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講幾個好笑的笑話，還是滑手機看到迷因哈哈大笑？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陳學志教授提醒我們：「幽默是一種智慧，透過輕鬆而獨特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與自身處境，甚至能有效轉化困難或壓力情境，達到適應與自我提升的效果。涉及認知、情緒、行為、心理、生理及社會各層面的運作。」

陳學志指出，過去許多研究在探討特定族群，例如原住民族時，便已經發現原住民族的孩子較有幽默的特質，但往往著重於他們所面臨的弱勢或困境，這種觀點不僅容易加深刻板印象，也忽略了這些族群潛在的文化優勢。因此，陳學志決定透過更積極、正向的觀點切入，重新審視原住民族和新住民等多元族群的優勢能力。

「我希望藉由強調幽默作為一種心理與社會資源，能協助個體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與人際互動的困境，而非只是博君一笑的消遣或娛樂。」陳學志眼神堅定地說。

陳學志認為，幽默並非單純的搞笑或取悅他人，而是一種較高層次對人性的觀點，本質在於它所承載的智慧和洞察力。
攝影／馬藤萍

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幽默

根據心理學家羅德‧馬丁（Rod Martin）等人提出的分類，幽默可分成以下四種：

1.「親和型幽默」：這種幽默像是人際間的潤滑劑，主要目的是透過友善、輕鬆的方式讓彼此關係更親近。例如朋友相聚時講的趣味故事、溫和的笑話，都是屬於這種能讓氣氛更輕鬆的幽默。

2.「自我提升型幽默」：這種幽默的目的在於調整自身情緒，化解負面感受，例如一位孩子面對同學嘲笑時幽默地回應：「我今天只帶了腦袋，沒帶耳朵，根本聽不到你在講什麼。」這樣不僅化解尷尬，更能鼓勵自己，展現內心的自信與樂觀。

3.「攻擊型幽默」：這種幽默以取笑、挖苦他人為特色，雖然可能引來短暫的歡笑，卻也容易破壞人際關係，像是常見的「諷刺式玩笑」或「揶揄式批評」，表面上開玩笑，實際上卻暗藏攻擊性，讓被取笑者感到不舒服或受傷。

4.「自我貶抑型幽默」：也就是透過自嘲來引起他人的歡笑，雖然偶爾可以拉近人際距離，但普遍認為，過於頻繁則可能傷害自己的自尊或自信。

幽默的四種分類。
繪圖／張力予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親和型幽默」和「自我提升型幽默」最具穩定而深遠的心理效益，它能幫助個體在面對壓力或挫折時，以靈活、正向的態度重構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但有趣的是，陳學志指出，近年有研究揭示「自我貶抑型幽默」在情緒轉換上的潛力同樣不可忽視。

這一點在他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當個體在互動中運用自我貶抑型幽默，特別是結合『擬人』或『誇飾』等技巧時，能在維持笑點的同時，讓對方感受到放鬆與親近。」例如老師問：你怎麼沒交作業？我的回答是：我昨晚本來要寫，結果我的腦袋罷工了，還放假不補班。便是屬於結合擬人和誇示技巧的自我貶抑型幽默。

陳學志接續說：「這種幽默常被視為對自我的貶低，甚至會損及自尊，實際上，它在處理人際困境時，反而能有效降低他人的負面情緒反應，緩和衝突、化解尷尬。」換句話說，幽默不只是強者的餘裕，有時也是一種脆弱中的智慧：能嘲笑自己的人，往往能換來別人的理解與笑聲。

幽默理解與欣賞之匯合模式

幽默如何被大腦處理呢？陳學志也有說明：首先會經歷一個叫做「失諧偵測」的階段，也就是當孩子聽到出乎意料或不合常理的訊息時，大腦會產生短暫的困惑與驚訝；接著，大腦會進入第二個階段「失諧解困」，嘗試用創新的方式重新理解與整合訊息；最後則是「愉悅欣賞」的階段，當孩子成功解讀幽默的意義後，大腦的情緒系統，例如杏仁核（amygdala）與海馬旁迴（parahippocampal gyrus），就會活躍起來，產生開心、放鬆的感覺。

陳學志進一步提出了「幽默理解與欣賞之匯合模式」，在這個模型裡，幽默訊息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一個是幽默的「結構」，也就是呈現的方式或技巧，例如雙關語、誇張或模仿；另一個則是幽默的「內容」，也就是訊息背後真正想表達的意涵，可能是帶點諷刺、挑戰禁忌，或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觀點。

當我們的大腦察覺到幽默結構中的失諧時，就會啟動認知層面的解困歷程，也就是嘗試跳脫原本熟悉的思考模式，以更靈活的角度重新整合訊息，這種方式被稱為「基模轉換」（schema shift）。與此同時，大腦也會啟動情意層面的處理，去解讀幽默內容可能涉及的情感或社會意涵，幫助我們真正掌握幽默背後的趣味或深意。

這些科學證據不僅告訴我們幽默背後的運作機制，更讓我們理解，原來懂得幽默，不只是「覺得好笑」，而是大腦正在用一種更靈活、更有創意的方式來看待世界。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flat, abstract illustration of a human brain showing three stages of humor processing: confusion (blue with a question mark), creative thinking (yellow with a lightbulb), and joy (orange with a smiley face). Each stage is shown in a separate brain region, with simple lines and warm colors.

「雙文化」優勢

從這個基礎出發，陳學志藉由一系列的幽默測驗和標準化量表研究發現，臺灣的原住民族孩子特別擅長「自我提升或親和型幽默」，也就是他們較不會透過嘲笑別人或貶低自己來逗樂，而是習慣用輕鬆、創意的方式讓自己和周圍的人重新感到自在與開心。

「自我提升型幽默使孩子們能夠在面對挫折或困難時，更主動、更樂觀地調整自己的情緒與心態，有效降低內心的壓力與負面情緒，進而培養出更強韌的心理素質與正向的自我形象。」陳學志認為，這種幽默優勢，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社交技巧，更是來自他們獨特的文化資產與心理資源：「背後其實隱含著原住民族長久以來重視團體和諧、口語傳統與樂觀態度等深厚的文化背景。」

在原住民的社群生活中，幽默就像一種無形的「膠水」，無論遇到多大的難題，他們總是能用笑聲重新凝聚彼此，保持團體的和諧與凝聚力。這種文化特色清楚地反映在原住民日常的歌謠、口述故事與彼此互動之中，孩子們從小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培養出這種善用幽默化解衝突、拉近關係的能力。

陳學志將幽默融入在他的生活中，一如他自嘲笑說：「要定義幽默，其實就是沒有幽默感的人做得無聊研究。」
攝影／馬藤萍

除了原住民孩子，陳學志另一研究重點是新住民子女。過去社會多關注他們的語言與學業挑戰，但陳學志針對全臺灣超過六千名國中生（含1,491名新住民子女）的研究發現，這群孩子在創造性思考表現上，明顯優於一般學生。他說：「新住民子女從小經歷文化碰撞，因而具備靈活認知與開放態度，更少受刻板印象侷限，展現較高的好奇心、冒險精神與創造力。然而，雙文化經驗也帶來『涵化』（acculturation）的適應壓力。」

「涵化」指的是當一個人同時接觸兩種以上不同文化時，所經歷的適應與調整過程。以新住民子女為例，他們從小就在家庭與主流社會的雙文化環境中成長，不可避免地會面對不同價值觀、語言及生活習慣的碰撞。他們並不單純地接受或拒絕其中任何一種文化，而是在內心不斷地協調、融合，尋找屬於自己的定位和平衡點。

「正因如此，涵化不僅是挑戰，更促進了新住民孩子的心理韌性與創造力，反而更能培養出靈活開放的心態與思考方式。」陳學志強調他們學會敏銳地察覺文化之間的差異，並且善於以創意的方式應對這些差異，化解適應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轉化為寶貴的內在資源。

幽默是生活的藝術

陳學志後續以幽默優勢中心為取向，設計訓練課程，讓學生能夠有發揮幽默優勢及練習幽默應用的舞台。結果發現，加入適性材料的幽默教學課程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幽默感，且無論是原住民或一般生都有顯著的成效。他說：「當在課程中提供學生發揮幽默的機會，會使原本就具備幽默優勢的原住民學生有更多發揮想像力的空間；而一般生則是在幽默的氛圍下，不用擔心犯錯而更願意去冒險。」

原住民族和新住民孩子的創造性幽默與思考能力，正是臺灣當前教育界應該關注與珍視的重要資產。誠如陳學志所強調，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夠看到這樣的文化優勢，並從中加以培養與鼓勵，將多元族群的幽默特質轉化為積極的學習動力，能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在學校中適應環境，具備信心的面對未來各種人生挑戰。

「幽默教育的核心，不只是讓孩子發笑，而是教會他們如何面對生命的裂縫與不圓滿。」陳學志堅定的說：「畢竟真正的幽默，是對自己和世界的不圓滿採取接納的態度，而這種接納，能夠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也對於自身有更多的正面觀點與自信。」

採訪撰文／許凱傑
攝影／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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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藥藥方中，當歸是很重要的藥材。
圖片來源／pixaba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貞德談到：「在華人世界男女有別的醫療論述下，所謂女人以血為本，男人以氣為本，還是相當普遍的。」臺灣有些傳統男性，如今仍堅決不吃、不喝以當歸為君藥的四物湯，認為那是女性才服用的滋補品。

當歸在中國：曹操的頭痛藥變成女人要藥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歸最早並非「女人藥」，用途廣泛，因為通血止痛，東漢末年的曹操頭痛時就喝當歸湯。當歸也常用於隱喻求才的禮品（暗指「你當歸來」）。到了明代，《本草綱目》紀載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才愈發性別化。

除了中、日韓各地對當歸的使用和觀念，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變之外，當歸也曾於清末走出國門，成為了國際醫藥市場上的一部分。李貞德爬梳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當歸在歷史上被人們運用的變化，也揭示了醫藥文化交流的多樣性。
攝影／陳怡瑄

「中國婦人方自晉唐時期開始萌芽，到南宋時期得以確立。」李貞德指出，傳統中國醫學中的性別化身體觀影響深遠，前人多有研究。從5世紀陳延之的《小品方》中首見婦科篇目，到7世紀孫思邈的《千金方》申述婦人獨立成方的理論基礎。南宋時期的陳自明在著作《婦人大全良方》（1237年）中強調「凡醫婦人，必先調經」，發展出「婦人以血為本」的身體觀，並依照經、帶、胎、產的順序編排專著後逐漸確立。

不過，這一性別化的身體觀在明代有所轉變。到清初的《醫宗金鑑》（1742年）的〈婦科總括〉中，破題已直接寫道：「男婦兩科同一治」，主張除了女性身體之特殊情況如經帶胎產之外，其他疾病與醫療基本上與男性無異。

而當歸在中國本草書中被視為「女人要藥」，李貞德從當歸在婦科中的用途和觀念的轉變，進一步追查其在日本、韓國，甚至德國的傳播和運用情形，考察當地人學習傳統藥材新知和使用案例，並一窺其中的性別面向。

當歸在日本：究竟是不是治血之藥？

日本現存最早的本草書是918年深江輔仁的《本草和名》，其中稱當歸為「也末世利」、「宇末世利」、「加波佐久」或「於保世利」。李貞德說：「《本草和名》的著作旨趣在說明中國本草書所提藥材在日本當地如何稱呼。比較像是一本雙語辭典，目的在名實之間的對照，而非說明本草藥物性味主治。」書中雖指出中國書中的當歸就是日本稱為世利（ぜり）的草藥，但並未介紹此藥究竟有什麼功效，又是否和治療女性相關。

大概要到1546年、日本戰國中期的京都名醫南条宗鑑編撰《撰聚婦人方》效法陳自明書，依經帶胎產的順序安排對治各種疾病。上卷即討論調經與月水不調的問題，並稱：「婦人以血旺氣衰為本」，若男女對言則稱：「男子以精為主，婦人以血為主」。

「南条宗鑑的時代，日本醫生經常留學中國，後來被稱為後世派始祖的田代三喜（1465-1537），就曾前往明帝國12年，帶回當時流行於中土的金元醫學知識和醫書。」李貞德進一步提到，田代三喜在論婦人時，破題先以「女十四，月水行」和「男十七，精汁行」對言，並且指出男女常用藥物有別，而當歸正是女性常用的十多種藥物之一。

田代三喜是日本戰國時期的漢醫學家，被視為日本後世派醫家的創始者。
圖片來源／wiki

但，到了18世紀古方派的吉益東洞（1702-1773），卻在他的《藥徵》中表示：「仲景之方中，用當歸、芎藭者，所主治者，不可的知也」，又說張仲景治療血病的藥也未必用當歸。如此一來，當歸是否治血都不一定，就更談不上是以血為本的女人最重要的草藥了！

於此，李貞德提供了一個小結：「當歸和血的連結，在古方派大師的論說中被切斷了。那麼它和女人之間的關係還能維持住嗎？今日漢方醫學有稱婦科三大成方的，包括當歸芍藥散、加味逍遙散和桂枝茯苓丸，前兩者都以當歸養血著名。如此看來，本草藥論、大師醫方和俗語通說之間錯綜複雜的呼應和歧異，在日本和在中國一樣，需要分別釐清，繼續追究。」

當歸在韓國：鄉藥自有脈絡

朝鮮半島自高麗（918-1392）至李朝（1392-1910）時期國內提倡「鄉藥」，不僅編纂方書，並且普查全國藥材，嘗試以本土物產療病救急。不過李貞德指出，朝鮮半島官民大多仍以中國的藥材為貴：「自4世紀起韓國便有和中國醫藥交流的紀錄，根據目前的出土文獻，當歸至遲在7世紀時就已隨著《本草經》的東傳而為朝鮮人所知，並且從13至14世紀高麗王朝編纂的《鄉藥救急方》最末的《方中鄉藥目草部》看來，半島人民已認定土產之『旦貴草』即中國之當歸，並納入救急方劑中使用。」

雖然因為史料闕如，李貞德坦言目前尚難得知朝鮮半島的人們最早何時取得中國當歸實物？如何比對外來品種與本土物產？又怎麼判斷兩者性味功能相同，故可以放心地將俗名「旦貴草」的鄉藥納入包含當歸的中國醫方中治病等問題。不過《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中約百條提及當歸的史料，巧妙地說明了當歸在半島醫療文化中的位置。「從《實錄》中當歸史料出現的順序，可以看到剛好呈現了一種從唐藥到鄉藥、從外交贈禮到土產藥用的發展軌跡。以及從詳細規範採收、傳輸和備料方式，到後續和劑治病且運用自如，其中中國本草醫方的影響，明確可見。」

如在 1434 年《李朝實錄》中的採收規範提及，屬植物根部的當歸帶土洗淨與否，既關乎藥材品質，也牽涉到賦稅的份量，這部分議論在中國本草書中少見。另外1433年下頒全國的《鄉藥集成方》，除了原原本本地抄錄中國本草經典外，也特別選取了當時作為朝鮮醫學教材的《婦人大全良方》中的備料原理原則，按部就班地指示當歸的處理方式。

《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
圖片來源／wiki

16世紀之後，當歸再度出現在《李朝實錄》時，已不只是外交贈禮或本草藥論，而是入藥和劑、運用自如。所治之病，包括濕寒腳氣、心熱發火、外傷疼痛、孕產昏眩，乃至狂疾等等。雖然部分用法難以直接對應中國方劑，但大部分都可以在東傳的中國典籍中找到根源，特別是止痛與安胎，《醫方類聚》（1445）記載治一切心痛時，曾引明代《壽域神方》以胡椒加乳香研末，建議：「男用生薑湯調下，女用當歸酒調下。」反映了當歸自初登歷史舞台以來的主要功效。

不過，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特色醫學「四象醫學」出現時，並未以男女老幼的分類方式思考人和疾病、藥物的關係，在陰陽四象的框架下，當歸並沒有被視為女人要藥，而是「少陰人」的用藥。換言之，關於當歸知識在東亞的傳播，並非總是和女人有關、也未必如中國傳統和婦科醫學相聯繫。

當歸傳歐與返華：文化與醫藥的碰撞

李貞德提到，她曾將當歸從曹操的頭痛藥發展到李時珍所稱女人要藥的歷史變化，在國際會議上發表，引起了曾經鑽研中西醫藥交流的學者的關注。他們提醒她，不僅在中國，當歸也曾被介紹給西方世界，她一查資料，才發現當歸曾經跨洋赴歐，被德國藥廠製成浸膏、「大獲其利」。

德國？當歸跑那麼遠嗎？

後續李貞德親自前往德國默克藥廠（E. Merck）的檔案館爬梳資料，發現德國的漢學家夏德（希爾特，Prof. Dr.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曾於1870-1896年間擔任德國駐廈門海關官員，在中國發現了當歸的藥用價值，並將當歸引入德國，與默克藥廠合作，開發了治療經閉、經痛的新藥「Eumenol」（中文譯名多作「優美露」），默克藥廠的檔案資料甚至指稱當歸是「西方世界此前不見的安全通經藥」。

李貞德解釋說：「所謂安全的通經藥，就是不能變成打胎藥。夏德在中國發現了當歸，介紹給歐洲人，德國藥廠提煉後，成功研製出安全無毒，能有效通經、治療痛經，但如果懷孕了也不會造成流產的藥物。」

默克開始大量生產並銷售當歸製成的通經藥到世界各地，這種跨國藥物交流到後來不僅回銷中國，也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和經濟上的侵略，並開始推動本土化的當歸提取和製藥技術，試圖與德國的藥品競爭。當時，默克藥廠生產的當歸藥品價格高昂，而中國本土的當歸資源卻相對豐富。中國本土藥廠崛起，採用蒸餾法和冷浸法等技術，開始大規模生產當歸製品。

19世紀末以來，中國遭受歐美列強的政治和經濟侵擾，有志之士莫不積極尋求國富民強，李貞德指出，這種情況也延伸到醫藥領域。傳統中醫有「十方九歸」的說法，意思是當歸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醫藥配方中，又因為它調血、治療血病的功能，而被視為「以血為本」的女人要藥。然而，德國的優美露強勢來襲，當歸的性別角色更加強化了，中國藥廠為了與之對抗，也不斷宣傳當歸調經是為了能促進生育。1940年代對日抗戰期間，強國保種更加重要，藥廠的宣傳廣告中，當歸幾乎變成一種促進人口增長、強健國家體質的婦科靈藥了。」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
攝影／陳怡瑄

醫藥史上當歸的意義

當歸在古代中國，最早被用於治療頭痛及作為贈品，後來逐漸成為婦科常用的藥材。日本、韓國則自古與中國有醫藥交流，當歸在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的應用，都反映了中藥在當地的接受與轉化。

清末民初，當歸輸出德國，製成藥品，販售全球，甚至回銷中國，引發了中國對本土藥材的重新認識和推廣，成為強健國家體質和提升人口的象徵。這一過程不僅展示了藥材作為一種「物」在全球的應用，也反映了文化與經濟的交融與衝突，更提醒我們物與人之間關係的互動變化。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當歸作為一種植物藥材，其應用從傳統中醫，到現代製藥，再到全球銷售，體現了文化交流和市場動態的複雜性。這不僅是對醫藥史的一次深入探索，更是對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生動描述。

不過李貞德同時也提到一個關鍵：「若以當歸為例，從用藥的角度切入，則東方醫學傳統中性別化身體觀的有無、發展，及其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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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境，反映出不同文化脈絡下，東、西方家長對於子女的期望值不同，背後還牽涉到能力、興趣、努力，這三個學習的關鍵元素，影響孩子的學習行為與成就。

什麼樣的因素會讓學生發自內心願意主動投入學習？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認為「興趣」絕對是其中的關鍵。於是她進一步探究興趣會影響到學習的努力意願嗎？科目的重要性是否會影響興趣培養？以及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下，能力、興趣、努力之間又有哪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是天生有能力？還是後天靠努力？

針對認知領域的「能力信念」，過去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影響教育心理學甚鉅的美國心理學家卡蘿·德威克（Carol Dweck）曾提出「能力實存觀」（entity view of ability）和「能力增長觀」（incremental view of ability）。前者認為能力是固定不可變的特質，無論再怎麼學習、努力都無法改變；後者則認為能力是彈性可變的，可藉由學習和努力來增長。

進一步延伸，抱持「能力實存觀」的人，學習時會追求「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他們將學習表現視為個人能力的展現，表現越好，代表能力越高。而抱持「能力增長觀」的人在學習時會追求「精熟目標」（mastery goal），他們會加倍努力、鍛鍊技巧和能力。

抱持「能力實存觀」的人覺得，表現成就能彰顯自我的能力；而懷著「能力增長觀」的人認為，只要努力就有收穫。
圖片來源／RECRAFT.AI（AI）. Prompt: One female student achieved a perfect score on the test paper. Another female student lowered her head and read the textbook carefully. Watercolor style. Chinese features.

王秀槐說：「『能力實存觀』在西方很普遍，西方家長覺得孩子成績好不好在於他有沒有『天分』，他們希望順著孩子的天賦，往他擅長的領域發展。『能力增長觀』就比較接近華人的教育觀念，不管有沒有天分，重點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華人的文化情境中，時常將努力視為一種義務、一種道德價值。像是「勤能補拙」、「鐵杵磨成繡花針」、「不論結果如何盡力就好」，這些傳統諺語的背後都有推崇「努力文化」的影子。努力不只是美德，也是學生的義務，甚至努力本身就是一種目的，「華人文化認為努力不一定會有好成績，但是你必須努力，努力是『好學生』應該做的。」王秀槐補充。

勤能補拙？華人社會中的興趣與努力

華人社會中也常聽到，「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先做了就會有興趣」，究竟在努力與能力之間，情意領域的「興趣信念」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王秀槐將興趣分為「興趣本質觀」與「興趣培養觀」。前者認為興趣是與生俱來、穩定不變的特質，後者則認為興趣可以透過後天培養增進，可以從零到有、從低興趣到高興趣。

她針對北部高中251名學生的英文科學習狀況進行問卷調查與量表分析，發現「產生興趣」對於興趣培養與努力意願之間確實有中介效果，也就是說，當學生越相信興趣是可以培養的，進而對科目產生興趣，未來願意努力學習的意願就會更高。

接下來，她進一步探究科目的重要性是否會影響學生的興趣培養。

因為在華人的文化脈絡下，學習與傑出、成就、社會期待密不可分。心理學中就將傑出分為「縱向傑出」（vertical distinctiveness）和「橫向傑出」（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前者是指社會大眾公認的目標，每個人都需要通過激烈競爭，努力向金字塔頂端爬升；後者則偏向個人的自我追求。

「華人社會容易把學習和縱向傑出連結在一起，大家從小就要集體競爭」。也因為如此，中學課程中的國、英、數等「主科」便成為這場競爭中的關鍵。王秀槐指出：「很多學生覺得主科是一種『義務』，他必須去念這些科目，考不好就要再努力，師長通常也給予這樣的觀念。相對之下，面對音樂、美術這些科目，學生比較有空間判斷自己有沒有興趣、能力，可以自由選擇投入的程度」。

王秀槐強調當學生擁有「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信念，會比較願意投入學習。
攝影／汪正翔

當學生相信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低興趣的學生和高興趣的學生，面對重要科目的態度也不相同。尤其低興趣的學生，面對重要科目時會比較容易產生興趣。「因為他們覺得那些科目是重要的，有必須學好的動機，比較願意培養對這些科目的興趣。但對於原本就高興趣的學生來說，科目重不重要比較不會影響到他的學習意願」。

同時，王秀槐也發現，有一些學生不管有沒有興趣，也無論能力高低，都願意直接投入努力，而且相信這樣會獲得好成績。「他相信勤能補拙，並且因為透過這樣的努力，能夠肯定自己是好學生。雖然他不一定會在學業上獲得成就滿足，但他會獲得道德滿足。所以華人社會真的有一條這樣的學習路徑，是過去的教育理論比較沒有呈現出來的」。

欣賞多元價值，培養社會情緒學習

王秀槐認為，信念是一個緩慢形成的過程，而家長、教師本身的信念與回饋是潛移默化的關鍵。「華人文化中很多孩子都是在家長和老師的期待和督促下學習，未必真的有引發他的學習興趣，而是強調努力再努力」。

她的研究也發現，相信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孩子，面對學習挫折時容易感到焦慮、羞恥、沮喪，「他們會再試一下，不行就放棄，不想再嘗試」。而相信能力可以透過努力改變的孩子，遇到失敗會比較願意繼續努力，「他們會更願意嘗試錯誤，覺得是一種挑戰，會對成功有期待，比較不會輕易放棄，而且會對努力的自己有一份自豪」。

然而，強調努力就像雙面刃，沒有天賦或缺乏策略的孩子即使埋頭苦學，也可能困在原地，因而產生挫折、自卑等情緒問題。「學生的壓力除了來自這種努力文化，還有同儕比較、過度的資訊，全部加在一起他們一時消化不了，就會很辛苦」。

家長和教師應該要積極地觀察孩子，幫助孩子從學習低落、或很狹窄的興趣中，培養出對學習的興趣。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Parents and teachers observe their children and help them develop an interest in reading. Watercolor style.

王秀槐說，人很複雜，學習也很複雜，但讓學生相信「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也許是華人社會比較缺少，而這個世代很需要的教育態度，「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剖析興趣是如何形成、怎麼培養，可能可以提出一些原則提供家長和教師去觀察孩子，幫助他們從沒興趣、或很狹窄的興趣中引導出來」。

回到教學現場，她建議教師多鼓勵學生抱持開放心態去培養興趣，不要過早認定自己對科目沒有興趣。教師也可以在教學時多分享「興趣是可以培養的」，將這樣的信念融入課程設計，當學生擁有這樣的信念，會比較願意培養興趣、投入學習，這一點對於低興趣的學生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教師和家長應該鼓勵學生抱持多元價值，願意接觸、欣賞多元的智慧和才藝，避免過早受到社會功利價值的影響，在學習時比較不會過度追求縱向傑出，更有機會發揮潛能。

「人是在文化裡成長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差異，這是現在強調的多元文化，我們要彼此認識、欣賞、尊重，這也是很重要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包括抗壓、情緒掌握、自我調適等等」。

陪他走一段成長的路

回首自己的求學歷程，王秀槐肯定興趣絕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學就讀外文系時，她也曾對生涯選擇感到迷惘焦慮，「什麼都很想嘗試，又很茫然，壓力很大。雖然修了很多課，但都沒有引發我真的想要投入」。

後來參與服務性社團，投入偏鄉課輔，「在那個過程，我發現自己喜歡和人互動，也很喜歡教小朋友。漸漸覺得自己比較有感覺的是教育或輔導。所以我是從一個觸發點，對自己有一些認識和認定」。

王秀槐笑談過去，勇於嘗試、敢於遭受挫折和經驗積累，都是成長的學習之道。
攝影／汪正翔

曾擔任高中教師，再進入教育部任職，後來赴美攻讀博士，王秀槐說當時是「向西方取經」的年代。直到有一次，她被問到，「你們華人圈的教育有什麼特色？」她才回頭思索自身經歷，開啟探究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學習信念和生涯建構路徑。

當時，在臺灣由楊國樞、黃光國等人推動的本土心理學正風起雲湧。「我從他們的研究中看到原來生涯建構和文化密切相關。華人的大家庭、親族關係會影響一個孩子從小如何看待自己，也影響他將來的生涯發展」。

回國後進入師資培育中心，她看見這群準備為人師的學生也和當年的她有一樣的苦惱。有的是對事物疏離，什麼都不感興趣，有的是想法大於行動的「夢想家」，有的則是興趣過於廣泛，必須學習選擇與取捨。她笑說，「很多事情也不一定是他們在這個年紀就能體會，但這就是一種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學習吧！」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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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瞭解金、馬邊界民眾的糾結與矛盾，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

你是否曾感到好奇？金門、馬祖（後稱金、馬）作為中華民國（臺灣）的最前緣，時刻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視，邊界的人民如何在國境、異地的夾縫中過活？又是怎麼面對國際局勢巨變而做出改變？想瞭解這些秘密，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頭。

「大海怎麼會有界線？」這是1950年代生活在金門、馬祖民眾心中的疑問。伴隨冷戰爆發，在美國與蘇聯對抗下，兩大集團展開一連串外交對峙，而遠在亞洲的小島，成為捍衛中華民國體制最前線，原本暢行無阻的港灣、航線瞬間關閉；一道從中央送來的政令，打破福建、廈門與金、馬各島嶼，已維繫數百年的關係，拉起一層層封鎖線，兩國邊界就此形成。

邊界所引發的「矛盾大對決」

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於金門大戰方酣，而臺灣才剛結束日本統治，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歡欣鼓舞地期盼著新政權的到來。但隨著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退，金門、馬祖等各嶼卻徬徨地進入「軍管時期」。

金門距離中國管轄的角嶼僅1.8公里離臺灣有210公里；馬祖距中國最近點約9.25公里，離臺灣則有211公里。有人說國共兩軍作戰下，只有子彈和鳥才飛得過去，從那時起，對於退守金馬的外省老兵來說，大海變成了兩半。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20世紀中葉，全球各地戰事如火如荼，其中，最著名莫過於南、北韓，居民可能早晨踏出門外，才發現政治上已風雲變色，原本富足的黃土大地，被灰色鐵網一分為二，對面原先蔥鬱的林子，不再是家園，而成為危機四伏的敵營。

「不過，金、馬與冷戰下其他國家所產生的邊界，卻有本質上不同，除了是與統治中心在『地理距離』上相當疏離外，更大一部分來自於『文化』的隔閡。」徐進鈺分析說。

由於臺灣島在經歷50年日本統治後，在語言、生活甚至是對歷史的解讀，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但對金、馬人民而言，原先相鄰對望的親友，卻轉眼成為敵人，反而遠在數千海哩之外，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臺灣島人，卻要成為戰友，那種矛盾可想而知。

金門歷經明朝、清朝乃至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而臺灣自清朝後，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後到中華民國統治，兩地於歷史、文化上存在歧異。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隨後戰事陷入膠著，金、馬兩地於1956年被中央劃定為「戰地政務區」，實施嚴格軍事監管，當地居民被納入軍法審判名單外，還要實施宵禁，從錢幣、船隻、電話筒，到一顆電燈泡的使用，都有嚴格管制。

「以前我們，不能去金門、馬祖，」徐進鈺回憶說，除非當兵，臺灣島內人民是不被允許到金馬，這是一種「雙重邊界」，對外敵對的邊界，同時又跟臺灣島劃開，形成「前線」與「後方」的概念。

邊界的魔力！利用「他者化」打造一個國家

過去許多研究以文化、傳播媒體甚至是政治體制，來描繪國家的形成。徐進鈺點出：「很少學者從地理上『邊界』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的關係。」其實邊界化（bordering）的概念，是阻礙、加速和篩選，區隔出對他國的想像，也造就了「我群主體（我是誰？）」的認識，然後凝聚「民族」的誕生。

金、馬邊界上各式標語、政治宣傳皆強迫人民分別，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些都加速推進著「他者化 （othering）」。
攝影／李瑪莉

人們或許沒注意到，金、馬邊界上，無數低矮白牆、灰褐色的海堤上，被烙印上各種鮮紅「標語」，如：還我河山；共匪不滅，軍人之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反攻大陸等標語、政治宣傳，就像是種召喚，不斷提醒人們「我們是誰」。邊界不只地圖上的一條線，實際上對居民間產生一種秩序，被迫分辨，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便是一種他者化 （othering）現象。

既然邊界可以凝聚民族，那當然也會破壞地域中的人際關係。徐進鈺指出，當中央劃定好邊界，原本地域的親戚、朋友甚至婚姻，便跟著瞬間抹滅。以阿富汗為例，原先邊界上人們來來往往，但在國與國關係緊張後，便被迫分辨「你是哪裡人」，國家、民族意識隨後跟著誕生。

邊界上各國中央政府為了杜絕人們間來往、捍衛主權，利用各種口號、政策甚至是動用監視，形塑著邊界的內、外差異。但人們的日常是隨性的，無法從根本斷絕人與人的互動，於是衍生出各種「矛盾」現象。

邊界上的矛盾：敵人、親人和生意人，成為推動兩岸小三通的契機

從金門搭船到廈門僅需短短30分鐘，甚至坐在金門海岸線，就可以遠眺五光十色、高樓聳立的廈門。
攝影／李瑪莉

這樣的矛盾可從金、馬居民身上，觀測一二。隨著兩岸局勢和緩，邊界上的氛圍有了轉變，過去居民倚靠「軍隊經濟」所衍生的生活模式為之改變，為「討生活」，只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西一帶展開小額貿易（走私貿易）。

邊界上的居民一方面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為填飽肚子，轉而用「商戰」和對岸交流，起先偷偷摸摸，但隨著兩岸穩定交流，政治人物們的視野逐漸落在對兩岸人民都有利的政策上，開始透過「金、馬」作為彼此的對話窗口，促成後來2001年「小三通」的推行。

參與研究計畫的彰化師大地理系助理教授朱凌毅回憶：「只要打個電話就有人把東西送到指定的岸，再走到旁邊去跟他（走私者）接應，就像叫外送一樣，」但對離島居民而言，這些為了討生活的行為，卻可能涉及走私罪。

「過去所認定的『邊陲』，繼『小三通』成功，加速著國家級政策『大三通』的推進。其實這些突破和改變，都發生於生活。」徐進鈺振奮地說。

誰能想到這些國家級別的政策，皆源於那些「日常偷渡行為」，顛覆過去由中央一個口令、動作，然後改變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的模式。在這裡，「邊界」反而成為那顆，改變全國政策的關鍵齒輪。

邊界不僅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是民眾心中的一把尺

「實際上，邊界從來沒有消失過，它只是不斷被畫了又重畫，且影響著世界的運作，」徐進鈺細細解釋道，政治學者們形容邊界，是在流動的沙上劃定的線，具有不斷改變的特質。或許人們可能以為隨著柏林圍牆倒下，民主、共產所形成的冷戰邊界就會隨之消失，但事實上並不是。

邊界透過各種作用，已經存在民眾心中，它不僅是劃分國與國的界線外，更是一把衡量生活、家庭，以及認同的一把尺。
攝影／李瑪莉

當邊界兩邊的人民，開始因為種種原因，而有了不同生活習慣、語言，甚至形成宗教、文化，邊界便早就已存在於人們心中，「當人民心有所屬（我屬於哪一個民族、國家？），就算高牆再高，也不過是一種物理高度，人們還是會想方設法翻過去，美墨邊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徐進鈺點出核心問題說。

近年政治氛圍改變，金、馬與中國間的關係，經常受到關注。其中有個問題牽動著無數人們，就是「經濟整合」是否會有可能推動「政治整合」？

「經濟、交流不必然導致認同上的混淆，」徐進鈺進一步解釋，臺灣與對岸已開放20多年，但近來各種現象都可看出，彼此心理、認知的距離反而越來越遠。顯示儘管金、馬，乃至臺灣本島與對岸廈門、福建等各城市交流頻繁，但人們穿梭邊界的過程中，反而更認識到彼此的差異，以及瞭解到，哪一種生活模式符合自己理想中的樣子，導致「他者化」現象反而越來越清晰。歷史已遠，未來將屆，人們將如何邁向下一步呢？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李瑪莉

研究來源
徐進鈺（2017）。再邊界化與再領域化下的兩岸關係：金門、馬祖與海西的邊界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Ling-I Chu & Jinn-Yuh Hsu (2021) Accidental Border: Kinma Island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Geopolitics, DOI: 10.1080/14650045.2021.19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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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武功文治冠絕天下的唐朝，其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無雙無敵，甚至早在唐太宗時，吐蕃的崛起就宛若一頭猛虎，蓄勢待發。

近四十年的歲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林冠群投身於唐帝國與周邊國家，尤其是和吐蕃的各式往來，包含外交、文化、戰爭與思想等繁複關係。他以藏文直接研讀吐蕃史料，如《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刻》等，挖掘並重現當時唐、蕃兩國多次接觸的真實情境。藉此重新釐清一個巨大的疑問：「唐朝真的有那麼強大嗎？」

「唐朝真的有那麼強大嗎？」林冠群首先拋出一個疑問。
攝影／陳怡瑄

潛伏在大唐帝國旁的一頭猛虎

就讀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時，林冠群便學習藏文、維吾爾文，直接閱讀少數民族的文獻，而不是採用二手資料。他回憶道：「當年的時空背景不允許到中國田野調查，所以大多數的研究主要都依賴漢人的歷史文獻，再輔以英、日學者的研究。但邊政所很堅持必須以該民族的記載為主，從內部去理解他們的語言、文化，而不是隔著一層紗或一座牆，如此才能真正貼近邊疆民族，進而回顧他們與中原王朝的關係。」

彼時，國內研究對吐蕃史的研究幾乎付之闕如，林冠群遂更堅定了自身的萬丈豪情，想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一頭栽進了唐代吐蕃史及唐、蕃關係研究的漫漫長路，三、四十年不減其趣、不改其志。

林冠群先從吐蕃兩字開始解說：「可能不少人都會讀成吐蕃（ㄈㄢ），然而正確的念法應當是吐蕃（ㄅㄛ），因為Bod（音讀「缽」）是該民族對自身的定稱，單從發音來看，就可以曉得不太可能是唸成ㄈㄢ。」他意味深遠的講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什麼吐蕃人願意接受唐朝的這種命名呢？「蕃」有兩種意思，除去野蠻、獸足之外，尚有茂盛之義，亦即在唐人看來，吐蕃是文明初啟的民族，但武力強大。而在吐蕃這邊，因與當時李唐相較，仍有許多地方需借鑑於唐，但在武力方面卻有強烈的自信，因此接受了如此稱呼。」

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吐蕃國卷〉：「吐番國。又號假西番。本西羌屬。居支水。西番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每入貢于中國。」
圖片來源／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西元634年，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的松贊干布遣使赴唐。這是兩國第一次接觸，觀諸《舊唐書‧吐蕃傳》的描述：「無文字，刻木結繩以記事。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亦即，唐人認為吐蕃是沒有文字、官無定制，文明初啟的民族，因此於西元638年，太宗貞觀十二年，吐蕃遣使入唐求娶唐公主之時，唐太宗自然也無視吐蕃的意願。林冠群輕笑道：「在漢文獻裡對吐蕃有『不知有國之所由』、『其種落莫知所出也』、『然未始與中國通』等文字記載。直白的講，也就是漢人其實對吐蕃一無所知。」

吐蕃自認是西方大國、天神之國，國中貴族是從七重天下凡的天神留在人世的血脈，亦即人神合一的概念。在吐蕃人眼中，唐朝皇帝雖然貴為天可汗，但也不過就是一介凡人而已，哪裡及得上吐蕃貴冑。

西元638年，吐蕃入侵吐谷渾，幾乎掌控整個青海高原，而後又擊滅黨項，聲威盛隆，松贊干布就順勢以「公主不嫁」為由，親率大軍進犯唐朝境內，想要憑藉武力搶婚逼親。

唐太宗不允，兩國旋即開戰，李唐先敗後勝，但仍允許和親。林冠群仔細比對《敦煌古藏文卷子》、《舊唐書‧吐蕃傳》等雙方史料後認為，吐蕃既然下定決心以武力逼婚，李唐也強硬回應，為何李唐最後仍同意和親？這是有問題的。

赤尊公主 （左）、松贊干布（中）、文成公主（右）的塑像。
圖片來源／wiki

林冠群解釋說：「唐太宗時期，滅了北疆為禍的東突厥，威震亞洲游牧世界，聲勢浩大。若是唐勝，認為吐蕃是不足為懼的邊鄙國度，怎麼會嫁出自己的女兒，進行安撫動作？由此可見，雙方在武力接觸後，意識到彼此是不易與的大國，短時間內不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

唐朝以自身倫理觀解讀，丈人的地位比女婿高，這是無庸置疑的，和親後，等同於將吐蕃納入唐帝國的天可汗秩序之內。但林冠群考察發現，吐蕃則是以其本國內部的贊普與外戚（Zhang尚）關係看待：「吐蕃沒有覺得矮了一截，因為外戚入朝為官者為『尚』，是為贊普的下屬，此意味著贊普地位高於李唐皇帝。換言之，各有各自的詮釋，所謂各說各話，各自解讀。」並且到唐高宗時期，吐蕃愈發勢盛，利用李唐的錯誤判斷，實行各種靈敏機智的手段，將唐朝玩弄於股掌之間。

林冠群肅然語道：「盛唐是天下無雙、不可匹敵的亞洲大帝國的認識，並不是真確，其實是我族中心主義下的自我感覺良好，文獻記載也都有堂堂天朝如何可能敗於蠻荒野族的美化心理。或許唐太宗在世時，吐蕃還未能全面抗衡，但太宗逝去後，吐蕃不但迎頭趕上李唐，且在多場戰事與會盟裡都取得領先的優勢。」

吐蕃──足以與唐朝扳手腕的帝國

林冠群將唐、蕃關係分為15個階段，時間上從唐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到最後的武宗，共209年。階段從初接觸到和親蜜月期，至高宗時，吐蕃攻滅白蘭、與唐發生大非川之役，表面上吐蕃似在李唐天下體系裡，實則吐蕃早掙脫高原侷限，並積極爭勝於亞洲既有的秩序，甚至野心地想要將之打破，創造屬於吐蕃的天下體系。

西元670到703年，吐蕃已全面掌握青海地區，與唐一邊有武力對抗，一邊又有使節外交。此時期家喻戶曉的征北、征東大英雄薛仁貴受命與吐蕃作戰，卻全軍覆沒。

玄宗在位時，唐、蕃於西域、青海與河隴交界，乃至川邊等處，全面交戰。爾後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大部份西北邊防軍不得不內調勤王平亂，吐蕃趁機攻陷河隴區域，李唐根本無力他顧，於是此時形成了吐蕃為上國、李唐為下國的態勢。

林冠群細密分析：「從這短短30年的你來我往，可以見到大唐神話的破滅。吐蕃並非仰唐鼻息的邊疆部落，相反的，吐蕃大舉入侵，併吞吐谷渾，也搶奪大唐的許多土地和資源，占據大部份的青海地區。主動權都在吐蕃手上，唐則是陷於被動，被牽著鼻子走。」

唐代宗朝更為慘烈，京師長安失陷13天，吐蕃甚至冊立傀儡皇帝、改元、任命百官。西元783年的清水會盟，唐簽訂不平等條約，承認鳳翔以西的土地都割地給了吐蕃。此後到穆宗長慶三年（823）以前，吐蕃都持續著一邊攻打李唐，一邊談和的狀態。林冠群笑說：「凡此種種都看到吐蕃簡直不把大唐放在眼底。講得直白些，唐朝此時只企盼吐蕃不要再打了。」

唐朝究竟有多忌憚吐蕃呢？林冠群精讀各種文獻後發現，安史之亂的遠因極可能肇因於吐蕃：「為了對付吐蕃，唐朝不得不設立常備軍，設立節度使坐鎮邊鎮，實行軍政合一。並為了因應吐蕃的入侵，養成了藩鎮尾大不掉的態勢，藩鎮也不把朝廷當一回事，這才禍起中原。而吐蕃也就更有掠境劫土的機會，國勢越來越強。」唐朝對吐蕃的政策，與國內政局發展環環相扣，彼此關聯。

吐蕃帝國強盛時期（約西元780 -790年）的疆域範圍（推估）。
圖片來源／wiki

林冠群從唐、蕃關係的研究亦獲得另一個啟示：「現代漢人總是對西藏人有太多的誤會，就像古時唐人一樣，總覺得他們是落後的，但其實西藏人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及生活模式，都有獨特的成就，不全然是華夏民族眼中的蠻荒之地。」

民族中心主義確實無可避免地影響著每一個人，且總會認為自己的文化最優秀。林冠群進一步闡述道：「文化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相對論，也就是說，文化無所謂優劣高低，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各自環境裡發展出來最適合當地的生活方式。」

當我們能夠去中心主義的思考與理解，站在對方的立場，而不是習慣性地以民族中心論斷一切時，才能回頭審視自身的文化，並且有更客觀與全面的了解，進而才有真正的尊重，進而對話和互動。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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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6族有16種語言之外，更早之前，臺灣其實還有更多種語言，只是都滅絕了。以臺灣南島語系研究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院士，早在50年前便展開獨門研究，至今深耕不綴，累積大量的學術作品，包含《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巴宰語傳說歌謠集》、《新港文書研究》等等重要著作。

其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整合了李壬癸2001年至2009年發表的論文，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李壬癸專書《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完整傳遞了其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將現存的、還活著的原住民族母語盡力保留下來的意念。
攝影／張傑凱

不想讓「妳」知道，男人發展新詞彙

1970年李壬癸開始研究魯凱族語，1975年進入新竹、苗栗一帶研究賽夏語，而後邵語、巴宰語、雅美語、噶瑪蘭語、卡那卡那富語等在內，皆有他深入其中的研究蹤跡。

說起早期到部落裡田調的經驗，李壬癸不覺地露出苦笑：「當時沒有人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不像現在有不少學者投入了，所以單單要取得資訊或語料就滿辛苦。很多原住民朋友完全不懂學術研究，難免會猜疑我的意圖。我就必須花費一番工夫讓他們明白、接受，臺灣南島語言十分有價值，現在如果不採集和記錄，將來就沒有了。」

李壬癸每到當地，首要先找到「發音人」，即是懂得說母語、並且準確掌握語音的人，這樣的人通常是當地的耆老。找到發音人後，便開始跟他們聊天。

「閒聊啊，隨便他們說什麼都行。」李壬癸笑說，請他們分享自身的故事，譬如家庭與日常，抑或族裡的神話和傳說，「學語言不是只用單字就可以，同樣的，語言研究也是這樣子的，得讓發音人留下長篇、有足夠數量的話語，而不只是一個詞一個詞去記錄。自然成句、成篇，對語言研究非常重要，之後在比對和分析時，才能夠具體掌握到該語言的整體文法、結構與邏輯，而不偏失。」

對李壬癸而言，語言並無分高低，都是群體心靈的展現與存在證據。他柔情似水地訴說：「每一種語言都無比重要，不是只有漢語、英語值得研究。少數民族的語言，會帶有獨特的語言現象，讓人忘情探究，不可自拔。」

他以詞綴舉例，所謂詞綴意指實詞──單字另外附加的成分，分有前綴、中綴和後綴等。

以英語為例，agree（同意）前頭加dis是disagree（不同意），dis便為前綴；又如cake（蛋糕）加上s組成複數的cakes，s便是後綴，還有漢語也有「我們」的「們」、「我的」的「的」等，也都是後綴用法。

李壬癸指出，英語、漢語都不見中綴，但從南島語言卻發現獨特的中綴用法。如阿美語的kaen（吃）加入um變kumaen（吃過了），加在語根中間的um就是中綴。他的臉上浮現學者的熱切神色：「幾乎百分百的臺灣南島語言都會使用中綴，研究起來也就特別有興味。」

此外，李壬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1980年代，他在苗栗泰安汶水村所調查到的泰雅語，「他們的方言存載著性別差異的有趣現象，男人與女人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但某些特定的詞，男人會加入詞綴，比如batu（石頭），女人就講batu，但男人偏偏要多加一個後綴變成batunux，其實都是指石頭，但就是分為男性詞形與女性詞形。」意指男女所說的詞語互有不同。

20世紀初，日本人鳥居龍藏來台所攝之東勢角泰雅族女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李壬癸深入研究後發現，這很可能是男人們想要有自己的秘密語言，故而對詞語進行改裝，讓女人無從獲知。李壬癸更由此推論，汶水方言裡女性所使用的詞語相較來說是更古老的，更接近泰雅古語。另外，不止是性別，語詞也會依據年齡產生變異。

獨特的臺灣南島語岌岌可危

全台跑透透、到處記錄、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李壬癸，除卻實際田調外，也不忘回到文獻、資料上下工夫，包含研究早已消失的西拉雅語、巴賽語、法佛朗語等等原住民語。

他提及臺灣南島語言最早有文字記錄在17世紀中葉（1624-1662），係荷蘭傳教士教導兩地原住民以羅馬拼音書寫其語言，一為臺南的西拉雅，另一則是雲林的法佛朗，其中西拉雅文字史料較多，有《馬太福音》、《基督教信仰要旨》，以及最為重要的「新港文書」──後來泛指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所寫的契約。

「新港文書」是以羅馬拼音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
圖片提供／李壬癸

李壬癸話說從頭，「荷蘭人對臺灣語言、民族的研究貢獻良大。相比之下，後來明鄭、清兩代在臺的佔據、統治兩百年時光裡罕有對臺灣的南島民族起到任何作用，任憑許多當時都還存活的珍貴語言消滅。」他惋惜地說：「這是由於中國文人的特殊習性，就是以書籍紀錄為主，並不講究田調。為什麼西方科學後來居上呢？就我的看法是，西方人喜歡走向外界，觀察並思維，科學精神自然由此而生。」

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我們能夠釐清西拉雅語何時消失，以及當時西拉雅族的姓名制、母系社會和家庭經濟等狀況，甚至各社契約文字的差異，也能夠整理出各地方言的特色。

至於為什麼要鑽研西拉雅語的源頭、語法和演變乃至死亡呢？李壬癸眼神堅定、語氣沉著：「放在資本主義、功利社會來看，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我相信，這些已死或將逝的臺灣南島語言，是人類很珍貴的文化財產，必須好好珍惜。」

李壬癸提到，如今部落裡四十歲以下的原民，大多講漢語，不說母語，就算會一些，往往也是失準。「多年前就已經如此，更不用說現在了。族內的發音人愈來愈少，這件事很令人驚心，也表示語言保留與研究越來越難進行。」

「這些研究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但學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的累積，回溯老時光，親近古人的生命體驗，又能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讓我們的精神有所依靠，而不會迷失於現今的浪潮。」李壬癸娓娓道來。
攝影／張傑凱

如今平埔族僅存巴宰族、邵族和噶瑪蘭族三族還有人懂其母語。李壬癸說那是過去居住、活動範圍在豐原、大甲溪中游的平埔族，名為巴宰，後來遷徙至埔里盆地，。

他憂心忡忡地說：「原來居住的棲地裡早就沒有人會巴宰語，而埔里裡，因為交通較為閉塞的緣故，尚有一位老太太懂得巴宰語，碩果僅存的一人。2010年她辭世後，巴宰語恐將徹底死去。」邵族情況稍好一些，但也岌岌可危，李壬癸說：「我研究時約莫有10人左右能講，平均年紀也都7、80歲了。」

李壬癸認為，而今臺灣南島語言最大的危機，就是年輕一代沒有傳承母語，在漢語對於求學、工作等方面的強大優勢下，原住民族的傳統和自己的母語都在凋零消亡中。

他沉聲講：「語言若然死去，就意味著族群也會消逝。而要保存語言，沒有別的捷徑，就是要常用。如果日常生活中能夠使用，語言就沒有死去的可能，能長保健康。但考慮眼下的社會情勢，幾乎可以看見臺灣南島語言逐漸逝去的命運。」

唯一懂說巴宰語的潘金玉老太太，已於2010年逝世。圖為當時李壬癸的訪談紀錄照。
圖片提供／李壬癸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縮寫 UNESCO）的報告，平均每兩週就有一種語言消失，速率是哺乳類動物絕種速度的兩倍，是鳥類的四倍。李壬癸滿臉苦澀地強調，現存14種左右的臺灣南島語言處境更艱險，他估計50年內將會完全滅絕。

「就像地球生態裡那些絕種的動、植物，放任牠們絕滅，不做出努力和改變，最後會對人類生存狀態造成危害。」李壬癸甚感痛心，語言之死，不只是先人累積下來的知識與感受將徹底煙消雲散，也代表族群的文明持續萎縮，自己的歷史和民族很有可能隨之遺忘，進而失去「自我」這個個體的定位與自信。

不過臺灣自從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後，原住民語始成為臺灣的國家語言。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及各地方政府，持續推廣原住民族語及母語學習。開展諸如原住民族公文雙語書寫、成立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設置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推動師徒制族語教學等作為，積極搶救原住民族的瀕危語言。

李壬癸語重心長地說：「每一種語言的死去，就意味著一種曾經存在的心智系統與文化型態死去，難以復返。」我們都期望藉由政府的積極推廣，能夠延緩語言滅絕的速度，保存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臺灣南島語言。

今年2月為響應世界母語日，原民會舉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表揚績優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並邀請他們分享推廣母語的心得。
轉引授權／原住民族委員會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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