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以文治聞名的宋朝,對知識份子高度寬容。儘管權力、派系黨爭不止,但文人並不會遭受殘忍殺戮,頂多被驅逐出京城、流放外地,並不致死。

一般人的印象之中,黨爭是兩個不同群體的政客互相攻擊的政治鬥爭。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認為並非如此,他研究宋史五十年來,特別將火力集中於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南宋中、晚期,透過獨門議題研究,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對人際關係的經營,不止是結黨營私、獲取名利而已,更有著時代不得不然的生存法則。

學術研究牽繫社會

生長在宜蘭蘇澳的黃寬重,幼年時家境清苦,哥哥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只能打零工過日子。自言弱勢家庭的黃寬重語中帶著柔軟情感:「雖然我的原生家庭缺乏資源,但家中的兄長們都很關注世界變動的局勢,也喜歡討論時事,這或多或少是造成我對政治、社會充滿興趣的根源。」

黃寬重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夠自外於社會。他高一時加入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曾任宜蘭分會會長。年輕一代的覺醒在當時是一股新興的力量與希望;讓黃寬重強烈興起改造社會的使命。

因此連帶影響黃寬重選擇大學的志願,他在歷史、法律或政治系之間掙扎。

當時兩個決定性的關鍵讓黃寬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第一是我出身貧寒,不具備能言善道的領袖氣質,在那強調『吹台青』的年代,我的家沒有足夠的條件讓我從政,邁向改變社會的道路。畢竟讀大學、當老師是我們那個年代會讀書的人最普遍且安穩的出路。另外,更重要的是曾任自覺會總會會長的許席圖被補,那是有名的統中會案,入獄後他精神異常,如今……唉。」語氣不勝唏噓,表情哀憐,在這個警訊下,只能選擇安身立命的歷史。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因此他的學術研究隱然與社會環境的有所牽連,這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比如採集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的新興中型士族的個案研究裡,黃寬重以樓氏家族推動家族內部,以及鄉里經濟互助的義莊、學校和橋梁等公共建設的貢獻為例,指出其時知識分子不僅關懷社會且付諸行動。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的隱性牽連,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
攝影/張傑凱

「樓氏家族超越了『家』的概念,重視『族』的意識,在購田創辦義莊、資助貧苦無業的族人這件事特別能夠看得出來。」黃寬重強調樓鑰一代與同鄉親友共同推動跳脫家族思維、具有社會意義的鄉曲義莊的維持與經營,讓慈善救濟建立起常態、持久的制度化組織與經濟互助體系,而不是短效性的慈善活動。他說:「因此才能跨出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透過集體的力量去關懷鄉里、標幟士人階層的理念與價值。」

顯然,黃寬重身上保有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也才能對應到遙遠的南宋,在歷史研究中,呈現另一種關懷社會的獨特途徑。黃寬重語氣沉緩:「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並非我們誤以為只顧爭奪鬥利的政客,他們的公義之舉並不短少啊。」

循環式興衰的南宋士人家族

南宋的社會變動劇烈,且信息傳遞快速,士人透過類似中央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並藉書信聯絡,乃對政治情勢、軍事、經濟、文化方面的變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並頻繁交換意見。

黃寬重提到南宋文人雖看似汲汲營營於功名,在科舉制度搶破頭想要出人頭地,但那是高度競爭的現實使然。因為獲取官位才可能獲得資源,買田置產,並經營朝廷與地方的人際,讓家人親友經濟生活無虞,進而培養小孩受教育,以維持家族競爭力,避免家族中衰。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起與沒落,但不能只專注於鑽研這一點,需要從時代的整體性去看,才能釐清宋代家族對社會的意義。」黃寬重強調家族的崛起既是知識份子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因應時代的需求。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衰。
照片來源/張力予提供

黃寬重進一步強調,看待一個朝代,並不能只有單一觀點,比如一般人認為南宋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對立鬥爭,就不是事實。「一概而論這件事,對學術發展是阻礙。南宋文人對自身能力、才華的厚實,以及重視人際關係是並進的。像太學生入學後,不止考慮學術成就而已,還得設想未來發展,所以會慎選師從哪一位學問家。這是經過思辨後的多元選擇,畢竟在個體的成敗以外,還得將群體的利益納入考量裡。」

以基層官僚孫應時的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黃寬重從家族發展及個人際遇,發現孫應時的官場之路和學術之道,都映照著南宋眾多中低階層文人的身影:他們在慶元黨禁中存活,並持續對地方和社會有所貢獻。

這要談到南宋時的思潮流變。南宋是道學蓬勃高度發展的時代,到中期,重要的道學家分別為張栻的湖湘學、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和陸九淵的心學等學派。

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寧宗繼位之後,右丞相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不和,兩派明爭暗鬥。最後韓侂胄以「宗室不得為宰執」的祖宗家法,逼使趙汝愚離開朝政,進一步批判道學,視之為偽學,掀起整肅朱熹及其門人,對道學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是為慶元黨禁。

孫應時最早師從於陸九淵,爾後轉向朱熹,但在黨禁後,又與朱熹漸行漸遠。黃寬重提出這是宋代士人從學多師:「一開始陸九淵鼓勵學生向其他學者問學。但理念分歧後,陸九淵發現孫應時等人親近朱學,就憤而寫信指責。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黨禁之後,朱熹門生怕受到牽累,與他保持距離,朱熹也曾公開批判。」

過往都是道德至上的標準,指責門徒怎麼能背叛師門?黃寬重則認為當學術與政治糾葛太深時,道學追隨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們除了考量聲譽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對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存續,等多元因素,不宜只用簡易的二分法去判斷,更不好只從政治的對立性、尖銳化的角度作解釋。

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慶元黨禁不但是政治鬥爭,同時關係南宋的路線之爭。」黃寬重指出,當權者一方面要剷除政敵,鞏固自身,另一方面也會要求一般官員必須表態,選邊站,甚至讓應舉士人不得學習被定調偽學的道學。這種強制手段與政治壓力,讓不少道學追隨者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是個體如何在大時代的巨網下,為自己、為家族掙扎求生的殘酷物語。

以孫應時與周邊友人來做對比,黃寬重認為是最鮮明的例子:「孫應時出自寒門,沒有太多資源,道學興盛之時,他選擇在科舉與道學兩方面並進。而後,身處黨禁陰影下,他就非得轉身尋求執政核心如張孝伯、趙彥逾的協助,試圖勉強保住職位。但還是被長官責難,最終被劾罷,實在無可奈何。」

黃寬重提及孫應時處事作風謹小慎微,以保身為要,與其友人呂祖儉大不相同。

呂祖儉是道學名儒呂祖謙的胞弟,出身世家大族,性格耿直、急躁。他因力挺趙汝愚得罪當權者,遭到貶黜,甚至因病致死。但到理宗褒崇道學時,他又備受推崇,贈諡號並惠及子孫。

此外與孫應時交好的項安世、石宗昭等人則都是地方望族,也是陸九淵門人,但由於人脈廣深,即便是黨禁政爭中受到牽連,但後來轉而贊成恢復,重返政壇,甚至獲拔擢晉升。

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宋‧宋徽宗〈文會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放大)。
圖片來源/wiki

黃寬重細膩且獨到地分析道:「由這些例子便可知曉,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過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論述,因於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的印象過於深刻,而常有偏頗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入,究其人生際遇和宦海浮沉,可以發現文人的命運和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所刻畫出的前後一貫或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藉著各自人際網絡,採用多元的回應對策,來因應政局變化。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此在政治的變動之中,有人堅持道統,有人轉向積極支持當道,也有人委曲求全,情況複雜異常,不可單一論斷。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不是總能往上晉升,他們就會把理想與熱情實踐在鄉里。
照片來源/Yan Yan Chen提供

黃寬重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與實際行動,也看到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之外,仍懷抱理想。他說:「像孫應時中科舉的士人成千上百啊,但在員額缺少的南宋朝廷要找一個闕,卻無比艱難。孫應時的官階最高就到通判而已。」黃寬重語音哀微,露出苦笑:「正如同臺灣現在流浪博士滿街跑的景象,南宋的流浪進士何其之多啊。」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難獲往上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致力追求政績、廣佈人脈之外,也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再加上舉業挫敗的讀書人,也仰賴知識與學問在鄉里從事不同職業謀生,彼此結合推動鄉里建設,植根於基層社會。可以說科舉考試配合教育,讓士人成為時代主流群體,除了推動政治改革與建設,更讓南宋社會、文化有高度的發展。

黃寬重強調:「一直以來,南宋的孱弱被過度描述了,反而忽略當時多元、精緻文化的進展。」

他以取代韓侂冑,權傾其時的史彌遠舉例,一般總認為他是奸相,讓南宋民不聊生。但黃寬重的看法是:「南宋晚期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絕望且腐敗的黑暗時代。史彌遠當朝,除了文化有多元發展外,醫療與養生觀念更為普及,說明當時的社會富庶。宋代黨爭也不僅僅是派系之間的爭戰,而是理想與現實的多面性表現,涉及複雜的人際網絡。我想,學問需要更全面性地去理解、觀照,不宜留滯於以偏蓋全的主觀印象。」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研究來源:
黃寬重(1997)。南宋四明樓氏家族興替及其交遊。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寬重(2004-2005)。宋元四明地區家族與社會關係的變遷。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寬重(2013)。學宦生涯—孫應時的生命世界與人生際遇。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黃寬重(2015)。慶元黨禁中反道學集團的人際網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寬重(2016)。政治鬥爭與人際關係:以慶元黨禁為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寬重(2017)。政局變化與立場轉換─南宋道學與政治糾葛下士人的應變與評價。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般研究計畫)。
黃寬重(2018)。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