡純教授，於訪談開始便語出驚人：「買衛生紙抗漲？你要買多少包衛生紙才抵得過先買一間房的避險差距呢？」

蔡怡純長年研究房價波動的各種因素。
攝影／陳怡瑄

蔡怡純長年投入房市相關研究，包含臺灣、中國、美國、英國等各國房市的發展與走向，就臺灣高房價的現況，一層層細部解析高房價的成因，以及臺灣房價的特性。

房價為什麼高居不下？

蔡怡純首先指出房價──尤其臺灣房價為眾人所關注「居高不下」特性的成因：「分析臺北過去50年的住宅價格資料，曾有過四次較大幅度的上漲。但上漲後伴隨的下跌幅度都比漲幅小，因此根據長期歷史資料，歸結出房價漲大於跌，隨著景氣循環和累積，有長期上漲、短期波動的抗跌特性。」這樣的現象稱為「房價僵固性」，僵固性意思是某商品的價格不容易隨著供需條件即時改變。

臺北過去的住宅價格，在1973~1974年、1978~1980年、1987~1989年，以及2003~2013年等四度較大幅度的上漲，而且上漲後伴隨的下跌幅度都比漲幅小。資料和原圖表來源：陳明吉、蔡怡純（2021）
圖表重繪／張力予

「這其實和房地產的複合性質有關。」蔡怡純解釋，一方面，房地產是提供給消費者購屋自住的耐久消費財，即所謂的「剛性需求」，居住需求量長期存在、不會消失，因此價格不易崩跌。另一方面，也是產業開發必須的資本財──土地資本，廠商投資時必定需要尋找土地建設廠房辦公室，所以同時是生產投入的要素成本，隨著經濟發展，對土地的需求會越來越多。

這兩種需求會隨著景氣循環而波動，景氣好的時候，購屋置產的人會增加，房價隨之上漲。但景氣下跌時，房地產需求依然存在，下跌的空間有限，便形成長期緩漲、短期波動的走勢。

其他總體經濟因素如人口、所得、貨幣、股市、政策及國際金融變數，都會影響房價。但房價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卻比其他單一項變數都大。

臺灣的房市失衡嗎？

不論是自住還是開發，都屬於實際利用土地空間，市場價格會隨需求變動調整。倘若廠商投資設廠成功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提高勞力需求與所得，引來人口聚集商圈發展，確實會造成周圍房價上漲，不過整體生產與消費能力也都提升了，並非負面的發展。

「如果房價隨著經濟狀況自行修正，在民眾可負擔的狀態維持平衡，就不會產生大問題。」但蔡怡純話鋒一轉，表示：「房地產同時也是投資工具，可以炒作也可以避險，像股票一樣買進賣出，但一般人受限於房價的昂貴性無法這麼做，房地產這個金融商品掌握在部分人手上，房價便脫離地方供需系統，開始逐漸失衡。」

正常來說，房地產也會和一般商品一樣，因應市場需求穩定的波動。
圖片來源／stocksnap

正常情況來說，商品的價格或價值會因應市場需求自動修正，例如某個地方的人口外流或老化幅度較大，理論上當地的房價應當會下跌，但當房產變成投資工具時，除了會排擠自用和工用的使用需求，更為使房價出現不合理的波動，增加景氣動盪。

「需要特別警惕的是。」蔡怡純憂容說：「我們看到有些地方過度投資房市，資金大量集中在房地產，各行各業公司如果都藉由買賣土地賺錢，排擠了原本應該在產業內的投資。但是，投資土地的期間沒有人力需求、也沒有使用土地，副作用就是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勞動需求下降而導致所得降低，還使房價持續上漲。」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追逐利益理所當然。但當產業面對國際競爭時，如果利用投資房地產獲益，會排擠原本用於研發、改良產品的資金。假如持有了地皮之後，又不開發動工，沒有實質生產、沒有勞力需求，便不會發生所得和消費的循環，資金和土地也就浪費了，造成產業空洞化與產業失衡，這些連帶效應，對經濟和市場都有害無益。

房產金融化

如果土地跟房子都用於實際使用需求，經濟就不會波動太大。例如一般人成家或鄰近工作地點，都會有買房需求，這些因素不會讓房價突然暴增。而廠商投資房地產，縱使會讓地價上漲，但同時會增加產出，連帶民眾薪水提高，對於整體經濟成長是有幫助的。

「當房產變成投資財貨的時候，除了成為拉大貧富差距的主因，還會排擠有生產力的實際需求。」蔡怡純指出，現階段大家熟知的「預售屋」銷售模式，最脫離現實供需條件致使房產金融化，導致房價脫離當地單純的供需脈絡，不再用於居住或經營，來自各處的資金在此角力，房價也往高處一去不回頭。

預售屋銷售方式是現在房地產交易的方法之一。
圖片來源／photo-ac

預售屋指的是販賣未完工，甚至尚未動工的住宅，原本應由建築公司承擔的諸多風險，例如成品與樣品不符、設計變更、施工品質落差、現金流支應、交期延遲，甚或是建案腰斬，都改由消費者扛起了。

「如果預售屋將大部分的風險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價格應該要比已完工的新成屋更低，但現在預售屋賣的不僅是未來的價格，有時還比已完工的新成屋更高。」蔡怡純皺眉說：「除了過去價格不透明，利用預期心理哄抬等原因讓預售屋的價格混亂，還有部分購屋者以操作期貨商品的方式交易，利用較低的頭期款、優惠貸款再轉手方式獲利。」

宛若「開槓桿」一般，購買後換約賣出，也就是俗稱的「炒房」，進而出現尚未完工的某建案，預售屋已經轉手多次的異象。

更多房價失衡的條件

除了上述提及的房價特性，蔡怡純歸納，其他還有三種房市失衡隱憂的條件。這三種條件即便單獨存在，都容易使房價居高不下、脫離單純供需脈絡，而臺灣卻同時處於這三種條件的框架之中。

第一種是居處重要地理位置上的彈丸之地，例如香港、新加坡、臺灣，位置重要、地狹人稠，原本就容易造成高房價。第二種是華人文化區普遍「有土斯有財」的文化觀念，買房動機比其他文化更強。

第三種在許多其他新興市場都能看見，是市場走向國際金融自由化之後，開始有大量海外資金流入房市。同時又因為房地產的增值空間充足、獲益高，又有抗跌、保值等穩定特性，進而造成房市過熱。

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政府相繼實施大規模紓困，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資金保持充裕。但當時臺灣疫情較為穩定，生活與工作受影響程度低，在2020至2022年疫情嚴重期間甚至有不錯的經濟成長率。蔡怡純指出，對海外資金而言，臺灣是穩定且被看好的投資目標市場，不少外資紛紛湧入臺灣，反而形成疫情期間房價飆漲的現象。

蔡怡純把全世界一些相近的房價趨勢併在一起，看到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景氣循環問題。但臺灣和新加坡、香港等同樣生育率偏低的市場相比，不像新加坡有大量公宅、較少外資湧入炒作，而且還同時滿足上述三種隱憂條件，於是便成為高房價受害最深、影響人口結構最嚴重的地方。

人們影響房價、還是房價影響人們

疫情期間不僅房價上漲，連低價區的房價也開始向高價區追趕，現在全世界還要面臨通膨，對於還沒有累積到人生第一桶金的年輕人來說，要買多少包衛生紙才抵得過先買了一間房的避險差距？

儲蓄、成家、立業，在過去被視為人生中很重要的過程。
圖片來源／unsplash

蔡怡純說：「在不景氣或通貨膨脹發生時，已經擁有房地產的階級，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小。更甚者如持有多屋的個人或法人，甚至能因此獲利。通貨膨脹會螺旋式向上擴散，最基礎的民生物品如原料、雞蛋、衛生紙開始漲價，其他的商品跟著漲，在資產縮水的危機意識下，買房避險的人增加，使房產的膨脹幅度還會比基本物價更高。」

在此連鎖效應下，尚未累積足夠資產買房的族群，所得追不上通膨，房價漲幅比存款的速度更快，居住成本負擔沉重，還可能影響就學與就業選擇。這些族群無論在經濟起伏、疫情、通膨下，都是最脆弱的族群，進而衍生出包含性別、年輕族群、低收入族群的不平等，人與人、國與國、南北半球等貧富差距的不平等。

「通膨為什麼對年輕人影響特別大？」蔡怡純憂心忡忡：「傳統觀念說儲蓄是一種美德，可是一個年輕人好不容易在一年間存了五十萬，同時期的房價卻已經漲了兩百萬，並看見那些炒作預售屋的投資者，早就賺回好幾倍。這樣踏實儲蓄的人會不會感到委屈？這樣的機制合理嗎？」

存錢越久，就買得起房了嗎？
繪圖／李昀

蔡怡純認為，在房市狀況尚未改善前，政府必須先抑制通膨，接下來再阻止通膨蔓延到房市，防止房產金融化。今年年初，平均地權條例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包含限制預售屋換約、處罰炒作行為與解約登錄等規定，蔡怡純期許，若政策能明訂落日條款，更有機會使房價合理修正。

另一方面，政府應持續確保青年的居住與工作機會的可及性，設置只租不賣的青年住宅，年輕人就能先有一個穩定打拼的環境。並且應該要和以年長或弱勢族群為目標的社福住宅做出區分，如此才能資源分配均衡，得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在選址、設計、規範等方面會更有效率。

蔡怡純也不斷提醒現代人必須培養金融方面的常識：「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當金融文盲。即便高知識專業的人，也容易忽略理財的重要性。房地產、股票、通膨的基本概念都應該知道，最直接的影響是不容易被詐騙，次要才是從中獲利。」

從大學甚至高中就開始教導基本的金融與財務知識，培養基本金融資訊判讀能力，避免成為金融文盲，在這個變遷快速的動盪社會，能夠自主管理財產的知識與能力尤其重要。金融知識的學習門檻並沒有那麼高，也不需要成為專家，具備基礎知識就能終生受用。

採訪撰文／曾郁茹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蔡怡純（2007）。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抗跌性與風險性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09）。台灣不動產市場流動性的全面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1）。住宅市場的需求特性與房價抗跌性的變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2）。房價向下僵固性：理論與實證、國內與國外、單變量與多變量的探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怡純（2015）。房市失衡的原因和後果。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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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高房價時代，長年深耕地產研究的彭建文指出，這些問題不只是宏觀經濟議題，更牽涉許多人眼前具體的人生難題，還有國家人口的結構困境。
攝影／林俊孝

臺灣房價連年高漲，網路上甚至盛傳「房價只漲不跌」的神話，事實真是如此嗎？除了關心帳面上的價格起伏，我們還可以如何更深入瞭解臺灣房地產市場的現況與來龍去脈？

「臺灣住宅市場有很多特別之處，也因此構成許多特殊的問題。」投入房地產經濟研究超過30年，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彭建文指出，這些問題不只是宏觀經濟議題，更牽涉許多人眼前具體的人生難題，以及國家人口結構的困境──初出社會的年輕世代，在租屋／購屋的分叉路上，會如何做出抉擇？面臨嚴重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甚至連續兩年人口負成長的臺灣，住宅需求將如何變化，可能為房地產市場帶來什麼隱憂？

四高二低：目睹臺灣房地產市場之怪現狀

剖析問題前，先從現象著手。彭建文結合多年觀察與實證研究，盤點臺灣房地產市場「四高二低」的怪異現況。

彭建文點出臺灣房地產市場特殊的「四高二低」現象──高住宅自有率、高房價所得比、高空屋率、高老舊住宅比例，以及低租金報酬率、低居住品質──它們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個人與國家的未來？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首先，臺灣有全球名列前茅的「住宅自有率」，即「住在自己（或家人）擁有的房子裡」的家戶比例。彭建文指出，臺灣住宅自有率從1980年至2000年，由72.5％提升至約82.2％（基於調查方法不同，數據可能有些許落差），充分體現臺灣人對「擁屋」的追求。

跨國經驗顯示，高住宅自有率有助於提升居住環境與社會整體的穩定性，「美國曾經提出很多政策，努力想提升住宅自有率，但效果卻相當有限，數字停留在64－67％的區間。」而臺灣的住宅自有率落在八成左右，在自由市場體系的國家裡實屬罕見。

房仲業者常拿高住宅自有率當作臺灣人買房「剛性需求」的證據，然而，臺灣房地產市場早已和最基本的供需法則背道而馳。

「當一種產品在市場上供過於求，價格應該下跌。」彭建文解釋，「換句話說，『空屋率』和『房價』應該呈現反向關係：空房子越多，房價照理來說會越低。但臺灣不僅房價很高，空屋率也很高，是個弔詭現象。」

2022年，臺北新屋成交價平均每坪直逼近一百萬，很多人可能連車位都買不起。年輕人紛紛喊著買不起房，新建案卻依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彷彿除了考慮市場供需，別忘了房屋也有壽命，也會變老。臺灣另一個住宅危機在「老舊住宅比例」過高，臺北市逾五成房屋為30年以上的老舊建築，其他縣市則大多超過四成，政府執行都市更新的速度卻相形緩慢。

彭建文點出問題表示，空房越多，房價應越低。但臺灣不僅房價高，空屋率也很高，是相當弔詭的現象。
圖片來源／Unsplash

這些特性也伴隨「低租金報酬率」、「低居住品質」的後果。由於房價過高，房東把房子租出去，租金其實不足以補貼房貸；不過特殊的是，儘管租金報酬率低，很多房東還是能靠「價差」賺回來，換言之，必須倚賴房價持續上漲的趨勢來獲利。而大量老舊住宅於環境衛生與安全各方面均堪憂，也造成租屋族群，以及購買中古屋自住者花費不少金錢，卻無法享受相稱的居住品質。

高房價，那又如何？房地產市場與人口結構的交互作用

在這個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的年代，購屋、生育成本雙雙上漲，發生相互排擠的效應。「很多人必須思考：自己到底要孩子、還是要房子？有了房子，就沒錢養孩子；想要有孩子，就沒錢買房子。」彭建文以順口溜般的句子，感慨道出當代年輕人的辛酸。

不僅高房價遏制了年輕世代養兒育女的意願，造成少子化危機；高齡化與扶養比提升，更透過「離巢、不離巢」的選擇機制，默默影響住宅市場。彭建文分析2010年臺灣人口與住宅普查資料，發現「家戶生命週期」因個人的經濟與扶養負擔而有不同，由此更能窺見住宅需求停滯的跡象。

面臨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的年代，購屋、生育成本一齊上漲，孩子與房子該怎麼選？成為新世代的人生難題。
圖片來源／Unsplash

所謂家戶生命週期，指的是一個家戶從組成、繁衍以至消逝的歷程。當一對伴侶決定結婚成家，各自離開原生家戶並在外自立，便是一個新家戶的形成（household formation）。未來他們的小孩成年後如果出外工作，也可選擇遷出原生家戶，並透過租屋或購屋自住方式，成立新的獨居家戶。

臺灣在家戶生命週期上最明顯的特色，就在子女「離巢」（即離家而居、成立新家戶）比例較低，即使已婚生子的人仍常與父母共同居住，這在歐美國家相當少見。除了重視家庭的傳統觀念、國家地理幅員較小等因素，高昂的房價與租金也是年輕人「不離巢」的主因之一。

若家中有學齡前子女或高齡者，同樣會降低離巢的意願，畢竟父母可以幫忙照顧子女，而自己又得照顧父母或祖父母。彭建文指出，從家戶中的人口結構折射至臺灣社會整體的人口變化，可以想見，嚴重的少子化問題，加上高齡化造成的高扶養比，將可能使得年輕人更難離巢，也讓住宅消費需求隨之減少。

房價水漲船高，以及日漸失衡的人口結構，不僅引燃居住正義、世代正義的難題，也導致住宅需求停滯。可是「剛性需求」減少，似乎還不足以讓「房價不跌」的神話破滅。

臺灣房屋需求減少，為何房價卻掉不下來？
圖片來源／Unsplash

神話底下的真實

「很多人會問：人口與家戶量都減少了，為何房價還在上漲？」彭建文解釋：「雖然購屋自住的剛性需求大幅降低，臺灣房地產市場的投資需求卻還在增加。」近年投資客大肆將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對房價產生的抬升力道已經大到超過消費需求降低的負面影響，從而出現房地產價格連年看漲的態勢。

「不過，金融面或投資面對房價的影響，終究是短期效果。」彭建文強調，「長期而言，房價仍會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實際分析長達近30年（1982-2010）的資料，他發現出生率確實能帶動房價提升，高齡人口比例則會拉低房價，只是這些趨勢暫時被投資熱潮所掩蓋。

然而，自由市場與金融因素瞬息萬變，投資需求隨時可能一夕間幡然改變，近期如美國升息、疫情、地緣政治與戰爭可能性，都會影響投資人信心。政府在預售屋部分宣布禁止「紅單轉讓」，同樣意在抑制過度猖獗的炒房行為，想讓房價回到合理範圍。

「金融面或投資面對房價的影響，終究是短期效果。」彭建文發現，出生率確實能帶動房價提升，高齡人口比例則會拉低房價。
攝影／W. Xiang

「相對而言，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住宅消費需求減少，是更為穩定且長期的現象。如果現在支持房地產投資的短期因素消失，退潮之後就知道誰沒穿褲子。」彭建文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但他也隨即點出，一旦房價下跌，往往是真正長期持有房地產的自住者受到最大衝擊。

回歸問題癥結，從社會大眾的觀念積習、國家政策的推動方向，到市場機制的不夠完善，都是造成現況的原因，也是促成改變的潛在施力點。

「買房」的偏執，來自何方？

臺灣八〇年代以來的房地產熱潮，常被歸咎於「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但彭建文指出，追求「住宅自有」並非臺灣或華人社會的獨有現象。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經濟能力與生活方式許可，住進自己擁有的房子，其實是世上所有人的夢想。「美國人不也都嚮往擁有自家庭院、游泳池的獨棟房屋嗎？」

長期累積的文化觀念，本身並不足以支撐起熱絡的房地市場。進一步從國家政策切入分析：「政府過去在住宅補貼的資源分配上，提供購屋者很優惠的房貸利率，相對而言，租屋者能申請的補助卻不多、而且較難取得，早年甚至連租金補貼政策都沒有。」

另一方面，臺灣租屋市場資訊不夠透明，對租屋者而言欠缺保障與自主性。「在臺灣，房屋出租者大多不是專業房東，而是個別經營。」彭建文說，「有些房東可能才簽完約，下個月就想賣掉房子或收回自用，平時也常聽到制定不合理規範、不照契約走的情形。」

缺乏良好運作的租賃環境，導致臺灣家戶的住屋需求難有其他滿足管道，只好在「租屋、擁屋」的選擇題，踏上購屋、揹房貸的道路，變相提升「非買房不可」的社會與經濟壓力。

政府過去鼓勵買房的政策，目前租屋／買屋市場的不平衡發展，加上民眾對房地產的傳統觀念，共同造成臺灣房地市場與住宅需求的困境：「購屋」成為社會大眾的主流選擇，卻也是許多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社會住宅與都市更新：改變的迫切與困境

政府提供的社會住宅原則上「只租不賣」，有助於改善弱勢族群的經濟壓力與居住品質。根據社會住宅聯盟的標準，社會住宅的數量至少應達到房屋總存量5％，目前達成率卻連一半都不到。「多蓋社會住宅絕對是對的，因為臺灣現在社會住宅的比例實在太少。」彭建文說。

另一方面，都市更新執行不力，也使老舊住宅過多的問題懸而未解。彭建文時常擔任全臺各地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參與協調過諸多案件。他發現，目前都市更新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房子變老的速度：「臺灣需要更新的房子粗估三百萬戶，可是一年實際能執行更新的只有6,000到10,000萬戶，等於需要好幾百年才能完成。」

彭建文指出，臺灣都市更新執行不力，導致老舊住宅過多的問題懸而未解。
圖片來源／Unsplash

大面積整合的都市更新實行不易，政府於是提出「危老條例」（全名：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寧可慢慢從小面積著手。但這種切豆腐般的做法，卻很難達到都市更新訴求整體環境改善的目標，結果多是蓋出紙片屋，或形成人車動線規劃差、鄰里連結性不足的社區。

住宅在每個人的生命中（與經濟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想做出任何改變，都必須面對各方阻力。「我們都在理想跟現實之間掙扎拔河，」彭建文說，「怎麼讓改變實際發生，又不因太過務實而失去當初理想的面貌，是我們一直在思考跟努力的目標。」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彭建文（2013）。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家戶之居住安排選擇與其外部性分析：過去、現在、及未來。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彭建文、蔡怡純（2017）。人口結構變遷對房價影響分析。經濟論文叢刊，45，16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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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開銷的必須項目之中，食衣住行，居住的消費往往是大眾嚴重焦慮的來源。「生不逢時」的年輕人們，聽著老一輩號稱縮衣節食個十來年就能買房的經歷，紅眼羨慕的同時，也只能無奈地從揹了房貸後彷彿永無止盡的「屋奴」，或租屋度日的「無殼蝸牛」，兩種生涯中二選一了。

臺灣房價為什麼這麼高，而且還越來越高？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陳明吉教授，研究不動產財務與經濟的關係，以非基本面的心理因素去解釋房價也試著分析房價波動造成的影響。

「房價風險量化模型」評估房價風險

採訪現場，陳明吉教授後方的書架，觸手可及之處就是一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 2014 年引發熱議的經濟學著作，闡述了經濟成長之下，人類的資本如何進行累積分配。而資金流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走向，即是陳明吉所專研的主題：房地產。

陳明吉教授研究不動產財務與經濟的關係，試著解讀非基本面的心理因素如何影響房價。
攝影／陳怡瑄

陳明吉收集、比較和分析不動產市場的各種變動，包括房價、交易量、流通天數，以及議價空間。氣象科學家記下每一次氣溫、氣壓、雲量的改變，以此分析並預測天氣；陳明吉也由眾多資料中見微知著，評估有哪些不同的因素會影響房價，甚至進一步建構「房價風險量化模型」。

「房價假如短期產生很大的變化，它會影響到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性。」陳明吉說明，由於房價牽一髮而動經濟體全身，因此監測並瞭解其變化風險極其重要。

房價的變化，在經濟學上是個長時間受矚目的研究課題。陳明吉解釋說：「基本上房價會受到人口密度、所得、貸款條件、營建成本、土地成本等這些因素的影響；但研究到最後就會發現，這些基本面傳統因素只有部分的解釋能力。」

為了解析其他部分，經濟學家逐漸納入行為經濟學的概念，這也是陳明吉近期發表的研究，他發現有一個特別的不理性因子會影響房價，便是「情緒」。

不動產市場情緒指數編制

「由於人類都有情緒，所以行為經濟學所探討的，就是人類因為心理因素所產生的決策偏誤。」陳明吉進一步指出，樂觀或悲觀的情緒都可能造成不理性、容易被動搖心理狀態和行為。

由於情緒指數缺乏既有的量化指標，陳明吉使用各種變數綜合分析，編制「不動產市場情緒指數」。最直接了解情緒的方法，是以問卷調查如營建署《住宅需求動向調查》早年成果的量化評估；間接的方法則綜合參考貨幣、利率、所得等總體資訊，近後期還加入使用文字探勘方法分析新聞報導，觀察用字遣詞等方式，獲得以新聞媒體資訊所產製的情緒指標。

對於情緒指數的研究，主要在決策者作決定的時候，對於市場是偏向樂觀抑或是悲觀：「當人做決策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理性的成分。」陳明吉指出決策者作出不符合市場現況的決定，往往就是由於情緒的介入。

行為經濟學處理的，是人類因為心理因素所產生的偏誤。
圖片來源／pexels

比如說，2020年底新竹房市就謠傳有「炒紅單」的消息，傳有購屋者為了搶買預售屋的預約單（通常為紅色的，因此暱稱紅單），因而拿著板凳去現場徹夜排隊的情況。如此搶購「購屋預約證明單」的搶紅單行為，就是一種對於市場過度樂觀的非理性行為，但也可能只是業者刻意營造買氣火熱的一種假象。

而市面上最常見的情緒來自於「房價只漲不跌」的迷思，這樣的情緒也會讓購屋者傾向早早投入房市，而不會用更多時間進行衡量評估。

陳明吉表示，情緒的感染力還出現在「思想傳染」的情境：「舉例來說，在房市看漲的時候，容易出現一些意見領袖、藝人名嘴大幅鼓吹資產投入，這些媒體風向、口耳相傳的內線消息都會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過程與認知，也都屬於情緒的一部分。」又或者行銷策略上時常出現「釣愚」的技巧，建商往往廣告宣稱房屋已經「完銷」，營造出建案搶手的印象。

陳明吉表示，種種行銷廣告的技巧都是因為熟知人類決策帶有不理性成分的弱點：「因為房地產基本上是個資訊不對稱的市場，消費者往往缺乏足夠的資訊、也因此容易被誤導。」

除了情緒指標，陳明吉近期的研究中，還準備加入「關注心理」，透過google trend等搜尋引擎的資訊，了解消費者對於房市的關注程度與房市變化的關聯性。

不動產是一種特別的商業產品

一般來說，物品價格由市場決定，通常不會出現長期只漲不跌的產品──除了不動產市場。陳明吉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不動產市場有哪些特殊性，讓它在分析與討論上有所不同？

「傳統經濟理論假設人是理性的，資產價格由市場供需機制決定。但不動產市場有許多因素都導致其供需關係與傳統機制不同。」陳明吉說明，首先不動產不可移動，不像其他的產品可以從外地引入、增加供給，每一地區的土地供給總量幾乎都是固定的。

其次，不動產市場有高度的資訊不流通，陳明吉指出：「在政府建立實價登錄制度之前，所有的資料幾乎都掌握在供給者如建商、仲介手上，消費者容易因此吃虧。」雖然現行的實價登錄，對於資訊的透明化有一定的幫助，但陳明吉認為需求者與供給者仍處於資訊不對等的關係。

不動產市場有許多特性，導致供需關係與傳統機制不同：不動產具備不可移動、市場有高度的資訊不流通、異質性、買賣有門檻、同屬投資財與消費財。
圖片繪製／李昀

此外，房地產為「異質」的商品，具有一定的獨占性。陳明吉舉例：「地段的影響很顯著，位處高雄的房地產與臺北的房地產無法互相取代，甚至於同一棟公寓不同樓層，都會有不同的價值。」

而且，房地產的買賣具有一定的門檻，雖然說價格是由供需所決定的，很多人「買不起房子」但價格仍然形成，代表消費者需要具備一定的資本才能進入市場。

最後，在經濟學概念上，不動產相當複雜，兼具投資財與消費財的雙重特性。消費財是消費者以使用為主要目的，如衛生紙、耳機等日常用品；而投資財如期貨、股票，是以投資盈利為目的。

因此不動產同時具備自用（居住、企業自行使用等）的功能，也具備投資的功能，在區分上較為困難。在分析進行的時候，也難以區分投資人心中對於不動產所抱持的「消費」與「投資」比例。

「高房價」本身並不完全是壞事

臺灣近幾年人口出生與死亡率發生「黃金交叉」，最顯著的影響，應是近期許多地區出現「萎縮城市」的情況，年輕人移動到都市地區，而偏遠地區人口急遽老化，長遠來說小鄉鎮恐將消失，那些地區就有機會出現房價下跌的情況。

但多數人口仍舊聚集的都市地區，對於房地產需求仍將是不減反增。陳明吉認為，考量到經濟如果增長、貨幣政策更加寬鬆，都市地區如臺北市的房價，長期來說仍會持續看漲。

房價持續看漲，其實反映了市場的景氣狀況，由陳明吉的視角，「高房價」本身並不是壞事，全世界各國大城市的房價都居高不下；但加上臺灣長期「低所得」，遂形成嚴重的考驗。

「隨著物價上漲，房價當然會持續上漲，但是所得無法相對應提高，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陳明吉表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進到社會上，就必須直接面對高房價與「低所得」組合的壓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點。

年輕人到社會上，就必須直面高房價與「低所得」組合的壓力。
圖片來源／pexels

面臨「房價漲、薪水不漲」的窘境，陳明吉建議年輕人應考量自身能力，不見得執著於快速買房，背房貸、當屋奴，房屋租賃不失為尋求棲身之所的解方。但考量到租屋市場對部分族群有一定的歧視，政府勢必需要進一步推行「社會住宅」，以紓解各種民眾居住的需求。

有鑑於高房價低所得，也有些人主張應當採取「稅制改革」進行「打炒房」。陳明吉認為：「現行房地產相關稅制的確存在調整的空間，但以「改革」或「稅改」來描述其實有些過頭，也不易推動。在實際執行上，必需審慎考量稅制調整之後，後續受影響的實際對象。」

舉例來說，當持有稅增加，房東就有可能將增加的成本轉嫁到租金上，最後導致增稅額度由最弱勢的租屋族負擔，反而弄巧成拙。

另外，席捲全球的COVID-19疫情，對於臺灣的房市會有所影響嗎？陳明吉指出，現在要清楚掌握其影響還言之尚早，但已經出現些情況與趨勢。

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是，短期來說疫情有引發民眾恐慌性購屋與投資抗通膨心理之情況；而長期對房屋空間使用的規劃與需求也會出現大幅的改變。未來的新住宅很可能需考量更多防疫的需求，納入「健康空間設計」或是殺菌隔離的概念；而考量到遠距離居家工作、學習的需求，家人之間的隱私空間如何設置區隔、避免「相愛相殺」也將會是新的重點。

採訪撰文／陳亭瑋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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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印象之中，黨爭是兩個不同群體的政客互相攻擊的政治鬥爭。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認為並非如此，他研究宋史五十年來，特別將火力集中於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南宋中、晚期，透過獨門議題研究，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對人際關係的經營，不止是結黨營私、獲取名利而已，更有著時代不得不然的生存法則。

學術研究牽繫社會

生長在宜蘭蘇澳的黃寬重，幼年時家境清苦，哥哥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只能打零工過日子。自言弱勢家庭的黃寬重語中帶著柔軟情感：「雖然我的原生家庭缺乏資源，但家中的兄長們都很關注世界變動的局勢，也喜歡討論時事，這或多或少是造成我對政治、社會充滿興趣的根源。」

黃寬重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夠自外於社會。他高一時加入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曾任宜蘭分會會長。年輕一代的覺醒在當時是一股新興的力量與希望；讓黃寬重強烈興起改造社會的使命。

因此連帶影響黃寬重選擇大學的志願，他在歷史、法律或政治系之間掙扎。

當時兩個決定性的關鍵讓黃寬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第一是我出身貧寒，不具備能言善道的領袖氣質，在那強調『吹台青』的年代，我的家沒有足夠的條件讓我從政，邁向改變社會的道路。畢竟讀大學、當老師是我們那個年代會讀書的人最普遍且安穩的出路。另外，更重要的是曾任自覺會總會會長的許席圖被補，那是有名的統中會案，入獄後他精神異常，如今……唉。」語氣不勝唏噓，表情哀憐，在這個警訊下，只能選擇安身立命的歷史。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因此他的學術研究隱然與社會環境的有所牽連，這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比如採集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的新興中型士族的個案研究裡，黃寬重以樓氏家族推動家族內部，以及鄉里經濟互助的義莊、學校和橋梁等公共建設的貢獻為例，指出其時知識分子不僅關懷社會且付諸行動。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的隱性牽連，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
攝影／張傑凱

「樓氏家族超越了『家』的概念，重視『族』的意識，在購田創辦義莊、資助貧苦無業的族人這件事特別能夠看得出來。」黃寬重強調樓鑰一代與同鄉親友共同推動跳脫家族思維、具有社會意義的鄉曲義莊的維持與經營，讓慈善救濟建立起常態、持久的制度化組織與經濟互助體系，而不是短效性的慈善活動。他說：「因此才能跨出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透過集體的力量去關懷鄉里、標幟士人階層的理念與價值。」

顯然，黃寬重身上保有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也才能對應到遙遠的南宋，在歷史研究中，呈現另一種關懷社會的獨特途徑。黃寬重語氣沉緩：「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並非我們誤以為只顧爭奪鬥利的政客，他們的公義之舉並不短少啊。」

循環式興衰的南宋士人家族

南宋的社會變動劇烈，且信息傳遞快速，士人透過類似中央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並藉書信聯絡，乃對政治情勢、軍事、經濟、文化方面的變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並頻繁交換意見。

黃寬重提到南宋文人雖看似汲汲營營於功名，在科舉制度搶破頭想要出人頭地，但那是高度競爭的現實使然。因為獲取官位才可能獲得資源，買田置產，並經營朝廷與地方的人際，讓家人親友經濟生活無虞，進而培養小孩受教育，以維持家族競爭力，避免家族中衰。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起與沒落，但不能只專注於鑽研這一點，需要從時代的整體性去看，才能釐清宋代家族對社會的意義。」黃寬重強調家族的崛起既是知識份子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因應時代的需求。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衰。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進一步強調，看待一個朝代，並不能只有單一觀點，比如一般人認為南宋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對立鬥爭，就不是事實。「一概而論這件事，對學術發展是阻礙。南宋文人對自身能力、才華的厚實，以及重視人際關係是並進的。像太學生入學後，不止考慮學術成就而已，還得設想未來發展，所以會慎選師從哪一位學問家。這是經過思辨後的多元選擇，畢竟在個體的成敗以外，還得將群體的利益納入考量裡。」

以基層官僚孫應時的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黃寬重從家族發展及個人際遇，發現孫應時的官場之路和學術之道，都映照著南宋眾多中低階層文人的身影：他們在慶元黨禁中存活，並持續對地方和社會有所貢獻。

這要談到南宋時的思潮流變。南宋是道學蓬勃高度發展的時代，到中期，重要的道學家分別為張栻的湖湘學、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和陸九淵的心學等學派。

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寧宗繼位之後，右丞相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不和，兩派明爭暗鬥。最後韓侂胄以「宗室不得為宰執」的祖宗家法，逼使趙汝愚離開朝政，進一步批判道學，視之為偽學，掀起整肅朱熹及其門人，對道學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是為慶元黨禁。

孫應時最早師從於陸九淵，爾後轉向朱熹，但在黨禁後，又與朱熹漸行漸遠。黃寬重提出這是宋代士人從學多師：「一開始陸九淵鼓勵學生向其他學者問學。但理念分歧後，陸九淵發現孫應時等人親近朱學，就憤而寫信指責。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黨禁之後，朱熹門生怕受到牽累，與他保持距離，朱熹也曾公開批判。」

過往都是道德至上的標準，指責門徒怎麼能背叛師門？黃寬重則認為當學術與政治糾葛太深時，道學追隨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們除了考量聲譽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對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存續，等多元因素，不宜只用簡易的二分法去判斷，更不好只從政治的對立性、尖銳化的角度作解釋。

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慶元黨禁不但是政治鬥爭，同時關係南宋的路線之爭。」黃寬重指出，當權者一方面要剷除政敵，鞏固自身，另一方面也會要求一般官員必須表態，選邊站，甚至讓應舉士人不得學習被定調偽學的道學。這種強制手段與政治壓力，讓不少道學追隨者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是個體如何在大時代的巨網下，為自己、為家族掙扎求生的殘酷物語。

以孫應時與周邊友人來做對比，黃寬重認為是最鮮明的例子：「孫應時出自寒門，沒有太多資源，道學興盛之時，他選擇在科舉與道學兩方面並進。而後，身處黨禁陰影下，他就非得轉身尋求執政核心如張孝伯、趙彥逾的協助，試圖勉強保住職位。但還是被長官責難，最終被劾罷，實在無可奈何。」

黃寬重提及孫應時處事作風謹小慎微，以保身為要，與其友人呂祖儉大不相同。

呂祖儉是道學名儒呂祖謙的胞弟，出身世家大族，性格耿直、急躁。他因力挺趙汝愚得罪當權者，遭到貶黜，甚至因病致死。但到理宗褒崇道學時，他又備受推崇，贈諡號並惠及子孫。

此外與孫應時交好的項安世、石宗昭等人則都是地方望族，也是陸九淵門人，但由於人脈廣深，即便是黨禁政爭中受到牽連，但後來轉而贊成恢復，重返政壇，甚至獲拔擢晉升。

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宋‧宋徽宗〈文會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放大）。
圖片來源／wiki

黃寬重細膩且獨到地分析道：「由這些例子便可知曉，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過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論述，因於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的印象過於深刻，而常有偏頗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入，究其人生際遇和宦海浮沉，可以發現文人的命運和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所刻畫出的前後一貫或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藉著各自人際網絡，採用多元的回應對策，來因應政局變化。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此在政治的變動之中，有人堅持道統，有人轉向積極支持當道，也有人委曲求全，情況複雜異常，不可單一論斷。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不是總能往上晉升，他們就會把理想與熱情實踐在鄉里。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與實際行動，也看到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之外，仍懷抱理想。他說：「像孫應時中科舉的士人成千上百啊，但在員額缺少的南宋朝廷要找一個闕，卻無比艱難。孫應時的官階最高就到通判而已。」黃寬重語音哀微，露出苦笑：「正如同臺灣現在流浪博士滿街跑的景象，南宋的流浪進士何其之多啊。」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難獲往上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致力追求政績、廣佈人脈之外，也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再加上舉業挫敗的讀書人，也仰賴知識與學問在鄉里從事不同職業謀生，彼此結合推動鄉里建設，植根於基層社會。可以說科舉考試配合教育，讓士人成為時代主流群體，除了推動政治改革與建設，更讓南宋社會、文化有高度的發展。

黃寬重強調：「一直以來，南宋的孱弱被過度描述了，反而忽略當時多元、精緻文化的進展。」

他以取代韓侂冑，權傾其時的史彌遠舉例，一般總認為他是奸相，讓南宋民不聊生。但黃寬重的看法是：「南宋晚期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絕望且腐敗的黑暗時代。史彌遠當朝，除了文化有多元發展外，醫療與養生觀念更為普及，說明當時的社會富庶。宋代黨爭也不僅僅是派系之間的爭戰，而是理想與現實的多面性表現，涉及複雜的人際網絡。我想，學問需要更全面性地去理解、觀照，不宜留滯於以偏蓋全的主觀印象。」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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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人紛紛討論紓困金該如何發送？如何施行能夠更具備效益的此時此刻，社會補助的成效連帶也被重新討論了起來，越來越多人思考，一直以來的社會補助到底是「振興」？還是「撒幣」？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陳虹如教授曾針對教育補助和生育津貼這兩種補助措施，研究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陳虹如建構經濟模型，研究教育補助和生育津貼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攝影／張傑凱

很多讀者可能和筆者一樣，覺得政府發放生育津貼、教育補助一定能夠起到振興經濟的效果。一般人聯想到的可能是：生育津貼會讓更多夫妻願意投入時間與金錢生養孩子，多生一點就多領一點補助，未來勞動人口變多了，自然就會回饋到國家的生產力去提升國家的經濟力，國家經濟不就提升了嗎？而政府發放教育補助，讓更多家長願意投資孩子受高等教育，日後從事知識產業的人力也會變多，國家產業升級的結果，當然可以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啦。

但是，事情不是我們想的這麼簡單！陳虹如的研究告訴我們，長期來講，政府發錢可能還會對經濟有害呢！

生育津貼有助提振生育，經濟成長卻有限

養育小孩需要成本，小孩不會一出生就行動自如，父母要投入金錢、時間照顧小孩成人。生小孩可能會讓雙親之一變成全職父母，不能外出工作。父母也可能會因為家中有孩子作為牽絆，減少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和時間。

多子多孫就是有福？養育小孩需要投入很多成本。
圖片來源／Unsplash

陳虹如建構一套研究模型，假設生育津貼一次性發放，並不區分高所得或低所得國民，只要有生育的家庭都可以領。「如果以一胎2萬為例，低收入的家庭比起高收入的家庭更可能會為了生育津貼而生小孩。」

意思是，夫妻的確會因為生育津貼的關係而多生一些小孩。但在模型演算之下，貧困家庭可能會為了領到生育津貼而多生，之後卻可能因環境使然，將補助款挪用以補貼家境，並不是投入孩子的養成教育。這些家庭的孩子長大後，便也有可能處於與父母相似的社會階層，成為第二代藍領階級，繼續從事低技術的勞動工作。這對國家人力資本沒有提升的效果，反而有可能讓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

另一方面，模型顯示生育津貼提振了生育率，也會稀釋義務教育的經濟投入。因為這群嬰孩有一天會變成小學生，初等教育的資源多由政府提供。如果本來一個班級有28個人，現在因為生育率提高變成一個班級38個人，同樣都是一位老師在教，28人分配到老師指導的時間一定會比38人得到的更多。

長期來講政府提供生育津貼可以助長人口數上升，但可能導致教育品質下降、一名成年人能創造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力資本下降等後續影響，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口較多的國家，人均所得相對比較低的原因之一。

在世界上多數國家之中，人口成長與人均所得互相影響。
圖片來源／Unsplash

政府的補助需要國民付出更多

在過往經濟學的研究之中，教育補助中小學能夠對經濟成長有正面的影響——普及基本的識字和數學運算能力，便可以帶動工資提升，學界對此沒有疑慮。唯獨對高等教育的補助仍有許多討論。

陳虹如提到：「教育補貼會提高父母親提供給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接受完高等教育後可以執行高技術性的工作，人力資本雖然可以提高，但對於總體經濟卻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她設計一個經濟模型：社會補助僅提供給高技術工作者（skilled worker，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作人才），對於低技術工作者（unskilled worker，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作人才）不提供補助，進而演算證實，一個從事高技術性工作的人一小時的產出，可以比一般勞工具備更高的經濟生產力，表面上看起來對經濟成長有正面的影響。

但壞的影響卻跟在後頭，政府可能為了給予更多的教育補助，進而提高稅率、排擠其他支出，使得國民的稅後所得減少。賦稅加重後，國民手頭可支配的現金自然就減少了。

國民手頭的現金都減少後，連帶降低民眾在銀行裡的儲蓄金額。因為放在銀行的儲蓄金額減少了，銀行能借給企業主的錢相對減少。如果你是企業主，你想添購設備擴大營業時，是不是會去找銀行貸款？如果銀行能貸款給你的金額下降了，會不會影響到你，讓你重新評估，減低投入的意願呢？這彼此的因果關係環環相扣，相互影響著國家經濟的變化。

企業主添購設備的投入，術語來說稱為「實體資本額」。在經濟學理論中，人力資本和實體資本額這兩者是「經濟成長雙引擎」，經濟成長雙引擎能夠帶動經濟成長。然而儲蓄變少、實體資本額降低，便會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大部分的經濟學研究著重在教育補貼對人力資本的提升效果，但此政策會造成實體資本的減少效果，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孰重孰輕，最後尚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陳虹如在研究中看到「經濟成長雙引擎」的減少，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是負向的，也就是教育補助對實體資本的負向影響更大一些。

當以數字決勝負的經濟學，遇上濟世為懷的社會補助

社會補助的出發點和立意是良善的，不過以經濟學角度的審視，不見得就會往好的方向發展。一般人直覺地認為生育津貼和教育補助都應該補貼給窮人。覺得貧窮家庭比較難提供孩子教育上的經濟支援，例如上安親班、補習班、請家教、購買書籍等等，所以在教育補助上應該給予更多福利。以社會安全網的角度，確實政府在給予津貼時，因為預算有限，排序應該是低所得的人優先，反之高所得的人拿少一點。

這是從事後（Ex-post）的觀點來看。

從事後的觀點來看，一個孩子已經出生了，一個孩子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不應該是他的原罪。他需要更多支持和補助，去協助他們有更好的教育水平，讓他們有更多的社會機會，最終能夠實現脫貧的希望。

經濟學是採用事前（Ex-ante）的角度來看。

貧窮家庭生育率比較高，但比較沒有充裕的經濟能夠投入成為小孩的教育資源。政府的生育或教育補助，減輕了養育小孩的負擔，提高了生育小孩的動機。貧窮階級一旦在人口結構裡成為多數，反而分散了基礎教育的資源，最終卻難以產生高等教育的效用。

因此從經濟學事前的角度來看，補貼中產階級對經濟成長較為有利。因為對中產階級而言，他們可能在領到津貼之後，較有充裕費用投注在孩子的高等教育上，因而願意生養更多小孩，長期來看較能改變人口的經濟結構。使經濟成長提升，稅基上升，稅率下降。

現實社會比模型更千變萬化，國家現況的問題解決方案有賴許多專家的觀察與研究。
圖片提供／Ger Chang

「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只看政治正確與否，用經濟學來審視，便需要考量長遠的經濟效用問題。」陳虹如說：「經濟學家建立數理模型來分析政策所帶來的影響，然而現實上還有非常多的變因。」

現實社會比模型更千變萬化，國家現況的問題解決方案有賴許多專家的觀察與研究，因此最重要的是從不同領域的研究結果中，平衡每位專家的不同觀點，將各領域研究成果彙整為改變現況問題的良方，提供給國家政策作為參考的重要依據。

採訪撰文／王昱勻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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