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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發生輕生案件，報導下方一定會附上防自殺專線1925。但若是照顧殺人，我們極少看到『長照專線1966』。」
新聞報導總聚焦於事件的震撼性，停留在「不忍久病折磨」、「長期照顧壓力過大」等簡短描述，卻鮮少進一步追問：這個家庭是否曾經使用過長照服務？在照顧壓力逐漸累積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本可介入、減輕負擔的支持資源？
投入長照領域二十餘年，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深知，照顧悲劇並未隨著制度推進而完全消失。更關鍵的是，服務體系與社會大眾，往往只在事件發生後，透過新聞的簡化敘事理解悲劇，而忽略了長照制度下本就存在的預防與支持，以及這些資源在照顧關係中，又為何遲遲無法被使用。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陳正芬教授
拍攝／汪正翔
當照顧者被視為「免費資源」
在多數家庭裡，「照顧」常被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父母照顧孩子、孩子照顧長輩、配偶互相扶持。久而久之，照顧者變成無法被看見的隱形角色，承擔無止盡的照顧任務。
2015年，臺灣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確寫下「照顧者也是服務對象」，照顧者的需求開始被看見。2017年進一步推出「長照2.0」，政府新增家庭照顧者據點，為照顧者提供喘息服務、心理支持與照顧技巧訓練等。
然而，制度的擴增並不代表照顧者就能順利獲得協助。陳正芬觀察，照顧者使用支持服務的比例偏低，現實上存在許多門檻。「有些人不清楚自己能使用哪些服務，或因服務據點太遠、申請太複雜或無法負擔費用等問題而退卻。」
臺灣針對家庭照顧者所規劃的主要服務項目與支援單位。
圖片製作／馬藤萍
然而，更棘手的是家庭內部的阻力。照顧者其實渴望協助，卻因照顧接受者強烈拒絕外人介入而無法使用服務。許多長輩擔心自己「被丟包」、害怕陌生人進到生活空間，甚至因疾病症狀而難以配合外部人力。種種因素致使照顧者即便身心俱疲，最終只能維持原狀，不會主動伸出手，任由壓力持續累積。
陳正芬無奈表示，「照顧是家務事」的傳統觀念，讓照顧者對求助往往有著深刻的罪惡感，把外部支援視為「丟下家人」或「承認自己做不好」。不少照顧者甚至會說：「我又不是病人，我沒資格占用資源。」
這些壓力長期存在，卻難以浮上檯面。照顧者在忙亂的生活裡少有時間說話，更少有機會承認自己快支撐不住。社工若沒有進入家庭，就很難理解那些每天被尿濕的床單、深夜突發的狀況，甚至與接受照顧者反覆的情緒衝突，是如何一點一滴消耗照顧者的能量。
走到極限的照顧關係
「照顧悲劇不會突然發生。」在多年研究裡，陳正芬一再看見同樣的軌跡——照顧者如何被迫把「求救」深埋心底，直到有一天，情緒、身體與家庭關係同時崩落，才讓社會驚覺問題的存在。
陳正芬從2009年到2018年發生的分析74起照顧悲劇，包含照顧者自殺、殺害接受照顧者後自殺或雙雙自盡。這些事件在臺灣屢見報端，甚至有逐年上升趨勢，其中又以「老年照顧老年」，以及「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殺害比例偏高。
2010年，震驚社會的王姓老翁殺妻案，迫使臺灣社會重視照顧悲劇。84歲的王老先生有心臟病與高血壓，卻獨自照顧罹患帕金森氏症的妻子。在極度疲累、身心耗竭、又缺乏任何替代人力的情況下，最終他犯下殺人行為。
陳正芬表示，「老老照顧」在臺灣社會十分常見，老年人多抱持著「不想拖累子女」的想法，卻也因此產生另一種照顧壓力。
圖片來源／Unplash
另外，在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案件中，陳正芬則觀察到兒子殺害母親的案件占比最高，反映了另一種結構性的壓力來源。他們多半正處於勞動與經濟責任的高峰期，當照顧責任突然落到身上，便被迫辭去工作，造成照顧角色與社會角色的劇烈衝突。「男性照顧者一方面被期待成為盡責的『孝子』，另一方面卻又因退出職場而承受被視為 loser 的社會眼光。」她這麼形容。
此外，陳正芬也特別提醒，還有一個相對少被討論、卻風險極高的群體——「老年照顧成年失能子女」。在這類關係中，照顧者與接受照顧者長期共處，照顧責任幾乎無法轉移，但隨著照顧者年齡增長、身體機能衰退，對於「如果我倒下了，那孩子怎麼辦」的恐懼不斷累積，風險也隨之升高。
陳正芬總結道，這些案件都有著高度相似的心理與生理輪廓：長期睡眠不足、情緒耗竭與身體疾病，對照顧未來的強烈恐懼，以及缺乏替代人力，感覺永遠無法休息。這些因素交織，使照顧者一步步身陷高負荷照顧的隱形危險帶。
在陳正芬看來，臺灣已有健全的長照制度，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支持往往來得太晚——多半是在照顧者已經瀕臨崩潰時，才作為「最後防線」被啟動。她指出，過去十多年來，政策與倡議已逐步讓家庭照顧者從「不敢用服務」，走到「願意使用服務」。2025年甫上路的「長照3.0」，也更進一步擴大喘息服務的適用對象並降低負擔費用等。但此刻面臨的卻是另一個更棘手的關卡：照顧接受者的抗拒心理。
在許多長輩的想像中，使用長照服務意味著被拋棄、不被愛，這也讓照顧者即使知道資源存在，仍難以使用。陳正芬強調，這正是當前最需要被翻轉的觀念——使用長照服務，並不等於不照顧、不孝順，而是讓照顧能夠持續下去的一種方式。相反地，有使用長照的家庭，照顧壓力真的下降非常多。
因此，她認為若要讓支持真正進入家庭，關鍵在於提早介入，讓大家意識到照顧者服務是一種常規性的存在。無論是醫院、居家服務單位或社區據點，這些第一線服務人員，往往是最早接觸、也最有機會觀察到照顧者狀態變化的人。
「在照顧悲劇發生之前，照顧者都曾默默釋出過求救訊號。」但照顧者的求救往往是零碎而隱晦——向鄰居抱怨「真的沒力了」、在醫院走廊悄聲問社工「可不可以有人過來幫忙幾天」，或當被問到「你還好嗎？」後崩潰大哭。
「倘若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與居服者，都僅專注於接受照顧者的病況與服務流程，那麼照顧者的求救訊號就很容易在體系中被忽略。」陳正芬強調，醫院其實是辨識高風險照顧者的重要場域——許多照顧者因為接受照顧者需頻繁就醫，長時間陪伴在側。若醫療人員能在既有流程中，搭配簡短、低門檻的照顧者狀態檢核，而非等待照顧者主動求助，就有機會及早啟動後續支持。
在醫療歷程中，患者始終是核心。然而，若能適時將照顧者一併納入關懷，便是在既有體系中，換一種方式看見照顧者的存在與需要。
圖片來源／Unplash
除了辨識風險，更重要的是真正把服務帶進家庭。陳正芬發現，「到宅照顧技巧指導」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介入。這類服務從實際照顧困難出發——如何翻身、如何抱移、如何減輕身體負擔，或調整照顧用品的使用方式。在不需要照顧者先說出「我撐不住了」的情況下，專業人員就可以進入現場，也更容易讓照顧雙方所接受。
陳正芬分享一個案例：「有位阿嬤長期照顧臥床的先生，情緒暴躁，甚至出現對先生不當對待的行為。直到社工到宅後，才發現問題出在哪。原來，阿公全天包尿布，阿嬤為了節省，晚上仍使用一般型尿布，導致每晚滲尿，必須更換床單。長期下來，阿嬤的情緒累積到瀕臨崩潰。直到改用夜用型尿布，阿嬤不必再每天洗床單，情緒也變得穩定。」
陳正芬形容，這樣的到宅介入就像一個「破冰工具」，讓原本抗拒資源的家庭開始建立信任。由於這類服務並非長期進駐，主要目的是改善照顧方式，同時讓專業人員辨識風險，了解照顧者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喘息服務或心理支持。
拍攝／汪正翔
「我們都會老去，都可能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成為照顧者或接受照顧者。」
陳正芬堅信，打造一個能承接照顧風險的環境，從來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在制度建立之後，第一線人員需要更敏感地辨識訊號，家庭也需要知道如何使用相關資源。
當社會能更早看見照顧壓力，讓求助成為一件日常而非最後手段的事，照顧悲劇，或許就不會成為我們理解照顧問題的起點。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汪正翔
編輯／馬藤萍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庭照顧者專線資訊：0800-507272
研究來源
陳正芬（2021）當照顧變為「殺害」：脆弱照顧者的困境與社會對話歷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正芬（2019）。照顧者的求救訊號？照顧悲劇的建制民族誌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正芬（2017）。看見照顧者？不同組織特性下的家庭照顧據點模式之發展與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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