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總是「說一套做一套」？中研院林政楠解析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競合

在許多民主國家，選民經常抱怨政黨「選前信誓旦旦，選後反覆無常」。這種落差，究竟是政治人物的欺騙，還是政治制度運作影響的結果？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林政楠笑著說：「他們不一定是故意的。」他解釋，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黨之間不只是彼此競爭的對手，也可能是潛在的合作夥伴：選前得各自搶票，但選後仍要保留談判空間。於是，「立場彈性」成了一項重要的政黨生存技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林政楠副研究員。
拍攝／翁佳如

選前：有時說清楚，有時故意模糊？

在選舉期間，政黨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要在有限時間內說服選民支持自己。但問題是：「要說得多清楚，從來不是單純的誠實與否，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林政楠指出，當政黨提出明確的承諾，雖然有助於建立形象，與其他政黨產生區別，但也同時承擔了更高的風險。「當你講得越具體，選民就越容易用同樣具體的標準來檢驗你。」

類似的情況在民主國家中屢見不鮮。林政楠舉例：愛爾蘭的統一黨（Fine Gael）就曾在2011年的競選時，針對當時嚴重的病床不足、急診室壅塞等醫療資源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改善承諾。但在實際執政後，卻因成本過高與經濟因素，最終未能兌現承諾，也因此在下一次的選舉中付出代價。

林政楠表示：「選民不只是『聽政見』而已，更會在之後用政見來追責。」換言之，清楚的政見也許是一種優勢，但也可能成為政治包袱。

也因此，政黨往往不會在每項議題上都採取明確立場。林政楠指出，尤其在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常態化的制度下，政黨需要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若過早鎖定立場，會限制未來聯合治理的可能性。

「今天是競爭對手，明天很可能就變成合作對象。」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話，不只是對選民說的，也是在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本圖為情境示意照，非實際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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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兩岸議題上的經驗正好說明這一點。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或臺灣民眾黨，儘管各黨有其立場，但無不在表述上保留一定彈性。這既是選舉策略，也反映出臺灣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現實限制。

不過，模糊並非萬靈丹。當政黨形象開始不清楚，或需要與對手區隔時，就必須提出更具體的主張，來證明自己是選民更好的選擇。

林政楠強調，政黨在模糊與明確之間擺盪的狀態看似矛盾，其實是制度環境下的理性選擇。但他也提醒，對於不擅長的領域，政黨可以適度採取模糊策略，但一旦碰到選民在意的議題，就必須要立場清楚。

執政：在妥協與責任之間的政治現實

如果說選前的關鍵在於「說得多清楚」，那麼進入執政階段後，政黨面對的核心問題則變成：在多方妥協中，還能保留多少原本的主張。

在議會內閣制與多黨體系下，聯合政府是常態。這也意味著，多數政策並非由單一政黨決定，而是經過協商、交換與調整後的結果。

「然而，這樣的妥協並非平均分配，過程中的政治代價往往是不對稱的。」林政楠這麼形容。

他以德國為例，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SPD）長期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CDU）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雖然維持了執政地位，但在政策上必須不斷讓步，使SPD原本強調的左派價值逐漸被稀釋。結果是，選民難以辨識其與執政夥伴的差異，支持度也隨之下滑。

這正是聯合政府中常見的現象。林政楠解釋：「夥伴政黨通常比總理政黨更容易被選民質疑或懲罰。因為它無法完全主導政策，經常得向總理政黨做出妥協，但同時又必須為整體施政負責，處在一種『有責任、但不完全有權力』的尷尬位置。」

長期下來，夥伴政黨不僅容易失去原本的政黨色彩，甚至可能逐漸與總理政黨趨同，進而讓選民失去支持它的理由。

SPD因為長期與CDU組成聯合政府，為了成為執政夥伴而做出大量政策妥協，導致其原本的左派核心價值與政黨標籤變得模糊。讓選民難以辨識SPD與其他政黨的差異，其得票率曾一度從2005年的約34%，下滑至2017年僅剩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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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多數選民而言，聯合政府的內部協商過程十分複雜且不透明，導致選民無法逐一分析政策形成的細節，僅能依賴一些簡化的線索判斷是誰影響了政策。例如誰擔任政府首長、哪個政黨席次最多，或是哪個政黨掌握關鍵部會（如財政部）。

因此，在幾個簡單線索的影響下，即使政策是多方協商的結果，民眾仍容易將責任歸咎到特定政黨身上。

在野：除了反對，還要「準備執政」

不過，哪怕是需要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也不是每個政黨都有機會參與執政。對在野黨來說，真正的難題在於：如何一邊監督政府，一邊證明自己有能力執政。

林政楠表示，無論在臺灣或歐洲，選民對反對黨往往抱持一種看似矛盾的期待。「一方面指望你強力監督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你在必要時能夠合作，讓政策能順利推動。」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往往被視為政黨成熟與否的重要指標。

但林政楠也發現，在實際運作中，這種雙重角色並不容易拿捏。若反對黨過度強調對抗，雖然能鞏固支持者，卻可能被視為「只會反對、不會治理」；但若過於配合執政黨，又容易失去自身立場，甚至被支持者質疑「與政府站在同一邊」。

除此之外，在野政黨還要持續向選民證明：自己是有能力接手政權的替代選項。這時，在野政黨就會比執政黨更需要提出明確政策。

林政楠也觀察到，此現象會特別出現在一些極端或邊緣政黨。「以德國的另類選擇黨（簡稱AfD）為例，該黨早期以強烈的反移民與民族主義立場來吸引選民。但近年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若要真的拿到實質性的政權，就必須調整策略，進一步將議題延伸至經濟與民生層面，以擴大支持基礎。」

選舉之後，國會成為在野黨在監督與合作之間，展現執政能力的關鍵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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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野黨是否能有效監督政府，也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林政楠進一步分享了芬蘭的政府運作機制：與臺灣國會委員會席次大致依政黨比例分配類似，在芬蘭國會，從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到各委員會成員，皆依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進行分配。

在野黨不僅能直接參與法案審查，甚至可以透過掌握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影響議程安排與審查方向，進而對政府提出實質監督，而不至於被執政黨完全排除在決策之外。

然而，這樣的監督權力並非沒有回應機制。林政楠指出，芬蘭的部會與國會委員會之間並非一對一對應，而是一對多的關係，如內政部會對應到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tion Committee）、社會事務與衛生委員會（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Committee）與就業與平等委員會（Employment and Equality Committee）。

這樣的體制為執政黨提供了一定的策略空間，使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受到在野黨的牽制。「當一個部會預期某些委員會是由立場較為對立的在野黨主導時，便會傾向微調法案內容，讓其可以分配到較為友善的委員會進行審查，以降低審查阻力、加快立法進程。」

這種現象反映了在野黨的監督與執政黨的政策推動，並非單向關係，而是一種持續互動的策略過程。若制度讓執政黨完全主導議會運作，那麼在野黨的角色就更容易流於象徵性的反對，便難以發揮實質影響力。

林政楠認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一個長期的動態調整與修正，不是一次選舉就能決定一切的制度。換言之，對於短期的極端變化或政局動盪，不需過度悲觀。
拍攝／翁佳如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政黨看起來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從選前的策略拿捏，到執政時的妥協與責任分配，再到在野時的監督與合作，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前後不一致」往往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而是制度運作下的結果。

在民主制度下，當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成為常態，政黨既要競爭選票，又要為未來的執政或政黨合作保留空間。再加上現實中的預算限制、國際局勢及社會變動，都會迫使政黨改變原本的政見。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政黨立場的轉變，還是選民態度的變化，都更像是一種累積，而非瞬間的翻轉。因此，當政黨在模糊與明確、衝突與合作之間不斷調整時，都是在應對選民偏好與現實環境的挑戰。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林政楠（2021）議會內閣制下反對黨議會行為的進一步檢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林政楠（2019）建立一個清楚的政黨標籤：政黨採用具體選舉政見的成因與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