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人」的臺灣史——專訪中研院許雪姬及其「在滿臺灣人」研究

「很多人問我，你研究滿洲經驗有什麼用？我說，你知不知道，臺灣，尤其是臺北市政府的官僚體系，戰後初期有一個『東北幫』的存在！」

許雪姬的指尖輕叩桌子，像書裡有些字詞被作者用粗大的黑圈點在旁邊加強、圈點，被加強的關鍵詞是：東北幫。此乃戰後擁有中國東北經驗的臺灣人組成，首位任職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臺灣人郭松根即是其中之一。

2023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榮退前夕，歷時30年研究的扛鼎之作《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正式出版，兩冊厚磚書豐富地呈現臺灣人赴中國東北，在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學醫、行醫、任公務員等經驗，並追蹤他們及下一代經歷戰後的生活與認同。

《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1905-1948）》早在兩年前於日本付梓，再經磨洗，許多資料陸續出土、照片調整，讓書再次亮相時更為厚實、精美。
攝影／馬藤萍

論述建構固然重要，不過，許雪姬認為口述歷史為後來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搭建穩固基石，是首要前提。她長年追著受訪者蹤跡，跨越半個地球採訪，扎實積累口述史著作《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與《離散與回歸》如銅幣正反兩面，勾勒臺灣人在滿洲國的身影。

從追尋家族故事到口述史

許雪姬關注滿洲國的臺灣人，與從小聽說的幾則家族故事頗有淵源。「我的堂姑媽是牙醫，先生京都帝大畢業、在哈爾濱的滿鐵分公司工作，他們在那裡結婚，後來堂姑媽難產過世。她的故事一直在家族中流傳。」

往後許雪姬取得日本時代的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記錄當時臺灣人護照申請與移動，她從旅券拼湊當年婚禮——「堂姑媽的媽媽帶她去結婚，由男方的姊姊主持婚禮，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旅券名單上。」

不僅傳奇般的堂姑媽，許雪姬的四叔在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就讀。但1949年以後音訊全無。家人輾轉打聽，得知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四叔動身到哈爾濱，在當地最好的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學俄文。「我有機緣去東北很多次，多少想能找到認識他的人，但是從來沒有遇到。」她猜想四叔不是東北人，出外人比較沒有地方關係，即使家人把四叔資料交給對岸的臺聯，仍沒有音訊。

「十幾年過去，我最小的叔父透過各種關係找，才知道四叔很早過世，大概50年代左右，經查證才知道死在瀋陽。」她說，「四叔影響我們家族很深。國民政府一直以為他還在中國，臺灣這邊資料沒有更新，所以我的父親、叔父們長期遭到政府監控。我爸跟我說過，每年要去警察局做紀錄。」

曾於1969年當選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梁許春菊，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澎湖。1940年代在母校台南二高女任教，發現日人同事的薪水更多，於是隨丈夫前往滿洲國的當地醫院工作。她也是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一。
攝影／陳怡瑄

家族故事在心中播種，等到許雪姬擔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的執行秘書，開始訪談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由於她的澎湖親戚有曾隨丈夫一起去過滿洲國，成為許雪姬最初的訪問對象。「之後在陳許碧梧女士的介紹下，進入東北會。就這樣我問甲，甲介紹乙，乙介紹丙，一個一個慢慢串連出去，陸續訪問了6、70個人。」

眼見訪談人物的聯絡網越來越大，欣喜之餘，一轉頭卻劈面遇上挫折——「我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知道這個人，約好時間，要去採訪時，對方卻過世了。或是對方記憶已經沒那麼好，每次講的可能不同，很多時候不只當場問，還要不斷打電話去確認。」口述史的最大敵人是時間，這是一份與時間競賽的工作。

累積「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到「在滿洲國的臺灣人」的許多訪問紀錄，口述史資料增加的同時，許雪姬也在想：應該寫成一本書。
攝影／陳怡瑄

「我一開始做口述史，希望能為這群在滿洲國的人做什麼，沒有想要寫成書。口述史變成一本書是一件大事，我們和坊間的口述史不同。」許雪姬翻開手邊的口述史篇章，道：「我們都有加註，表示和受訪者們對話。」這僅冰山一角，歷史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才是造就口述史的重要工程。「我的口述歷史從旅券、受訪者提供的資料、學校的同窗名簿（案：畢業紀念冊）等累積起來。」她記得彰化女中的畢冊最詳細，上面不僅記錄哪位同學嫁到滿洲國去，連先生的名字、住址都有。

然而，有回許雪姬遠赴瀋陽檔案館查詢滿洲醫科大學的檔案，發現一大問題——「很多臺灣人的籍貫寫成福建、廣東，得進一步查找他們父親和保證人是不是住臺灣，要判斷是不是臺灣人很費力氣。」偽裝背後藏著一個時代原因是：當時醫專年限短，有些學校配合當地醫療情況增加人數，大學部設立專門部，如果戶籍是中國可免繳學費，於是臺灣人鑽漏洞，假裝中國人。不過時人萬萬沒想到，這卻造成一甲子後的研究困難和挑戰。

滿洲國為臺灣人製造醫生和公務員機會

臺灣人前往長年冰天雪地的中國東北，與日本統治下的差別待遇有關係。「當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只能拼高考，但當臺灣人遇到日本人成績同樣好時，也不一定考得上，所以臺灣人多少有怨氣。唯一比較公平的是滿洲國，日本人去的相對少，空缺也比較多，而且那裡對臺灣人的待遇相對較好。」

許雪姬在研究中發現，日治時代至少有三千多位臺灣人在東北，他們多集中在滿洲國的都會新京（今長春）、奉天以及關東州所屬的大連行醫開業或做生意。「當時去滿洲國的人知識水平是比較高的，大多臺灣人進入公務員體系，或當醫生。不會像是華南地區，臺灣流氓、黑幫利用日本人勢力去欺負當地人的情況。」

她說，當地人對臺灣醫生的印象不錯，除了同樣身為漢族，有些臺灣醫生會依病患收入調整費用，富人多收，貧窮人少收，還有些醫生自掏腰包買牛奶，讓貧窮婦人餵小孩。此外，臺灣人要去東北行醫，為了學會當地語言，往往先到臺灣人開的醫院實習，顯見同鄉彼此照應。

日治時代臺灣人很想當醫生，但報考臺灣本土的醫科大學競爭高。然而在滿洲國的醫科大學，招收名額更多、師資素質也好。一推一拉的結果，臺灣知青紛紛前往新天地尋找新人生。圖為20世紀初東北亞地圖，紅框為臺灣人居住過、到過的城市。
圖片來源／左岸文化提供

許雪姬曾看過一個故事：有位醫師晚上出門看診，半路遭土匪包圍，他不慌不忙，脫下身上衣物，僅剩一條褲子，土匪問他是誰？醫師報上姓名，土匪登時下跪道歉：「不好意思啊，以前我是工人，被你照顧過，實在是日子過不下去，才變成這樣的人。」土匪將東西全數還他，還護送醫師回醫院。

「醫生能快速提升經濟能力，照顧同鄉，或把家族一起帶過去滿洲國，又或者回來臺灣置產。」許雪姬調查他們的金錢去向，發現絕大部分人將賺來的錢寄回臺灣，照顧家族或買地；有些住在大連、旅順一帶的臺灣人，覺得那地方不錯，便留在滿洲國花用、置產，但1945年二戰結束後，那些在滿洲國置產的人財產全數歸零。

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

二戰過後，具滿洲國經驗的臺灣人會講北京話，有不錯的學歷，國民政府承認他們的學歷和執照，但卻不承認工作資歷。為此，有不少滿洲國醫生回返臺灣，要找工作，才驚覺臺灣大醫院的空缺早被佔滿，便只能去衛生所慢慢掙足積蓄，設法到外面開業。

前往滿洲國現代醫科學校就讀的臺灣人大約一、兩百人。滿洲醫科大學戰後改為中國醫科大學，圖為如今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大禮堂外貌，是過去的講堂和圖書館。
照片來源／許雪姬提供

過去，因為滿洲國特殊的歷史地位，難以被納入中國史或臺灣史的範疇。許雪姬舉例說：「我們會算清代臺灣有27個進士、日治時代臺灣人有32人高考及格，而滿洲國治下的臺灣人也有高考及格者的存在，但沒有人提及。」

「如果把滿洲國也放入臺灣史的範圍，我的意思是，臺灣的歷史是屬人的也是屬地的，所謂屬人，只要是臺灣人，他移動的腳步所涉及的地點也應該包含在臺灣史以內。屬地是指任何來臺灣的人，無論是荷蘭、中國、日本哪個國家，也被列為屬於我們書寫臺灣史的範圍。我們希望要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時，有個臺灣人的立場，而不是日本或中國的立場。」

許雪姬語重心長，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與許雪姬相互陪伴30年來的東北故事雖已出版，然而30年的情深，或許有些故事還沒完，也完不了。

採訪撰文／徐禎苓
攝影／陳怡瑄、馬藤萍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