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傳教士的生存之道:中研院李尚仁解讀韓雅各《上海衛生學》

1860年,30歲的韓雅各(James Henderson,1830-1865)初次踏上中國。經過多年的醫學訓練,這位來自蘇格蘭的貧苦青年終於加入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隊伍,在上海展開醫療傳教士的事業。

三年後,韓雅各寫下《上海衛生學:在中國保持健康的線索》,不久後便死於熱病。韓雅各與上海,僅有短暫的五年緣分,為什麼他吸引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李尚仁的注意?《上海衛生學》又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1877年,來華傳教士會議首度在上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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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巴德到韓雅各,他們為何遠渡重洋?

李尚仁提到,之所以研究前往中國的醫療傳教士,要從英國醫師萬巴德(Patrick Manson,1844-1922)說起。

「萬巴德在19世紀中後期來華執醫,先後擔任打狗、廈門的海關醫官。他研究熱帶病媒蚊、推動熱帶醫學的發展,後來建立倫敦熱帶醫學校。萬巴德在打狗曾和醫療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合作,所以我是因為研究海關醫官,而注意到醫療傳教士」。

被譽為「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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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研究萬巴德,李尚仁注意到這群從事醫療工作,同時兼負宣教任務的醫療傳教士。從第一代的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到第二代的韓雅各,在天津條約簽訂後來華,象徵歐美在中國傳教事業的新里程碑。

出生於蘇格蘭的韓雅各,父母早逝,他邊打工邊自學,自幼信仰虔誠,希望有機會進入神學院就讀。然而,神學院的入學門檻高,且必須具備經濟支持,因此他轉而攻讀醫學,取得醫療執照,以醫學專業開啟傳教事業。

上海生與死:熱病、腹瀉與痢疾

然而,來華傳教困難重重。長期居於溫帶氣候的西方傳教士,初到中國,多面臨氣候與風土適應的問題。尤其當時太平天國動盪,大批難民湧入上海,疾病猖獗,熱病、霍亂、瘧疾、天花都是上海常見的疾病。使得提供醫療服務的傳教士,自己也壟罩在疾病與死亡的陰影下,韓雅各的《上海衛生學》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韓雅各於1860年抵達上海,展開醫療傳教士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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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雅各在書中寫道,「夏天在上海不要吃任何蔬菜水果,吃越多越容易腹瀉」,「上海的水很不純淨,含有大量的有機物質,務必煮沸才能飲用」。從這些叮嚀就能發現,傳教士除了要努力適應氣候風土,也不時對中國人的衛生觀念感到吃驚。

「傳教士覺得中國人不喜歡洗澡、把糞便作為水肥,甚至會把遺體擺在家中」,李尚仁說。相較於早一步重視洗澡的歐洲人,當時的中國人仍相信浸水會傷身體;那時的上海尚未建立汙水處理系統,糞便更被視為珍貴的肥料。

有趣的是,當時的歐洲人相信陽光會毒害身體,他們認為熱帶地區的疾病很可能來自於陽光直射,甚至到20世紀的史懷哲也深信不疑。李尚仁笑說:「所以他們很訝異,留辮子的中國人,在烈日下搬運工作竟然若無其事!」

19世紀末期的上海人力車夫。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studio

種種文化與生活習慣的差異,讓韓雅各等人感到擔憂,他們相信若與中國人混居,會讓租借地變得髒亂、疾病叢生。尤其傳教士認為人與未經處理的腐敗物共存,容易吸收不好的氣體與粒子,導致身體變差或生病。

從現代醫學的觀點回望,李尚仁認為,主要是因為當時微生物感染的觀念尚未確立, 「現在說『傳染病』,當時稱『熱病』,他們認為擁擠的地方,例如軍隊、船上、監獄,最容易吸到致病的氣體導致熱病。但從今天的角度看,很多疾病其實是傳染病,而這些傳教士被傳染的風險本來就很高」。

《上海衛生學》:歐洲人的保健之道

在傳教夥伴與家屬紛紛罹病與死亡的同時,韓雅各著手整理種種西人東來的疾病經驗,寫成《上海衛生學》。李尚仁說,《上海衛生學》的篇幅不長,卻是19世紀第一本以中國為主題的衛生學著作,意味著越來越多歐洲人在上海定居而產生的知識需求。

韓雅各從食、衣、住、行等面向,觀察中國人的飲食、穿著、生活習慣如何因應當地氣候,歐洲人應該如何適應調整,希望將這套衛生保健之道傳授給住在上海,乃至中國其他地方的歐洲人。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李尚仁。
攝影/黃詩茹

韓雅各認為,土地廣大的中國,氣候也如歐洲多變。他將上海比作法國西南部,「潮濕、舒軟而放鬆」,有助於肺病、乾咳和胃消化不良的患者。但上海炎熱的氣候會導致體液流動出問題,汗太快排出或排不出去都容易生病。

至於要如何避免呢?《上海衛生學》也提供了建議。韓雅各認為「夏秋之交是上海危險的季節,秋天要穿足夠的衣服」、「隨時準備一條毯子,冷的時候馬上蓋上」,就能保持體液平衡與循環,減緩腹瀉。即便在炎熱的天氣,也應該「肚子蓋上毯子以保護腸胃」,他宣稱自己常以這種簡單的方式預防腹瀉發作。

此外,韓雅各也相當注意食物的質量,他尤其主張規律與節制,「在中國生活應該以簡單而較不多樣的食物,配上淡的歐陸葡萄酒」。他批評住在上海的歐洲人,以奢華飲食作為海外生活的慰藉,一頓「可怕的」晚餐竟然從濃湯、牛羊肉、米飯,一路吃到糕點、麵包、奶凍和水果,中間再佐以雪莉酒、香檳、啤酒、紅酒、波特酒等過量的酒精飲料,「最後以一杯濃咖啡和雪茄告終」。

或許是中國相對低廉的物價,讓通商口岸的歐洲人紛紛仿效貴族的生活風尚,導致在上海的一餐,遠超過在家鄉的食量。另外,韓雅各也建議,「在上海,適合運動的季節不長,每年最後三個月和年初五個月,運動越多越好」,他尤其可惜上海沒有板球場、水療設施,以及「好的乳牛」。

19世紀末期上海外灘風景。
圖片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studio

醫療作為手段,傳教才是目的

來到上海的醫療傳教士,以建醫院、設診所、給藥、下鄉治療,提供多種醫療服務。李尚仁說,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時有衝突,這時醫療便成為傳教士與當地「打好關係」的方式,「先施予恩惠,解決身體的病痛」。

從第一代的伯駕開始,醫療傳教士就發展出一套醫治結合宣教的模式,例如醫院牆上張貼經文、聖經故事,早上帶領住院病人做禮拜,讓中國人在醫療過程中潛移默化。韓雅各下午看診前,也讓華人的傳道人先向等候的民眾傳教、發送小冊子。來臺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雖然不是醫師,也是在廟埕前唱聖詩、禱告,再為民眾拔牙。

當醫療服務漸有進展,宣教事業又是如何呢?

李尚仁注意到,以中低階層的民眾為主要醫療對象,在醫療傳教士間也有不同評價。例如免費醫療往往吸引到窮人,但有些被醫院聘僱的醫師,其實想開業賺錢,或推廣醫學教育、收學徒,這些人的理念就和傳教士產生歧異,萬巴德就是一例。

「萬巴德在廈門培養中國學徒,但當地傳教士批評他把心力都放在學徒身上,沒有認真傳教。萬巴德也不認同傳教士的做法,他認為免費醫療只會吸引到下層民眾,士大夫會看不起西方醫學,讓西方醫學的聲望受損」。

同時,也因為病人太多,醫療傳教士疲於應付,反而沒有時間傳教,李尚仁說:「有些人就批評醫療傳教不是好方法,醫療傳教士和神職人員也有張力存在。甚至有些人後來放棄傳教,去當外交官、醫官。」

談到傳教士,一般人常覺得他們滿腔熱忱,為了信仰犧牲奉獻、團結一致,李尚仁則從史料中爬梳鮮為人知的一面,「其實傳教士之間也有糾紛,或者臨時退出,加上很多醫院是由洋商捐贈,不是教會興建,所以關係很微妙」。

來自美國的伯駕,是第一位具有醫師資格的醫療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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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傳教士提供的資源與福利,也成為某些中國人翻身的機會。有些人接觸傳教士後,開始學習英文、擔任醫院助手,甚至獲得資助出國學習醫學。例如曾與韓雅各在愛丁堡大學同窗的黃寬(1829-1878),就是因為就讀澳門馬禮遜學堂,後來受外商資助赴英學醫,成為首位獲得歐洲醫學學位的中國人。

不過這群少數的中國基督徒,也成為社會中的特殊階級,時而釀成糾紛。李尚仁說:「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就指出,當時傳教士有治外法權,地方官員忌憚洋人,有些中國信徒會仗著傳教士的勢力耍特權,甚至發生教案,關係比較緊張。」顯然相較於醫療服務的進展,傳教事業的步伐更加艱辛。

從醫療紀錄窺見社會縮影

為了蒐集史料,李尚仁前往英國查找倫敦會的傳教士名冊、醫療報告與書信等檔案資料。他也透露,目前正在分析韓雅各等人的醫療紀錄,並比對中文史料的記載。

「中文史書對底層生活的記載比較少,有時筆法簡略誇張,例如太平天國殺戮千萬、血流成河,但從醫療紀錄就能看到這個人被砍了幾刀、槍打到哪裡?或者看他們怎麼治療幫派械鬥、幫當地人戒鴉片」。這些醫療實作的紀錄,反應當時新舊醫療技術並陳的狀況,讓我們有機會窺見當時的社會縮影。

李尚仁提到,醫療傳教士留下的醫療紀錄,可看出當時的醫學發展與社會縮影。
攝影/黃詩茹

來到上海的第五年,韓雅各也染上熱病,隔年再度重病前往長崎休養,最後在當地去世。英年早逝,與上海緣分短暫的韓雅各,在眾多醫療傳教士中,或許僅是過渡性的人物。但透過李尚仁的梳理,韓雅各仍以文字可觀的著作與醫療紀錄,豐富了對於當時東西方交會的認識。

 

採訪撰稿/阮芳郁、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黃詩茹

 

研究來源
李尚仁(2005)。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3),467-509。
李尚仁(2011)。十九世紀英國醫學在中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李尚仁(2012)。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
李尚仁(2015)。韓雅各在中國的醫療傳教事業。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尚仁(2018)。氣候、節制與健康:韓雅各論歐洲人在上海的衛生之道。成大歷史學報,55,15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