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被雅典以「腐蝕青年」和「藐視城邦崇拜之神」等罪名處以死刑。死前的蘇格拉底鎮定自若、一如既往討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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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對話錄》的〈克里托篇〉記載一個故事,說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被雅典以「腐蝕青年」和「藐視城邦崇拜之神」等罪名處以死刑,他的學生都勸他要逃走,但蘇格拉底堅決不肯。他的說法是:大家都有信守承諾的義務,逃獄就是不信守「作為公民必須遵守法律」的承諾,所以他不該逃獄。

於是,儘管蘇格拉底認為雅典對他的指控不實,他還是留下來,接受了死刑。

政大哲學系主任林遠澤從蘇格拉底的選擇,討論倫理學上的「知行」問題。他認為:「蘇格拉底從容赴義的行為,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知即德』的主張!」對蘇格拉底來說,他知道這樣做是道德的,所以他就實踐了,「知」跟「行」對他來說是一致的。

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明明知道甚麼是道德、卻做不出來」。到底要如何讓「知行」同軌呢?是甚麼力量,讓蘇格拉底在面臨死亡的關頭,還能堅持道德?

「知行」問題,正是儒家思想的主題之一。如果用儒學來討論上述的疑問,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從民國初年「打倒孔家店」以來,儒家一直被視為落後思想,如「禮教吃人」,「儒家重視階級,違反民主自由」,「儒家是專制、君權、父權的幫兇」,「孔子歧視女性」,「道學先生空談心性」……等。這個學說,現在還能用嗎?

胡適(1891-1962)在「新文化運動」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本為抨擊歷代君王將孔子捧為權威的事實,後來卻成為人們「反儒家」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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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遠澤認為,儒家其實還保有可以融入現代社會、甚至解決當代困局的智慧。他撰寫《儒家的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就用中西方哲學相互對照,讓儒家加入現代的語境,討論倫理學的種種疑難。

儒家是偏私道德,還是普遍主義?

為甚麼過去我們對儒家的印象這麼惡劣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認為儒家主張「偏私道德」。孔子(公元前551年-479)曾說過,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要幫他隱瞞;孟子(公元前372年-289)也提到,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他就必須揹著他到海邊躲起來。民主社會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儒家如此偏私枉法,根本就違背現代社會價值,因此儒家不容於現代社會。

林遠澤認為:「儒學後來的發展,產生辯證的弔詭,它其實並不一定要發展成如此面貌」。
攝影/林俊孝

其實,儒家提倡「禮治」社會,也是希望透過法令(禮)來管理人民的。只不過,客觀的禮制,是建立在內心的「仁」之上的。政府施行禮制,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人民遵守禮制,則是因為內心覺得做壞事、違反法令是對人不好的。不是因為害怕被罰,而是內心的「仁」,讓他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有恥且格」。

客觀的「禮制」是由內心之「仁」推擴(推而擴之)出來的。因此儒家特別注重「仁心」在人際、生活中的運用,如對父母盡孝,友愛兄弟;而你能愛你的家人,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仁心推擴到其他人、以至於整個社會。因此儒家表面上是「偏私」,但並不停留在私情,而是要往外「治國平天下」,其實卻是「普遍」的。

無可諱言,儒家在發展過程中,確實也偏離了初衷。比如漢朝定下三綱五常,讓君臣、父子、夫妻成為由上至下的宰制關係,儒學成為君權、父權的幫兇;比如「理學」借鑒佛道,高舉「理」為學者追求的境界,對於「外王」卻無甚著力,都與原本「以仁治天下」的目標漸行漸遠。林遠澤感嘆:「儒學後來的發展,產生辯證的弔詭,它其實並不一定要發展成那樣的面貌。」

儒家是一種「後習俗責任倫理學」

如果我們用西方哲學的視角來審視儒家,是否可以得出另一種面貌呢?

過去西方的哲學家,多半認為「撇除情感,服從理性」才是真正的德行和正義。人能運用「理性」制定法律,才能保障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認為,由於人有理性,因此遵守道德,是人的義務──這就是「自律道德」。而「理性」和「自律道德」,被視為最高的德行,心理學家科爾柏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還因此將之列為「道德序階」的最高層次:自律和正義序階。

但這種正義倫理其實頗為「男性主義」,於是受到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學」反對。林遠澤解釋:「真正的道德,除了井水不犯河水,保證個人獨立與自由,也要關懷別人,在具體情境中為別人負責任。」用關懷倫理學來補充正義倫理的不足,是西方哲學反省的結果。

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要互相體諒(忠恕),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倫),從而建立個人的道德(修身),以及國家社會的福祉(治國、平天下)。這跟關懷倫理學家剛好是同一種思路。不但「仁者愛人」,儒家還強調「義者宜也」,不正是將某種意義的「正義」和「關懷」結合在一起嗎?

儒家不但強調「仁者愛人」,也注重「義者宜也」,某種意義上將「正義」、「關懷」結合,補足彼此道德論述上的不足。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儒家一方面強調各盡職責的原則(義),同時也注重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體諒與關懷(仁),用科爾柏格的「道德發展理論」來觀察,就知道儒家的道德意識不但是「後習俗層次」的第六序階:自律與正義(義),而且還要把「自律與正義」的道德規範實踐出來,用在具體的情境中(仁)。

林遠澤說:「這就是為甚麼我會說儒家是『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儒學不停留在「後習俗層次」的第六序階──知道甚麼是正義、道德;還要能應用在現實,知行一致。這樣道德就不僅是認知上的『義務』,還是具體地關懷、對別人負責任。儒學就是這樣的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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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倫理與團結倫理

西方哲學思考「道德規範」,基本上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先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人。哲學家便在這個理想情境之中(或稱「目的王國」、「原初情境」、「無知之幕」),思考甚麼是道德規範。並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理性,因此遵守道德、法律,是理性的人類應盡的「義務」。

但「理性」經常是自我獨斷的,在孤獨的情境中想像出來的規範,更難以遵守、實踐。且回到現實中,人是不完美的,要實踐這些理想情境中規劃的道德規範,就會出現「知行不一」的問題。

要怎樣彌合這種落差呢?就需要「道德判斷能力」。但一個人擁有良好道德判斷能力,就代表他一定會照著他的判斷來實踐道德嗎?並不見得。這就是西方哲學還沒能完善解決的問題。

林遠澤認為,這個空缺,正可以從儒學特有的「工夫論」得到補足。

儒家主張「人性本善」,每個人天生都具備「仁義禮智」,所以「有道德觀念」(知)跟「做道德的事」(行),是人的「良知良能」──用西方哲學的話,這種理論叫作「本真倫理」。「知行合一」是天生的能力,只是因為種種原因,讓我們蒙蔽了這種本真,只要覺察內在的本心,加以學習就可以恢復了。

林遠澤認為,有一些重要的道德議題,在西方哲學中還沒能夠有完善的解決,他們其實也可以從儒學得到相當多的啟發。圖為臺北孔子廟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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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家關於「道德」的制定,是從「人倫」出發的。對儒家來說,人並不是孤立生存,我們每天都跟別人相處在一起,有家人、朋友、君臣等「人倫」關係,我們對別人都有「責任」,這種責任感,讓我們警惕自己不可為所欲為,於是就產生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德行。所以儒家的道德,不是理性的「自我立法」,而是從人倫之中所建立的。

於是,要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得從「人倫」的道德做起。只有當每個人都能「仁者愛人」,才能創造美好的社會──用西方哲學的話,這叫作「團結倫理」。

由於有「本真倫理」,所以我們天生就具備「知行合一」的潛能;又因為有「團結倫理」,我們要追求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會在與人相處的生活中,不斷歸納出道德原則,並且付諸實踐。這麼看來,儒家這種說法,似乎彌補西方哲學在「知行」問題上的不足。

道德的最高序階

蘇格拉底從容赴義,是極難的事。我們都知道要堅守道德,然而當面臨生存的掙扎,善無善報、惡無惡報,或生命無常的痛苦時,往往因無助、絕望,而質疑「我為甚麼要當一個好人?」放棄道德,甚至鋌而走險,損人利己。

聖哲們到底基於甚麼,可以百折不撓地堅守道德呢?針對這一點,科爾柏格在後期提出了道德的第七序階。它是一種既遙契天道又內在於道德理性之內的序階。

科爾柏格認為,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宗教性的。人要堅守道德,不是「正義原則」或「理性」可以解決的,必須借助「超驗」的宗教力量,也就是「神明」與「死後世界」的信仰。當我們相信我們是上帝之子,或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對於道德實踐就會有充足的自信了。

但這種超越的力量,只需要「冥契」之,感覺自己的生命有所歸屬、道德力量有所根源就好,不用過於深入去猜測「彼岸世界」。為甚麼呢?因為如果道德建立在「嚮往彼岸/天國」的基礎上,那人們實踐道德,就會一直想到「我做好事,一定會有好報」,「我做好人,神一定會賞賜我」。如此追求福報的道德,就會落回「習俗層次」了。

而「後習俗層次」,追求的卻是對人真誠關懷、物我一體。因此,我們確實需要宗教的力量,讓我們在面對各種打擊與挫敗時,有一個堅強的後盾,給我們動力堅持道德,卻不是為了嚮往彼岸世界、求得報償,才做一個好人。

科爾柏格提出「道德的第七序階」,認為人們需要宗教的力量,在面臨各種打擊時,才會有一道堅強的後盾,堅守道德。
攝影/林俊孝

在這方面,儒家早在先秦就提出非常豐富的論述了。比如孔子說過「天生德於予」、「知我者其天乎?」這種對於「天」的敬畏與信仰,讓他在面對攻擊或傷害時,依然有非常堅定的行道意志。《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是將宗教性的「天命」,轉成內在的道德主體:「性」,從而肯定個人生命具有超越的神聖意義。

儒家雖然敬天,卻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們的目標,是要「天下歸仁」,在人間實現「大同」,對於彼岸世界,則不作形而上的猜測。因此,西方道德哲學追求的最高層次,似乎在中國古代,已建立相當完整的說法。

如此說來,儒家學說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落後,只要適當的轉譯,仍可找到難以取代的智慧。林遠澤語重心長地說:「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儒家是可以提出解方的。所以儒學的自我革新,真的非常重要!」

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危機,林遠澤認為,儒家可以提供解方,因此,重新檢視、革新儒學,是當前重要課題。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林遠澤(2019)。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實踐哲學的對話理論闡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林遠澤(2018)。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禮治國理念的批判理論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林遠澤:《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的理念》(台北市:聯經,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