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林政楠笑著說：「他們不一定是故意的。」他解釋，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黨之間不只是彼此競爭的對手，也可能是潛在的合作夥伴：選前得各自搶票，但選後仍要保留談判空間。於是，「立場彈性」成了一項重要的政黨生存技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林政楠副研究員。
拍攝／翁佳如

選前：有時說清楚，有時故意模糊？

在選舉期間，政黨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要在有限時間內說服選民支持自己。但問題是：「要說得多清楚，從來不是單純的誠實與否，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林政楠指出，當政黨提出明確的承諾，雖然有助於建立形象，與其他政黨產生區別，但也同時承擔了更高的風險。「當你講得越具體，選民就越容易用同樣具體的標準來檢驗你。」

類似的情況在民主國家中屢見不鮮。林政楠舉例：愛爾蘭的統一黨（Fine Gael）就曾在2011年的競選時，針對當時嚴重的病床不足、急診室壅塞等醫療資源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改善承諾。但在實際執政後，卻因成本過高與經濟因素，最終未能兌現承諾，也因此在下一次的選舉中付出代價。

林政楠表示：「選民不只是『聽政見』而已，更會在之後用政見來追責。」換言之，清楚的政見也許是一種優勢，但也可能成為政治包袱。

也因此，政黨往往不會在每項議題上都採取明確立場。林政楠指出，尤其在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常態化的制度下，政黨需要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若過早鎖定立場，會限制未來聯合治理的可能性。

「今天是競爭對手，明天很可能就變成合作對象。」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話，不只是對選民說的，也是在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本圖為情境示意照，非實際政治人物。）
圖片來源／Unsplash

臺灣在兩岸議題上的經驗正好說明這一點。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或臺灣民眾黨，儘管各黨有其立場，但無不在表述上保留一定彈性。這既是選舉策略，也反映出臺灣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現實限制。

不過，模糊並非萬靈丹。當政黨形象開始不清楚，或需要與對手區隔時，就必須提出更具體的主張，來證明自己是選民更好的選擇。

林政楠強調，政黨在模糊與明確之間擺盪的狀態看似矛盾，其實是制度環境下的理性選擇。但他也提醒，對於不擅長的領域，政黨可以適度採取模糊策略，但一旦碰到選民在意的議題，就必須要立場清楚。

執政：在妥協與責任之間的政治現實

如果說選前的關鍵在於「說得多清楚」，那麼進入執政階段後，政黨面對的核心問題則變成：在多方妥協中，還能保留多少原本的主張。

在議會內閣制與多黨體系下，聯合政府是常態。這也意味著，多數政策並非由單一政黨決定，而是經過協商、交換與調整後的結果。

「然而，這樣的妥協並非平均分配，過程中的政治代價往往是不對稱的。」林政楠這麼形容。

他以德國為例，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SPD）長期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CDU）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雖然維持了執政地位，但在政策上必須不斷讓步，使SPD原本強調的左派價值逐漸被稀釋。結果是，選民難以辨識其與執政夥伴的差異，支持度也隨之下滑。

這正是聯合政府中常見的現象。林政楠解釋：「夥伴政黨通常比總理政黨更容易被選民質疑或懲罰。因為它無法完全主導政策，經常得向總理政黨做出妥協，但同時又必須為整體施政負責，處在一種『有責任、但不完全有權力』的尷尬位置。」

長期下來，夥伴政黨不僅容易失去原本的政黨色彩，甚至可能逐漸與總理政黨趨同，進而讓選民失去支持它的理由。

SPD因為長期與CDU組成聯合政府，為了成為執政夥伴而做出大量政策妥協，導致其原本的左派核心價值與政黨標籤變得模糊。讓選民難以辨識SPD與其他政黨的差異，其得票率曾一度從2005年的約34%，下滑至2017年僅剩20%左右。
圖片來源／Unsplash

事實上，對多數選民而言，聯合政府的內部協商過程十分複雜且不透明，導致選民無法逐一分析政策形成的細節，僅能依賴一些簡化的線索判斷是誰影響了政策。例如誰擔任政府首長、哪個政黨席次最多，或是哪個政黨掌握關鍵部會（如財政部）。

因此，在幾個簡單線索的影響下，即使政策是多方協商的結果，民眾仍容易將責任歸咎到特定政黨身上。

在野：除了反對，還要「準備執政」

不過，哪怕是需要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也不是每個政黨都有機會參與執政。對在野黨來說，真正的難題在於：如何一邊監督政府，一邊證明自己有能力執政。

林政楠表示，無論在臺灣或歐洲，選民對反對黨往往抱持一種看似矛盾的期待。「一方面指望你強力監督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你在必要時能夠合作，讓政策能順利推動。」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往往被視為政黨成熟與否的重要指標。

但林政楠也發現，在實際運作中，這種雙重角色並不容易拿捏。若反對黨過度強調對抗，雖然能鞏固支持者，卻可能被視為「只會反對、不會治理」；但若過於配合執政黨，又容易失去自身立場，甚至被支持者質疑「與政府站在同一邊」。

除此之外，在野政黨還要持續向選民證明：自己是有能力接手政權的替代選項。這時，在野政黨就會比執政黨更需要提出明確政策。

林政楠也觀察到，此現象會特別出現在一些極端或邊緣政黨。「以德國的另類選擇黨（簡稱AfD）為例，該黨早期以強烈的反移民與民族主義立場來吸引選民。但近年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若要真的拿到實質性的政權，就必須調整策略，進一步將議題延伸至經濟與民生層面，以擴大支持基礎。」

選舉之後，國會成為在野黨在監督與合作之間，展現執政能力的關鍵場域。
圖片來源／Unsplash

不過，在野黨是否能有效監督政府，也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林政楠進一步分享了芬蘭的政府運作機制：與臺灣國會委員會席次大致依政黨比例分配類似，在芬蘭國會，從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到各委員會成員，皆依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進行分配。

在野黨不僅能直接參與法案審查，甚至可以透過掌握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影響議程安排與審查方向，進而對政府提出實質監督，而不至於被執政黨完全排除在決策之外。

然而，這樣的監督權力並非沒有回應機制。林政楠指出，芬蘭的部會與國會委員會之間並非一對一對應，而是一對多的關係，如內政部會對應到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tion Committee）、社會事務與衛生委員會（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Committee）與就業與平等委員會（Employment and Equality Committee）。

這樣的體制為執政黨提供了一定的策略空間，使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受到在野黨的牽制。「當一個部會預期某些委員會是由立場較為對立的在野黨主導時，便會傾向微調法案內容，讓其可以分配到較為友善的委員會進行審查，以降低審查阻力、加快立法進程。」

這種現象反映了在野黨的監督與執政黨的政策推動，並非單向關係，而是一種持續互動的策略過程。若制度讓執政黨完全主導議會運作，那麼在野黨的角色就更容易流於象徵性的反對，便難以發揮實質影響力。

林政楠認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一個長期的動態調整與修正，不是一次選舉就能決定一切的制度。換言之，對於短期的極端變化或政局動盪，不需過度悲觀。
拍攝／翁佳如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政黨看起來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從選前的策略拿捏，到執政時的妥協與責任分配，再到在野時的監督與合作，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前後不一致」往往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而是制度運作下的結果。

在民主制度下，當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成為常態，政黨既要競爭選票，又要為未來的執政或政黨合作保留空間。再加上現實中的預算限制、國際局勢及社會變動，都會迫使政黨改變原本的政見。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政黨立場的轉變，還是選民態度的變化，都更像是一種累積，而非瞬間的翻轉。因此，當政黨在模糊與明確、衝突與合作之間不斷調整時，都是在應對選民偏好與現實環境的挑戰。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林政楠（2021）議會內閣制下反對黨議會行為的進一步檢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林政楠（2019）建立一個清楚的政黨標籤：政黨採用具體選舉政見的成因與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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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國際政治」，多數人腦中浮現的可能是國家領導人間的握手畫面、戰爭或經濟談判的歷史鏡頭。這些確實都是外交的核心場景，但在21世紀，國際政治的舞臺悄悄多了一條新戰線──非傳統安全。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說道：「傳統安全關注國家存亡與戰爭，非傳統安全則看見更多隱形的威脅。能源、恐怖主義、氣候變遷，都屬於非傳統安全的一部分。」

而「能源」就是其中最關鍵的議題——它不像傳統戰爭般有槍砲聲，卻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能改寫世界秩序。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
拍攝／馬藤萍

「能源」如何撼動國際局勢？

李佳怡舉了幾個我們耳熟能詳卻常被忽略的例子：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Attack on Pearl Harbor），美國由此捲入二戰。這在歷史課本裡是「戰爭的轉捩點」，但真正逼日本孤注一擲的，是一紙「石油禁運」。

進入冷戰後，石油依舊是國際關係的「隱形炸彈」。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赤裸裸地將石油的地緣政治價值擺上檯面。全球油價在數月內暴漲四倍，引發經濟衰退。這一擊，讓各國領導人猛然意識到：能源不是單純的市場商品，更是左右國運的戰略武器。

1973年，OPEC阿拉伯產油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大幅抬價，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看似遙遠的國際角力，卻快速影響到美國普通家庭：油價飛漲、政府實施汽油配給，出門加油還得看車牌號碼，社會一度陷入恐慌與混亂。圖中父子舉牌警告竊油者，正是當時緊張氛圍的縮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

「然而，能源政治並非歷史教科書上的故事。」李佳怡指出，它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生活的世界。從俄羅斯利用天然氣供應作為對歐洲的政治槓桿，到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建油氣管道來降低「馬六甲困境」的風險，一條管線、一紙協議，都可能改變國際局勢的走向。

過去一百年，石油幾乎是能源舞臺上的「王者」。但今天，隨著再生能源與核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得能源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各國的能源政策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深受國內政治影響。

「比如，左派政府與選民更傾向支持再生能源，右派則傾向維持低成本的傳統能源。」李佳怡更進一步發現，當政府本身傾向左派時，即使是右派選民也會受到政策氛圍影響而支持再生能源，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效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選擇什麼能源，不單是經濟計算，更是表態它的價值觀與未來想像。

但她也提醒，石油的時代並沒有結束。即便全球高喊減碳、能源轉型，石油在軍事和重工業領域依舊無可取代。「美軍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石油消耗者。短期內，石油的重要性不會被取代，至少未來十到二十年仍是如此。」

這意味著，人類正站在一個矛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追求減碳，但另一方面仍受制於化石燃料脆弱的供應鏈。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這兩股力量同時推進，把我們捲進一個不確定卻關鍵的時代。

領導人與石油開採的速度遊戲

能源政治並不僅僅在國際舞臺上演。許多決定世界能源市場波動的關鍵，往往出現在產油國內部的政治算盤裡。

李佳怡發現，石油由誰開採、開採多少、開採多快，本身就是一場政治遊戲。對領導人而言，一口油井既是提款機，也是權力維繫的保險箱。

她說道：「石油收入與稅收不同，通常不需經過國會批准或公開程序，而是像領導人的『私房錢』。這筆錢可以拿來強化軍備、壓制反對派，也能轉化成補貼基礎建設，提升支持度。」

「若一位領導人自認任期有限、政權岌岌可危，他可能傾向『速採速用』，在短期內榨取最多利益。相反地，如果一位領導人有長期執政的信心，則可能選擇『緩採慢挖』，保留資源作為未來的籌碼。」李佳怡解釋道。

非洲的奈及利亞就是典型例子。這個非洲最大產油國的地下蘊藏量驚人，但石油開採速度卻常常忽快忽慢。當政府財政吃緊或面臨國際制裁時，領導人往往急於加速出口，以換取外匯和即時的政治資本。反之，在石油價格高漲、外援充足的時期，領導人又會選擇放緩腳步，替未知的未來存下一筆政治儲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自1999年上任以來，長期倚賴石油收入維繫統治，當國內反對聲浪高漲時，他便透過擴大石油開採與補貼，來鞏固軍隊與支持者的忠誠。石油在這裡不僅是能源，更是政權的「生存燃料」。

1999年查維茲就任委內瑞拉總統後，透過加強對國營石油公司（PDVSA）的控制，將石油收益轉化為社會政策資金，用於識字教育、糧食與住房補貼等措施，因而在基層民眾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圖片來源／Wikipedia

此外，外部勢力的介入也會左右開採節奏。李佳怡指出，當外國企業或政府深度參與一國石油部門時，領導人更容易獲得庇護，成為所謂的「石油朋友」（Petro-friends）。這種關係並不只是經濟合作，更是一種帶有庇護色彩的同盟。為了確保能源利益，外國甚至可能出手相助，例如法國曾在1990年出兵加彭共和國，就是一個與當地石油利益緊密相關的例子。

但李佳怡也表示，這種「石油友誼」的代價十分高昂。它讓領導人更敢於依賴石油維繫權力，同時也讓外國勢力得以深深嵌入一國內政。石油因此成了政權生死與國際角力之間的共同紐帶。

當能源設施成為恐怖攻擊目標

能源政治的變數不僅來自國家與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的權力角逐，還有一股常被忽略的力量，也在逐漸加劇能源外交的複雜性——恐怖主義。

近年來，能源設施也成為了恐怖分子的攻擊目標。從2019年對沙烏地阿拉伯重要油廠的無人機攻擊，導致全球油價瞬間飆升，到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頻傳外資人員綁架與油井破壞，能源設施早已成為非國家行為者的「戰場」。這類攻擊的影響不僅僅是地方性破壞，還會透過國際油價與供應鏈造成跨國經濟與政治震盪。

2019年9月，葉門胡塞武裝以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布蓋格與胡賴斯（Abqaiq–Khurais attack）兩處主要石油設施，造成全球約5%的石油供應一度中斷，國際油價隨即飆升。這不僅源於兩國的長期戰爭，葉門也意在對美國及其盟友展示威懾力，致使衝擊波擴散全球。
影片來源／BBC News

李佳怡解釋道，恐怖組織之所以鎖定能源，主要有三項考量：

1. 籌資：透過綁架能源公司的外籍員工、威脅攻擊油管或偷竊石油，從而快速獲得資金。
2. 政治訊號：有些恐怖組織本來就是因為反對外國石油公司進駐、反對資源掠奪而誕生，他們藉由攻擊這些設施表達抗議。
3. 系統性傷害：能源設施往往牽動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與軍事運作直接相關，一旦遭到破壞，就能對政府或國家安全造成巨大衝擊。

例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升溫後，支持哈瑪斯或反西方的武裝團體有時會擴大攻擊目標至紅海及阿拉伯海的石油運輸路線。但凡位處要道的油輪、商船因此成為具戰略價值的目標，任何對運輸中斷的成功攻擊都會立刻反映在國際油價與商業保險費用上。

此外，某些反國外勢力的團體，也往往將攻擊外資能源設施視為對抗「外部干預」或「資源掠奪」的手段。李佳怡說道：「由於西方國家與大型能源公司的海外設施，雖有軍方或私安保的保護，但許多民營運輸與工程節點仍相對脆弱。不少散布於廣大海域或偏遠地區的油輪與外派工地，對恐怖分子而言常是更可行的攻擊目標與籌碼。」

李佳怡強調，能源是恐怖攻擊中「最重要的非人類目標」，其經濟損失往往遠高於其他基礎設施。這也意味著，在能源政治的博弈中，不能只看供需與價格，還必須納入安全風險管理。

拍攝／馬藤萍

從能源切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國際政治一部分，更是背後複雜的權力競逐。

訪談最後，李佳怡感概：「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既得以見證新能源的崛起與轉型推進，卻也不得不面對戰爭與恐怖主義的陰影。正因如此，理解能源政治，等於理解了國際政治的運行邏輯。」

未來十年，中美兩極的集團化趨勢恐怕更加明顯：美國憑藉能源自主，強化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結盟。中國則結合俄羅斯、伊朗與非洲夥伴，打造屬於自己的能源外交版圖。能源不只是經濟資源，更是陣營劃分、影響外交走向的核心槓桿。

反觀臺灣，能源既是生存課題，更是國安戰略的核心。臺灣高度依賴進口，天然氣與再生能源比重逐年上升，讓離岸風電、天然氣接收站成為敏感設施，也讓我們的能源政策與外交議題緊密相關。因此，理解國際能源政治，是臺灣在制定戰略與參與國際時不可或缺的能力。

採訪撰稿／許文薰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佳怡（2022）。影響石油開採速度的政治因素—國家領導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李佳怡（2020）。再生能源的政治與外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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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什麼？

電影《英雄》裡，梁朝偉飾演的殘劍在沙地上寫下「天下」，那一幕成為影迷與評論家爭論不休的焦點。有些人說，那是對暴政、專制的隱忍；另一些人說，那是和平的呼籲。

但若離開電影，轉向歷史脈絡，「天下」有著更複雜的含義。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透過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的研究，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張登及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攝影／陳怡瑄

天下：從空間到秩序的概念

「自古至今『天下』這個詞被不斷使用，但這兩個字內涵卻極為複雜。它既是空間想像，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與外交制度的核心支柱。」張登及開門見山指出，日常生活裡口語經常使用的「天下之大」多半指涉一個物理空間，但在政治語境中，「天下」遠不止於此。

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指的是周王分封的諸侯國總和。歷史學家甘懷真教授的研究指出，周朝時每個諸侯自稱「國」，而所有諸侯國的集合便是「天下」。到了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後，「天下」轉化為天子直接統治與冊封國家組成的體系的總和，而在這之外，則被稱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

然而，「天下」並不僅僅是地理範疇。它更是一套由理念、制度與權力結構共同支撐的秩序。「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同於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因為人類社會秩序建立在理念的提煉、制度的保障，以及權力的支撐之上。像孔子的儒家思想若沒有制度載體，便只能停留於思想層次；而制度若缺乏權力的支持，也難以真正運作。」張登及強調有句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理念、制度與權力之間的互補和抵消，構成了「天下秩序」的關鍵。

這種結構並非中國獨有。張登及以二戰後美國主導現代版本的「天下」國際秩序為例，說：「美國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為理念，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為制度架構，再以北約等軍事力量為後盾。美國的理念得以制度化，制度又因美國優勢權力而具約束力，最終形成了能跨越國界、形塑世界的秩序，也被稱為『泛美和平』。」

名分與禮：外交關係的倫理化

中國古代外交的獨特之處，在於將國際關係納入倫理關係的框架。這種做法的核心是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來規範互動，張登及指出這就是「名分」：「像是劉邦冊封諸子為王，劉備自稱漢室宗親，這都是在天下秩序中確立名分。所以就算曹操、袁紹瞧不起劉備的實力，表面上仍要尊重劉備的『皇叔』名分。」

中國古代外交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規範互動。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n oil painting depicting Ancient Han Dynasty where a nomad nobel in Hu clothing greeting a Han’s official. They bow to each other in a gesture of diplomatic friendship.

而且「名分關係」不僅規範國內政治，更延伸到對外關係。

最典型的例子是「和親制度」。漢朝初年，劉邦被匈奴圍困在白登，謀士陸賈建議和親處理與匈奴的關係：「嫁公主給單于，將來公主的孩子當上單于之後，同時也是漢朝的外孫，天下哪有外孫打外公的道理？」

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宋遼澶淵之盟約為兄弟，都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張登及特別提到宋遼關係：「雙方都是皇帝，而且又約為兄弟的情況下。年紀大的皇帝是兄，有朝一日兄長過世了，繼承人就要叫對方叔叔了。」這種安排看似繁瑣，實則巧妙地處理了對等關係中的禮儀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做法並非東方獨有。張登及提到，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正是因為歐洲王室通婚密切，通過姻親關係有助維持和平。差別在於，中國將這種關係制度化，並嵌入了儒家的倫理體系。

中國古代將國際關係倫理化，以名分確立了關係，然而，僅靠名分與禮並不足以支撐長期統治，如何將這種倫理秩序轉化為實際的制度？歷代王朝主要採用兩種模式：直接統治的「郡縣」，或保留自治的「冊封」。

郡縣與冊封：名分秩序的制度化

中國在周朝的時代，天下由諸侯分封而治，各自擁有一定自主權。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除了分封制，改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員治理地方，這就是「郡縣制」。它意味著某地完全納入中央的行政體系，成為「國家之內」。相對地，「冊封制」對外宣告某地承認天子的地位，並以進貢、朝拜維繫關係，但地方實際上仍保有相當的自治空間，僅延續了名分體系。

張登及以朝鮮半島為例：「漢武帝曾在朝鮮北部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四郡，以郡縣制直接治理；但自魏晉以後，中國王朝逐漸放棄直接在朝鮮半島設郡縣，而改以冊封的方式承認當地政權。半島『漢四郡』幾經易手，魏晉以後逐漸為高句麗所治理。隋、唐多次遠征高句麗失敗後，中國朝廷便冊封高句麗的君主為王，透過名分維繫關係，不再試圖納入中央行政體系。」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甚至劃定朝鮮為「不征之國」，只要朝鮮政權定期朝貢、承認名分，中國便不會再訴諸武力、企圖兼併。顯見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的趨勢是冊封逐漸固化、郡縣逐漸退出。

冊封象徵承認「天下」中的名分，維持關係而不干預內政；郡縣則意味著全面接管，把「天下之外」轉化為「國家之內」。歷代決策的關鍵，在於距離遠近、治理成本、以及該地是否威脅王朝合法性。圖為漢武帝在公元前108年前後設置的漢四郡（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臨屯郡）位置，直到4世紀初逐漸被高句麗完全統轄。
圖片來源／wikipedia

四種天下類型

除了具體的制度選擇，張登及在整理中國歷代的外交案例後，以更宏觀的視角提出「四種天下類型」的理論。他認為，中國外交關係史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是主導國的實力強或弱，另一個是它對外來文明的態度是包容還是排斥。這兩個面向的交叉，就能組成四種不同的天下樣貌。

當一個國家強大，又願意接納外來文化時，就會形成「漢胡天下」。盛唐就是典型例子。當時的長安城不僅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多元文化的舞台：胡人舞蹈、波斯音樂、粟特商隊都在這裡交織。包括《長安三萬里》、《長安的荔枝》等最近幾部改編唐玄宗時期故事的影視作品，生動呈現了當時「漢胡天下」的樣貌。

但如果這個實力強勁的國家排斥外來文化，就是「中國天下」。明朝強調「華夷之辨」，要求周邊國家按照朝貢制度來承認中國的地位，但文化上卻相當自我中心，對來自游牧或海上的外來之人與事，相當警惕。

當主導國比較弱，但希望吸收外來文化來壯大自己時，就會出現「戰國天下」。春秋戰國就是如此，各國彼此交戰，卻又互相學習、模仿別人的兵法和制度，因此包括孔子在內的各國學者與謀士，可以周遊各國提出建言。秦國宰相李斯曾有一篇大家熟悉的名作《諫逐客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如果一個國家既弱小，又排斥外來文明，它對外國的態度就是「列國天下」。這樣的天下缺乏統合力，大家既不強大，又不合作。中國歷史上一些王朝衰落、天下分裂的時期，就是這種局面。

張登及提出「四種天下類型」。
製表／Napkin

唐朝：多元開放的天下典範

開放包容的天下帶來了文化的繁榮。張登及認為，唐朝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最具開放性的天下秩序。這種開放性，源自隋唐統治集團──史學家陳寅恪稱之為「關隴集團」──的特殊背景。他進一步解釋：「隋唐皇室本身就有濃厚的胡漢混血，楊堅、李淵的家族都與鮮卑貴族通婚，這很可能使他們對多元文化有天然的包容性。李白或許正得益於這個豪放的時代與自己的文化混血，詩風才會如此瑰麗奔放。」

然而，這種開放性在安史之亂後急速收縮。

安祿山本人也是胡漢混血的象徵，他受寵於唐玄宗，擔任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司令），最終叛亂，導致兩京淪陷、人口大量流離、皇帝出逃，幾乎顛覆了盛唐秩序。此後朝代的讀書人普遍把「外來者」與戰亂聯繫起來。於是，中唐文人如韓愈、柳宗元便轉向強調儒家正統，到宋、明更以「華夷之辨」與外來文化劃清界線。

張登及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天下觀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的轉折，直接改變了政策選擇，並最終影響中國封建時代後來的走向。

「天下的樣貌不只由國力決定，更看主導國的『文明態度』。例如美國在戰後就像盛唐的漢胡天下，強大且包容，歡迎全世界精英。反之，若國家走向強大卻排斥外來元素，就會從開放包容的天下轉為封閉排斥的天下。天下正是在這兩種因素交織下，不斷變化。」

張登及強調，天下一旦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政策選擇隨之改變。從春秋戰國到明清，從冊封朝貢到郡縣直轄，天下秩序歷經多次轉型。每一次轉型，都映照出權力格局的浮動、文明理念的更替，以及統治者對名分與關係的精算。
攝影／陳怡瑄

從天下到現代──歷史的回聲

「我們探討天下觀，不是要復古，而是要理解一種不同於西方主權國家體系的秩序想像。」張登及總結道：「這種想像曾塑造了東亞數千年的國際關係，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失。」

他進一步強調，「天下」本質上是一個開放、未完成的動態關係：「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能把大家連在一起的架構，才能承載彼此的共存。如果說古代天下是以朝貢、冊封維繫，那麼在今天，我們面臨的則是如何在數位世界和多元社會中找到新的共識。如今人們身處網路世界，輿論場分裂，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同溫層裡說話，要形成共識比過去更難。因此，重新去建構一套能讓人理解彼此、願意對話的語言和倫理，重新確認，甚至是欣賞彼此在可互相兼容的虛擬和實體空間中的關係，或許是回應時代『我們還能怎麼一起生活』的起點。」

換句話說，「天下」應該是一種允許差異、也能容納共存的秩序想像。它不必專屬於任何一個帝國，而可能屬於所有願意在世界中為自己、也為他人找到位置的人。

透過對「天下」的研究，張登及帶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過去，而是一種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甚至社會關係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錯的今天，這種歷史視角顯得格外珍貴。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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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王奕婷副教授說道：「我成長於臺灣民主化的環境中。每次競選活動都很刺激，選民因投票權而擁有政治參與感，政黨也會想盡各種辦法吸引支持。我對於這樣的現象感到好奇，原來民主就是這麼運作的？」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王奕婷副教授
拍攝／廖唯佑

民主是「我可以追究你的責任」！

「直到唸了政治學，才知道『可責性』（accountability）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因為不是僅憑選舉制度，就能選出聖君賢相，或民主政治的領導人就比較仁慈而更能為人民著想。現實是，當他做得不好，就有被淘汰的可能，得隨時保持下一次選舉會被換掉的危機意識。也就是說，人民可以去追究政治人物的責任，使得民主政治能好好運作。

因此，選舉產生的「政黨競爭」就是人民能否實踐可責性的關鍵。不過王奕婷也提醒：「有人會以為那就一定得要『政黨輪替』才足夠形成競爭壓力，其實不然。」

她指出日本就是一個特殊案例。「自民黨從1955年創立以來，便長期掌握執政權，期間只歷經兩次短暫失利。有許多原因與歷史淵源造成如此，但沒人會說日本不是民主國家對吧！因為，只要有其他競爭政黨的存在，定期舉辦選舉活動提供其他政黨挑戰的機會，那麼『可責性』便仍可以持續發揮效果。」

選票，用錢買就有？

那麼，政黨要如何吸引選民支持？「若觀察一個正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會發現『買票』是很常見的手段。隨著一黨專政情況結束，不再擁有控制選舉權力的特定政黨，便開始以拉攏地方派系的方式，來讓該政黨及其候選人持續贏得選舉。」

除了最直接地以金錢方式來賄選買票，政黨同時也會透過樁腳，掌握地方情資和選民需求，以其他利益交換來獲得政治支持。例如：提供政府標案、政府工作、營業許可，乃至於圖利廠商等更大型的買票行為。

這種不具公共性、普遍性的圖利行為，只限於某個政黨的自己人才能得到好處，被稱作「侍從主義」（Clientelism）。因此，一個政黨若長期傾向以侍從主義作為選舉手段的話，將損害全體人民對民主制度的滿意度與信任感。

侍從主義是相對負面、不公平的政治策略，憑什麼投票給某政黨才能獲得好處、拿到工作？
圖片來源／Unsplash

王奕婷也補充道：「解嚴初期的臺灣也普遍存在賄選現象，除了與民主轉型有關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過去的立法委員選舉採用當選門檻低的『不可轉移單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因此對於政治人物來說，他能用較低的成本便收買選民，才造成侍從主義的問題層出不窮。」

儘管侍從主義也是「可責性」的一種，因為被賄賂的選民能在短時間內兌現政黨承諾的好處。但隨著臺灣人的民主意識逐漸成熟、相關法規的建置，買票是負面行為的觀念已深植人心。再考慮到我們的生活水準也提升了不少，接受買票的吸引力相對減弱。雖不能說是完全銷聲匿跡，一些小型的地方性選舉仍可能會出現賄選行為。但整體而言，政黨競爭下的侍從主義現象已大幅改善。

用政策拼輸贏？

侍從主義作為非正當的政黨競爭手段，難道就沒有更好的方式來爭取選民認同？王奕婷回答道：「觀察民主政治成熟的國家，更常見的政黨競爭方式其實是『政策立場競爭』（programmatic politics）。言下之意，就是政黨透過各自的政策牛肉來吸引選民。」

不同於侍從主義只圖利於特定人士，政策立場競爭的影響範圍擴及全國人民。例如：減少稅收、擴大全民保險、興建大眾運輸工具、增強軍備等。換句話說，不論是否投票給某政黨，都不會影響到每個人享受該政黨所推行政策的權利。

另外，政黨的「意識形態」也是政策立場競爭中無法忽視的一環。以臺灣來說，很大程度體現在統獨議題上：不論政黨是否曾明確做過立場表達，人民對臺灣不同政黨在統獨認同上的政治光譜都已有個既定印象。反觀國外，則是常聽見的左右派與溫和派的路線差異。這些意識形態全都會反應在各政黨所提出的政策中。

政治意識型態也有代表顏色，左派政黨普遍偏好紅色，藍色則象徵右派政黨。
圖片來源／Unsplash

「我們都知道政黨透過政策和立場差異來競爭是更好的方式。但現實上，選民不見得能接受。」話鋒一轉，王奕婷點出困難之處。「無論是透過賄選（侍從主義）或政策競爭，其實都是政黨防止自己被換下臺，爭取選民支持的策略。兩者都具有『可責性』，差別在於前者帶來的好處能立即被看見，後者往往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部分選民會認為一旦投給某位候選人，且對方也順利當選，那麼他的政見應該要能快速實現。假如選民抱有這樣的錯誤期待，再加上政治人物無法承諾政見兌現的時間，那麼選民就有可能更偏愛侍從主義，至少利益可以馬上兌現。

此現象尤其會發生在新興民主國家，人民還未有足夠的耐心與民主意識，了解政策落實需要時間。但如果政黨能慢慢累積成果，政治人物也可以向選民證明自己有在做事，讓選民願意多等待一點時間，去獲得一個更大的利益。那麼，一旦歷經這個過渡期，不僅能改善選民對政治的信任感，國家的民主品質也會提升很多。

除了與民主成熟度有關，王奕婷再分享了另一種情況：「國際情勢也會對人民的政治觀念造成改變。二十年前，臺灣、日本與韓國都認為是侍從主義現象偏高的國家。但金融海嘯（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之後，國際危機讓人們體認到國家政策的重要性。因而更願意在面對政黨競爭時，進行政策面的思考與選擇。同理，政黨也會開始重視政策論述，滿足選民關心的議題。且由於政策的制定、宣傳勢必耗費大量與金錢（傾聽民意、推廣宣傳），也間接降低政黨採取侍從主義贏得選舉的意願與能力。

「立法院」讓輸家不翻桌

若說選舉是為了讓政黨保持競爭，實踐政治可責性。那麼選舉結束，要如何安撫輸家及其支持者的情緒，也很重要。因為，不管是贏家或輸家，所有人都得尊重選舉結果，才能使民主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那就得讓支持在野黨的選民，願意有耐心地等待下一次的選舉。在此期間，『國會』就成了在野黨能持續有所表現的重要舞臺。哪怕是我們覺得很荒謬的霸佔主席臺、舉布條抗議、委員們打架等癱瘓議事行為，無非都是在野黨的聲音被聽見的各種手段。」

在野黨的立法委員透過質詢（包含吵鬧）、杯葛、行使文件調閱權等方式，讓支持者看到自己仍在立法院有所作為。
圖片來源／立法院

「此外，國會也提供了一個制衡管道，在野黨的席次多寡倒是其次，主要是透過立法功能，讓支持者覺得自己沒有被拋棄。」王奕婷進一步解釋：「臺灣立法院內的每個委員會都是雙召委制，所以哪怕是國會席次過半，執政黨也很難雙召委全拿。並且，由於召委有輪流排案的權利，也可以趁機卡對方的案子。」

王奕婷指出，這其實是臺灣立法院的特別之處，在野黨能做一定程度的阻擋，讓少數政黨也有發聲的機制。反觀歐美國家的國會委員會召委基本只有一人，且多是國會多數黨直接分配召委。這樣的方式相對中央集權（centralized），國會內的在野黨也就比較少有表現機會。

話雖如此，但在野黨一定都得要與執政黨唱反調才是有所作為嗎？王奕婷並不這麼認為。「若是倡議執政黨的某項政策，與其站在同一邊但在細節上展現差異。例如：政策內容加碼、加大受眾範圍等，這些都是在野黨可以有所發揮的地方。臺灣立法院的黨團協商制度，讓每個政黨都有代表，都是一票，這麼看來是有利於小黨的。如果政黨有明確的政治方向（基本立場、政策論述），它便能夠善用立法程序，推動某項政策時也更能夠被選民看見。」

儘管總統制的運作方式被有些人認為是危險的，若執政黨與國會最大政黨分屬不同陣營的話，很容易出現僵局與對抗，致使讓人民對民主制度失望，甚至造成民主崩潰。但反過來講，內閣制勝者全拿的方式，不是讓在野黨及其選民更不開心嗎？

王奕婷的想法是：「確實，在內閣制國家的法案通過率高達八、九成，內閣制議員會更主動支持執政黨的法案，因為首相可解散國會。而在總統制國家，國會議員任期則受到保障，儘管法案通過率沒有內閣制來得高，也容易造成僵局。但換個角度去看，當國會的立法與監督機制更可以讓輸家發聲，能降低在野黨及其支持者不會因某一次的選舉失利而對政治感到不滿。如此，對全體人民的民主滿意度其實是更有益的。」

拍攝／廖唯佑

「『可責性』是需要學習的。」王奕婷總結道。政治參與不會只發生在選舉期間，如今臺灣民主制度的成熟穩定，很大程度仰賴於人民持續向政黨與政治人物問責的動能。我們應理性地檢視不同政治人物的政策立場，及其所屬政黨在立法院上的表現能力，使民主不淪為空洞抽象的精神口號，而是你我都應實踐的公民責任。

採訪撰稿、編輯／馬藤萍
攝影／廖唯佑

研究來源
王奕婷（2018）。政黨可責性策略的政治經濟分析：侍從主義的轉變與影響（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Wang, Yi-Ting (2021). Legislative strength and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in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Electoral Studies, Vol.71.
Wang, Yi-Ting (2020). Clientelistic part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arty Politics, 26(4), 4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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