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來，這句話曾被錯誤引用為激進的仇女言論，但它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社會對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如今，如果有人再用同樣的方式描寫「女人」，肯定會被網友「出征」。從莎士比亞的年代到今天，光是「女人」這個詞的用法，就經歷了許多轉變。

但，一個名詞而已，會有什麼問題嗎？

該如何定義「女人」？
繪圖／張力予

你是誰？我是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湘韻提到，有些稱呼會把人召喚進某一個位子裡，讓人清楚意識到，原來自己一直在不同的身分之間切換。

「某次我跟孩子一起參加活動，臺上的主持人問：『有沒有人有問題？』我確實有想問的問題，於是就舉起了手。對於從事學術工作的人來說，有問題就問是很正常的。」

陳湘韻憶及，「主持人看向我說：『好，這位媽媽，有什麼問題？』我當場心中楞了一下。」

「平常舉手時，我通常被稱為『陳博士』、『陳教授』，現在則被稱呼『這位媽媽』。這個說法當然也是正確的，卻也讓我不禁想著，當媽媽的我，與做研究的我，是同一個我嗎？當我有很多身分時，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嗎？」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之下，陳湘韻進一步思考：如果語言本身會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當人類對自我、對他人、對事物的描述，版本一再出現歧異和變動時，我們又是如何知道，彼此在討論的，真的是同一件事情？更廣闊的來說，我們是否只能被動接受既有的說法？還是可以主動調整語言？

陳湘韻體認到，雖然僅靠語言本身無法改變社會，但語言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攝影／陳怡瑄

語言的力量

陳湘韻近年來的研究核心，橫跨語言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而這兩個領域交會的地方，正是我們習以為常、以為只是「稱呼」的詞彙──包括了名詞（nouns）跟「代名詞」（pronouns）。

以代名詞（如：中文的「她/他/它」、英文的 “she/he/it”等）來說，語意內容似乎很少，但放在具體語境中理解時，就可能產生十分有趣的解讀空間。有時候，我們會搞不清楚同一個代名詞指的到底是誰。

例如──「小明告訴小華，他考上了研究所。」

這裡的「他」可能是小明、也可能是小華。語法上兩個都通，語意上也都合理，所以代名詞所指的對象，其實需要識讀語境。

也就是說，即使看似最單純的語言單位，我們也很難完全依靠「詞本身」來理解意思，而必須仰賴情境、習慣，甚至我們對世界的既有認識。語言並不是一套穩固不變的標籤系統，而是一個不斷被使用、被修正的過程。

繪圖／張力予

「當語言工具被用來描述『人』時，理解上的差異是個問題，但更關鍵的是使用語彙的人，會進一步牽動現實世界的分類與對待方式。像是『女人』這個詞，用來指稱某一群體之外，它同時關係到倫理、政治、形上學與知識論信念的綜合展現。」

陳湘韻將語言與概念視為可以被檢視、甚至被修整的「表述工具」，認為哲學不應只停留在描述這些詞現在如何被使用，更應進一步思考：這些用法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不正義？如果是，我們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式。

性別和性別詞，能分開嗎？

陳湘韻深受哲學家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影響，其提出「改良型計畫」（ameliorative project），又稱為「概念改良」（conceptual amelioration）。

「傳統描述型的哲學工作，是把我們現在使用的概念攤開來看清楚。有些研究試圖切分『性別』和『性別詞的使用』，好像只要把兩邊各自說清楚，就能避免爭議。」陳湘韻以「女人」這個詞為例解釋：「他們會詢問『女人』指的是誰？背後預設了哪些標準？但問題是，這樣切分，真的讓『女人』變清楚了嗎？而改良型的哲學分析，則偏向探究這些標準公平嗎？它們有沒有對某些人造成排除或壓迫？如果有，我們應該怎麼調整？」

陳湘韻強調，純粹的形上學與語意學，無法有效回應性別議題中最關鍵的「規範性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如果一個政治意義很強的詞彙，被當作純粹的文字來解析，爭議就會變得瑣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爭議如此深刻、如此充滿情感張力。語言不是中性的工具。當我們使用一個詞，我們不只是描述世界，也參與其中。」

綜合哈斯蘭格和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分析，陳湘韻指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觀察或想像個體的生殖特徵（比如女性的身體特徵），然後以此將個體劃分到「女人」這個社會位置。這種認知的結果，就是社會要求每個人遵守所屬位置的性別規範（像是穿著、言行）。所以，當有人表現出不符合期待的行為時，社會就會透過「性別糾察」（gender policing）來確保這些位階關係的穩固。這套機制強化了「性別有標準答案」的觀念，維持既有的支配與從屬關係，防止有人挑戰性別二元的結構。

所以我們如果只討論「女人」這個詞現行的定義和使用範圍，那很容易忽略了這些社會與政治上的爭議，以及背後的規範性問題。

陳湘韻自言，做的是關於性別的語言哲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並不完全相同。
攝影／陳怡瑄

改良「概念」，可以改良社會嗎？

「不過，我不會說這個說法就是『女人』的最後定義。」定義需要提供充分以及必要條件，也會面臨反例的挑戰。「假使把『女人』定義成『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那如果有不受壓迫的女性──譬如英國女王，或某些跨性別女性──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而且，『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這個說法，不一定符合所有女性的內在感受，也可能對身分認同造成負面影響。」

陳湘韻主張，討論「女人」不該停留在「描述壓迫」，而要建構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以團結（solidarity）為核心，重新思考「女人」的意義。這樣的概念會更有彈性，能包容多元背景，也賦予個體能動性（agency），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社會的「糾察」。

「真正的團結，是因為我們認可彼此的差異，卻選擇為共同的理想站在一起。」陳湘韻提到，不同種族、階級、性傾向的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都應該能在某個理念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成員資格不是固定的標籤，而是隨著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奮鬥目標，不斷協商、不斷重塑的過程。

例如「育兒」為什麼該是陰性化的？「勇敢」為什麼被放在「陽剛」的範疇？陳湘韻認為，這些連結不是天經地義，它們依附於特定的社會架構，因此也有重新配置的可能。哲學的任務，除了診斷現行實踐的謬誤，更是為「女人可以且應該是什麼」，描繪出一個值得努力的願景。

然而，陳湘韻也提醒，「僅僅改良概念，不足以改變社會」，因為讓社會真正包容與自省的，不會只是語言跟概念，是涉及各種面向的改革。

他以幾年前的臺大經濟系系學會選舉文案為例，當有大學生在正式政見中提出：「LGBTQ與狗不得在會辦中打傳說對決」、「原住民、僑生、體育生入學名額減少」。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即使語言上已經使用了「LGBTQ」、「原住民」等改良調整過後的詞彙，也不表示人們就會因此校正或消除內心的歧視。

所以，我們不能把「概念改良」當成完整的實際改革，以為改幾個詞就夠了、從此不必再做什麼。概念改良有其價值，但若沒有配套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語言調整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最終口惠而實不至。

如果想聽懂一隻老虎說話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一書中有一句話：「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牠。」

維根斯坦相信，理解語言需要共享的背景，如文化、生理和習慣。獅子與人的生活形式迥異，導致我們即使聽見牠們的「語言」，也無法產生共鳴。

如果只把焦點放在語詞本身，很容易誤以為爭議來自「說了什麼」，但陳湘韻指出，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人們對公平、權利與認同的不同想像。語言之所以反覆成為爭論焦點，正是因為它承載了這些尚未被釐清的價值差異。

「與其追求一個終極正確的定義，不如正視彼此的分歧，然後嘗試找到可以一起前進的方式。」語言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願景的語言是蒼白的。陳湘韻認為哲學的任務除了釐清語言，更應在指出問題與提出方向之間，持續推動理解與改變。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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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旅客語言不通，靠著比手畫腳也能打天下；臺上演講的政治人物慷慨激昂，高舉雙手，引發群眾歡騰；電影《惡棍特工》的小酒館裡，一名英國間諜偽裝納粹軍官，卻因為比錯了「三」的德國手勢，頓時陷入身分曝光的危險。

為什麼人類就是無法在說話時停下雙手？手勢（gesture）究竟有何意義或功能？手勢跟「語言」之間，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關係？

「說話時一邊搭配手勢，是很自然的事情，講外語的時候尤其如此。」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教授林彥良的右手從桌面微微抬起，掌心翻轉向上，隨著發語節奏起伏，「但手勢可不只是伴隨語言的附屬品，更具有補足語意、輔助思考、提升互動流暢性等豐富功能。在外語教學上，教師如果能善用手勢引導，還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記憶力！」

不止是口語的陪襯：手勢的語用功能

說話是為了傳達意義，在這一點上，手勢和語言可說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甚至在某些情境，手勢更有無可取代的必要性。林彥良指出，從語用學的觀點來看，手勢在人類語言溝通中能夠發揮多樣化的語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幫助說話者表達單憑語言文字所無法表達的意義。

手勢不只能強化語意，還能補充、補足語言本身難以傳達的意涵，甚至還有話中有話藏在其中。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舉例來說，手勢有強化（reinforce）語意的功能：如果你要強調一個人跑得很快，只需快速擺動手臂、模擬高速衝刺的姿態，通常便足以使聽者心領神會，不必非得想出個漂亮的詞語才能表達。另一方面，手勢也能補充（supplement）、補足（complement）語言本身較難傳達的意涵，例如：直接用雙手比出一塊「大蛋糕」的尺寸，或者伸手為觀光客指出車站的方向，都比「這塊蛋糕直徑幾公分」、「臺北車站在7點鐘方向」還要更能容易且準確地完成溝通。

由於手勢能提供具體的空間與視覺線索，在表達方向、移動、數量、形狀與大小等概念時，反而勝過看似客觀精確的語言文字。這種現象在跨文化英語溝通中也呈現出明顯的共通性。林彥良分析近50位國際學生在互動中語言與手勢的搭配情形後發現，即使文化與語言背景不同，說話者在運用手勢輔助表意時，整體偏好仍高度相似。

「更有趣的是，有些時候，手勢還能傳達出『話中有話』、『弦外之音』，甚至於『翻轉』、『顛覆』口中言語的意義。」比如說，一位員工在模仿主管講話時「兩手一攤」，即可知道背後有著挖苦、諷刺、又帶一絲無奈的意涵，如果再搭配「引號手勢」（air quotes），代表他在強調自己特別不認同「引號」框住的內容（我們公司就像一個 “ 大家庭 ” …）。在這些情況下，手勢絕對是解讀說話者態度的寶貴資訊，而非語言的附屬。

握拳、比劃、摸摸下巴：手勢可以「輔助思考」

林彥良實驗發現，手勢已成為人類思考、溝通的要素，當受到侷限，將阻礙整體表達。
圖片來源／unsplash

手勢有用、有意義，甚至「有必要」。如果一個人被迫無法使用手勢，會發生什麼事？林彥良進行實驗發現，一旦如此，人原本能講的話便可能卡住而講不出口。

這場實驗邀請了兩組大學生，在聽完複雜程度不同的故事後，以英文用自己的話重新敘述一遍，其中一組學生被特別要求在重述故事時盡量不要移動雙手。結果發現，這組學生不僅表達較為「卡頓」，所重述的故事也遺漏較多細節。

「人在說話時經常不自覺地移動雙手，尤其在回想細節、組織內容，或者出現『舌尖效應』突然想不出要講的詞彙時，我們可能會搖晃自己的手、捏住下巴、摸摸後腦杓……等等。這些看似瑣碎的小動作，其實都在發揮自我引導、輔助思考的功能。」換言之，手勢的重要性不只是因為它讓表達更生動，更在於它往往參與了說話者的思考過程，一旦受到侷限，就可能會阻礙整體表達。

現在輪到誰？手勢在互動中促進「話輪轉換」

林彥良指出，手勢在人際互動中也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每個人應該都經歷過「插嘴」、「被搶話」、「一片沉默」的尷尬場面，無論在雙人或多人互動情境，「輪到誰說話」，即所謂「話輪轉換（turn taking）」，都是決定溝通流暢性的關鍵。

在很有默契的情況下，你可以根據表情、聲調、說話習慣等各種線索來判斷好友是否已講完想講的話，語聲一落便隨即接上，兩人的發話回合之間相隔可能不到半秒鐘。然而在其他多數情況，人往往仰賴外顯的「手勢」來決定話輪的切換。

「從話論的開始、中途到結束，手勢都能夠發揮作用。」

相較於母語，人在進行外語溝通時更需仰賴手勢等非語言訊號，因此手勢的效果在外語互動中特別明顯。

林彥良分析亞洲英語學習者語料庫（International Corpus Network of Asian Learners of English, ICNALE）近百個模擬情境下的英語對話影片，發現使用比較多話輪有關手勢的對話組合會有更佳的互動流暢性，而在使用較少手勢的對話組合中，雙方話輪之間則會出現更長時間的停頓（pause）。英語程度也會有影響，程度較佳的學習者，整體上使用較多和話輪管理有關的手勢，特別是在維持自己的話語及強化重點時更明顯。這顯示了手勢確實能夠透露更多語言以外的訊息，也可能是外語互動中協調節奏、降低尷尬的重要線索。

「動手」教外語：英語教學中的手勢如何提升記憶

林彥良近年的研究主軸，延伸至教室內的教學手勢如何影響學生的第二語言（英語）習得：「由於手勢能將部分語言內容轉化為較具體的視覺表徵，理論上應該有助於外語學習，但我們想問的，不只是教師能否透過手勢幫助學生把外語學得更好，重點更在於『使用什麼手勢』。」

林彥良進行了一個課室情境的英語教學實驗，將學生分在不同類型手勢的組別，聆聽英語教師講述同一個故事。接著，學生聽完故事後後趁記憶猶新，趕緊重述故事並錄製成音檔，由研究者編碼、分析他們的重述內容包含多少關鍵資訊量，作為英語學習的記憶分數，偵測學生們把故事「聽進」了多少。

林彥良透過實驗發現，「圖像手勢」和「指向手勢」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故事的記憶完整度，同時也能記得更久。
圖片來源／unsplash

三個實驗組中，教師各自使用一種手勢：包括具體指涉故事當中人事物的圖像手勢（iconic gestures），例如講到『小鳥』就以雙手模擬拍拍翅膀、講到『大森林』就展開雙手來表達。其次，在談及方向、移動或位置以及指向特定人事物時，使用指向手勢（deictic gestures）。第三個則是伴隨口語韻律，並在關鍵處做出較大動作的節奏手勢（beat gestures）。

結果發現，跟不使用手勢的控制組相比，「圖像手勢」和「指向手勢」更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故事的記憶完整度，研究追蹤發現，這樣的效果甚至能維持到數個星期後。這也意味著，手勢不只幫助當下理解，還可能讓資訊在長期記憶中保留得更久。尤其在較高認知需求的複雜任務中的影響更為明顯，甚至可能補償較低工作記憶容量帶來的負擔。

整合語言與學科的學習：手勢作為一種「模態」

林彥良指出，除了手勢，老師講課時的音調起伏，以及教室空間中的移動、視覺化的引導和體驗活動的運用等「多模態」的情境，都有助於語言與學科的理解、學習。
攝影／林俊孝

為什麼手勢有助於第二語言學習？林彥良解釋，手勢本身就是一種模態（modality），不同於「語言」的理解往往必須依賴聽覺感官與抽象思維，手勢能以具象、空間、視覺化的形式呈現資訊，幫助學生從多元的感官接收內容，建立語言與概念之間的連結，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學習時的認知負荷。事實上，手勢本來就是人類語言表達裡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語言溝通原本便是「多模態（multimodal）」的情境──如果刻意去除，反而才是奇怪的事。

在2030雙語政策推動下，臺灣校園中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英語授課的課程日益普遍，因為要透過英語學習、講授學科專業內容，對於向來慣用母語的學習者或教學者而言，都構成挑戰。林彥良針對臺北科技大學校內EMI授課課程，超過700份修課學生的問卷及課堂觀察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只要教師採取了多模態資源輔助的教學，學生的課堂學習投入與理解程度都會比較高。「除了手勢以外，教師講課的音調起伏、在教室空間中的位置與移動、視覺化與結構化引導、圖像影音資源以及體驗活動的運用，都是在打造多模態的學習環境，有助於語言與學科的理解和學習。」

林彥良點出，所謂多模態環境，或輔助外語學習的教學手勢，其實並不複雜：「EMI課程最常碰到的問題，常是學生因語言阻礙而跟不上授課內容。所以，教師光是願意伸出手『指簡報』，告訴學生現在講到哪裡，再搭配適當口語停頓與視覺提示，就可能大幅降低理解負擔。」

在AI大型語言模型當道，我們也已漸漸習慣視訊會議的後疫情時代，為什麼人還需要「面對面」的實體互動？手勢及身體語言對溝通、學習的豐富助益，是個可能的答案。下次與人交談時，不妨也試著觀察對方的手勢，甚至觀察自己，一起動手思考、動手對話！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林彥良（2022）。不同語言程度英語學習者之語用手勢與互動流暢度：多模態學習者語料庫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彥良（2021）。手勢輔助語言學習：任務複雜及困難度、敘事記憶與視覺注意力。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林彥良（2016）。探究跨文化互動中的手勢與言談的共現關係：以多模態語料庫為方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Lin, Y. L. (2024). Gestures as scaffolding for L2 narrative recall: The role of gesture type, task complexity, and working memory.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8(6), 2059-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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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林政楠笑著說：「他們不一定是故意的。」他解釋，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政黨之間不只是彼此競爭的對手，也可能是潛在的合作夥伴：選前得各自搶票，但選後仍要保留談判空間。於是，「立場彈性」成了一項重要的政黨生存技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林政楠副研究員。
拍攝／翁佳如

選前：有時說清楚，有時故意模糊？

在選舉期間，政黨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要在有限時間內說服選民支持自己。但問題是：「要說得多清楚，從來不是單純的誠實與否，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林政楠指出，當政黨提出明確的承諾，雖然有助於建立形象，與其他政黨產生區別，但也同時承擔了更高的風險。「當你講得越具體，選民就越容易用同樣具體的標準來檢驗你。」

類似的情況在民主國家中屢見不鮮。林政楠舉例：愛爾蘭的統一黨（Fine Gael）就曾在2011年的競選時，針對當時嚴重的病床不足、急診室壅塞等醫療資源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改善承諾。但在實際執政後，卻因成本過高與經濟因素，最終未能兌現承諾，也因此在下一次的選舉中付出代價。

林政楠表示：「選民不只是『聽政見』而已，更會在之後用政見來追責。」換言之，清楚的政見也許是一種優勢，但也可能成為政治包袱。

也因此，政黨往往不會在每項議題上都採取明確立場。林政楠指出，尤其在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常態化的制度下，政黨需要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若過早鎖定立場，會限制未來聯合治理的可能性。

「今天是競爭對手，明天很可能就變成合作對象。」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話，不只是對選民說的，也是在為選後的合作留下餘地。（本圖為情境示意照，非實際政治人物。）
圖片來源／Unsplash

臺灣在兩岸議題上的經驗正好說明這一點。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或臺灣民眾黨，儘管各黨有其立場，但無不在表述上保留一定彈性。這既是選舉策略，也反映出臺灣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現實限制。

不過，模糊並非萬靈丹。當政黨形象開始不清楚，或需要與對手區隔時，就必須提出更具體的主張，來證明自己是選民更好的選擇。

林政楠強調，政黨在模糊與明確之間擺盪的狀態看似矛盾，其實是制度環境下的理性選擇。但他也提醒，對於不擅長的領域，政黨可以適度採取模糊策略，但一旦碰到選民在意的議題，就必須要立場清楚。

執政：在妥協與責任之間的政治現實

如果說選前的關鍵在於「說得多清楚」，那麼進入執政階段後，政黨面對的核心問題則變成：在多方妥協中，還能保留多少原本的主張。

在議會內閣制與多黨體系下，聯合政府是常態。這也意味著，多數政策並非由單一政黨決定，而是經過協商、交換與調整後的結果。

「然而，這樣的妥協並非平均分配，過程中的政治代價往往是不對稱的。」林政楠這麼形容。

他以德國為例，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SPD）長期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CDU）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雖然維持了執政地位，但在政策上必須不斷讓步，使SPD原本強調的左派價值逐漸被稀釋。結果是，選民難以辨識其與執政夥伴的差異，支持度也隨之下滑。

這正是聯合政府中常見的現象。林政楠解釋：「夥伴政黨通常比總理政黨更容易被選民質疑或懲罰。因為它無法完全主導政策，經常得向總理政黨做出妥協，但同時又必須為整體施政負責，處在一種『有責任、但不完全有權力』的尷尬位置。」

長期下來，夥伴政黨不僅容易失去原本的政黨色彩，甚至可能逐漸與總理政黨趨同，進而讓選民失去支持它的理由。

SPD因為長期與CDU組成聯合政府，為了成為執政夥伴而做出大量政策妥協，導致其原本的左派核心價值與政黨標籤變得模糊。讓選民難以辨識SPD與其他政黨的差異，其得票率曾一度從2005年的約34%，下滑至2017年僅剩20%左右。
圖片來源／Unsplash

事實上，對多數選民而言，聯合政府的內部協商過程十分複雜且不透明，導致選民無法逐一分析政策形成的細節，僅能依賴一些簡化的線索判斷是誰影響了政策。例如誰擔任政府首長、哪個政黨席次最多，或是哪個政黨掌握關鍵部會（如財政部）。

因此，在幾個簡單線索的影響下，即使政策是多方協商的結果，民眾仍容易將責任歸咎到特定政黨身上。

在野：除了反對，還要「準備執政」

不過，哪怕是需要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也不是每個政黨都有機會參與執政。對在野黨來說，真正的難題在於：如何一邊監督政府，一邊證明自己有能力執政。

林政楠表示，無論在臺灣或歐洲，選民對反對黨往往抱持一種看似矛盾的期待。「一方面指望你強力監督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你在必要時能夠合作，讓政策能順利推動。」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往往被視為政黨成熟與否的重要指標。

但林政楠也發現，在實際運作中，這種雙重角色並不容易拿捏。若反對黨過度強調對抗，雖然能鞏固支持者，卻可能被視為「只會反對、不會治理」；但若過於配合執政黨，又容易失去自身立場，甚至被支持者質疑「與政府站在同一邊」。

除此之外，在野政黨還要持續向選民證明：自己是有能力接手政權的替代選項。這時，在野政黨就會比執政黨更需要提出明確政策。

林政楠也觀察到，此現象會特別出現在一些極端或邊緣政黨。「以德國的另類選擇黨（簡稱AfD）為例，該黨早期以強烈的反移民與民族主義立場來吸引選民。但近年他們也開始意識到，若要真的拿到實質性的政權，就必須調整策略，進一步將議題延伸至經濟與民生層面，以擴大支持基礎。」

選舉之後，國會成為在野黨在監督與合作之間，展現執政能力的關鍵場域。
圖片來源／Unsplash

不過，在野黨是否能有效監督政府，也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林政楠進一步分享了芬蘭的政府運作機制：與臺灣國會委員會席次大致依政黨比例分配類似，在芬蘭國會，從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到各委員會成員，皆依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進行分配。

在野黨不僅能直接參與法案審查，甚至可以透過掌握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影響議程安排與審查方向，進而對政府提出實質監督，而不至於被執政黨完全排除在決策之外。

然而，這樣的監督權力並非沒有回應機制。林政楠指出，芬蘭的部會與國會委員會之間並非一對一對應，而是一對多的關係，如內政部會對應到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tion Committee）、社會事務與衛生委員會（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Committee）與就業與平等委員會（Employment and Equality Committee）。

這樣的體制為執政黨提供了一定的策略空間，使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受到在野黨的牽制。「當一個部會預期某些委員會是由立場較為對立的在野黨主導時，便會傾向微調法案內容，讓其可以分配到較為友善的委員會進行審查，以降低審查阻力、加快立法進程。」

這種現象反映了在野黨的監督與執政黨的政策推動，並非單向關係，而是一種持續互動的策略過程。若制度讓執政黨完全主導議會運作，那麼在野黨的角色就更容易流於象徵性的反對，便難以發揮實質影響力。

林政楠認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一個長期的動態調整與修正，不是一次選舉就能決定一切的制度。換言之，對於短期的極端變化或政局動盪，不需過度悲觀。
拍攝／翁佳如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政黨看起來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從選前的策略拿捏，到執政時的妥協與責任分配，再到在野時的監督與合作，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前後不一致」往往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而是制度運作下的結果。

在民主制度下，當多黨競爭與聯合政府成為常態，政黨既要競爭選票，又要為未來的執政或政黨合作保留空間。再加上現實中的預算限制、國際局勢及社會變動，都會迫使政黨改變原本的政見。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政黨立場的轉變，還是選民態度的變化，都更像是一種累積，而非瞬間的翻轉。因此，當政黨在模糊與明確、衝突與合作之間不斷調整時，都是在應對選民偏好與現實環境的挑戰。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林政楠（2021）議會內閣制下反對黨議會行為的進一步檢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林政楠（2019）建立一個清楚的政黨標籤：政黨採用具體選舉政見的成因與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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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貧窮指的是經濟狀態，但當資源匱乏時，得不到應該有的協助與支持時，就是意指「照顧貧窮」。「照顧貧窮」的處境，即缺乏選擇權、關係貧瘠，甚至是尊嚴被剝奪。

長期關注身心障礙者與老人照護議題的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周月清教授這麼形容：「若照顧制度只停留在讓人勉強活下來，而無法讓人活得像自己，那也是一種貧窮。」

她指出，照顧貧窮不只是照顧資源「有和無」而已，也包括照顧資源夠不夠用，以及洽不恰當。當政府在談長照「涵蓋率」時，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何謂含蓋率？只有用長照服務，但有包括夠不夠用？好不好用嗎？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周月清教授
拍攝／翁佳如

從身體到社會關係的照顧需求

在此脈絡下，「照顧貧窮」（care poverty）的概念開始受到討論：當長照制度的設計與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落差，進而限制一個人的自由、尊嚴與生活時，某種被忽視、卻真實存在的匱乏便會出現。

周月清指出，在長照領域，我們通常從這三個層面理解照顧需求：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簡稱IADL）以及社會與情緒支持（social emotional needs）。

ADL 指進食、穿脫衣物、如廁、洗澡、行走等身體自理能力。這也是制度用來判定資格與服務量的重要依據，身體條件是否符合長照服務的申請資格，能獲得多少時數的服務等。

IADL則是維持自立生活所需的活動，像是外出採買、烹飪、清掃、就醫、處理帳務等。但在制度的想像裡，這些常被視為「家人就能處理」的事。

第三層的社會與情緒支持，關乎到一個人是否被納入關係網之中：有人互動、能外出辦事、與親友吃飯或參與公共事務等。「但目前社會與情緒支持仍是長照中的邊緣議題，甚至被視為照顧服務的附加價值。」周月清說。

她總結，要同時滿足這三個照顧需求層面，才算過上日常生活。若制度只處理ADL，照顧服務就只是「讓人活下去」，而難以「讓人活得像自己」。

照顧需求是維持一個人正常生活的基礎，若制度忽略這些需求，便會產生貧窮。
圖片製作／馬藤萍

不同文化中的老年想像

周月清在比較臺灣與芬蘭的老人照護時，也看見了兩個社會在照顧模式上的鮮明差異：臺灣在ADL照顧貧窮的程度高於芬蘭，芬蘭則在 IADL 與社會情緒支持上照顧貧窮的程度高於臺灣。

她解釋上述研究結果，因為臺灣的高齡者多與子女同住，無論是子女辭職照料或聘請外籍看護，都是常見的安排。在此情況下，IADL多半被視為「家務」由家人吸收，情感陪伴也被放在「親情」的框架裡。我國長照制度僅提供的ADL身體照顧服務，相較芬蘭還是遠遠不足（我國在長照支出佔GDP 0.3%，OECD國家平均1.5-1.8%）。

反觀芬蘭，在強調個人獨立自主的文化脈絡下，高齡者獨居十分普遍。國家透過長照服務承擔起ADL責任，確保最基本的身體照顧有人處理。但也正是在獨居比例高、地廣人稀，社會網絡較鬆散的情況下，IADL與社會情緒支持反而出現照顧不足。

在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下，北歐的高齡者普遍獨居。但即使生活自主，若長期缺乏社會互動與情緒支持，仍可能影響心理健康。
圖片來源／Unsplash

這種情況有時被誤解為「北歐子女比較不孝」。對此周月清補充：「他們也很孝順，只是方法不同。在臺灣，我們的觀念可能提供金錢與「住在一起」的照顧；但在芬蘭，照顧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定期陪伴與探視就是盡孝的一種方式。」

因此，從照顧需求三個層面來看，臺灣與芬蘭都存在各自的照顧貧窮：臺灣的長照制度在 ADL 上的服務量與可近性仍有限，形成「制度不足、家庭補位」的結構。而在芬蘭，儘管國家承接了ADL，但在普遍獨居的情況下，IADL 與社會情緒支持則容易被忽視。

周月清表示：「即使是在常被視為高福利典範的北歐國家，也不代表照顧需求已被完全滿足。不同制度或許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也可能在其他面向留下新的缺口。」

當照顧變成一輩子的事

談到老年的照顧需求，多在生命後期才變得急迫。但對身心障礙者而言，照顧卻是一輩子的課題。

周月清指出，身心障礙者其實更容易陷入照顧貧窮。「現行的長照制度雖同時涵蓋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但實際設計時仍多以老人需求為中心。」

她舉例，制度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PA）（提供個人協助者稱為個人助理）（我國稱為個人助理服務）尤其關鍵。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9條中，「個人協助」被視為自立生活的重要條件，其精神是「讓身心障礙者重拾生活的主導權」，而非只是「有人來做事」。

但周月清指出，在臺灣，多數人容易把「自立生活」理解為「自力更生」，將福利視為「慈善」而非基本人權。這些觀念使政府在資源有限時，便傾向再次把照顧責任推回家庭，也忽略了在少子化與雙薪社會下，現代家庭其實難以長期承擔照顧壓力。

因此，目前個人助理服務制度仍存在服務時數不足、使用限制多等情況。相較於日本與韓國可以提供全天候的個人協助，臺灣身心障礙者每月僅能使用約60至100小時，遠不足以支撐工作、就學、外出與社區參與等需求。

周月清指出，臺灣的制度多採「非直接給付」模式，由政府委託機構聘僱與管理個人助理，使用者無法直接領取預算自行聘任。儘管這在行政上較易控管，但也削弱了身心障礙者者對生活的掌控度：能否出門、加班或參加社交活動，很大程度取決於「有沒有個人助理協助」。

此外，現行規定家人不能擔任個人助理，與家人同住者的可用時數還可能被調降，其背後的邏輯仍是「家人本來就應該協助照顧」。這也再次反映了臺灣以「家為本」的照顧體制，即使引進個人助理服務制度，家庭仍被預設為主要照顧者，公共支持只是補充。

即便如此，周月清在訪談中發現，身心障礙者普遍肯定個人助理服務對生活的改變，在ADL與IADL方面的照顧貧窮有顯著改善，可以不再完全依賴家人，生活自主性增加。只是當時數用盡，或遇到無服務覆蓋的時段與場域，他們又被迫退回「縮減版生活」。

在個人助理的陪伴下，身心障礙者仍能走出家門、維持日常生活。而在周月清的研究案例中，這樣的陪伴也可能轉化為情感，最終攜手步入婚姻。
照片提供／周月清

24 小時共居：不只是「勞工」與「雇主」

當公共服務量能不足，家庭照顧又難以長期承擔時，聘請24小時住家的外籍看護，也成了身心障礙者的另一個選項。

周月清走訪時發現，身心障礙者聘用外籍看護的型態與失能老人不同，他們的聘用年數較長，更換看護次數也較多，且部分費用需自付，負擔相對沉重。

但更重要的是，她還留意到身心障礙者與外籍看護的相處，可能超出一般雇傭關係的想像。「一方是在不穩定移工制度下的外籍看護，另一方是長期被主流勞動市場排除的身心障礙者。當照顧者與接受照顧者都處於弱勢時，彼此之間會產生很強的同理心。外籍看護協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身心障礙者也會協助對方融入臺灣社會。長久相處甚至可能走入婚姻。」

從付費聘僱開始，卻在長期共居中逐漸像家人，使這段關係中的照顧形成雙向流動。周月清提到：「有些身心障礙者會刻意減少對看護的身體依賴，例如控制體重、調整作息或改善居家動線。」

「除了自我管理，也包含關係上的協商，像是提供情緒支持、尊重對方的宗教與作息，讓外籍看護感覺自己被當作『人』，而不只是外籍的勞動力。」

不過，周月清也提醒，這種互依關係不該被浪漫化。它的出現，正反映了照顧制度的缺口：當國家支持不足、照顧被推向家庭與市場，最脆弱的兩端：身心障礙者與外籍看護被迫用自己的身體、情緒與日常協商，共同承擔原本應由制度分攤的照顧成本與風險。

周月清認為，照顧貧窮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她希望每一個需要被支持的人，都能夠「好好生活」。
拍攝／翁佳如

臺灣的長照至2007年發展至今，我們常以為改善方向在於資源是否足夠、人力是否充足，或家庭是否願意承擔責任。但從接受照顧者的處境來看，他們更在意的是能否盡可能地維持日常生活。

從ADL、IADL到社會與情緒支持，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需求，關乎到他們能否保有對生活的選擇權。當公共支持不足，照顧需求不僅不會減少，也難以擺脫不了家庭以及市場之間，而可能因此影響家庭和照顧關係。

周月清期許，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單是服務時數、資源分配或家庭責任，而是整個制度如何想像「人的生活」：一個人如何有尊嚴的出門、工作、與他人互動，並持續參與社會。當政策開始從「維持生存」轉向「支持生活」，才能真正落實長照服務的存在價值。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周月清（2022）照顧貧窮、自立生活與生活品質：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居家／社區服務需求未滿足。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周月清（2020）體現「自立生活」: 身心障礙者與失能老人及其外籍看護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參考資料
Chou, Y. C., Cho, S., Uwano, T., & Chen, B. W. (2026). Governing personal assistance in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Policy choice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disabled people.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60(1), 208-219.
Chou, Y. C., Mathew Puthenparambil, J., Kröger, T., Pu, C. (2024). Multidimensional Care Poverty among East Asian and Nordic Older Adults. Innovation in Aging, 8(9), igae076.
Kröger, T. (2022). Care poverty: When older people’s needs remain unmet.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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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閉幕不到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捲。為了振興經濟，中國宣布「四兆人民幣」計畫，巨資湧入房市。被炒熱的房價築起一道買房高牆，殘酷地將一群高學歷白領青年們的夢想、愛情和婚姻捲入其中。

蟻族、蝸居，他們的北漂夢

隨著這場房市野火蔓延，一個個「房價綁架了我的愛情」的故事浮現在中國網路論壇。打開電視，「裸婚時代」、「買房夫妻」等影劇作品，寫實描繪了沒車、沒房、沒積蓄的「三無」男女如何「被細節打敗愛情」。

受到這些故事吸引，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其中一位是1980後出生於中國西北的陳玲（匿名）。

沈秀華博士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
攝影／汪正翔

陳玲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幼兒園老師。她在東北讀完大學，考上北京一間新聞媒體研究所，畢業後考取中央級媒體企業，薪水約1萬多人民幣（時約5萬元臺幣），對新鮮人而言已是不錯的起薪。

到北京後，陳玲和當時的男友住在學校附近一處地下二樓的「閣居」，月租380元人民幣。「那裡只有一張雙人床、一臺電視，衣櫃還是吊起來的。空間小到房門都無法全部打開，夏天時牆壁潮濕，還會滲水長毛」。

陳玲曾在博客寫下這段龍蛇雜處的蝸居經驗。上層住戶不讓住在下層的他們搭電梯，他們只能穿過「停的都是好車」的停車場下樓，穿過小門，再下一層，「才是我的地方」。這段經歷也讓「是否擁有房子」成為她後來選擇對象的關鍵條件。

情境示意圖。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Sketch art, OL descending dark basement stairs, looking up at luxury lobby & cars, dramatic contrast, golden vs gritty tones, pencil & charcoal style.

當浪漫愛遇上限購令

面貌姣好、處事幹練的陳玲，很快就在公司內遇到新的追求者，也是她後來的先生。這位同事是江浙一帶的人，經商的父母在他念大學時就在北京南邊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約40多坪）的房子收租。

過去是被收租的房客，現在男友就是房東，陳玲心裡的反差不言而喻，「一下子就覺得，我好像自己可以在北京活下去了」。當時的她，希望在30歲前結婚、有房、生完小孩，有房子確實是她決定交往的因素之一。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

2008年前，中國一些城市實施「購屋落戶」政策。有能力買房，就有機會落地安居，金錢是主要的門檻。金融海嘯爆發後，「四兆人民幣」、利息鬆綁等救市政策帶動房價狂飆。沈秀華說：「時隔半年回到田野，發現北京房價又漲了一倍，這也帶動後來的打房政策，也就是限購令。」

2010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十條」（正式名稱為《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試圖抑制失控的房價，並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頭期款）提高至不可低於50％。

北京地方政府隨即發布更嚴格的限購令，一戶限購一組新房，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必須提供連續5年的納稅或社會保險證明才有購屋資格。這時候，除了金錢，更重要的擁有「戶口」這張入場券。

親密關係的經濟動員

陳玲和男友交往不滿一年，雙方父母初次見面談婚事。沒想到，兩邊的母親就為了禮金、房子產權等問題吵了起來。

分歧點包括陳玲進入有「入京指標」的企業，通過試用期後就能以落戶配額獲得北京戶口，而男友沒有，未來小孩教育以及其他受戶口限制的需求，會依賴陳玲的北京戶口身份；陳玲的母親也因此更介意對方在北京的房產沒有加入女兒的名字等等。男方母親因此氣到住院，種種折騰也讓兩人幾乎分手。

當浪漫愛走到論及婚嫁，雙方家庭的資源條件不得不攤在檯面上。沈秀華提到，「結婚就應該有房，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共識」，買房和婚姻形成極致的剛性需求和在以母親是家務負責人的特殊「丈母娘經濟」下，「所以這些青年要動員兩邊的家族盤點資源」。

沈秀華指出，住房是中國城市裡外來男女的生存基礎，而對成年女性，婚姻是他們翻轉與保障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結婚因此要有房。圖為北京街景，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尤其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後，「往上爬」的慾望成為中國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一致目標與共同壓力。這也解釋了一場父母見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張力，因為這是一場牽涉婚姻、戶口、買房、購車、社會福利、子女受教權的經濟協商。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你可以透過選擇婚姻對象獲得再次生命機會。」沈秀華指出，尤其在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公布後，婚後房產不再由夫妻共有，房子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房子就屬於誰的。這也讓許多家長紛紛要求房產加上女兒的名字做為資產避險，否則離婚後，女方往往只能取回所投入的貸款資金與其升值金額，而不是婚後房子作為共同財產的對分。在中國勞動市場對女性充斥歧視，以及之前城市房價高漲下，結婚有房是中國性別政治白熱化的場域。

買了第一套房後，繼續「捲」

2014年，陳玲選擇和男友步入家庭，搬進先生在北京南邊的房子，生下女兒。兩年後，兩人決定賣房，在北京東五環買了一間約90平方米（約27坪）的二手公寓。人民幣110萬元的首付，陳玲夫妻拿出30萬元存款，公婆拿出70萬元，陳玲的先生向朋友借了20萬元湊齊，房子登記在夫妻兩人名下。

陳玲的例子顯示中國高學歷白領青年們如何透過親密關係，在雙方親友，甚至是師長、同事間進行高度的經濟動員（Mobilizing Econom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他們必須湊到足夠的錢買房，才能拼出一個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高教育與專業工作，就自然能成為中產階級。」沈秀華說：「年輕一代想要買房，就不得不『啃老』。我在北京作田調時，常遇到來自農村的計程車司機，提到不敢生第二個，如果第二個又是兒子，將來又要幫忙出錢買房。」雖然傳統上認為男方應該備房，但在她的訪談對象中，有時女方更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額，而對一些女方家長而言，他們也希望透過負擔部分購房金額，取得將來他們能到女兒家拜訪居住的底氣，尤其是1980後一胎化生有女兒的家庭。

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的二胎政策和公婆的期望下，陳玲也在「趕快生生，完成差事」的心情下生了兒子。她和先生也陸續離開政府機構，進入私人企業。2018年時，兩人的月薪總計約有6萬元人民幣，隨著薪資增長，生活品質和養育孩子的選擇也隨之增加。

為了降低和公婆間的生活矛盾，這次她選擇用「金錢」處理問題：透過市場外包照顧工作。雇用月嫂、保姆，也幫女兒找到必須有北京戶口才能就讀的私立雙語幼稚園。

這時，夫妻倆開始思考再換房計畫，目標是買個空間大、學區好的房子。這次的困難在於限購令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是總房價的50至70%。就算賣掉第一間房，要籌出這麼大筆資金仍不容易，於是再次動員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掏空了六個錢包。

「第一套房的空間通常很小，只能買在通勤一、兩個小時的區域，又要考量小孩未來的學區，所以婚後六、七年準備買第二套，又要開始面對首付和房貸，所以他們會說『很捲』，一直在捲動」。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照片為北京都會的天際線。
圖片來源／unsplash

誰才是中產階級？

沈秀華認為，1980年後出生在中國的都會青年中，陳玲的案例是既典型又特殊的。

典型之處在於她在大學畢業後北漂入京，掙扎於愛情與麵包之間的同時，也試圖在制度和政策的縫隙間突破戶口限制，並動員人際網絡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最大利益。

特殊之處則在於她的生命經驗高密度的經歷了物質和親密關係間的相互支援與競爭。短短數年，從遷移到北京地下二層的閣居、北京南邊的房子，到購買第二套房，相對於其他受訪者，陳玲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在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裡的階級向上移動。

陳玲的原生家庭是受國家體制所保障的中產家庭，但在區域發展差異與國家政策下，中國西北區域中產家庭所擁有的在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資本，並不能直接轉為能在北京安定就業與生活的基礎。陳玲透過對各種體制與親密關係的計算，以及個人專業的努力，相當「成功」地跨越區域、戶口與性別限制，成為北京中產階級的一份子。

陳玲這樣的身分，在社會學中通常被歸類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大學教育，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涯發展、親密關係、社會地位，也養成中產階級的品味。繼而選擇留在城市，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文憑的文化資本獲得就業機會與生活資源。

但放在中國極速變動的社會脈絡，這個群體的命運並非都這麼順遂。「中產階級不見得隨國家經濟發展自然出現，現實生活中，他們面臨著有限的職業發展與嚴厲的政策限制，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管控的公共生活，處境是受困、尷尬的，甚至是階級的『滑落』。」沈秀華沉重指出：「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身分』，但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資源與特性，那種相對舒適安穩、享受品味的生活是比較難的。他們覺得自己總是在追趕，而且永遠趕不上、害怕被拋下」。

沈秀華的受訪者中，即使有不錯的工作，也買了不小的房子，卻很少有人自認是中產階級。「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是勞動階層，這是很嚴重的落差。他們認為那些開名車的人、媒體上看到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當代青年如何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困境，是全球經濟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照片為示意。
圖片來源／pixabay

向下滑落的中產階級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浪漫愛、自由戀愛逐漸取代由父母決定的婚姻，看似家庭主義沒落、個人主義興起。但隨著戶口制度的限制，經濟生活的高度競爭，父母即使完成養育責任也無法真正退場，沈秀華發現，許多父母必須拿出大部分退休金幫孩子買房，孩子也因此對父母的養老產生責任感，雙方因此緊緊綁在一起。

從中國當前的高失業率催生出的蟻族、蝸居現象，到日本的下流社會、臺灣的高房價與高工時，乃至全球性的窮忙族，都可見中產階級滑落、青年發展困難的趨勢。當代青年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向上奮鬥未必能安置向下的青春，不少人選擇躺平、不婚、不生，或許正是這種高度競逐的社會結構所延伸出的結果。

對中國青年來說，離開高房價的大城市，轉往省城發展是一個出口。疫情後，沈秀華也注意到選擇不婚或「躺平」的青年似乎增加了。「有些人透過不婚來減壓這種惡性競爭，表現出他們對於婚姻、買房背後，親密關係、家庭、性別、社會流動、政治控制這些集體主義的反抗。」

不過，若將這些現象放回東亞脈絡來看，中國的情況仍有其關鍵差異。在臺灣、日本或韓國，買房壓力多半來自市場價格與社會期待；但在中國，房子同時牽動戶口資格與政策限制，使其不只是資產，更是一種進入城市生活的門票。限購令等政策反覆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確定感。

因此，中國青年動員的不只是「六個錢包」，還必須在政策與市場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婚姻也成為其中一種高度被動用的途徑。當親密關係承載了這樣的現實壓力，愛情很難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制度與市場共同拉扯的結果。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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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民主社會裡，臺灣人大多都聽過平等、自由的價值。有趣的是，臺灣自由主義哲學家殷海光（1919—1969）晚年時曾說：「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莊子的世界是多麼的自由自在？特別是莊子，心靈何等的開放。」殷海光覺得，要建立開放的社會，必須有開放的心靈。

不過，很多人認為莊子（前369年—前286年）並沒有太多政治制度與規範的正面論述，因此不太可能有現代性意義的民主政治價值。有學者甚至主張，莊子的思想是逃離政治，走向一種歸隱山林的出世哲學。

然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的劉滄龍教授卻不這麼看，他認為《莊子》裡有很多看似不直接採取行動介入、改變社會，背後實際上隱含了政治哲學的深刻洞見、觀察。

積極「行動者」難免陷入「以火救火」的窘境

莊子身處戰國亂世，他認為諸多學派間互相撻伐，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加深了分裂態勢。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聖君賢臣全身像》，局部。

莊子身處戰國時代的亂世，當時的諸子百家（儒家、墨家、法家、稷下學派等），紛紛提出一套救世的理念，《莊子》的〈天下〉篇就對當時採取積極救世的行動者有很深刻的論述與評價。

在莊子看來，當時的諸子認為自己提出的救世理念才是唯一真理，並相互撻伐，這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加深天下分裂的狀態，猶如「以火救火」。換言之，當時的行動者越是積極採取行動，越是增加對立與分裂。

「儒墨說的其實都滿有道理，兵家法家的策略也是那個時代需要的，各種意見都有，莊子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沒有直接提出某種積極救世的方案。」劉滄龍說。

莊子不當官、不從政，看似苟全於亂世的隱逸哲學，其實有著救世之心，只是莊子採取相反的路線，不是積極入世從政，而是強調「虛」，也就是某種「無知之知（看似無知但其實是另一種智慧）」的修養。對比於當時很多有識之士自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大道的「知」，莊子的「無知」帶有一種對這類「以火救火」言行的觀察與批判。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莊子歸類為不涉世的隱士，或者「方外」之人，而是對「方外」、「方內」的關係有著更為曲折、迂迴的深刻思考。

莊子在「方外」、「方內」的觀察。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1: The image depicts an ancient person strolling through a bamboo forest, observing nature, presented in a sketch style.Prompt2: Ancient people observed two people arguing in a marke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漢娜・鄂蘭的「旁觀者」

劉滄龍主張，我們可藉由當代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旁觀者（spectator）」的概念來理解莊子的政治思想。「旁觀者」跟「行動者（actor）」不一樣，「行動者」急切於救世、涉入其中，而「旁觀者」則保持一定距離觀察，這個概念可以連結到「觀」（觀察、觀看）的豐富哲學意涵。

哲學思考起源於一種特殊的觀察與反思，這種觀察是一種審慎的檢視。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曾說：「未經檢視的人生是不值得活。」其中的「檢視」正是一種仔細地觀察、反省，這是思想家根本的任務。

不過，用「旁觀者」來翻譯鄂蘭的spectator，可能會引起某種誤解。在中文語境裡，「旁觀者」有一種袖手旁觀的意味，但鄂蘭所說的spectator不是對世界冷漠不關心，表面上看似不作為，實際上是為了讓自己暫時抽離出「行動者」的身分來觀察社會，同時也對自己的觀察、看法不斷提出反思、調整。

換言之，「旁觀者」一方面觀察社會，另一方面也要觀察自我，省思自己與社群中他人的不同見解該如何調解。

漢娜·鄂蘭為政治哲學家、作家和納粹大屠殺下的倖存者，她影響20到21世紀的政治理論研究者們。而劉滄龍認為，鄂蘭所說的spectator，是採取某種看似不作為而帶有距離的觀看、觀察與反思。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鄂蘭來說，「行動者」就像演員，只關注自身表演，反而「旁觀者」較能看見全局，不落入狹隘的一曲之見。「旁觀者」雖未以行動直接介入，卻仍關心著社會。公共領域的「旁觀者」就像閱讀作品的讀者們，觀察後不時發表看法、評論，用自己的方式幫助社會推進。

美學與政治判斷

鄂蘭「旁觀者」的概念，跟她吸收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談美學品味（taste）與判斷（judgment）的哲學有很大的關係。品味是很主觀、很內在私密的感受，有人喜歡吃香菜，有人討厭榴槤的味道，當下會產生「我喜歡」或「我討厭」的判斷，那是很直接的反應。因此，品味、判斷有著某種關聯性。

在美學或藝術上的品味也是如此，不同人喜歡不同的藝術作品，其實反映了不同人的品味。然而，美學判斷不能只訴諸自己個人的品味，劉滄龍進一步說：「只是個人品味的話，就無法跟別人分享，就沒有辦法一起來討論。對康德來說，美學判斷是要考慮到別人的感受，邀請別人來看待我覺得的美是否值得受到關注，邀請大家一同分享討論。」

鄂蘭就是從這裡出發思考政治判斷的問題。我們對現實政治都有自己的品味好惡，有些人喜歡特定的政黨，有些人討厭某些政策，但當我們進入公共領域時，不能只是沉溺在自己的感受，也要重視社會上他人的感受、想法，於是我們就要對自己的個人偏好、感受保持某種距離，將他人的意見納入考慮。

在這個意義下，「旁觀者」所強調的保持距離的觀察，其實就是要透過反思的過程，擺脫自己私人的主觀偏好，能夠以「擴大的心智」來站在別人的位置出發，觀察、反思自己與他人的想法，以此來做出公正、不偏頗的判斷。

品味是內在感受、私人、主觀、被動的；而判斷則是會考慮到他人的感受與想法，透過反思運作的過程，將他人的想法納入思考。若大家都能擺脫主觀的好惡，了解到其他人的想法，慢慢就會形成「社群共感（sensus communis）」。

由此可見，鄂蘭的「旁觀者」，既強調一種獨立的思考，同時也接納爭議與討論，實現與他人共同分享的公共世界。劉滄龍表示，鄂蘭的「旁觀者」可以說是樹立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孤獨沉思者（solitary contemplator）的典範。

莊子的旁觀之眼

從鄂蘭的「旁觀者」或孤獨沉思者來看莊子，就會發現莊子「獨遊天地的精神」，正同樣具有一種不介入、保持距離的觀察、思考。

劉滄龍強調，他並不是想要套用理論，他覺得這一類「旁觀者」的思考在東、西方哲學都有，莊子就是很好的例子，不管是莊子不從政、拒絕當官的表現或對當時諸子百家的救世行動採取深刻的批判，都展現出一種「旁觀者」的思考與觀察。

莊子作為當時的「旁觀者」，並非歸隱山林，而是以「虛」、「無知之知」、靜觀的修養來擴大心智，關注天下。然而，要有這樣的無知、無為，並不是那麼容易，需要工夫修養，劉滄龍稱之為「無知的修養」。

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雖然沒有太多政治制度的正面論述，也不太積極提供這方面的規範與價值，但不表示莊子不關心社會政治，而是當時代有太多「有知」的人提出自己主張，他們都是積極的「行動者」，同時也彼此相斥、自是非他，反而無法從「旁觀者」的立場來洞察全局。

《莊子》在〈天下〉篇指出，當時天下已無一統的價值秩序，諸子提出各種價值觀相互競爭，他們都有自己的視角與限制，卻以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正確的。殊不知，正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才是對的，並且以自己的理念來積極實踐，甚至強行加諸在他人身上，反而讓對立與分裂更加嚴重。

莊子並不是完全否認諸子的思想，對他們還有不少正面的評價，但有所見也就有所不見。重要的是，每個人應該是要走出自己個人的主觀偏好，嘗試站在他人的角度來思考，透過反思的過程來形成公共判斷。在這個意義下，「虛」、「無為」、「無知」的修養有助於擴大心智，促成不同的意見之間相互交流。

走向「世界公民」

劉滄龍認為，當今的世界公民，正需要像莊子這樣的「旁觀者」，嘗試站在第三人稱的視角，不站在道德或知識的高地，固著於特定的「是」與「非」，也不要預設不同意見的人就是不可溝通的，才有機會慢慢形成「社群共感」。
拍攝／林俊孝  

在21世紀的今天，各種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對立與紛爭不絕於耳，不同黨派、團體都有不同立場，不管面對國際動盪的局勢，或者臺灣內部的分歧，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而別人都是錯的現象，成為當代民主政治的棘手難題。

在歐美，右派的崛起以及民粹勢力的抬頭，挑戰了所謂的「政治正確」，過去認為要對弱勢、少數族群更具包容性的平等、多元，如今卻遭受各種質疑，試圖從政治理論上確立一種顛撲不破的價值與原則，已經難以克服這些衝突與撕裂。

由此看來，莊子「旁觀者」的思考，反對從理論來確立某種最核心或最基礎的政治原則與價值，不但不是消極、出世、隱逸的哲學，反而能夠為當代政治社會的分裂對立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思考角度。

在劉滄龍看來，當今世界特別需要像莊子這樣的「旁觀者」，先暫時跳脫急於救世的「行動者」立場，不站在道德或知識的高地固著於特定的「是」與「非」，也不要預設不同意見的人就是不可溝通的，嘗試站在第三人稱的「旁觀者」視角，儘可能將差異性的觀點納入考量，以超然的心介入間世，這也可說是鄂蘭意義下的「世界公民」。

採訪撰稿／陳康寧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劉滄龍：〈作為「旁觀者」的莊子 ──從鄂蘭與霍耐特的觀點解讀莊子政治思想〉，《清華學報》 第55卷第3期 （2025.09），頁421-451。
劉滄龍：〈以莊子為方法：作為「旁觀者」的世界公民〉，收入於《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臺北：政大出版社，2025），頁23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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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相信數學的客觀性？國立中央大學總教學中心主任單維彰這麼回答：「因為幾乎所有民族都有『算數』（count）的需求。當人類開始計算之後，各個文明對『數』的基本想法都出奇地接近。」

這樣的相似性，甚至被寫進我們的小學數學課本裡。以「數與量」一課為例，自古以來「數」與「量」就是兩個不同概念，各個文明先後都發現了這兩種不同的數量型態，並在生活中加以區分。在英文、拉丁文與希臘文中，也一直有「number」與「quantity」兩個對應概念的單詞。

然而，儘管數學的起點都是如此相近，但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在學習數學時往往呈現出不一樣的樣貌。這樣的落差，往往被歸因於學生的「數學能力」或老師的「教學品質」。但單維彰認為，真正被忽略的關鍵，其實是孩子在進入學校之前，早已由母文化所形塑出的生活經驗、語言習慣與直覺理解——即便學的都是同一套數學，大家仍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學習歷程，產生不同的理解與感受。

國立中央大學總教學中心主任單維彰
拍攝／翁佳如

理科的外表，文化的內裡

單維彰形容：「學數學，其實是在學一種新的文化。」而這個文化，並非從零開始。即便數學是一門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但每個孩子走進教室之前，早已在母語與生活經驗中，建立了一套對「數」的直覺。

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數數」這件看似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上。

單維彰分享，有學者曾比較不同語言小孩的數數表現時發現，華語和英語小孩在三歲時，大致都能數到十二；但隨著年齡增加，兩者的發展速度開始出現差異：華語小孩在四歲時多半已能數到四十，五歲可數到一百；相對地，英語小孩在四歲時仍難以數到二十，五歲也未必能穩定數到五十。

他進一步解釋：「由於中文數詞高度規律，特別是『一字一音』與『十進位』的命名結構，如『十一、十二、十三⋯⋯』。使得華語文化的孩子，通常在幼年期就能快速掌握數詞系統。」

相較之下，西方文化的數詞系統就有許多例外規則。從 eleven、twelve，到 thirteen、fourteen，數詞與十進位結構之間產生差異，使得英語系文化的孩子在早期學習數數時，需要花更多心力記憶與轉換。

又比如，法文的數詞系統在七十之後，會出現明顯不同的邏輯：七十是「soixante-dix」（六十加十）；八十是「quatre-vingts」（四個二十）；九十則是「quatre-vingt-dix」（四個二十再加十）。這對於說法文的孩子而言，數數本身就隱含了加法與乘法的結構，他們必須先在語言中做運算，才能說出一個數字。

從這些差異便可看出，數詞的命名方式，表面上是不同語言間的差別，但其背後隱含了更深層的文化與歷史脈絡。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華語文化背景的孩子，在早期的加減計算上顯得游刃有餘。不是因為天生聰明，而是母語已先替我們鋪好了一段平順的路。」單維彰強調，「不同文化的孩子，是從不同入口走進數學世界。」

所以，當孩子在數學上卡關時，也許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他們正在適應一套未必與母文化完全一致的思考系統。

由於不同語言的數詞結構，孩子在腦中要做的事並不一樣。
圖片製作／馬藤萍

負號不是減號

因文化而產生的數學感知差異，除了反映在基礎的數詞系統上，也在後續的數學概念中不斷被放大。

單維彰觀察到，小學高年級的孩子開始學習「負號」時，容易與「減號」產生混淆。主因是這兩個概念在書寫算式時，都使用同一個符號「−」，甚至有「負負得正」的口訣。在日常溝通或書寫時，我們也常直接以符號「−」來表達「負」或「減」，而不再另外說明指的是哪一個意思。

換言之，在中文語境裡，這兩個概念長期被同一套語言處理，我們用同一個「−」，同時指稱「做減法」與「變成負的」。儘管大人早已能根據位置與脈絡，毫不費力地辨認「−」在算式中究竟是負號還是減號；但對正在建立數學概念的孩子來說，他們尚不具備這樣的區分能力。

這導致了在剛接觸負數時，許多學生仍會依靠「零減五等於負五」這樣的說法，勉強對上答案。但隨著學習進入代數、函數或坐標系統，不正確的理解方式，就會開始造成錯誤的影響。

單維彰強調，負數教學的關鍵在於如何透過語言與情境，協助孩子辨認同一個符號在不同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教學初期，應刻意在語言上區分負號與減號的讀法，例如將「−2」讀作「負二」，將「3 − 2」讀作「三減二」，並鼓勵學生以完整語句說出算式的意思。透過開口練習，讓他們把「一個數的性質」與「兩個數之間的運算」這兩個概念分開。

同時，課堂上也可以搭配數線圖，設計「找位置」的任務。例如請學生在數線上找出「−3在哪裡？」、「比較 −5 和 3 的大小」──把負號與「方向、位置、相反」進行連結，而不是立刻進入計算。

單維彰補充，溫度計也是個非常好的生活素材。學生可以清楚看見「零下五度」所表達的是一個溫度的位置與狀態，而不是「從零減掉五度」。換句話說，−5°C 並不是由「0−5」算出來的結果，而是本來就存在於零度以下的一個溫度值。

從語言區分、圖像位置、再到算式表達的教學順序，孩子會逐漸對符號在不同情境中的角色產生敏感度，就比較不會再把負號誤解成「一定要做減法的指令」。

單維彰鼓勵將生活情境帶進數學課堂的素材，讓學生從熟悉的經驗出發，更好地理解數學概念。
圖片來源／Unsplash

優勢與不足，來自同一個地方

單維彰相信，當我們認同了數學是一門文化，或許就能更理解孩子的數學困擾從何而來，又如何解決。老師可以做的，不是忽略這些背景因素，而應該要刻意放大其中對學習有利的文化優勢。

如同前面提到，在臺灣孩子的學習脈絡中，「整數」是最穩固、也最自然的起點。那麼在國小階段的基礎數學學習，就應該圍繞在數數、加減乘除，以及與生活經驗緊密連結的量感建立，例如幾個人、幾張紙、多少錢等。他說道：「國小數學的核心任務，是協助孩子建立穩定而直覺的數量感與整數結構，而不是過早進入抽象符號的操作。」

進入國中之後，數學變得無法一一對應到現實經驗，學生開始面對大量抽象符號的運算與表徵。儘管國中生在認知發展上，已較能理解隱含在符號背後的結構關係，但單維彰提醒，這時更需要正視文化上較不利的學習條件對數學所造成的影響，並在這些地方刻意加強引導。

他進一步以「分數」的教學作為說明。「相較於西方世界在日常生活與歷史傳統中，長期頻繁使用與測量相關的單位（英吋、盎司等），如直接使用『四分之一杯』、『三又二分之一英吋』這類說法，就連鞋子尺寸也常以 8½、9½ 作為半號標示。相較之下，分數並不常出現在臺灣學生的生活經驗裡。」

「對許多國中生而言，分數是個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倒不是因為分數本身複雜，而是他們沒有被清楚地引導去看見分數與整數之間存在的連續關係。」

單維彰建議，在實際教學上，老師可以先從學生最熟悉的整數刻度開始，例如在數線上標出 0、1、2 等整數位置，讓學生確認每一個整數代表的是一個固定的位置與距離，先穩固「整數作為刻度」的概念，再引導學生思考：如果 1 到 2 之間也需要標示位置，應該怎麼做？

當老師將一個整數單位切分成若干等分，便可以很自然地把分數變成「整數刻度之間的新刻度」，而不是突然出現的一套新符號。如此一來，分數就不再總是被介紹為「分子除以分母」的計算形式，而是整數世界自然延伸出來的一種表示方式。

此外，老師也可以讓學生在同一段整數距離上，分別用不同方式進行切分，觀察1/2、2/4、3/6 等分數其實都落在同一個位置。透過刻度位置的重合，學生能更好理解分數之間的等值關係，而不總是依賴通分與約分規則來處理。

單維彰說，數學課綱五大理念中的第一條是「數學是一種語言」。這句話背後的教育意涵，是希望師長與學生，都能把學數學視為學習一種新的語言與思考方式，而不只是練習計算技巧。
拍攝／翁佳如

當前，在多數的教室裡，我們往往更熟悉另一條捷徑——透過各種口訣與記憶方法，幫助孩子快速記住規則、寫出算式、得出答案。尤其在一個長期把數學視為升學重要科目的文化裡，數學很容易被看成一張通往光明未來的門票，而不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

這樣的文化，一方面製造了極大的數學壓力，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數學不好也能活得好」，形成微妙的矛盾。

但如果我們把數學看成一種文化，數學教育的終極目標，就不只是解出正確答案，而是帶領孩子走進這個全世界共享的文化之中。

單維彰如此總結：「要進入一個文化，至少包含兩件事：一是學會這個文化所使用的詞彙，亦即各種數學概念；二是掌握這個文化特有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數學思維』。」

從釐清負號與減號的區分，到理解整數與分數的位置關係，孩子真正面對的，是如何正確解讀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並在反覆理解、修正與使用它們的過程中，慢慢領略母文化與數學文化的可以如何互動，而不僅僅為了完成一道又一道題目。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單維彰（2021）從「概念譬喻」觀點發展數學識讀文本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單維彰（2020）數學識讀文本研究—以發展七年級的閱讀文本策略為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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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多數人都回答不出來，連要學習製作AR應用程式的學生也是如此。

「很多人都玩過AR，但真要他說出『AR』是什麼意思，就講不出個所以然了。」臺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副教授歐陽芳泉觀察到這個現象，決心跳脫單純「教寫程式」的框架，設計一套能讓學生真正「搞懂」技術原理，又能動手實作的AR教材。

VR、AR是什麼？怎麼學？

歐陽芳泉說：「這幾年我出書、寫教材、經營YouTube『小歐老師』，用簡單的方式介紹各種開發工具，也協助企業導入互動式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VR）、AR應用。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很多人對VR、AR的直觀感受是『很炫』，對技術本身其實一知半解。」

歐陽芳泉2015年就開始相關研究，也是臺灣第一位撰寫VR書籍的學者，對這些技術的濃厚興趣，讓他樂於持續投入。
攝影／陳怡瑄

這個發現，讓他有了「不如自己動手做一套」的想法：設計一套完整的學習系統，讓學生從理解核心概念開始，透過動手實驗去探索，最後能創造出自己的AR作品。

歷經兩年，歐陽芳泉完成了《一次搞懂AR是什麼》，把複雜的科技，變成一個裝滿紙板、塑膠片和圖卡的「科學遊戲盒」。學生得像組模型一樣，親手打造自己的AR觀察工具，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就懂了那些原理。

破解AR的「現代魔法」

歐陽芳泉研發以APP為核心體驗的數位教具，內含一本紙本教科書、3D角色繪圖紙、DIY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AR遊戲牌卡，以及教學投影片、重點觀念動畫教學等線上電子資源，並分為彩繪寶、故事寶、捕捉寶、訓練寶四個學習單元。
攝影／陳怡瑄

歐陽芳泉表示，他希望教學從「解密」的角度出發，讓學生能夠親手實作「影像式」、「定位式」、「空間式」與「投影式」這四種AR技術，看穿它們的魔術手法。

「AR技術之所以難教又難學，是因為它背後揉合了光學、幾何空間、定位運算等一堆跨領域的科學原理。對初學者來說，這些概念都太抽象了。」歐陽芳泉以「投影式」舉例，像大家總覺得AR一定要戴高科技眼鏡，很難想像單靠「反射」這種簡單的物理現象，就能讓立體影像憑空出現。

教材裡有個「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學生要自己用塑膠片拼出一個小金字塔，放在平板螢幕上。當平板播放動畫時，影像會透過金字塔的四個面反射，在金字塔中央憑空冒出一個立體角色。

過去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會如此解釋投影式AR的定義：「透過光學元件將虛擬影像疊加到現實環境的技術，常見於頭戴式顯示器或浮空投影系統……」，不過歐陽芳泉強調，學生通常無法想像「光學元件」是什麼？也無法連結「頭戴式顯示器」跟影像之間有什麼關係？更難以具體理解「AR是把虛擬物件放進你的現實世界」這類課本常見的解釋。

「不過學生做完金字塔，透過塑膠片看到浮空的小人，同時也透過透明的塑膠片，清楚看到金字塔外的教室、同學、桌子。這時候他們會自己有所思考，虛擬是疊加在現實之中的，而非取代現實的初步概念。」歐陽芳泉微笑說，許多人以為AR、VR是Google、Apple那種大公司才做得出來的東西，跟自己無關，但當他們第一次自己做出投影影像時，大家反應都嘖嘖稱奇，印象深刻。

一個平板電腦、一片PVC透明片，就可以實作「投影式AR」並教學。歐陽芳泉拿起了金字塔式浮空投影盒，組裝好後將平板放上，現場展示了動畫人物如何透過反射「憑空冒出」。
攝影／陳怡瑄

「同樣的，很多人都玩過『寶可夢GO』，那便是定位式AR的應用化遊戲。不過，老師該如何講解『GPS全球定位系統結合電子羅盤與加速度感測器，在真實世界的經緯度座標上精確投放虛擬物件』這一套理論呢？」歐陽芳泉設計的「捕捉寶」遊戲，直接把這個抽象難題變成戶外尋寶。

學生拿著平板或手機，走在校園裡，畫面上會出現一個指南針和距離提示：「目標在你左前方20公尺」。他們跟著指示走，一步一步逼近那個看不見的座標點。走到定點時，畫面一震，一隻虛擬怪獸憑空跳出——原來它就藏在司令臺前面的這個位置。

「學生走完這一趟，就會自己發現：喔，原來『定位式AR』就是讓東西鎖定在某個真實地點，你人到了，它就出現。」歐陽芳泉解釋，過去學生坐在教室裡聽GPS、座標，那些課本上的名詞；但當他們真的為了抓一隻怪獸，在校園裡走來走去，親身感受「走到這裡才有、退後一步就沒有」的經驗，抽象的經緯度數據，瞬間就變成了腳下的水泥地、眼前的樹蔭、還有那種「抓到了」的真實雀躍。

「很多學生玩完會問：『老師，那我可以把怪獸放在我家嗎？』」歐陽芳泉指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因為學生已經理解了定位式AR的核心，就是『把東西放在我想放的真實地點』。」至於背後GPS怎麼算、座標怎麼抓，那是下一步的事。重要的是，他們先懂了「它在做什麼」。

教材套件中有四個學習單元，將複雜技術轉為實體教具。學習流程遵循原理解說、科技展示和實體體驗的順序，把複雜的科技原理具象化。
影片來源／小歐老師

從10歲到40歲都適用的教材

「我一開始的目標很清楚，就是想做一套不同年齡層都能用的教材。但我在大學教書太久了，離中小學的教學現場已經很遠。」歐陽芳泉坦言，跟廠商合作技術轉移之後，才發現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我以為自己把複雜的知識變簡單了，但廠商一看就說：『你這個內容和文字，小孩根本看不懂。』」

這句話當頭棒喝，也讓他看見了盲點。歐陽芳泉說，技術轉移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他有機會看到真實的問題，逼著他去想辦法解決，讓教材變得更完整。於是他找來專業美編重新繪圖，又邀請國小老師合作，把那些太難的文字轉譯成孩子能懂的語言，最後才做出真正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的版本。

把套件教材拿到教學現場，基礎教學約12到16小時可完成，如果加上延伸創作，則可延長到32小時。歐陽芳泉陸續辦了20多場推廣活動，來參加的人從國小生、高中生、大學生，一路到國小老師都有，年齡層分布超乎想像的廣。

他說：「教材難度是可以跟著學習目標調整的。對年紀小或剛入門的學生來說，目標是體驗原理、搞懂AR在幹嘛；但對大學生或科技領域的學生來說，操作體驗雖然簡單，可是如果要他們真的運用這四種AR技術，自己發想題目、做出一個專題，那就會碰到3D建模、AR開發工具、工程設計這些東西，挑戰性瞬間就拉高了好幾級。」

回顧研發教材從無到有的過程，歐陽芳泉說自己像是經歷了一場從「研究者」變成「教材設計者」，最後跳下來當「市場開發者」的跨界考驗。
攝影／陳怡瑄

點燃興趣與好奇心

不過歐陽芳泉後續調查研究發現，學生藉由教材上課後，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雖然顯著提升，但短期內「STEAM成績」（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s和數學Mathematics）並沒有明顯變化。

「我們的重點不是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專業技能，而是讓他們對科技產生好奇心。如果要真正提升成績與能力，需要更長期、更深入的介入，比如專題導向課程或跨學科專案，持續性的學習。」他直言：「我希望能夠點燃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在驚訝和探索中，發現AR原來不是遙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能用簡單方式理解和體驗的技術。讓學生願意去靠近、去接觸AR與STEAM的世界。而如何把這份動機轉化成專業能力，正是未來值得教育者省思與努力的方向。」

除了學生，老師們也贊同歐陽芳泉的理念，要帶孩子理解，除了文字和圖像，實際操作的體驗更可以讓學生融入。歐陽芳泉分享，「開箱即用」讓備課門檻降低，能快速嵌入既有單元；而學生在「玩中做、做中學、學中用」的流程裡，會自然出現主動提問、同儕互助與自我管理，許多原本對科技較沒興趣的學生，也因為「看得到成果」，學習動機顯著提升。

歐陽芳泉強調，工具是輔助，絕對不會取代真正教育的核心，我們要培養的，不是操作某個工具的技巧，而是判斷、整合、創造的能力。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李娉婷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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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僅是輔助工具，也漸漸主導我們的判斷。倘若這樣的依賴僅止於日常生活，或許無傷大雅。但當演算法開始介入社會治理、政策執行與資源分配，甚至司法判決時，問題就不再只是這項科技「好不好用」，而涉及到了人權、民主與法治等根本價值。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林勤富，十分關注AI發展。他認為，一旦基於AI的決策開始動搖這些根本價值，法律就必須嘗試建立規範框架、平衡不同利益與期待，甚至在重要面向上劃出一條科技不可逾越的底線。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林勤富
拍攝／翁佳如

技術沒有歧視，但結果可能很歧視

談到AI對社會的影響，我們首先聯想到可能是「隱私侵害」。但從法律與人權的角度來看，風險遠不只如此。

「其初衷未必帶有惡意，卻隨著資料越收越多，最終形成侵害。」林勤富指出，AI的運作依賴大量資料，是一種高度「渴求資料」（data‑thirsty）的技術。當大量零散的個人與公共資料被掌握並建模，演算法便能以過去為基礎來分類人事物、預測未來。正是在這個「分類」與「預測」的過程中，新的不平等悄然而生。

林勤富舉例：「近年有研究發現，搜尋引擎在投放工作廣告時，高薪或技術導向的職缺更常出現在男性使用者頁面上。女性即使具備相似條件，也較少看到這些機會。」

這並非系統設定刻意排除女性，而是演算法根據過往資料所建立的理解與預測邏輯，傾向將資源集中在被視為「有效受眾」的群體上。但如果歷史資料本就帶有性別偏差，例如男性長期在科技業或高薪職位中佔多數，此模式便會被演算法複製並放大執行，惡化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問題。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教育領域。林勤富提到，美國已有大學使用演算法挑選入學申請者。乍看之下，這麼做提高了不少效率，但倘若往年的錄取紀錄偏好富裕家庭的白人男性，訓練資料與演算法就可能延續過去的模式，進而排擠其他背景的申請者。這不僅剝奪了公平競爭的機會，更在無形中強化結構性歧視。

當網路搜尋引擎與推薦系統依賴帶有偏差的歷史資料來進行預測，便會產生不平等的結果。
圖片來源／Unsplash

AI治理，法律準備好了嗎？

如今，AI的資料來源與用途，早已超出傳統法律的設想與規範。面對AI浪潮，世界各國無不開始思考新的法律框架。

歐盟率先於2024年通過《人工智慧法》（AI Act），成為全球第一部針對AI監管的法規。該法案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尤其強調資料保護與決策過程的透明性與可責性。

林勤富解釋：「歐盟採取『風險分級』原則，將AI系統依照用途與社會影響程度，大略劃分為『禁止使用、高風險、有限風險與低風險』四個等級，並對開發者、部署者與使用者制定相應的規範。」

歐盟將 AI系統依風險等級進行分類監管，如被歸類為「高風險」的社會信用評分、教育與招聘篩選系統，必須受到嚴格監督。而涉及操控輿論或進行情緒辨識的技術，則被明文禁止。
圖片製作／馬藤萍

相較之下，美國尚未通過聯邦層級的AI綜合法規，近年提出的《演算法課責法案》（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ct）等多項法案至今仍在審議中。林勤富觀察到，整體而言，歐盟的治理著重「人權保障」與「風險預防」，而美國傾向以產業與技術發展為優先。因此，歐盟採取了預防性管制，要求事前審查；美國的立法方向則傾向責任下放，由企業主動進行演算法影響評估、自主規制。

林勤富進一步指出：「另一個同樣積極投入AI發展的國家——中國，也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維與模式。儘管中國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AI母法，但整體而言如同大型沙盒鼓勵破壞式創新，但在關鍵特定議題上亦有快速的嚴格監管。中國亦運用AI強化政府控制，其以『社會信用體系』為名的數位治理，實際上也是運用AI與大數據進行行為評分與社會監控。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對AI的監管策略更側重於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

全球共識，何其困難？

儘管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AI治理，但現行的規範普遍聚焦在風險管理，對於技術背後更深層的倫理問題，卻仍難以給出明確答案。

林勤富以經典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為例說明。這個本是道德哲學的思想實驗，隨著近年「自動駕駛汽車系統」的發展，已從課堂上的假設情境，變成現實世界必須面對的法律問題。

「假如一輛自駕車遭遇不可避免的事故時，系統究竟是優先保護乘客，還是避免傷害路人？應優先保護孕婦，還是避免傷害長者？系統應重視交通規則之遵守，抑或是以減少整體傷亡為原則？」林勤富指出，不同於人類駕駛的瞬間反應不受倫理上的非難，這類「兩難抉擇」在未來已無法迴避，事實上早在演算法被寫入自動駕駛系統時，各種情境與對應決策就已被預設。

問題在於，演算法所仰賴的訓練資料往往反映了社會中既有的偏見與不平等。當面對倫理兩難，系統是否會依據年齡、性別或身體狀況等特徵進行選擇性保護，就成為一個難以迴避的倫理困境。

自駕車的選擇看似來自機器，實則來自人類。即使是AI，也是在執行我們尚未解決的道德兩難。
圖片來源／Unsplash

2017 年，德國發布全球第一份針對自駕車的《自動與聯網駕駛倫理準則》，明確主張：優先保護個體的生命權，禁止以生命數量進行權衡，或基於個人特徵（如年齡、性別、身體或精神狀況）等功利主義式的計算。

然而，看似普世的原則，卻不一定全球適用。林勤富提到，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曾進行一項名為「Moral Machine」的大型全球實驗，收集了來自兩百多個國家、數千萬筆關於電車難題的選擇數據，並將研究結果發表在Nature期刊。

結果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對於「該犧牲誰」的排序存在明顯不同：例如，東亞國家偏好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傾向保護路人、守法者的生命；西方國家則強調個體的權利，乃至於有對體態健康者、女性的保護偏好。

「這種倫理差異，讓自駕車進入國際市場時面臨挑戰。」林勤富解釋，「自駕系統在進入某國市場時，必須符合當地的社會與法律框架。然而，自駕系統的核心演算法往往在特定制度與設計脈絡下開發，訓練過程充滿複雜性且不透明，導致決策邏輯難以說明，檢驗其是否符合銷售國的倫理準則也變得更加困難。」

林勤富提醒，從自駕車的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各國都積極推動AI的法制化，但面對跨文化的倫理衝突，單一規範也不易全面應對。

當 AI 被帶上法庭

儘管針對AI的治理架構仍未完善，但它其實早已進入法院，並對既有的制度正義形成挑戰。林勤富表示，美國司法系統使用多年的「COMPAS」（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便透過演算法風險評估系統預測被告的再犯可能性，作為法官量刑的參考之一。

當司法引入AI，最大的風險不是法官被取代，而是人類可能會過度信任機器的建議。
圖片來源／Unsplash

但這樣的系統，真的公平嗎？林勤富分享了一起具代表性的案例：2013年，美國威斯康辛州男子Eric Loomis涉嫌飛車槍擊案。他否認開槍，但承認偷走涉案車輛，並選擇認罪協商。法院在量刑前要求提交一份「量刑前調查報告」，其中就包含COMPAS生成的再犯風險評估，結果他被標記為「最高度危險」。最終，他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及五年延長監管。

Loomis隨後提出救濟申請，要求重新量刑，理由是法院所參考風險評估報告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因為他無從得知分數的計算如何而來。

「這是一種黑箱判斷，而所謂演算法黑箱更有不同類型的肇因、不同層次的挑戰。」林勤富指出，「在量刑過程中，司法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於個別化裁量與正當程序。但像COMPAS這樣的工具，卻是根據統計模型與群體特徵進行預測，過程因營業秘密保護而不對外公開，導致被告無法挑戰或解釋結果是否合理。」

雖然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最終駁回Loomis的主張，認定COMPAS僅作為「參考」，並非唯一依據，且黑箱問題並不構成正當法律程序的違反。但林勤富提出反思：當一個人無法理解司法程序中影響其命運的關鍵依據，司法的公平性是否還能成立？法官面對一個被貼上「高風險」標籤的被告，是否仍能完全不受影響嗎？理解AI系統決策的邏輯、以及相關風險，是司法程序中運用的基本要求。

林勤富認為，若缺乏完善的透明與問責機制，AI就不應貿然應用於司法體系。但面對法律黑箱、技術黑箱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問題，在刑事、民事或其他程序中，應有不同的考量、規範與因應措施。尤其是在刑事審判中，這不僅影響法律的公正性，更直接攸關個人生命與自由。他提醒：「只要出現決策建議，人就容易被定錨，從而影響獨立判斷。」

拍攝／翁佳如

「AI可以輔助決策，但同時在必要場域也應具備透明性、可解釋性與問責性。」

林勤富坦言，AI治理並不容易——法律制度的演進，往往奮力緊追技術革新的腳步。然而，當演算法開始決定誰被看見、誰又被排除，甚至左右一個人的生命與自由時，社會便不能再只關心它能帶來多少便利。

他強調，身處科技時代，法治的角色從來不是阻擋創新，而是確保每一項影響人身權利的決策，都應該被充分理解與檢驗。唯有讓決策可以被理解、挑戰與問責，才真正談得上人權保障。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林勤富（2022）探索人工智慧發展及應用的跨國風險管制框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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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害怕高溫，所以趕快提醒你的家人：多蓋被子、喝薑湯，就能提升體內熱能，預防感染！」──這是2022年1月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經多方求證，判定「內容錯誤」的一則假消息，然而在此之前，這則消息早已流竄於LINE、Facebook等各大社群平臺。

我們生活在一個「假消息（disinformation）」俯拾皆是的時代，就連做為「第四權」的新聞媒體上，也不乏看似真實的「假新聞（fake news）」，混淆我們對這世界的認知與判斷。根據瑞典民主多樣性中心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調查，臺灣超過連續10年蟬聯全球「受境外假消息影響」最嚴重國家。從政策謠言、醫療偏方、飲食禁忌、颱風假、大選消息到軍事演習，幾乎所有大眾關心的議題，都能成為假消息進攻的目標。

想要辨認消息真偽，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對「內容」仔細查證，但並非人人都有專業求證的技術、人脈和時間。既然如此，我們有沒有可能光從語言的「特徵」、「風格」就看出一些端倪，透過語言文字的運用方式來偵測假消息？

長期投入媒體文本分析研究的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郭文平教授指出，假新聞的語言特徵，還真的跟一般新聞有所不同！以第一段提到的「蓋被子、喝薑湯」為例，當你讀到訊息裡出現「趕快提醒」、「你」、「所以…就能」這些字眼，這則訊息就有更高的機率是假消息，必須謹慎求證。

為什麼是這些詞彙呢？它們可以引發哪些傳播效果與心理歷程？研究者又如何從網路上的海量新聞文本中，辨識出假新聞的語言特徵？郭文平從COVID-19「疫情假新聞」的分析開始談起。

質／量分析雙管齊下，剖析疫情假新聞

郭文平提醒，當媒體訊息裡出現「趕快提醒」、「你」、「所以…就能」等字眼，這些有高機率是假消息。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Please create a hand-drawn style image of a magnifying glass reflecting various media such as television screens, web pages, newspapers, and mobile phone screens. Please leave the area inside the magnifying glass blank. Use simple, warm colors.

「集體注目的重大事件，特別是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的事件，常是假新聞孳生的溫床。」郭文平指出，2020年起侵襲全球各國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便催生了大量假新聞，主題跨及病毒源頭、防疫措施、療法到疫苗陰謀論。「畢竟攸關生命安全，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場疫情，期盼獲得更多資訊，更渴望從這些資訊中獲取一份確定感。」

現在回頭來看，伴隨COVID-19疫情爆發的假新聞浪潮，正提供豐富的分析材料，可用以探討假新聞與正常新聞報導的差異。郭文平首先運用「爬蟲技術」，蒐集了大量網路文本資料，包括：COVID-19疫情期間共18萬（186,139）篇相關新聞報導，以及最重要的：由臺灣兩大查核單位，事實查核中心與MyGoPen（麥擱騙）判定為假新聞的580則文章。建立好「疫情假新聞語料庫」後，經過資料清洗、斷詞等前置程序，展開一系列分析。

郭文平採取「語料庫輔助的論述分析（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analysis）」，這套研究方法同時結合了語料庫方法的量化優勢，以及論述分析的質性深度。「早期媒體文本研究都要仰賴人工蒐集、編碼資料，分析的文章量能達到50、100篇就很多了。」他解釋，「在語料庫方法輔助下，我們能進一步以量化且系統化的統計技術，一次分析數百、甚至數萬篇文章的語言特徵，作為深度詮釋的切入點。」

從詞頻（每個詞彙被使用的頻率）、共現詞（collocation；經常共同出現的詞彙組合）到主題模型（topic modeling；根據詞彙機率分布推估文本中的潛在主題），基於語料庫的量化內容分析能從繁雜文字資料中抽取關鍵資訊，讓研究者有所依據，並按圖索驥，根據這些詞彙或主題，回到文本進一步剖析其間暗含的論述觀點或修辭話術。

郭文平採取「語料庫輔助的論述分析」，從詞頻、共現詞到主題模型等，回到文本進一步剖析。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The person is using a magnifying glass to examin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computer, mobile phone, and tablet, but without displaying any text. The images are in a childlike, watercolor-style, horizontal format.

疫情關乎你、我、他：假新聞裡的「代名詞」

一個詞彙多常被提及，這有什麼大不了？郭文平發現，光在「人稱代名詞」的使用上，疫情假新聞就和一般媒體報導有所差異：假新聞在行文中會用到更多「第一人稱代名詞」，也就是「我」。

你可能也看過不少這麼開頭的短文：「我舅舅是醫生，他親口跟我說…」、「以下是我的親身經歷…」。像是這類第一人稱的分享，往往缺乏真正可靠且可追溯的正式消息來源，卻反而能有效引起人的好奇心，並製造出一股莫名的說服力，彷彿這種「偷偷告訴你」、「私下報明牌」的情境，能讓所傳達的資訊顯得更有價值、更該聽信。相較之下，一般新聞報導多避免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便少了這種「私密」的說服力。

郭文平笑著說：「文化大學有很多鬼故事，大家聽歸聽，不一定會當真。但如果是醫療保健相關的假訊息，人們卻很容易信以為真。」

另一方面，假新聞運用其他人稱代名詞的方式也與一般新聞不同。郭文平指出，假新聞特別愛用「呼籲」相關的字眼，連帶便會提及第二人稱代名詞的「你」，例如：「提醒你的家人」、「請分享給你愛的人」、「如果你家有小朋友，就要當心了」。這些語句有效利用了人們對於親朋好友的關心，加速假訊息本身的散播。

郭文平也發現，疫情新聞無論真、假，都常不假思索地套用「戰爭隱喻」的框架：病毒與疫情被視為人類要「對抗」的「敵人」。這組隱喻延伸下去，容易演變成也把人區分敵我陣營，進而將特定族群「他者化」的情況。舉例來說，在疫情最緊張的時期，從外國人到不遵守防疫規範的人，都常被描述成和「我們」對立、且可能帶來威脅的「他們」，就像是與病毒一同位於敵方陣線的他者。這樣的傾向，在善於編織生動故事的假新聞中尤為明顯。

「這樣做就對了！」──切勿輕信

為什麼假新聞總在重大事件發生時特別猖狂？郭文平指出，在未知與慌亂的時刻，假新聞正好可扮演「定心丸」的角色，儘管有或小或大的副作用，人們仍常常急於服用。如前面提到的「蓋被子、喝薑湯」，這些迅速可及且乍看無害的偏方，恰巧能幫助民眾在從所未有的全球疫情消磨中，稍微重獲控制感。

「假新聞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往往準確打在我們既有的認知觀點上。」郭文平分析，臺灣社會長期熱愛「養生」的概念，疫情偏方假新聞正利用這點，將我們習以為常的觀點（養生小秘訣）結合當下情境（疫情來襲），編織出誘人的謠言。但是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如果誤信或高估了這些做法的效果，反而可能不利集體防疫。

郭文平從假新聞語料庫抽取的數個主題中觀察到，許多文章都牽涉「魔法般的小妙招」，包括：吃或喝了什麼即可抗疫的飲食偏方；泡澡、曬太陽可以殺死病毒；如果你能憋氣十秒，就代表尚未染疫……。雖然看似無傷大雅，但這些訊息有時參雜「不必施打疫苗」等說法，再搭配「疫苗只是另一種病毒」、「mRNA疫苗會使接種者變成轉基因生物體」等陰謀論訊息，形同引導群眾從錯誤管道尋求防疫方式。

假新聞提供人們「缺乏根據的信心」，這一點也體現於語言特徵上。郭文平分析發現，疫情假新聞比起一般報導更常用到「建立因果解釋」的連接詞：比起單純呈現事件時序，假新聞更傾向直接提出「因為…所以…」的因果關係，在一切還渾沌未明的時候，立刻端出一套易於理解當下情境的錯誤框架。這些假新聞也常偽裝成有科學權威的背書，編造出學者教授不曾說過的發言內容，或者乾脆偽造一個不存在的學者，這些問題在AI時代可能只會愈加嚴重。

臺灣人重視養生、健康，近來除了假消息外，詐騙人士更創造AI假醫師，甚至冒充真實醫師的影像，來宣導假消息、假新聞。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AI-generated fake doctors with devil horns on their heads deceive the public on TV and mobile phone screens. They should not display any text and should be presented in a childlike watercolor hand-drawn style in a horizontal format.

危險「已經」來臨，「現在」立刻「转发（轉發）」

成語「道聽塗說」指的是：在路上聽見毫無根據的傳言，接著又在途中繼續說給其他人聽。郭文平感嘆，假新聞之所以難以防範，正因為多是網路社群私下流傳。分析顯示，假新聞更常利用「時間」詞彙，製造令人欲分享轉傳的急迫感，例如強調嚴重的態勢「已經」發生，必須「馬上」行動，壓縮訊息接收者的反思空間。

所幸，假新聞有時也會出現明顯破綻。考量臺灣境外假消息的主要源頭，郭文平也從語料庫觀察到：「在臺灣，一個最容易辨認的假新聞語言特徵，就是簡體字、繁體字夾雜。」

要特別注意的是，許多正確的報導文章也會大量使用第一人稱、呼籲字眼或時間詞彙；所謂的假新聞「語言特徵」，並非鐵口直斷的二分法，而是機率差異。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善用這些資訊，對來源不明的訊息進行初步偵測。

郭文平提醒，假新聞常以「科學」包裝，或用「聽說」與受眾拉近距離，無論如何，假新聞利用的是人在親臨未知時的焦慮與恐懼，以及隨之衍生的資訊需求。他笑著舉例：「你幾乎不會看到『黑洞』研究的假新聞，因為平常沒幾個人關心這件事情，相關消息難以挑動我們的情緒。」相反的，當重大事件發生時，可以縮小（或放大）負面情緒的資訊，最容易受到青睞，也最令人急於分享，「正因為這樣，越是讓你想要立刻轉傳的消息，就越要小心謹慎，做一個耳聰目明的閱聽人。」

假消息在AI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下，將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你我身邊。郭文平提醒，遇到重大事件，或者看見希望你立刻轉發的訊息，都需要先冷靜思考，再複製、轉發與分享，避免成為假消息的幫兇，一起做耳聰目明的閱聽人。
拍攝／林俊孝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郭文平（2021）。假新聞在瘟疫蔓延時：新冠肺炎假新聞的語言風格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Winping Kuo (2023). Infodemic in the era of the pandemic: Analyzing thelanguage use and discourse of COVID-19 fake new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scopus), 15(2): 189-220.
Winping Kuo & Sumei Wang (2023). Fake News in the Field of COVID Communication: Investigating the ‘Infodemic’ in Taiwan. critical Criminology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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