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想像力進行一次次軍事行動　臺大方震華分析宋人紙上談兵現象

在當代，各項職業分工的細分化持續進展。

比如學院分有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工學院等。而文學院裡則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人類學系等。每一種專業裡還能不斷區分出其他分類，如歷史研究有政治史、軍事史、社會史、經濟史等不同面向，更不用說文人與武人這樣南轅北轍的區隔了。

不過在800多年之前，曾有一個國家的軍隊，必須聽命於人在數百公里外的皇帝。由皇帝下達的指令，透過使者傳遞，往往曠日費時，才能傳達將領之手。

那是中國宋朝發生過的事情。

現今處於科技時代的我們，有網路、電話可以橫越數千里，傳遞訊息到遠方去。但是古代沒有這樣的技術，該怎麼辦呢？

跑，讓人騎著馬狂奔。

「所以出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君主的命令還在路上，前方的戰事已經結束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方震華莞爾笑說，他多年來研究軍事史和文武關係，發現宋代的皇帝和文臣往往熱衷於指揮軍事，這些作為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根本是「外行指導內行」。

方震華多年來研究兩宋的軍事史和文武關係。
照片來源／方震華提供

前線軍隊的行動，受制於千百里之外的命令

長期以來，宋朝軍隊的戰力被視為相當低落，但這數十多年來，新的研究指出，宋朝軍隊的戰力，可能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差勁，面對外族強大的武力進逼，仍然有攻有守。

但是宋軍發動的對外戰爭，為何還是敗多勝少呢？方震華從領導統御的角度，提出宋代著名的軍事特色――「將從中御」，他說：「『將從中御』是指在外作戰的將官，必須聽從權力中樞，也就是皇帝的各種作戰指揮。過去常聽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僅是一種理想，不是現實。」

將從中御並非宋代獨有的風氣，在其他的朝代也有，只是將從中御的情況，在宋代文獻上留下更詳細的記載。

「因此時常發生很荒謬的狀況。」方震華補充：「宋朝的戰爭大多都發生在距離京城相當遙遠的邊境，皇帝從首都汴梁發號施令，傳遞到前線的軍隊最快也要好幾天。然而戰事瞬息萬變，最新的戰況資訊回傳給皇帝知道也在好幾天之後。一來一往之間，就很容易發生軍隊在前線已經戰敗了，京城的皇帝和大臣們還在討論要怎麼進攻。」

以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為例，他時常透過文書或使者傳遞各種作戰指示，也會對將領提出的不同意見做出決斷。

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宋軍發動「五路伐夏」大型戰爭，由鄜延、環慶、河東、熙河、麟府等五路出擊，戰鬥部隊加上運糧的民伕，總數當在五十萬人以上。

西夏位在宋的西北邊，同年四月，傳言西夏發生內亂，國王被囚禁，宋朝的主戰派官員相繼建議，要求宋神宗盡快發動戰爭。於是，在短短三個月後──七月時，宋神宗便下詔命令軍隊於九月二十三日出兵，正式發動五路伐夏之戰。

「如此龐大的動員，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做好各種準備，因此這場戰爭的基礎相當不穩固。」方震華指出，從中央到地方，要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勢，各種執行細節必須詳盡規劃，單靠詔令文書的往返，根本無法有效溝通。

例如宋神宗在出兵前頒布了「營陣法」，要求作戰部隊必須依照陣法行軍。但方震華從史料中發現，許多將領對於朝廷以文書形式頒下的陣法感到難以理解，而且演練的時間也十分匆促，像涇原、環慶兩路部隊的主帥高遵裕，在出兵前一個月，才收到陣法的指示，要求他短時間內理解，並且訓練轄下將士遵循，幾乎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與大臣參議朝政。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宋元明）冊宋神宗。局部。

另外，當李憲率領的熙河路兵馬攻勢進展順利時，宋神宗馬上就推翻其他四路同日出擊的原定戰略，直接頒布新的命令，要求其他各路軍隊準備完成後立即進兵。並且曾一度想要更換涇原路的主將。

「這場大戰的整個過程，我們現在看起來會覺得非常離奇。」方震華另外提到包圍西夏國陪都靈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的宋軍，居然沒有準備攻城的器械，再加上西夏軍早在城外挖掘了三重壕溝，宋軍幾乎沒有可紮營的平地，等到夏軍引黃河河水入壕，宋軍更遭河水阻隔，難以相互支援。

方震華說：「戰爭的過程顯示宋朝對敵情缺少掌握，嚴重低估西夏軍的防禦能力和決心。神宗在如此情勢下，不但一直改變原定的戰略方針，竟然下令『若先下興州，則靈州不攻自破』，要求圍城的宋軍轉而攻擊西夏首都興慶府。」皇帝對情勢的估計過度樂觀，也影響了戰事的走向。

大戰已經結束，新的指令卻還在路上

武力是政權的基礎，所以古代皇帝對於戰爭的走向和輸贏非常關注，甚至想要完全控管。即使在無法御駕親征的情況下，也會多方介入與干預，不可能放任將帥和軍隊自行其是。

由於唐末藩鎮割據，軍人擅權的現象太嚴重，讓宋朝在開國後一心壓抑武人和軍隊的勢力，並積極倡導文人治國的觀念。

「心底對武夫軍人瞧不上眼的宋代讀書人，往往兼領作戰指揮的位置。」方震華解釋：「像是宋神宗時代永樂城之戰，宋軍的主帥徐禧是一位文官，幾乎沒有實際作戰的經驗與能力。」

永樂城之戰爆發於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起因於宋軍主帥徐禧率領宋軍進入橫山地區，計畫修築十二個堡寨，作為日後進攻西夏國的基地。九月初，永樂城修築完成，西夏集結大軍逼近。

徐禧派兵於九月九日出城決戰，結果一戰大敗，被困城中。七天後的九月十六日，神宗才得到西夏大軍來襲、宋軍戰敗被圍的報告，並緊急發出各種命令。但是永樂城在九月二十日就陷落了，神宗發布的各項指令還在路上，未能對戰事產生任何影響。

神宗與軍隊之間的聯繫不夠即時，雙方收到情報時，情勢時常已經改變。方震華說：「戰爭瞬息萬變，京城裡的皇帝所下的指示，對根本不能等的戰場來說大多是徒勞的。且神宗又喜歡獨斷，只倚重少數官僚，未能與多數文武官員進行有效溝通。」當神宗無法即時得知戰況，只以自己的想像來規劃戰略，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與現實的落差甚大。

方震華表示，在理解宋代知識分子時，不難發現他們有一種非常矛盾的現象：「大多數的文人缺少參與軍事的實際經驗，僅從史書或兵書獲取的知識，但是文人們卻深信那些知識，能夠在戰場上作出巨大貢獻。」

用想像力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軍事行動

另外，方震華爬疏宋代文獻，發現兩宋君臣對於陣法和陣圖的關注遠勝於此前的朝代。

陣法和陣圖在宋代以前早已出現，陣法是將軍隊排列成某幾個固定的隊形，讓士兵在作戰時可以有秩序的集體行動；而陣圖大多是書上的紀錄，繪製兩軍開戰前，部隊的行動與戰法規劃。

宋朝君臣喜好研究軍隊陣法。圖為宋代《武經總要》收錄之陣法圖文。
圖片來源／翻攝自《武經總要》，卷七，〈大宋戎萬全陣法〉

「各種關於陣法、陣圖的討論，不僅可見於官、私修撰的兵書和類書如《武經總要》、《玉海》等書，同時更是君臣議論軍事時的重要話題。」方震華說：「不止這樣，宋朝君臣對於古代的戰車和相關戰術也很熱衷。」

方震華指出，從北宋至南宋，不斷有文武官員倡議製造戰車，向朝廷進呈各種戰車圖式。神宗在位期間，由於深信戰車足以對抗遼人騎兵，也數度下令研製戰車，使得討論戰車的風氣在北宋晚期達於高峰。

為何會想以戰車對抗敵國呢？方震華分析道：「北宋建國後，西、北邊適合養殖戰馬的地區大多為外敵佔領，難以取得素質良好的戰馬，使宋朝的騎兵戰力居於劣勢。為了對應敵國的騎兵快速衝擊，防禦就成為首要之務。前代兵書與史書中所記載使用車輛作戰的歷史，給予文人以戰車對抗騎兵的靈感，寄望將車輛相連，形成可以抵抗騎兵的工事。」

北宋覆滅之際，為了抵禦金兵的南下，官員紛紛提議以戰車形成防禦工事，給予士兵安全感，避免步兵不戰而逃。

但是在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救援太原的作戰中，宋軍製造了一千多輛的戰車，希望能對抗金人鐵騎，卻被金軍迅速擊潰，完全沒用。方震華說：「實戰上，部隊推著笨重的戰車作戰，行動緩慢，容易被敵軍埋伏。一旦士兵突然遭受攻擊，往往捨棄戰車敗走，全然談不上提供步兵防衛的功能。」

在歷史上，車戰曾是一種主要的作戰方式之一。圖為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收錄之戰車圖文。
圖片來源／翻攝自《古今圖書集成》，卷一百一，〈車戰部〉局部

但以車抗騎的想法，在南宋仍不斷被提出，不論官員的奏書或士人編成的類書和兵書，皆可見相關的議論。倡議者顯然相信，歷史上的前例可以在現實中仿效。

「宋朝君臣在相當的程度上認為。軍事問題可藉由研究史書、兵書和經書得到解決，他們深信歷史知識能夠在現實上發揮作用。」方震華總結說宋代部分文人相信前人的經驗可以複製於當代，以之對抗外敵。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別的管道，只能從書本去理解戰爭；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歷史知識過度信賴，如對於陣圖的高度重視，以及關於車戰的論述皆是。

方震華強調：「部分宋代讀書人相信書本知識，更甚於實際的經驗。以致於他們的軍事議論，往往不是從實際經驗出發，而是汲取於書籍紀錄的結果。宋代對外作戰多次遭遇挫敗，並非僅是軍隊戰力的問題，而是多方面因素影響之後的結果。」

方震華認為研究這些相關史料，不只可以增進對宋代軍事歷史的認知，更有意義的，是瞭解了宋代文士如何看待歷史知識的現實功能。他提到：「相較於現代人，宋代文人顯然更相信「歷史」的實用性。這顯示不同時代的人看待歷史知識的方式不斷在改變，歷史學因而成為持續變化與發展的學科。」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