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人文」的悲歡離合 － 政大官大偉談原住民轉型正義

1991年原住民要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事務機關遊行，同時爭取土地、正名與自治權。
照片來源／官大偉

六坪大的空間，三個人擠在資料堆中，這辦公室的主人有著一雙堅定的目光、沉穩聲音，他是政治大學民族所教授官大偉，長年致力於探索原住民文化，並與政府溝通，爭取族人自治的權利，讓部落得到合理的發展。2017年，官大偉還被政府聘為「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八位顧問之一。

何謂「轉型正義」？

世界上許多的國家都經歷過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過程，甚至在國家形成的過程當中，也會對原住民族的土地進行掠奪，於是該如何重新面對過去的錯誤，以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所造成的傷害，並且改變造成傷害的結構，就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也就是「轉型時期的正義」！

過去台灣原住民族也曾經在移民殖民主義下受到不平等對待，不少人喪失了部落、自己的土地，甚至在當時期政策、社會氛圍下，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信仰與文化。

官大偉也曾經歷一段自我懷疑的過程。他是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小學是全班唯一的原住民，他回憶道：「當時就算對原住民比較友善的人，也會覺得原住民只要『改過向善』，就可以變得跟『正常人』一樣好。」所以官大偉從小就不敢表明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盡可能隱藏。

攝影／林俊孝

時間回到九〇年代初期，當時的官大偉正讀大學。同時間台灣社會正面臨轉型，各類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期間原住民要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事務機關，也開始爭取土地權、正名權與自治權。

「我就感覺到這個社會在召喚我。」身處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官大偉在大學時代，參加了北區的原住民社團，開始接觸許多原住民議題。碩班就讀於政大民族所，建立了對原住民文化多層面的認識，後來博班更申請到夏威夷大學，學習當地原住民文化研究、轉型正義的經驗。回國之後，他持續深入田野，將調查寫成報告與論文，與政府溝通，並替原住民爭取權益。官大偉持續在校園裡培養後進，讓學生透過撰寫論文、做報告來「找到回家的路」。

官大偉開心的說：「因為寫論文、做報告，學生們都『回家』了！」，圖為原住民青年參與瑞芳阿美家園豐年祭。
攝影／林伯希

幸好隨著時代進步，越來越多友善原住民的法案通過，但這些都只是制度上的改革，官大偉指出，原住民轉型正義，最根本的困難，就是部落文化與「現代化論述下的分類、治理系統」有著根本上差異。

原住民想得很不一樣！？「自然＝人文」與「自然vs.人文」

在夏威夷人心中，大自然到處都是神：天神、地神、海洋女神、火山女神、海浪之神、蜥蜴神、鯊魚神等。天神跟地神結合生了人，天神又跟人亂倫，生下的小孩夭折了，於是就埋進土裡，變成了芋頭。因此夏威夷人認為芋頭就是他們的祖先。

芋頭、鯊魚、岩漿、海浪、人類，都是親戚，在這樣的宇宙觀裡，人跟自然是相互連結、不分彼此的。

官大偉指出，在夏威夷大學中的夏威夷研究中心入口壁畫，便描繪出了夏威夷原住民的神話世界，更具象化了這樣物物相關的哲學，即人跟自然是相互連結、不分彼此的。
照片來源／官大偉

「所謂的現代治理系統，來自於笛卡爾的二分法思維產生的科學邏輯：『人』與『自然』是二分的、對立的關係。於是對於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物的關係，就有了跟原住民不一樣的界定。」官大偉透過這則神話，分析「現代人」與「原住民」在思想上的根本差異。這種差異，造成「現代人」與原住民的對立，以及溝通上的誤解。

西方人對財產權的定義，高度受到洛克（John Locke，西元1632-1704）財產權理論影響，官大偉補充說：「比如這片土地本來是大自然，不屬於任何人，我在這裡勞動，把我的勞動價值注入這塊土地，永久地改變他的狀態，我就可以說，這塊土地是我的了！」這種邏輯，成為西方人在航海時期掠奪他人土地的最佳藉口。

但對原住民來說，「自然＝人文」，例如澳洲自古就有原住民採集狩獵，年復一年，動物、林木、草原生態週期性的循環，而原住民則和土地互相歸屬。但是對「自然vs.人文」的白人而言，土地要經過「人」征服、加工，就屬於該人的財產。所以殖民時代白人到澳洲、美洲等各地，就認為那裡是「無人之境」，經過侵占、改造之後，便宣稱這些土地都屬於他們，更否定了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

殖民時代下白人到澳洲、美洲等各地，經過侵占、改造之後，便宣稱這些土地都屬於他們，更否定了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
圖片來源／Pixabay

在台灣，原住民與政府的溝通，也長期窒礙於這種對「自然」的觀念差異。例如1966年，政府開始實施「原住民保留地私有化」，只要原住民固定使用某塊土地期滿十年，就可以登記獲得該土地的所有權。

但對習慣「移動地使用土地」（燒墾）的原住民來說，土地本來就是大家輪流（而且不數年就更換）使用的，因為他們認為人跟自然是一體的，人與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土地不該專屬於誰。這些對土地權認知的差異，以及權力、資源上的不平衡，讓原住民成為被指責、糾正的一方。

讓原住民用自己的文化來自治，是最好的管理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原住民被禁止狩獵、禁入國家公園，獵具、槍砲也受到管制，因為狩獵被認為是「破壞生態」的惡劣行為。「2004年，很多學者、宗教團體、動保團體、環保團體等，為了這個議題打了不少筆戰。」官大偉回憶說。

經學者發現，國家公園內保育類動物眾多，適當取用並不會破壞生態。
圖片來源／Pixabay

後來經過學者研究，在特定區域，認為其中的保育類動物很多，適當取用並不會達到滅絕狀態。於是林務局試圖開放實驗型狩獵，規定獵人上山前必須先報備要打甚麼種動物？打幾隻？藉此控制數量，避免生態危機。

但如果你要上山打獵，你可以預知今天收穫如何、數量多少嗎？而且在原住民的信仰中，獵人今天可以捕獲多少獵物，不是因為技術高超，而是平常行為就要正直，才會得到祖靈的祝福，獲得較多收穫，更不會在上山前就誇言會打到多少獵物。但是，林務局用事先申備數量的控制方式，就造成了族人的困擾。

官大偉表示，國內有學者在魯凱族獵場做過研究，發現他們的獵場有一些規定禁止打獵的「禁忌地點」，形成了緩衝區。當動物繁殖過量，就會從緩衝區滿出來，獵人就可以捕捉到較多的獵物；當動物銳減時，動物可以在緩衝區裡繁衍、生長，同時獵人也不得進入。這種信仰，正是他們維持生態平衡的妙方，而背後則有一種地景管理的意義。

在原住民信仰中有不管怎樣都不可以進入狩獵的「禁忌區」，藉此維持生態平衡。
圖片來源／Pixabay

幸好2017年開始，林務局啟動新的、實驗性「野生動植物治理示範計劃」，讓鄒族按照他們的規範去狩獵，事後再回報收穫的數量，不再是不合理的「事前預告」。還組織了科學家團隊，放置紅外線照相機做監測。經一段時間檢測，發現動物的數量沒有大幅減少，顯示鄒族自我約束的方法是行得通的。官大偉說，接著林務局委託鄒族自主「獵人協會」，發行獵人證，遵守鄒族傳統獵人的規範，並將逐步走向以自主治理的方式來運作。

原住民的生態哲學儘管與現代科學數量管理的邏輯不同，卻隱然有保育生態的約制能力，且近年來加入不少新科技與技術來探索部落、山林的互動關係，皆證實原住民的生態哲學得以維持當地生態的永續。官大偉認為，過去因為文化的偏見、加上缺乏對話，還有轉譯能力的不足，將原住民族的知識排除在治理系統之外；未來如果能讓原住民在自然資源的治理方面，有更多知識上的參與，不僅能達到政治上和解，也為台灣的生態維護創造更好的效益。

「用更高的智慧去面對歷史，」官大偉的語氣帶著嚮往：「台灣的美好，就會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對他而言，這就是「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真義。

採訪撰文／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