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被雅典以「腐蝕青年」和「藐視城邦崇拜之神」等罪名處以死刑。死前的蘇格拉底鎮定自若、一如既往討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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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對話錄》的〈克里托篇〉記載一個故事，說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被雅典以「腐蝕青年」和「藐視城邦崇拜之神」等罪名處以死刑，他的學生都勸他要逃走，但蘇格拉底堅決不肯。他的說法是：大家都有信守承諾的義務，逃獄就是不信守「作為公民必須遵守法律」的承諾，所以他不該逃獄。
於是，儘管蘇格拉底認為雅典對他的指控不實，他還是留下來，接受了死刑。
政大哲學系主任林遠澤從蘇格拉底的選擇，討論倫理學上的「知行」問題。他認為：「蘇格拉底從容赴義的行為，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知即德』的主張！」對蘇格拉底來說，他知道這樣做是道德的，所以他就實踐了，「知」跟「行」對他來說是一致的。
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明明知道甚麼是道德、卻做不出來」。到底要如何讓「知行」同軌呢？是甚麼力量，讓蘇格拉底在面臨死亡的關頭，還能堅持道德？
「知行」問題，正是儒家思想的主題之一。如果用儒學來討論上述的疑問，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從民國初年「打倒孔家店」以來，儒家一直被視為落後思想，如「禮教吃人」，「儒家重視階級，違反民主自由」，「儒家是專制、君權、父權的幫兇」，「孔子歧視女性」，「道學先生空談心性」……等。這個學說，現在還能用嗎？
胡適（1891-1962）在「新文化運動」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本為抨擊歷代君王將孔子捧為權威的事實，後來卻成為人們「反儒家」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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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遠澤認為，儒家其實還保有可以融入現代社會、甚至解決當代困局的智慧。他撰寫《儒家的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就用中西方哲學相互對照，讓儒家加入現代的語境，討論倫理學的種種疑難。
儒家是偏私道德，還是普遍主義？
為甚麼過去我們對儒家的印象這麼惡劣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認為儒家主張「偏私道德」。孔子（公元前551年－479）曾說過，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要幫他隱瞞；孟子（公元前372年－289）也提到，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他就必須揹著他到海邊躲起來。民主社會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儒家如此偏私枉法，根本就違背現代社會價值，因此儒家不容於現代社會。
林遠澤認為：「儒學後來的發展，產生辯證的弔詭，它其實並不一定要發展成如此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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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儒家提倡「禮治」社會，也是希望透過法令（禮）來管理人民的。只不過，客觀的禮制，是建立在內心的「仁」之上的。政府施行禮制，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人民遵守禮制，則是因為內心覺得做壞事、違反法令是對人不好的。不是因為害怕被罰，而是內心的「仁」，讓他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有恥且格」。
客觀的「禮制」是由內心之「仁」推擴（推而擴之）出來的。因此儒家特別注重「仁心」在人際、生活中的運用，如對父母盡孝，友愛兄弟；而你能愛你的家人，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仁心推擴到其他人、以至於整個社會。因此儒家表面上是「偏私」，但並不停留在私情，而是要往外「治國平天下」，其實卻是「普遍」的。
無可諱言，儒家在發展過程中，確實也偏離了初衷。比如漢朝定下三綱五常，讓君臣、父子、夫妻成為由上至下的宰制關係，儒學成為君權、父權的幫兇；比如「理學」借鑒佛道，高舉「理」為學者追求的境界，對於「外王」卻無甚著力，都與原本「以仁治天下」的目標漸行漸遠。林遠澤感嘆：「儒學後來的發展，產生辯證的弔詭，它其實並不一定要發展成那樣的面貌。」
儒家是一種「後習俗責任倫理學」
如果我們用西方哲學的視角來審視儒家，是否可以得出另一種面貌呢？
過去西方的哲學家，多半認為「撇除情感，服從理性」才是真正的德行和正義。人能運用「理性」制定法律，才能保障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認為，由於人有理性，因此遵守道德，是人的義務──這就是「自律道德」。而「理性」和「自律道德」，被視為最高的德行，心理學家科爾柏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還因此將之列為「道德序階」的最高層次：自律和正義序階。
但這種正義倫理其實頗為「男性主義」，於是受到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學」反對。林遠澤解釋：「真正的道德，除了井水不犯河水，保證個人獨立與自由，也要關懷別人，在具體情境中為別人負責任。」用關懷倫理學來補充正義倫理的不足，是西方哲學反省的結果。
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要互相體諒（忠恕），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倫），從而建立個人的道德（修身），以及國家社會的福祉（治國、平天下）。這跟關懷倫理學家剛好是同一種思路。不但「仁者愛人」，儒家還強調「義者宜也」，不正是將某種意義的「正義」和「關懷」結合在一起嗎？
儒家不但強調「仁者愛人」，也注重「義者宜也」，某種意義上將「正義」、「關懷」結合，補足彼此道德論述上的不足。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儒家一方面強調各盡職責的原則（義），同時也注重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體諒與關懷（仁），用科爾柏格的「道德發展理論」來觀察，就知道儒家的道德意識不但是「後習俗層次」的第六序階：自律與正義（義），而且還要把「自律與正義」的道德規範實踐出來，用在具體的情境中（仁）。
林遠澤說：「這就是為甚麼我會說儒家是『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儒學不停留在「後習俗層次」的第六序階──知道甚麼是正義、道德；還要能應用在現實，知行一致。這樣道德就不僅是認知上的『義務』，還是具體地關懷、對別人負責任。儒學就是這樣的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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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倫理與團結倫理
西方哲學思考「道德規範」，基本上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先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人。哲學家便在這個理想情境之中（或稱「目的王國」、「原初情境」、「無知之幕」），思考甚麼是道德規範。並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理性，因此遵守道德、法律，是理性的人類應盡的「義務」。
但「理性」經常是自我獨斷的，在孤獨的情境中想像出來的規範，更難以遵守、實踐。且回到現實中，人是不完美的，要實踐這些理想情境中規劃的道德規範，就會出現「知行不一」的問題。
要怎樣彌合這種落差呢？就需要「道德判斷能力」。但一個人擁有良好道德判斷能力，就代表他一定會照著他的判斷來實踐道德嗎？並不見得。這就是西方哲學還沒能完善解決的問題。
林遠澤認為，這個空缺，正可以從儒學特有的「工夫論」得到補足。
儒家主張「人性本善」，每個人天生都具備「仁義禮智」，所以「有道德觀念」（知）跟「做道德的事」（行），是人的「良知良能」──用西方哲學的話，這種理論叫作「本真倫理」。「知行合一」是天生的能力，只是因為種種原因，讓我們蒙蔽了這種本真，只要覺察內在的本心，加以學習就可以恢復了。
林遠澤認為，有一些重要的道德議題，在西方哲學中還沒能夠有完善的解決，他們其實也可以從儒學得到相當多的啟發。圖為臺北孔子廟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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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家關於「道德」的制定，是從「人倫」出發的。對儒家來說，人並不是孤立生存，我們每天都跟別人相處在一起，有家人、朋友、君臣等「人倫」關係，我們對別人都有「責任」，這種責任感，讓我們警惕自己不可為所欲為，於是就產生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德行。所以儒家的道德，不是理性的「自我立法」，而是從人倫之中所建立的。
於是，要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得從「人倫」的道德做起。只有當每個人都能「仁者愛人」，才能創造美好的社會──用西方哲學的話，這叫作「團結倫理」。
由於有「本真倫理」，所以我們天生就具備「知行合一」的潛能；又因為有「團結倫理」，我們要追求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會在與人相處的生活中，不斷歸納出道德原則，並且付諸實踐。這麼看來，儒家這種說法，似乎彌補西方哲學在「知行」問題上的不足。
道德的最高序階
蘇格拉底從容赴義，是極難的事。我們都知道要堅守道德，然而當面臨生存的掙扎，善無善報、惡無惡報，或生命無常的痛苦時，往往因無助、絕望，而質疑「我為甚麼要當一個好人？」放棄道德，甚至鋌而走險，損人利己。
聖哲們到底基於甚麼，可以百折不撓地堅守道德呢？針對這一點，科爾柏格在後期提出了道德的第七序階。它是一種既遙契天道又內在於道德理性之內的序階。
科爾柏格認為，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宗教性的。人要堅守道德，不是「正義原則」或「理性」可以解決的，必須借助「超驗」的宗教力量，也就是「神明」與「死後世界」的信仰。當我們相信我們是上帝之子，或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對於道德實踐就會有充足的自信了。
但這種超越的力量，只需要「冥契」之，感覺自己的生命有所歸屬、道德力量有所根源就好，不用過於深入去猜測「彼岸世界」。為甚麼呢？因為如果道德建立在「嚮往彼岸／天國」的基礎上，那人們實踐道德，就會一直想到「我做好事，一定會有好報」，「我做好人，神一定會賞賜我」。如此追求福報的道德，就會落回「習俗層次」了。
而「後習俗層次」，追求的卻是對人真誠關懷、物我一體。因此，我們確實需要宗教的力量，讓我們在面對各種打擊與挫敗時，有一個堅強的後盾，給我們動力堅持道德，卻不是為了嚮往彼岸世界、求得報償，才做一個好人。
科爾柏格提出「道德的第七序階」，認為人們需要宗教的力量，在面臨各種打擊時，才會有一道堅強的後盾，堅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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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儒家早在先秦就提出非常豐富的論述了。比如孔子說過「天生德於予」、「知我者其天乎？」這種對於「天」的敬畏與信仰，讓他在面對攻擊或傷害時，依然有非常堅定的行道意志。《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是將宗教性的「天命」，轉成內在的道德主體：「性」，從而肯定個人生命具有超越的神聖意義。
儒家雖然敬天，卻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們的目標，是要「天下歸仁」，在人間實現「大同」，對於彼岸世界，則不作形而上的猜測。因此，西方道德哲學追求的最高層次，似乎在中國古代，已建立相當完整的說法。
如此說來，儒家學說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落後，只要適當的轉譯，仍可找到難以取代的智慧。林遠澤語重心長地說：「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儒家是可以提出解方的。所以儒學的自我革新，真的非常重要！」
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危機，林遠澤認為，儒家可以提供解方，因此，重新檢視、革新儒學，是當前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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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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