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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卷塵封的檔案，幾行竊盜的口供，能告訴我們什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博士從清朝巴縣（今重慶）的竊盜案卷宗中，讀出了消費社會的興起、城市化的腳步、糧價的波動，甚至人性中那些微妙的動機——為什麼有人明明有工作卻還是要偷竊？窮人真的比較容易犯罪嗎？
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犯罪紀錄，在巫仁恕眼中，是重新理解歷史的另一扇窗。他不鑽研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反而對偷盜案件充滿興趣，從犯罪動機與心理角度，拼湊當時人們的日常樣貌和經濟生活狀態，演繹出一條罕見的「歷史犯罪學」研究。
明清時代的消費實力
巫仁恕回顧1990年代，臺灣學術界的熱門大哉問：「中國為何落後西方？」許多人想從歷史找尋原因，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問題也大轉彎：「我開始好奇『中國為什麼會成為消費大國？』我想知道中國人何時開始熱衷消費？是否發展出獨特的消費文化？從資本主義發展脈絡追索，會發現中國在明清甚至更早的宋朝，其實已具備類似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要素和現象。」
20世紀末臺灣學界對明清有兩種看法：一派視明清為傳統王朝的連續體；另一派，則認為明清已具「近代早期」特徵，消費社會的樣貌尤其突出。巫仁恕屬於後者。
攝影／汪正翔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商品都是家庭自產自用，到了明清時代的市場逐漸開始販售，而且種類越來越多。同時，父輩或祖輩眼中的奢侈品，連普通人也開始買得起了，像是洋貨如毛織品、鏡片等商品。」巫仁恕提及這種現象反映了快速流動、快速消費的時尚，是現代消費社會的重要指標。過去百姓身上的衣服可能會穿一輩子，但明清人即使衣物沒壞，也會因為不夠時尚而買新的。
古今中外，「奢侈」通常被視為負面，與浪費畫上等號。英國大約在18世紀開始轉變觀念，但中國早在16世紀末就有人提出，不應將奢侈消費視為壞事。「因為奢侈品消費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例如，高檔酒館的消費，造就廚師、招待人員的工作。明朝已經有千萬人的奢侈造就千萬人的工作機會的觀念，比英國更早。明朝，尤其是晚明的消費能力驚人，在全球堪稱典範。這反映明清具有強大經濟實體與物質消費能力。」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但要如何證明明清已步入消費社會？西方學者可以利用教會留存的遺產清冊，證明18世紀家庭平均擁有的物品數量顯著增長，推斷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中國很難找到類似詳細的官方記載，也就無從量化明清家庭的經濟狀況。
為了找出證據，巫仁恕苦心孤詣地翻查文獻。「我先從分家單或鬮書著手。這些分家協議書類似遺囑，詳細記載家產分配，以清代徽州留存最多。不過，擁有這類文書的家庭往往是富裕階層，不能代表明清整體。」
轉機來自一位博士生的建議。巫仁恕在暨南國際大學開設明清消費社會課程時，學生吳奇浩（前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深受啟發，回過頭來提議：「可以從清代地方檔案中的偷竊檔案找證據！」
這個提議讓巫仁恕大為振奮。他回憶當時仍難掩興奮的說：「受害者報案時，必然會列出家中被偷的物品清單。這的確是分析家庭物質生活的絕佳材料！」不過，臺灣保存的《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不多，無法進行量化研究。幸好四川巴縣（今重慶）在19世紀未受太平天國、義和團或辛亥革命等大規模戰亂影響，縣衙檔案得以完整保存。
《巴縣檔案》記載了從乾隆到宣統年間的判案紀錄，巫仁恕以《巴縣檔案》為研究對象，與吳景傑博士合著《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
攝影／汪正翔
但一桶冷水澆下，國內典藏的《巴縣檔案》缺少嘉慶朝之後的盜竊類卷宗。巫仁恕仍不灰心，四處探聽得知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有3000多件同治《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便赴日借閱，獲得慷慨協助。
「從《巴縣檔案》可以發現，18世紀乾隆年間，洋貨在失竊清單中偶爾出現，數量不多。但19世紀同治年間，洋貨已經非常普遍，不再是昂貴稀有物，許多家庭都有，無疑證明中國整體消費力持續增長。」說到這裡，巫仁恕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同時我注意到，這些檔案的價值不止消費和物質研究，裡面包含大量被捕盜賊和受害者的口供，這些口供太有趣了！真實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犯罪情境、普通百姓的生活、社會網絡、人際關係和經濟發展狀況。」
從犯罪學視角重新看歷史
在歷史學領域，關於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殺人命案和婚姻、土地、商業糾紛上。至於偷竊、賭博、拐騙、詐欺等日常犯罪，研究成果極少。
巫仁恕指出：「因為相關文獻太少，過去對古代日常犯罪的探討不足。以前學者能用的材料，多半是筆記小說或中央刑部留存的資料。明清規定地方命案和重大盜案審結後必須上報朝廷，但小偷小竊不必呈報。」
擁有《巴縣檔案》後，巫仁恕有了研究材料。不過，若單從史學入手，似乎還不夠。他從《被誤解的犯罪學》這本科普書獲得啟發：如果歷史學能善用犯罪學的視角分析歷史現象，將會更加活潑，甚至能改變過去的許多刻板印象。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圖片來源／Gemini（AI）. Prompt: Chinese cartoon art: Figure committing crime. Two magnifying glasses above: one shows era context (poverty/corruption), the other shows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ger/desperation). Vibrant, no text.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雖然犯罪趨勢與整體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有關，但不應忽略人的主體。沒有人生來就想要犯罪，一個人會犯罪，不純然是大環境逼迫。每起罪行背後，都有獨特的動機與心理。所以，個人犯罪動機與犯罪心理的分析至關重要。」
《巴縣檔案》中的口供，讓巫仁恕察覺這是研究犯罪動機與心理的絕妙素材。「儘管有人可能質疑這些口供的真實性，但依照我閱讀大量檔案的經驗判斷，被強迫畫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並不高。大多數口供是犯罪者口述，再由書吏修飾成文言，其敘述的犯罪理由依然是真實的。」
明代凌濛初編著《二刻拍案驚奇》刻本版畫〈神偷寄興一枝梅〉。明朝嘉靖年間俠盜懶龍憑藉出神入化的盜竊技巧，專盜貪婪富人，並將財物分給窮人。他將每一次行動視為藝術表現，得手後必定會在現場留下一枝梅花的標記。
圖片來源／翻攝《二刻拍案驚奇》。局部。
從犯罪檔案印證時代樣貌
透過分析，巫仁恕發現清朝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到同治，巴縣的竊盜案件數量逐年增長，到同治朝達到最高峰，甚至比光緒年間還高。
比如同治元年，許多被竊家庭的戶主是團練（民間武力）成員，奉命駐守隘口或城牆，回家後發現家中被竊。同治二年，則是發生一起民間攻擊教堂與教民的教案。被捕的竊賊家裡，搜出十字架等物品，顯示有人趁教亂偷竊教民財物。同治三年，多數被捕小偷異口同聲談到米價太貴，比對資料後，當年糧價確實忽然飆漲。
巫仁恕也發現，18世紀中國城市的竊盜案比例較低，大部分發生在鄉村。19世紀中葉，城市竊盜案比例大幅提高。這項數據也反映現實，重慶的城市人口在19世紀上半葉約6萬多人，但1860年代已達20萬，人口翻了好幾倍，快速的城市化讓竊盜犯罪增長。
最有意思的發現，是關於犯罪者的身分。
巫仁恕從檔案口供整理出犯罪者的職業類型：「打零工、收入不穩定的底層勞動者是最大群體，約占三分之一，動機是貧困。但相當比例的犯罪者職業是小商人、學徒或工匠，這些人收入不高，他們的職業環境容易遇到合適的目標、四下無人的情境，『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就出現了。」
所以，除了從側面看到當地信教、米價和軍事動員的樣貌外，也發現犯罪並非全然由貧窮驅使，很多時候是某個情境或某些機會，促使犯罪發生。這也是巫仁恕所強調，我們對犯罪與犯罪者的認識，是時候擺脫固有印象了。
歷史是一面照見當代的鏡子
從政治史、經濟史，到明清消費社會的實證，再引入犯罪學視角，巫仁恕不斷突破歷史研究的邊界，不自限於既有領域和方法，求新求變，反而能夠屢有突破，翻出史學新格局。歷史在他手中，不再是塵封故紙，而是一把能開啟古今對話、照見人性微妙光澤的萬能鑰匙。
對巫仁恕來說，歷史不僅是職業，更是理解世界的鏡子：「歷史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社會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們從何而來。當我們想深入理解現在，就得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找尋蛛絲馬跡，探討世界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巫仁恕探照歷史細微處，挖掘時代的多元角度和視野。
攝影／汪正翔
他提到科幻電影《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 2002）中的情節，電影主角穿越到數十萬年後的未來，發現地球已成荒蕪，人類過著原始生活，主角在紐約圖書館找到僅存的圖書館人工智慧，從而得知眼前的百廢，實是過去人類選擇與歷史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巫仁恕認為，這個情境對研究歷史的人大有啟示，「如果我們忘記或不了解歷史，就像電影主角跑到未來，根本無法理解自身所處境況，只會陷入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巨大迷惑。」而這便是研究歷史的魅力。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巫仁恕（2020）。竊盜犯罪的社會史：以同治朝四川巴縣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巫仁恕、吳景傑（2024）。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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