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害怕看醫生——臺大王雅青談「多元性別群體」的看病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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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伴侶在病床上接受重大手術，醫生卻走出手術室後，直接向原生家庭說明狀況，完全沒有與她互動。她回憶，那一刻彷彿自己被排除在『家屬』這個身分之外。」

這段話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王雅青轉述，來自一位女同志的親身經歷。這樣的經驗不只是個人傷痛，更是臺灣多元性別群體及其伴侶在醫療體系中長期被忽視與排除的縮影。

作為長期駐守腫瘤病房的護理師，王雅青所看見的，不只有生離死別的痛，也包括一個個難以坦露真實自我認同的患者，一段段不能在醫療場域中被承認的親密關係。她的研究與行動，正是為了喚醒整個醫療體系對多元性別照護的覺察與理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王雅青教授
拍攝／翁佳如

同婚過了，偏見卻沒走

臺灣在2019年通過同婚法案，成為亞洲第一個婚姻平權的國家，整體社會氛圍似乎更加開放。但王雅青認為，「制度改變只是讓人有說出來的機會，現場的文化與習慣卻還跟不上。」

她觀察到，多元性別群體在醫療場域仍普遍被隱形。她直言：「在醫院裡，多元性別患者常常是『不存在』的。2019年以前，他們不敢說、不敢承認，而醫療人員也沒有知識或敏感度去發現。」

最常見的情況是，多元性別患者身邊明明有伴侶陪伴，但醫護人員在溝通時，卻只跟「原生家庭」說話，把伴侶當成「朋友」或「旁人」。即使那個人是病人生活中最親密的對象，在住院或重大手術時，也可能被排除在決策之外，無法簽署同意書或參與討論。

如今同婚已經合法，為何伴侶在醫療決策中仍常缺席？王雅青解釋，這背後涉及臺灣社會的傳統觀念：醫療決定往往被視為「家屬說了算」，醫護人員在面對父母或其他原生家庭成員時，經常感受到來自情感與倫理上的壓力。哪怕患者有預先表達意願，或伴侶具有法律上的身分，也不見得能被完全落實。這現象與預立醫療遺囑的困境相似，雖然法制已備，但執行者常因人情而產生偏移。

彩虹的旗幟變多了，但醫療現場對「家庭」的理解還停留在單一模樣。曾有一位患者苦笑地向王雅青表示：「那張結婚證書在醫院裡，似乎無效。」
圖片來源／Unsplash。圖片後製／馬藤萍

此外，更令人心痛的是多數多元性別者「害怕就醫」的心理狀態，導致延誤治療、病情惡化甚至死亡的憾事。但為什麼「生病了就去看醫生」如此簡單的事，對多元性別者來說，竟是困難重重？

王雅青看過無數個案來說明這份「害怕」的根源。她分享道，「曾有一位跨性別男性患者因經血異常就診，卻在醫生詢問『是否有性行為』時陷入兩難。他與女性伴侶確實有性行為，但醫生的提問明顯帶有傳統異性戀性行為定義的預設，讓他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由於這位患者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男性，對於婦科相關檢查具有強烈心理界線，也未曾有過陰道內診的經驗。結果，醫生在未進一步釐清的情況下，直接進行陰道超音波檢查，對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後來，這位患者告訴王雅青：「我覺得自己被性侵了。」

「這些創傷是累積出來的。一次錯誤的對話、一次粗糙的問診，就足以讓一個人此後對醫療敬而遠之。」王雅青難過地說道。

不是一視同仁，而是理解不同

許多人以為，要尊重多元性別者，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一視同仁」。王雅青搖著頭表示：「這樣的『齊頭式平等』反而帶來新的不平等。多元性別群體要的其實是『理解』，而不是『一模一樣』。」

她指出，在醫療現場中，「一模一樣」的照護往往是以傳統的二元性別教育為基礎，也就是假設每個人不是男性就是女性，異性戀是常態。但對於跨性別者、女同志、男同志或非二元性別者來說，這種預設立場本身就忽略了他們的真實處境。

有些患者變得不願意向醫護人員揭露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擔心對方會因此改變態度，甚至選擇隱瞞自己的同性伴侶，導致照護安排一再錯位，最終無法在病危時由伴侶做決策。

王雅青強調，真正的平等不是用一套標準套用在每個人身上，而是有意識地去看見不同人的處境與需要，提供相對應的支持。這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敏感照護」（culturally competent care）——醫護人員需要接受培訓，理解多元性別者的身體經驗與情感需求，以及他們在照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壓力與恐懼，才能真正實踐「不一樣的平等」。

她解釋，所謂的「文化敏感照護」，不是要醫療人員記住每一種性別認同的名稱，也並非要求每位患者主動說出自己的性傾向，而是培養一種態度——願意理解差異，並在照護過程中主動創造安全與包容的對話空間。

舉例來說，目前已有一些醫療機構開始在住院問卷中加入「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欄位，或是設計開放式問題：「請問您希望我們如何稱呼您？」、「在您需要支持的時候，通常是誰在您身邊？」同時培訓行政人員使用中性語言，例如「伴侶」取代「配偶」或「重要他人」代替「家屬」等方式，以創造更友善的就醫經驗。

她提醒，文化敏感照護並不是「政治正確」的口號，而是讓每個患者都能「安心做自己」，不用被迫隱藏或被動忍受。「當我們開始願意多問一句、多看見一點，就可能幫一個人重新相信醫療。」

要正確治療，除了診斷疾病，更需要理解患者的身分與處境。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照護缺口：補足知識、制度與善意

事實上，對多數醫護人員而言，多元性別照護是一門尚在摸索的學問。

「我們不是不願意支持，而是沒有工具。」這是王雅青在與多位腫瘤護理師訪談過程中多次聽到的心聲。一位護理師坦言：「我知道有些病人可能是同志、跨性別者，或其他多元性別身分，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問，問了又怕被認為冒犯。後來我就乾脆不問，反正他們也沒說。」

另一位護理人員則說：「其實我也想表現得更友善，可是我們沒有上過這類的課程，不知道哪些詞會冒犯到人。就怕一不小心說錯，病人就不信任我們了。」

另外，個人態度也受到制度與組織氛圍所限。當其他同事、主管甚至其他病患對多元性別群體仍抱持刻板印象時，即使個別人員想多做一點，也可能被視為多此一舉。曾有護理師只是想多關心一位同志病患，卻被同事私下懷疑「他是不是跟病人一樣」，這樣的經驗讓他之後不敢再主動關心。

每一位患者都渴望被平等對待，而每一位醫護人員也渴望能正確地給予關懷。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種種過度小心、缺乏溝通技巧的現象，正反映出教育上的不足。因此，近年王雅青開始開設「多元性別照護」課程，幫助學生在進入臨床前建立性別敏感度與溝通技巧。除了提供正確的知識觀念，也包含開放式問句練習與臨床案例討論等，提升學生面對多元性別患者的自信與能力。

王雅青分享，每期課程後都收到學生回饋。有人寫道：「過去我以為的『中立』其實是一種看不見的偏見，對他們造成壓力。」也有學生因家庭或宗教背景原本對多元性別議題抱持保留，但因課程而態度鬆動：「雖然我還不完全能接受，但我至少可以學會不去傷害人，並尊重他人的選擇。」

這些聲音讓王雅青深刻感受到，課程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創造一個可以對話並練習尊重差異的空間。「我從不預設大家會立刻改變，他們願意聽見不同的故事，就是好的開始。」

但王雅青也坦言，真正的改革不是只靠增加幾堂課，還得要從教育制度層面著手，將多元性別照護納入核心課綱，而非僅作為選修或短期進修課程。讓「性別友善」不再只是個人的善意，而能成為集體共識。

拍攝／翁佳如

當有人願意起頭，改變就不再是遠方的想像。

王雅青表示，與許多亞洲國家相比，臺灣不論在政策推進還是社會意識上，確實走得相對前面。同婚通過不只是法律上的一小步，也讓許多原本隱身在醫療體系之外的多元性別患者，慢慢願意說出自己的真實身分。臨床中，越來越多新世代的護理師開始會多問一句、少一些預設。「雖然不是每個現場都準備好，但大家已經意識到多元性別者的存在與需求。」

也因此，當訪談最後被問起「理想中的醫療現場是什麼樣子」時，王雅青的回答格外簡單：「不再害怕。」

「我希望有一天，多元性別者不需要再查哪家醫院、哪位醫生是性別友善的；不用再靠貼紙和彩虹旗來判斷能不能說實話。無論走進哪個診間，都能很坦然地表達自己的性別身分與伴侶。」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王雅青（2023）。臺灣多元性別癌症照護提升策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王雅青（2021）。多元性別護理教育發展與應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