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善」與「道」的調和

儒家歷史悠久,在漢人社會與民間生活有深厚的基礎。他們談天道、論人道,應該與我們的日常相近。但對許多人而言,儒家思想帶有不少神祕的成分,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特別是在當代社會裡,我們尊重個體的差異,追求民主的價值,儒家要如何回應「民主社會裡的人的存在價值」這個巨大課題?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說,「我一直認為人不可能脫離政道尋求安身立命,但是如果沒有超越世間的關懷,貿然介入世間也會產生很多困難。」儒家討論人的存在意義時,總是從超越個人的天道,安放人的存在意義。但在描繪理想世界的圖像時,他們的目光也總是放在此時此刻身處的這個世界。超越與現實兩頭照應,相互支持,這大概是儒家所持的立場。

攝影/陳怡君

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性格可以追溯到宋明理學。面對佛教思想強烈的衝擊,價值典範的動盪與傾斜,催促著當時的儒者重建生命與世界存在的意義。同樣的動盪也發生在西學東漸的晚清民初,文化的根柢被強烈撕扯,中國人的心靈原鄉陷入一片火海,接著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政治秩序與傳統的價值體系同時面對全面的崩盤。

當代新儒家在花果飄零的時代裡守護的一點光明,正是期待從天人之間的價值聯繫,平息亂世之中人心的躁動與不安。他們宣揚,人性內在的「善」與恆存不變的天地之「道」的一致性,以及人們如何藉由這種體會活出意義,新時代的「究天人之際」成為宋明理學與當代新儒家共同的問題意識。

「我沒資格成為新儒家的學者,但我受港台新儒家的影響很大,我所思考的問題,常常是在回應或者修正他們的說法。」楊儒賓思考人安身立命的問題時,便與當代新儒家一拍即合。然而一代有一代的思想,在民主政治的時代裡,儒者的價值追求也會有不同的面貌。「儒家不可能只有心性論、形上學、修養工夫,作為一個儒者,不可能不介入這個世間,所以要有一套比較完整的文化哲學,去解釋儒者如何承擔這個世間責任的問題。」楊儒賓學術研究的兩個關鍵詞──「人格轉化」與「感通」,正是儒家文化哲學的基礎。

儒家思想的核心:「人格轉化」與「感通」

人格轉化」一向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部份。既然關心這個世界,這份關心就必須從自己擴及他人。因此,如何避免壓抑個性,同時建構一個群體的社會,一直是當代社會面臨的兩難。楊儒賓指出,儒家思想論及「人格轉化」時,同時關注個體與他人的「感通」,正可回應這個問題──

「我們人一出生,其實就跟這個世界、跟他人之間有種感通的能量,每個人的自我裡面永遠有他者,他者在我的主體裡面。誠實的面對他者的自我性,或者自我的他者性,這是人我共生的原初相偶性。我們所要做的是讓這種能量變強,讓自己更能理解別人在想什麼。」

但也有人認為,以「感通」為核心的社會秩序提案,可能是自以為是的獨斷,或將可能消解他人存在的獨立意義。特別是在民主政治的場域裡,這種擔憂容易與對獨裁政治的抗拒結合,使得儒家思想蒙上落後、封建的外衣。但楊儒賓並不這麼認為,他以文學為例:「閱讀文學的感動,能把別人的苦痛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從《詩經》、《楚辭》到陶淵明、杜甫都是如此,儒家思想講『側隱』、『不忍』,也是這個意思,這背後預設你分享了別人的命運,他人就在你的自我裡。」

感通可以說得很玄,但其實也只是如此自然的事情。比如我們說一個人「氣場很強」、「氣勢很旺」,這已說明個人透過某種力量的中介,能夠感知他人內在的生命質地;或者說:人我之間的原始臍帶可以因感而顯。但也正因為「感通」隨處可見,不免遭人質疑:這樣的說法,除了描述現實情況以外,真的具有建構理想世界的力道嗎?說到這裡,楊儒賓研究儒家思想的兩條線索會合了──在與他人的「感通」之中,個體經由一套「轉化自我」的方法,將現實世界轉化為一個更理想的人文世界。

從「人格轉化」來說,當代新儒家著重於精神超越的一面,但楊儒賓認為,一位修養有成的儒者,仍然是活在世間的人,因此他必然有肉身的存在,才得以參與世間的事務。身體既是個體與他者「感通」的橋樑,也是儒者建構文化世界的基礎,精神透過身體而彰顯。

我們所熟知的孔子、孟子、荀子,這些思想型態比宋明儒者更為原始的儒者,便常常在言論中提及聖人、君子的形貌與氣象煥發光采,使人感受到其內在修養有別於常人。由此可見,精神與身體的狀態同步,自然生命與價值生命都是儒者修養實踐的場域,這種「身心一如」的思想內涵,是楊儒賓《儒家身體觀》探討的焦點,也是他對新儒家既回應且修正的起點。

《儒家身體觀》。
攝影/陳怡君

楊儒賓的儒學思索不但另闢蹊徑,關注的面向也相當寬廣,幾乎是從《儒家身體觀》開始,便埋下了後續數十年研究的伏筆。《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延續前作對精神性儒學的反思,他發現在宋明理學的發展趨近飽和的十五、六世紀開始,儒學思想內部即已產生新的動向,而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古學」與朝鮮「實學」,也接連在東亞思想世界醞釀出一股「反理學」思潮。

這股思潮雖未必有相互影響與學脈傳承的關係,卻不約而同的將視線從天道、人性這類玄虛的問題,朝向安放肉身與文化的世間偏移,建構起文化哲學。楊儒賓認為,東亞儒學這股新的思想動態,大抵追問的是同一個問題:「建立在血氣心知上的具體感通如何可能?」這是對宋明理學極為重要的補充與修正,但在歷來的儒學研究社群中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反理學思潮將天人關係的重點,從內心擴大到具體的世間,不可避免的會更加關注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係,於是「感通」成為主要焦點。「但任何偉大的價值體系,最後一定有超文化、超政治、超歷史的面向,肉身黏著超肉身,世界連上超世界」,楊儒賓認為,這股反理學思潮有見於人與人的相偶性、共感的社會、禮仁相待的文化關係,卻有失於價值根源超越性的體會,多少缺乏了儒學超越價值的保證。反理學其實不一定要反對理學,而理學也或可將反理學的思潮視為諍諫的益友,兩者並非只有互斥的可能。

《儒門內的莊子》與《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
攝影/陳怡君

然而,在理學與反理學兩股思潮的辯證與離合的過程中,楊儒賓發現,宋明理學除了通常區分的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以外,還隱含著以往不為人知的「第三系」。其思想型態不但立足於「天道─人性」的超越性,也同時關注萬象繽紛的世界。這個儒學第三系的隊伍,主要由張載、王夫之、方以智組成,但論其淵源,則《易傳》中太極陰陽變化流轉的世界觀,以及莊子從對語言、文化的批判與優遊世間的生命哲學,甚至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五行」思想,都是儒學第三系的遠祖。楊儒賓所寫《儒門內的莊子》及《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二書,正是建構儒學第三系的奠基之作。

信仰與懷疑並存的時代

楊儒賓畢業於臺大中文系,中文系的知識對象是長期受到古代知識分子研讀的典籍,他們在經典中追尋的是生命與宇宙的真理,精神定位的意義大過客觀知識。當這些經典進入現代的學術機制之中,以往這些猶如「聖經」的典籍如何持續產生意義,不免成為挑戰。為了回應現實關懷,楊儒賓特別關注當代的學術資源,「我一直認為要在中文系做學術的人,必須具備1.5個專業,中文系必須要有跨領域的學問,才能站在古典學的基礎上,讓別人看見。」

楊儒賓的治學方法不拘一格,他強大的詮釋視野,得益於對神話學、宗教哲學與大量社會科學理論的涉獵,「董作賓是這麼純粹的甲骨文學者,但是他的學問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域,事實上就是天文學。」中文學門的學問是未分化的總體性學問,它有原始的脈絡。但落到今日世界,它也需要涉入今日世界的專業領域。所以他認為,中文恰好是一個最難念的科系。

古典學科需要有現代的轉型,「所以你必須要進入別的學科接受挫折,最後做到別的學科也尊重你的研究成果。」

楊儒賓求學的時代,正逢臺灣政治大轉型,臺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接踵而來,同時戒嚴時期民主政治的波瀾詭譎,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以及牽涉更為廣大的本土化浪潮,都不斷攪動著人心。楊儒賓說,在那個時間點讀中文系,是時運不濟,但或許也是最好的時機。「生在臺灣,我不可能不去理解臺灣,所以也不得不去思考,中文系跟本土化的關係是什麼?臺大對政治的嗅覺是比較敏感的,這樣的背景逼著我去找答案。」楊儒賓研究儒家思想,更關注儒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立足於臺灣這塊土地,他更要思考這個時代的儒學走向。

攝影/陳怡君

中文系的全名是「中國文學系」,而儒家思想一般被歸入「中國思想史」。臺灣與中國之間本來就有複雜的政治角力,楊儒賓以學者的身分參與其中,並不避諱表明自己的立場:「在朋友間,通常我不太談這種問題,因為認同總有說不清、摸不著的個人生命脈絡,很隱微但也容易激情,調子不對了,很傷感情。但在臺灣談學術,除了本土的脈絡以外,確實還有一個中華民國的脈絡,這是臺灣的現實結構。」

不可否認臺灣在歷史的進程中容受了各種文化資源,荷蘭、日本的殖民也帶來新興的因素,但大本大宗應當還是緊扣生活世界的漢文化。政治與學術的根系扎根於此。問題在於,儒家思想對今日的臺灣而言,除了立足學院體系成為知識對象以外,還有現實的意義嗎?

「我認為良好的現代民主生活,一定要有制度跟文化兩方面的配合,民主一定要在文化中生根。只從自由主義的原則談民主,幾乎都是失敗的,像是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中,幸福幾乎只是曇花一現。」

楊儒賓指出,古代中國在儒家文化的主導下,不曾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衝突,是因為儒家在文化哲學上,提出一種「無組織的組織」、「無形式的形式」。所以既有「教」的內涵,但也可作為各種有組織形式的宗教的橋樑。這種特殊形式始終作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底蘊,並標誌出東方思想的特殊性。和有明確教義與教團組織的宗教相比,儒家確實如同遊魂,但在中國容受佛教、發展道教思想的過程中,又扮演極關鍵的角色。

楊儒賓說,「儒家常被劃歸為文化保守主義,但儒家的成分卻是特別的多元。整個中國文明的起源就是滿天星火。孔子是殷人,卻特別推崇周文明。孔子說自己是東西南北人,他的學生也來自四面八方,我認為這種開放融通的價值體系,是臺灣在歷史的運會中,相當重要的資產。」這種著重於變化融通、多元並存的文化哲學精神,可說是楊儒賓數十年研究的終極關懷,而他對身體觀、語言觀、莊子儒門說與儒家抒情論的研究,說到底,也都是扣著文化哲學這條主軸開展而來的。

採訪撰文/莊勝涵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研究來源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年)
楊儒賓:《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
楊儒賓:《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臺北:聯經出版,2018 年)
受訪者簡介
楊儒賓,現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曾獲 1995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998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4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17 年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