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各項職業分工的細分化持續進展。

比如學院分有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工學院等。而文學院裡則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人類學系等。每一種專業裡還能不斷區分出其他分類,如歷史研究有政治史、軍事史、社會史、經濟史等不同面向,更不用說文人與武人這樣南轅北轍的區隔了。

不過在800多年之前,曾有一個國家的軍隊,必須聽命於人在數百公里外的皇帝。由皇帝下達的指令,透過使者傳遞,往往曠日費時,才能傳達將領之手。

那是中國宋朝發生過的事情。

現今處於科技時代的我們,有網路、電話可以橫越數千里,傳遞訊息到遠方去。但是古代沒有這樣的技術,該怎麼辦呢?

跑,讓人騎著馬狂奔。

「所以出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君主的命令還在路上,前方的戰事已經結束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方震華莞爾笑說,他多年來研究軍事史和文武關係,發現宋代的皇帝和文臣往往熱衷於指揮軍事,這些作為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根本是「外行指導內行」。

方震華多年來研究兩宋的軍事史和文武關係。
照片來源/方震華提供

前線軍隊的行動,受制於千百里之外的命令

長期以來,宋朝軍隊的戰力被視為相當低落,但這數十多年來,新的研究指出,宋朝軍隊的戰力,可能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差勁,面對外族強大的武力進逼,仍然有攻有守。

但是宋軍發動的對外戰爭,為何還是敗多勝少呢?方震華從領導統御的角度,提出宋代著名的軍事特色――「將從中御」,他說:「『將從中御』是指在外作戰的將官,必須聽從權力中樞,也就是皇帝的各種作戰指揮。過去常聽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僅是一種理想,不是現實。」

將從中御並非宋代獨有的風氣,在其他的朝代也有,只是將從中御的情況,在宋代文獻上留下更詳細的記載。

「因此時常發生很荒謬的狀況。」方震華補充:「宋朝的戰爭大多都發生在距離京城相當遙遠的邊境,皇帝從首都汴梁發號施令,傳遞到前線的軍隊最快也要好幾天。然而戰事瞬息萬變,最新的戰況資訊回傳給皇帝知道也在好幾天之後。一來一往之間,就很容易發生軍隊在前線已經戰敗了,京城的皇帝和大臣們還在討論要怎麼進攻。」

以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為例,他時常透過文書或使者傳遞各種作戰指示,也會對將領提出的不同意見做出決斷。

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宋軍發動「五路伐夏」大型戰爭,由鄜延、環慶、河東、熙河、麟府等五路出擊,戰鬥部隊加上運糧的民伕,總數當在五十萬人以上。

西夏位在宋的西北邊,同年四月,傳言西夏發生內亂,國王被囚禁,宋朝的主戰派官員相繼建議,要求宋神宗盡快發動戰爭。於是,在短短三個月後──七月時,宋神宗便下詔命令軍隊於九月二十三日出兵,正式發動五路伐夏之戰。

「如此龐大的動員,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做好各種準備,因此這場戰爭的基礎相當不穩固。」方震華指出,從中央到地方,要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勢,各種執行細節必須詳盡規劃,單靠詔令文書的往返,根本無法有效溝通。

例如宋神宗在出兵前頒布了「營陣法」,要求作戰部隊必須依照陣法行軍。但方震華從史料中發現,許多將領對於朝廷以文書形式頒下的陣法感到難以理解,而且演練的時間也十分匆促,像涇原、環慶兩路部隊的主帥高遵裕,在出兵前一個月,才收到陣法的指示,要求他短時間內理解,並且訓練轄下將士遵循,幾乎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與大臣參議朝政。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宋元明)冊宋神宗。局部。

另外,當李憲率領的熙河路兵馬攻勢進展順利時,宋神宗馬上就推翻其他四路同日出擊的原定戰略,直接頒布新的命令,要求其他各路軍隊準備完成後立即進兵。並且曾一度想要更換涇原路的主將。

「這場大戰的整個過程,我們現在看起來會覺得非常離奇。」方震華另外提到包圍西夏國陪都靈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的宋軍,居然沒有準備攻城的器械,再加上西夏軍早在城外挖掘了三重壕溝,宋軍幾乎沒有可紮營的平地,等到夏軍引黃河河水入壕,宋軍更遭河水阻隔,難以相互支援。

方震華說:「戰爭的過程顯示宋朝對敵情缺少掌握,嚴重低估西夏軍的防禦能力和決心。神宗在如此情勢下,不但一直改變原定的戰略方針,竟然下令『若先下興州,則靈州不攻自破』,要求圍城的宋軍轉而攻擊西夏首都興慶府。」皇帝對情勢的估計過度樂觀,也影響了戰事的走向。

大戰已經結束,新的指令卻還在路上

武力是政權的基礎,所以古代皇帝對於戰爭的走向和輸贏非常關注,甚至想要完全控管。即使在無法御駕親征的情況下,也會多方介入與干預,不可能放任將帥和軍隊自行其是。

由於唐末藩鎮割據,軍人擅權的現象太嚴重,讓宋朝在開國後一心壓抑武人和軍隊的勢力,並積極倡導文人治國的觀念。

「心底對武夫軍人瞧不上眼的宋代讀書人,往往兼領作戰指揮的位置。」方震華解釋:「像是宋神宗時代永樂城之戰,宋軍的主帥徐禧是一位文官,幾乎沒有實際作戰的經驗與能力。」

永樂城之戰爆發於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起因於宋軍主帥徐禧率領宋軍進入橫山地區,計畫修築十二個堡寨,作為日後進攻西夏國的基地。九月初,永樂城修築完成,西夏集結大軍逼近。

徐禧派兵於九月九日出城決戰,結果一戰大敗,被困城中。七天後的九月十六日,神宗才得到西夏大軍來襲、宋軍戰敗被圍的報告,並緊急發出各種命令。但是永樂城在九月二十日就陷落了,神宗發布的各項指令還在路上,未能對戰事產生任何影響。

神宗與軍隊之間的聯繫不夠即時,雙方收到情報時,情勢時常已經改變。方震華說:「戰爭瞬息萬變,京城裡的皇帝所下的指示,對根本不能等的戰場來說大多是徒勞的。且神宗又喜歡獨斷,只倚重少數官僚,未能與多數文武官員進行有效溝通。」當神宗無法即時得知戰況,只以自己的想像來規劃戰略,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與現實的落差甚大。

方震華表示,在理解宋代知識分子時,不難發現他們有一種非常矛盾的現象:「大多數的文人缺少參與軍事的實際經驗,僅從史書或兵書獲取的知識,但是文人們卻深信那些知識,能夠在戰場上作出巨大貢獻。」

用想像力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軍事行動

另外,方震華爬疏宋代文獻,發現兩宋君臣對於陣法和陣圖的關注遠勝於此前的朝代。

陣法和陣圖在宋代以前早已出現,陣法是將軍隊排列成某幾個固定的隊形,讓士兵在作戰時可以有秩序的集體行動;而陣圖大多是書上的紀錄,繪製兩軍開戰前,部隊的行動與戰法規劃。

宋朝君臣喜好研究軍隊陣法。圖為宋代《武經總要》收錄之陣法圖文。
圖片來源/翻攝自《武經總要》,卷七,〈大宋戎萬全陣法〉

「各種關於陣法、陣圖的討論,不僅可見於官、私修撰的兵書和類書如《武經總要》、《玉海》等書,同時更是君臣議論軍事時的重要話題。」方震華說:「不止這樣,宋朝君臣對於古代的戰車和相關戰術也很熱衷。」

方震華指出,從北宋至南宋,不斷有文武官員倡議製造戰車,向朝廷進呈各種戰車圖式。神宗在位期間,由於深信戰車足以對抗遼人騎兵,也數度下令研製戰車,使得討論戰車的風氣在北宋晚期達於高峰。

為何會想以戰車對抗敵國呢?方震華分析道:「北宋建國後,西、北邊適合養殖戰馬的地區大多為外敵佔領,難以取得素質良好的戰馬,使宋朝的騎兵戰力居於劣勢。為了對應敵國的騎兵快速衝擊,防禦就成為首要之務。前代兵書與史書中所記載使用車輛作戰的歷史,給予文人以戰車對抗騎兵的靈感,寄望將車輛相連,形成可以抵抗騎兵的工事。」

北宋覆滅之際,為了抵禦金兵的南下,官員紛紛提議以戰車形成防禦工事,給予士兵安全感,避免步兵不戰而逃。

但是在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救援太原的作戰中,宋軍製造了一千多輛的戰車,希望能對抗金人鐵騎,卻被金軍迅速擊潰,完全沒用。方震華說:「實戰上,部隊推著笨重的戰車作戰,行動緩慢,容易被敵軍埋伏。一旦士兵突然遭受攻擊,往往捨棄戰車敗走,全然談不上提供步兵防衛的功能。」

在歷史上,車戰曾是一種主要的作戰方式之一。圖為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收錄之戰車圖文。
圖片來源/翻攝自《古今圖書集成》,卷一百一,〈車戰部〉局部

但以車抗騎的想法,在南宋仍不斷被提出,不論官員的奏書或士人編成的類書和兵書,皆可見相關的議論。倡議者顯然相信,歷史上的前例可以在現實中仿效。

「宋朝君臣在相當的程度上認為。軍事問題可藉由研究史書、兵書和經書得到解決,他們深信歷史知識能夠在現實上發揮作用。」方震華總結說宋代部分文人相信前人的經驗可以複製於當代,以之對抗外敵。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別的管道,只能從書本去理解戰爭;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歷史知識過度信賴,如對於陣圖的高度重視,以及關於車戰的論述皆是。

方震華強調:「部分宋代讀書人相信書本知識,更甚於實際的經驗。以致於他們的軍事議論,往往不是從實際經驗出發,而是汲取於書籍紀錄的結果。宋代對外作戰多次遭遇挫敗,並非僅是軍隊戰力的問題,而是多方面因素影響之後的結果。」

方震華認為研究這些相關史料,不只可以增進對宋代軍事歷史的認知,更有意義的,是瞭解了宋代文士如何看待歷史知識的現實功能。他提到:「相較於現代人,宋代文人顯然更相信「歷史」的實用性。這顯示不同時代的人看待歷史知識的方式不斷在改變,歷史學因而成為持續變化與發展的學科。」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方震華(2002)。北宋中晚期文士對武力的定位(A.D. 1022-1126)。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方震華(2017-2018)。宋代兵學與軍事政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方震華(2020)。和戰之間的兩難─北宋中後期的軍政與對遼夏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