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型手機普及後，現代人的視線幾乎離不開螢幕。適度使用固然讓生活更便利，但當滑手機從習慣變成依賴，甚至開始影響作息、情緒與健康時，問題就不再只是個人的生活選擇。

根據數位發展部《113年網路沉迷研究調查報告》，受訪者在過去六個月內最無法停止、也最容易超出預期使用時間的網路活動，是觀看影片，包括社群短影音、社群影片與追劇等內容。換言之，許多人之所以長時間黏在網路上，並非為了工作或查找資訊，而是被源源不絕的影音內容吸引。

這樣的現象甚至開始引起各國政府警覺。2024年，澳洲通過法案，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體；此後，巴西、印尼、馬來西亞與希臘等國也陸續跟進，限制使用社群平台的年齡門檻。

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對於網路成癮和手機依賴問題，從政策面上進行管制。而成癮問題和風險管控正是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張鳳琴，持續關注的研究議題。

在投入社群媒體研究之前，她長期從事菸害防制工作。從研究菸品到研究社群平台與數位行銷，張鳳琴認為這兩樣東西有一點很相似：「當某種東西足以讓人上癮，卻又被包裝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時，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開始警惕？界線又該畫在哪裡？」

若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張鳳琴指出，社群媒體帶來的影響不只來自使用時間長短，更來自演算法推薦資訊暴露，導致兒少社會學習偏差、上癮及身心健康危害。
攝影／陳怡瑄

你有「網癮」嗎？

相較於焦油與尼古丁對身體造成的直接傷害，社群平台帶來的風險更隱蔽。它未必立刻危害健康，卻可能透過長期且反覆的接觸，逐漸影響人們。

「青少年的網路世界更是如此。」張鳳琴說：「這些影響可能來自鎖定未成年人的電子煙或酒品廣告、以抽獎和虛擬獎勵刺激消費的食品行銷、持續強化身材焦慮的審美訊息，也可能來自暴力、色情、網路霸凌、性騷擾，甚至潛藏於社群平台中的網路掠食者。」

她研究發現，隨著年級增長，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明顯增加，接觸暴力、色情等風險訊息的比例也跟著上升；智慧型手機成癮、張貼個人照片與隱私資料的情形，也在短時間內變得更常見。換句話說，孩子不是單純「比較會用手機」而已，他們也更早、更頻繁地暴露在各種數位風險之中。

「問題在於，許多青少年雖然熟悉手機與社群平台，卻不一定理解背後的商業操作。我們發現多數學生不知道企業透過Cookie蒐集個人的網路使用習慣，也不清楚搜尋結果、比較網站排序或網紅推薦的背後，可能受到付費廣告與商業合作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看似自由地滑手機、看影片、玩遊戲，實際上卻可能早已被平台與廣告商精準鎖定。」

研究也發現，接觸越多遊戲廣告的學生，越容易開始玩遊戲和課金，甚至接觸賭博型遊戲；而暴露在電子煙或酒品網路行銷中的未成年人，也更可能提高使用意圖。另一方面，智慧型手機成癮、網路霸凌與網路性騷擾經驗，也與睡眠品質不佳、焦慮和憂鬱等身心狀況有關。

張鳳琴接續說：「當數位置入行銷與社群演算法結合後，有健康風險的內容會更精準、更大量地滲透進青少年的數位生活之中。而青少年透過網紅建立信任感，又在同儕互動中形成特定的消費習慣與審美標準。」

傳播於網路上的各種風險不會像病毒一樣直接侵入人體，卻會透過每天參與網路活動的過程反覆出現、持續累積，最後成為影響青少年健康與成長的重要因素。
圖片來源／pixabay

量身打造的誘惑

今天的數位行銷，已不再只是單向傳播的廣告，而是一套高度個人化的接觸系統。張鳳琴指出，數位行銷具有無形性（intangibility）、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整合性（integrated）。

不同的人打開同一個平台，看到的內容可能完全不同。演算法會根據年齡、興趣、停留時間與互動紀錄，不斷推送更容易吸引注意力的訊息，而青少年正是最容易被鎖定的族群之一。

對成長於數位時代的孩子來說，網路與智慧型設備幾乎是生活的一部分。從幼兒園開始，他們就學會滑動螢幕、解鎖手機、搜尋影音內容。即使學校禁止學生上課使用手機、要求集中保管，也有學生發展出「AB機文化」：A機交給老師保管，B機則留在自己手上繼續使用。

另外，網紅推薦、短影音挑戰、遊戲內購與社群互動，各種商業訊息被自然地融入娛樂與日常生活之中，整個數位環境都會影響青少年，讓人很難分辨自己究竟是在消費，還是在被行銷。研究指出兒少更易受到社群媒體演算法影響導致社會學習偏差。

尤其家長的數位行銷素養越高，越傾向主動與孩子討論網路內容，也更願意引導孩子的使用時間與消費行為。反之，當家長缺乏相關知識或沒有足夠時間陪伴時，許多潛在風險便更容易被忽略。

張鳳琴說：「弱勢家庭的孩子往往更早接觸手機與網路，卻未必有足夠的陪伴與討論機會。當演算法、網紅與平台持續爭奪孩子的注意力時，原本存在的教育與健康差距，也可能在數位環境中被進一步放大。」是以，數位生活帶來的風險，正從螢幕裡一路延伸到孩子的健康、情緒與日常選擇，整個生活網絡充滿了被量身打造的誘惑氛圍。

知道那是商人的伎倆，又怎樣？

比起身邊的人，孩子有時候覺得網紅和他們「更親近」。示意圖。
圖片來源／unsplash

緊接著我們想追問：「如果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接觸的是廣告，那表示認識廣告的知識仍有不足；但如果他們明明知道那是廣告，也了解背後的商業目的，為什麼還是願意掏錢？」

張鳳琴指出，近年的研究逐漸將廣告素養區分為不同層面。其中一部分是認知層面的理解，例如知道什麼是廣告、業配或商業合作；另一部分則涉及面對這些訊息時的批判與態度。

研究發現，隨著年齡增加，孩子辨識廣告與業配內容的能力確實持續提升。然而，具備辨識能力並不必然會轉化為相同的行為選擇。有些孩子即使清楚知道網紅正在進行商業合作，仍然願意購買推薦商品，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支持喜愛創作者的方式。

「孩子會說：『我要支持我喜歡的網紅。』」張鳳琴表示，「有時他們甚至比父母更清楚什麼是業配、什麼是數位行銷、什麼是課金，卻依然認為這些消費行為值得支持。」

在她看來，當孩子與網紅建立情感連結後，問題不再是能否辨識廣告，而是進一步了解孩子消費背後需求與動機，家長與教師可與孩子討論網紅行銷目的，進行更多價值澄清與批判思考，平台如何利用個人資料進行兒少精準行銷，及商業訊息如何透過社交關係、興趣社群與演算法持續擴散，網紅文化如何影響兒少喜好、價值觀、過度消費與上癮等問題。

因此，她強調「數位行銷批判素養」與「數位健康素養」的重要性，希望在課堂中引導青少年思考：為什麼我會看到這則內容？誰在決定我看到什麼？誰能從我的點閱、停留與消費中獲益？社群媒體演算法如何形塑我們每天所看到世界、認同、信念、所作決定及行為？演算法又如何利用個人數位足跡分析可能衍生隱私侵犯、內容操控、演算法偏差等問題，影響兒少自我認同與價值觀，甚至擴大歧視、惡化刻板印象、偏激言論、假訊息、自殘、暴力、影響兒少身心健康等風險。

張鳳琴認為，當孩子開始主動追問這些問題時，培養的不只是辨識能力，更是一種理解數位環境如何影響自身選擇的能力，建立批判思考、行動與倡議的能力。這也是她所期待的數位公民素養。

同時具備態度素養和認知素養的孩子，更能辨識與抵抗數位行銷。
繪圖／張力予

演算法時代下，產官學如何因應？

張鳳琴強調：「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並不意味著把所有責任都交給孩子自己承擔。要從學校、家庭到政策，構築一張完整的防護網。」

學校端，她主張採用具批判性的教材，讓學生不只是「認出」廣告而已，還可以練習因應策略及價值判斷；她也發現實體課堂的效果明顯優於線上教學，值得優先推行。

另外張鳳琴設計親子共學手冊，邀請家長和孩子一起檢核手機裡的遊戲行銷、網紅業配，把單純的「限制時間」傳統管教方式，轉向「主動討論」，請家長與孩子共同訂下使用規範。

「同時我建議政府參考歐美等做法，訂定兒少網路安全法，如英國網路安全法（Online Safety Act）、美國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美國紐約州防止成癮性內容剝削兒童法 (The Stop Addictive Feeds Exploitation (SAFE) for Kids Act)，禁止業者對18 歲以下兒少所使用社群媒體上使用演算法推播內容、澳洲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及各國網紅贊助揭露規定等，規範平台保護兒少的責任。」

簡言之，數位公民需要時間學習與準備，網路世界不可能退回從前，孩子也不可能完全與手機、社群和影音平台切開。真正重要的，不是讓他們什麼都不要碰，而是在他們及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要太早把他們獨自推進一個被演算法、商業利益與同儕流行共同牽引的世界。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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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多數人都回答不出來，連要學習製作AR應用程式的學生也是如此。

「很多人都玩過AR，但真要他說出『AR』是什麼意思，就講不出個所以然了。」臺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副教授歐陽芳泉觀察到這個現象，決心跳脫單純「教寫程式」的框架，設計一套能讓學生真正「搞懂」技術原理，又能動手實作的AR教材。

VR、AR是什麼？怎麼學？

歐陽芳泉說：「這幾年我出書、寫教材、經營YouTube『小歐老師』，用簡單的方式介紹各種開發工具，也協助企業導入互動式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VR）、AR應用。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很多人對VR、AR的直觀感受是『很炫』，對技術本身其實一知半解。」

歐陽芳泉2015年就開始相關研究，也是臺灣第一位撰寫VR書籍的學者，對這些技術的濃厚興趣，讓他樂於持續投入。
攝影／陳怡瑄

這個發現，讓他有了「不如自己動手做一套」的想法：設計一套完整的學習系統，讓學生從理解核心概念開始，透過動手實驗去探索，最後能創造出自己的AR作品。

歷經兩年，歐陽芳泉完成了《一次搞懂AR是什麼》，把複雜的科技，變成一個裝滿紙板、塑膠片和圖卡的「科學遊戲盒」。學生得像組模型一樣，親手打造自己的AR觀察工具，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就懂了那些原理。

破解AR的「現代魔法」

歐陽芳泉研發以APP為核心體驗的數位教具，內含一本紙本教科書、3D角色繪圖紙、DIY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AR遊戲牌卡，以及教學投影片、重點觀念動畫教學等線上電子資源，並分為彩繪寶、故事寶、捕捉寶、訓練寶四個學習單元。
攝影／陳怡瑄

歐陽芳泉表示，他希望教學從「解密」的角度出發，讓學生能夠親手實作「影像式」、「定位式」、「空間式」與「投影式」這四種AR技術，看穿它們的魔術手法。

「AR技術之所以難教又難學，是因為它背後揉合了光學、幾何空間、定位運算等一堆跨領域的科學原理。對初學者來說，這些概念都太抽象了。」歐陽芳泉以「投影式」舉例，像大家總覺得AR一定要戴高科技眼鏡，很難想像單靠「反射」這種簡單的物理現象，就能讓立體影像憑空出現。

教材裡有個「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學生要自己用塑膠片拼出一個小金字塔，放在平板螢幕上。當平板播放動畫時，影像會透過金字塔的四個面反射，在金字塔中央憑空冒出一個立體角色。

過去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會如此解釋投影式AR的定義：「透過光學元件將虛擬影像疊加到現實環境的技術，常見於頭戴式顯示器或浮空投影系統……」，不過歐陽芳泉強調，學生通常無法想像「光學元件」是什麼？也無法連結「頭戴式顯示器」跟影像之間有什麼關係？更難以具體理解「AR是把虛擬物件放進你的現實世界」這類課本常見的解釋。

「不過學生做完金字塔，透過塑膠片看到浮空的小人，同時也透過透明的塑膠片，清楚看到金字塔外的教室、同學、桌子。這時候他們會自己有所思考，虛擬是疊加在現實之中的，而非取代現實的初步概念。」歐陽芳泉微笑說，許多人以為AR、VR是Google、Apple那種大公司才做得出來的東西，跟自己無關，但當他們第一次自己做出投影影像時，大家反應都嘖嘖稱奇，印象深刻。

一個平板電腦、一片PVC透明片，就可以實作「投影式AR」並教學。歐陽芳泉拿起了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組裝好後將平板放上，現場展示了動畫人物如何透過反射「憑空冒出」。
攝影／陳怡瑄

「同樣的，很多人都玩過『寶可夢GO』，那便是定位式AR的應用化遊戲。不過，老師該如何講解『GPS全球定位系統結合電子羅盤與加速度感測器，在真實世界的經緯度座標上精確投放虛擬物件』這一套理論呢？」歐陽芳泉設計的「捕捉寶」遊戲，直接把這個抽象難題變成戶外尋寶。

學生拿著平板或手機，走在校園裡，畫面上會出現一個指南針和距離提示：「目標在你左前方20公尺」。他們跟著指示走，一步一步逼近那個看不見的座標點。走到定點時，畫面一震，一隻虛擬怪獸憑空跳出——原來它就藏在司令臺前面的這個位置。

「學生走完這一趟，就會自己發現：喔，原來『定位式AR』就是讓東西鎖定在某個真實地點，你人到了，它就出現。」歐陽芳泉解釋，過去學生坐在教室裡聽GPS、座標，那些課本上的名詞；但當他們真的為了抓一隻怪獸，在校園裡走來走去，親身感受「走到這裡才有、退後一步就沒有」的經驗，抽象的經緯度數據，瞬間就變成了腳下的水泥地、眼前的樹蔭、還有那種「抓到了」的真實雀躍。

「很多學生玩完會問：『老師，那我可以把怪獸放在我家嗎？』」歐陽芳泉指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因為學生已經理解了定位式AR的核心，就是『把東西放在我想放的真實地點』。」至於背後GPS怎麼算、座標怎麼抓，那是下一步的事。重要的是，他們先懂了「它在做什麼」。

教材套件中有四個學習單元，將複雜技術轉為實體教具。學習流程遵循原理解說、科技展示和實體體驗的順序，把複雜的科技原理具象化。
影片來源／小歐老師

從10歲到40歲都適用的教材

「我一開始的目標很清楚，就是想做一套不同年齡層都能用的教材。但我在大學教書太久了，離中小學的教學現場已經很遠。」歐陽芳泉坦言，跟廠商合作技術轉移之後，才發現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以為自己把複雜的知識變簡單了，但廠商一看就說：『你這個內容和文字，小孩根本看不懂。』」

這句話當頭棒喝，也讓他看見了盲點。歐陽芳泉說，技術轉移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他有機會看到真實的問題，逼著他去想辦法解決，讓教材變得更完整。於是他找來專業美編重新繪圖，又邀請國小老師合作，把那些太難的文字轉譯成孩子能懂的語言，最後才做出真正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的版本。

把套件教材拿到教學現場，基礎教學約12到16小時可完成，如果加上延伸創作，則可延長到32小時。歐陽芳泉陸續辦了20多場推廣活動，來參加的人從國小生、高中生、大學生，一路到國小老師都有，年齡層分布超乎想像的廣。

他說：「教材難度是可以跟著學習目標調整的。對年紀小或剛入門的學生來說，目標是體驗原理、搞懂AR在幹嘛；但對大學生或科技領域的學生來說，操作體驗雖然簡單，可是如果要他們真的運用這四種AR技術，自己發想題目、做出一個專題，那就會碰到3D建模、AR開發工具、工程設計這些東西，挑戰性瞬間就拉高了好幾級。」

回顧研發教材從無到有的過程，歐陽芳泉說自己像是經歷了一場從「研究者」變成「教材設計者」，最後跳下來當「市場開發者」的跨界考驗。
攝影／陳怡瑄

點燃興趣與好奇心

不過歐陽芳泉後續調查研究發現，學生藉由教材上課後，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雖然顯著提升，但短期內「STEAM成績」（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s和數學Mathematics）並沒有明顯變化。

「我們的重點不是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專業技能，而是讓他們對科技產生好奇心。如果要真正提升成績與能力，需要更長期、更深入的介入，比如專題導向課程或跨學科專案，持續性的學習。」他直言：「我希望能夠點燃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在驚訝和探索中，發現AR原來不是遙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能用簡單方式理解和體驗的技術。讓學生願意去靠近、去接觸AR與STEAM的世界。而如何把這份動機轉化成專業能力，正是未來值得教育者省思與努力的方向。」

除了學生，老師們也贊同歐陽芳泉的理念，要帶孩子理解，除了文字和圖像，實際操作的體驗更可以讓學生融入。歐陽芳泉分享，「開箱即用」讓備課門檻降低，能快速嵌入既有單元；而學生在「玩中做、做中學、學中用」的流程裡，會自然出現主動提問、同儕互助與自我管理，許多原本對科技較沒興趣的學生，也因為「看得到成果」，學習動機顯著提升。

歐陽芳泉強調，工具是輔助，絕對不會取代真正教育的核心，我們要培養的，不是操作某個工具的技巧，而是判斷、整合、創造的能力。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李娉婷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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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去路上問別人數學好不好，很多人會說自己數學很爛！」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林素微教授笑著說。

聽起來似乎如此，數學簡直像是臺灣人──尤其是學生的集體痛點。

但有趣的是，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簡稱TIMSS）的數據，可以看見臺灣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整體成就表現均顯著優於國際平均水準」。

顯然，事情沒那麼簡單。

為了解決幾何思考方式的問題，林素微研發新式教材和教學方式。
攝影／張傑凱

「臺灣學生的數學不差，真正卡關的人只集中在少數族群。數學強的超強，討厭數學的人數也是世界前段班。」林素微表示，正是因為這樣的學習落差，讓不少學生對數學提不起興趣。

為了協助那些在學習上遇到瓶頸的學生，教育部在2006年推出「攜手計畫」，讓課後輔導更有彈性，幫大家補強弱點。到了2015年，林素微再看TIMSS數據，發現臺灣學生的整體表現更亮眼了。但當她細看各項細節，卻注意到四年級學生的幾何表現還是相對薄弱。這也讓她開始投入兩大方向的研究：怎麼幫助低成就學生？又該如何提升國小中年級學生的幾何認知？

為什麼小學四年級的幾何特別難？

林素微指出，四年級正好是幾何學習難度提升的轉折點：「三年級以前的幾何多半圍繞特定的基本圖形認識，到了四年級，開始正式進入定義、性質與抽象概念的學習。」比如「平行」、「對稱」、「角度關係」等等新概念，需要孩子能夠進行抽象思考，而不少學生便在這個階段感到吃力。

數學圖形的學習隨著不同階段逐步提升難度和抽象化，從辨識簡單圖形到具體操作，逐步過渡到理解圖形的抽象性質、公式的推導與應用，並擴展到立體空間的概念，以及圖形變換的影響。而四年級的幾何學習針對平面圖形的定義、基本性質的認識、角度概念的引入以及面積與周長公式的理解和應用，對於一些孩子來說，難度陡然上升。
圖表繪製／張力予

除了抽象程度提升讓一些孩子跟不上之外，對低成就學生來說，此時數學學習的劣勢更是一道難關。「這些孩子通常比較容易分心，學習動機也低，很多時候得花比別人多好幾倍的時間。我們也發現，他們對數學的信心、控制感跟行為意圖普遍比較弱，這些心理因素其實影響很大。」

低成就學生的問題，不只是學習挫折，而是整個學習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太順利。傳統教學常預設所有學生都能跟上一樣的步調，這對他們來說其實蠻吃力的。林素微希望幫助學生把這些抽象內容，先轉成具體經驗來操作，慢慢引導他們進入抽象思考。

理解教學＋認知本位＝學習系統

為了打破這個困境，林素微從學生的學習特性與幾何本身的難點出發，重新設計教學內容。她與其團隊研發了「數位化認知取向的數學低成就學生幾何學習與診斷評量系統」。

他們依照學生的「理解順序」去設計學習路徑。林素微解釋道：「簡單來說，先讓學生做得到，再讓他們看得懂，最後才去算出來。比如學三角形的邊長關係，會先讓學生實際拿線段去拼，拼出哪些邊可以湊成三角形，然後才慢慢加進數字，最後才練習純計算的題目。」

林素微表示，這套「系統」結合了「理解教學」（Teaching for Robust Understanding，TRU）和「認知本位評量」（Cognition-Based Assessment）概念。不再一味灌輸知識，而是一步步跟著學生的思考邏輯走，幫助學生在每一個理解環節都能站穩腳步。

系統內建超過三百題針對幾何核心概念的診斷題庫，幫助老師持續追蹤學生每個小步驟的學習狀況，隨時進行調整與補強。林素微強調：「動畫可以幫助學生看懂概念的變化，圖像呈現也能減輕理解負擔。數位化讓這套系統更有彈性，對容易分心的孩子來說，這些設計更能吸引注意。」

在題庫的研發過程中，林素微與其團隊還特別導入了 PDCA 理論──計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行動（Action）這四個步驟──該理論的重點在於，當計劃擬定之後，即是循環的開始，而後續的每個步驟皆緊密相扣、互相制衡。「我們不是做一次就結束，而是不斷反覆檢查哪些題目能真正看出學生的認知困難，哪些還要修改。每經過一輪修正，診斷工具的精準度就更好一點，老師後續才能對症下藥。」

最重要的是，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這套系統的低成就學生，在幾何成績統計平均顯著進步，而對照組部分學生甚至出現退步。

「一定有些成功經驗可以複製，那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林素微鼓勵大家一起坐下來討論、共思可行方案。
攝影／張傑凱

數學好不好，環境很重要！

不過，林素微很快發現，單靠教材和系統設計，還不足以解開低成就學生的數學困局。林素微與其研究團隊特別採用了計畫行為理論（TPB）分析學生的學習動機。這個理論強調，學生的學習意圖往往受到他們對數學的觀感與整體學習環境的長期影響。

「簡單來說，有些學生一開始心裡就不相信自己能學好數學，加上周遭又缺乏鼓勵，學習意圖自然也就更低。」林素微表示，影響學生學習的不只是課堂裡的教材設計，還有日常中那些看不見的社會心理因素。

更讓她警覺的是，隨著年級升高，學生對數學的投入反而持續下滑。她與團隊比較研究發現，七、八年級學生在數學行為與表現上，普遍低於國小五、六年級。林素微解釋說：「這個數據其實反映了學生不是能力突然下降，而是他們在中途漸漸選擇放棄了。尤其原本學習就吃力的學生而言，面對越來越難的課程內容，很容易出現『乾脆不碰了』的心態。」

疫情後，這種落差又被進一步拉大。「需要老師盯著才會讀的學生，遠距教學期間幾乎直接脫隊。」林素微觀察到那些原本就能自學的學生，在疫情期間越學越順，但反觀學習數學挫折的學生，跟不上的人卻越來越掉隊。

「真正能放大教材成效的，仍是教學現場的整體環境。」林素微肅容說：「當教師在課堂中結合數位教材進行引導與補充，學生的理解效果遠比單靠自己操作更為穩固。但學生的學習意圖，往往取決於他們內心對數學的看法、對自身學習能力的信心、以及是否感受到支持性氛圍。對低成就學生來說，這些社會心理因素的高低起伏，連帶會影響學習意圖與實際投入行為。」

數學學習成效不佳是由多方面因素組成。
圖表製作／Napkin

教學現場的任務，不僅是傳授內容，更是在課堂中創造出安全、可討論、可嘗試的學習空間。林素微呼籲，盼第一線的老師能夠更早、更積極的介入學習現場，協助建立「不一樣」的環境，例如有效分組，營造出正面氛圍的環境，讓學生在討論與互動中逐漸累積數學自信，避免在早期挫折後快速失去動力。對許多低成就學生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解題技巧，而是「可以再試一次」的那份心理安全感。

在研究過程中，林素微也觀察到一群被稱為「韌性學生」的特例──這些來自社經條件較弱的孩子，卻能夠持續維持良好表現。關鍵在於，他們懂得主動創造正向學習經驗，讓成就感逐步累積，形成穩定的學習動力。然而，韌性學生的支持系統來自哪裡？要如何轉化這些個案經驗為多數學生可以學習的參考？便是林素微接下來關注的主題。

採訪撰文／李佳芳
攝影／張傑凱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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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出自美國創投家 Marc Andreessen，十年前或許聽來還像預言，如今卻早已化為現實。然而，當全世界正被一行行程式碼「吃下肚」時，我們的下一代準備好了嗎？

「許多人以為程式設計就是一項電腦工程的專業技能。事實上，它背後所培養的『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才是孩子面對未來最關鍵的能力。」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洪耀正教授指出其中關鍵。

那麼，學寫程式一定要坐在電腦前嗎？洪耀正與他的團隊正用一款孩子愛不釋手的桌遊，悄悄地把運算思維，種進他們的腦海裡。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電機工程學系洪耀正教授
拍攝／陳晧月

程式不是目的，思考才是關鍵

洪耀正指出，運算思維包含「問題拆解、邏輯推理、抽象模擬與錯誤修正」等。這些能力不只是掌握程式語言的關鍵，更是面對未來不可或缺的素養。「因此，學寫程式的目的，不是要孩子變成工程師，而是讓他們學會『怎麼思考』。」他堅定地說。

近年，隨著教育部推動 108 課綱，將「運算思維」列為科技領域的核心能力之一，程式教育不再只是高中選修或高等教育學生的技能，而成為每位中小學生都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從Scratch到Python、從圖像積木到文字編碼，學校的課堂內容日漸豐富，但隨之而來的挑戰也不少。

「就算用了最適合國小的 Scratch，學生還是覺得練習困難。」洪耀正指出，「學習不該從語法門檻開始，而是要從最根本邏輯思維的基礎打起。」

尤其對於中小學生來說，他們的學習階段本就不是為了立刻進入產業、成為工程師。此時談「學程式」，其實不是教他們怎麼寫程式碼，而是幫助他們建構理解問題、預測流程、調整解法的邏輯能力——這也正是「運算思維」的核心所在。

這樣的反思，也引發洪耀正重新思考程式教學的起點：語法只是工具，那麼邏輯思維要如何更有效地引導孩子學會？

儘管當前已有不少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降低了語法學習門檻，但對許多初學者而言，邏輯結構與思維模式的理解仍需額外引導與支持。
圖片來源／Unsplash

用遊戲打開邏輯之門

如果不靠電腦螢幕、不寫一行行的程式碼，要如何引導孩子建立運算思維？

在洪耀正看來，解方是一場看似遊戲、實則深具邏輯結構的桌上冒險。多年來，團隊走入許多偏鄉與資源不足的校園，深刻發現：即便使用最入門的Scratch，學生仍常在語法與介面間挫敗，甚至逐漸失去興趣。而傳統的電腦教學，不只對設備有所要求，也仰賴教師一對一的引導。

憑藉桌遊的「不插電」特性，洪耀正團隊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引導學生透過遊戲建立「運算思維」。最終，他們推出了《GoGoKids》這款看似童趣，卻暗藏精巧邏輯的益智桌遊，主要設計給國小中高年級到國中階段的孩子，適齡年齡約在 9 至 14 歲——正是邏輯思維逐漸成形、好奇心最旺盛的階段。

在《GoGoKids》的世界裡，孩子扮演的不是玩
家，而是程式設計師。他們要幫助一隻迷路的小企鵝，依據不同顏色的路徑卡（藍色左轉、綠色右轉、紅色回轉等），逐張鋪路、預測每個轉彎、模擬整體流程，一步步幫牠建立回家的路。

看似為小企鵝規劃回家的路徑，實則是在進行流程模擬與邏輯推理的訓練。
拍攝／陳晧月

「這正是邏輯推理與運算思維的最佳實踐。我們把 if-else（根據情境判斷該選擇左轉或右轉）等程式邏輯概念，轉化為人可以『摸得到』的遊戲語言。」洪耀正解釋道。

此外，遊戲還加入了更多進階的策略牌卡，如「拆除卡」、「交換卡」、「複製路徑卡」等，對應到程式語言中的函式呼叫、流程切換與迴圈操作。透過這樣的設定，孩子不知不覺間就在「玩中學」，學會了邏輯結構、流程設計，甚至練習debug（除錯）時所需要的耐心與彈性思考。

舉例來說，當學生使用「複製路徑卡」連續鋪出相同路徑時，就像是在寫一個 loop（迴圈），讓一段指令重複執行，達成高效率的操作；又或者，當遊戲目標是三個終點中的任一個，只要成功抵達其中一個就算過關，這樣的設計其實就蘊含了集合（set）的概念，也就是從多個目標中選出符合條件的結果。

除了基本的路徑安排外，《GoGoKids》還設計了多種進階策略牌卡。舉例來說，當孩子在遊戲中發現某段路徑需要重複執行，他可能會選擇「複製路徑卡」，就像是在編寫一段 loop（迴圈）來提升效率；如果鋪錯卡導致角色走錯方向，他可以使用「拆除卡」進行 debug，修正錯誤流程；又或者，當路徑順序不合理，他也能透過「交換卡」調整結構，重新安排指令。
拍攝／陳晧月

更重要的是，《GoGoKids》的玩法十分多元，既可以單人挑戰，也能與他人對戰競賽。換言之，小企鵝的回家路徑並沒有標準答案，孩子在整個遊戲過程中依賴的，從來不是死背語法，而是在手腦並用中，逐步建立對程式邏輯的直覺與感覺。

這樣的過程，正是運算思維教育的精髓所在。例如「拆解問題」的能力，體現在孩子每回合都需觀察地圖、分析限制，將任務細分為一張張牌卡的安排。「邏輯推理」則來自他們預測路徑連續鋪設後的結果。至於「抽象模擬」，就需要孩子在腦中建立出清晰的行動圖像。而當角色未能成功到達終點，他們就得反思哪裡出錯、重新排列牌卡，進一步練習修正錯誤的能力。

「當孩子在玩這款桌遊時，往往會十分專心且認真思考。」洪耀正笑著表示，「他們必須預想每一張牌卡的效果，並在腦中模擬整條路徑會如何被執行。」

自主學習的下一步：讓邏輯自己跑起來

《GoGoKids》雖然能有效啟發運算思維，但到了實際教學現場，仍需要老師或助教逐一檢查孩子的卡牌排列是否正確。這對於資訊師資不足的偏鄉學校來說，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痛點，洪耀正團隊結合影像辨識技術，打造出一款可搭配《GoGoKids》使用的「影像辨識App」。學生只需將自己設計的路徑拍照上傳，App便能自動分析卡片顏色、順序與方向，判定企鵝能否成功抵達終點。這樣的路徑可行嗎？邏輯是否正確？如果錯了，又是哪裡出錯？

「我們實測發現，這種即時辨識與回饋的互動方式，對邏輯能力較弱的學生特別有效。它能明確指出錯誤、降低挫折感，進而提升他們持續參與的動機。」洪耀正表示。

這些原本需要老師逐步引導的判斷與檢查，如今透過影像辨識 App 即可自動完成。不僅大幅減輕教師負擔，也讓整體遊戲過程更加即時，進一步提升學習成效。

他還補充道：「一般桌遊帶回家後，家長往往難以判斷孩子是否玩得正確。但《GoGoKids》搭配這套系統，可以幫助孩子自己檢查路徑對不對，也讓大人更容易陪著一起學、一起修正，真正做到邊玩邊學。」

不只如此，洪耀正團隊還開發了《GoGoKids》的Scratch線上單人版本，讓孩子即使在沒有同儕或教師陪伴的情況下，也能自行進行邏輯推演與任務挑戰。

線上版的操作方式與實體桌遊相似，拖曳路徑卡片、預測角色走向、完成目標任務——每一步都是腦中的推理練習。孩子透過不斷嘗試與修正，逐漸內化「先判斷，再行動」的思維流程。

洪耀正補充道：「我們提供更多元的使用管道，大家都有機會體驗到這款桌遊的樂趣。若使用實體版的《GoGoKids》，則可以搭配教師與影像辨識App，協助孩子確認路徑是否正確，並與同儕進行比賽。但若使用線上版，系統則能針對錯誤及時反饋，方便孩子一遍遍地嘗試各種可能的路徑。」

《GoGoKids》官網也提供了遊戲說明影片、Scratch線上單人版本與教學資源，讓更多人有機會體驗這款遊戲。
影片來源／Youtube

孩子的遊戲，也喚醒大人的思考力

如今，程式桌遊帶來的學習動能，不只停留在課堂，也開始延伸到家庭生活之中——不只是孩子，大人也能透過這款桌遊，重新喚醒久違的思考力。

洪耀正笑著分享，有一位畢業後在臺積電工作的學生，對《GoGoKids》十分感興趣，便自己出錢買了一套。過年時，他帶著家人與朋友一起玩，事後興奮地表示：「雖然在科技業工作，但日常其實不太需要動腦。反而是玩這款桌遊時，才發現自己久違地進行邏輯思考，而且跟家人一起動腦比拚的過程，滿好玩的！」

他更補充道，其實這款桌遊經常出現「反過來教」的情況。不少孩子的邏輯反應甚至比家長更快，最後變成孩子帶著爸媽一起學。也有合作老師建議是否能將遊戲推廣到社區據點，讓孩子教阿公阿嬤一起玩，達成另類的「反向教學」。

這樣的場景，或許正是這款桌遊最動人的地方：它讓「學習」不再只是課堂上的任務，而是成為生活中的一場場對話與挑戰。無論是學生、上班族，還是長輩，只要願意坐下來動手、動腦，每個人都能在遊戲中與邏輯思維重新相遇。

拍攝／陳晧月

「程式，不是未來唯一的語言，但『思考』一定是。」

從桌面出發的設計，不只是為了開發一套遊戲，而是一場真實場域中的教育實驗。洪耀正以運算思維為基礎，從遊戲設計、輔助工具到回饋機制，逐步建立出一套「能夠被玩」的學習方法。

他相信，無論孩子將來選擇成為工程師、設計師、音樂家或是社會工作者，「理解問題、拆解流程、預測結果、調整策略」的能力，都是他們在未來世界中最可靠的導航工具。而這些能力的培養，也許就從一張卡牌、一段路徑、一場遊戲開始⋯⋯。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陳晧月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洪耀正（2022）。以影像辨識實現二階段程式教育桌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洪耀正（2021）。不插電程式桌遊與AI桌遊的開發與推廣。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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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講幾個好笑的笑話，還是滑手機看到迷因哈哈大笑？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陳學志教授提醒我們：「幽默是一種智慧，透過輕鬆而獨特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與自身處境，甚至能有效轉化困難或壓力情境，達到適應與自我提升的效果。涉及認知、情緒、行為、心理、生理及社會各層面的運作。」

陳學志指出，過去許多研究在探討特定族群，例如原住民族時，便已經發現原住民族的孩子較有幽默的特質，但往往著重於他們所面臨的弱勢或困境，這種觀點不僅容易加深刻板印象，也忽略了這些族群潛在的文化優勢。因此，陳學志決定透過更積極、正向的觀點切入，重新審視原住民族和新住民等多元族群的優勢能力。

「我希望藉由強調幽默作為一種心理與社會資源，能協助個體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與人際互動的困境，而非只是博君一笑的消遣或娛樂。」陳學志眼神堅定地說。

陳學志認為，幽默並非單純的搞笑或取悅他人，而是一種較高層次對人性的觀點，本質在於它所承載的智慧和洞察力。
攝影／馬藤萍

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幽默

根據心理學家羅德‧馬丁（Rod Martin）等人提出的分類，幽默可分成以下四種：

1.「親和型幽默」：這種幽默像是人際間的潤滑劑，主要目的是透過友善、輕鬆的方式讓彼此關係更親近。例如朋友相聚時講的趣味故事、溫和的笑話，都是屬於這種能讓氣氛更輕鬆的幽默。

2.「自我提升型幽默」：這種幽默的目的在於調整自身情緒，化解負面感受，例如一位孩子面對同學嘲笑時幽默地回應：「我今天只帶了腦袋，沒帶耳朵，根本聽不到你在講什麼。」這樣不僅化解尷尬，更能鼓勵自己，展現內心的自信與樂觀。

3.「攻擊型幽默」：這種幽默以取笑、挖苦他人為特色，雖然可能引來短暫的歡笑，卻也容易破壞人際關係，像是常見的「諷刺式玩笑」或「揶揄式批評」，表面上開玩笑，實際上卻暗藏攻擊性，讓被取笑者感到不舒服或受傷。

4.「自我貶抑型幽默」：也就是透過自嘲來引起他人的歡笑，雖然偶爾可以拉近人際距離，但普遍認為，過於頻繁則可能傷害自己的自尊或自信。

幽默的四種分類。
繪圖／張力予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親和型幽默」和「自我提升型幽默」最具穩定而深遠的心理效益，它能幫助個體在面對壓力或挫折時，以靈活、正向的態度重構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但有趣的是，陳學志指出，近年有研究揭示「自我貶抑型幽默」在情緒轉換上的潛力同樣不可忽視。

這一點在他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當個體在互動中運用自我貶抑型幽默，特別是結合『擬人』或『誇飾』等技巧時，能在維持笑點的同時，讓對方感受到放鬆與親近。」例如老師問：你怎麼沒交作業？我的回答是：我昨晚本來要寫，結果我的腦袋罷工了，還放假不補班。便是屬於結合擬人和誇示技巧的自我貶抑型幽默。

陳學志接續說：「這種幽默常被視為對自我的貶低，甚至會損及自尊，實際上，它在處理人際困境時，反而能有效降低他人的負面情緒反應，緩和衝突、化解尷尬。」換句話說，幽默不只是強者的餘裕，有時也是一種脆弱中的智慧：能嘲笑自己的人，往往能換來別人的理解與笑聲。

幽默理解與欣賞之匯合模式

幽默如何被大腦處理呢？陳學志也有說明：首先會經歷一個叫做「失諧偵測」的階段，也就是當孩子聽到出乎意料或不合常理的訊息時，大腦會產生短暫的困惑與驚訝；接著，大腦會進入第二個階段「失諧解困」，嘗試用創新的方式重新理解與整合訊息；最後則是「愉悅欣賞」的階段，當孩子成功解讀幽默的意義後，大腦的情緒系統，例如杏仁核（amygdala）與海馬旁迴（parahippocampal gyrus），就會活躍起來，產生開心、放鬆的感覺。

陳學志進一步提出了「幽默理解與欣賞之匯合模式」，在這個模型裡，幽默訊息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一個是幽默的「結構」，也就是呈現的方式或技巧，例如雙關語、誇張或模仿；另一個則是幽默的「內容」，也就是訊息背後真正想表達的意涵，可能是帶點諷刺、挑戰禁忌，或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觀點。

當我們的大腦察覺到幽默結構中的失諧時，就會啟動認知層面的解困歷程，也就是嘗試跳脫原本熟悉的思考模式，以更靈活的角度重新整合訊息，這種方式被稱為「基模轉換」（schema shift）。與此同時，大腦也會啟動情意層面的處理，去解讀幽默內容可能涉及的情感或社會意涵，幫助我們真正掌握幽默背後的趣味或深意。

這些科學證據不僅告訴我們幽默背後的運作機制，更讓我們理解，原來懂得幽默，不只是「覺得好笑」，而是大腦正在用一種更靈活、更有創意的方式來看待世界。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flat, abstract illustration of a human brain showing three stages of humor processing: confusion (blue with a question mark), creative thinking (yellow with a lightbulb), and joy (orange with a smiley face). Each stage is shown in a separate brain region, with simple lines and warm colors.

「雙文化」優勢

從這個基礎出發，陳學志藉由一系列的幽默測驗和標準化量表研究發現，臺灣的原住民族孩子特別擅長「自我提升或親和型幽默」，也就是他們較不會透過嘲笑別人或貶低自己來逗樂，而是習慣用輕鬆、創意的方式讓自己和周圍的人重新感到自在與開心。

「自我提升型幽默使孩子們能夠在面對挫折或困難時，更主動、更樂觀地調整自己的情緒與心態，有效降低內心的壓力與負面情緒，進而培養出更強韌的心理素質與正向的自我形象。」陳學志認為，這種幽默優勢，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社交技巧，更是來自他們獨特的文化資產與心理資源：「背後其實隱含著原住民族長久以來重視團體和諧、口語傳統與樂觀態度等深厚的文化背景。」

在原住民的社群生活中，幽默就像一種無形的「膠水」，無論遇到多大的難題，他們總是能用笑聲重新凝聚彼此，保持團體的和諧與凝聚力。這種文化特色清楚地反映在原住民日常的歌謠、口述故事與彼此互動之中，孩子們從小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培養出這種善用幽默化解衝突、拉近關係的能力。

陳學志將幽默融入在他的生活中，一如他自嘲笑說：「要定義幽默，其實就是沒有幽默感的人做得無聊研究。」
攝影／馬藤萍

除了原住民孩子，陳學志另一研究重點是新住民子女。過去社會多關注他們的語言與學業挑戰，但陳學志針對全臺灣超過六千名國中生（含1,491名新住民子女）的研究發現，這群孩子在創造性思考表現上，明顯優於一般學生。他說：「新住民子女從小經歷文化碰撞，因而具備靈活認知與開放態度，更少受刻板印象侷限，展現較高的好奇心、冒險精神與創造力。然而，雙文化經驗也帶來『涵化』（acculturation）的適應壓力。」

「涵化」指的是當一個人同時接觸兩種以上不同文化時，所經歷的適應與調整過程。以新住民子女為例，他們從小就在家庭與主流社會的雙文化環境中成長，不可避免地會面對不同價值觀、語言及生活習慣的碰撞。他們並不單純地接受或拒絕其中任何一種文化，而是在內心不斷地協調、融合，尋找屬於自己的定位和平衡點。

「正因如此，涵化不僅是挑戰，更促進了新住民孩子的心理韌性與創造力，反而更能培養出靈活開放的心態與思考方式。」陳學志強調他們學會敏銳地察覺文化之間的差異，並且善於以創意的方式應對這些差異，化解適應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轉化為寶貴的內在資源。

幽默是生活的藝術

陳學志後續以幽默優勢中心為取向，設計訓練課程，讓學生能夠有發揮幽默優勢及練習幽默應用的舞台。結果發現，加入適性材料的幽默教學課程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幽默感，且無論是原住民或一般生都有顯著的成效。他說：「當在課程中提供學生發揮幽默的機會，會使原本就具備幽默優勢的原住民學生有更多發揮想像力的空間；而一般生則是在幽默的氛圍下，不用擔心犯錯而更願意去冒險。」

原住民族和新住民孩子的創造性幽默與思考能力，正是臺灣當前教育界應該關注與珍視的重要資產。誠如陳學志所強調，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夠看到這樣的文化優勢，並從中加以培養與鼓勵，將多元族群的幽默特質轉化為積極的學習動力，能更有效地協助孩子在學校中適應環境，具備信心的面對未來各種人生挑戰。

「幽默教育的核心，不只是讓孩子發笑，而是教會他們如何面對生命的裂縫與不圓滿。」陳學志堅定的說：「畢竟真正的幽默，是對自己和世界的不圓滿採取接納的態度，而這種接納，能夠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也對於自身有更多的正面觀點與自信。」

採訪撰文／許凱傑
攝影／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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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有二十多歲的新進教師，也有師資數十年的高中老師。但在這裡，沒有資深或資淺，他們都是為了讓自己增能。

不同於傳統教師研習的臺上講、臺下聽，108課綱上路之際，強調實作練習的教師增能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展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陳斐卿教授走進上百場教師研習，觀察108課綱實施6年來，高中教師們如何接招！

108課綱實施至今已超過六年了，陳斐卿實地體察教師如何因應。
攝影／楊秉騏

設計新課程、公開觀課，教師專業的新挑戰

教育改革推動至今，經歷過數個階段，有人笑稱「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課綱的變動每隔若干年就會『騷擾』教師一次，而108課綱的改變相對來說動作是很大的」，陳斐卿說。

108課綱企圖整合國小至高中12年國民教育課程，最明顯的改變在於降低高中學科的必修時數，增加選修學分，其中6學分的「多元選修」需由教師自尋教材。同時，各高中必須發展特色課程，設計4至8學分的「校訂必修」，強調跨領域的專題、實作、探索。

過去教授單一科目的教師，必須跨出學科邊界，設計和教授新的跨領域課程。加上108課綱中規定，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少要進行一次「公開授課」，讓同儕觀摩、提供專業回饋，這些都讓行之有年的教師專業操作面臨挑戰。

「以前各科教師只要教他教師證的那一科就好，現在他必須去開『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要老師去教不熟悉的課，他會很忐忑，而且這些科目都沒有書商提供教材，不像以前帶一本課本就能上臺」。

陳斐卿解釋道，以核心素養為主軸的108課綱，強調自發、互動、共好，簡稱「自動好」的理念，希望培養學生將知識實際運用於生活情境的能力。不同於過往以升學為目標的精熟學習，也讓教師陷入新舊教學策略的拉鋸。

於是，一場場教師增能活動在全臺遍地開花，根據陳斐卿觀察，這些活動是由下而上、草根式的，而且教師們趨之若鶩，往往一開放報名就瞬間搶空。

從「聽」到「做」，操作型研習帶老師輕鬆上手

過往的教師研習，臺上站的通常是專家學者，教師們則坐在臺下看著投影片聽講。講座式研習的重點在於「聆聽」，因此教師們常將習作本、考卷、聯絡簿、紅筆等物品帶到現場，順便處理教學事務，僅以「局部的身體」投入研習。

108課綱的教師增能活動強調「實作」，現場樣貌也截然不同。首先，主講人多是各高中的「領頭羊」教師，他們對於新課綱有高度熱忱，既是各校內推動課程改革的領導人物，也是各研習爭相邀請的熱門講師。

現場不見排排坐的座位規劃，取而代之的是小組討論形式的桌椅。學員會帶著108總綱、領綱、課本等文件和筆電，桌上備有各色便利貼、彩色筆、海報紙，一旁還有海報展板，準備張貼小組的實作成果。

陳斐卿提到，這類操作型的研習模式通常是「聆聽講解說明—討論書寫張貼」。主講人講解完一個段落後，教授同一科目的學員會聚集成小組，針對這個階段的任務進行討論，將回覆寫在便利貼，並張貼在海報展板上。

研習現場促進教師彼此討論、增能，進而達到自發、互動、共好的理想目標。
圖片來源／詹青蓉提供

走在前頭的圈內人：領頭羊和協作員

不同於過往教師參加研習多是由學校指派，或因輪值而必須出席，陳斐卿觀察到教師們對108課綱研習是有所期待的，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主講人的魅力。這些領頭羊教師都是「圈內人」，他們既能同理學員的困境，也具有迎向新課綱的使命感，而且和學員們有相同的學制教學經驗，教學案例隨手拈來，吸引學員願意聆聽。

另外，主講人分享的不再是教育理論，他們擅長將新課綱的內容用「接地氣」的方式進行轉譯或化約，「繞過」拗口的學術詞彙，將108課綱政策文件中各種專有概念放回學員熟悉的教學現場脈絡，用彼此共通的語言為學員排除障礙。「這樣的功力對學員來說更有說服力，也更快得到學員的信任」。

操作型的研習，強調「聽懂」之後的「產出」，也就是大量的討論、書寫與張貼。陳斐卿提到，過去學員只要聆聽，現在要將知識外化，而且公開給大家看，教師們對於自身專業可能被質疑、被挑戰其實是焦慮的。而現場數名的協作員就扮演了重要角色，陪伴學員跨過這個難關。

協作員會觀察各組討論，在大家卡住時適時提供引導，讓實作順利進行下去。當協作員發現學員不理解主講人的意思時，他們會抽絲剝繭找出學員不懂之處；當學員思路撞牆或前後任務「歪掉」時，他們又要發揮「剪裁」與「聚焦」的能力，幫助學員在限時內理出頭緒。有時也要傾聽各種意識形態的學員意見，做為緩衝者，搬開各種阻礙小組實作的石頭。

「物」的促動：五顏六色的便利貼

在研習現場，陳斐卿看見的不只是「人」，還有「物」，包括白板、研習手冊、彩色筆、便利貼、海報紙，甚至是零食、便當等物品。她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出發，洞見這些人與物連結之後共同產生的力量。

例如便利貼，就是促使學員在「聽」之後，還能夠「懂」的物件。即使擔心寫出來的內容不夠好，但只要有人願意表達想法，讓空白的便利貼寫上文字，至少就完成任務，進度沒有落後其他組別。陳斐卿認為，在這個需要群策群力的現場，便利貼有一種「靜默的促成力量」，迫使學員「有事要做」，讓學員把「理解」的意願維持下去。

一日的研習，大約會進行10至15回的討論，張貼25至30張便利貼，因此也被戲稱為「貼貼貼」的研習。
圖片來源／陳斐卿提供

因此，便利貼、海報板等物件不再只是工具，「不是人用它，它也可能會指使人。便利貼上是白的、白板上也是白的，你能無動於衷嗎？」透過人與物的連結，學習效果也陸續顯現，「主講人也會從學員的便利貼知道這場的效果好不好？為什麼會歪掉？這都是人與物不斷交織的結果」。

但她也發現，「貼貼貼」並非受到所有學員的歡迎。「使用便利貼的方式如果沒有抵達真正有效的目標，只是腦力激盪，想法好多、問題好多，但後面沒有收尾，久而久之教師們就不喜歡」，她笑說，「所以有一段時間只要在研習現場拿出便利貼，大家就『哀啊，又是這個？』」。

教師的自我實現與多元成就

近兩年，臺灣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CSS）、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IJSO）等國際評比表現不俗，許多人歸因於108課綱推動有成。

陳斐卿提醒，「一定是有很多行動體在其中作用，才讓傑出成為事實」。作為研究者，她認為可以追問，相較於國際，臺灣的教師有什麼特別之處？「相較許多國家的師資培育，臺灣教師的素質是高的，而且他們有很高的自我期許，會在意、追求成功經驗」。

過去數十年來，顧好班級、學生考得好是教師最重要的責任與功績，但在因應108課綱，教育現場必須集體轉變的過程中，教師開展出多元角色，「有部分的老師們衝了出來，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我認為是他們自我實現的驅使」。

「他們可能是全臺教師增能研習的明星主講人，或共備社群中很受歡迎的人。他被看到了，不再只是某某國中的老師而已，他在工作上的被需要性變得更多元，成功也不再只是單一指標」。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研習，甚至願意用週末時間前往的教師，明顯表現出內心的認同，「這些教師有一些真正想做的自我實現，而且做了會開心」，陳斐卿認為這些都是讓108課綱內部能量持續醞釀的因素。

此外，「圈內人的認同」也展現出108課綱推動的草根特質，研習現場的人氣熱絡就是最好的佐證。「圈內人說這樣做很好，其他徬徨、觀望的人也會有一定比例開始認同這件事是有意義的、是對學生好的」。這樣的認同感讓教師們在面對新課綱，必須採取行動位移時，有一個對錯清楚的正確解，讓他能夠安心跨出這一步。

即使領頭羊教師可能各有主張，陳斐卿也觀察到他們的彼此支持，「他們不會公開論辯攻擊別人，而是為別人的成就按讚，是很和諧的。這種共榮包容也讓這股能量能夠維持住，這是我在過程中看到很欣欣向榮的畫面」。

陳斐卿強調課程改革一如社會運動，教師必有不同的步速。
攝影／楊秉騏

背負著教育改革的期待，教師往往是備受衝擊、被嚴格檢視的一群，很容易被貼上「不願意改變」的標籤。「有人會說政策叫你變，你為什麼不變？教改不成功都是老師不肯改，好像教師應該整齊劃一，而且立刻做到，這對他們其實是不公平的」。即使是領頭羊教師，在符合新課綱精神與顧好升學成績之間也難免糾結，「教師其實也是充滿無奈，不是放下舊的、迎向新的那麼簡單」。

陳斐卿說，教育的問題往往是難解，甚至無解的。一波波的教育改革就像各種社會運動的眾聲喧嘩，每個人有各自的步速。「不可能讓學校裡各種價值觀的人都馬上跟你走，但一定有一些人會跟上，那就這些人先出發吧！」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楊秉騏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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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但如果只從媒體報導接收訊息，難免會對臺灣教育產生負面印象：「多元入學＝多錢入學」、「教改失敗」、「學生競爭力下降」、「重考趨勢飆升」⋯⋯同時，多數國家也容易遺忘城鄉教育差距所帶來的不公平，且大多只流於批評，難以釐清改善之道。

多元入學比考試更不公平嗎？臺灣重考生真的越來越多？招募培訓熱血青年投入偏鄉教育的非營利組織「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有怎樣的成效？在臺灣，每當這些教育議題成為輿論焦點，經常流於憑印象、憑感覺的口水戰。然而，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用客觀的證據來具體回答。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婉琪長期關注教育公平性，研究選題瞄準社會大眾對臺灣教育的種種迷思，也向來樂於分享研究成果，從事社會溝通。這次她將結合行政資料庫的串聯、偏鄉學校師生調查、嚴謹的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從實際數據重新敘說一段關於臺灣教育的故事。

多元入學vs考試：誰比較「公平」？

「申請入學」是臺灣現行最主要的大學入學管道，在大學招生名額中總佔比超過五成。申請入學第一階段依學測分數進行初選，但與「分科測驗（原指考分發）」不同的是，到了第二階段，申請入學涉及書面資料審查與面試，而非僅由考試分數定生死。如此制度設計本意是提供多元入學管道，保障學業表現較不突出的弱勢學生，卻常遭受社會大眾質疑為「多錢入學」。

畢竟，擁有優勢社經背景的學生往往坐享更豐富的資源、機會，更容易堆砌亮麗的履歷表。加上坊間常見的備審資料輔導代辦、模擬面試等收費服務，似乎都呼應多元入學等於「多錢入學」，反而可能加劇教育不平等的說法。問題是，這個「說法」符合事實嗎？

臺灣多元入學是否公平？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 wore a high school uniform and went to a university for an interview with two professors. Watercolor style.

陳婉琪指出，若要談多元入學的教育公平性，首先必須釐清「比較基準（跟哪種制度進行比較）」。事實上，除非採取極端的抽籤入學，否則幾乎不存在一種可行制度，能保障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擁有完全均等的入學機會。「所以正確的提問應該是：『書審面試』是否比『考試』更不利於弱勢學生？」

陳婉琪運用行政資料庫分析方法，串接2014至2020年度的大考中心、招聯會資料，也就是直接分析臺灣大學招生入學的運作實況。結果發現，在申請入學第一階段，中低與低收入戶學生的通過率都低於一般家戶學生，背後原因不難猜，是因為經濟弱勢生的學測分數較低，反映其學習資源劣勢。

然而，情況到了第二階段有所轉變。「進行統計控制後，數據顯示在學測相同級分的前提下，經濟弱勢生透過書審面試獲得正取的機會，反而高於一般家戶生。」也就是說，申請入學二階書審與面試，比起只看學測分數，實際上更可能保障經濟弱勢生的入學機會。

申請入學管道中，考試以外的機制發揮了增進教育公平性的效果。這項研究打破了臺灣流行多年「多元入學＝多錢入學」的迷思，卻也再次印證考試制度隱含的教育不平等。而除了家庭社經背景的差異，教育不平等亦可能來自區域性的城鄉差距。

社會學看大學多元入學。
影片來源／YouTube

當學者遇上「為臺灣而教」

教育部統計，目前臺灣國中小共有超過千所「偏遠地區學校」，交通不便、規模較小、缺乏社會文化刺激、教師人力不足且流動率高，都為學生權益帶來隱憂。儘管政府提供薪資加給，仍難以填補偏鄉教育的師資缺口，這些學校經過一招二招三招，甚至有到九招都尋無教師的困境，「為臺灣而教（TFT）」就在此脈絡下誕生。

TFT以使命感與教育熱情號召願意投入偏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結合面試篩選、持續性督導與培訓的支持系統，向合作學校提供可執行兩年期教學任務的師資人力。陳婉琪回憶道，當TFT前來談合作，第一印象是「這個團隊好年輕呀！」而後慢慢發現他們的特色，除了重視且擅長行銷，也十足展現自我評估與研究發展的意識，組織架構上配置「研究追蹤組」，是她與TFT溝通合作的主要窗口。

非營利組織「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號召願意投入偏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透過篩選、持續性督導與培訓，向合作學校提供兩年期教學任務的師資人力資源。
圖片來源／陳婉琪

陳婉琪指出，當初TFT找上門，是想尋求學者協助評估組織成效。正好透過他們引介，接觸到全臺各地偏鄉學校，也趁此難得機會進行主題更廣泛的偏鄉地區教育調查，最終選定35所學校，總共141個班級、近300名教師、800多名學生接受調查。為了實行標準化的研究程序，同時避免由班級導師代為發放問卷可能導致的干擾效果，陳婉琪先在校內招募大學生，訓練30多名訪員出隊到校執行調查，也透過預試先行掌握在針對國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時，可能碰到的狀況。

「開始填問卷前，要先跟孩子約法三章，別把自己的答案唸出來，影響別人作答；題目結束的問卷最後，加入一些小迷宮、小遊戲給比較快填完的人安靜地玩，以免他們開始找隔壁同學聊天。」陳婉琪笑著細數預試過程中，團隊一步步發掘的調查秘訣。

由數據一窺臺灣偏鄉教育現狀與TFT成效

陳婉琪訓練30多名訪員深入偏鄉，選定35所學校，總共141個班級、近300名教師、800多名學生，深度探查臺灣偏鄉教育現況。
圖片來源／陳婉琪

TFT將培訓教師的教學任務期設定為2年（4學期），配合此期程，陳婉琪分別在任務頭、尾的時間點進行共2波調查。結果發現，偏鄉學校常見的高教師流動率現象，確實會對學生產生不利影響。在那些有更換導師的班級，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自我價值都比較差。

陳婉琪指出，師資不穩定的負面影響，正反映偏鄉教育一大困境：儘管學校好不容易找到代理教師，教師仍可能基於生活機能、未來發展等私人考量不願久待，導致片斷化的師生關係與教學經驗。這正是TFT設定任務期為2年的主要緣故。

話說回來，TFT究竟為偏鄉學校帶來什麼幫助？陳婉琪深知，如果只是針對TFT合作學校做調查，2年前後若有任何改變，都可能被認為是伴隨時間的自然變化，難以推論為TFT的影響。為了追求更嚴謹的研究評估，陳婉琪採取「擬實驗設計」，將「與TFT合作」視為一種實驗介入，同時調查2年期間與TFT完全合作、部分合作、無合作的偏鄉學校。透過三組數據比較，便可有力排除時間效果的影響。

結果發現，2年期間都有TFT導師的班級學生，比起沒遇到、或僅部分期間有TFT導師的其他班級，「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更加明顯提升。「這凸顯了TFT教師訓練的特色，不只侷限在課業或認知能力，同時也重視培養孩子的非認知能力。」陳婉琪解釋，「他們希望讓孩子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好好的、有系統的完成一件事情。」

更有趣的是，陳婉琪發現TFT教師竟可發揮「外溢效果」，影響校內其他的教師同事。經過2年教學實戰，不只是TFT教師本身從菜鳥蛻變，其教學效能感從低於一般教師提升至與一般教師無異，辦公室裡的其他教師們，也因為加入新血與伴隨而來的新資訊，教學效能感一起升高。

過去TFT曾面臨若干質疑聲音：未接受體制內正規師培的教師，可以上第一線教書嗎？從美國Teach For America沿襲而來的做法，是否適用臺灣？歷經2年的調查追蹤，研究證據明確指出TFT對於臺灣偏鄉教育有正面效益。事實上，TFT的成效評估也同樣需要思考「比較基準」的問題。「這些教師本來就是去填補那些沒有人要去代理的缺呀！」陳婉琪感慨地說。

以證據打破迷思，由社會深層邏輯思考問題根源

每個念過書的人，都可能對教育政策有自己一套看法，但在教育學領域，最重要的是「循證治理（evidence-based governance）」原則，秉持「用證據說話」的科學精神。舉例來說，如果聽從迷思，誤以為多元入學比考試入學更不公平，反而會導向更不利弱勢的決策。

可靠證據的來源，則要仰賴政府部門在兼顧個資隱私與透明化之下的資料開放措施。陳婉琪坦言，與健保、財政等領域相比，教育政策相關資料的開放程度仍相對不足。所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願意支持，才促成一系列考招資料分析計畫。「但考招資料庫終究只到大學考試與入學階段，如果到了入學乃至畢業以後的事，目前就苦無全國性的完整資料了。」

陳婉琪提醒，當社會價值過度單一進而激烈競爭，就會引導人使用錯誤的方法，扭曲真實自我、抹煞學習熱情，不僅沒有培育到人才，反而挫傷了其他領域未來的明日之星。
攝影／W. Xiang

除了期待更多具社會意義與學術意義的資料開放措施，陳婉琪更期許未來教育政策相關討論「少一點口水戰」，把批評的力氣改用到提出「怎麼做會更好」的建議。從大學入學方式、城鄉教育落差，到範圍更廣的教育改革，都值得更多建設性、有創意的討論。

陳婉琪提到，過去幾年新聞報導臺灣重考趨勢飆升，但從實際的考招資料來看，重考率並未大幅提升。進一步描繪重考生輪廓，更會發現大多是高分群、明星高中學生，為了擠進醫牙電資而重考。換言之，重考現象並非反映教改失敗導致學生「找不到興趣與志向」，而是「社會競爭邏輯」持續增強，使下一代越來越傾向進入社會期待的人生框架。

這或許正反映了臺灣教育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有升學、讀明星學校，才會有成功的人生──這始終才是關於教育，最可怕的迷思。」陳婉琪感嘆，「無論教育制度如何改變，只要社會價值過度單一進而激烈競爭，就會誘導人使用錯誤的方法，扭曲真實自我、抹煞學習熱情，這種教育無法培育人才，而是造成人才傷害。」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婉琪、陳易甫（2024）。為臺灣而教：偏鄉教育問題及TFT介入成效評估。當代教育研究季刊，32（1），77-117。
陳婉琪、王淑貞、許哲維（2022）。不考試，公平嗎？以全國考招資料檢視多元入學公平性。臺灣社會學刊，71，57-90。
陳婉琪（2021）。社會複製還是社會流動？以行政資料檢驗臺灣高等教育公平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婉琪（2018）。偏鄉地區短期教育追蹤調查後續計畫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婉琪（2017）。偏鄉地區短期教育追蹤調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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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型手機到電動車，現代世界舉目所及，無不是由科技物組成的文明景觀，包括：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四大學科的「STEM教育」，近年受到全球各國高度重視，被視為在科技轉型的趨勢下，厚植國力的重要基礎。

以臺灣目前的教育現狀，能否有效栽培出下個世代的STEM人才？教育政策的推動與師生家長的心態環環相扣，然而社會大眾對於STEM教育的印象是否準確，又容易落入哪些迷思？在國高中課堂上，教師們可以如何跳脫科目分類，引導學生善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特聘教授林坤誼長期投入STEM教育研究與師資培育的實務工作，更到澳洲等地實際訪查，借鏡跨國成功案例、彙集專家意見，為臺灣教師打造一張以「跨域學習」為主軸的教學地圖。

STEM只是名詞，「跨域」才是核心

對STEM教育的重視，最初從美國開始，由於政府發現航太等攸關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業一旦過度仰賴外國人力，可能潛藏風險，於是開始注重本土研究人才的培育。

林坤誼強調，STEM只是一個名詞，「跨域」才是新世代教育的核心精神。
圖片來源／pexels

「回到臺灣，我們不僅面臨STEM人才不足，更有分布不均的問題。」林坤誼解釋，臺灣的高科技人才幾乎都踏進半導體產業，和美國矽谷相比，相對缺乏有創意、能夠跨領域連結、解決未知問題的創業環境與人才。

但在迅速變遷的世界，新世代要解決的科技與社會問題，早已和過去截然不同。以往崇尚單一專業的思維日漸式微，相較於終生閉門埋首相同領域，現代世界更需要靈活彈性、善於跨域協作的能力。

「對我來說，STEM只是一個名詞，『跨域』才是新世代教育的核心精神。」除了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這四個基礎學科，「如果又能結合藝術、人文、社會、社區營造等多元領域，不只可以提升學習動機，還能增強學生未來在真實場域的應用能力。」

林坤誼解釋，STEM教育可分為兩個階段：幼兒園至12年級重視「打底」，累積基礎能力之餘，也初步認識學科知識應用的廣泛可能。而到大學以上，學校則應注重如何與產業接軌，例如：調查不同學院、科系所對應指標產業的人力需求，並且訓練學生「跨域連結」、「溝通協作」、「問題解決」的能力。

打破對STEM教育的常見迷思

臺灣推動STEM教育行之有年，日本、越南、泰國、印尼教育學者都曾來臺取經。林坤誼在雙北地區投入建立系統性的師資培育規劃，即是成功範例之一。

只是一路走來，林坤誼也發現，不論社會大眾或學校教師，都常對於STEM教育有所誤解，現在就讓我們來一一檢視這些迷思：

迷思一：STEM教育＝機器人課程？

機器人的設計與操作，向來是STEM教育的熱門實作項目。林坤誼點出，涉及程式撰寫、實體組裝等多樣軟硬體環節的機器人課程，確實是理想的教學媒介之一。

「但是，STEM教育也絕對不只是機器人課程，」林坤誼強調，「深入觀察校園鄰近的社區環境，結合科學與科技知識，嘗試解決身邊的問題，更能引起學生的深層興趣。」

舉例來說，曾有學生從水資源議題出發，製作一組適用當地環境的淨水器；或者針對「能源議題」舉辦一場富含知識性的辯論賽；拍攝一部關於在地高齡者科技使用狀況的紀錄片，都是STEM教育實作活動的多元成果。「不存在錯誤的學習形式，關鍵在於如何規劃一趟引人入勝的學習經驗，讓學生發現課堂知識可以和生活世界接軌。」林坤誼堅定地說。

STEM教育可和藝術領域進行跨域整合，超越工業／工程／科技的刻板想像。
圖片來源／新北市教育電子報 編排設計／林俊孝

迷思二：實作活動越多樣，教學成效越好？

在強化學校教師STEM教學能力的師培課程中，林坤誼發現，教師們常認為實作活動要「以量制霸」：只要在一學期內帶領越多五花八門的實作活動，學生就會學到更多知識、受到更多啟發。但是，他在一場高中進行了教學實驗，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

這項研究中，林坤誼讓學生依照自選的課程方針，分成全學期「參與多項實作活動」與「反覆實作相同活動」兩組。他發現，反覆實作相同活動的學生更傾向在三番兩次的嘗試中，不斷發現問題、檢討以及修正，持續追求更好的成果。「他們對於科技、工程領域的學習興趣大幅提升，甚至有幾位同學後來選擇就讀土木工程系。」

「這個結果或許顛覆了不少人的印象。」林坤誼說，「課程實作『什麼都碰一點』，並不會讓學生更感興趣。相反的，設計『深入鑽研』的學習經驗，才能真正點燃他們的內在動機。」

相較於「以量制霸」學習觀點，林坤誼發現「深入鑽研」的學習經驗，才能真正點燃內在學習動機。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was in an experimental class. He was looking at the experimental equipment very attentively, and the sun was shining on his face.

迷思三：軟硬體資源，可以決定STEM教育成敗？

話鋒一轉，林坤誼提到城鄉差距的問題，但切入角度有所不同：「民眾普遍認為偏鄉學校缺乏『資源』，但如果就STEM教育成效而言，比起實體資源，師資品質和教學引導更關鍵。」

林坤誼說明，坐擁豐富資源的城市學校，往往同時受到升學主義壓力影響，牽制了跨域學習的空間與靈活度。舉例來說，STEM教育現場有時出現「被教材綁架」的現象，當教師直接採用廠商開發的罐頭教學模組，反而讓學習經驗受到框限。甚至曾有學校掛羊頭賣狗肉，開設名為「科技協作」的多元選修課程，實則讓學生坐在電腦教室裡教國文，為了增加會考分數，剝奪了跨域學習的寶貴機會。

「無論學校採購再多教材與設備，一旦教師缺乏意願、或不懂得如何運用，就沒辦法發揮功用。」相對而言，即使缺乏硬體資源，教師仍可引導學生觀察自己的生活周遭，著眼於社區環境蘊藏的議題或文化特色，以不同形式實踐跨域教學。

換言之，與其過度聚焦硬體資源的落差，不如提升偏鄉地區的師資培育系統，深化教師們對STEM教育核心精神的理解、強化其規劃跨域學習經驗的能力，才是彌補城鄉差距，成功推動STEM教育的重點。

即使部分學校缺乏硬體資源，老師還是可以著眼社區、鄰里，發現不一樣的環境議題、文化特色，以不同形式實踐跨域教學。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observe community ecology in the community

一份給教師的STEM教育「任務清單」

注重跨域學習的理想雖然美好，現實卻難以盡如人意。林坤誼剖析臺灣教育現況，感嘆提及「升學主義」與「國家資源挹注不足」，是當前面臨的兩大挑戰。

種種環境限制下，林坤誼仍嘗試改善現狀。他指出臺灣現行STEM教學實務最主要的缺口，在於「知易行難」：不論師培課程講解多少STEM教育理念，如果缺乏一套可以循序漸進、按表操課的任務清單，平常已相當忙碌的教師，很難從無到有，系統性地設計出一套理想的跨域學習流程。

為此，林坤誼邀請來自美國、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等地的STEM領域背景專家，透過跨國團隊多次討論，凝聚出一份STEM跨領域教學檢核表（checklist）：PADPIE教學設計模式──只要依循這套架構，位於第一線的學校教師就彷彿配戴上「專家之眼」，能從更全面的觀點審視、修正教學方式。

透過跨國教育專家學者不斷討論，凝聚出「STEM教學合作設計圖」。
圖表來源／林坤誼

以一名科技領域的教師為例，上完師資培育課程之後，回到學校，啟動STEM教育的第一步不是開始設計課程、購買教材，而是從「人」開始，進行「組織團隊（Preparation）」。因為STEM教學仰賴跨域合作，林坤誼建議教師不宜孤軍奮戰，而是在校內組成多元學科專業的教師團隊，共同分工合作、討論規劃。

當科技教師和國文、英文、理化、美術教師攜手合作，下一步就要「分析背景（Analysis）」，思考學校周邊的環境社區，是否潛藏值得解決的問題；學生的身分背景為何，擁有哪些獨特的生活經驗；學校本身又有哪些軟、硬體資源可以取得運用。林坤誼指出，要先「知己」才輪到「知彼」，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

完成了前置作業，接著開始實際規劃。舉例來說，如果學校週邊巷弄一下雨就淹水，每到雨季的上下學時間，學生、家長都為此所苦，教師團隊便可依此「建構情境（Design）」，設計一個以解決學校周邊淹水問題為目標的STEM教學計畫。然後「規劃內容（Planning）」，整合科技、理化知識，引領學生認識排水系統的運作，進而思考改良方案；結合國、英文課堂的寫作技巧，撰寫計畫書以及文宣廣告；甚至結合美術課，在改善排水的同時，為鄰里環境進行視覺改造。

促進學習（Implementation）階段，教師不會單方向指導，而是只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與設備資源，讓學生依照自己的節奏思考、提問、討論、完成實作活動。這些教學環節相輔相成，呼應STEM教育的精髓：「問題導向的自主學習」。

來到最後一個階段「評量回饋（Evaluation）」，學生最喜愛的無非是在發表會上呈現實作成果。但令教師頭痛的問題，是學習成果要如何評量，儘管設計出各式各樣的社區排水系統提案，學生到底又學到了什麼？

林坤誼指出，過去STEM教育缺乏綜合跨域的評量工具，實務上多仍使用單一領域的知識評量，如同又回到學科測驗的形式。因此他帶領團隊打造一套「情境式STEM問題解決轉化能力評量系統」，透過「重建宜蘭南方澳跨港大橋」、「紓解國道五號塞車問題」等真實情境，評估學生情境解構、預測分析、邏輯推理、量化思維等多元的跨域能力，不需要死記硬背學科知識。

STEM教育的世界沒有標準答案，也許多少會讓臺灣師生感到無所適從。過去，我們的教育體制總要求學生完美表現，考試要考100分，但在現實世界中，科學家、工程師解決問題的過程往往並非一帆風順，崎嶇與挫折在所難免。林坤誼笑著說：「經歷一連串的失敗，從中學習成長，最終完成一個似乎『不盡完美』的成果，這才是跨領域人才的日常，也才是STEM教育最理想的學習歷程。」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研究來源
林坤誼（2019）。亞太國家STEM科際整合教學模式、師資培育課程與示例之跨國合作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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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補助這麼多錢，真的能夠改善偏鄉孩子的教育困境嗎？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許添明研究教育財政二十多年，他很明確地說：「多數人不知道，偏鄉地區學生的學習環境有多艱困。都市人往往只憑『想像』資助偏鄉學校，一味地投錢給學校，殊不知這麼做只是變相地將錢倒進黑洞。」

如果連基本學力都達不到，要怎麼走入社會？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去年底（2023）公布了2022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的成績，PISA測驗15歲在學學生的數學、閱讀及科學素養，評估他們應對社會變動的能力。

結果顯示，臺灣的學生整體進步，成績在全球排名上有所提升。但城市和偏鄉學生的學習成績差距卻越來越大，城市學生在數學方面平均得分571分，而偏鄉學生僅有517分，相差高達54分。閱讀和科學方面的差距也同樣明顯，都會區與偏鄉地區之間的成績相差分別為43分和44分，根據估算，這相當於兩年以上的學習鴻溝。

一般人很難理解未達基本學力的15歲學生的程度，PISA舉下列數學範例題來說明，這是生活中經常遇到的資訊理解以及趨勢判讀，歷次測驗結果，顯示台灣有13% 的15歲學生不會類似程度的題目。根據PISA定義，缺乏基本學力不僅影響課業成績的高低，也意味這些15歲的國中畢業生未達具備自主學習、可以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能力。

PISA 數學範例題「唱片排行榜」。
圖片來源／許添明提供

許添明強調：「我們不能只看到整體的優秀表現，而忽略了一部分學生還在追趕學習的基本能力。過去已有研究證實，高成就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落差隨著年級增加而擴大，更殘酷的是，這些低學習成就者可能來自低社經背景。或許有人會質疑我一味強調課業成績，壓抑偏鄉學生的多元發展。但如果一個學生連基本學力都達不到，要怎麼幫助他走入社會？」

學校、家庭和社區同舟共濟──「區合作模式」

「你能想像一個家，連簡單的書桌都沒有嗎？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這就是偏鄉學生家裡可能遭遇的狀況。」許添明以一張書桌的有無為例，點出「家庭」對教育的影響力不亞於學校的事實。

許添明以數據分析偏鄉學生的數學基測成績與家庭投資狀況，並分級各家庭的科技設備、學習環境、父母參與度以及數學補習等家庭投資項目，找出數學基測成績與家庭投資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每改善一級家庭學習環境的投資，便能提升數學基測成績2.45分。

「這是我從事研究以來，最讓我信心大增的成果，表示只要將錢放對地方，就可以克服社經背景的先天障礙，偏鄉教育的問題是有機會改變的。」許添明難掩興奮，提出他接下來進行「區合作模式」計畫，借鏡世界銀行協助烏干達社區自力救濟方法的模式：「『區』指的是地理和人力資源的雙重介入，其目的是讓區內國中小、校長與教師，以及家庭和社區彼此形成密集的網絡，合作解決偏鄉學生面對的所有問題。」

著眼於偏鄉與非偏鄉學生學力的落差，以及各地資源難以整合，許添明設法改善過往的補助模式。
攝影／陳怡瑄。

有別於過去授之以魚的補助政策，解了燃眉之急，卻往往在補助縮水或重點轉移之後，問題再度浮現。「區合作模式」強調區夥伴的協力，偏鄉學校可以透過形成跨國中小專業社群、集中區內的資源，一起診斷阻礙學習的因素，並依據學生需求與教師專長發展學習品質，研討出改進策略。

「各校成員一方面在合作歷程中創造共享的意義與知識，另一方面透過學習方案的連貫，避免學習失敗的問題隨年級增加而持續累積。」許添明指出：「例如偏鄉國中的學生如果在小學階段沒打好基礎，升上國中後成績下滑，重創學生的學習信心。這時候，區內的國中教師主動前往小學做補救教學，幫助學生銜接國中課業。這即是區夥伴給予國小、國中對話機會，一起設法改善同一批學生的學習狀況。」

集體貢獻

奠基於「區合作模式」的成果，許添明後續推動「集體貢獻」計畫。集體貢獻（collective impact）由學者約翰‧卡尼亞（John Kania） 與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在2011年提出。指的是多方針對某個共同目標或社會議題，透過彼此的努力和資源，共同解決問題或達成目標。

偏鄉教育需要全村協力。
圖片來源／許添明提供

就像時下年輕人最喜歡的線上遊戲一樣！每個人在加入遊戲之後，都需要選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是戰士、法師、弓箭手或牧師。而每個角色都有他們擅長的領域，例如戰士比較抗打、法師可以範圍攻擊、弓箭手有敏捷上的優勢得以偵查或逃脫、而牧師擁有祝福和治療的獨特能力。

每個人都渴望獲勝，電玩也會設計奪寶或競爭的取勝方式，並且因各個角色也有各自的缺陷，例如戰士和法師速度比較慢，容易被圍攻；牧師和弓箭手抗打能力較低，難以抵擋攻擊等等。因此想要自己一個人獨自闖關是非常困難的，一個由不同成員組成、相互貢獻特色的團隊因應而生。

回到許添明的話來說：「集體貢獻需要將每個利害關係組織的專長，整合為一個相互增強的系統，彼此不再獨立而是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更強大的整體。」而核心團隊持續溝通，讓所有參與者保持連結，同時也可以建立組織間的信任，確保目標並激發共同的動力。

集體貢獻需要具影響力的領導者、能意識到問題有急迫性、以及適足的資源等三個先備要素。許添明團隊認為後兩個要素在偏鄉學校及其社區都看得到。例如團隊於田野調查發現，社區的家長及教師都重視且期待孩子的學習，共同願景希望學生能有高中甚至大學學歷、身心健康，能找到正向、穩定的工作收入。

「但是過去的方法就像是多頭馬車。」許添明說明：「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產業、家長和學校等經費、物資和人力支援，彼此朝不同方向駕駛，這輛馬車根本無法前進。有時候學校外的成員覺得自己沒有教育專業，經常會遇到『這不是我的專業，讓你們說』的狀況，那是不對的。每個代表都有各自的專業，例如諮商背景的理事長可以從諮商專業的角度發現問題、或是曾當過社區產業管理人的家長，也有他的獨到之處。」唯有集思廣益，把各自的專業和能力都帶進來，增進溝通和對話，團隊多元性才有助於做出適切的選擇，並促使偏鄉教育改革的成功與可持續發展。

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產業、家長和學校的經費、物資以及人力彼此支援，方能眾志成城。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Funds, materials and manpower from governmen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industries, parents and schools. Organize a tight-knit team. Balanced male to female ratio.

請試想，假如你在遊戲中是一個戰士角色，你最看重的是什麼呢？應該是希望能夠有源源不絕的治療支援、有其他戰士能夠一起分攤抗擊敵人的工作等等。而身為一個法師呢？最希望隊友都到前線去，不要讓任何敵人靠近身邊吧！因此不論是戰士或法師作為領導者，勢必會因為自己的需求，影響到團隊行動。

結合偏鄉各個利害關係人組成的核心團隊則是支撐整個集體貢獻行動的引擎，與過去只依賴學校領導者一言堂式的統籌方式明顯不同。導入公部門以外的團體資源之後，大家有機會取決於不同的背景脈絡、需求和可用資源共同討論，選擇最適合的方案。

偏鄉教育需要平等的社會

過去誤解教育只和學校有關，期待學校教育能改變社會，但其實真正能改變教育的力量是整體社會。許添明坦言從數據結果來看，不見得每次變革的成效都很好，但他欣慰地說，還是可以觀察到參與者的改變，而那些改變都是支撐他做下去的動力來源。

他接續說道：「我沒有那麼悲觀，有些東西必定會被留下來，成員會帶著經驗到其他地方，只是不知道何時會發芽變大樹。教育是點點滴滴的工程，改變不可能一下子就發生。」

每位教育者都知道，教孩子學會走路，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腳印，越走越好。同樣的道理也能放在臺灣偏鄉教育問題的改善，許添明提到，只要社會繼續朝公平往前邁進，哪怕再緩慢也沒關係，至少我們有在進步。

許添明從臺灣國中小學生測試成績，以及教育經費等數據，模擬出更能對症下藥的偏鄉教育模式，只求社會能朝「教育平等」之路往前邁進一些。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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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鄭老師藉由晚上和周末的零碎時間，完成了心理碩士學業，更考上了諮商心理師。「我才五十歲，我還那麼年輕，活力充沛。退休後投入心理健康工作，讓我感覺更有生活動力！」與人交談互動，並運用專業技巧幫助別人，才是她的興趣所在。

臺灣人口負增長，高齡人口占比越來越高的處境，許多人關切的是長照問題。然而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胡夢鯨特聘教授指出，協助仍有獨立自主能力的健康和亞健康高齡族群持續參與社會，對他們的健康與身心狀態有決定性的影響，才是能夠雙贏的解方。

像是鄭老師的例子不多，許多人退休後便離開勞動市場。根據勞動部「主要國家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齡和官方退休年齡」，2015至2020年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齡，男性64.4歲、女性61.4歲。胡夢鯨從社會學角度指出：「老化不只與老年人有關，所有人都在日積月累地經歷老化的過程，只是老化影響在長者身上特別明顯。與其強調高齡，創造高齡者專屬的制度與友善環境，更應該提倡全齡社會，減少年齡的分野，增加代間溝通與交流，能更有效地提升高齡者的社會參與。」

臺灣自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年成為高齡社會，並即將於2025年邁向超高齡社會，過程僅經歷32年，即便是全球第一個邁入高齡社會的日本，也花費了35年，足見臺灣人口的老化速度之快。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Taiwan is about to become a super-aged society in 2025. oil painting style.

社會高齡化

英國學者彼得·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依照人類的社會角色，提出四個年齡階段：第一年齡是自出生起至出社會就業，從依附到獨立的階段。第二年齡從就業起直到退休，是生產力最強的時期。第三年齡與第四年齡是相對的概念，第三年齡是從退休時開始，第四年齡則是因衰老與疾病，需要攙扶或臥床照護，而再次產生依賴、需要照顧的時期。

社會大眾對高齡的刻板印象，多來自第四年齡行動不便、需要照顧的形象。許多長輩身心狀態都還能繼續參與社會，但卻時常被刻板印象限制住。例如高齡者不應有競爭野心、應該好好養生、退休休息在家頤養天年。這些刻板印象將年長者從社會的主流空間逐出，趕向邊緣化的角落。

胡夢鯨強調，年長者長期被弱化的視線所注視，也認為自己不再有能力與活力。失去目的、停止學習，突如其來的停滯感，容易使年長者從生理、心理與社會各面向加速衰老。
攝影／陳顯讓

尤其過去三十年來，臺灣的醫療進步、營養改善、運動風氣普及等原因，年長者的生理健康和疾病狀況都受到控制，有很好的預防效果。半個世紀前的60歲老人家可能要拄著拐杖、步履闌珊，現在很多60歲的長者還能天天爬山跑步，不能再用傳統的刻板印象看待「老」。

「時代在改變了，30年前我們做成人教育，主要的目標是掃盲，推動成人基本教育和提高識字率。現在要推動老化準備、老化教育，提供各種老化的相關知識，讓民眾能夠老得健康、老得快樂。例如身體機能下降怎麼應對？哪些大眾交通運輸可以搭乘？還有智慧手機教學，以及如何避免被詐騙？等等，這些都是對長者很重要，以前也很少機會注意的課題。」

聯合國在1999年的「國際老人年」首次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理念，強調透過讓高齡者在社會生活中盡可能保持活躍的方式，維持健康的身心狀態與人際關係，藉此延長高齡者的健康和壽命，減少因身體退化導致失能而需要照護、甚至臥床的時期。這也正是胡夢鯨教授所強調的高齡教育目標。

活躍老化、生產老化、成功老化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111年簡易生命表」，臺灣人的平均壽命為79.84歲，其中男性76.63歲、女性83.28歲，比1960年男性62.31歲、女性66.4歲，延長了十幾年。與聯合國公布2020年全球平均壽命相較，國人男、女性平均壽命分別高於全球平均水準6.7歲及8.6歲。然而，臺灣男女平均退離勞動市場年齡才六十歲出頭，大多數人退休後還有將近20年時光可供運用。

當國內人口的銀髮族占比越來越高，高齡人口的健康狀態與社會參與，將直接影響青壯人口、社會體制與醫療資源的負擔程度。而長者的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又與高齡教育息息相關。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fter retirement, elderly people in Taiwan study how to use smartphones at the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encourage each other. More energetic. Proactive. oil painting style

「這20多年的時間，生活品質與健康狀況息息相關，但多數退休準備不足的長者，極易因為社交活動急速減少、生活缺少安排，身體與大腦活動程度大幅下降，導致身心健康快速衰退。」胡夢鯨將高齡的老化過程譬喻為一段下坡的路，若是一路雪崩式地滾落，屬於負向老化；能夠穩健地一步步往前走，且不需依賴他人維持生活，則是正向老化。

「如果在正向老化的過程中，還能保有生產力，能對家庭、社區、社會付出貢獻，甚至分享積累的專業經驗，就是活躍老化、成功老化的表現。」

胡夢鯨回憶道，15年前（2008年）開始推樂齡時，高齡人口大約是280萬，現在已有430萬人，樂齡人口則超過700萬，產生了新的群體需求與特性。中高齡人口持續擴大的同時，勞動市場萎縮，許多先進國家面對類似的人口結構轉變，都開始注重中高齡人力資源開發。特別是1950年代嬰兒潮誕生的人口，至今幾乎已達退休年齡，退休潮的人數劇增，更需要積極提升中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

「過去人們互相談論『退休』這個話題，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可能都是安享天年、含飴弄孫的情景。但現在這個觀念是傳統落伍的。」胡夢鯨強調，現在的樂齡和高齡教育重心主軸是增能（empowerment），賦予學習者從事其他各種活動、應付生活各種負擔所需要的能力。

像前文提到的鄭老師，退休後投入「義務張老師」及心理諮商所的工作，憑藉比年輕人更豐富的人生閱歷，當諮商所遇到一些狀況比較複雜的個案，都很樂意轉介給她。這也是胡夢鯨所提到：「高齡人口的能量（power）越強，生活負擔（load）就越輕。我們可以設計許多活動與課程，讓長輩增能、繼而創造新的生活重心、新的空間、新的社會關係。例如照顧家庭、繼續就業、社區服務，或是個人成長，探索新的興趣。」

參與高齡教育的長者

高齡教育並非義務教育，沒有強制性，參加者都是自願自發，因此學習意願、能動性和投入程度也更高。「在我的經驗中，高齡者上課都非常認真，上課很早到場，也很少打瞌睡，常會分享食物菜蔬。因為是自己主動願意來參加課程，學習心態也比較積極。」胡夢鯨在高齡教育現場觀察到，課程氣氛輕鬆融洽，課室同時也是社交場合，學員時常彼此分享蔬果、互通有無，社交活動的重要性不亞於課程本身。

目前許多政府部門都有在推動，例如教育部的樂齡學習、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數位機會中心，以及現在移轉到衛福部的長青學苑，還有社區大學、老人大學等等。胡夢鯨說：「這些措施都是臺灣特有的，臺灣的高齡教育資源與國際相比並不遜色，其中樂齡學習中心已遍布全國的鄉鎮村里，使地方長輩能就近接觸學習資源。」課程類別多元豐富，有知識、技能、運動、公民參與、藝術等各種不同類別，以滿足高齡者活躍老化的學習興趣與需求。

然而，目前為止，高齡教育的整體參與率，尤其是男性參與率仍有不少提升空間。胡夢鯨指出，高齡教育的參與學員有八成左右都是女性，性別差異相當顯著。胡夢鯨分析道：「由於職業與家務分工，過去的婦女就業率相對偏低，許多女性是家庭主婦，較有閒暇參與課程。而男性中高齡就業率又普遍較女性高，可能因仍在工作而無暇參與。或是有些男性當過老闆或主管，退休要去當學生，面子上過不去，自尊心的影響，較難放下身段。」

另外課程類別和內容設計，也會影響性別參與率的因素。例如，有些課程像烹飪、園藝、舞蹈、芳療對女性可能比較有吸引力， 3C類別如電腦課，手工類別如木工，或者是棋藝、太極拳等，這類型課程較受男性青睞。

不只存錢，退休也要提早準備「學習」

除了退休後教育，胡夢鯨認為退休前教育也很重要。

「在職的退休準備教育，常見的情況是採取講座或座談方式，說明退休後的福利、津貼、介紹人事法規。這些固然重要，但我們還需要提供退休者如何規劃退休後人生的能力，包含身體保養與慢性疾病的控制，退休金的長期理財規劃，以及如何避免各種風險，諸如跌倒、中風、車禍、詐騙，許多壯年時不會特別注意的事情，退休後都要重新適應，並且做好前瞻因應。」

胡夢鯨認為，高齡教育的發展與參與，目前仍然跟不上人口老化的速度，且缺乏國家級的專責單位與人才，更沒有專門的師資培育單位，這些都是未來能夠改善的地方。
攝影／陳顯讓

按照國發會的預期計算，臺灣在2025年步入超高齡社會後，高齡人口還會持續快速增加，這股趨勢直到2070年都是如此，沒有結構性的改變，社會對中高齡人力資源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屆時，舉凡公共空間的高齡友善程度，如無障礙、輔助工具的配置，到高齡就業權與受教權的保障以及社會補助，都將不僅是回應高齡需求，也關係著高齡人力資源與醫療資源的運用。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胡夢鯨教授建議政府，加強跨部會高齡政策合作與資源共享，重視前端預防的第三年齡（樂齡教育），依照高齡人口增加的比例擴充教育經費，設置高齡教育人才培育的專責單位，建立高齡人口相關的大數據資料庫，成立高齡教育相關科系（而非只有長照或老福科系），建立全齡共融共享的機制，強化樂齡銀髮相關產業的發展，鼓勵中高齡者人力資源再應用，讓臺灣未來的超高齡社會是一個活躍老化、生產老化、成功老化的幸福社會。

採訪撰文／曾郁茹
攝影／陳顯讓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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