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上第一本護照，中國人也搶著要？臺大王泰升帶你回到那些年

當你鳥瞰總統府，會發現建築結構呈現標準的「日」字，過去臺灣藏著怎樣的故事與過去？
圖片來源／Google maps

英國法律史、德國法律史、日本法律史通通都有，就是沒有專屬臺灣的法律史，既然這樣，只好自己來打造！1990年的臺灣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任何以「臺灣」為名的學問在當時都相當敏感，但一名在美國留學的法學院研究生，卻無懼各方壓力，下定決心返臺踏上這條人煙稀少的研究蹊徑。他正是提出「人民觀點的臺灣法律史」的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王泰升教授。

從空中鳥瞰總統府，建築結構是一個標準的「日」字；同時再把Google maps拉遠，會發現臺灣大學的正門剛好朝向東京。「光是調整觀點，就能看見不一樣的歷史。」王泰升這麼開場。

抗日以外──人民觀點的臺灣法律史

馬關條約日文本。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時間回到1895年，馬關條約在臺灣海峽劃出一道國界線：海的這頭，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另一頭是大清國領土。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在臺灣留下了複雜多面的歷史痕跡，然而過去的教科書談到日治臺灣史，往往以抗日運動作為敘事主軸，銜接到戰後國民政府「光復臺灣」。王泰升指出，這正是受限於特定國族史觀的故事。抗日只是日治臺灣的其中一面；而且抗日運動者的動機多樣，並非全為「回歸清國」。

「鑽研歷史必須回到當時的情境、採取時人的觀點看待事情，不應該強加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觀。」他說道。

王泰升從「人民觀點」與「臺灣主體」兩軸線重新出發，嘗試回到日治時期臺灣平民視角，看見不一樣的歷史。他親自遠赴日本政府部門蒐集歷史檔案；或到臺灣各地方法院的閣樓與地下室，尋覓蒙塵已久的舊時判決書原本，從中挖掘出許多突破框架、妙趣橫生的故事，逐漸搭造起「人民觀點的臺灣法律史」。

結合本身法學專業與嚴謹歷史考證，王泰升主張日治時期與其說是「異族統治」，不如理解為「異制統治」：從傳統王朝政權（清朝）到現代殖民帝國（日本），臺灣人經歷了一場傳統與現代的衝擊洗禮。日本帝國引進「現代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與現代化的「法院」，這些制度如何改變當時人民的日常生活？

王泰升從「人民觀點」與「臺灣主體」兩軸線重新出發，遠赴日本蒐集政府檔案，在臺灣找到塵封已久的判決書原本，用心拼湊「人民觀點的臺灣法律史」。
攝影／林俊孝

換個角度：從清治踏入日治，一名臺灣人突然擁有「日本國籍」，對他來說代表著什麼？以往熟悉的「衙門斷案」傳統忽然換成「現代法院」體制，臺灣人如何適應和學習？透過解答這些問題，王泰升的研究提供了一幅更為完整、立體的日治臺灣史圖像。

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

在清代中國制定現代意義的國籍法以前，漢人大多活在傳統的天下觀裡。對他們而言，國家、國民、國籍，都還是新鮮陌生的現代觀念。在此脈絡下，臺灣人如何在馬關條約生效後兩年的「國籍選擇期」內做出抉擇？「他們知道自己在選什麼嗎？」王泰升問道。

依現代觀點更是難以想像，一名新竹人竟然在辛亥革命至中日戰爭間，動盪的中國變局裡靈活轉換國籍，一生擁有數個不同的國籍，甚至當上滿州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王泰升點出，當「國籍」初次登上臺灣與中國的歷史舞臺，一般人民最先關注的其實不見得是國族糾葛，而是這個身分將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什麼好處或損失。

如果回到日治時期，現場訪問一名經常往返中國的臺灣人，他可能會笑著說：「『日本國籍』真是好東西，連中國人都想要！」

中國人也搶著要的「臺灣護照」

日治時期，臺灣人必須向政府申辦「大日本帝國外國旅券」才能穿越國界，前往中國探親或經商；這就是臺灣史上第一本護照。帶著旅券，入境中國，臺灣人便成為日本外務省標記的「臺灣籍民」，表示隸屬臺灣殖民地籍的日本國民。

不過，「臺灣籍民」其實僅是日本為了方便管理在境外的國民所設，當時日本國內（包含臺灣）並不存在「臺灣籍民」這種身分類型，遑論認定「臺灣籍」。當時的臺灣人在法律上被稱為「本島人」，以區隔稱為「內地人」的日本人，具濃厚殖民色彩。

日治時期臺灣人必須有「大日本帝國外國旅券」才能穿越國界到對岸中國做生意、探親，也正是臺灣的第一本護照。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日中雙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保障日本國民在中國境內享有免除稅賦、領事裁判權等身分特權，臺灣籍民也享有這些福利。不用繳納地方稅，無須害怕地方官吏找麻煩，加上與當地語言文化相通，臺灣籍民在中國做起生意左右逢源。

見到「臺灣籍」有利可圖，許多中國人紛紛眼紅，用盡手段想「成為臺灣人」：有人趁馬關條約剛簽訂，入籍政策較寬鬆時取得臺灣的戶口；有些人乾脆偽造旅券，「冒籍」假扮成臺灣籍民。

依據1907年日本駐廈門領事記載，中國境內的臺灣籍民五年內多出兩倍，但其中多數人都是魚目混珠；甚至有報告指出每十名臺灣籍民中僅有一、二人是真正的臺灣住民。如此亂象，一直到日本完成臺灣戶口調查，並開始嚴加整頓、註銷不符規定的籍民，才得到解決。

臺灣人基於國民身分受日本政府保護，還有更戲劇化的例子。

1923年九月，一群臺灣人和廈門當地惡霸集團「吳派」發生衝突，有同夥遭到對方綁架，心急之下，他們主動向日本領事館求援。本於保護國民的義務，日本政府隨即派遣軍艦從澎湖馬公出港，由陸戰隊登陸廈門，執行「護僑」任務。最終，靠著日本領事出面與當地軍閥交涉，才讓這樁「臺吳案」平安落幕。

根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指出，1923年日本派出馬公港出發的三艘軍艦及70名陸戰隊前往廈門「保護臺灣人」。
攝影／林俊孝

另一個例子，是一家五兄弟的爭產糾紛。馬關條約讓分居臺海兩岸的五兄弟成了兩國人，三名中國籍的哥哥向政府主張：根據中國法律，不動產必須由我國國民持有，但兩個弟弟如今已是日本人，無權繼承土地家產。日本領事這時也站出來為弟弟辯護，堅持清國政府仍應承認臺灣籍民的土地所有權。「相較於現在，當時臺灣人在中國，簡直是特權階級。」王泰升感慨道。

這些學校課本不教的故事，都反映日治臺灣並非「抗日」那麼簡單。

臺灣人的國籍經驗，反映殖民地歷史的複雜性

當然，就算日本領事曾維護臺灣籍民的權益，也絕不代表帝國政府對臺灣人、日本人一視同仁。稱為「臺灣籍民」而非「日本籍民」，就是因為日本對內的差別統治。王泰升強調，日本只是在處理對外事務時，為了彰顯本國外交權不得不出手保障「國民」；身在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民，實際上仍是「二等國民」。

國籍，也將臺灣人捲入無情的戰爭。王泰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從臺灣徵召或招募超過十三萬名「日籍臺灣兵」，亦即基於日本國籍而參與戰爭的臺灣人，從國籍、法律的觀點，不宜稱「臺籍日本兵」。這些臺灣人為殖民帝國的好戰付出青春歲月以至生命的代價，異鄉罹難者數以千計。他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日本戰敗後，這些當年為其所屬國家服務的臺灣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淪為戰犯，甚至成為中國國民政府眼中的「皇民」、「漢奸」遭關押或批評，如今看來並不公平。

臺灣人以日本國籍參與二戰，相關數據各方說法不一。王泰升親自到日本防衛省圖書館彙整軍方內部統計資料，算出軍人、軍屬共十三萬人，但資料並未包含軍伕人數。可以想見，實際上投入軍務的臺灣人遠遠多於這數字。

經過一番考究，王泰升結論道：「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在日本這個現代國家統治下，已經擁有現代的國籍身分，卻缺乏核心的國籍觀念與完整的國家認同。」為什麼？他的解釋簡單俐落、意味深長：「因為當時的臺灣人，並沒有自己的國家。」

日治時期的殖民現代性為臺灣帶來許多歷史糾結，並非學校課本教的那麼扁平。這些被遺忘的故事，仍須後繼研究者持續探索，才能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與記憶中。

1945年，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之會場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意謂著由同盟國對臺灣進行軍事接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從「衙門」到「法院」：臺灣現代司法體系的起點

臺灣人在日治時期初次聽聞「法院」、「判官（法官）」、「辯護士（律師）」，這些詞彙標示現代司法體系的出現，人們處理紛爭的方式即將改變，司法正義觀也可能隨之蛻變。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在法律上面臨著從「衙門」到「法院」的歷史轉捩點。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過去臺灣人產生糾紛，找「衙門」解決。就如我們對「包青天」的印象，傳統臺灣廳、縣衙門的運作方式，是人民直接向「正堂」，即聽訟的地方官員陳述事實來龍去脈，由官員參酌人情義理後進行裁斷。當時的地方官府集行政和司法於一身，處理訟案主要是為了平息糾紛並維持地方秩序，而非體現法治，因此衙門斷案視情況權宜變通，不受清朝法律《大清律例》拘束，是傳統司法運作常態。

至於現代司法體制，法官扮演完全中立且依法審判的角色，由當事人兩造組織有利自己的證據，提出相應的法律主張。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當事人最好聘請專業律師才能保障自身權益。此外，若涉及刑案，應該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擔任原告，追訴被告罪責，檢察官和法官的角色不相混淆。

理想上，這套體制落地在臺灣，能讓人民知悉「現代司法正義觀」進而邁向法治社會。然而對日本帝國來說，推動現代司法改革畢竟不是治臺重點。基於節省成本，日本並未在臺廣設地方法院，且大量運用混合新舊司法觀念的制度──地方官員為了減少法院案件負荷，常用官威強迫當事人完成「調停」(即調解)，簡直像衙門的官老爺；「犯罪即決制」更賦予警察官為多數刑案直接定罪的權力──這些做法，等於又走回清治衙門的老路。

日本殖民統治為臺灣司法體制與司法正義觀的現代化開了頭，但變革成果仍相當有限。王泰升分析，日治臺灣人對現代司法觀念的學習，有兩個阻礙：一為包青天式的傳統司法正義觀，另一則是執政當局根本缺乏推展現代法治的誠意。

從法律史觀點看臺灣司法改革

王泰升從研究成果帶出的反思，恰好觸及臺灣近年「司法改革」議題。2020年7月22日，欲擺脫參審、陪審制之爭而提出的《國民法官法》連夜三讀通過。立法者期待人民作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能發揮法治教育的功能，也可望回應社會大眾對「恐龍法官」的質疑。

王泰升自問：「1895年的臺灣社會出現兩個院：醫院(病院，びょういん)和法院，到今天，人們顯然對法院比較不滿，為什麼？」除了業務性質不同，他從法律史觀點提出另一種見解，如今臺灣社會對法律、法院、法官的不信任，或許源自於日治到戰後的這段歷史：日本殖民政權、國民黨政權接連利用法律作為威權統治工具，而未積極實踐現代法律體制背後的精神，讓法成為保障人民、為人民而存在的體系。

王泰升進一步指出，臺灣從政策立法到學術研究，官、學二界也都不夠重視人民的法律經驗。立法院的立法理由書，常納入各國法律條文經過拼裝重組後完成立法，卻忽略這些條文在該外國從何而來、為何而來，背後的社會條件與價值追求是否符合臺灣的需求。「不是說不能引進外國條文，而是我們沒有認真去瞭解外國的脈絡。更重要的是，沒有認真去瞭解自己的脈絡。」他說道。

王泰升希望成為「臺灣人的律師」，以島嶼上曾發生的歷史為本，為他的當事人──臺灣人民追求最大利益。
攝影／林俊孝

臺灣法律史，是法學與歷史學的交匯，也是王泰升視為己任的學術職志。為了鑽研歷史，他當年毅然決然放棄做律師，繞了一圈，卻發現「做歷史」與「做律師」的異曲同工之妙：兩個工作都需要蒐集事實、梳理脈絡、提出主張。兩個領域的專業能力，恰好相得益彰。而歷史研究不可能沒有「觀點」，就如律師的職責在於維護我方當事人的權益，身為臺灣法律史研究者的王泰升期待可以成為「臺灣人的律師」，要以島嶼上曾發生的歷史為本，為他的當事人──臺灣人民追求最大利益。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受訪人簡歷
王泰升自述，1990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校園見到圖書館窗外櫻花滿開，展現出生命的美麗，激起內心對理想的嚮往，讓他決心放棄律師的人生坦途，投入臺灣法律史研究的蹊徑。所幸回國時，臺灣已邁入自由民主化的時期，知識探索的禁區正逐步解除，歷經三十年光陰，王泰升的研究成果逐漸受到肯定。

獲獎紀錄：
2020年，第23屆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獎。
2018年，《去法院相告》第7屆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
2013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終身成就獎。
2005年，第48屆教育部學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