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道士，看馬來西亞的神──政大李豐楙談《從聖教到道教》

李豐楙的《從聖教到道教》，散發著一股鬱鬱的異鄉情懷：一個六十幾歲的台灣學者，遠渡重洋到馬來西亞四處考察，母親驟然病逝卻無法隨侍；最後稿子完成，居然是在美國的波士頓──連寫作的過程，都應合了本書的主題：離散（Diaspora）。

離散，最初是指猶太人於兩千多年前，因為亡國而被迫流亡他鄉，最後在全世界各地散居，成為「外來者」。對於當年從中國移居南洋的華人先祖而言，這種「離散」是真實的傷痛。清朝政治家黃遵憲曾說：「譬彼猶太人，無國足安托」，就是在形容他們離鄉背井、無依無靠的困境。

李豐楙遠渡重洋到馬來西亞四處考察，母親驟然病逝卻無法隨侍；最後稿子完成，居然是在美國的波士頓──連寫作的過程，都應合了本書的主題：離散（Diaspora）。
攝影／林俊孝

政大宗教所李豐楙教授就在這本書，以他的「道士之眼」，從觀察宗教，帶出華人如何面對「離散」的種種問題。儘管成果豐富，他還是感嘆：「其實就像封面那張只上了一點顏色的道廟圖，我這本書，也只是馬華宗教研究的第一筆。還有更多地方，需要後進來接續！」

李豐楙感嘆：「就像封面那張只上了一點顏色的道廟圖，我這本書，也只是馬華宗教研究的第一筆。還有更多地方，需要後進來接續！」
攝影／林俊孝

「王化」之仿效與變相－九皇爺

華人移居馬來群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人下南洋的時代。從清朝到民國初年，更有大量商人與勞工（特別是福建、廣東一帶）陸續南下。

起初華人尚未將這個「異域」當作自己國家。李豐楙從當地的宗教，窺見他們依然深受「王道教化」影響。他們是清朝子民，身在異國他鄉，其實已不受王權管制，然而當他們需要凝聚移民的力量時，卻又會仿效故土的教化，來維繫族群。

比如盛行於福建沿岸一帶的「王爺信仰」（王爺代表玉皇大帝巡狩天下，為百姓除瘟避疫）就被馬華的先祖帶來馬六甲。如此仿效故土官方承認的禮俗，就是一種「王化仿效」。在清朝時就建立的王爺殿上，往往會掛著「威震南邦」、「威震南蠻」的匾額。這除了是借王爺之威「護佑南邦」，也隱含著天朝意識，象徵早期移民自居天朝的「王化」子民，視南洋為「落番」（閩南語），於是有「南邦」、「南蠻」之稱。

但他們也會因應在地需求，而有「本相」與「變相」的異動。比如盛行於西馬地區的「九皇爺」信仰，其本相是「九皇星君」的星辰崇拜（即北斗七星加上左輔、右弼），到了馬國，卻發展成為「九皇大帝」，其神話也變成九個反清志士被砍頭的故事；每一年送「九皇舡」的儀式，也是從「王爺信仰」中的「送王船」改造而來，早期是為了「除疫」，後來更傾向於「祈福」。因此，除了王化仿效，華人也會變化儀式，形成屬於當地的信仰。

馬來西亞每年的送「九皇舡」儀式，也是從「王爺信仰」中的「送王船」轉變而來，早期是為了「除疫」，後來更傾向於「祈福」。當地華人轉變原有的儀式，形成屬於當地的信仰。
攝影／蔡武晃

李豐楙認為：「其實九皇爺的信仰，是為了掩飾會黨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符合當時南下『漢人』的想法。後來才演化為華人的華族意識。」是故，「九皇爺」在馬國遠大於王爺信仰，這在華人圈內是獨特的現象。

既在斯土，則祭拜斯神－仙師爺

從「王化仿效」到在地化，顯示移民適應當地、卻又眷戀故土的離散心理。但畢竟人在異鄉，總須融入方能安居；而華人在當地亦有自身的奮鬥經歷，又會因而「新創」神祇，比如「仙師爺」即是一例。

1860年，在盛產錫礦的雙溪烏絨（Sungai Ujong，現在森美蘭州的芙蓉市），兩位馬來土酋為爭奪華人礦區錫米的稅收而發生械鬥，海山和義興兩大華人私會黨也加入混戰，造成長達六個月動亂。當時的甲必丹（Kapitan，殖民政府任命管理華人的領袖）盛明利領導海山黨，結果戰敗，在逃亡過程中被殺。黨人為了紀念他，便將其供奉為「仙師爺」。

後來他的部下葉亞來（吉隆坡的開發者）成為甲必丹，便運用他的影響力，在吉隆坡、雙溪烏絨多處建造仙師爺廟，稱揚其神靈，而逐漸成為當地許多人奉祀的神祇。

甲必丹盛明利領導海山黨與義興黨械鬥，結果戰敗，在逃亡過程中被殺。黨人為了紀念他，便將其供奉為「仙師爺」。
攝影／洪瑩發

在中土，為國征戰造成非正常死亡，朝廷即按照祭法中的「祭厲」與「祀典」原則，將戰死者功烈化，並褒忠為「神」。台灣桃竹苗的客家人，將抵抗林爽文、保衛家鄉而戰死的義民軍，立祠奉祀為「義民爺」，就是這種理念的移植。而「仙師爺」雖非中土官方敕封之神，但仍仿效「壯烈之死即可成神」的理念而供奉之，也可以成為真正的神。

神聖的尊者－拿督公

除此以外，華人也將其他民族的神祇，納為拜祭的對象。在馬國，土地神有時是中國形象的土地公，有時也是「拿督公」。拿督公本是馬來人的神：Datuk Keramat（神聖的尊者），跟中國的土地神非常類似。法律規定馬來人必須信奉伊斯蘭教之後，反而是華人在拜拿督公。其神像是一個身穿馬來民族服飾的長者，右手持馬來短劍（Keris）或手杖（Tongkat），左手拿著一個元寶；有些只是個神主牌，左邊寫著「五方五土龍神」，右邊則是「唐番地主財神」。

在馬國，土地神有時是中國形象的土地公，有時也是「拿督公」。拿督公本是馬來人的神：Datuk Keramat（神聖的尊者）。其神像是一個身穿馬來民族服飾的長者，右手持馬來短劍（Keris）或手杖（Tongkat），左手拿著一個元寶；有些只是個神主牌，左邊寫著「五方五土龍神」，右邊則是「唐番地主財神」。
攝影／洪瑩發

這種形象與稱呼，反映了「既在斯土，則祭拜斯神」的敬畏之心，將他邦的神收編於唐人的神系下，更能呈現與友族相處融洽、安居當地的一種現象。可見當時華人越來越認同這片養育他們的土地，不管在神道或人道，都已經視斯土為吾土，在此落地生根。

到了1950年代，華人已是人口第二多的民族（將近四成），與馬來族、印族共同努力，終於擺脫英國殖民地的地位，成立馬來亞聯邦。

聖教？道教？還是「華人宗教」？

故國神遊，離散的起始點，早已物是人非，無可回望。現在的華人，已與馬來族、印族互相融合，創造獨特的馬國文化，「大馬華裔」大多以身為馬國子民為榮。

然而，出於各種原因，獨立之後馬來人逐漸把持政權，華人遭受打壓，一直到現在都必須跟當局對抗，以維護自身在語言、教育、信仰、工作上的權益。當權者不信任華人對國家的效忠，不但意圖抹去華人建設有功的歷史（如在歷史課本中消除葉亞來的功績），甚至華人文化的存在也不時遭受威脅。

比如1983年，政府以填海計劃需要土壤為由，要剷平馬六甲的「三保山」（此山除了有紀念鄭和與漢麗寶遠來和親的意義外，更是一萬兩千五百多座華人墳墓的公塚）；1997年，吉隆坡政府也以發展為名，企圖搬遷當地的華人義山。這兩件事都引起了巨大的反抗聲浪，使政府不得不廢止行動。

比「離散」更令人難堪的，就是被當作「外來者」來對待。但發生這些事，卻也激發華人自我反省：原來我們的宗教都是各式各樣，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義；原來我們華人是如此缺乏連結！將來再發生類似的事件，華人要怎麼凝聚族人？要用甚麼名義來維護自身的葬儀文化？儒教嗎？道教嗎？還是佛教？

馬來人的宗教就是伊斯蘭教，印度人的宗教也多半是興都教（Hinduism，印度教）。印度、阿拉伯等其他民族與信仰的緊密結合，讓他們有團結的精神力量。這種情況促使華人先賢思考：華人是否也能夠擁有一個共同的宗教？

馬來人的宗教就是伊斯蘭教，印度人的宗教也多半是興都教（Hinduism，印度教）。印度、阿拉伯等其他民族與信仰的緊密結合，讓他們有團結的精神力量。
圖片來源／pixabay

李豐楙在檳城義山的喪葬條規中，發現早期的華人規定：遵守「聖教」者才能殯葬於此。他認為「聖教」足以概括華人的儒教、道教、佛教和民俗信仰，成為共同宗教。而馬國華人早期用的是「佛教」，但含括性不足，後來則發展出「華人宗教」一詞，而以「道教」為主要名義，似乎也算解決了這個問題。

李豐楙在檳城義山的喪葬條規中，發現早期的華人規定：遵守「聖教」者才能殯葬於此。他認為「聖教」足以概括華人的儒教、道教、佛教和民俗信仰，成為共同的宗教，後來則發展出「華人宗教」一詞，而以「道教」為主要的名義。
攝影／林俊孝

「教節一體化」的重要性

只是，有了名義還不夠。如果沒有具體節日來展現整體精神，依然無法讓政府有所感受而更尊重華人。

馬來人有伊斯蘭教，開齋節（Hari Raya Aidilfitri）成為他們因為信仰而團結的節日；印度人的興都教和大寶森節（Thaipusam），也能發揮這樣的凝聚作用。他們的宗教跟節慶是一體的。華人呢？有春節、中秋節等各式各樣的節日，但大多數強調家庭內連結，卻不像開齋節、大寶森節那樣「教節一體化」，是人們會聚在一起做共同的儀式，產生共同的精神力量。基本上都各過各的，甚至不是每個華人都在過這些節日。

馬來人有伊斯蘭教，開齋節（Hari Raya Aidilfitri）成為他們因為信仰而團結的節日；印度人的興都教和大寶森節（Thaipusam），也能發揮這樣的凝聚作用。
圖片來源／pixabay

對此李豐楙建議：「華人社會要訂定出一個屬於『華人宗教』的節日，讓大家一起慶祝。宗教是文化的載體，節慶讓人產生文化認同，通過慶祝共同的節日，大家才會團結在一起。」如此才能凝聚力量，持續維護華人的文化主體性，免於被「同化」而「失根」。這是李豐楙在馬國考察六年，對華族的深情期許。

李豐楙建議：「華人社會要訂定出一個屬於『華人宗教』的節日，讓大家一起慶祝。宗教是文化的載體，節慶讓人產生文化認同，通過慶祝共同的節日，大家才會團結在一起。」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文／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