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這種方式悼念過世的長輩、親人或好友，留言也不乏感動的回饋。但也有人看了覺得不太舒服，說不清楚哪裡怪怪的？還是毛骨悚然？這些反應，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劉涵英並不陌生，她研究十九世紀唯靈主義文學，發現當時的人們已經會使用最新的技術，想留住已經不在世的人了。

「我們明明知道，畫面中的人不是真的回來了，但他們留下的照片、聲音、文字與影像，似乎又足以讓某個『人』重新出現。」劉涵英先注意到，十九世紀的人會保存已故親人的頭髮，甚至把頭髮製成飾品隨身攜帶。這讓她感到好奇。

「頭髮是人體的一部分，但被截取下來之後，並不會跟著身體一起消失。」她說：「它會繼續保存，而且仍然以『這個人的一部分』存在。」

一綹頭髮既不是完整的人，也不只是普通的物品，它曾經屬於某個身體，帶著明確的個人關係。人死後，頭髮仍然存在，於是生者也可能透過它，繼續想像與亡者之間的聯繫。

劉涵英指出，除了頭髮，當時也有人保存死者的其他身體部分，經過處理後留下。從今天來看，這樣的做法可能令人不適，但放在十九世紀的生活裡，人們對身體、死亡與紀念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

這些現象讓她想追問：十九世紀人們懷想亡故的人，會以什麼方式留下痕跡？

十九世紀的人相信人亡故後靈魂會附著在物品身上，透過降靈會之類的儀式，生者可以與死者溝通。圖為1872 年在英國布里斯托爾舉行的降靈會的靈異照片。
圖片來源／wikipedia

工業化的年代，為什麼會流行召喚亡靈

十九世紀是劇烈改變的時代。

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方式，工廠大量製造商品，鐵路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科學快速發展，攝影開始普及，留聲機保存了原本會消失的聲音。世界似乎愈來愈可以透過技術測量、記錄與理解。

但就在這個時代，唯靈主義在歐洲與美國興起，而且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下更加蓬勃。人們舉辦降靈會，相信靈媒可以與亡者溝通；有人研究靈魂攝影，試圖從照片裡找出死者的身影；有人相信物品可以保留曾經接觸過它的人的記憶與感覺。

從今天看這些現象似乎與科學進步相矛盾。

劉涵英卻認為，當時的人未必這麼想：「在科學逐漸成為常識，工業化與消費文化開始發展的時候，人們反而相信，也許可以用當代的『科學方法』證實靈魂的存在。」

科技不是把靈魂從世界裡趕走，而是提供了新的想像。攝影尤其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圖為美國攝影師亞伯拉罕·博加杜斯 （Abraham Bogardus,1822-1908）製造了一張與美國已故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鬼魂」的合照。
圖片來源／wikipedia

今天我們很容易看穿靈魂攝影是拙劣的重複曝光技術，但對十九世紀的人來說，攝影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新發明。原本轉瞬即逝的人影，竟然能夠被固定在紙上。既然照相機可以如此真實地留下生者的容貌，人們相信它也可能捕捉到肉眼看不見的亡者。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聲音上。因此留聲機可以保存一個人的聲音，攝影可以留下影像。科技讓人第一次以如此具體的方式，把原本會跟隨死亡消失，屬於人的一部分留在世上，因此讓「死亡」這個議題有了新的問題。

人過世後的照片、聲音甚至比較不易腐壞的頭髮或牙齒，以及使用過的物品。這些留下來的東西，究竟只是紀念品，還是可以作為保存亡者的一部分？

「家」的成形

劉涵英一方面閱讀維多利亞時期的鬼故事與唯靈主義文學，另一方面也追索當時留下來的物質文化，包括降靈會使用的器具、靈魂攝影、肖像名片，以及被認為可以感知記憶與過往經驗的物品研究。

她想理解的並非「十九世紀的人相不相信鬼」而已。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人如何透過這些東西，重新思考生與死、有形與無形，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劉涵英進一步指出，隨著十九世紀工業化發展，商品開始大量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百貨公司出現，中產階級增加，家庭裡的物品也愈來愈多。

家具、飾品、收藏品與各種日用品逐漸進入家庭，房子裡的東西不只用來生活，也用來表現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品味與社會地位。

「家」因此變得格外重要。

物理上，一個理想的家庭應該擁有豐富的家具與物品；道德上，它則承載了維多利亞時期對婚姻、家庭與性別的期待。

劉涵英考察十九世紀的文本和遺留物件，看到當時人們與唯靈主義之間的關係。
攝影／陳怡瑄

維多利亞女王本身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象徵。她所代表的女性形象顛覆了過去宣誓「嫁給英國」的伊莉莎白一世。維多利亞女王是妻子，也是母親，她的家庭生活－－婚姻、美滿，被視為理想家庭的重要象徵。

那個時代對「家」的期待，也影響了文學。

於是在唯靈主義文學裡，「物」成了推動情節的關鍵角色，但真正的主角其實是「家」。劉涵英指出，鬧鬼（haunted）的房屋是鬼故事裡最常見的橋段，這些房子往往堆滿舊家具與遺物，但真正讓小說令人不安的，不是東西太多，而是人們開始懷疑那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是否還留著某個已經離開的人？

有時候，鬼故事裡根本沒有鬼

劉涵英特別提到，美國小說家艾瑪．法蘭西斯．道森（Emma Frances Dawson）1897 年發表的〈An Itinerant House, and Other Ghost Stories〉（流動房屋和其他鬼故事－－編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的舊金山。菲莉帕是安森寄宿公寓的女管家。公寓裡住著幾名藝術家：敘事者是一名詩人，另外還有拉小提琴的佛爾茲，中輟醫學生德林。

所有人都以為菲莉帕是安森的妻子。

直到有一天，一艘蒸汽船抵達港口，真正的安森太太出現在眾人面前，菲莉帕這才知道，自己一直受到安森欺騙。

她當面痛罵安森，隨後倒地死亡。兩名醫生確認她已經死亡，葬禮安排在三十六小時後。

但有醫療專業的德林不願意放棄，他覺得菲莉帕的身體裡還留著一點生命，只要及時處理，或許能讓她再次醒來。於是，幾個男人開始用手邊所有的知識與工具試圖救她，小說寫出令人感到諷刺又危險的醫治方法：粗淺醫學、含糊磁力理論，以及佛爾茲近乎瘋狂的小提琴。

唯獨旁白詩人反對：「讓她去吧，死了比活著好。」

最後，菲莉帕真的醒了，但她沒有感謝任何人，憤怒的說：「你們明明知道我情願死，憑什麼把我救活？」

於是，她留下詛咒，並且強調這棟房子的牆壁會記得她所受到的折磨和苦難。

而這棟房子是一座可以搬遷的預鑄住宅。十九世紀的舊金山確實存在這類建築，整棟房屋可以架上滾木，在城市裡移動。

房子搬走了，但菲莉帕留下的詛咒沒有消失，她沒有變成幽靈，沒有半夜出現在房間裡，也沒有直接向任何人復仇。

可是後來住進房子的人開始接連離奇死亡。

演員韋恩住進去後發瘋而死；畫家亞恩看見了不該看見的東西，突然猝逝。每一次敘事者都在事後才發現這些離奇死亡的地點都還是同一棟房子，只是被移到了新的住址。故事結尾，佛爾茲與詩人儘管搬到了其他地方，卻依然看見那棟房子。房子從未放過那些人。

鬼故事裡沒有鬼，是十九世紀末鬼故事特別的地方。
圖片來源／gemini輔助生成

「有時候鬼故事裡根本沒有鬼。這棟房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鬼屋』（haunted house）。裡面沒有一個明確的幽靈住著，菲莉帕甚至沒有再次出現。英文裡，haunted 指的是『鬧鬼』，haunting 則可以指某件事持續纏繞、揮之不去的意思」

劉涵英強調這部故事令人不安的地方，正是「房子」本身是一座「haunting house」，它在故事中不斷回來，帶著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搬到新的地方，持續糾纏其他的角色。在這個故事裡，作為「物」的房子本身代替了傳統的鬼魂，創造了靈異敘事裡不可或缺的詭譎性。

而把故事對應十九世紀，菲莉帕很可能是一名墨西哥移民女性。她被安森欺騙，也受到幾名男性以不同方式對待。當她選擇死亡之後，男人們卻再次替她做決定，將她的生命強行救回來。

「唯靈主義文學中的鬼與超自然現象，往往不是單純為了嚇人。」劉涵英說：「家庭裡說不出口的壓力、婚姻制度裡的矛盾、女性受到的限制，以及社會快速改變帶來的不安，都可能透過鬼故事再次出現。」

十九世紀的人們表面上相信家庭，但婚姻制度可以保障一部分女性，但無法保障所有人。城市快速發展，大量貧困女性進入危險的生活環境。開膛手傑克殺害的女性，就長期被當時警方以「妓女」等單一身分歸類，讓人們更難看見她們各自的生活。

因此從當時的這些小說故事中可以看見，一個重視「理想家庭」的時代，也同時存在大量無法進入理想家庭的人。

劉涵英探討唯靈主義小說如何透過「物」與「家」，追索那些離開的人。
攝影／陳怡瑄

生與死之間的閾限空間

「幾乎每個世代的鬼故事，無論有沒有鬼真正出現，都在回應一個變化劇烈的世界造就了龐大的無力感，於是人們訴諸比自己更大的力量。」

一綹頭髮、一張照片、一棟老房子、一把椅子、一件外套，甚至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房間，都可能因為曾經有人生活過，開始承載某種難以言喻的重量，無法避免地沾黏了已死去的人身體碰觸過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成為死亡的見證。劉涵英認為唯靈主義記錄人們如何透過「物」與「家」，追索那些離開的人。

一百多年後，人類大多不再相信靈魂攝影，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保存已故親友的語音、聊天紀錄與社群帳號，甚至透過AI重建他們的影像與聲音。

如果頭髮離開了人體，仍然能以碎片指向整體，具體而微地象徵已逝之人，那麼數位足跡帶來類似的盼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感或恐懼，似乎也不算太意外的事。

畢竟，技術改變了，人們想留下某個人的心情，卻沒有完全消失。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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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井小民來說，「利率」或許只出現在新聞裡，或是銀行存款、房貸帳單上的一個數字，看起來遙遠又抽象。但當這個數字上下變動，牽動的卻可能是我們究竟買不買得起一間房子。

利率降低，代表借錢的成本變低，房貸負擔也可能減輕，進一步讓更多資金流入房市；對建商來說，融資成本同樣會受到影響。原本看似發生在央行會議室裡的貨幣政策決定，就這樣沿著信用、借貸、投資與市場預期，一層層向外擴散，最後走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談到這裡，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旭昇沒有急著搬出模型與公式，反而把問題拋了回來：「大家都知道利率會影響房價，但究竟是怎麼影響的？」

央行怎麼調整利率？

在理解利率如何一路影響房價之前，我們可以先回到更前面的問題：利率究竟是怎麼決定的？

陳旭昇解釋，央行進行貨幣政策決策時，每季會召開理事會，先由相關部門說明國內外經濟情勢並提出政策建議，再由理事們討論經濟情勢與政策方向，最後針對升息、降息或維持利率不變等選項做出決定。

但真正困難的地方，往往不只是「眼前的經濟數據是高還是低」。

陳旭昇強調：更關鍵的是，決策所需要的資訊究竟夠不夠充分？尤其是，臺灣目前缺乏精細的通膨預期資料。央行做利率決策時，關心的是大眾的預期接下來會如何影響經濟，但手上的通膨、失業等數據，多半記錄的卻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換句話說，央行做的是與明天相關的決定，手上拿的卻往往只有昨天的成績單。這就像開車不能只看後照鏡，而是必須將視線放遠, 通常建議要看前方 15 到 20 秒的路況，提早觀察並預判可能發生的交通變化。

因此，陳旭昇反覆提到一個詞：「forward looking」，也就是「向前看」。歷史資料固然重要，就像決策者手中的地圖，幫助我們理解走過的路；但若要判斷接下來該往哪裡走，還得掌握市場與民眾對未來的想像。例如，人們預期未來物價會上漲還是下跌，本身就可能改變今天的消費、投資與定價行為。換句話說，貨幣政策不只是回應已經發生的經濟變化，也得留意那些尚未發生、卻已悄悄影響人們選擇的「預期」。

當決策者一邊從後照鏡理解過去，一邊望向前方判斷未來，真正棘手的問題也隨之浮現：究竟多高或多低的利率，才算「適當」？

央行調整利率：從昨天的資料判斷明天的方向。
示意圖製作／ChatGPT

什麼才是「適當的利率」？

那麼，究竟什麼才叫「適當的利率」？經濟學上，有一個常被用來思考這個問題的概念，叫做「中性利率（neutral rate of interest）」，也有人稱為自然利率。

簡單來說，中性利率就像開車時不踩油門、也不踩煞車的位置。利率如果低於這個水準，可能刺激消費、投資與經濟活動；如果高於這個水準，則可能讓經濟逐漸降溫。理想上，它代表一個既不刻意推動經濟擴張，也不讓經濟陷入緊縮的利率水準。

問題是，這個「適當利率」並沒有一個寫在儀表板上的固定數字。

陳旭昇解釋，中性利率會隨著經濟環境改變。例如，生產力成長速度可能影響資金報酬與利率水準；人們願意承擔多少風險，也會影響資金流向。當企業和民眾愈傾向保守、愈偏好安全資產時，對債券等低風險資產的需求增加，也可能進一步壓低利率。

因此，今天看來「很低」的利率，換到另一個時代或經濟環境裡，未必是同一回事。利率高低不能只看數字，還得放回當時的經濟環境中理解。生產力、投資、儲蓄與風險偏好，都可能影響這條看不見的利率基準線。

陳旭昇舉例指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許多研究估計的中性利率呈現下降趨勢。金融危機、疫情，以及後續的不確定性，都可能讓企業與民眾更加保守，更願意持有相對安全的資產。換句話說，經濟體「願意承擔多少風險」，也會改變那條看不見的利率基準線。

這也讓「利率到底是高是低」變成比表面上更難回答的問題。2％的利率，在快速成長、投資旺盛的經濟體裡，和在成長疲弱、資金偏向保守的環境裡，意義可能完全不同。

當這條看不見的基準線不斷移動，貨幣政策也不能照著固定表格操作。真正重要的是，實際利率落在基準線的哪一側，又會如何牽動消費與投資，最後走進我們最有感的房價。

中性利率：不是固定數字，而是一條會移動的基準線。
示意圖製作／ChatGPT

利率如何走進一間房子的價格？

如果利率沒有一個永遠固定的「適當水準」，那麼它一旦升降，又會透過哪些途徑，最後反映到房價上？

最直觀的答案，就是房貸。對多數購屋者來說，買房很少是一口氣付清，而是透過數十年的貸款完成。利率下降，借貸成本降低，購屋者能負擔的貸款金額可能增加；反過來，利率升高，每月利息負擔變重，買房壓力也跟著增加，就像蹺蹺板般。

但房貸只是第一層。陳旭昇進一步指出，利率也會透過「信用」影響房市。當資金成本降低、信用條件變得寬鬆，不只自住需求可能增加，投資者進場的門檻也可能降低。如果市場同時預期房價還會上漲，就像一邊降低入場門檻，一邊放大獲利想像，可能進一步帶動投資需求，甚至增加投機行為。

也就是說，利率影響的不只是「我付不付得起這筆房貸」，也會改變投資者是否願意「借雞生蛋」、「以小博大」：借錢的成本夠不夠低，以及未來房價上漲的預期，是否值得承擔相應的風險。

另一方面，利率影響的不只是買方，也會牽動建商。從買地、興建到銷售，都需要大量資金；當利率下降，融資成本也可能隨之降低，進而影響建商的投資意願與住宅供給。

整體來說，一次利率變動並不是沿著一條直路走向房價，而是同時牽動購屋負擔、信用、投資預期與建商融資。這幾條不同的路徑，最後在房市交會，共同影響供給、需求與價格。

這也正是陳旭昇研究持續追問的核心問題：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當利率改變，房價究竟會怎麼反應？他的跨國研究發現，低利率衝擊與房價上升之間，存在相當明顯的關聯。

但也正因如此，真正困難的問題才開始浮現。因為證明「利率會影響房價」，和證明「高房價就是利率造成的」，其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利率下降如何透過多條路徑影響房價。
示意圖製作／ChatGPT

低利率，是高房價的唯一答案？

既然研究顯示利率會影響房價，那麼，是否可以進一步說：「只要利率夠低，房價就一定會高？」答案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陳旭昇指出，房價上升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有人從利率、信用擴張切入，也有人認為關鍵在稅制與房屋持有成本；另外，也有人從土地供給、投資需求，甚至臺灣社會偏好持有房產等角度來解釋。這些因素並不一定彼此排斥，更像是不同方向的力量，同時作用在房地產市場上。

也因此，即使利率確實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也不能反過來把所有房價變動都歸因於利率。

被問到不同國家的制度、稅制與其他因素究竟各自占了多少分量時，陳旭昇坦率地說：「我誠實講，我不知道。」但這句「不知道」，不是研究的終點，反而像替研究畫下一道清楚的界線：哪些可以說，哪些不能說得太滿。

經濟學家, 同時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曾提醒，面對複雜的社會現象，危險的往往不是「不知道」，而是自以為什麼都知道。身為總體經濟學者，陳旭昇關心的是：當利率改變，房價會如何反應？同時, 與其他因素相比, 利率本身所能解釋的比例有多高? 至於各國的稅制、住宅制度、貸款結構與持有偏好各占多少分量，則是另一層次的研究問題，不能把所有因素混在一起，試圖用一個答案來解釋房價全部的變動。

一項研究就像拿著手電筒照向複雜的世界，只能把光照到的那個角落看得更清楚；至於光線之外，仍有許多問題等待人們進一步探索。

研究像手電筒：照亮一個角落，不等於解釋全部。
示意圖製作／ChatGPT

或許也正因如此，談到學經濟學究竟要學會什麼時，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理解市場如何運作、政策如何發生作用，以及面對政府、學者與產業各種不同的說法時，能不能從眾聲喧嘩中辨認背後的機制與證據。

房價就是如此。若只問「利率是多少」，看到的或許只是儀表板上的一個數字；但順藤摸瓜往下追，會發現它與房價、信用有關，再往下，還牽涉匯率、外匯干預、外匯存底與央行資產負債表等。在陳旭昇公開的著作與研究中，更進一步觸及盈餘繳庫、政策規則與制度環境。利率從來不是孤立的數字，而是經濟條件、政策選擇與制度運作共同作用後浮現的結果。

理解利率如何走進一間房子的價格，不只是為高房價尋找答案，也是在學習一種看待世界的方法。陳旭昇提醒，不急著相信唯一的答案，而是把事實攤開、把證據找齊，再繼續追問——這個數字從哪裡來？什麼力量把它推到這裡？又如何一步步走進你我的生活？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旭昇（2016–2019）。「最適利率法則及其偏離：成因與影響」。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
陳旭昇（2019–2022）。「房價與貨幣政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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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本身不會說話，背後哪些是值得關注的訊號，哪些又只是偶然的巧合，都需要研究者抽絲剝繭，從沉默的數字中找出客觀、合理的意義。

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在定義問題、建立假設之後，還必須透過估計與檢驗實證模型，才能取得建立結論所需的基本訊息。這正是「經濟計量學」，也就是常說的「計量經濟學」主要的任務：發展與應用適當的計量方法，讓資料「開口說話」，成為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解釋現象、預測未來的重要依據。

但對許多人而言，光是「經濟學」三個字，就容易讓人聯想到複雜難懂的理論；再加上「計量」二字，密密麻麻的數學符號與公式推導，更容易讓人望而卻步，彷彿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

然而，對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陳宜廷來說，經濟計量學真正關心、也最有趣的部分，並不在於「數學與符號」，而在於如何透過合理的假設，建立具備良好統計性質的實證方法，進一步結合資料與方法，幫助我們解釋經濟現象，甚至做出經濟預測。

計量模型是研究者對真實世界的想像

「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源自1998年的同名經典電影，描述一座人為建構的世界。而計量模型所刻畫的世界，也未必就是真實世界，而是研究者透過假設與想像，用來描述變數關係的簡化架構。

陳宜廷形容：「任何模型都是對真實世界的一種想像。」當然，這也必須是經過取捨的想像。真實世界裡，同時存在各種可能影響結論的因素，但實證研究不可能將每一個人、每項制度，甚至偶然發生的事件全部納入分析。研究者能做的，是先找出重要變數，建立適當的計量模型，再結合資料，以合適的方法估計參數、檢驗假設。

實際上，模型就像研究者根據對問題的認知與理解，為了觀察、探索真實世界而搭建的一座「實驗室」；而這座「實驗室」最後呈現出什麼樣的結果，也取決於我們從什麼角度看世界，以及對它有多深的理解。

計量模型「百百款」，怎樣判斷會更好？

既然計量模型只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描述，完整的實證研究自然不會只考慮單一模型。如何選擇或組合候選模型，也就成為重要的計量課題。

以通貨膨脹預測為例，早期實證研究受到總體經濟學「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概念的影響，嘗試以「失業率」或少量相關的總體經濟變數預測通貨膨脹。隨著研究發展，後來的模型則在傳統架構上加入更多總體經濟與金融市場變數，建立新的預測模型。

一般來說，小模型使用的預測變數較少、結構也較簡單；但如果遺漏真正重要的變數，預測結果可能因此產生偏誤。相反地，大模型雖然能納入更多資訊，卻也可能將雜訊誤認為訊號，增加預測的不確定性，反而降低準確度。「研究者在經濟預測中，經常需要面對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最適平衡的挑戰。」陳宜廷分析說。

面對不同模型各有優缺點，經濟計量學早已發展出「組合預測」的概念。基本想法是：既然單一模型各有侷限，與其從候選模型中挑出一個「最好」的模型，不如讓多個候選模型一起參與預測，再將各模型的結果重新組合，形成新的預測。

陳宜廷介紹，近年計量文獻快速發展的「模型平均法」，其實也脫離不了「組合預測」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整合所有候選模型的估計或預測結果，以最小化估計或預測失誤風險為目標，決定組合模型所需的「最適權重」。其中，經濟計量學的重要工作，就是設計與建構這些最適權重，讓不同模型能夠截長補短，降低估計或預測的失誤風險，提升實證應用的理論基礎。

在陳宜廷主持的國科會專題研究「一般化漸近最適組合預測之 Bregman 模型平均法」中，則進一步提出以「Bregman 散度」建立預測失誤風險。這種風險量測方式涵蓋一般常用的「預測均方誤差（mean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 MSPE）」。透過這樣的一般化架構，研究者可以藉由最小化 Bregman 散度，找出大樣本下的最適組合預測，並將其應用於不同的預測標的，在不同架構下建立新的組合預測方法。

藉由對多個候選模型安排最適權重，形成組合預測，降低預測誤差。
示意圖製作／ChatGPT

模型平均法也反映出面對未知真實世界時，研究者應保持的謙卑與積極。即使我們無法確定哪一個模型才是正確的，仍可以盡可能擷取各個模型的長處，透過適當的加權組合，讓最終結果具備更好的理論性質。

這同時也是一種謹慎的研究思維：不急著相信某一個模型，而是依據可被接受的統計標準，透過最適化的方式，決定不同候選模型在共同探索未知世界時，應該扮演多大的角色，也就是各自擁有多少權重。

一項政策是真的有效嗎？

上面提到的模型平均法，是在眾多候選模型中，透過最適權重的設計，找出理論性質更好的預測方法。但如果我們想知道一項政策到底有沒有發揮效果，面對的就是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我們必須估計真實世界中看不見的「反事實」。實際上，對「反事實」的估計，也可以理解為對「反事實」的預測。

透過對多個區域候選控制，安排最適權重，組合出合成控制，評估政策效果。
示意圖製作／ChatGPT

例如，當一個地方實施菸害防制政策後，幾年下來當地的香菸銷售量明顯下降，人們或許會直覺認為，這就是政策帶來的效果。但實證研究者會進一步追問：「真的是這樣嗎？」香菸銷售量的下降，是否也可能來自人口結構改變、健康觀念轉變，或其他因素？

要認真評估這項政策對香菸銷售的影響，就需要為政策施行的對象，打造一個「沒有這項政策」的反事實世界，再與已實施政策的「真實世界」相互對照，才能透過比較估計政策的實際效果。

但問題來了：在真實世界中，政策已經發生了，要如何打造一個「反事實」？

這時，陳宜廷在白板上解說經濟計量學中著名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在2010年，Abadie、Diamond與Hainmueller等研究者，就曾以「美國加州菸草管制計畫」對上述的例子進行過實證研究。他們先排除研究期間曾實施類似政策的幾個州，再將剩下的州視為「候選控制州」。接著，以類似於「模型平均」的概念，根據加州在管制政策實施前的香菸銷售量及其他重要特徵，從候選控制州中加權組合出一個「合成加州」。

這個「合成加州」就像另一個平行世界：它在政策實施前與真實加州具有相似的特徵，政策實施後則可以用來推估「如果加州沒有實施管制計畫」，香菸銷售量可能會是多少。這個數值，就是政策效果分析中重要的「反事實」。

真實加州與「合成加州」之間的香菸消費量差距，就成為判斷這項管制計畫是否有效的重要線索。

不過，陳宜廷接著指出，真正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說服大家，合成出來的『反事實世界』是合理、可靠的？」在「美國加州菸草管制計畫」的研究之後，陸續有不同的合成控制法被提出，而不同的方法，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反事實估計結果。

那麼，該如何理解這些不同的方法與結果？

陳宜廷在另一項國科會專題研究「組合控制法之限制式選擇」中，嘗試從「預測」的觀點來理解這個問題。他指出，許多現有的合成控制法，其實可以視為從不同角度，為「反事實」設計出不同的預測方法。這背後存在一套可以整合不同方法的計量架構，讓研究者有機會進一步找出計量性質或實證表現更佳的合成控制方法。

找不到候選控制，改從歷史找答案

一般的合成控制法需要找到不受政策影響的候選控制地區，才能進行反事實估計。但面對重大事件或全國性政策時，由於影響範圍太廣，往往很難找到真正置身事外的控制地區。

「COVID-19疫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疫情爆發後，世界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很難找到一個完全不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或地區。因此，研究者並不適合直接以一般的合成控制法，評估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

面對這個問題，陳宜廷思考：如果找不到其他地區作為候選控制，能不能回頭從歷史資料中尋找答案？

「與其尋找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如回頭檢視研究對象自身的『歷史資料』。」陳宜廷分析說。研究者可以將同一個研究對象過去的時間序列切分成不同片段，再重新組合，藉此建構出一條可能的發展軌跡，作為反事實的估計依據。

從歷史中找答案，聽起來簡單，實際上卻涉及不少計量問題。首先，並非每一段歷史資料都適合作為控制；那麼，時間序列應該如何切割成不同的歷史片段？又該如何從這些候選片段中，挑選出真正合適的控制？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先建立「歷史合成控制」的計量架構，進一步推導反事實估計的統計性質，才能依據理論性質，挑選出合適的歷史片段，降低估計偏誤。為此，他在「缺乏橫斷面控制下政策評估之組合歷史控制法」這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投入了不少研究心力。

在缺乏區域控制的情況下，改以歷史合成控制法，評估政策效果。
示意圖製作／ChatGPT

陳宜廷的這些國科會專題研究，從「模型平均法的預測」，到「合成控制法的整合」，再到「以歷史資料為依據的合成控制」，始終圍繞著同一個核心問題：面對未知的真實世界，我們如何透過解構與優化經濟計量方法，為實證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依據？

經濟計量學雖然無法提供適用於各種情境的萬靈丹，卻能幫助我們更客觀、合理地探索社會科學中的實證問題，也讓我們看見研究過程中可能面對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這門學科時時提醒我們：解讀實證結果時，不能只看最後得到的答案，也必須留意我們採用了什麼樣的假設、方法與資料。

陳宜廷指出，經濟模型最重要的「預言」，但從來不是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未來可能怎麼走，而是你我該如何聚焦問題、判斷證據、理解結果。
攝影／林俊孝

換句話說，透過計量模型結合資料所估計出的結果，即使看起來再漂亮，也未必就是事實的全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保持一點距離，多想幾步，留意經濟計量學所提供的建議與提醒。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門學科最重要的「預言」，或許不只是告訴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更在於提醒我們該如何解讀實證結果，以及理解研究本身的限制。

當我們理解到這一點，面對充滿未知的世界時，才能辨別「已經知道的」與「還不知道的」，繼續探索下去，將「不知道的」一步步變成「知道的」。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宜廷（2020）。《組合控制法之限制式選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TC-109-2410-H-002-219)
陳宜廷（2021）。《缺乏橫斷面控制下政策評估之組合歷史控制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TC-110-2410-H-002-196)
陳宜廷（2022）。《一般化漸近最適組合預測之 Bregman 模型平均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TC-111-2410-H-002-085)
Abadie, A. A. Diamond, and J. Hainmueller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 493-505.
Chen, Y.-T.(2026). Regularization of Synthetic Controls for Policy Evalu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jae.70071
Chen, Y.-T., C.-A. Liu, and J.-H. Su(2025). Bregman model averaging for forecast comb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51, 106076.
Chen, Y.-T., J.-C. Yang, and T.-T. Yang (2026). Synthetic Historical Control for Policy Evaluation,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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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戴宇呈副教授看來，答案或許就藏在一套誕生於美墨邊境的思想裡。

她長期研究在臺灣仍相對陌生的「奇哥娜」（Chicana）女性主義文學，尤其關注重要作家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1942-2004）。安莎杜娃從墨西哥裔女性的生命經驗出發，卻不只談性別，也關心族群、語言、知識，以及人們如何在彼此衝突的文化與價值之間生活。

這也成為戴宇呈研究與教學的切入點，一方面嘗試讓安莎杜娃與中國哲學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帶領學生製作人文科普Podcast。她持續把看似遙遠的學術概念帶到臺灣人的日常經驗裡，並將這個過程稱為「轉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戴宇呈副教授
拍攝／翁佳如

從「墨西哥裔美國人」到「奇哥娜」

第一次看到「Chicana」（奇哥娜）這個詞，許多臺灣讀者可能連怎麼唸、是什麼意思，都不太確定。

簡單來說，「Chicana」通常指在美國出生或成長，且具有墨西哥裔背景的女性。不過，比起「Mexican American」（墨西哥裔美國人），前者帶有更鮮明的政治意識的文化認同。

戴宇呈表示，這和美墨之間的歷史密不可分。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後，大片的墨西哥土地成為美國領土，原本生活在當地的墨西哥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美國人」。然而，國籍可以改變，語言、文化與族群身分卻不會立刻消失。

「於是形成了一種尷尬的處境：當你強調墨西哥身分，可能會被視為『外來者』；但若強調美國身分，又意味著必須向白人主流文化靠攏。」而「Chicana」就是在這樣的夾縫中形成的文化身分。

「Chicana」是在墨西哥文化與美國主流社會的夾縫中形成的文化身分。直到今天，這個稱呼仍帶有鮮明的族群、性別與政治認同。
圖片來源／Wikipedia

另一方面，不同於指稱男性的「Chicano」，「Chicana」尾端的陰性詞尾，也進一步凸顯了其中的女性經驗。戴宇呈指出：「一個人可能同時是墨西哥裔、女性、勞工階級，也可能是同志。」換言之，一個人的生命，很難只被放進一個整齊的分類裡。

因此，奇哥娜女性主義關心的從來不只有「女性」，也包含族群、語言、階級、移民與性傾向等不同處境。而這種對多重身分與複雜處境的理解，也成為了戴宇呈走進安莎杜娃思想的重要入口。

邊界不只在國境，生活處處有界線

安莎杜娃引領戴宇呈進入奇哥娜世界。在赴美攻讀碩博士期間，她因為黎巴嫩同學手上的書，第一次讀到安莎杜娃。戴宇呈回憶，最初吸引她的並不是其中對種族、性別或美墨政治的討論，反倒是另一個更貼近個人生命經驗的問題：「什麼才算真實？」

她感慨，現代社會習慣以科學、理性與可驗證的事物判斷真實。夢境、恍惚與直覺等經驗，則經常被視為怪力亂神或「想太多」。但她發現，安莎杜娃並不急著將這些經驗排除在「真實」之外。

這讓戴宇呈產生了強烈共鳴。她提到，自己的父親出身理工背景，卻十分著迷中國哲學。她從小也聽過許多與寺廟和靈異有關的故事。在研究所期間，她甚至以夢中的畫面為靈感，發展出研究題目。

「我第一次在安莎杜娃的作品裡發現，原本難以進入學術語言的感知，也可以被認真討論。」她最知名的作品《邊境》（Borderlands/La Frontera），正是在處理這種被切割的世界。

出版於1987年的《邊境》（Borderlands/La Frontera），是安莎杜娃的代表作。她將「邊境」從實體國界延伸到語言、文化、身分與感知之間那些看不見的界線。作品前半部為散文與文化理論，後半部則為詩歌。文字經常交錯使用英語、西班牙語以及德州西班牙語（Spanglish），體現邊境獨特的混雜語言景觀。
圖片來源／Wikipedia（左）、（右）

這是一部結合了自傳、散文、理論與詩歌的作品，內容涉及種族、性別與認同交織的複雜經驗。戴宇呈解釋：「安莎杜娃筆下的『邊境』，不僅是美墨之間的那一道國界，更是形容一個人如何承受著來自不同文化的衝突與壓迫。」

「國家、語言、性別、族群，乃至理性與非理性之間，都有一道道看不見的界線。但問題是，一個人可能同時同屬多種文化、使用數種語言，也可能一方面相信科學，一方面依靠直覺來理解世界。」

因此，安莎杜娃提出了「新美斯媞莎意識」（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這一想法。「Mestiza」原本帶有混血女性之意，但她談的並不只是血緣，更包含一種能夠容納矛盾、多重身分與變動的思考方式。「她要我們打破這些二元對立，學習在充滿衝突的交界處生活，因為人本來就可能同時站在好幾個位置上。」戴宇呈這麼說道。

當安莎杜娃遇上「為無為」

也因為安莎杜娃不斷鬆動「非此即彼」的分類，戴宇呈開始思考：遠在另一端的中國哲學，能不能提供另一套理解她的語言？

但她也強調，這不是要證明安莎杜娃其實就是中國哲學，抑或把其中一套思想收編進另一套思想裡。戴宇呈更喜歡用「圓桌論壇」來形容：「當兩種思想有機會進入同一個場域對話，或許大家就會發現，原來它們之間可以有所呼應，奇哥娜也不是一個離我們很遠的思想。」

其中一個令戴宇呈特別感興趣的思想碰撞，就是道家的「為無為」。她解釋：「為無為」的意思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不急著強行改變眼前的處境。

儘管女性主義常讓人聯想到行動、抗爭與改變，但安莎杜娃也關心，在真正採取行動之前，一個人如何經歷原有價值崩解、重新理解自己的過程。她將這樣的狀態稱為「科亞特利奎狀態」（the Coatlicue state）：「當一個人原本相信的世界觀突然失效，但新的理解又還沒有成形，就可能陷入困惑、停滯甚至痛苦。」

戴宇呈舉例，學生在接觸了一個全新的思想（如女性主義）後，可能會突然意識到，許多過去以為理所當然的想法，其實深受社會價值所影響。儘管他看見了問題，卻不代表下一秒就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在這個衝突的時刻，並不需要立刻找出答案，而是暫時停留在矛盾之中。戴宇呈用「溺水」來比喻：「人在水中越慌張地揮動手腳，反而越可能下沉。真正該做的是先停止無效的掙扎，穩住呼吸，重新感受水流，再慢慢決定下一步。」

戴宇呈以「溺水」比喻科亞特利奎狀態：越慌張掙扎，越可能下沉；有時暫時不動，反而是重新找到方向的開始。
圖片來源／Unplash

戴宇呈表示，這正是「科亞特利奎狀態」與「為無為」產生對話的關鍵，兩者都點出了「行動在不作為之中」的重要性。「暫時沒有外在行動，不等於毫無改變。當一個人願意發現困惑，並留在其中重新思考自己原本相信的事物，他的內在世界就已經開始鬆動。」

把學術高塔變成「饅頭共生宅」

除了把安莎杜娃與其他思想放在一起思考，戴宇呈也嘗試將安莎杜娃與奇哥娜的思想，帶到普通讀者面前。她帶領學生組成團隊，一起製作了人文科普Podcast「饅頭共生宅」。「饅頭」取自 mentor（導師）的諧音，意在拆解難以親近的學術高塔，改造成適合大眾的思考空間。

點擊收聽

每一集，團隊都從生活經驗出發，帶領聽眾認識一個安莎杜娃的書寫概念。例如在第五集談到「語言切換」（code-switching）時，他們沒有直接從美墨邊境的英語、西班牙語的混用談起，反而先是討論：臺灣人是不是也有「切換語言」的現象？

節目中，戴宇呈跟學生聊起被戲稱為「晶晶體」的中英文夾雜，有人覺得中英文混用令人不自在，甚至認為十分刻意，有炫耀的意味。但如果將情境換成「中文與臺語夾雜」，大家的感受又完全不同，某種親切感瞬間產生。

當學生對「語言切換」有了討論與認識，戴宇呈再進一步挖掘背後的政治意涵。她分享道，安莎杜娃的英文寫作大量夾雜西班牙文，這在當時是極其尷尬的處境：在美國主流文學眼中，這種混雜被貶低為「不入流」的美國文學；但在西語文學界裡，她的語言又被批評為「不純粹」。

戴宇呈強調，這並不是單純的寫作風格，而是安莎杜娃刻意製造的閱讀阻力。「她要讀者經歷那種看不懂、感到困惑與痛苦的過程。她這麼做除了是在保有自己的特殊主體性，同時也提醒讀者，不要只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與生命經驗去理解他人。

拍攝／翁佳如

從「奇哥娜」這個身分名稱，到安莎杜娃筆下的邊境，再到道家的「為無為」以及Podcast裡的「切換語言」，這些概念共同勾勒出了戴宇呈所理解的女性主義。

她認為，女性主義不應只被反父權、反殖民或反霸權所定義。批判固然重要，但她更在乎的是：「批判之後，我們究竟能提出什麼樣的新世界？」

這也是戴宇呈不斷進行「轉譯」的原因。轉譯不是消除差異，把各自的文化變得一模一樣，反而是在承認差異的同時，仍試著找到彼此可以互動的位置。「女性主義不只拆解舊有的價值觀，還要試著為不同的生命經驗創造一個共存的空間。」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戴宇呈（2019）。知識轉譯：當安莎杜娃研究遇上中國哲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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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似貪吃的念頭，讓他開始追問：餐桌上的魚從哪裡來？誰捕的？如何在航行數月後仍維持生食品質？又是誰決定漁船可以到哪裡捕魚？

跟著一片生魚片「追本溯源」，洪伯邑從臺灣漁港走到印度洋的海外基地，也從漁船監控中心走進國際漁業組織。他逐漸發現，海洋邊界不是畫好就固定不動，而是隨著漁船、魚群、數據與談判，不斷被做出來。

洪伯邑從「魚產品從何而來？」的問題開始，逐步釐清漁業技術、發展脈絡等問題，層層研究，發現漁業和海洋地理息息相關。
照片／洪伯邑提供

一片生魚片，要動用多少技術

以鮪魚為例，臺灣遠洋漁船多採延繩釣；鮪魚上船後，船員必須立即放血、處理，再送入攝氏零下六十度左右的超低溫冷凍艙。即使在海上航行數月，魚肉仍能維持適合生食的色澤與品質。

臺灣船隊能遠赴三大洋，背後是一段技術史：日治時期的水產調查、漁港與製冰設備，戰後美援協助建造大型鮪釣船，再到深海延繩釣與超低溫冷凍技術引進，臺灣漁獲才得以跨越大洋、進入日本市場。

「臺灣的遠洋漁業很大尾。」洪伯邑常用這句台語形容它的實力。而「大尾」不只是船多、魚捕得多，背後還連著漁具、冷凍、造船、港口與跨國市場。

 漁船開到哪，國界就跟到哪

「臺灣的遠洋漁船，就像把國家的邊界帶到海上。」洪伯邑說。這不是指漁船就是「浮動國土」，而是當它航向遠洋，船籍、捕撈許可、漁獲配額與船員管理都跟著移動；若外國公務船要求登檢，問題便不只在漁船是否違規，也牽涉誰有權執法、適用哪套法律。

2013年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便顯示邊界如何在海上被協商出來。臺日並未解決釣魚臺及周邊海域的主權爭議，而是先安排雙方漁船如何作業與管理。協議適用海域約七萬四千平方公里，臺灣漁船的作業範圍新增約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主權爭議仍在，一套讓漁船繼續作業的秩序卻先被做了出來。

這種情況對臺灣尤其重要。受限於特殊的國際處境，臺灣難以用一般國家名義加入部分國際組織，龐大的船隊卻使國際漁業治理無法忽略它。以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為例，臺灣以「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 of Taiwan）身分參與配額、保育與船隊管理。漁船不只到世界各地捕魚，也是臺灣進入國際談判現場的一張門票。

跨國連結也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洪伯邑到模里西斯田野調查時，走進一間客家餐館。老闆來自小琉球，早年跟著漁船討海，後來與祖籍梅縣的模里西斯客家女子成家，留在當地經營漁船補給。桌上的南方黑鮪腹肉，是靠岸的臺灣船長送來的謝禮。

一盤魚肉，把小琉球、模里西斯、臺灣船隊與南方黑鮪串在一起。「簡單來說，漁業讓臺灣有了跟世界交涉的籌碼。」洪伯邑說。國家在海上現身，有時靠的不是插旗，而是一張捕撈許可或一筆受國際承認的配額。

一艘艘遠離臺灣的漁船，也因此開始和國家的邊界、外交與國際政治發生關係。圖為在模里西斯的臺灣漁船。
照片／洪伯邑提供

魚不看地圖，科學家卻得替牠畫線

漁船有船籍，魚卻沒有國籍。秋刀魚隨水溫、洋流與餌料移動，不知道自己何時游過日本、俄羅斯的專屬經濟海域，又何時進入北太平洋公海。近年漁場逐漸向東移動，日本沿岸漁獲明顯下降；長年在公海作業的臺灣船隊，則在2013年超越日本，成為當年最大的秋刀魚捕撈方。魚群改變路線，各國的漁場與談判籌碼也跟著重新洗牌。

但到了國際談判桌上，各方不能只說「今年魚比較少」。為了決定各國可以捕多少魚，科學家蒐集漁獲量、作業位置、魚體大小等資料，放進資源評估模型。然而各國船隊的漁具與作業方式不同，同一片海、同一種魚，換一套資料與模型，就可能出現不同的資源圖像。

「科學不是有了數字，答案就會自動出現。」洪伯邑說。哪些資料可以納入、如何校正各國船隊的捕撈效率、如何處理不確定性，都需要協商。科學讓各方有共同討論的基礎，卻不會讓政治立場消失。

協商的現場也很具體。研究團隊訪談參與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科學家後發現，秋刀魚的洄游與成長仍有許多未知，各方也會對調查船資料、取樣設計及模型假設提出不同意見。科學家最後必須在各方可以接受的資料與參數之間尋找共識；出席國際會議前，也須理解政府的政策立場。

2015年，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正式運作，臺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成為會員：同樣是捕魚實體，在不同組織裡的名字並不一樣。2019年，各會員首度就下一年度的秋刀魚總漁獲上限達成共識。看似只是一個數字，背後卻是資料、模型與捕撈利益的反覆協商。

洪伯邑把這個過程稱為「科學化的領域性」：國家不必在海上畫出實體疆界，也能透過資料、模型、配額與規則建立資源秩序。魚不看地圖，但人們仍得用數據替牠畫出一張可以談判的地圖。

遠在公海的漁船，國家怎麼看得見？

要管理一艘遠在公海的漁船，國家得先看得見它。2015年，歐盟對臺灣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制度發出黃牌警告。臺灣隨後通過俗稱「遠洋三法」的法規，強化船位監控、港口檢查與電子漁獲回報；2019年，歐盟解除黃牌。

「在漁業署的漁船監控室，巨大的螢幕上標出臺灣漁船在大洋上的位置。」洪伯邑說，國家的管理力量也能跟著漁船移動，延伸到遠離臺灣的海面。船位回報器定時傳送位置，船員也以電子漁撈日誌申報魚種、漁獲量與卸魚資訊；遠洋作業於是成為臺北螢幕上的點、線與數字。

這些資料也可能成為判斷違規的證據。曾有船公司以冷凍設備故障為由，主張必須緊急轉載漁獲；主管機關卻從電子漁撈日誌發現，申報故障期間仍有漁獲進入船艙，認為情況並未急迫到無法事先申請。

然而，「看得見」不等於「完全知道」。船位只能顯示船在哪裡，未必能證明船上發生什麼；電子日誌也可能因設備、海況或操作留下空缺。漁民更未必樂意時刻被看著。一位受訪者反問：「如果你的位置隨時被家人掌握，你會自在嗎？」

洪伯邑與研究團隊因此指出，遠洋漁業治理不是一路從模糊走向完全透明，而是在「精確」與「模糊」之間反覆協商。國家在海上現身，不只靠巡防艦艇，也靠一條條從漁船傳回陸地的資料。

從東南亞茶山到芳苑潮間帶

洪伯邑來自彰化芳苑，早年的研究卻一路走向臺灣之外，追蹤茶葉如何在臺灣、東南亞之間移動，又如何改變邊界、技術與地方生活，成果集結為英文專書《Routes of Taiwan Tea: Mobility, Borders, and Territoriality》（2026年7月由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

洪伯邑早年追蹤茶葉在臺灣、東南亞之間的移動，成果集結為《Routes of Taiwan Tea》。
書封／洪伯邑提供；攝影／陳怡瑄

有一次，父母聽他談完國外研究，反問：「你研究那麼多國外的地方，那彰化沿海呢？家鄉附近這些年變成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我完全答不出來。」洪伯邑苦笑。

這個問題讓他的視線回到芳苑。他發現，從東南亞茶山一路追蹤的問題，也發生在家門口：海水、泥沙、蚵農與漁船持續移動，讓人們必須重新界定海岸屬於誰、可以怎麼使用。

近年離岸風電進入彰化外海，開發商必須與漁會協商漁業補償，但流動的海很難換算成固定界線。漁場隨季節、天候與魚群改變，潮間帶的泥沙、水路與蚵田也會因海流和地形移動。當海域被換算成風場範圍、海纜路線與補償金額，誰的使用經驗會被計算？哪些損失又從制度中消失？

「漁民不好談！」田野裡，洪伯邑聽過開發商這樣抱怨。但他認為，難處未必在漁民不好溝通，而在於開發商不知道該怎麼談：潮間帶不像田地有地籍與明確邊界，沙會流動、蚵田會移位，一套習慣以固定面積和產權計價的談判方式，到了海邊就失靈。

家鄉潮間帶與遙遠公海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科學家用資料估算秋刀魚，監控中心把船隊化為螢幕上的光點，芳苑則把流動的海域換算成面積與補償金額。這些工具讓海洋可以管理，卻也可能遺漏難以量化的關係。

「在陸地上，我們習慣用地圖和地籍界定範圍。但到了海上，魚群、潮水、泥沙和人的活動都會移動。」洪伯邑說，「邊界不明確，不一定只是管理缺陷；有時候，它也為不同的人留下繼續協商的空間。」

彰化芳苑王功漁港的芳苑燈塔與風力發電風車。
圖片來源／wikimedia

從一片生魚片，看見臺灣與世界

從芳苑潮間帶到北太平洋公海，洪伯邑看見海上的問題很少單獨發生：魚群受環境變遷影響，船隊受市場價格、國際配額與地緣政治牽動，沿海居民則同時面對綠能開發、生態變化與生計轉型。這些風險交纏在一起，最後落到漁民與船員的日常。

這也是他目前研究的方向：追蹤地緣政治、環境變遷與市場波動如何共同塑造臺灣農漁業，並觀察遠洋漁船如何透過港口、冷鏈、海外基地與國際組織，把相距遙遠的海域連在一起。對他而言，印太不是先畫好的區域，而是在這些移動與交涉中逐漸形成。

若從海洋出發，沿著漁船、魚群、數據與港口移動，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個臺灣：它不是位於世界的邊緣，而是在一條條跨海連結中參與區域的形成。而這一切，都可以從餐桌上的一片生魚片開始問起。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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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來，隨著「永續」成為企業界的熱門關鍵字，公司開始要回答一連串過去不太像商業問題的問題：工廠排放了多少碳？供應商是否剝削勞工？產品原料是否來自侵犯人權的地區？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員工、供應商、消費者、投資人，乃至企業所在的環境，都是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深受企業決策所影響。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蔡昌憲教授，長期關注企業如何永續經營。他從法律、企業內部治理與市場等角度，試圖回答：當公司不再被視為只是一個替股東賺錢的工具，那它究竟應該對誰負責？又該如何賺錢賺得長久？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蔡昌憲教授
拍攝／陳晧月

為什麼企業突然要「多管閒事」？

過去，我們會從財務報表判斷一家公司賺不賺錢、負債多寡。但蔡昌憲表示，財務報表呈現的是能以金錢衡量的結果，至於企業是否過度排碳、供應鏈有無侵犯人權、員工的工作環境是否安全，並不會出現在帳面上。

因此，近年來有三個英文字母迅速占據企業會議室、投資報告與新聞標題，也就是「ESG」。E是環境（Environment），關心能源與資源使用，以及溫室氣體排放與污染。S是社會（Social），涉及員工待遇、職業安全、消費者權益與人權議題。G則是公司治理（Governance），關注董事會如何運作、資訊是否透明，公司是否建立內部風險監督機制。

乍看之下，這些事情似乎與企業賺不賺錢沒有直接關係。但蔡昌憲要我們試想：當污染導致工廠停工、供應商侵犯人權造成品牌抵制、員工過勞造成憾事，或董事會未能察覺重大違法風險時，這些問題很快就會變成訂單、訴訟與企業聲譽的重大災難。

他舉例：「Apple就曾因臺灣代工廠涉及損害勞工權益，而對相關供應商採取處置。品牌企業的考量是，即便它本身沒有直接雇用那些勞工，也可能因供應鏈中的人權問題而受到輿論與市場壓力，最終影響銷售。」

企業日益重視ESG，是因為傳統財務數字往往無法完整反映潛在風險。
圖表製作／馬藤萍

因此，隨著ESG逐漸受到重視，企業資訊的揭露內容也跟著發生變化。蔡昌憲表示，目前《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及交易所的有關規範已從要求上市櫃企業公布營收、獲利、資產與負債等財務資訊，擴大至碳排放、勞動條件、供應鏈管理與公司治理等非財務資訊，同時要求將它們製作成「永續報告書」。「大家不再只是知道一家公司賺了多少錢，也開始留意它是如何賺到這些錢的。」

他強調，尤其如今許多臺灣企業位於跨國供應鏈中，它們不只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挑選供應商時更不能只比較價格，也得檢視勞動、安全與環境標準。一旦供應鏈出現問題，品牌商可能中止合作，消費者也可能拒絕購買。原本發生在單一工廠內部的爭議，便會沿著供應鏈一路延燒，最終成為跨國企業的經營與法律風險。

企業不能只對股東負責嗎？

當企業開始關注環境、員工、供應商與消費者，一個疑問也隨之而來：公司既然是由股東出資，不是應該專心替股東賺錢嗎？如果把資源投入工安、減碳與供應鏈管理，會不會反而犧牲股東利益？

蔡昌憲笑著搖頭，他用「一鍋美食」來比喻企業經營：「股東固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卻不是唯一參與這道料理的人。」一家公司取得營收後，得先支付員工薪水、供應商貨款、銀行利息與政府稅款，同時要負擔設備安全、污染防治等成本。扣除這些支出後，剩餘的盈餘才可能分配給股東。

換個角度來說，企業能夠創造收入，並不是只靠股東投入資金，更仰賴員工投入勞力、供應商提供原料、消費者購買商品，乃至於銀行、政府與社會提供經營所需的制度與資源。

蔡昌憲形容企業經營就像一鍋由眾人共同完成的料理，由銀行、供應商、員工、社會與股東共同支撐公司的營運。
圖片參考／蔡昌憲《企業永續與公司治理》，頁357。圖片製作／馬藤萍。圖片使用／Unplash

表面上，提高員工薪資、改善工安設備或要求供應商遵守環境標準，都會增加公司成本。但把時間拉長來看，情況就會有所不同。「苛扣薪資可能流失人才，忽視工安可能導致事故，壓低供應商價格更可能使產品品質下降，而把污染成本轉嫁給環境，也可能在日後帶來裁罰、訴訟與品牌傷害。企業短期省下的錢，最後都會以更高的代價重新回到帳上。」

這種企業經營思維的改變，也反映在法律制度上。蔡昌憲指出，臺灣在2018年修正《公司法》第1條，在公司以營利為目的的基本定位之外，增列公司經營業務時「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這項修法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從抽象口號轉化為董事決策時的法律依據。」

因此，在ESG的思維下，公司治理並不只是召開股東會、選出董事。更重要的是，董事會能否取得足夠資訊，及早辨識可能影響經營的風險，並把這些風險納入決策。例如，當供應商被揭露違反勞動人權、工廠面臨高污染風險，或公司內部一再出現違法警訊時，董事會是否知道？知道之後，又如何要求改善、持續追蹤？

蔡昌憲強調，董事會不能只在事故發生後追究責任，更應建立適當的資訊回報與內部監督機制。「當E與S提出了企業必須面對的環境與社會問題，G則決定了公司是否有能力看見這些問題、作出判斷，並把承諾轉化為實際行動。」

讓企業認真面對ESG：溫言在口，大棒在手

儘管照顧員工、留意供應商與環境，長期來看有助於公司經營，但企業真的會主動改變嗎？還是仍須由政府透過法律介入？

蔡昌憲認為，答案並不是在「嚴格監管」或「放任不理」之間二選一。要讓企業採取行動，企業自律、市場壓力與政府監管需要彼此搭配。他以美國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名言「溫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來形容這種軟硬兼施的治理方式：「平時透過勸導、評鑑與市場機制促使企業改善，但當企業涉及重大違法、資訊不實或怠於監督時，法律則作為最後防線。」

ESG治理並非只靠企業自律，也需要市場機制與法律監管相互配合，才能讓永續承諾真正落實。
圖片來源／Unsplash

因此，政府在推動ESG時，並非直接規定每家公司應該減少多少碳、提高多少薪資，也不會一開始就祭出罰鍰或刑責。更常見的做法，是先要求企業把經營情況說明清楚，再讓投資人、供應鏈夥伴與社會大眾共同檢視，而永續報告書便是其中一項重要工具。

在臺灣，企業編製永續報告書已從自願走向制度化。這代表企業不只在有意願時才談永續，也不能只公布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因為當企業提供不實內容、隱瞞重大風險或未履行揭露義務時，就會面臨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蔡昌憲也表示，若所有制度都依靠法律，政府不僅需要投入龐大的監督成本，也難以為產業差異極大的企業，訂出同一套適用標準。因此，除了永續報告書這類法制化的揭露工具外，臺灣也同時採取較為柔性的「公司治理評鑑」（2026年起正式轉型並更名為「ESG評鑑」）。

公司治理評鑑或ESG評鑑就像一張公開的企業成績單。主管機關透過一系列指標，觀察上市櫃公司的董事會如何運作、資訊是否透明、股東權益有沒有受到保障，以及公司是否重視利害關係人與永續發展，再將企業依表現分成不同級距。

蔡昌憲將此作法比喻為公布班級成績：「老師不一定直接處罰最後一名，但當大家都看得到成績，公司就會在意自己是不是落後同業。反之，原本名列前段的企業，也不希望成績下滑，影響長期累積的品牌形象。」

他強調，這類評鑑雖然不具有法律強制力，卻可以透過排名機制與聲譽，產生同業與市場壓力，促使企業自願遵循。此外，評鑑結果也可能成為投資機構挑選標的的參考，使一張看似沒有強制力的成績單，成為影響公司能否獲得市場關注與投資的重要因素。

拍攝／陳晧月

回到最初的問題：老闆要如何經營好一間企業？

蔡昌憲認為，答案或許仍離不開「賺錢」。但如今所說的賺錢，已不再是想辦法把成本推給員工、供應商、環境或下一代，而是有能力處理那些尚未出現在帳面上的隱藏代價。

「追求股東利益本身並沒有錯，但關鍵在於企業採取的是短期還是長期的眼光。若以長期觀點看待股東利益最大化，在經營決策中考量環境、員工或社會利益，不僅不會違反營利目的，反而有助於企業的長久發展。」

因此，一間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不只是今年可以交出漂亮的獲利數字，最終還得回到「永續經營」。也就是確保員工明年還願意留下來、供應商穩定供貨、消費者願意信任，公司具備風險監督機制，以及社會環境能持續提供它經營所需的空間。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陳晧月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蔡昌憲（2022）。企業永續治理之新趨勢研究：法律、金融與科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蔡昌憲（2019）。永續投資之法制研究：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間的權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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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糖罐，你發現幾隻螞蟻排成長隊；搬開盆栽，才看見牠們早已沿著牆角建立通道。對多數人來說，螞蟻出現在家中，不是值得觀察的自然現象，而是一場需要處理的生活困擾。噴藥、放餌劑、堵住縫隙，人們急著讓牠們消失，卻很少追問：「為什麼牠們會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出現？」

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林宗岐教授眼中，這個看似平凡的問題，正是科學探索的起點。林宗岐笑著說，住家並非與自然完全隔絕，牆縫、盆栽、管線與廚房角落，都可能成為小型生物活動的空間。平時，人們不易察覺這些「隱形鄰居」；直到牠們數量增加、影響生活，才發現自己一直與另一套微型生態系共存。

因此，問題不只是「如何消滅螞蟻」，而是人與螞蟻間，為何會在某個時刻產生關鍵變化。可能是食物增加、環境改變，或棲地受到干擾。當我們開始追問原因，原本的生活困擾，也就轉化成一個值得探索的科學問題。

當螞蟻成為麻煩，我們該處理的是？

人們習慣把家中的螞蟻統稱為「蟻害」，彷彿所有螞蟻都有相同的食性、築巢方式和活動規律。但林宗岐提醒，不同螞蟻的習性其實差很多，從喜歡吃什麼、什麼季節最常出沒，到怎麼移動、怎麼建立群落，都各有不同。

例如臺灣常見的黑頭慌蟻、黃狂蟻、針蟻，以及近年備受關注的疣胸琉璃蟻、入侵紅火蟻等，牠們的生活習性和防治方式都不一樣。問題是，一般人看到螞蟻，往往很難馬上判斷「到底是哪一種」，防治時也只能摸索、猜測。

也正因為螞蟻離我們的生活這麼近，牠們成了林宗岐推動科學教育的好教材。說到教學現場，他的語氣也輕快起來：「學生不必走進深山，在校園花圃、樹幹、牆角，就能找到觀察對象。」從螞蟻的數量、移動路徑、食物偏好，到周遭的環境變化，每一次紀錄，都是練習提出問題、找出影響因素，再一步步修正判斷的過程。

隨著觀察範圍擴大，林宗岐也發現，有些問題早已不只是「幾隻螞蟻跑進家裡」這麼簡單。近年來，出現一種名為疣胸琉璃蟻的螞蟻，會沿著植栽、農地和公共設施一路擴散； 從住戶的困擾、農業損失，到地方治理需求，都指向同一問題——原本不容易在低海拔環境生存的琉璃蟻，為什麼如今卻悄悄出現在你我生活周遭？

從住家到聚落：琉璃蟻何以成為一堂科學課？

近年來，疣胸琉璃蟻大量入侵農田、住家，蟻害範圍持續擴大，甚至蔓延至科學園區周邊。牠們之所以難以防治，在於擁有多蟻后、多蟻巢的「超級群落」結構，蟻后可在不同巢穴間移動，族群不依賴單一蟻巢。再加上巢穴彼此幾乎沒有衝突、食物來源穩定，使族群得以快速擴張。
圖片來源／林宗岐

疣胸琉璃蟻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只是因為牠們會干擾日常生活，更因為影響已經從居家一路延伸到農業與公共空間。牠們會向都市、平地擴散，和人類活動及人造環境有著密切關係：首先，苗木、竹材與農產品在運輸過程中，可能成為蟻群遠距離擴散的「免費載具」；其次，都市周邊的園藝植栽，可能成為蚜蟲、介殼蟲等吸汁性昆蟲的「友善居所」，而這些昆蟲分泌的蜜露，正好成為琉璃蟻的食物來源。

再加上琉璃蟻具有多蟻后、多巢互通，而且群落之間衝突較少的「超級群落」特性，讓牠們更容易在人類生活的環境中持續擴散。

當族群數量增加，密集的蟻道可能沿牆縫、樹幹和管線一路進入住家、廠區及農業設施，增加防治的負擔。在農地，琉璃蟻會保護蚜蟲、介殼蟲等吸汁性昆蟲，以換取牠們分泌的蜜露；這種互動可能削弱天敵原本的控制效果，讓作物管理更棘手。

疣胸琉璃蟻所帶來的影響同時牽動生物行為、人造環境與公共治理。不過，要真正理解疣胸琉璃蟻如何回應環境，學生首先得換個方式看螞蟻。科學觀察最大的障礙，往往不是我們不知道得不夠多，而是早已習慣用既有的印象去理解眼前的事物。

拿掉「卡通濾鏡」：螞蟻社會不是人類社會的縮小版

相信在你我童年記憶中，螞蟻常被描繪成「男性工人」，實際又是如何？
圖片來源／林宗岐  

「卡通和童書裡的螞蟻，常被描繪成一群勤奮的『男性工人』，整齊地搬運食物、守護家園。」林宗岐話鋒一轉提醒，這樣的形象雖然親切，卻也容易讓人不自覺把人類的性別分工與社會秩序，套用到自然界。

事實上，我們平常看到負責覓食、育幼和防衛的工蟻，全部都是雌性；數量相對少見的雄蟻，主要任務則是繁殖。到了繁殖季節，有翅膀的雄蟻會與新蟻后一起飛離巢穴，進行俗稱「婚飛」交配活動，完成任務後通常不久便會死亡。這樣的生命歷程，和卡通裡「男性工人」大不相同。

真實的蟻巢，也不是單純拿來存放食物的倉庫。工蟻會把液態食物暫時存放在嗉囊（動物進食後，食物會先留嗉囊內，再慢慢送入胃部進行深層消化），回到巢穴後，再透過口對口的「交哺行為」，分送給蟻后、幼蟲與其他成員；有些蟻種還會產生營養卵，提供整個群體食用。蟻群靠的是複雜的資訊傳遞與分工合作，並不是人類想像中的「勤勞美德」。

林宗岐強調，科學觀察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分清楚「自己的想像」和「證據呈現的事實」。當學生不再用「可愛」、「團結」等印象來形容螞蟻，而開始實際記錄牠們的數量、移動路徑、食物偏好與周遭環境，才算真正走進螞蟻的微型世界。

一張校園地圖，看懂超級群落的「微型政治學」

拿掉擬人化的「卡通濾鏡」後，學生下一步要觀察的，就是不同蟻群如何辨識同伴、劃分活動範圍，又如何在有限的環境裡競爭資源。

多數螞蟻群落即使屬同一蟻種，不同巢穴間仍各自劃定範圍，彼此競爭，甚至發生衝突；但琉璃蟻族群卻能透過化學訊號辨識同伴，形成跨越多個巢穴的「超級群落」。林宗岐解釋，牠們彷彿共享一張「化學身分證」，能一起擴大覓食與防衛的範圍。若借用政治學的語言來說，就像原本各自運作的聚落，逐漸形成一個高度合作的聯盟。

為了讓學生理解這張看不見的群落網絡，林宗岐不急著要學生背下定義，而是帶著他們將校園劃分成不同觀察區，記錄琉璃蟻和其他蟻種出現的位置，以及路燈、遮蔭和施工等環境變化，如何影響牠們的分布。

但學生自己觀察時，往往看到現象就急著下結論；專家引導的價值，則是讓他們先暫緩判斷，進一步觀察螞蟻相遇時，究竟是出現攻擊、迴避、觸角接觸，還是只是路徑交會，再透過多次、不同時段的紀錄來驗證假設。學生也會慢慢發現，自主觀察可以找到現象，但科學方法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找出現象背後的原因。

經過幾週的記錄，原本靜止的校園平面圖，逐漸變成一張會擴張、收縮、重新連結的生態分布圖。當一次次短暫觀察累積成長期資料，下一個問題也跟著出現：要怎麼持續追蹤蟻群的行為與變化？答案是，不一定需要昂貴的研究設備。

兩百元石膏蟻巢，把科學重新交回學生手上

「科學理應手腦並用。」林宗岐說，為降低實作門檻，設計簡易石膏蟻巢，單組材料成本控制在新臺幣200元以內。石膏能吸水保濕，透明觀察面方便記錄，再搭配基本防逃設計，便能將原本屬於研究室的長期觀察帶進一般教室。

這不是一堂做完教具就結束的課，而是一段四到八週的探究歷程。學生從校園踏查、尋找蟻群開始，記錄覓食路徑、活動時間與招募行為；接著透過甜味、蛋白質與油脂等餌源比較食性，練習控制變因、提出假說，並依據結果修正判斷。

實作的價值，不只在於成功飼養。如果蟻群因環境不適，或者照護不當而衰弱，學生必須回頭檢視紀錄，找出問題所在。林宗岐指出：「實作不是只有好玩，而是讓學生獲得文字與符號無法完整呈現的知識。」只要留下證據，失敗也能成為下一次探索的起點。

不過，觀察生命也伴隨責任。適當採集、日常照護、防止逸散與不任意野放，都是課程的一部分。當學生理解每一次操作都可能影響另一個生命，科學素養便不只是技巧，也包含了倫理。這套從教室建立的實證方法，也能回到每個人熟悉的居家蟻患。

整段學習歷程可整理為以下五階段：

資料來源／林宗岐 

防治不是亂噴藥：先懂牠吃什麼、為何而來

人們常抱怨螞蟻餌劑沒有效果，林宗岐拆解其中原因：這是因為忽略不同蟻種、季節，甚至同一群落在不同階段，都有不同食物偏好。若沒有先辨識對象與環境條件，防治就容易變成反覆試錯。他以「知己知彼」來說明背後原則：先理解昆蟲如何感知環境，以及牠們對食物、水分、棲息空間與移動路徑的需求，再選擇合適的方式來介入。

「居家管理可以先從清除食物與水源、封堵縫隙、修剪接觸建物的枝條，以及觀察螞蟻的取食偏好開始。」林宗岐建議。若涉及藥劑、外來入侵種或大規模蟻巢，則應依照產品標示及主管機關指引處理。他認為，真正的科學素養，不是迷信萬用特效藥，而是先蒐集證據、理解問題，再選擇對人與環境風險較低的處理方式。

蟻類的管理重點，可由「辨識習性、移除誘因、阻斷路徑、必要時尋求專業協助」四個方向理解：

資料來源／林宗岐

從牆角幾隻叫不出名字的螞蟻，到一步步辨識出其種類，再追查牠們和校園、農地、路燈等環境之間的關係。林宗岐認為，正因為經過觀察、辨識與驗證，學生才能從眼前的現象，逐步理解生物習性、群落競爭、化學訊息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而對人們來說，也能從中看見不同系統如何彼此牽動，不再只是簡單地用「蟲害」兩個字一概而論。

具備科學素養的人，不會急著接受直覺答案，也不會把消滅視為唯一選項。林宗岐將視角重新拉回日常生活。人與其他生物共享同一片環境，摩擦與衝突難以完全避免；但只要願意觀察、不盲從，願意驗證、不急著支配，原本令人困擾的問題，也可能成為理解世界的起點。正如他所說，科學教育最深刻的價值，不只是教人回答問題，更是培養人在面對複雜現實時，保持理性、誠實與溫柔。

採訪撰稿／劉柏毅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宗岐（2013）。「生態盒子」：國高中模組化科學實作生物實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14）。組合模組化生物實驗教具設計與開發產學合作。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15）。「蓋亞系統」：國高中模組化生物實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19）。「人蟲大戰」創客研發基地：國高中探究與實作科學實驗設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20）。「居家防蟲司令部」創客研發模組：國高中探究與實作科學實驗設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21）。「居家角落生物的調查與管理」創客研發模組：國高中探究與實作科學實驗設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宗岐（2022）。螞蟻與他們的朋友—學生探究與實作整合計畫-總計畫及子計畫二：螞蟻與他們的朋友—「蟻敵蟻友」探究與實作模組化養殖實驗裝置。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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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洪淑苓說：「女性意識進入文學之後，女性自覺的書寫，也就是『陰性書寫』更有解構式的思想，可鬆動既有權威體制和框架。」

洪淑苓藉由精讀詩歌文本、訪談詩人等方法，有許多深刻體會，也屢屢擊破一般讀者心中的詩人既定印象。
攝影／陳怡瑄

「陰性書寫」概念源自法國作家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的著作〈梅杜莎的嘲笑〉，她認為女性應該透過書寫，把自己的身體、感受與生命經驗寫回文學之中，不再只能沿用由男性建立的語言與眼光。

洪淑苓長期研究臺灣女性詩人和現代詩文本，發現女詩人早已逐漸走出傳統文學裡溫柔、婉約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按照既有的女性角色來寫自己，開始面對社會對女性的種種限制進行書寫。

她認為，女性主義不等於一味反抗，更不一定要書寫情慾，真正重要的是看見自己所處的位置，理解社會制度如何影響性別與階級，尊重每個人的差異。

陰性書寫與文本展演

詩人常透過寫作重新思考「我是誰」，而洪淑苓更以「文本展演」解析創作狀態：「所謂『展演』不只是把女性經驗寫進詩裡，而是女詩人在寫作的過程中，主動替自己找到位置，甚至重新定義『女性』。」

這類書寫在女性身體經驗的題材上特別明顯，如月經、懷孕、疾病，甚至癌症等課題，都是過去文學不容易被正面談論的身體經驗，但女詩人將這些經驗寫進作品，也就把原本容易被忽略、被遮蔽的身體重新放回自己手中。她們不必再以「年輕、美麗」作為女性價值的標準，而可以從疼痛、衰老與身體變化之中，說出自己的感受。

「文本展演」也不只發生在詩句裡，又延伸到攝影、繪畫、剪紙甚至生活實踐等不同方向。洪淑苓舉例從越南避難來臺的詩人尹玲，其創作可看見跨越詩句與生活經驗的書寫方式。

「她自幼受到中國、越南與法國文化影響，長期往返於不同地域，飲食、旅行與語言都成為她認識世界與理解自己的材料。所以作品不只描寫飲食與異國風景，也藉此投射自我，反映自己的身世與人生感慨。例如〈ENDIVE〉借苦苣在不同語言中的名稱，最後寫下『我仍是我／永遠是本來的我』。」洪淑苓認為，這裡的食物形象其實也投射了尹玲對自我形象的刻畫，以及不因外力改變原有氣質的自我認定。

對洪淑苓而言，創作者們──尤其女性──在寫作、扮演與創作選擇中，重新決定自己要以什麼樣的身分出現。這也使「文本展演」成為理解當代女性詩歌的重要角度。尹玲的例子顯示，女性詩人的自我書寫不一定只從女性身體或性別經驗出發，也可以從語言、文化、旅行與人生經歷中逐步確認「我是誰」。

洪淑苓強調，臺灣女詩人的作品不只是「女性寫給女性的詩」，更是不斷追問女性可以怎麼寫自己？又可以用什麼樣的眼光觀看世界？圖為《繆思的盛宴》發表會合照，前排左二為詩人尹玲。
照片提供／曼殊沙華

新的童話故事

童話題材更有許多顯著的案例。洪淑苓說：「有些女詩人拿熟悉的童話人物來開玩笑，甚至反過來嘲弄王子。這種角色交換看起來像是在遊戲，其實是搶回說故事的權力，藉由解構童話表達女性意識。」而這類重新詮釋童話的書寫方式，洪淑苓認為可以分成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喻寫童話」，這類詩人採取客觀的角度，將童話視為一種符號或喻體。她們並不將自我投射於童話角色中，而是藉由童話情節來隱喻社會現實、傳遞道德啟發或省思人生哲理。蓉子的〈青鳥〉借用梅特林克的童話，強調「青鳥是有翅膀的」，隱喻幸福難以把握、隨時會溜走；曾美玲則在〈哀黛妃〉裡借用灰姑娘的故事來對應黛安娜王妃的悲劇，寫出婚姻背後的不幸，又在〈破碎的童話〉裡將地震比喻為「巫婆的咒語」，描述災難摧毀了孩童純真的童話夢想，展現母性對弱勢的關懷。

第二種「擁抱童話」中，童話沒有被拆解，反而成為詩人前往的地方。胡品清的作品裡經常出現灰姑娘、白雪公主、城堡與王子，她甚至直接把自己放進公主的身分之中。洪淑苓認為，這裡可以看到一種「童話鄉愁」：「童話可以成為補足現實缺憾的一個空間，讓成年之後仍然可以保留一個屬於夢的世界。」

第三種是「解構童話」，故事不那麼美滿。如經典的反童話詩──夏宇〈南瓜載我來的〉完全解構灰姑娘故事，寫出婚後生活的不愉快，包含灰姑娘變老變胖的描寫。又如陳斐雯的詩〈化妝舞會〉寫白雪公主逃之夭夭、灰姑娘慌忙離去，卸妝以後『不好再見』。〈巫婆M的承諾〉裡的巫婆不是迫害者，反倒像是慈母顧看女孩們等劇情變幻。在在揭穿愛情的可疑與虛偽。

最後一種則是「塑造新童話」。顏艾琳、廖之韻、吳菀菱等詩人不只修改故事，她們把童話當成可以任意轉變的材料。顏艾琳與廖之韻筆下的白馬王子不再值得等待，甚至成了可以被嫌棄、被嘲笑的角色；吳菀菱詩中充斥著資本社會的病態美學，說話者主動扮演「竊笑的巫婆」，將王子形塑為被動受宰制的角色，展現出強悍、冷雋的新書寫模式。

從尋找幸福，到懷念童話，再到拆穿童話，最後重新製造童話，這幾種寫法也呈現出臺灣女詩人面對經典故事時不同的詮釋和書寫選擇。誠如洪淑苓評述：「最高明的手段是將計就計，沒有正面吶喊、抗議、破壞，反倒利用童話情節找出矛盾，而且幽默感十足。」

臺灣女詩人詮釋童話的四種分類。
圖表製作／Napkin

女性的河山

除了童話幻想世界，現實中的山河，一樣可以被女詩人拿來做為題材。

一般談山水詩，常會聯想到鄭愁予、余光中等男詩人。不過，洪淑苓指出，女詩人筆下的山水往往能有更不同的樣貌。她以近年獲得聯合報文學大獎（2026年）與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2025年）的詩人零雨為例，評述：「零雨的山水書寫已經離開傳統田園詩對自然之美的想像，轉而思考人在自然與文明之間的位置。」

例如〈野地系列〉（收錄於《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寫道：「藍色的山。霧氣／清晨的林子。田園／／你住在邪惡裡面……野地的靜。喚醒所有感官／／重新活過。更暴力的／活著。更清晰的。暴力／在傳遞／／卸下所有指控／站在獸類這一邊」。詩裡的山、霧、森林都以極簡的色彩和線條出現，幾乎沒有傳統山水詩常見的優美與雅致，留下的反而是一片未經整理的野地。

洪淑苓說：「零雨筆下的自然不是供人欣賞、開發或改造的風景，而是一種原本就如此存在的生命狀態。」她將其稱為「荒廢美學」：「這種創作類型，表達出與其不斷灌溉、種植、建設，不如讓土地暫時什麼都不做，讓它自行休息與生長。『荒廢』在這裡不是荒涼或放棄，而是拒絕人類不斷介入自然的生活方式。」

零雨的山水詩裡，真正重要的不是「人與天地合一」的傳統想像，而是人退開一步之後，山水不再只是供人觀看的風景，而是讓野地、植物與其他生命保有自己的位置。自然是否能夠自然存在就好？在洪淑苓看來，這也是零雨「心田園」概念的重要表現。

女系新書寫

洪淑苓研究零雨2021年出版的詩集《女兒》時，進一步提出「女系新書寫」的概念。

零雨早期的作品以語言實驗、冷峻而知性的筆法著稱，文字經常刻意淡化性別，詩中的「我」帶有某種中性的面貌。但到了《女兒》，洪淑苓說：「『女兒』本身成為作品的名稱，也成為詩人重新面對女性身分的重要入口。零雨不只寫出更多女性經驗，更開始從『女兒』的位置，回頭觀看自己與家庭、歷史、文化之間的關係，進而重新思考女性在這些關係中究竟站在哪裡。」

零雨並沒有把女性經驗關在自己的生命故事裡，而是不斷回到文化與男性中心的傳統中，與既有的語言、人物與價值觀交鋒，這也是「女系新書寫」與一般女性題材書寫不同的地方。

洪淑苓認為，零雨是在重新命名「女性」的同時，也重新尋找女性在文化與歷史中的位置。圖為2025年出版的《零雨作品集（1-10）》書及書盒。
圖片來源／印刻文學提供

洪淑苓觀察到，女詩人文學生命常因結婚、生子、照顧家庭等現實因素，往往較晚才開始發表作品。

「像是零雨與陳育虹即是。二十一世紀後，她們的創作能量不減，反倒品質高增，相繼獲得國際大獎肯定。」洪淑苓說：「現代的女詩人無須固守傳統女性的角色與經驗，不必是偉大男人背後的女人，也不是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女人是女人自身，女詩人本身就是莎士比亞，本身就是繆思。」

她反對粗暴地將時代切割為中生代或新生代等劃分，她認為只要在當下，女詩人仍然還有創作，都是值得審視和研究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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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BBC報導：「近200國於2015年簽訂《巴黎氣候協定》，目標是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比工業化前高出1.5度以內。然而，作為全球第二大排碳國，美國曾在川普總統任內退出，直到2021年拜登總統任內才重新加入。協定也明列『淨零排放』承諾，也就是各國排放的溫室氣體量，應與主動移除的量達到平衡，同時提供資金與技術協助，幫助較不發達國家因應氣候衝擊。」

看完以上報導，從冰川、升溫控制、碳排放，到國際間的合作與角力，或許你已經眼花撩亂。對許多人來說，全球氣候變遷始終是個「似遠又近」的議題。即使身處資訊垂手可得的網路時代，新聞臺也不時播送相關報導，我們卻還是很難真正說清楚：氣候變遷究竟是怎麼回事？又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與人們切身性不足、難消化的知識和專有名詞、國家決策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鴻溝，都阻礙了社會大眾對於氣候變遷的關心與認識，遑論採取行動。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教授王嘉瑜指出，這些困境也同樣出現在臺灣教育現場的「氣候變遷教學」上。

《巴黎協定》是由聯合國195個成員國於2015年12月12日所通過的氣候協議，期望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現在的國、高中生雖然還不能投票，卻是國家未來的決策者，也是承擔全球氣候變遷後果的世代。」然而，在臺灣目前高中以下的課綱與教科書裡，談氣候變遷的篇幅並不多，在傳統單向教學模式下，學生缺少對氣候問題的成因和造成的影響做深入思考的機會；或者覺得個人的力量弱，認為應由公部門來承擔解決氣候問題，感受不到自己要主動了解和行動的迫切性。

為了打破這道高牆，在科學教育研究與教材研發上擁有豐富經驗的王嘉瑜率領團隊，研發《關鍵時刻》桌遊，後來更進一步發展成數位遊戲，透過設計模擬情境與遊戲機制，呈現人類活動、控制升溫和氣候衝擊的因果關係，幫助學生理解全球與在地的相互連動，成為具備氣候素養與溝通協商能力的公民、並增強其對氣候行動的信心。

氣候變遷教學的「三重困難」

也許有人會好奇，在資訊開放的今日，網路上已有琳瑯滿目的氣候變遷相關紀錄片、深度報導、資料庫可供教學素材所用，為什麼對學校教師來說，氣候變遷依然是「不太好教」的主題？

氣候變遷看似很好教學，卻抽象、遙遠且複雜，對下一代而言是很難理解的跨學科主題，但又與你我的延續息息相關。
圖片來源／unsplash

王嘉瑜點出，氣候變遷教學的困難來自三大層面：

首先，是「現象的複雜性」：基於巨大的時空尺度，學生和民眾難以想像位於北半球內陸高山的冰川融化，為何會對距離遙遠的海島國家造成影響；緩步升溫的影響則像是溫水煮青蛙，對於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造成緩慢但長遠的影響，難以一時看清。另一方面，理解氣候變遷現象包括自然界的氣候、季風洋流改變、生態等巨觀現象，同時又涉及分子層級的微觀機制，譬如：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如何受到地表紅外線的影響而造成全球升溫等。如果要了解如何透過減少碳排放而減緩升溫以及氣候變遷的後果，則需要對人類活動造成的碳排放、溫室效應和受暖化影響的臨界點系統如南北極融冰、海平面上升、季風和洋流系統以及陸地與海洋等生態系等之間的關聯，有系統性的理解。氣候變遷教學涉及地科、生物、化學等跨學科主題，仰賴老師們組成跨科社群共同備課。

其次，雖然網路上不乏有關氣候變遷的新聞報導、科普文章或數位課程與平台，在開放的資訊環境下，面對支持和否認氣候變遷的內容並陳的眾多網路來源，其中提供的證據和論點品質參差不齊，若民眾無法準確評估各方來源數據、報導的證據品質，一不小心就被特定觀點的素材，甚至是真假參半的錯誤訊息給牽著鼻子走。

王嘉瑜提醒，氣候變遷不僅是科學議題，更牽涉道德觀念、商業利益與政治角力。「所謂跨學科，從來不只是物理、化學、地球科學，氣候變遷同時也是經濟、政治、文化的議題。」因此，只談科學理性是不夠的，理想的氣候變遷教學還需觸及全球多方行動者的觀點差異、價值折衝，才能引導學生看見議題全貌。而數位嚴肅式遊戲可以是一個回應前述氣候變遷教學挑戰的新方法。

最後一重困難則是「開放資訊環境」的兩面刃。網路環境一方面提供模擬動畫、影音文字等豐富資源和多元的學習途徑，提供民眾自由探索與學習；另一方面，網路資源龐雜且難度不一，系統性的學習仰賴學生能制定和執行學習目標與計畫，以避免資訊超載、注意力被過度分散。

也因此，王嘉瑜提到：「設計有效的數位學習環境需要能解決前述困難，透過設計模擬情境與遊戲機制，遊戲可以呈現人類活動、控制升溫和氣候衝擊的因果關係，結合模擬的資料和圖像、動畫等多媒體提供視覺化回饋，例如呈現碳排放數據、升溫變化和氣候衝擊的影響，使抽象的氣候概念具體化。幫助學習者理解全球與在地的相互連動。」

《關鍵時刻》：遊戲的「時空壓縮」之術

王嘉瑜參考國高中教師意見，帶領團隊研發了一款氣候變遷主題的桌上遊戲－－《關鍵時刻》。讓學生化身世界各國領袖，在經濟發展和環境永續之間，做出一次又一次決策、交易，除了避免自己的國家陷入金融危機、或受到極端氣候事件摧殘，也為世界文明的存續共同努力。

《關鍵時刻》的遊戲目標設定為「控制地球升溫不超過1.5°C」，故事背景從2016年各國簽訂《巴黎協定》的場景出發：

《關鍵時刻》數位遊戲從各國簽訂《巴黎協定》的場景出發，玩家的角色設定和遊戲條件與機制的設計呼應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於風險評估特別報告對各地氣候變遷風險與衝擊所做的預測。
圖片來源／《關鍵時刻》數位遊戲畫面

遊戲每回合由5位玩家分別扮演美國、芬蘭、臺灣、幾內亞與吐瓦魯等國的領袖。這些國家反映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風險評估特別報告中的真實情境，分屬不同地理區域，人口、文化與經濟條件也各不相同。其中，芬蘭、美國與臺灣代表歐美及亞洲的已開發國家，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且擁有較充足的經濟資源因應氣候衝擊；幾內亞與吐瓦魯的碳排放較少，卻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調適氣候衝擊，環境條件也相對脆弱。

王嘉瑜指出，這樣的開局設計，是希望透過角色扮演與沉浸式敘事，讓玩家代入不同角色，身歷其境參與氣候決策，進而引發情緒共鳴與學習動機。

《關鍵時刻》讓學生化身各國領袖，在經濟發展和環境永續之間，做出一次次決策、交易，從中讓看似遙遠的氣候變遷議題，在時空壓縮下，變得快速且緊迫相關。
攝影／林俊孝

遊戲共進行4回合，每回合代表10年，玩家的每次決策都將影響國家未來10年的發展。每回合開始時，玩家會依各國實際GDP差異，獲得一筆金額不等的資金。玩家可以選擇持續發展經濟，增加資金、提升國家的危機耐受力，但也會增加碳排放、加速全球升溫；也可以採取減碳或調適政策，降低環境風險、減緩升溫，同時避免因違反《巴黎協定》而遭罰款。

透過多回合的決策與結果回饋，玩家能體驗不同選擇帶來的影響，以及對氣候問題無所作為的延遲後果，進而培養系統性思考與長期規劃能力。

王嘉瑜笑著說，這樣的遊戲設計不僅模擬真實情境，也具有「縮時」效果：現實世界中，一項政策可能要10年才看得到成效，玩家卻能在5分鐘後立即看到結果，並據此調整策略。不只時間被壓縮，全球氣候變遷的巨大空間尺度也濃縮在一張遊戲版圖上，讓原本「遠在天邊」的他國事務，變成「近在眼前」、必須立即面對的挑戰。

遊戲每回合結束後，會總結各國及全球累積的碳排放、升溫情況，以及氣候變化對各個臨界點造成的影響。玩家則需評估下一回合是否採取更積極的減碳或調適行動。
圖片來源／《關鍵時刻》數位遊戲畫面

玩家也需要注意其他國家（玩家）的環境風險是否逼近「臨界點（tipping point）」，並且規劃各自和集體的調適行動，以免引發骨牌效應，演變成全球氣候異常的災難性後果。就像《大富翁》的「機會」與「命運」，在這裡搖身一變，成了可能會對環境或社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氣候事件」。

「玩家」扮演「國家」：相互競爭的命運共同體

《關鍵時刻》在設計上不乏一般常見的遊戲元素，卻又巧妙嵌入了氣候變遷主題的知識點，讓學生因為要解決遊戲中的問題，而主動自發地吸收學習。「哪些行為有助於減碳？為什麼需要交易『碳權』？當你自己就是行動者，而不只是旁觀者，自然會有很高的動機想去搞懂這一切。」

王嘉瑜指出，《關鍵時刻》的核心莫過於「問題解決」與「合作」。玩家在遊戲中面臨接踵而來的經濟危機與氣候事件，無法僅關注自己國家的經濟和危機、自掃門前雪。若要真正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就必須與其他國家攜手合作，擬定共同的解決方案。

「假設我在遊戲中扮演臺灣，因為大量開發環境而獲得豐富的經濟資源，卻也因此排放過多二氧化碳，即將違反《巴黎協定》的目標。這時，我可以透過『碳權交易』，購買其他國家未使用的排碳額度，避免遭到罰款。」所謂碳權，指的是國家或企業排放二氧化碳的權利。若將排放二氧化碳視為一種「需要購買的權利」，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國家或企業理應會減少排碳，概念就像「垃圾費隨袋徵收」，促使民眾盡量減少垃圾。

「可是，你會在遊戲中發現，『碳權交易』對減緩氣候變遷的幫助十分有限，因為你終究只是購買他國未使用的額度，全球總排碳量並沒有因此減少。」當排碳造成地球升溫，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機率也會隨之提高，所有國家都可能受到影響。因此，遊戲也納入合作與對話機制，創造玩家互動的機會，讓大家交換觀點、分享策略，鼓勵彼此採取低碳生活或推動綠能轉型。

不過，學生的遊玩歷程當然不會總是如此理想。「遊戲反映人性，」王嘉瑜說，「扮演美國的玩家因為資金充裕，常常覺得氣候變遷不是問題，放任全球升溫，結果造成環境脆弱且資金不足的吐瓦魯等國家難以生存。若有機會再玩一次，改成扮演不同國家，才體會到別人的掙扎，開始思考氣候正義的意義。」

遊戲最終，系統會推算2100年的世界文明狀態，這是不論破產與否，所有玩家共享的結局。如果各國長期有效控制碳排，世界文明可能依舊欣欣向榮；但若各國生態環境紛紛突破多個「臨界點」，引發全球氣候異常，世界文明則會迎來終點，表示遊戲失敗。

除了桌遊，《關鍵時刻》也開發了數位遊戲，遊玩網址：https://cm.sevenone.online/
影片來源／Youtube

透過遊戲，搭造多元學習鷹架

《關鍵時刻》讓學生得以身歷其境、換位思考，在競爭與合作之間練習溝通協商；反映真實世界的環境風險與參數設計，讓學生可以毫無阻力將自身代入各國處境；多樣化的減碳政策與調適政策，潛移默化傳遞了氣候變遷對策的相關知識；融入「臨界點」概念的遊戲機制，生動體現環境系統一旦變化超過特定閾值便「無法逆轉」的特性。

王嘉瑜嘗試回應臺灣氣候變遷教育的痛點，將抽象、複雜的全球現象，轉化為可體驗、操作與測試的遊戲機制，並在遊戲中加入概念補充與引導問題，適度降低知識門檻。「遊戲作為一種媒介，能讓教材變得更有意義、有趣，也具備『剛剛好』的挑戰性，協助學生完成單靠上網搜尋或被動聽課難以達成的學習任務。」

《關鍵時刻》仍在持續擴充，包括架設於網頁上的中、英文版數位遊戲，可供未來更細緻的遊玩行為與學習成效分析。王嘉瑜期許這款遊戲能夠觸及更多群眾，也希望藉此提醒：不是10年前、也不是10年後，現在就是改變氣候變遷的「關鍵時刻」。

王嘉瑜期許《關鍵時刻》遊戲，可以提醒大家：不是10年前、也不是10年後，其實現在就是改變氣候變遷的「關鍵時刻」。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王嘉瑜（2019）。迎向氣候變遷教學的挑戰：探討多元學習鷹架對線上學習氣候變遷議題的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計畫）。
王嘉瑜（2022）。培育氣候變遷行動素養—合作問題解決取向之數位遊戲之研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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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曾想過，這些大紅大紫的清宮品味，背後隱藏著一場橫跨歐亞大陸的技術交流？」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笑著問道。

她說：「『畫琺瑯』技術並非中國的傳統工藝，而是在十七世紀末康熙時期，隨著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這項技術利用西洋進口的琺瑯釉料，在宮廷作坊中於金屬、瓷器、宜興或玻璃胎體上繪畫並燒製，在當時被視為一項重大的技術躍進。」

透過施靜菲的分享，我們將從琺瑯彩瓷出發，重新理解清代藝術不只是「好看」，更是一段關於技術流動與知識轉譯的歷史。

施靜菲表示，琺瑯彩瓷不只是藝術品，它還有好幾層身分，是物質技術的成果、皇帝審美的展現，也是王朝記憶的載體。
拍攝／翁佳如

一抹粉紅，清宮瓷器上的西洋味

如果要用一種顏色打開十八世紀的清宮藝術，施靜菲會選擇「粉紅色」。

「今天的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種常見的顏色，曾在十八世紀代表了一場重要的技術革新。」早在十九世紀，便有西方學者觀察到，康熙晚期至十八世紀之間的中國外銷瓷，色彩風格出現明顯轉變：原本以綠色系為主的彩繪裝飾，逐漸轉向以粉紅色系為主的調色盤。粉紅色又稱金紅彩，是因為這個自歐洲傳來的新顏料配方是以金發色。施靜菲笑著說：「這係金欸，奈米等級的金顆粒狀態，在光的反射下呈現寶石紅色」。

正是這看似「多了一種顏色」的改變，整套技術系統隨之改變，新的顏料調色盤出現。她解釋：「在傳統陶瓷工藝中，此前多使用礦物顏料。這些顏料在燒製前呈現灰黑色，經過高溫燒成後，才會顯現出真正的色彩。」因此，工匠在彩繪時並不能直接看到最後的效果，必須依靠長年累積的經驗，「預測」器物出窯後會呈現什麼顏色。

「直到包含粉紅色系在內的各種琺瑯彩料自歐洲傳入，情況開始不同。」這類顏料的製作方式，是先將原料燒成玻璃色塊，再研磨成粉末使用。也就是說，工匠在繪畫時，已經能大致看見顏料最終會呈現的色彩，大大降低了顯色的不確定性。

「但更重要的是，顏料備製方式改變了，燒製方式也跟著調整。」施靜菲指出，為了配合這類新式彩料，當時的中國也引進歐洲傳來的小型窯爐（明爐），讓工匠可以在燒製過程中觀察爐內顏色變化，更精準地掌握火候。這與傳統較大型的窯爐（暗爐）很不一樣，一旦封窯，便需要燒製一晝夜，期間無法隨時查看內部狀況，作品的成敗仰賴經驗與判斷。

「所以，一抹粉紅的出現，中國工匠不只是得到了一種新顏色，更掌握一套新的技術語言。這背後牽動了顏料製作、繪畫方法與燒造設備的連鎖變化，是十八世紀歐亞技術交流在器物表面留下的痕跡。」施靜菲說道。

琺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紋碗，康熙御製，當時對粉紅色顏料的使用已非常成熟。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只瓷器，三座城市

有趣的是，這套新的調色盤並不是在單一地點調和而成的。

談到清代瓷器，我們總會想到以製瓷聞名的景德鎮。但施靜菲提醒：「如果只把焦點放在景德鎮，便容易忽略十八世紀清宮工藝背後那複雜的流動關係，我們必須將視野同時拉到北京、景德鎮與廣州三地。」

北京，是皇帝品味與宮廷制度所在。內務府造辦處承擔著皇權審美、禮儀需求與技術實驗。皇帝想要什麼，工匠就必須想辦法做出來。可以說，北京決定了許多作品的方向與標準。

景德鎮則提供了深厚的製瓷基礎。這裡不只負責燒造高品質的白瓷胎，也將外來顏料與既有彩繪傳統重新結合。有些器物在景德鎮完成胎體與部分裝飾後，再送往宮廷，由造辦處的工匠進行加彩上色。

廣州的位置又更加特殊。作為清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西洋琺瑯料、器形樣式與海外市場的喜好，絕大多數經由廣州進入中國。同時，由於當地工坊也承接外銷商品與皇室進貢器物的製作，使得宮廷風格與西洋設計，有機會在同一個生產環境中共享材料、技術與工匠經驗。

施靜菲形容，北京、景德鎮與廣州就像一張流動的技術網——顏料、樣稿、工匠、器形、皇帝旨意與海外市場的口味，都在其中移動交流。她強調：「十八世紀的琺瑯彩瓷，不能簡單理解成『西方技術傳入中國』或是『中國吸收外來元素』。」這是一場跨區域的合作，不同城市各自擁有不同資源，並在宮廷需求與全球貿易的牽引下彼此連結。

左圖「琺瑯彩蕉葉繡球花紋觚」是景德鎮提供白瓷胎再由在北京的宮廷工匠加彩燒製、中間「琺瑯彩黃地花卉蕉葉觚」則是景德鎮官窯模仿北京金屬胎畫琺瑯效果而產造，而右圖「銅胎畫琺瑯方瓶」也被稱為「廣琺瑯」，是由廣東工匠在當地產造進貢給皇帝的作品。這三只觚形瓶皆製作於乾隆年間，使用的顏料系統也一致，但各地因地理、資源與技術差異，而創造出不同風格成色的成品。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左圖、中間、右圖）

「不要廣琺瑯，務要洋琺瑯。」

這種複雜跨域協作關係，也巧妙地被寫進乾隆朝晚期的一句檔案記錄裡：「不要廣琺瑯，務要洋琺瑯。」

施靜菲說，這道指令曾讓學者困惑了很長一段時間。廣州本來就是清代接觸西洋材料、外來工藝與海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既然如此，「廣琺瑯」與「洋琺瑯」究竟差在哪裡？當時廣州所製作的琺瑯器，不也是帶有西洋風格的作品嗎？

「其中的差異，不一定只是產地問題。」隨著清宮檔案與傳世器物的比對越來越深入，施靜菲發現乾隆皇帝在其統治晚期所說的「洋琺瑯」，很可能不是泛指所有帶有西洋風格的琺瑯彩瓷，而是指向一種更明確的宮廷標準。

她解釋：「乾隆皇帝要的其實是能夠呼應清宮帝國工藝成就的收藏記憶，也就是符合康熙與雍正時期的風格作品。因為這些早期的清宮畫琺瑯，被視為清宮接受西洋新技術的代表成果，乾隆皇帝便有意識地將它們挑選出來，作為後續製作的範本。」

「乾隆皇帝之所以偏好這類作品，背後有著深厚的尊祖情感。他不只是欣賞這些器物的異國風格，也是在透過復刻康雍時期的經典作品，向先輩的開創精神致敬。對乾隆而言，復刻『洋琺瑯』，也是在復刻那段東西方技術與知識交會的重要時刻。」

但更有意思的是，為了滿足皇帝對「洋琺瑯」品質與風格的要求，廣州工坊並不只在本地生產。施靜菲表示，部分範本甚至被送往歐洲，交由法國巴黎著名的塞佛爾（Sèvres）瓷廠進行復刻。這一發現意味著，十八世紀的清宮工藝網絡，並不只在北京、景德鎮與廣州之間往返，而是進一步延伸到了歐洲。

圖片為康熙年製的銅胎畫琺瑯菊花紋方壺，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另一支乾隆朝依清宮舊藏樣式命人復刻的「洋琺瑯」，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文首圖片）。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這場遠至法國的「代工」之所以被注意到，首先是因為這些作品在視覺效果上顯得格外突出。相較於當時廣州本地製作的廣琺瑯，這批外洋製作的畫琺瑯在釉色、質感與光影立體感上更為出色，也更具現代感，因此深獲乾隆皇帝的喜愛。

另一個關鍵線索則來自器物本身。施靜菲指出，在北京故宮收藏的一件乾隆款畫琺瑯壺底，發現了法國工匠Coteau的簽名。這個名字的出現，像是在器物底部留下了一枚跨國合作的指紋，再次印證了由清宮工藝所展開的球技術網絡。

如此看來，「不要廣琺瑯，務要洋琺瑯」並非一句單純的指令或審美判斷。乾隆隆皇帝透過器物重建祖輩記憶，也讓後人看見清宮如何把外來技術、地方工坊與跨國代工納入自身的審美與權力秩序之中。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
拍攝／翁佳如

清代藝術不是封閉於宮廷中的孤立產物。相反地，這些靜靜陳列在展櫃中的器物，可能曾經歷長距離的移動，也留有東西方交會的痕跡。儘管當時工藝技術的發展以服務皇帝為優先，但皇帝的品味卻也透過一道道諭旨，將不同地方的工匠、材料與知識串連起來。

「那是一個看似封建，卻又熱切擁抱西洋藝術與技術的時代。」施靜菲想要告訴我們，清朝的琺瑯彩瓷不僅是清宮審美的極致展現，它同時也是一段全球技術交流的歷史。下一次，當我們走進博物館，看見那些精巧明亮的畫琺瑯，記得仔細欣賞那抹豔麗的色彩裡，藏著的不只是帝王品味，更是一個的流動世界。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施靜菲（2020）一個琺瑯調色盤的誕生：十八世紀北京、景德鎮、廣州的跨區域合作與全球網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施靜菲（2010）科技、政治與藝術的交集:盛清宮廷中的玻璃與琺瑯造作。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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