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精神病院，遊走瘋狂與現實──詮釋人類學家林徐達以臨床民族誌看到了什麼？

當記者詢問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林徐達教授：「您覺得這本書的潛在讀者是誰？」

林徐達直覺回道：「一般讀者啊！」

「老師，不得不說你的『一般』真的很特殊。」

林徐達認為其著作《在奇幻地：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的潛在讀者是「一般讀者」時，這位人類學家把精神病院裡的患者視為是某種「一般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並不覺得自己在研究一群『異常的人』。在我眼中，精神病院裡的住民，不過是在一個場域裡，以另一套邏輯與節奏生活著的人。瘋狂，從來不是我的研究起點，『人』才是。」

這樣的立場，也讓《在奇幻地》很難被簡單歸類。

它不像一般臨床研究，因為書中不只是疾病診斷、症狀分析與治療紀錄；但它也不是以精神病院為題材的獵奇田野文學。相反地，林徐達始終刻意與情緒化書寫保持距離。他並不試圖透過強烈的第一人稱情感去感染讀者，也不刻意放大病房裡的怪異與失序，而是長時間停留在現場，以一種近乎克制的方式觀察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衝突、依附與消耗。

「人類學真正重要的地方，從來不只是提出理論，而是如何進入現場、觀看現場，最後再誠實地把現場留下來。」林徐達認為，精神病院裡的住民並非抽象的案例，也不是病歷上的診斷名稱，是一群每天仍在生活的人。因此，走進精神病院，絕非建立某種浪漫化的解釋，也不為了印證「瘋狂」的樣態，反而是觀察並呈現：人在長期封閉的生活裡，會如何與他人共同存在。

林徐達曾長期穿梭於「瘋狂」與「理性」兩個世界的邊界之間，他與我們強調所謂的正常與異常、理性與非理性，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而是一條模糊且不斷流動的界線。
攝影／張傑凱

以臨床心理師的身份走進去，以人類學家的身份觀察

林徐達特別強調，他在書中刻意使用「住民」而非「病患」或「患者」這個詞。

「病患比較指向急性發作的醫療狀態；但住民，則是指那些長期生活在慢性病房中的人。他們在那裡生活，甚至可能在那裡終老。」這樣的用詞差異，看似只是名稱調整，實際上卻牽涉到觀看角度的改變。

如果把精神病院只當成醫療空間，那麼裡面的人自然會被視為等待治療的病人；但如果把精神病院視為一種長期生活場域，那麼裡面除了疾病，還會開始出現生活、人際關係、秩序與情感。

也因此，林徐達將精神病院稱為「奇幻地」時，並非要營造某種異文化的神祕感。

「我說的奇幻，不是浪漫化，也不是獵奇，而是指那裡存在著一種與外部社會不同的現實感。」深受美國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與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影響，林徐達嘗試以詮釋人類學與詮釋精神醫學的視角，觀看精神病院裡的日常。

「精神病院是被三層結構牢牢包住的場域。」林徐達指出：

第一層，是第一線臨床醫療。醫師、護理師、心理師與社工每天直接面對住民，處理用藥、情緒與病房秩序。

第二層，則是公共衛生與制度管理。疾病分類、健保規範、法律與行政流程，都會決定什麼樣的症狀需要被處理、什麼樣的行為會被視為問題。

最外層，則是醫療機構本身。包括管理制度、藥廠、資源分配與醫院運作邏輯，都會影響病房內的生活。

「這種封閉性其實很特別。它讓精神病院變成一個相對穩定的觀察場域。研究者可以很清楚看到制度、醫療與人的受苦，如何同時作用在同一群人身上。」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中，林徐達提出「臨床脆弱性」（clinical vulnerability）。他發現，病人受苦之外，第一線的醫療團隊在面對龐大的行政管理與情感壓力時，同樣展現出一種潛在的、與病人共振的脆弱狀態。這意味著，醫療行為並非冷冰冰的單向管理，而是在共同呼吸的空間裡，醫護人員與住民在混亂與僵化的規則之間尋找平衡。

林徐達希望透過他的書《在奇幻地：精神病院裡的臨床民族誌》傳達給更多人，透過詮釋人類學的「深描」，揭示行為背後的複雜脈絡，看見整個體系在個人身上留下的印記。
攝影／張傑凱

臨床多樣性：那些無法被單純歸類的時刻

這套結構下的生活除了壓迫，同時也孕育了「臨床多樣性」，林徐達說：「病人在一種不具太多未來感的病院氣質中，努力尋找自己的生存方式時，在臨床表現看來，很可能被判斷為混亂症狀；或是臨床工作團隊在高壓環境下的從容態度，具備專業職責和敏感度的同時，卻在這種氣質氛圍中擠壓著個人情緒。」

住民會形成自己的生活節奏，彼此之間也會建立默契。有些人習慣固定時間在走廊徘徊，有些人每天重複談論同一件事，也有人會長時間坐在護理站附近觀察醫護的一舉一動。

這些事情未必都能直接被歸類為症狀。更多時候，它們是一種長期生活後形成的習慣與互動方式。但也正因如此，精神病院裡經常會出現一些難以被制度完整消化的瞬間。

例如護理人員明明正按照標準流程工作，卻突然有住民反覆跑來護理站，一天數十次地要求出院；有人會持續訴說自己的委屈，也有人只是沉默地站在護理站前盯著醫護看。

這些情況未必造成真正危險，卻會不斷累積壓力。

「這些積累的壓力，可能讓護理師瞬間出現『意料之外』的反應，乍看之下像是失控。但如果仔細去想，真的是這樣嗎？」因為在高壓環境下，醫護人員一方面必須維持專業與秩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長時間面對住民的情緒需求。這種狀態久了之後，人很難始終維持完全穩定。

而這正是林徐達認為人類學視野重要的地方。

他不急著用「正常」與「異常」去切分現場，而是試圖理解：人在特定情境下，為什麼會做出那些行為？對病理學而言，護理站裡的一場衝突或許只是「需要管理的情緒問題」；但對人類學而言，那背後其實包含了制度壓力、情感耗損與長期共處後的人際疲憊。

以觀點呈現現場

林徐達認為，人類學家的門檻與小說家相似，重點在於「要會寫」，且必須寫得精采。

成功的民族誌書寫應具備美學與節奏感，並能產生一種「韻味」，他強調：「作者應策略性地不直接暴露書寫目的，我也反對『過度飽和的第一人稱』書寫風格，那會太過強調作者自身的情緒、不安或感言。人類學者作品應當透過觀點告訴讀者『那裡的人發生了什麼事』，而非『人類學家做了什麼』。」

這裡所說的「觀點」，指的是詮釋人類學家的視角——不以「正常或異常」來評斷眼前的行為，而是追問：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做？這個行為在他所處的環境裡，具有什麼意義？

「呈現」則意味著，讓場景本身說話，而非介入作者的情緒或判斷。人類學家退到一步之外，忠實描述所見，再透過詮釋的角度，引導讀者自己看見行為背後的邏輯。

這種寫法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精神病院本身容易被外界投射大量情緒與想像。讀者很容易期待看見衝突、崩潰與失序，也很容易把裡面的人視為某種極端存在。但林徐達反而不斷把視角拉回日常，讀者會慢慢發現：病房裡很多情緒：焦躁、委屈、依賴、憤怒、疲憊、對自由的渴望，甚至對秩序的反抗，都仍然是非常日常的人性，其實並不陌生。

舉例來說，林徐達描述有些住民為了符合醫師期待，或是避免因「缺乏病識感」而被加重藥物，會刻意承認自己其實沒有的幻聽。這種現象，讓「瘋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成為住民的生存策略。

「住民們在看似被動的處境中，其實展現了極其靈活的生存策略，他們會發展出與醫療體制鬥智的語言與行為。」林徐達說，這種「在限制中完成有限盼望」的行動力，讓精神病院不再是單純的隔離機構，而是一處充滿奇幻性質、由各種微小權力與生存邏輯交織而成的生命現場。

換言之，臨床人員彼此之間本就存在張力，醫護團隊和住民的互動更密切連結，大家歸屬於同一整體，無法截然切分。而這個整體，林徐達認為，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文化。

林徐達在醫療機構中，找尋古典人類學深度觀察的精神，並透過詮釋人類學的視角，揭露被標籤為瘋狂或理性背後的複雜人性與生存策略。
攝影／張傑凱

精神病院作為一種文化：兩個世界的交疊

針對精神病院的臨床民族誌調查，在臺灣仍待發展。林徐達企圖把精神病院當成一種「文化」來看待，而不是單純視為疾病的堆疊。他想描繪出精神病院的現實世界，與精神疾病的想像世界，兩者交會、疊合、互相滲透的那種狀態。

臨床治療團隊直接面對常態與異態兩種世界，前者是正常規範的日常生活，還有身為人的憐憫同情；後者則必須在診間病房執行醫療職責。但實際處於醫病彼此依附的孤立氛圍環境，臨床工作者和住民都被捲入了混亂之中。

特別是在Covid-19嚴峻的隔離時期，臨床醫療工作者由於跟住民同處於封閉狀態，更容易發現自己被捲入患者的異常世界，荒謬地疊合成為病房裡的日常，帶來混亂的體驗。

在常人看來瘋癲、怪誕的精神疾病患者言談舉止，何嘗不是另一種真實、另一種文化？林徐達說：「文化是什麼？往往沒有確定的結論，瘋狂的定義也同樣如此。在精神病院裡，治療者與住民都在兩個世界穿梭，都會有迷惑、錯亂的困頓時刻。我想要闡述的是，精神病院的現場是有田野價值的，因為它具現並提醒人類，混亂、痛苦與無能為力的多元交互狀態。」

也無怪乎林徐達將此一長期田調成果命名為「奇幻地」，對他來說，走進精神病院，不只是為了印證某個理論，而是試著在一個世界裡，重新找回人類學最初的關懷：理解人、考察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豐富自己世界和對方世界的認識。

採訪／沈嘉悅
撰文／沈眠
攝影、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