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藥藥方中，當歸是很重要的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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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貞德談到：「在華人世界男女有別的醫療論述下，所謂女人以血為本，男人以氣為本，還是相當普遍的。」臺灣有些傳統男性，如今仍堅決不吃、不喝以當歸為君藥的四物湯，認為那是女性才服用的滋補品。

當歸在中國：曹操的頭痛藥變成女人要藥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歸最早並非「女人藥」，用途廣泛，因為通血止痛，東漢末年的曹操頭痛時就喝當歸湯。當歸也常用於隱喻求才的禮品（暗指「你當歸來」）。到了明代，《本草綱目》紀載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才愈發性別化。

除了中、日韓各地對當歸的使用和觀念，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變之外，當歸也曾於清末走出國門，成為了國際醫藥市場上的一部分。李貞德爬梳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當歸在歷史上被人們運用的變化，也揭示了醫藥文化交流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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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人方自晉唐時期開始萌芽，到南宋時期得以確立。」李貞德指出，傳統中國醫學中的性別化身體觀影響深遠，前人多有研究。從5世紀陳延之的《小品方》中首見婦科篇目，到7世紀孫思邈的《千金方》申述婦人獨立成方的理論基礎。南宋時期的陳自明在著作《婦人大全良方》（1237年）中強調「凡醫婦人，必先調經」，發展出「婦人以血為本」的身體觀，並依照經、帶、胎、產的順序編排專著後逐漸確立。

不過，這一性別化的身體觀在明代有所轉變。到清初的《醫宗金鑑》（1742年）的〈婦科總括〉中，破題已直接寫道：「男婦兩科同一治」，主張除了女性身體之特殊情況如經帶胎產之外，其他疾病與醫療基本上與男性無異。

而當歸在中國本草書中被視為「女人要藥」，李貞德從當歸在婦科中的用途和觀念的轉變，進一步追查其在日本、韓國，甚至德國的傳播和運用情形，考察當地人學習傳統藥材新知和使用案例，並一窺其中的性別面向。

當歸在日本：究竟是不是治血之藥？

日本現存最早的本草書是918年深江輔仁的《本草和名》，其中稱當歸為「也末世利」、「宇末世利」、「加波佐久」或「於保世利」。李貞德說：「《本草和名》的著作旨趣在說明中國本草書所提藥材在日本當地如何稱呼。比較像是一本雙語辭典，目的在名實之間的對照，而非說明本草藥物性味主治。」書中雖指出中國書中的當歸就是日本稱為世利（ぜり）的草藥，但並未介紹此藥究竟有什麼功效，又是否和治療女性相關。

大概要到1546年、日本戰國中期的京都名醫南条宗鑑編撰《撰聚婦人方》效法陳自明書，依經帶胎產的順序安排對治各種疾病。上卷即討論調經與月水不調的問題，並稱：「婦人以血旺氣衰為本」，若男女對言則稱：「男子以精為主，婦人以血為主」。

「南条宗鑑的時代，日本醫生經常留學中國，後來被稱為後世派始祖的田代三喜（1465-1537），就曾前往明帝國12年，帶回當時流行於中土的金元醫學知識和醫書。」李貞德進一步提到，田代三喜在論婦人時，破題先以「女十四，月水行」和「男十七，精汁行」對言，並且指出男女常用藥物有別，而當歸正是女性常用的十多種藥物之一。

田代三喜是日本戰國時期的漢醫學家，被視為日本後世派醫家的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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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8世紀古方派的吉益東洞（1702-1773），卻在他的《藥徵》中表示：「仲景之方中，用當歸、芎藭者，所主治者，不可的知也」，又說張仲景治療血病的藥也未必用當歸。如此一來，當歸是否治血都不一定，就更談不上是以血為本的女人最重要的草藥了！

於此，李貞德提供了一個小結：「當歸和血的連結，在古方派大師的論說中被切斷了。那麼它和女人之間的關係還能維持住嗎？今日漢方醫學有稱婦科三大成方的，包括當歸芍藥散、加味逍遙散和桂枝茯苓丸，前兩者都以當歸養血著名。如此看來，本草藥論、大師醫方和俗語通說之間錯綜複雜的呼應和歧異，在日本和在中國一樣，需要分別釐清，繼續追究。」

當歸在韓國：鄉藥自有脈絡

朝鮮半島自高麗（918-1392）至李朝（1392-1910）時期國內提倡「鄉藥」，不僅編纂方書，並且普查全國藥材，嘗試以本土物產療病救急。不過李貞德指出，朝鮮半島官民大多仍以中國的藥材為貴：「自4世紀起韓國便有和中國醫藥交流的紀錄，根據目前的出土文獻，當歸至遲在7世紀時就已隨著《本草經》的東傳而為朝鮮人所知，並且從13至14世紀高麗王朝編纂的《鄉藥救急方》最末的《方中鄉藥目草部》看來，半島人民已認定土產之『旦貴草』即中國之當歸，並納入救急方劑中使用。」

雖然因為史料闕如，李貞德坦言目前尚難得知朝鮮半島的人們最早何時取得中國當歸實物？如何比對外來品種與本土物產？又怎麼判斷兩者性味功能相同，故可以放心地將俗名「旦貴草」的鄉藥納入包含當歸的中國醫方中治病等問題。不過《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中約百條提及當歸的史料，巧妙地說明了當歸在半島醫療文化中的位置。「從《實錄》中當歸史料出現的順序，可以看到剛好呈現了一種從唐藥到鄉藥、從外交贈禮到土產藥用的發展軌跡。以及從詳細規範採收、傳輸和備料方式，到後續和劑治病且運用自如，其中中國本草醫方的影響，明確可見。」

如在 1434 年《李朝實錄》中的採收規範提及，屬植物根部的當歸帶土洗淨與否，既關乎藥材品質，也牽涉到賦稅的份量，這部分議論在中國本草書中少見。另外1433年下頒全國的《鄉藥集成方》，除了原原本本地抄錄中國本草經典外，也特別選取了當時作為朝鮮醫學教材的《婦人大全良方》中的備料原理原則，按部就班地指示當歸的處理方式。

《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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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之後，當歸再度出現在《李朝實錄》時，已不只是外交贈禮或本草藥論，而是入藥和劑、運用自如。所治之病，包括濕寒腳氣、心熱發火、外傷疼痛、孕產昏眩，乃至狂疾等等。雖然部分用法難以直接對應中國方劑，但大部分都可以在東傳的中國典籍中找到根源，特別是止痛與安胎，《醫方類聚》（1445）記載治一切心痛時，曾引明代《壽域神方》以胡椒加乳香研末，建議：「男用生薑湯調下，女用當歸酒調下。」反映了當歸自初登歷史舞台以來的主要功效。

不過，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特色醫學「四象醫學」出現時，並未以男女老幼的分類方式思考人和疾病、藥物的關係，在陰陽四象的框架下，當歸並沒有被視為女人要藥，而是「少陰人」的用藥。換言之，關於當歸知識在東亞的傳播，並非總是和女人有關、也未必如中國傳統和婦科醫學相聯繫。

當歸傳歐與返華：文化與醫藥的碰撞

李貞德提到，她曾將當歸從曹操的頭痛藥發展到李時珍所稱女人要藥的歷史變化，在國際會議上發表，引起了曾經鑽研中西醫藥交流的學者的關注。他們提醒她，不僅在中國，當歸也曾被介紹給西方世界，她一查資料，才發現當歸曾經跨洋赴歐，被德國藥廠製成浸膏、「大獲其利」。

德國？當歸跑那麼遠嗎？

後續李貞德親自前往德國默克藥廠（E. Merck）的檔案館爬梳資料，發現德國的漢學家夏德（希爾特，Prof. Dr.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曾於1870-1896年間擔任德國駐廈門海關官員，在中國發現了當歸的藥用價值，並將當歸引入德國，與默克藥廠合作，開發了治療經閉、經痛的新藥「Eumenol」（中文譯名多作「優美露」），默克藥廠的檔案資料甚至指稱當歸是「西方世界此前不見的安全通經藥」。

李貞德解釋說：「所謂安全的通經藥，就是不能變成打胎藥。夏德在中國發現了當歸，介紹給歐洲人，德國藥廠提煉後，成功研製出安全無毒，能有效通經、治療痛經，但如果懷孕了也不會造成流產的藥物。」

默克開始大量生產並銷售當歸製成的通經藥到世界各地，這種跨國藥物交流到後來不僅回銷中國，也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和經濟上的侵略，並開始推動本土化的當歸提取和製藥技術，試圖與德國的藥品競爭。當時，默克藥廠生產的當歸藥品價格高昂，而中國本土的當歸資源卻相對豐富。中國本土藥廠崛起，採用蒸餾法和冷浸法等技術，開始大規模生產當歸製品。

19世紀末以來，中國遭受歐美列強的政治和經濟侵擾，有志之士莫不積極尋求國富民強，李貞德指出，這種情況也延伸到醫藥領域。傳統中醫有「十方九歸」的說法，意思是當歸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醫藥配方中，又因為它調血、治療血病的功能，而被視為「以血為本」的女人要藥。然而，德國的優美露強勢來襲，當歸的性別角色更加強化了，中國藥廠為了與之對抗，也不斷宣傳當歸調經是為了能促進生育。1940年代對日抗戰期間，強國保種更加重要，藥廠的宣傳廣告中，當歸幾乎變成一種促進人口增長、強健國家體質的婦科靈藥了。」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
攝影／陳怡瑄

醫藥史上當歸的意義

當歸在古代中國，最早被用於治療頭痛及作為贈品，後來逐漸成為婦科常用的藥材。日本、韓國則自古與中國有醫藥交流，當歸在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的應用，都反映了中藥在當地的接受與轉化。

清末民初，當歸輸出德國，製成藥品，販售全球，甚至回銷中國，引發了中國對本土藥材的重新認識和推廣，成為強健國家體質和提升人口的象徵。這一過程不僅展示了藥材作為一種「物」在全球的應用，也反映了文化與經濟的交融與衝突，更提醒我們物與人之間關係的互動變化。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當歸作為一種植物藥材，其應用從傳統中醫，到現代製藥，再到全球銷售，體現了文化交流和市場動態的複雜性。這不僅是對醫藥史的一次深入探索，更是對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生動描述。

不過李貞德同時也提到一個關鍵：「若以當歸為例，從用藥的角度切入，則東方醫學傳統中性別化身體觀的有無、發展，及其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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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的指尖輕叩桌子，像書裡有些字詞被作者用粗大的黑圈點在旁邊加強、圈點，被加強的關鍵詞是：東北幫。此乃戰後擁有中國東北經驗的臺灣人組成，首位任職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臺灣人郭松根即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榮退前夕，歷時30年研究的扛鼎之作《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正式出版，兩冊厚磚書豐富地呈現臺灣人赴中國東北，在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學醫、行醫、任公務員等經驗，並追蹤他們及下一代經歷戰後的生活與認同。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早在兩年前於日本付梓，再經磨洗，許多資料陸續出土、照片調整，讓書再次亮相時更為厚實、精美。
攝影／馬藤萍

論述建構固然重要，不過，許雪姬認為口述歷史為後來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搭建穩固基石，是首要前提。她長年追著受訪者蹤跡，跨越半個地球採訪，扎實積累口述史著作《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與《離散與回歸》如銅幣正反兩面，勾勒臺灣人在滿洲國的身影。

從追尋家族故事到口述史

許雪姬關注滿洲國的臺灣人，與從小聽說的幾則家族故事頗有淵源。「我的堂姑媽是牙醫，先生京都帝大畢業、在哈爾濱的滿鐵分公司工作，他們在那裡結婚，後來堂姑媽難產過世。她的故事一直在家族中流傳。」

往後許雪姬取得日本時代的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記錄當時臺灣人護照申請與移動，她從旅券拼湊當年婚禮——「堂姑媽的媽媽帶她去結婚，由男方的姊姊主持婚禮，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旅券名單上。」

不僅傳奇般的堂姑媽，許雪姬的四叔在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就讀。但1949年以後音訊全無。家人輾轉打聽，得知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四叔動身到哈爾濱，在當地最好的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學俄文。「我有機緣去東北很多次，多少想能找到認識他的人，但是從來沒有遇到。」她猜想四叔不是東北人，出外人比較沒有地方關係，即使家人把四叔資料交給對岸的臺聯，仍沒有音訊。

「十幾年過去，我最小的叔父透過各種關係找，才知道四叔很早過世，大概50年代左右，經查證才知道死在瀋陽。」她說，「四叔影響我們家族很深。國民政府一直以為他還在中國，臺灣這邊資料沒有更新，所以我的父親、叔父們長期遭到政府監控。我爸跟我說過，每年要去警察局做紀錄。」

曾於1969年當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梁許春菊，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澎湖。1940年代在母校台南二高女任教，發現日人同事的薪水更多，於是隨丈夫前往滿洲國的當地醫院工作。她也是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一。
攝影／陳怡瑄

家族故事在心中播種，等到許雪姬擔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的執行秘書，開始訪談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由於她的澎湖親戚有曾隨丈夫一起去過滿洲國，成為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後在陳許碧梧女士的介紹下，進入東北會。就這樣我問甲，甲介紹乙，乙介紹丙，一個一個慢慢串連出去，陸續訪問了6、70個人。」

眼見訪談人物的聯絡網越來越大，欣喜之餘，一轉頭卻劈面遇上挫折——「我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知道這個人，約好時間，要去採訪時，對方卻過世了。或是對方記憶已經沒那麼好，每次講的可能不同，很多時候不只當場問，還要不斷打電話去確認。」口述史的最大敵人是時間，這是一份與時間競賽的工作。

累積「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到「在滿洲國的臺灣人」的許多訪問紀錄，口述史資料增加的同時，許雪姬也在想：應該寫成一本書。
攝影／陳怡瑄

「我一開始做口述史，希望能為這群在滿洲國的人做什麼，沒有想要寫成書。口述史變成一本書是一件大事，我們和坊間的口述史不同。」許雪姬翻開手邊的口述史篇章，道：「我們都有加註，表示和受訪者們對話。」這僅冰山一角，歷史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才是造就口述史的重要工程。「我的口述歷史從旅券、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學校的同窗名簿（案：畢業紀念冊）等累積起來。」她記得彰化女中的畢冊最詳細，上面不僅記錄哪位同學嫁到滿洲國去，連先生的名字、住址都有。

然而，有回許雪姬遠赴瀋陽檔案館查詢滿洲醫科大學的檔案，發現一大問題——「很多臺灣人的籍貫寫成福建、廣東，得進一步查找他們父親和保證人是不是住臺灣，要判斷是不是臺灣人很費力氣。」偽裝背後藏著一個時代原因是：當時醫專年限短，有些學校配合當地醫療情況增加人數，大學部設立專門部，如果戶籍是中國可免繳學費，於是臺灣人鑽漏洞，假裝中國人。不過時人萬萬沒想到，這卻造成一甲子後的研究困難和挑戰。

滿洲國為臺灣人製造醫生和公務員機會

臺灣人前往長年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與日本統治下的差別待遇有關係。「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只能拼高考，但當臺灣人遇到日本人成績同樣好時，也不一定考得上，所以臺灣人多少有怨氣。唯一比較公平的是滿洲國，日本人去的相對少，空缺也比較多，而且那裡對臺灣人的待遇相對較好。」

許雪姬在研究中發現，日治時代至少有三千多位臺灣人在東北，他們多集中在滿洲國的都會新京（今長春）、奉天以及關東州所屬的大連行醫開業或做生意。「當時去滿洲國的人知識水平是比較高的，大多臺灣人進入公務員體系，或當醫生。不會像是華南地區，臺灣流氓、黑幫利用日本人勢力去欺負當地人的情況。」

她說，當地人對臺灣醫生的印象不錯，除了同樣身為漢族，有些臺灣醫生會依病患收入調整費用，富人多收，貧窮人少收，還有些醫生自掏腰包買牛奶，讓貧窮婦人餵小孩。此外，臺灣人要去東北行醫，為了學會當地語言，往往先到臺灣人開的醫院實習，顯見同鄉彼此照應。

日治時代臺灣人很想當醫生，但報考臺灣本土的醫科大學競爭高。然而在滿洲國的醫科大學，招收名額更多、師資素質也好。一推一拉的結果，臺灣知青紛紛前往新天地尋找新人生。圖為20世紀初東北亞地圖，紅框為臺灣人居住過、到過的城市。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許雪姬曾看過一個故事：有位醫師晚上出門看診，半路遭土匪包圍，他不慌不忙，脫下身上衣物，僅剩一條褲子，土匪問他是誰？醫師報上姓名，土匪登時下跪道歉：「不好意思啊，以前我是工人，被你照顧過，實在是日子過不下去，才變成這樣的人。」土匪將東西全數還他，還護送醫師回醫院。

「醫生能快速提升經濟能力，照顧同鄉，或把家族一起帶過去滿洲國，又或者回來臺灣置產。」許雪姬調查他們的金錢去向，發現絕大部分人將賺來的錢寄回臺灣，照顧家族或買地；有些住在大連、旅順一帶的臺灣人，覺得那地方不錯，便留在滿洲國花用、置產，但1945年二戰結束後，那些在滿洲國置產的人財產全數歸零。

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

二戰過後，具滿洲國經驗的臺灣人會講北京話，有不錯的學歷，國民政府承認他們的學歷和執照，但卻不承認工作資歷。為此，有不少滿洲國醫生回返臺灣，要找工作，才驚覺臺灣大醫院的空缺早被佔滿，便只能去衛生所慢慢掙足積蓄，設法到外面開業。

前往滿洲國現代醫科學校就讀的臺灣人大約一、兩百人。滿洲醫科大學戰後改為中國醫科大學，圖為如今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大禮堂外貌，是過去的講堂和圖書館。
照片來源／許雪姬提供

過去，因為滿洲國特殊的歷史地位，難以被納入中國史或臺灣史的範疇。許雪姬舉例說：「我們會算清代臺灣有27個進士、日治時代臺灣人有32人高考及格，而滿洲國治下的臺灣人也有高考及格者的存在，但沒有人提及。」

「如果把滿洲國也放入臺灣史的範圍，我的意思是，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所謂屬人，只要是臺灣人，他移動的腳步所涉及的地點也應該包含在臺灣史以內。屬地是指任何來臺灣的人，無論是荷蘭、中國、日本哪個國家，也被列為屬於我們書寫臺灣史的範圍。我們希望要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時，有個臺灣人的立場，而不是日本或中國的立場。」

許雪姬語重心長，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與許雪姬相互陪伴30年來的東北故事雖已出版，然而30年的情深，或許有些故事還沒完，也完不了。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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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劉柳書琴，到中國東北及內陸圖書館收集作家作品資料，逐漸拼湊臺灣大學、東京大學、中國東北、北京、上海、廈門等地的戰前臺灣現代文學收藏。殖民地文藝書報雜誌的出版流通，再現相連或對峙的社會，有著區域知識生產與消費的架構，影響她後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視角。

「人有行動限制，思想和文本則沒有。文本因圖書販賣與閱讀需求，流通出自己的網絡。」劉柳書琴追著走廊足跡越走越遠，除了東京、上海、北京等節點都市，也岔出走廊主幹，穿徑踏尋，於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旅順、青島另覓風景。

地緣政治是劉柳書琴研究臺灣文學的關鍵詞。
攝影／陳怡瑄

左翼走廊

在東京大學的半年，劉柳書琴翻讀大量文獻，將特高警察的調查報告和作家的藝文活動線索，交互參照辯證，發現了饒富意味的人群流動和文化軌跡，進而提出「左翼文化走廊」的主張。

她說：「1930年代的東京和上海，是東北亞屬一屬二的國際都市，也是各國異議份子的薈萃之地。由於中、日兩國政府從1927到1936年間，打壓國內共產主義及左翼運動，引發海外出走潮，從而出現了中國異議份子向上海集結、向東京出走，東京異議份子前來上海尋求合作的現象。左翼文化走廊是借重國際都市空間，帶有政治流亡或跨國結盟意味的藝文通道。」

19世紀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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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走廊的兩端，匯聚了各國進步作家。西側軸心上海，共同語以中文為主、日文為輔；東側軸心東京，共同語以日語為主、中文為輔。出身臺灣或­「滿洲國」的作家則以他們追求殖民地解放的共識和雙語素養，居中翻譯。

史料佐證文本，實虛互文，劉柳書琴將「滿洲國」納入視野，描述多邊多角的流動。她強調：走廊上除了人，還有文本，是訴諸美學的民族運動和社會實踐，構成了跨國左翼文化運動的想像共同體。

上海—「滿洲國」的新感覺連線

一次大戰後日本陷入經濟蕭條，又逢1923年關東大地震重創東京，導致社會消極、不安、極權主義抬頭。藝文界接收西歐現代主義，掀起虛無、頹廢、官能享受的思潮。新感覺派興起，以主觀感覺通往外部客觀事物，從心理與潛意識詮釋生命和現實。

新感覺派的流行時間雖短，不過劉柳書琴觀察出，以劉吶鷗為首的新感覺派從日本到上海、探入「滿洲國」，甚至傳回臺北。發生在日文圖書消費圈之殖民地或租界的文本傳播，跳出過往以南洋、香港作家為焦點視角，提出了新感覺派系譜的東北亞迴圈。

「劉吶鷗及其追隨者雖不被左聯作家認可，但他們對都會社會的矛盾敏銳，以新鮮技法貼近感覺世界的光影、音聲、節奏。劉吶鷗個人的地緣移動，帶來日本美學的挪用、錯置，形成上海新感覺派的獨特聲腔。他以誇大的都會尤物為刺點，創造被消遣的男子，由異國情調、聲光魅影、階級矛盾烘托都市人心與風景，再現半殖民都會的現代性。」

劉吶鷗作品中的時尚男女，再現上海魔性，影響深遠。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woman in a mink coat, high heels, lipstick, perfume, dealing with men in the Shanghai Concession in the 1930s.

身穿貂皮大衣、足蹬高跟鞋、抹口紅、擦香水、周旋男人間的尤物，是劉吶鷗慣常表現「上海魔性」的形象人物。劉柳書琴認為，尤物是上海的隱喻，劉吶鷗利用半虛構的文化產物「尤物」，將上海人格化、女性化，開創男子必須通過尤物身體（魔都體驗）獲得啟蒙的現代性敘事。

「劉吶鷗不是尤物話語在中國的開創者，卻是賦予『文學尤物』經典風貌的第一人。」劉柳書琴強調，他與同時代作家穆時英（1912-1940）等人作品的互文，披靡了上海和「滿洲國」的現代派作家。

穆時英直接呼應魔都故事，將之作為與讀者共享的暗示（allusion），對資產家庭亂倫、尤物強占客卿等經典情節進行結構對位（structural parallelism）。而兩人筆下相互指涉的上海魔性，又給予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言論受限的東北作家一道靈光，在他們筆下迸出別樣異態的風格。

新感覺派和「滿洲國」的書寫位置

中國東北各大都市透過鐵道及航運，與青島、上海、廈門、廣州、香港、臺灣相連，這些海陸地緣交接的前沿，匯聚了內外的思維傳統。「滿洲國」成立後，漢滿日鮮蒙及在地少數民族、外國移民流民雜處，語言、文化和國際信息的交換蓬勃。1940年以前，歐美、日本和輻輳於上海的文化商品自由輸入，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的青年讀寫者階層出現，雜誌、圖書與翻譯資訊的需求增加。

劉柳書琴透過地緣政治的觀察，解析滿洲國、臺灣和日本之間的左翼作家們，相互對話與特殊文化關係。
攝影／陳怡瑄

擁有中、日雙語優勢的臺灣和「滿洲國」作家，因歷史處境與文化身分的相似，在接觸之後產生鏡像感受。劉柳書琴提到：「他們在東京、上海或北京，透過南腔北調的華語，輔以筆談或日語溝通，形成殖民地作家的跨越跨民族共感，乃至將對方作品化用為自己寫作的隱喻或典故。從文本互涉和文化翻譯的角度來看，上海新感覺派對『滿洲國』藝文志派的啟發，是上海現代主義向東北的一次傳播。」

東北作家同時接收左右翼作品，但覺得上海新感覺派的社會認識過於簡單，左翼文學的表達又無法見容於「滿洲國」。殖民體制、多族群構成和文化風土都與中原相異的東北作家們，必須在差異間逐漸找出「中國文壇」對「滿洲經驗」、「淪亡議題」的需要，從而找到相對平等的對話位置。

重讀左翼走廊的意義

昭和年代以後，日本的大東亞版圖一頭朝北、一頭南進，牽動整個亞際的地緣政治。東北作家如蕭紅、蕭軍聯袂流亡，也帶動其他東北作家。

劉柳書琴稱蕭紅為「流亡的娜拉」，她的作品〈索非亞的愁苦〉與〈訪問〉，以猶太裔白俄女性為自身鏡像，在男性中心的中國左翼文壇中另闢蹊徑，關懷革命、戰爭與殖民導致的跨越國界的流亡女性。「蕭紅將女性主體的建構與反『滿洲國』的流亡證言，連結為一體的兩面。魯迅對蕭軍、蕭紅的支持，使『流亡』的行動以文本形式昇華為一種象徵，並透過東北作家在上海的群聚效應發揮意識形態力量，結果『流亡論述』不僅成為上海文壇，也成為左翼文化走廊上的論述資源。」

另外一位出生在日俄戰場故地旅順的熱血詩人駱駝生（1913-？），也是左廊網絡中的一員。推崇蕭軍、蕭紅反抗文學的他，曾在東京留學，組織過「漠北文學青年會」，和臺灣作家也有交往。在戰雲密佈的1941年，傾心撰寫〈滿洲新文學運動小史簡評〉，詳盡記錄東北普羅文學運動的歷史，埋下一粒不死的麥子，並呼籲「滿洲文壇」堅持下去，勿重蹈日本文壇轉向法西斯的歧途。

相比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學的流通更加無遠弗屆。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A monoplane propeller plane composed of books and manuscript paper, digital art.

1937年以後，黑暗時代降臨了，但劉柳書琴指出，在「上海─東京走廊」上，東北流亡作家為被「滿洲國」官方文化輿論覆蓋的日本知識界，打開一條認識滿洲國現實的中國途徑和東北人觀點；逐漸與東北流亡作家連成一體的魯迅系作家及其刊物陣地，即是中、日、臺進步人士最可貴的接觸區。楊逵和日本作家的刊物合作，與胡風的弱小民族議題連結，及對東北作家蕭軍的書評致敬，都是左翼文化走廊上東亞作家相互翻譯的成果。

即使左翼文化走廊存在的時間不長，卻是亞際社會以國際主義理想反法西斯、反戰的一次大連結。二戰之後，這段經驗曾多次被提取為戰後社會重建的反思資源。

「東北作家在左翼文化走廊中的角色必須重估，而被遺忘的臺灣人也不可或忘。這不只是因為處處都有臺灣作家投入，更因為臺灣文學與東北文學經常在參照的意義上，提高了彼此的意義和能見度。譬如楊逵對東北流亡作家的致敬就結構性地揭示了帝國範疇內的反殖史。」劉柳書琴以「滿洲內在化」稱呼這種關係，說明不同歷史時期境外他者對於臺灣主體性的建構都不可忽視，此即左翼走廊的意義。

試著進入對方的感覺結構

回顧來時路，訪問離散在東北老去的臺灣人，或試圖接上東北作家的感覺結構時，總讓她心神悸動。

「有次，我拿瀋陽老作家李正中二十多歲寫的詩集問他：《春天一株草》如此輕淡的詩集，為何敲打我的心呢？他回答：因為我們始終堅持著讀和寫，那是緣於苦悶，以及民族的悲哀。我們所冀望的，便是向讀者一點一滴傾訴這樣的心思。」直到老作家過世前，他們持續通信。她似惦念甚深的口吻，慢慢咀嚼老作家的深沉潛臺詞。

作家反抗時局的最後一道堡壘，就是書寫。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In a dilapidated hut in the cold, a person wrote a manuscript while enduring cold and hunger. From outside the house there is constant storm and gunfire. This is the age of war, and it is also the age of literature.

文學從時代沃土裡冒芽、開花、結果，後來的人彷彿糖果屋故事裡的兄妹，沿路撿拾文學的果，試圖回返那個時代、那個地景。

「書寫是最後的反抗，他們不能不寫。因此反抗的本質是對話，而對話的欲望，就是活著的欲望。」透過研究者堅定的眼眸，我們彷彿看見百年前不服從的寫作者和轟然不停的印刷機，在暗夜裡獨語、群舞、飛揚、傳遞。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劉柳書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駱駝生及其同時代作家的滿洲新文學運動史論〉。《中國現代文學》40期，2021年12月，頁35-72。
柳書琴，〈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蕭紅的性別話語〉，《清華學報》48卷4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8年12月），頁763-796。
柳書琴，〈翻譯‧尤物：上海新感覺派與「滿洲國」藝文志派作家〉，《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年11月），頁147-189。
劉柳書琴（2013）。東亞左翼文化走廊與臺灣左翼文學：臺灣、日本、中國、「滿洲國」的連線（1927-193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柳書琴、蔡佩均、李偉採訪，柳書琴、蔡佩均整理，〈我們究竟為何而寫？：東北老作家李正中（柯炬、韋長明）訪談〉，《文訊》320期，2012年6月，頁81-88。
劉柳書琴（2010）。殖民地節點、全球化與地方反應：1930-40年代臺北、哈爾濱都市書寫之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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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的南洋經驗並非現在才展開，早在20世紀初期便已相當活絡，卻因為戰爭、政治和社會種種因素，而在集體記憶中遺落了。

「其實，『臺灣南進』經驗比我們所知的還要更多、更複雜。」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鍾淑敏，藉由專書《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將這段失落的歷史重新帶回到我們眼前。

鍾淑敏於2020年出版的《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
攝影／陳怡瑄

生長於花蓮的鍾淑敏，從小接觸到日本官營的吉野移民村。那是鼓勵日人移居來臺開發，並予以補助的村落。

鍾淑敏自陳說：「由於有親戚住在移民村，所以我對日本還有臺灣移民一直很有興趣。我想，從自己的鄉里出發，連結到外面的世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再加上我1985年進臺灣大學讀歷史研究所時，臺灣史研究是全新的領域，也就更引起我的興趣。」

其後，鍾淑敏到日本東京大學就讀，以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研究為主力，尤其是總督府對南支（中國華南）和南洋的所謂「南進政策」非常感興趣，「日治臺灣總督府大力宣傳南進政策，鼓勵日本人前往南洋，整個社會氛圍充斥著『南洋是可以發展的好地方』這樣的印象，激發了我一頭栽下去的好奇，直至今日。」

臺灣南進史上被遺忘的平等地位時期

鍾淑敏表示，當時屬日本國籍的臺灣人前往荷蘭殖民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在法律地位、通行證和納稅的稅率上，都比華人（中國移民）更佔優勢。她說：「除了國籍優勢外，臺灣人和華人文化習慣較相同，彼此隔閡較小，也就可以居於華人、日本人之間，發揮聯絡與合作的功效。」

以荷屬東印度為例，因為日本人於1899年享有與歐洲僑民同等待遇，被視為日本人的臺灣人和歐美人也可以平起平坐。相較於在臺灣是待遇低於日本人的次等公民，臺灣人到海外身份地位的提高就成為很好的誘因。甚至有華人爭取變成臺灣籍民，以獲取更利於自己發展的身分。

1895年之後，臺灣為日本殖民地，相對來說，反而提供給外出經商的臺灣人一個新的日本籍身分，讓臺灣人在東南亞的地位提升，高於華人。
繪圖／張力予

如跨國大商人郭河東之子郭洪淼，因私藏鴉片被處以一個月禁錮。刑期結束後，郭洪淼到臺灣取得總督府發行的旅劵，返回爪哇島，法律地位晉升，待遇也截然不同，在當地華人社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郭家人後續得以將資產擴大，全盛時期臺灣與爪哇的包種茶生意，有三分之一被郭家壟斷。

1914年歐戰爆發後，歐陸各國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自顧不暇，日本趁勢崛起，如三井物產等大型商社直接在南洋建立據點，日製產品大量傾銷。1930年代，臺灣人最具代表性的包種茶貿易轉趨沒落，高雄人周里觀、澎湖人鄭委等人在當地收購特產、販售日貨，轉為物產商和小雜貨商，盛名一時。

鍾淑敏侃侃而談：「其中最有意思的現象是，因為臺灣總督府對醫藥衛生事業的投入，培養了許多醫療人才，並重視熱帶醫學領域，讓臺灣醫生和產婆在印尼頗有成績，如李呈奇、傅春魁等人。」不僅僅是印尼，英屬馬來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北婆羅洲、泰國、美屬菲律賓等地，都有臺灣醫師活躍其中。

東南亞諸國的臺灣人們

臺灣人在荷屬東印度吃香，但並非南洋地區放諸皆準。鍾淑敏指出，例如當時被美國殖民的菲律賓，因受到限制華工入境的美國移民法案與殖民政府血統主義等影響，將臺灣人比照華人入境規則，且旅劵簽證費用昂貴又取得困難，僅有少數人可以赴菲發展。

另外，在英屬北婆羅洲斗湖（今馬來西亞沙巴）地帶，原先僅有極少數原住民蘇祿人居住，因日本久原鑛業在1917年前往開墾原野、栽種熱帶栽培業，需要大量勞力，幾經協調之後，臺灣總督府委託辜顯榮與南國公司募集臺灣人，以建設臺灣村計畫為宣傳，募集千餘人前往斗湖。但因當地飲用水不足、易染皮膚病、賭博、鴉片等問題猖獗之故，於是1920年合約期滿後，那些當苦力的臺灣人眼看收入不如預期，生活環境差，大多不願意留下，臺灣村計畫也黯然收場。

不過到了1938年，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認為斗湖值得移居開發，又再次發起大型移民計畫。鍾淑敏強調，兩次北婆羅洲的集團移民，背後都有臺灣總督府的介入、推廣和經費補助。「最開始的原因也是一樣，開墾需要龐大的勞動力，但有鑑於之前臺灣村計畫的教訓，這次臺拓移民計畫，已經不再將臺人視為單純勞役，日本人允諾只要製麻技術成熟後，臺灣勞工可以獨立自主。但沒想到緊接著大戰爆發，日本投降，臺灣人變成戰敗國身分，多數臺人被遣返回臺，唯獨羅太平等少數與當地人關係較密切者，繼續居留，成為移民先驅。」

鍾淑敏研究發現，日本人在馬來半島大力發展橡膠、鐵礦事業時，雇用華人苦力甚多，臺灣人大多擔任中間人，作為溝通協調的要角。伴隨日本企業如三五公司、石原礦業、日本礦業等南進的臺人，多從事苦力監督、醫事人員等職，像是顏上、郭國正、邱春榮等人，都先依隨日本企業，而後取得獨立經營的資源與機會。最特別的是一群在日本人的紀錄中不見蹤影或者沒有好評的演藝人員，例如歌仔戲班，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中普受歡迎，歌仔戲甚至被稱為臺灣戲。

斗湖港。
圖片來源／鍾淑敏提供。臺灣南方協會編，《南方讀本》（東京：三省堂，1941）。

臺灣人在泰國的發展，同樣也和日本有關。早期，泰國的投資幾乎都被英國掌握，日本難以介入，直到1932年泰國由君主制改為憲政制，泰國逐漸向日本靠攏，日泰的經貿關係急速擴展，至1935年後日本便成為泰國最大貿易國。1941年底，日軍進駐泰國，日人在泰國的發展更是暢行無阻。臺灣人以日系商社的經銷商、代理商身份崛起，發展進入全盛時期。

描述完臺灣人在南洋的發展軌跡，鍾淑敏緩了一下，徐徐說道：「總的來說，臺灣人的南洋經驗主要有兩種發展：二戰前自主前往的一些人；以及受惠於日本帝國勢力的緣故，在日軍佔領勢力控制下，屬於日軍供應鏈一環的一些人。真正落地生根的並不多，大戰以後許多人都被迫脫離移居地，喪失一切地回到了臺灣。」

而臺灣人的身分，主要體現於國籍上與血緣文化兩個層面，往往是協調斡旋的中間人位置，在國族與政治上，宛如混血種般的遊走於中日兩大勢力的夾層，那也是臺灣人的特殊性。

集中營裡的臺灣人們

二戰時，部分臺灣人雖受惠於日本在南洋的勢大，但二戰爆發後，臺灣人也成為被拘捕的交戰國國民，而當日本淪為戰敗國時，移居的臺僑也遭遇同樣的對待。

在鍾淑敏的追查下，許多臺人都有被送入集中營的經驗。比如1941年日本要入侵印尼之前，荷屬東印度的臺人已有部分先行撤離，其餘的臺人則被荷蘭殖民政府送往澳洲集中營。戰後，被送往澳洲的臺灣人乘宵月號被遣返臺灣，但大多數人都申請回到印尼。在印尼獨立運動和獨立戰爭中，有242位臺灣人經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回到印尼。然而到1960年，又因為印尼與臺灣、中國的複雜關係，物產商周里觀等人也被迫再次離開了印尼。

1946年3月6日，澳大利亞雪梨新南威爾士州軍警將一名臺灣被拘留者推上日本遣返驅逐艦宵月號。被拘留者大喊：「我是中國人，我不是日本人」。
圖片來源／Australian War Memorial

「這段期間臺灣人的遷移過程，幾乎都和該地政府對臺灣人身分認定有關。」鍾淑敏再舉例，北婆羅洲、馬來亞的臺灣人命運也是一樣的坎坷，但後者有個特殊的現象很有意思。她說：「二戰爆發後，同屬日本籍的臺灣人被一視同仁地送到印度集中營，在異鄉拘留了許多年。在以日本人為主體的生活模式裡，反倒經歷了原本與日式教育無緣的日本化過程，例如清晨的皇居遙拜、日本式飲食、日語學習等等。」

其他地方如泰國的臺灣人，戰後被英軍拘禁於武通、大城、坤西等集中營，和日本人處同等待遇。各方救援後，多數臺人選擇回到臺灣，但商人們如陳大欉、紀澤來、葉金鍊等人都選擇留在泰國，還組織了臺灣同鄉會，成為延續戰前與戰後的唯一臺灣人團體。

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的臺人際遇也相差無幾，大多是戰後回鄉，僅黃麻栽培指導員黃燦銖及吳連義、林廷發等人留在越南，但隨後卻經歷越南從分裂到統一的恐怖戰亂。

菲律賓臺僑是最幸運的，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未被美方押送集中營，太平洋戰爭前後還能持續活動，不過戰後大部分人都還是離開了。

為何要拾集南洋的臺灣人故事？

從臺灣到日本、南洋諸國，最後回到臺灣，鍾淑敏挖掘屬於臺灣的整體。
攝影／陳怡瑄

「在我們的社會裡，大家很清楚華僑的歷史，可是臺僑的歷史在哪裡呢？當我們的國家在講南向、新南向政策，卻有漫長五十年、移居南洋的經驗被逐漸遺忘，沒有留下紀錄。」鍾淑敏懇切地講。

在戰爭之中，沒有人是局外人。臺僑也是戰爭受害者，有些人因為日本人、中國人或臺灣人等身分，在當地遭遇不平之冤。有些人在日軍佔領南洋時期，被迫擔任通譯、監督勞役等工作，戰後被舉發為戰犯，甚至在當地遭受報復。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以什麼名義發動的戰爭，最後受苦的都是一般百姓，這就是戰爭的可怕、可恨之處。普通人長年花費、累積的心力與家業，從此煙消雲解。鍾淑敏從臺灣的日本移民、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臺灣人移民的遭遇，深切體會到這一點。

鍾淑敏堅定地說：「我相信，唯有重建這些臺灣先人群像的足跡，收集他們的異鄉故事，才能夠補齊失落的臺灣整體經驗。而如此有意義的回溯，也得以看清楚臺灣人是如何發展自己的社會與族群樣貌，也才有可能持續建構臺灣人更好的未來。」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鍾淑敏（2020）。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國科會110年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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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米最為人知的由來，是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技師磯永吉（1886-1972），在陽明山竹子湖培育出適合臺灣氣候的新品種稻米。直到今天，餐桌上香噴噴的白米飯，幾乎是蓬萊米或蓬萊米相關品系的稻米，成為臺灣飲食文化的特色。

粳稻（蓬萊米，圖左）與秈稻（在來米，圖右）。
圖片來源／wiki

可是較少人留意到，當初日本人培育蓬萊米的動機，包含育成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都可能源於一種殖民控制的意圖。特別的是，蓬萊米育成後，日治時期臺灣大部分家庭仍吃著清代習慣的秈稻品種──在來米，過著好像平行於同一個時空的生活。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現在會習慣吃蓬萊米？我們又是如何受到殖民統治的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解析日治時期常民生活史，帶我們探究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是如何一點一滴改變我們的日常習慣？

呂紹理解析日治時期常民生活史，探究殖民政府如何控制被殖民者。
攝影／陳怡瑄

談日常習慣之前，得先知道「時間」是怎麼出現的？

歷史學家馬可・布洛克（Marc Bloch）曾指出「歷史是在時間中的人的科學」，呂紹理也表示，「時間」是歷史學最核心的概念，如今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時間觀念，其實是近百年前由日本殖民統治者影響臺灣的日常之一。

時間有著千變萬化的面貌，不過，我們對時間最熟悉的認識，是來自鐘錶上指針。回溯17世紀時，鐘錶被媲美為上帝創造宇宙般的高科技發明。不過儘管有了鐘錶，「時間」概念尚未完全走進人們的生活。直至1870年代，美國完成貫通東西兩岸的太平洋鐵道後，頻傳火車相撞意外，追究之後發現，問題出在沒有統一的標準時間來錯開、調度各站發車時間，才釀成重大的意外事故，此時人們意識到，必須建立一套系統，將紛亂的各個地方時（local time）加以標準化，才能解決此一問題，最後催生出今日吾人習以為常的「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制度。

1928年的世界時區地圖，由此可看到臺灣和日本分處不同時區。
圖片來源／Admiralty Navigation Manual Vol 1 ，1938

臺灣是在1920年代，透過日本殖民政府的推廣，慢慢接受GMT時間的概念。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記載，臺灣與日本內地一同在六月十日慶祝「時的紀念日」，用意是要教導殖民地臺灣人守時觀念，培養上班、上課不可遲到的習慣，但仔細深究下去便會發現，「時間」與「現代性」息息相關。

呂紹理表示，現代性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框架，而時間是現代性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項要素。不同民族國家走進現代過程中，吸納標準時間制度有著不同的速度，例如明治維新的日本迅速接納新制度，一併推廣給殖民地臺灣。

圖為1942年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校園一景，照片上方寫著「吃飯的通知」，學校以標準時間為基準，透過敲鐘通知吃飯時間。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收藏《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第19屆畢業紀念冊（1942）》局部

「以往我們會以為，殖民政府對殖民地的控制力量很強大，但是就我得到的材料來看，即便到了戰後，臺灣農村家庭普遍沒有時鐘，表示仍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在標準時間之外。直到1980年代以後，時鐘及手錶才廣泛地出現在臺灣人家庭中，此後『標準時間』才有較為全面的約束力可言。」

進一步來說，如何從時間的角度，來剖析臺灣日治時期的歷史呢？呂紹理說：「我們慣以為常的『時間』，其實可切分出三種形式：物理時間、社會時間以及生物時間。」

時間的三種形式

物理時間，如同精準的鐘錶所顯示的時、分、秒，將自然界即存在的時間，以公認的24小時制，換化成錶面的標準時間，每一個刻度的時間都是等量均質。社會時間，是社會制度所賦予的時間，例如工廠明訂的上下班時間，員工非得遵守，是具有約束力的時間。但是，等量的工作時間卻無法獲得等值的工資，制定上下班與休假時間的資方和政府也表現出控制時間所具有的權力，而同工不同酬和控制時間的權力，表現出相對於物理時間，社會時間充滿了相異與不均質的特性。

因此以標準化的物理時間來控制社會時間，通常會觀察到社會有反抗聲浪，像是明治時期的日本作家，會在作品中表明討厭適應新社會時間。「對社會時間的反抗，在殖民地臺灣的工運裡有不少要求工作8小時的呼籲，可惜文學作品較少提到。」

呂紹理說：「除了上述兩種時間之外，較特別的是農業領域的『生物時間』，來自植物本身的生理作用，例如農業技術利用植物的生長激素，調控作物的生長速度，便是操控生物時間的例子。」

時間的三種形式：物理時間、社會時間和生物時間。
繪圖／李昀

日本領有臺灣後，積極開發臺灣資源以挹注財政收入，殖民政府開始在臺灣建立一套農事試驗機構，進行品種引入與改良。試驗的重點，是廣泛收集全球各地可能適合於臺灣、且有經濟價值的作物進行試種。試驗時都要考慮播種、移植的時間與時機，播種移植的間距、田畦高度、日照程度、溫度濕度等條件，還要測試各作物對於肥料施用的適應性；另外臺灣的特殊氣候，以及微生物和蟲害，也可以觀察到有別於日本的植物病理。試驗栽培成功後再轉仲給臺灣農民，期待量產的經濟收益。

呂紹理強調：「這些過程看似輕巧，實則改變了臺灣農業活動中種籽的來源和管道。尤其是外來種的作物，農民必須透過殖民政府提供的技術和知識，才有辦法駕馭這些他們原本並不熟悉的作物。」藉由推廣有別於臺灣自明清以來習慣的農作物，日本政府改變和控制「生物時間」，是有特殊用意的。

藉由「時間」進行殖民控制

殖民政府在臺灣設立的農業試驗場，乍看是仿效歐美國家，以技術改良為名增進農業產量，「造福農村」，但仔細探討就會發現，農業試驗還具有幫助控制農業的特別作用。

「有殖民控制，便有相對應的抗爭發生。過往文協人士為蔗農抗議土地徵收、收購價格不公留下很多材料，但針對新品種抗爭的資料則相對少見。」呂紹理提及，他在寫《水螺響起》時，曾看過一段臺北第三高女學生的口述回憶：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來臺灣時曾接見過她，並領有皇太子頒發的獎狀。數年後她祖父不願配合栽種新的蔗作品種，遭到警察毆打，皇太子的獎狀讓女學生的祖父免受牢獄之災。

由此可見農民對新品種其實是抗拒的，因為沒有人能保證種下去後，一定會收成，所以多數農民初期對新品種採取觀望的態度。這使得總督府不得不借助警察的力量，與技術人員一起強迫農民改種新品種，或以獎勵方式誘導農民栽種。

1925年落成，位於國立臺灣大學公館校區農場裡種子研究室現貌。日本殖民時期磯永吉教授即在此進行稻米培育的研究。
圖片來源／wiki

「站在農業技術觀點，蓬萊米是米作技術改良的成果，但追溯起蓬萊米育成的動機，其實是殖民政府設法培育出符合日本人口味的新品種，以解決其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呂紹理說，臺灣人從清代以來習慣吃秈稻種，外型比較尖，口感較粉，被日人稱為「在來米」。日本人習慣吃的是粳稻種，外型較圓潤，口感較彈的「蓬萊米」，蓬萊米是自粳稻中，篩選培育出適應臺灣氣候的新品種，口感與滋味都跟在來米不同。

日治到戰後初期，臺灣曾一度恢復栽種秈稻，以便供應吃不習慣蓬萊米的外省人以及臺灣人所需。然而隨著1950年代與日本合作「肥料換穀政策」，蓬萊米再度成為熱銷日本賺取外匯的商品，產量日趨升高。1960年代後，日本進口價格較廉的東南亞秈稻，臺灣失去日本市場，大量蓬萊米轉為內銷，日積月累，原本不習慣蓬萊米的民眾日漸接受，最後成為臺灣人米飯的代表，而在來米則隱身成為米粉、蘿蔔糕等米食加工製品的原料。

呂紹理指出，戰後蓬萊米逐漸取代在來米的過程，還有許多細節有待更多資料才能說明，但這個過程透露了研究歷史極為重要的面向：那些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卻無可或缺的事物，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們與歷史又有什麼關係？

既滋養又制約的殖民臺灣史

舉凡前述提到的時間概念、農業改良成果，以及各項現代化建設成果等，在戰後交由國民政府接收，經過一連串的轉化，逐步建構成當今我們看到的臺灣樣貌。所以大眾可能會直覺認為：臺灣的現代性來自殖民時期。不過呂紹理強調：「這個直覺的認識，正是需要重新反省的，因為殖民統治帶來的現代性，都是既滋養卻又限制臺灣人的事情。」

他笑說，有次學生問到：為什麼老師好像都在關注那些吃喝玩樂，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像是每天吃的米、手上戴的錶，或者參觀博覽會、博物館，還有旅行，這些日常瑣碎事物，與過去關心經國濟民的大歷史很不同，老師為何要關切這些瑣事？

人們都聽過「一粒沙看世界，一朶花見天堂」，但我們習慣尋找遠方的世界天堂，忽略近在咫尺貼身的沙塵與花朶。在呂紹理看來，這些貼身事物才是左右並影響我們所思所言的重要條件，而且這些條件能構成影響，絕不是一兩天的事，那些理所當然的習慣，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最核心的資源，但卻也成為制約我們的要素。透過歷史的反思，我們將可解析那些致使群體社會習慣成自然的各種元素與過程，從而發現新的可能與改變。

從習以為常的日常裡，發現生命的能動性；從理所當然的過去中，理解歷史無限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photo-ac

呂紹理強調，要進行這樣的反省，我們應該以更大格局去觀察。例如，日本與中國技術人員如何進行知識交流？有哪些相同的知識源頭？又有哪些同源異構的知識？這些知識又怎樣在日常生活中展現？這些問題能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臺灣現代性的發展和局限。

他說：「透過這些問題爬梳發掘而來的材料，可以提醒我們：哪些事物被我們抛棄遺忘？哪些事物牢牢深根，成為了我們習慣且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這些問題有時受限於材料的不足，現在仍無法清楚回答養成日常習慣背後的歷史脈絡。可是一旦我們意識到日常生活各種慣性的言行與價值並非理所當然，可能就是改變的開始。」

從習以為常的日常裡，發現生命的能動性；從理所當然的過去中，理解歷史無限的可能性，這是呂紹理希望自己和大家從歷史中獲得的幽微意義。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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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教授多年來深研於國際情勢，尤其是美國歷任總統對臺灣的政策與態度演變。
攝影／陳怡瑄

林正義指出，美國從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46-）、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1946-）、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1961-）到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政府，各有其時代背景以及政策方針，政治並不只是國家內部的事，更攸關於國際局勢，在全球化環境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猶如千絲萬縷，任何一方面的變動，都可能造成蝴蝶效應。

1958年金門823砲戰時，臺灣與美國的關係，無疑仍非常密切。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些外交與政治上的挫折，使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外交突破。

「80年代末開始，中華民國的國際角色因內部民主化而有所變化，之前是被忽略的，連要角都稱不上，但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後，中華民國轉為主動角色，積極爭取走進國際參與的可能，包括1995年李登輝訪美演講，引發了後續效應，如臺海飛彈危機以及同年12月、次年3月美國派軍艦和航空母艦協巡臺海周邊。」

林正義強調，此時柯林頓政府意識到臺灣的戰略位置不可輕忽，開始調整美國各部門的對臺政策，同時強調兩岸的任何協議都必須有臺灣人民的同意，此為1979年中美斷交後的一個重大的轉變。而林正義的臺美研究，專注於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的政治動作，當時臺灣的領導人為首度政黨輪替的陳水扁，以及第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林正義藉此回溯、反思當時臺灣民主化的大跨步，以及美國政府因應臺灣或東亞新局勢所做出的調整。

政黨輪替、公投──臺灣民主化的高歌猛進與美國應對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勝選為新一任臺灣總統，同年美國總統則是小布希勝選，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小布希的態度支持臺灣，如軍售潛艦、紀德級驅逐艦、P3反潛機等大型武器，但911恐怖攻擊後，小布希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

林正義說：「911之後，全球反恐是小布希政府更為重視的要務，因此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成為不得不的外交轉變。與此同時，臺灣正處於民主化的高峰，如通過公投法、首度舉辦全國性公投等政治活動，但美國政府此時既不支持也不鼓勵，保持曖昧模糊的態度。換言之，保留詮釋權的機動、靈活是小布希政府應對臺海情勢的主要姿態。」

2004年3月20日臺灣首度舉行全國性公投，4年後舉行的公投加入有關於聯合國的議題，引起國際注目。圖為2007年始，在臺灣廣為出現的相關宣傳。
圖片來源／wiki

林正義進一步舉例，當時包含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於2003年12月1日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或獨立的公投」。2003年12月9日，小布希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面前，表達：「臺灣領導人陳水扁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採取的一些行動，表示他可能有意片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我們對此表示反對」。不過12月10日，白宮發言人麥克里蘭（Scott McClellan）解釋，小布希談話是對兩岸，而非單方面針對臺灣，傳達美國所堅持的原則，即北京不能使用武力，臺灣不能片面走向獨立。

2004年4月21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在《臺灣關係法》二十五週年的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廣泛的對臺政策報告，指出：「在臺灣深化民主之際，如果我們覺得這些努力可能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有不利影響，或可能傷及臺灣本身的安全，我們不得不明說，關於臺灣考慮修憲問題，美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臺灣目前討論的修憲手段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我們不表明自己的期待或對這些支持限度含糊其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針對短短時間內美國重大的幾次發言，林正義微笑說：「這些發言，顯然都是美國要掌握臺海情勢主動詮釋權的表現。」尤其是臺灣在2003年11月通過公投法，2004年3月20日「強化國防」、「對等談判」公投，以及2008年3月22日同樣綁總統大選的「入聯」、「反聯」公投，儘管公投題目內容相對溫和，在美國政府不支持之下，臺灣的民主化確實又自己前進了一大步。

2003年至2008年間，美國小布希總統、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圖片來源／wiki

「對小布希來說，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才是美國政府的重點所在，所以會造成緊張關係、改變臺海現狀的舉措，意味著將牽動他的全球戰略，這不是美方能夠接受的。」林正義進一步說明：「小布希政府延續對臺灣公投的疑慮，對臺灣2006年的憲政改造及公投新憲，都顯示了不安與不確定感。而柯立金對臺灣修憲的保留立場，是美國官方首度公開、直接提出有限度支持臺灣民主的走向，意味美國推動全球民主的適用性是有侷限的，且是雙重標準的，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考量。甚至可以這麼說，美國必要時可能因顧及亞太或臺海和平，而會壓制臺灣民主的進展。」由於美國對臺灣新憲或制憲的不安，陳水扁也特別改變說法，以重建憲政秩序取代新憲，想要安美方的心。

林正義認為，「入聯公投」被定義為接近美方底線的邊緣，而不是直接踩在線上，尚未跨越美國政府的容忍範圍。儘管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全心衝刺2008年的奧運，北京無意因臺灣「入聯公投」而破壞奧運大局。不過，美國並不認同臺灣企圖加入聯合國的嘗試，但也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臺灣。隨著2008年臺灣總統選舉的二次政黨輪替，臺、美、中關係也就再次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轉移

2008年到2016年，馬英九總統連任第12、13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段期間，臺北與北京進入兩岸談判的高峰期，兩岸總共有23項協議，其中有21項已實際生效。

林正義說：「生效的協議僅止於功能性，如航空、郵政、食品、打擊犯罪、經濟合作方面等等，換句話說，此時的協議雖然頻繁，卻沒有涉及政治性與主權，尤其馬英九第一任期間，兩岸合作最為密切，甚至中方可以直接與臺灣地方政府直接協商。」這些協議能夠簽署是因為馬政府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同時，美國政府對馬英九與習近平在2015年11月舉行新加坡高峰會的經過與內容，保持高度的關切。

這段時間的美國歐巴馬政府政策重心是全球氣候變遷，林正義指出，歐巴馬希望有更多全球合作，而不是對立。因此歐巴馬總統8年在位期間，每一年都刪減國防預算，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也是比較和緩的，從任內一百多個對話協商管道，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此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強勢崛起，不但在南海「填海造陸」，建設可供飛機起降的人工島礁，又與日本、菲律賓等國發生領土主權爭端。美國政府也逐漸將關注地區，由中東轉向亞太，即所謂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

林正義表示，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主要著眼於在結束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對外戰略優先部署地區的轉向問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因為南海爭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北京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導致關係逐漸緊張，然而美國卻沒有站在強烈支持菲律賓與日本的立場的同一邊，反而像是鼓勵和平解決的旁觀者。因此，日本安倍政府為防止兩岸在釣魚台共同抗日，2013年4月決定與臺灣簽署漁業協議，擴大臺灣漁民作業的漁區，美國政府也對此公開支持。

東南亞周邊國家對南海的海權聲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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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前往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訪問次數，超過小布希政府的兩位國務卿，除了意味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之後，將戰略重點置於亞洲外，2011年11月，歐巴馬第三度訪問東亞，在印尼巴厘島東亞高峰會上提出「東南亞海事夥伴關係倡議」，試圖和平解決南海問題。2012年4月中國和菲律賓發生黃岩島海上對峙，2013年美國支持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但對中國擴大建設人工島礁，卻沒有採取遏制的政策。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在南海的角力，除涉及到臺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家之外，同時中美雙方積極爭取東協其他國家的支持。」林正義說：「因此臺灣在中美之間便出現了彈性的外交空間，這段期間北京積極爭取臺灣的支持，務求臺灣不會站在美國那一邊，甚至要臺灣對美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表達不滿，同時形塑出臺海兩岸在南海共同合作的印象，想牽制美國。」

實際上國際政治關係的複雜程度，從來不可能完全符合單一方的期待或需求。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提出《南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立場，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爭端。

但美、中因南海緊張，因此兩岸基本上難以在環太平島的敏感海域進行聯合勘探，同樣的，美方對臺海兩岸在南海的任何合作也有疑慮，亦對南沙太平島興修碼頭持保留意見。美國基於美臺安全的合作、美國與東協關係的強化，不希望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的進一步動作。

2008年至2016年間，美國歐巴馬總統、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年起）。
圖片來源／wiki

「所以，最後臺海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僅有學術研究，即使能源合作也沒有具體的成果。」林正義分析說：「無論是小布希或歐巴馬政府，他們都因為美國的自身利益，調整對臺政策，包含後來的川普、拜登也都是如此，國際情勢是瞬息萬變的。」

政治並不遙遠，也並非只屬於政府或官僚的事，政治就在我們身邊，而且每天都有變化，會具體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比如烏俄戰爭，我們何嘗想過和平的歐洲會發生這麼恐怖毀滅的事？而且因為烏俄戰爭牽動的政治情勢、經濟變化，又是多種原物料的出口國，也就劇烈影響了物價。換句話說，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最後也提到，臺灣歷任領導者及其政府都有所取捨，在大國強權的縫隙下，找出自己的機會，把握主動權，藉此改變臺灣的地位，都是不容易的事。

「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強調。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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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一向「對逸離常軌之事感興趣」，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趙順良談起詭態的迷人之處，「它滿足了我們心裡還停留在孩童，那個尚未完全文明化，尚未被理性完全宰制的部分」。

從事詭態研究，趙順良最初關注的是詭態美學與人類情感的關係。尤其，顯然詭態不屬於「美」的範疇，為什麽它會存在？為什麽會有人對「醜」感興趣？為什麼有人對違反自然法則的詭態嗤之以鼻，又有人對讓想像力馳騁的詭態高度讚揚？近期，趙順良則將焦點移至詭態的倫理面向。

趙順良認為，從古羅馬到當代都可見的「詭態」，將看似涇渭分明的古典和（後）現代連結起來。
圖片來源／趙順良提供

詭態與它們的產地

要掌握詭態的定義，得回到古羅馬皇帝尼祿（Nero，A.D. 37- A.D. 68）所建造的黃金宮（Domus Aurea）。

宮殿內的裝飾壁畫使用了許多半人半獸、半植物半動物的繁複奇幻圖像。黃金宮在尼祿死後便被繼任者下令掩埋，直到15世紀末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後，才重見天日。橫空出世的詭奇風格震驚藝文界，包括拉斐爾在內的藝術家更群起仿效，詭態圖像自此風靡歐洲，除了繪畫外，在版畫、門環、水壺和桌腳上都能找到它們的蹤跡；今日，詭態圖像也常出現在攝影、廣告、電影或服裝（如Lady Gaga早期的裝扮）。

趙順良說，由於黃金宮的詭態混種圖像違反了分類法則，當時人們找不到適當的詞彙，只好用代表宮殿地底位置的grottesche（源自義大利文grotta，意指地下洞穴）來稱呼這種裝飾壁畫，後來成為英文字grotesque 的起源。

16世紀的詭態板繪。
圖片來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在這些圖像中，最典型的詭態身體就是「混種」，即半人半動物、半人半植物，或半動物半植物的狀態，趙順良稱之為「不完全的變形」，「它不是完全的變形，而是停留在二、三或多個物種之間，如果完全變形就不是詭態了」。

「不完全的變形」使詭態成為一個特殊的美學現象，許多批評家將詭態視為一種弔詭（ paradox），集兩種矛盾的力量於一身。「因為變形，我身體的某個部分死亡了，但在這個部分又生長出另一種新的東西 ，所以也是一種出生」。

詭態既寓死亡也孕新生；既表痛苦亦含幽默；既存黑暗又納光明。端看作家、藝術家如何依其目的來調整兩極的力量，營造出黑暗或光明的詭態身體。例如，日本畫家石田徹也（1973-2005）筆下的詭態身體，在光譜上便更加靠近前者。

石田徹也，一筆一畫救世界

長期研究歐洲比較文學的趙順良，返臺教學後，為了尋找遠東的詭態案例讓學生參考，才發現石田徹也這位日本畫家。「他只活了31歲，作為專業畫家的時間也不過十年，就創作出超過兩百幅的畫，非常驚人！」

石田徹也出生在以遠洋漁業聞名的靜岡縣燒津市，他在求學時期看到社會寫實主義畫家班・尚恩（Ben Shahn，1898-1969）為日本「第五福龍丸」漁船輻射污染事件所畫的作品集 Lucky Dragon ，便深受感召。「石田徹也認為繪畫應該要有淑世精神，而不是個人的囈語。他相信一筆一畫可以拯救世界，立志用自己的畫作改造（日本）社會」。

趙順良提到，主題上，石田徹也的作品都在處理日本「失落的二十年」（1991-2011）所出現的社會議題，也就是日本經歷工業現代化、二次戰後經濟復甦又崩盤後所產生的各種身心病症。用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的話來說，即是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特徵。

「比如過勞死、蟄居族（hikikomori）的社交恐懼、考試升學的『試驗地獄』、團體主義至上和自殺等現象。 他畫中的人物大多是抑鬱的上班族、學生和都會人，卻有著和畫家本人相同的臉孔，所以有評論家將石田徹也的作品稱為『他人の自画像』」。

形式上，石田徹也透過詭態身體呈現這些集體的身心病症。趙順良說：「在他的畫中，人的身體經常與塑膠袋、螺絲、水泥建築物、起重機、汽車等現代物品結合，而這些事物都呈現一種殘破的狀態。」

例如，名為《荷》的作品中，石田徹也化身為面無表情的上班族，身體被壓縮為一捆捆的貨物，堆砌擠壓在電車門口。「這幅畫在描述東京上班族每天經歷的 Tokyo Compression——在地鐵人擠人、無法呼吸的通勤酷刑。更深一層的含意，是呈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力被物化為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商品，人因而無法在勞動行為中得到自我認同與自我肯定，像一顆洋蔥，被層層剝開後發現核心是空的」。

石田徹也，《荷》（1997）。
圖片來源／@TETSUYA ISHIDA

另一幅名為《體液》的作品中，石田徹也的身體融入臉盆，雙手環抱為盆緣，頭部成為水龍頭，雙眼簌簌流出的淚水注滿臉盆，盆裡還有隻不知名的甲殼類動物；窗外陽光燦爛，窗內則是陰鬱頹喪。

趙順良認為，「這幅畫呈現了日本蟄居族矛盾衝突的心理，一方面對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恥，一方面感到被社會辜負，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日本升學主義下的受害者，經常是校園霸凌的對象，畏懼學校爾後演變成畏懼社會」。

石田徹也，《體液》（2004）。
圖片來源／@TETSUYA ISHIDA

把社會變成一件浪漫主義藝術品

石田徹也的畫風常被歸類為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但趙順良認為，他的作品特色可以追溯至早期德國浪漫主義（Frühromantik），為什麽呢？

抽絲剝繭下，趙順良發現石田徹也對日本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不滿，與他視藝術為社會改革之鑰的信念，可說是繼承了日本浪漫派的道德使命。興起於1930、40年代的日本浪漫派，對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提出批判，其源頭就是主張透過美學改造社會的早期德國浪漫主義。

趙順良解釋，由施萊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領導的早期德國浪漫主義，是西方第一個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文化團體，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導致「異化」的現代性病症，人因此變得片斷、破碎，與自己、同儕及自然疏離。

施萊格爾認為，異化病症的解藥在於美學「化育」（Bildung）。也就是透過藝術的陶養，系統性地打破藝術與生活間的樊籬，克服資本主義現代性之下，人們碎片化的狀態，讓身心得到全面發展（holism）。

石田徹也，《如燃料補給般的食事》（1996）。
圖片來源／@TETSUYA ISHIDA

「美學化育的最終目的是將社會變成一個擁抱一切（all-embracing）的浪漫主義作品，每個個體都能自由交換意見、彼此陶冶，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這當然是很理想的主張」，趙順良笑著說。

有一種愛，叫做自嘲的詭態

趙順良提到，浪漫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是「愛」，但這裡的愛，如施萊格爾強調，「不是說教，而是以一種既看得見又看不見的隱微方式圍繞著整個作品」。趙順良認為，「以愛為出發點的自嘲式幽默」便是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美學化育的重要元素；這也是在日本浪漫派中找不到，卻在石田徹也作品中得到發揮的特色。

「他結合詭態身體和『他人の自画像』來自嘲、自我貶低，表現個體在都市生活中被不知名的粗暴它者攻擊，將別人的痛苦變成自己的。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虛弱的自己得到力量，並且賦予自畫像淑世功能，使其不再侷限於自憐或自愛」。

趙順良分享了一幅讓他頗有共鳴的作品《訪問者》。石田徹也將自己化身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策畫者麻原彰晃，蜷身在（生性不喜接觸人類的）鸚鵡螺中，出現在典型日本戰後公寓的門口。試圖讓觀者省思事件背後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以及都會化造成的人際疏離。

石田徹也，《訪問者》（1999）。
圖片來源／@TETSUYA ISHIDA

趙順良說：「當有社會事件發生時，我們很容易站在道德至高點，對當事人冷嘲熱諷一番。石田徹也大可用諷刺畫來嘲笑麻原彰晃，但他不這樣做，而是把自己畫成他」，他感性地說，「我覺得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他等於是把犯罪者納入日本社會，而不是排除出去，這需要很大的愛才能做到」。

石田以愛為出發點的自我嘲笑，也是一種自我犧牲，他用詭態身體來貶低或羞辱自己，邀請觀者來嘲笑他。趙順良說，這個笑是笑中帶淚。因為觀者會發現畫中的身體是日本現代社會病徵的縮影，事實上自己也身受其苦。因此，石田的筆激起觀者的集體痛楚和社會共感，「所以觀看石田徹也的詭態身體，美學和倫理學是分不開的」。

尋找黑暗中的光明：藝術、情感與療癒

回到石田徹也的畫風究竟是超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討論，趙順良說：「超現實主義可以說是20世紀激進版的浪漫主義，它繼承了浪漫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具理性的批判，也試著消除藝術與生活間的界線，但它的終極目的是創造一個如潛意識般無政府狀態的社會。」

而在冷峻筆觸與犀利寓意之間，石田徹也的畫中世界看似封閉黑暗，了無生機，實則希望透過暗黑藝術讓觀者體悟到與健全社會之間的距離，進而改善所處的社會。「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雖然他的畫風很超現實，但是精神和目的是很浪漫主義的」。

浪漫主義的視角也打開了石田徹也作品中的情感與療癒面向。他筆下的詭態身體一如病態的身體，不僅呈現日本現代社會的體質， 也具有引起共情共鳴的普遍性。如趙順良所言，「我相信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觀者，應該都可以在他的畫中看見被異化或被物化的自己，這就是療癒的開始，總要先了解自己的病症，才能試圖改變」。

石田徹也，《距離》（1999）。
圖片來源／@TETSUYA ISHIDA

來到21世紀，當代文化中仍有非常豐富的詭態形式。曾有人問趙順良，當詭態越來越常見，會不會失去它的震撼效果（effect of shock）？

趙順良笑說，「我覺得不太可能。詭態通常是用來挑戰『標準的美』，除非有一天我們認可詭態身體是『正常的狀態』，否則它追求震撼觀者、挑戰讀者的美學會一直存在」。

採訪撰稿／翁筠婷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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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倉幕府末期，幕府模仿南宋的臨濟宗五山，命名了五所寺廟為「鎌倉五山」。當鎌倉幕府滅亡後，後醍醐天皇命名了京都五山，以取代原有的鎌倉五山。後在南北朝時期，五山成為足利幕府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京都五山包括：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南禪寺等。圖為建仁寺（けんにんじ）法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幕府時代，京都「五山」禪寺的和尚，每天都非常忙碌。他們雖然是一群禪僧，但因為研讀佛經，懂得漢文，所以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除了日常的佛事與經營寺院，還必須充當幕府的事務官。政府官員都不懂漢文，這些「中國通」和尚，要幫忙起草對中國、朝鮮的外交文書，參與貿易，甚至擔任外交使節。幾乎沒有一天能得清淨。

但忙碌的生活，還是有讓他們心情愉悅的時候。幕府在明朝初年就與之建立「朝貢貿易」，中國皇帝很慷慨地贈予宋朝的古董，如宮廷製作的陶瓷器、繪畫藝術等。這些珍品不但一代一代傳下來，而且持續增添、購買。作為負責與中國交流的五山禪僧們，也就得以不時親炙這些難得的文物。

尤其是「山水畫」。即便在現代，當我們看到山水畫時，都會不由自主為其高雅的美感所震懾、悅服，何況當時的東瀛僧侶，他們不但欣賞，更想要學習，自己畫作。

中研院史語所石守謙院士說：「山水畫是有高度哲學性的人為藝術，你看到外面的山跟水，不會想到山水畫，它要畫的不是現實，而是理想。」這種乘載理想與哲學的藝術品，很自然就深受志於修行的和尚們喜愛，也開啟了山水藝術在中日之間的投桃報李。

山水畫的尋寶秘笈──《圖繪寶鑑》

五山禪寺的和尚通曉中國文化，所以也必須負責幫幕府將軍採購新的藝術品。但他們比較了解佛教的相關文物，對藝術界的知識就相對欠缺，該怎麼辦呢？

石守謙說：「在網路時代以前，我們要知道國外的藝術現況，可以參考《藝術年鑑》。現在更方便，直接搜尋Catawiki、Sotheby’s這些國際拍賣網站，就有各種藝術品圖錄，以及藝術家資料。而在幕府的時代，他們若想得到這些資料，《圖繪寶鑑》就是最好的參考。」

《圖繪寶鑑》是元朝夏文彥（約西元1312-1370年）製作的繪畫百科全書，把歷代至元末的出名的畫家，逐個介紹，著名畫家通常半頁，小畫家則有半行敘述。雖然歷代評價不高，因為專家認為書中評論抄來抄去（還常抄錯），但在那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能像《藝術年鑑》那樣，告訴讀者有哪些藝術家，專長是甚麼，評價如何的書籍少之又少，《圖繪寶鑑》便成為很重要的藝術參考書。

當時中國開始有收藏文化，畫作往往需要有人寫題跋。以前能寫題跋的人，只有像趙孟頫（西元1254年－1322年）這樣同時有書畫能力，又富含知識的藝術家，但《圖繪寶鑑》出現以後，就算對於藝術知識沒那麼了解的文人，也可以參考本書來寫。因此，幕府得到這本書，如獲至寶，就從中翻查有甚麼作品沒收藏到，然後請經紀人遠渡重洋到中國去買。

石守謙道：「我們可以想像，這些經紀人到了中國，就拿著《圖繪寶鑑》對藝術商人翻著，說：『我要買這個人的作品。』雖然不保證會買到真跡，但《圖繪寶鑑》開了一扇門，讓中日的藝術品可以進行這樣的交流。」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這些經紀人從中國帶回來的藝術品很多，幕府將軍不見得全買，因此就要培養鑑定專家，來判斷真贗。各個地方比較有財力的諸侯，也想跟將軍收藏一樣藝術品，於是他們周圍也會形成專家群。這些專家一方面為上頭提供專業的服務，一方面也因為有機會看這些珍品，逐漸自己發展出繪畫技巧。而他們的品味，更影響著將軍、諸侯們的嗜好。

比如他們早在十四世紀就買到了南宋畫家牧溪、玉澗的作品。兩人都是禪僧，名氣並不高，中國的藝術界對他們毫不重視。但他們的作品卻被日本人視為第一流的收藏，原因就在於，這些幕府、諸侯的鑑定專家，都是禪寺的和尚。牧溪、玉澗都是禪宗，讓他們倍感親切，身為藝術文化顧問，當然引導上頭去欣賞、喜歡、購買，至今也都變成日本國寶級的收藏品。

宋朝畫家牧溪跟玉澗都是禪宗和尚，雖然在中國知名度有限，卻在日本大放異彩，圖為牧溪〈觀音猿鶴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水墨畫之父，也深受《圖繪寶鑑》影響

雪舟和尚（西元1420年－1506年），是在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把山水畫跟水墨畫傳到日本的重要中間人。他曾經是相國寺的知客僧，對於中國書畫藝術，早已無限嚮往。1467年，他隨著幕府的貿易船來到中國，經杭州、鎮江、南京，一路北上，來到北京。

雪舟和尚是把山水畫跟水墨畫傳到日本的重要中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與沈周（西元1427年－1509年，「吳門四家」之一，與文徵明、唐寅和仇英並為明代最重要的畫家）處於相同時代，雪舟在中國的三年期間，並不認識他。當時沈周還沒這麼有名，且與雪舟往來的，多半是宮廷藝術家。然而宮廷藝術那種歌頌太平盛世的畫風，不是雪舟能夠認同的。雪舟喜愛中國繪畫的「雲山」（雲氣很多的山水畫）系統，而雲山系統的代表人物，就是牧溪和玉澗。

至於雪舟是從何得知牧溪、玉澗的呢？便是通過《圖繪寶鑑》。藝術家需要清楚知道自己是站在甚麼位子上創作，所以雪舟很想知道云山系統是怎麼建構起來的？《圖繪寶鑑》給了雪舟這樣一個歷史架構，讓他能將自己置入這個脈絡，安身立命。

這就是東亞文化世界的分享。雪舟後來回到日本，將他在中國學到的畫技發揚光大，一代大師，影響深遠。

沈周（1427年－1509年），明朝畫家，吳門畫派的創始人，明四家之一，儘管在中國大有名氣，但因雪舟和尚對其不熟悉，在日本知名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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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摺扇在中國蔚為風潮

這樣的分享，並非全部從中國單向傳播，而是互有往來的。比如日本人學了水墨畫的技巧之後，也有成品回傳，在中國掀起潮流，那就是：摺扇。

日本的摺扇從宋朝開始就風行東亞世界，並為中國上層人士所喜，比如蘇東坡就非常愛用日本摺扇。中國官員出使到高麗的時候，高麗看到他們都拿扇子，也加入製造的行列，成為兩國貿易的一環。日本京都有一條街，專門賣朝貢或貿易用的扇子，「扇屋」很多，到現在還存在。

明朝之後，中國也模仿日本製造摺扇。扇子上可以作畫、提字，以山水為主題的畫作，造成流行，深受中國消費者歡迎。因為需求量很大，當時的畫家都畫作摺扇。畫一張立軸，在明朝時可能要好幾兩，但摺扇只要兩三錢，十分之一的價錢，就可以大量流傳。

這種風潮一直流行到20世紀初。石守謙形容：「民國之後，明朝的摺扇已經很貴。上海的上層人士還有拿摺扇的習慣，愛好風雅的人，提著唐寅畫的扇子去參加酒會，不得了，大家就會覺得你很有身分品味。」

日本的摺扇風行中國，中國也出現教人畫扇子的「扇譜」，傳回日本。書上的畫也給日本畫壇很大的影響。就這樣往來反復地你傳我，我傳你，大大促進了藝術的交流。

日本摺扇不僅促進中、日藝術交流，也在18世紀的歐洲引領流行。（圖片翻攝自：《扇物語》（東京：Pola 文化研究所，2008），津田紀代編，頁9。）
圖片翻攝／林俊孝

東亞各國對桃花源的共同追求

這樣的交流，不僅限於圖象與物品的往來。在精神上，中國對桃花源的追尋，也迅速傳染了東亞各國。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個失落的夢，這篇文章描繪了一個無憂無慮、無政治、無戰亂、卻永遠找不回的理想世界，讓無數的後代文人輾轉反側。他們雖然沒去過桃花源，卻說出各種各樣的版本。《搜神後記》、《異苑》、《周地圖記》等書，都記載了不同版本的桃花源。唐代舒輿《錄桃源畫記》說他見過「古桃源圖」，宋朝的蘇東坡甚至還說他去過，但他們真的找到了嗎？誰也不知道。

到底哪個是真的呢？桃花源真的存在嗎？石守謙說：「桃花源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尋找。這個故事的主題精神，就是『尋找』。」

朝鮮王子安平大君（李瑢，西元1418年-1453年）就曾經夜夢桃源，而命宮廷畫家安堅（生卒年不詳），畫作〈夢遊桃源圖〉。後來還建造了「武溪精舍」，證明自己真的去過桃花源！其尋夢之苦心孤詣，可見一斑。

朝鮮王朝宮廷畫家安堅（生卒年不詳），〈夢遊桃源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令人訝異的是，以桃花源主題的山水畫，竟也為五山禪僧所追尋。為何這些和尚會那麼喜歡桃花源呢？他們不是出家人，應該嚮往西方極樂世界嗎？石守謙解釋道：「當時五山中的南禪寺，是禪宗的基地。這些禪僧雖然因為俗務的忙碌，讓他們身不由己，但通過對桃源圖的鑑賞，卻可以讓他們做到『心隱』，提醒自己，要像尋找桃花源一樣，堅持自己超脫世外的夢。」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意象」可以讓不同的人產生「共感」

石守謙認為，山水畫是在傳遞理想，而其中最具形象的是桃花源。事實上，桃花源裡頭是甚麼？沒有人知道，美食？好酒？服裝跟外頭一模一樣？你講不清楚。但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桃花源的美好。

「這就是文化意象，」石守謙解釋：「意象比真正的形象更重要，不用講太清楚就可以明白。這個意象是中國的、日本的、還是韓國的？都無所謂，別人有了一個意象，你就不用自己重新建立，學起來就好。意象本來就是互相傳遞、互相分享的。」

石守謙認為，意象比真正的形象更重要，它不屬於任何國家，得以互相傳遞、分享，豐富了人們心靈。
攝影／林俊孝

由於這樣的分享精神，日本人對桃源意象的追尋，從幕府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

京都朝北方開車40分鐘，一座偏僻的山上，是由神慈秀明會出資、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石守謙認為這是貝聿銘（西元1917-2019年）最好的作品，因為他的設計理念，就是模仿桃花源：「彷彿若有光的隧道」是通往桃花源的必要途徑，他們就在通往美術館的山裡挖個隧道；桃花源外是桃花滿地，他們因地制宜換成櫻花；庭園圓形的門，就是從桃花源來的山洞；桃花源裡有各種美食，美術館的商家也販賣各種健康的有機飲食。館內收藏的作品，不光有日本的，還有全世界各國的寶藏。

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是位於日本滋賀縣甲賀市的私立美術館，創辦人為神慈秀明會創始者小山美秀子。建築由貝聿銘設計，於1997年開館，獲美國《時代周刊(TIME)》選為全球十大建築。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石守謙嘆道：「他們在1997年建好之後我就去了，非常感動，桃花源竟然在京都的山裡出現！」

臺灣以前也曾經有過桃花源熱潮，比如1986年賴聲川編導過「暗戀桃花源」舞台劇；1995年黃春明寫過《小李子不是大騙子》兒童劇，不時演出，並在2000年後承辦「新桃花源運動」，持續社區的綠美化工作。然而這種對理想世界的追尋，越來越罕見，現代人似乎更在乎流行、時尚，以及各種「小確幸」。

石守謙笑道：「現在偶爾去一些餐廳，能看到牆上掛著漂亮的畫作，也覺得不錯了。」或許，現代人的追求，已經和古人不一樣了吧！但只要看到漂亮的山水畫，能駐足欣賞，無論你是本國人、外國人，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意象，而從中得到片刻的「心隱」。這就是山水藝術的永恆魅力。

雪舟和尚〈秋冬山水圖（秋景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石守謙（1994）。宋元明之外銷畫──有關十三至十五世紀傳入日本之浙江繪畫的研究。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
石守謙（2009）。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亞洲美術史：近代台灣與東北亞關係美術史。科技部（原國科會）研究計畫。
石守謙（2012）。《移動的桃花源》。臺北：允晨文化 。本書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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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聽歌、錄音管道相當多元，彈指之間就可以達成，但對老祖先來說，想保留聲音是相當困難的。
圖片來源／pixabay

現代人要聽音樂非常方便，只要打開手機就可以透過網路連結各種音樂平臺，聆聽各式各樣的音樂，如果想要錄音，只要螢幕點一下就搞定了！但在過去因為錄音設備不足，老祖先的每一段聲音檔都相當寶貴，因為這些音樂記錄著過去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等流變，其中，臺灣最早在官方支持下，且最完整的音樂紀錄，是甚麼時候完成的呢？

聽見臺灣音樂史的空白

其實臺灣最早且最完整的聲音與音樂紀錄，開始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在臺灣總督府和民間的大力支持下，由黑澤隆朝等三人組成的調查團，從日本渡海來臺，進行了三個月的環島踏查以及錄音和攝影，完成臺灣史上規模最大、內容最完整的臺灣音樂普查，另還包含原民155個部落的樂器普查，為臺灣原住民、漢人音樂留下豐富的影音和文字記錄。

由左到右為：黑澤隆朝（1895-1987），山形高靖（當時勝利唱片錄音師），桝源次郎（1904-1995）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臺灣進行音樂調查的合影。
圖片來源／王櫻芬

1943年12月，調查團將這趟採集調查的成果編輯成26張78轉唱片與10捲紀錄片，公開發表。「可是，1945年3月東京有大空襲」細說從頭的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王櫻芬，如歷歷在目講起那段歷史，「存放在勝利唱片的聲音與影像文字等資料大多燒毀了，但黑澤家中還保留一套唱片，這也是後來很多故事與研究的原點。」

1945年3月東京大空襲，導致黑澤隆朝所採集的戰時臺灣聲音毀於一旦，幸虧黑澤家中還有一套調查團所編輯的26張78轉唱片，但這套唱片又去哪了呢？
圖片來源／pixabay

這些寶貴的聲音資料，長途旅行去了英國，原來戰後1950年代日本想要返回國際社會，有多種作為，其中之一就是將那套26張唱片濃縮成12張，寄給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以及英國的國際民俗音樂協會，「後者把唱片給了一位倫敦大學的教授，邀請他寫評論。這位教授過世後，便把所有文物都捐給英國國家圖書館，而這套唱片也在其中。」

王櫻芬拼湊臺灣這塊土地上一度消失的聲音，讓這些聲音得以重新被人們聽見，圖為黑澤隆朝親自拍攝大南社魯凱族弓琴的照片。
圖片來源／王櫻芬

王櫻芬最終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找到這套12張唱片。她表示，1973年黑澤隆朝出版《臺灣高砂族の音樂》書籍，被視為臺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經典，1974年有《高砂族の音樂》唱片問世，主要是將前面提到的26張唱片中原民樂音的部分獨立發行，王櫻芬補充說：「但漢人的音樂並沒有在裡面，所以英國的那套唱片就非常珍貴，因為其中有6音軌是漢人音樂的部分，包含孔廟祭典、佛道宗教音樂、皮影戲、十三音等。其中的孔廟音樂記錄，應該是全世界最早的，而且絕無僅有，有著重大歷史意義。」

雖然有了當時代的音檔，但為了還原當時錄音過程，黑澤隆朝的個人手稿與日記，便是很重要的線索。黑澤的遺物被親屬化分為二，音樂研究的部分捐入國立（市）音樂大學的圖書館，個人的資料則捐給秋田縣立博物館。

王櫻芬回憶說：「但這些文物都沒有人理會，全都放在倉庫裡，更不用說研究。所以，國立音大圖書館負責人在離職的時候，甚至將所有黑澤隆朝的資料，包含已經編目的，全數打包寄來臺灣。他認為，這些東西應該去更重視它的地方，而不是被當垃圾丟掉。」

王櫻芬從2000年開始黑澤隆朝研究，然後在2008年將之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 CD。王櫻芬充滿情感地說：「黑澤帶我走進臺灣的日治時期，因為他的關係，也啟動我日後的日治時期唱片與廣播研究。」王櫻芬不諱言，「做研究像偵探找線索一樣，從蛛絲馬跡拼湊出事件的全貌，我總是興奮於靈機一動、忽然有重大發現的那一刻。但後面要去把它寫出來，完全是一件苦差事。」從她拼湊過去臺灣音樂史空白的過程，就可看出端倪。

王櫻芬從2000年開始黑澤隆朝研究，然後在2008年將之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 CD。
攝影／林俊孝

為更瞭解黑澤隆朝，同時探索過去與現在原住民音樂的轉變，王櫻芬也帶領調查團，循著當時黑澤採集原住民聲音的路線重新走一次，從中發現不少當時參與者都還健在，不少人聽到自己或者親人的聲音，也忍不住流淚。此外，透過黑澤和戰前其他日本人的紀錄，她也發現日治時期的原住民音樂，由於殖民政策、戰時體制、唱片廣播等因素，已有不少改變。

王櫻芬不只完成黑澤隆朝研究，也循著當時黑澤採集原住民聲音的路線重新走一次，發現不少當時參與者都還健在，同時聽到自己或者親人的聲音，也忍不住流淚。
圖片來源／王櫻芬 再製圖表／林俊孝

從音樂學研究跨足印尼甘美朗演奏

王櫻芬從求學以來就對民族音樂學充滿興趣，才得以拼湊出原住民音樂與漢人音樂歷史紀錄上的空白。近年來她也不忘對音樂表演的興趣，投身印尼悠久的甘美朗（gamelan，印尼合奏樂器）演奏，並在2019年6月，籌辦巴里島甘美朗樂舞展演，邀請巴里島、中爪哇、沖繩的音樂家與舞者一起同臺演出，她也親自上陣演奏。

2019年6月，王櫻芬籌辦甘美朗（gamelan，印尼合奏樂器）樂舞，邀請巴里島、中爪哇、沖繩的音樂家與舞者一起同臺演出，王櫻芬也親自上場演奏。
圖片來源／王櫻芬 攝影／陳宥中

王櫻芬從民族音樂學研究到印尼甘美朗演奏，充滿各種美麗的奇遇，王櫻芬說：「一開始做研究，其實看不到什麼全貌。但許多事情是隱約相關，縱使跨越的時間幅度很大，最後卻一個個小環圈終究會扣在一塊兒。人生跟研究其實也相似吧，看似不相關，然而也許哪一個瞬間有個突如其來的機遇，就夠夠整合在一起，產生巨大的意義。」

圖片來源／王櫻芬 攝影／陳宥中

採訪撰稿／沈　眠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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