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藥藥方中，當歸是很重要的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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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貞德談到：「在華人世界男女有別的醫療論述下，所謂女人以血為本，男人以氣為本，還是相當普遍的。」臺灣有些傳統男性，如今仍堅決不吃、不喝以當歸為君藥的四物湯，認為那是女性才服用的滋補品。

當歸在中國：曹操的頭痛藥變成女人要藥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歸最早並非「女人藥」，用途廣泛，因為通血止痛，東漢末年的曹操頭痛時就喝當歸湯。當歸也常用於隱喻求才的禮品（暗指「你當歸來」）。到了明代，《本草綱目》紀載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才愈發性別化。

除了中、日韓各地對當歸的使用和觀念，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變之外，當歸也曾於清末走出國門，成為了國際醫藥市場上的一部分。李貞德爬梳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當歸在歷史上被人們運用的變化，也揭示了醫藥文化交流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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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人方自晉唐時期開始萌芽，到南宋時期得以確立。」李貞德指出，傳統中國醫學中的性別化身體觀影響深遠，前人多有研究。從5世紀陳延之的《小品方》中首見婦科篇目，到7世紀孫思邈的《千金方》申述婦人獨立成方的理論基礎。南宋時期的陳自明在著作《婦人大全良方》（1237年）中強調「凡醫婦人，必先調經」，發展出「婦人以血為本」的身體觀，並依照經、帶、胎、產的順序編排專著後逐漸確立。

不過，這一性別化的身體觀在明代有所轉變。到清初的《醫宗金鑑》（1742年）的〈婦科總括〉中，破題已直接寫道：「男婦兩科同一治」，主張除了女性身體之特殊情況如經帶胎產之外，其他疾病與醫療基本上與男性無異。

而當歸在中國本草書中被視為「女人要藥」，李貞德從當歸在婦科中的用途和觀念的轉變，進一步追查其在日本、韓國，甚至德國的傳播和運用情形，考察當地人學習傳統藥材新知和使用案例，並一窺其中的性別面向。

當歸在日本：究竟是不是治血之藥？

日本現存最早的本草書是918年深江輔仁的《本草和名》，其中稱當歸為「也末世利」、「宇末世利」、「加波佐久」或「於保世利」。李貞德說：「《本草和名》的著作旨趣在說明中國本草書所提藥材在日本當地如何稱呼。比較像是一本雙語辭典，目的在名實之間的對照，而非說明本草藥物性味主治。」書中雖指出中國書中的當歸就是日本稱為世利（ぜり）的草藥，但並未介紹此藥究竟有什麼功效，又是否和治療女性相關。

大概要到1546年、日本戰國中期的京都名醫南条宗鑑編撰《撰聚婦人方》效法陳自明書，依經帶胎產的順序安排對治各種疾病。上卷即討論調經與月水不調的問題，並稱：「婦人以血旺氣衰為本」，若男女對言則稱：「男子以精為主，婦人以血為主」。

「南条宗鑑的時代，日本醫生經常留學中國，後來被稱為後世派始祖的田代三喜（1465-1537），就曾前往明帝國12年，帶回當時流行於中土的金元醫學知識和醫書。」李貞德進一步提到，田代三喜在論婦人時，破題先以「女十四，月水行」和「男十七，精汁行」對言，並且指出男女常用藥物有別，而當歸正是女性常用的十多種藥物之一。

田代三喜是日本戰國時期的漢醫學家，被視為日本後世派醫家的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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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8世紀古方派的吉益東洞（1702-1773），卻在他的《藥徵》中表示：「仲景之方中，用當歸、芎藭者，所主治者，不可的知也」，又說張仲景治療血病的藥也未必用當歸。如此一來，當歸是否治血都不一定，就更談不上是以血為本的女人最重要的草藥了！

於此，李貞德提供了一個小結：「當歸和血的連結，在古方派大師的論說中被切斷了。那麼它和女人之間的關係還能維持住嗎？今日漢方醫學有稱婦科三大成方的，包括當歸芍藥散、加味逍遙散和桂枝茯苓丸，前兩者都以當歸養血著名。如此看來，本草藥論、大師醫方和俗語通說之間錯綜複雜的呼應和歧異，在日本和在中國一樣，需要分別釐清，繼續追究。」

當歸在韓國：鄉藥自有脈絡

朝鮮半島自高麗（918-1392）至李朝（1392-1910）時期國內提倡「鄉藥」，不僅編纂方書，並且普查全國藥材，嘗試以本土物產療病救急。不過李貞德指出，朝鮮半島官民大多仍以中國的藥材為貴：「自4世紀起韓國便有和中國醫藥交流的紀錄，根據目前的出土文獻，當歸至遲在7世紀時就已隨著《本草經》的東傳而為朝鮮人所知，並且從13至14世紀高麗王朝編纂的《鄉藥救急方》最末的《方中鄉藥目草部》看來，半島人民已認定土產之『旦貴草』即中國之當歸，並納入救急方劑中使用。」

雖然因為史料闕如，李貞德坦言目前尚難得知朝鮮半島的人們最早何時取得中國當歸實物？如何比對外來品種與本土物產？又怎麼判斷兩者性味功能相同，故可以放心地將俗名「旦貴草」的鄉藥納入包含當歸的中國醫方中治病等問題。不過《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中約百條提及當歸的史料，巧妙地說明了當歸在半島醫療文化中的位置。「從《實錄》中當歸史料出現的順序，可以看到剛好呈現了一種從唐藥到鄉藥、從外交贈禮到土產藥用的發展軌跡。以及從詳細規範採收、傳輸和備料方式，到後續和劑治病且運用自如，其中中國本草醫方的影響，明確可見。」

如在 1434 年《李朝實錄》中的採收規範提及，屬植物根部的當歸帶土洗淨與否，既關乎藥材品質，也牽涉到賦稅的份量，這部分議論在中國本草書中少見。另外1433年下頒全國的《鄉藥集成方》，除了原原本本地抄錄中國本草經典外，也特別選取了當時作為朝鮮醫學教材的《婦人大全良方》中的備料原理原則，按部就班地指示當歸的處理方式。

《李朝實錄》（又稱《朝鮮王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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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之後，當歸再度出現在《李朝實錄》時，已不只是外交贈禮或本草藥論，而是入藥和劑、運用自如。所治之病，包括濕寒腳氣、心熱發火、外傷疼痛、孕產昏眩，乃至狂疾等等。雖然部分用法難以直接對應中國方劑，但大部分都可以在東傳的中國典籍中找到根源，特別是止痛與安胎，《醫方類聚》（1445）記載治一切心痛時，曾引明代《壽域神方》以胡椒加乳香研末，建議：「男用生薑湯調下，女用當歸酒調下。」反映了當歸自初登歷史舞台以來的主要功效。

不過，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特色醫學「四象醫學」出現時，並未以男女老幼的分類方式思考人和疾病、藥物的關係，在陰陽四象的框架下，當歸並沒有被視為女人要藥，而是「少陰人」的用藥。換言之，關於當歸知識在東亞的傳播，並非總是和女人有關、也未必如中國傳統和婦科醫學相聯繫。

當歸傳歐與返華：文化與醫藥的碰撞

李貞德提到，她曾將當歸從曹操的頭痛藥發展到李時珍所稱女人要藥的歷史變化，在國際會議上發表，引起了曾經鑽研中西醫藥交流的學者的關注。他們提醒她，不僅在中國，當歸也曾被介紹給西方世界，她一查資料，才發現當歸曾經跨洋赴歐，被德國藥廠製成浸膏、「大獲其利」。

德國？當歸跑那麼遠嗎？

後續李貞德親自前往德國默克藥廠（E. Merck）的檔案館爬梳資料，發現德國的漢學家夏德（希爾特，Prof. Dr.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曾於1870-1896年間擔任德國駐廈門海關官員，在中國發現了當歸的藥用價值，並將當歸引入德國，與默克藥廠合作，開發了治療經閉、經痛的新藥「Eumenol」（中文譯名多作「優美露」），默克藥廠的檔案資料甚至指稱當歸是「西方世界此前不見的安全通經藥」。

李貞德解釋說：「所謂安全的通經藥，就是不能變成打胎藥。夏德在中國發現了當歸，介紹給歐洲人，德國藥廠提煉後，成功研製出安全無毒，能有效通經、治療痛經，但如果懷孕了也不會造成流產的藥物。」

默克開始大量生產並銷售當歸製成的通經藥到世界各地，這種跨國藥物交流到後來不僅回銷中國，也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和經濟上的侵略，並開始推動本土化的當歸提取和製藥技術，試圖與德國的藥品競爭。當時，默克藥廠生產的當歸藥品價格高昂，而中國本土的當歸資源卻相對豐富。中國本土藥廠崛起，採用蒸餾法和冷浸法等技術，開始大規模生產當歸製品。

19世紀末以來，中國遭受歐美列強的政治和經濟侵擾，有志之士莫不積極尋求國富民強，李貞德指出，這種情況也延伸到醫藥領域。傳統中醫有「十方九歸」的說法，意思是當歸可以用在非常多的醫藥配方中，又因為它調血、治療血病的功能，而被視為「以血為本」的女人要藥。然而，德國的優美露強勢來襲，當歸的性別角色更加強化了，中國藥廠為了與之對抗，也不斷宣傳當歸調經是為了能促進生育。1940年代對日抗戰期間，強國保種更加重要，藥廠的宣傳廣告中，當歸幾乎變成一種促進人口增長、強健國家體質的婦科靈藥了。」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
攝影／陳怡瑄

醫藥史上當歸的意義

當歸在古代中國，最早被用於治療頭痛及作為贈品，後來逐漸成為婦科常用的藥材。日本、韓國則自古與中國有醫藥交流，當歸在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的應用，都反映了中藥在當地的接受與轉化。

清末民初，當歸輸出德國，製成藥品，販售全球，甚至回銷中國，引發了中國對本土藥材的重新認識和推廣，成為強健國家體質和提升人口的象徵。這一過程不僅展示了藥材作為一種「物」在全球的應用，也反映了文化與經濟的交融與衝突，更提醒我們物與人之間關係的互動變化。

李貞德的跨文化藥物史研究，展示了醫藥文化如何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而發展和變化。當歸作為一種植物藥材，其應用從傳統中醫，到現代製藥，再到全球銷售，體現了文化交流和市場動態的複雜性。這不僅是對醫藥史的一次深入探索，更是對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生動描述。

不過李貞德同時也提到一個關鍵：「若以當歸為例，從用藥的角度切入，則東方醫學傳統中性別化身體觀的有無、發展，及其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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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的指尖輕叩桌子，像書裡有些字詞被作者用粗大的黑圈點在旁邊加強、圈點，被加強的關鍵詞是：東北幫。此乃戰後擁有中國東北經驗的臺灣人組成，首位任職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臺灣人郭松根即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榮退前夕，歷時30年研究的扛鼎之作《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正式出版，兩冊厚磚書豐富地呈現臺灣人赴中國東北，在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學醫、行醫、任公務員等經驗，並追蹤他們及下一代經歷戰後的生活與認同。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早在兩年前於日本付梓，再經磨洗，許多資料陸續出土、照片調整，讓書再次亮相時更為厚實、精美。
攝影／馬藤萍

論述建構固然重要，不過，許雪姬認為口述歷史為後來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搭建穩固基石，是首要前提。她長年追著受訪者蹤跡，跨越半個地球採訪，扎實積累口述史著作《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與《離散與回歸》如銅幣正反兩面，勾勒臺灣人在滿洲國的身影。

從追尋家族故事到口述史

許雪姬關注滿洲國的臺灣人，與從小聽說的幾則家族故事頗有淵源。「我的堂姑媽是牙醫，先生京都帝大畢業、在哈爾濱的滿鐵分公司工作，他們在那裡結婚，後來堂姑媽難產過世。她的故事一直在家族中流傳。」

往後許雪姬取得日本時代的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記錄當時臺灣人護照申請與移動，她從旅券拼湊當年婚禮——「堂姑媽的媽媽帶她去結婚，由男方的姊姊主持婚禮，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旅券名單上。」

不僅傳奇般的堂姑媽，許雪姬的四叔在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就讀。但1949年以後音訊全無。家人輾轉打聽，得知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四叔動身到哈爾濱，在當地最好的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學俄文。「我有機緣去東北很多次，多少想能找到認識他的人，但是從來沒有遇到。」她猜想四叔不是東北人，出外人比較沒有地方關係，即使家人把四叔資料交給對岸的臺聯，仍沒有音訊。

「十幾年過去，我最小的叔父透過各種關係找，才知道四叔很早過世，大概50年代左右，經查證才知道死在瀋陽。」她說，「四叔影響我們家族很深。國民政府一直以為他還在中國，臺灣這邊資料沒有更新，所以我的父親、叔父們長期遭到政府監控。我爸跟我說過，每年要去警察局做紀錄。」

曾於1969年當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梁許春菊，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澎湖。1940年代在母校台南二高女任教，發現日人同事的薪水更多，於是隨丈夫前往滿洲國的當地醫院工作。她也是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一。
攝影／陳怡瑄

家族故事在心中播種，等到許雪姬擔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的執行秘書，開始訪談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由於她的澎湖親戚有曾隨丈夫一起去過滿洲國，成為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後在陳許碧梧女士的介紹下，進入東北會。就這樣我問甲，甲介紹乙，乙介紹丙，一個一個慢慢串連出去，陸續訪問了6、70個人。」

眼見訪談人物的聯絡網越來越大，欣喜之餘，一轉頭卻劈面遇上挫折——「我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知道這個人，約好時間，要去採訪時，對方卻過世了。或是對方記憶已經沒那麼好，每次講的可能不同，很多時候不只當場問，還要不斷打電話去確認。」口述史的最大敵人是時間，這是一份與時間競賽的工作。

累積「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到「在滿洲國的臺灣人」的許多訪問紀錄，口述史資料增加的同時，許雪姬也在想：應該寫成一本書。
攝影／陳怡瑄

「我一開始做口述史，希望能為這群在滿洲國的人做什麼，沒有想要寫成書。口述史變成一本書是一件大事，我們和坊間的口述史不同。」許雪姬翻開手邊的口述史篇章，道：「我們都有加註，表示和受訪者們對話。」這僅冰山一角，歷史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才是造就口述史的重要工程。「我的口述歷史從旅券、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學校的同窗名簿（案：畢業紀念冊）等累積起來。」她記得彰化女中的畢冊最詳細，上面不僅記錄哪位同學嫁到滿洲國去，連先生的名字、住址都有。

然而，有回許雪姬遠赴瀋陽檔案館查詢滿洲醫科大學的檔案，發現一大問題——「很多臺灣人的籍貫寫成福建、廣東，得進一步查找他們父親和保證人是不是住臺灣，要判斷是不是臺灣人很費力氣。」偽裝背後藏著一個時代原因是：當時醫專年限短，有些學校配合當地醫療情況增加人數，大學部設立專門部，如果戶籍是中國可免繳學費，於是臺灣人鑽漏洞，假裝中國人。不過時人萬萬沒想到，這卻造成一甲子後的研究困難和挑戰。

滿洲國為臺灣人製造醫生和公務員機會

臺灣人前往長年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與日本統治下的差別待遇有關係。「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只能拼高考，但當臺灣人遇到日本人成績同樣好時，也不一定考得上，所以臺灣人多少有怨氣。唯一比較公平的是滿洲國，日本人去的相對少，空缺也比較多，而且那裡對臺灣人的待遇相對較好。」

許雪姬在研究中發現，日治時代至少有三千多位臺灣人在東北，他們多集中在滿洲國的都會新京（今長春）、奉天以及關東州所屬的大連行醫開業或做生意。「當時去滿洲國的人知識水平是比較高的，大多臺灣人進入公務員體系，或當醫生。不會像是華南地區，臺灣流氓、黑幫利用日本人勢力去欺負當地人的情況。」

她說，當地人對臺灣醫生的印象不錯，除了同樣身為漢族，有些臺灣醫生會依病患收入調整費用，富人多收，貧窮人少收，還有些醫生自掏腰包買牛奶，讓貧窮婦人餵小孩。此外，臺灣人要去東北行醫，為了學會當地語言，往往先到臺灣人開的醫院實習，顯見同鄉彼此照應。

日治時代臺灣人很想當醫生，但報考臺灣本土的醫科大學競爭高。然而在滿洲國的醫科大學，招收名額更多、師資素質也好。一推一拉的結果，臺灣知青紛紛前往新天地尋找新人生。圖為20世紀初東北亞地圖，紅框為臺灣人居住過、到過的城市。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許雪姬曾看過一個故事：有位醫師晚上出門看診，半路遭土匪包圍，他不慌不忙，脫下身上衣物，僅剩一條褲子，土匪問他是誰？醫師報上姓名，土匪登時下跪道歉：「不好意思啊，以前我是工人，被你照顧過，實在是日子過不下去，才變成這樣的人。」土匪將東西全數還他，還護送醫師回醫院。

「醫生能快速提升經濟能力，照顧同鄉，或把家族一起帶過去滿洲國，又或者回來臺灣置產。」許雪姬調查他們的金錢去向，發現絕大部分人將賺來的錢寄回臺灣，照顧家族或買地；有些住在大連、旅順一帶的臺灣人，覺得那地方不錯，便留在滿洲國花用、置產，但1945年二戰結束後，那些在滿洲國置產的人財產全數歸零。

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

二戰過後，具滿洲國經驗的臺灣人會講北京話，有不錯的學歷，國民政府承認他們的學歷和執照，但卻不承認工作資歷。為此，有不少滿洲國醫生回返臺灣，要找工作，才驚覺臺灣大醫院的空缺早被佔滿，便只能去衛生所慢慢掙足積蓄，設法到外面開業。

前往滿洲國現代醫科學校就讀的臺灣人大約一、兩百人。滿洲醫科大學戰後改為中國醫科大學，圖為如今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大禮堂外貌，是過去的講堂和圖書館。
照片來源／許雪姬提供

過去，因為滿洲國特殊的歷史地位，難以被納入中國史或臺灣史的範疇。許雪姬舉例說：「我們會算清代臺灣有27個進士、日治時代臺灣人有32人高考及格，而滿洲國治下的臺灣人也有高考及格者的存在，但沒有人提及。」

「如果把滿洲國也放入臺灣史的範圍，我的意思是，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所謂屬人，只要是臺灣人，他移動的腳步所涉及的地點也應該包含在臺灣史以內。屬地是指任何來臺灣的人，無論是荷蘭、中國、日本哪個國家，也被列為屬於我們書寫臺灣史的範圍。我們希望要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時，有個臺灣人的立場，而不是日本或中國的立場。」

許雪姬語重心長，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與許雪姬相互陪伴30年來的東北故事雖已出版，然而30年的情深，或許有些故事還沒完，也完不了。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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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坤良，是學者、作家、舞臺劇編導，曾任北藝大校長、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文建會主委等文化重要推手。他書寫《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回憶漁港的童年時光，記錄下家鄉的文化與空間，至今仍有讀者按圖索驥，作為探索南方澳文史的地方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邱坤良教授。
攝影／汪正翔

人多，船多，魚多：大戲院般的生活場景

南方澳的歷史不過百年，1920年代日本人開港，後來漢人、琉球人也聚集到此，還有文獻上曾存在的原住民猴猴社。小漁村的移民社會，如同臺灣戲劇史的縮影。

戰後各地移民湧入，小漁村成了人船擁擠的大漁港。邱坤良說：「移居到南方澳的都是本地人，我們不會分本地、外地，觀念比較開放，我的成長背景也接觸到不同的族群。」

小時候沒有多餘的錢買玩具，只好自己動腦筋，邱坤良特別喜歡在南方澳空間漫遊，呼朋引伴從南方澳走到蘇澳，一群孩子走上50分鐘的路程，沿路經過日本神社、千手觀音，他就一路編故事，說給其他孩子聽。

媽祖廟、大戲院、造船廠，都是他的遊戲場。「南向仙台，恍見仙槎浮海上；天開聖城，恭迎聖駕駐江濱」，南天宮媽祖廟的聯句，是邱坤良記憶中最早能背誦的詩句。南方澳的金媽祖至今香火鼎盛，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也像是博物館、演藝廳，他在廟裡玩彈珠、看祭典，也在廟前戲臺看《姜子牙大破黃河陣》。

早在1971年就拆除的南方澳大戲院，更是孩子們心中的聖地，少年邱坤良經常站在戲院門口，求大人讓他進去看戲。他說許多「第一次」都在這裡發生，東華皮影戲、歌舞團、新劇、馬戲團，第一次看平劇《四郎探母》也在這裡。

「南方澳大戲院不像臺北那些一線戲院，專演西洋片或日本片的首輪電影，小鄉鎮的戲院什麼都包了！日本片、臺語片、好萊塢電影都有。所以我從小就不認為戲劇的內容是單一的，在這個空間裡什麼都可能發生」。

邱坤良書寫《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記下家鄉的文化與空間印象。
攝影／汪正翔

邱坤良說，南方澳經驗是一種大戲院般的生活場景，漁港、寺廟、戲院，熱熱鬧鬧。一場全村總動員的廟會，在他眼裡像是社區劇場，好久不見的姑姑姊姊都回來，小孩高興地到車站等人，「那種表演，是一群人做一件事，大家為了慶典團聚也像是一年一次的演出」。

在漁港長大的少年，高中後原本打算出海跑船，可惜暈船太厲害了，只好在聯考前夕發奮讀書，最後考上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系。

大學生踏過花街，遇見靈安社老子弟

退伍後，邱坤良返校就讀博士班，同時教授「地方戲劇研究」，他將課堂拉出教室，帶著中國文化學院國劇組和地方戲曲研究社的學生，走進大稻埕一帶歷史最悠久的北管軒社──靈安社。

「當時學戲劇，不是『現代』，就是『國劇』，沒有地方戲劇、北管、子弟團的概念」。那是1975年，邱坤良形容學戲青黃不接的年代，卻也是臺灣大學生第一次有組織、有意識地向民間藝人學習。

1960年代臺灣走向工業化社會，加工區和工廠一棟棟築起，結構化的上班型態逐漸和民間信仰活動的時間感脫節。加上政府推行國語運動，民間藝術活動被壓抑，直到1980年代後，才被重新看待。

邱坤良說：「1970年代的傳統戲曲是最自生自滅的，精緻的民間表演藝術都沒了，頂多出來『鬧熱』一下。」

學生們跟著靈安社的子弟學了十多齣北管戲，參與無數的出陣和擺場，在全臺各縣市登臺表演。這群扮相漂亮、嗓子好，又有京劇底子的學生，為靈安社注入新血，一演就是十年。他們從臺北保安宮演到臺南天后宮，北迴鐵路完工通車時，他們也在花蓮公演慶祝，這段參與觀察的學戲經驗，將對地方戲曲的研究由理論擴展至實務，身在其中認識民間戲曲的表演體系與社會功能。

中國文化學院的學生與靈安社在保安宮前演出子弟戲。
圖片來源／中央日報（民國68年5月21日）

邱坤良回憶，靈安社曲館位於歸綏街，是當時著名的花街。20多歲的大學生每回都要穿過營業中的紅燈戶，排練完還得趕回宿舍晚點名，「家長也是會反對啊，但當時的學生就是很單純，靈安社這段情感真的不容易！」

有人的地方就有戲

兒時在南方澳生活的空間感，讓邱坤良看戲不只是戲，他看的是戲劇背後的那群人，那些事。

「對我來說更重要，或更具有現代意義的，是一群人，組一個團體，一起做一件事。我一直以來就把戲劇民俗看成一個大的系統，在過去是很自然的生活經驗，從現代劇場的觀念來看又很前衛」。

早在先民社會，演戲就扮演整合情感、運作地方事務、表現個人才藝和娛樂教育的重要功能。演戲既是祭祀禮儀，還能處理鄉里人際關係，例如「演戲申禁」和「罰戲」。

邱坤良說，地方上會有一些公約，例如廟埕是公共區域，不能放牛放羊，違反者就會被懲罰，「輕的會擺酒席、捧檳榔當賠禮，重的就罰他出錢請戲班來演出，又貴又沒面子。當地方要公布這些公約，也會『演戲申禁』，這是最公開、也最有娛樂效果的社會制約」。

另外，還有過去臺南府城商民間的慣例「避債戲」。邱坤良說：「以前府城三郊（商業公會組織）會在除夕當天下午在水仙宮演『避債戲』，演到初一清晨，而且三郊規定不能討債，讓窮人看戲躲債，趁機喘一口氣。」

有人的地方就有戲，從這些例子都不難看出戲劇的儀式性與公共性。邱坤良不只看戲，更走遍戲棚下，自1960年代後期投入臺灣戲劇的田野調查，為臺灣的野臺、劇團、說戲人、樂師們留下珍貴紀錄。

臺灣，一座變幻多端的東亞舞臺

累積超過60年的田野經驗與文獻累積，邱坤良為臺灣戲劇寫下豐富著作：《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真情活歷史：布袋戲王黃海岱》、《陳澄三與拱樂社──台灣戲劇史的一個研究個案》、《台灣劇場與文化變遷： 歷史記憶與民眾觀點》、《台灣戲劇現場：抗爭與認同》，讓學術研究與大眾劇場相互映照。

累積多年的田野經驗與研究，邱坤良為臺灣戲劇寫下多本著作。
攝影／汪正翔

這幾年他正在撰寫一部臺灣戲劇史。從荷蘭統治、明鄭、清領時期，寫到日治、國民政府時期；從官府文人、民間戲班曲館寫到日治時期的新劇運動、戒嚴時期的臺灣劇場，記錄下曾在臺灣流傳的各式劇種。

根據邱坤良的爬梳，17世紀前看不到太多的戲劇史料，也少有研究者注意明鄭時期的戲劇活動。但自大航海時代以降，東西方強權競逐的大環境下，臺灣早期的歷史是充滿國際性與海洋性的。尤其是西方殖民為東亞各國的近代史揭開序幕，「西方海權國家的爭逐，讓『福爾摩沙』浮出世界舞臺」。

例如出身海盜的「國姓爺」，就是國際間充滿想像的臺灣象徵，「他是滿清眼中的海上逆臣，也是漢族尊崇的民族英雄，在日本劇場他是傳奇的英雄角色，出現在荷蘭人的臺灣故事中，又是殘酷的暴君模樣」。

同樣的，他關注的不只是舞臺上的國姓爺，還有處於清、荷、西、日等列國之間的臺灣戲劇。「從戲劇的角度，臺灣本身就是一座變幻多端的東亞舞臺」，17世紀東亞局勢詭譎多變，讓當時的戲劇活動充滿各種可能，「戲劇活動的場景不只限於臺灣、澎湖，也要注意當時周圍的國家、族群和戲劇現場的重構」。

攝影／汪正翔

寫下那些年的漂浪舞臺

回憶起跑田野的經驗，邱坤良說：「當時除非是念考古系，一般人沒什麼跑田野的經驗，我就是去親身體驗。」

就像童年在南方澳的空間漫遊，從這個點走到下一個點，看戲院、看寺廟，從內臺到外臺，看看臺上演些什麼，「看多了，你就知道有哪些戲、哪些團、哪些人」。他說沒有太大的目的性也很重要，會成為生活裡的自然產出，透過親身體驗轉變成能量，帶來一些感覺和震撼，也去感受時代的變遷。

邱坤良笑說，早期的田野很需要花時間認識，先交流感情，「前三個月不能馬上問東問西，因為有些人根本不理你，要先一起生活，讓大家習慣你出現在這裡」。

研究和創作都是累積。邱坤良說，要堅持一個空間，堅持一個寫作的方向，邊做邊調整，做久了就會看到成果。並且保持開放性的感受，用力吸收觀察，透過不斷的書寫建立風格，「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採訪撰稿／許越如、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黃詩茹

研究來源
邱坤良（2006）。台灣近代戲劇的「日本」研究（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邱坤良（2008）。台灣近代戲劇的「日本」研究（Ⅱ）（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邱坤良（2015）。臺灣戲劇及劇場史研究專書出版計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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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荻生徂徠的研究者與讀者，藍弘岳從語言、問題意識乃至寫作成書，由外至內，試圖將自己浸入日本江戶時代的文化脈絡。這樣的研究身影，對照以一江戶儒者讀出中國古代真味的荻生徂徠，兩人雖處不同時空，卻有巧妙映照。

藍弘岳認為研究日本思想史，除了語言能力，更要將自己浸入日本的文化脈絡。
攝影／汪正翔

荻生徂徠是何人也？

對臺灣讀者來說，荻生徂徠或許是個陌生的名字。

荻生徂徠（1666-1728）被譽為江戶時代的思想巨人。身為武士後代，徂徠的父親是將軍德川綱吉的侍醫，作為次子的他沒有繼承父業，因此多了發展個人學識的空間。悠游漢學、醫學、兵學的徂徠，因博文強識受到大名柳澤吉保的賞識，擔任政事智囊；並持續古籍注釋、儒學研究與私塾授課。漸漸的，徂徠豐厚的學識與著述使他發展出不同於朱熹等前人的儒學說，奠定了日後徂徠學派的基礎。

要談荻生徂徠，得先認識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武士統治、鎖國，或許是一般人從小說戲劇中理解江戶時代的關鍵字。藍弘岳說，江戶時代是日本歷史上相對和平的年代，武士統治，崇尚「文武兩道」，因此徂徠擔任大名智囊時，最初也注釋《孫子兵法》等兵書。

荻生徂徠被譽為江戶時代的思想巨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江戶仍大量吸收朝鮮半島與中國的知識文化。尤其明代的出版業發達，許多漢籍文本經由走私貿易輸入日本，因此經書註釋與章回小說都成為徂徠的讀物。

荻生徂徠成為儒者，也有其家庭背景與時代脈絡。藍弘岳說：「江戶時代哪些人會去讀儒學？有一部分就是醫生，因為儒學典籍和醫書都是由漢文寫成，醫者也需要懂漢字，江戶時代『儒醫兼修』者不少。」

然而，在徂徠龐博的知識體系中，藍弘岳最有興趣的，是徂徠如何閱讀漢文典籍，如何理解中國知識。

江戶儒者怎麼讀漢文？

「當時的日本儒者，以『訓讀』的方式閱讀漢文」，藍弘岳說道，他從書牆抽出一本古書，每行漢字的右側，都有一行略小的字體，寫著一、二、三等數字和記號，「一、二、三是『念』的順序，先念『一』前面的詞，『一』結束時要去找『二』，再接下去讀『二』前面的詞。這種方式叫做『訓讀』，所以日本儒者不會念漢文，也能讀漢文書」。

簡單來說，訓讀是一種用日文語法閱讀中國文言文的技術，將漢文轉化為日文的語序，再用日文念出來。因為中文與日文都有漢字，可以「看」，也可以「讀」，而且有不止一種讀法，「你可以用臺語讀、用北京話讀，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就是用『訓讀』去讀」。

藍弘岳強調，日語有著與漢文截然不同的語言邏輯，「江戶儒者以訓讀方式理解漢文時，其理解方式是不同於中國人的」。
攝影／汪正翔

訓讀背後牽涉的是不同語言、不同語序，乃至語言表達的聲音問題，「『文』可以用不同的『言』去讀，『言』是聲音的問題，利用訓讀念出來的聲音，直接變成『訓讀體』，就是將『漢文日語化』。但漢文本身的概念和相關思想也會影響日語，成為日語的一部分，於是形成了日本的『漢文脈』」。

另一方面，若把做為一種聲音語言的日語語詞和文法等理解為「和文脈」，則因日語中原本混入源於中國文言文的漢語詞和文法、文化的影響，因此「和文脈」中也存在「漢文脈」的影響。藍弘岳說：「『漢文脈」是就『文」的層次來理解，『和文脈」則是就『言」的層次來理解。』

藍弘岳也說，訓讀也是一種接近意譯的「翻譯」。這種閱讀漢文的方式，一度成為特定中世貴族官僚（博士家）中的私傳秘技，且多使用貴族語言，隨著時間演變，訓讀逐漸成為僵化的直譯方式，甚至讓人產生形式化的理解，而缺乏思考漢文文意中的微妙語意。

為什麼研究荻生徂徠，要在語言問題下這麼大的功夫？

因為荻生徂徠的思想開展，正源於他的讀書方法。藍弘岳說：「徂徠的貢獻也在於他指出用訓讀去讀漢文是不對的。因為訓讀是一種翻譯，是一種解釋，他認為應該要『直讀』漢文，才不會誤讀。」

所謂「直讀」，是以正確的漢文字義、語順解讀漢文，不過當時只有極少數的日本人有這樣的能力，「徂徠對訓讀的批評為什麼有名？因為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就算有意識到訓讀的問題，也不會加以批評，徂徠之後雖然開始有人批評，但實際上因爲當時鎖國，也不容易改變既有的習慣」。

藍弘岳收藏荻生徂徠編撰的字典《譯筌初編》。
攝影／汪正翔

荻生徂徠自稱「日本國夷人」！

荻生徂徠透過對宋學的批判成為儒者中的異數。藍弘岳以徂徠對朱熹注釋的批評為例，「徂徠透過直接閱讀漢文典籍和其古文辭學方法論，有自信自己比宋代中國人更理解三代」。

藍弘岳說，徂徠批評朱熹以理氣解釋《論語》、《孟子》，「朱熹認為『理』是普世的，但徂徠認為用所謂『普遍的理』去解釋古代聖賢思想是有問題的，因為每個人看到的『理』並不同。就像石頭有很多紋路，但每個人看見的紋路未必全然相同，古代聖人與宋代儒者看見與重視的也不可能相同」。

徂徠透過直讀漢文和其古文辭學方法論，自信讀出了三代聖賢的真意，「他認為《論語》是三代的思想，但朱熹限於時代脈絡，用宋代的語言和問題意識看三代。所以徂徠批評朱熹看不懂三代，他認為自己雖然是日本人，卻看得懂」。

藍弘岳強調，徂徠的特殊性在於他從語言中意識到江戶與宋代的時空背景差異，「而且德川日本是封建制度的社會，和三代一樣，徂徠認為秦漢以後的郡縣社會，其實不清楚封建制度社會如何運作。所以他批評宋代儒者隔著時代去看古代，不自覺地用宋代的視角去詮釋古代，所以他們對於三代的理解是有問題的」。

甚至，徂徠曾在書中自稱「日本國夷人」。藍弘岳認為，「徂徠認為我是日本人，是中國人眼中的『夷狄』，但我比你們更能讀懂古代中國典籍，他有一種自豪和日本認同」。

做為研究徂徠的「外人」

兩百多年前的徂徠自稱「日本國夷人」，在日本研究徂徠的藍弘岳也是個「外人」；徂徠有他的治學方法，藍弘岳也有他的研究軌跡。

回想初到日本，他本來要研究日本的老莊思想，「這就是帶著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才會想到的題目」，藍弘岳笑說。後來他跟著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的學生渡邊浩、平石直昭讀書，也在課堂上接觸到荻生徂徠的思想與作品，讀到徂徠對於宋學的批評，他才意識到和過去在臺灣學習的宋明理學、新儒家是那麼不同，問題意識也隨之起了變化。

藍弘岳於東京大學出版《漢文圏における荻生徂徠－医学・兵学・儒学》。
攝影／汪正翔

「我們對日本的理解都是從自己的問題意識出發，重視的是哪些東西從中國流傳出去？如何影響日本？但是那個『不那麼中國』的日本難道不重要嗎？」於是藍弘岳選擇將自己浸入日本的語言與時代脈絡，「我認為做為一個外人，應該更意識到從日本的內在脈絡，尤其是從江戶的脈絡去看荻生徂徠。同時，我們也要有東亞，乃至全球史的視野來理解江戶儒學」。

徂徠藉由批判訓讀，重新商榷閱讀漢文典籍的意義；藍弘岳則回溯江戶，以比較研究的視野探究當代臺灣、日本、中國的交織關係。

「王德威先生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確實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從齋藤希史等人的研究，我們或許也可以在某種限定意義上說『沒有明治，何來晚清？』，因為明治日本將西學翻譯為日文，許多日譯語詞、書籍乃至制度都影響了晚清的知識份子。」

藍弘岳接著說，「我認為從漢文脈的發展還可以說，『沒有江戶，何來明治？』明治是一個很有趣的時代，大量接受西學，各種知識交錯，前提就是兩百多年的江戶時代，雖然鎖國，但各種知識豐富發展，而其中許多知識、書籍是源於明清中國，特別是明代。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没有明代中國，何來江戶』？總之，在東亞漢文圏中，各種知識因為漢文的關係相互流通、影響，又有其在地化發展的一面」。

一種相對化且多元的觀點：荻生徂徠與臺灣的距離

當被問到，身為當代的臺灣讀者為何需要認識荻生徂徠？

藍弘岳想了想說，「一種將自己相對化看待的觀點吧。我們透過閱讀日本儒學，提取一種將中國知識相對化，且多元看待的觀點」。就像徂徠認識到古今的時代差異，藍弘岳認為可以試著從日本脈絡理解中國知識，跳脫以中國為中心的角度，以更多元的視野看待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從周邊看中國是重要的，但這個身為周邊的日本到底又是什麼呢？透過荻生徂徠的研究讓我思考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說，對一個研究日本的外國學者來說，試著從日本中心來理解日本也是重要的」。透過荻生徂徠思想的研究，藍弘岳希望有助於臺灣讀者從更客觀多元的角度理解、面對中國。

藍弘岳認為，研究思想史應該有全球史的視野，同時從該思想發生的時代、語言、社會脈絡進行理解。
攝影／汪正翔

回望這一路的學思歷程，與江戶的思想巨人相遇，藍弘岳笑稱，「一開始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後來是騎虎難下」。剛開始，他並不知道荻生徂徠在日本的先行研究是如此龐大，且每位研究者都是難以超越的思想巨峰。

「既然選擇了這樣一位『巨星』，好處是會隨著他而成長。尤其徂徠本身很博學，為了要懂他，知識視野會不斷被拉開。而且要懂先行研究怎麼看他，就必須讀懂先行研究背後的知識，例如丸山真男的徂徠研究，背後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問題意識，我就這樣被帶著去不同的領域讀書」。

面對荻生徂徠，藍弘岳說還有太多議題值得探究。「如果你選擇這樣一位研究對象，而且沒有半途而廢，就會隨著研究拓展視野。用比較複雜的觀點理解問題，也學習他看待問題的方式」，他笑說，「某種程度，我也成為徂徠學派了」。

採訪撰稿／阮芳郁、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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