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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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聽聞消息,黃宗羲(1610-1695)絕望痛哭。他少年誅殺奸臣,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轟轟烈烈了大半生,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

黃宗羲知道一切已無可挽回。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開始撰寫《明夷待訪錄》,思考為何「三代以下有亂無治?」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理想的國家體制?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明夷」是《周易》第卅六卦,卦象是「火在地下」,象徵「光明潛入地中」,黑暗時代來臨。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

《明夷待訪錄》出版時,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們都很不諒解,認為他自比「明夷卦」中的箕子,要向「武王」(即當時的康熙帝)進獻治國之道。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明史》,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

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作為「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明夷待訪錄》被後人與法國大革命催生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比較,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然而,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現為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汎森院士卻說:「其實《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這又是為甚麼呢?

中研院王汎森院士指出,《明夷待訪錄》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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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除了探討明末清初的讀書人因為亡國之痛,而作出的反省與改變之外,更從新穎的角度,分析了「文字獄」對當時人們所造成的、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滿清為了鞏固政權,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發起了160-170次的文字獄。每一次都牽連極廣,刑罰極酷。如順治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從編者、作者、到刻書的工人、賣書的商人、只是掛名的士人、甚至初辦此案的官員,株連而喪生者達221人,且犯人的婦女還供給邊人為奴隸,波及人數近2000人之多。

這種殘酷的案子一而再地爆發,造成人們心裡的極大恐懼通過傳言、揣測、聯想、擴散、發酵,恐懼像怪物般越長越大,形成「萬形而無形的風」,讓人無時不刻怵然警惕。

「就好像撞球,母球打出去,其他球『唰!』地全部散開。」王汎森雙手揮出:「文字獄的威嚇力,好像投石入水的漣漪,一件事擴散到無數的事情,影響了許多的人。」

王汎森認為,過去的研究偏重「自上而下的禁抑」,比較忽略「自我壓抑」的效應,但這正是文字獄的威力所在──人們為了避免犯禁而獲罪,紛紛展開近乎神經質的自保行動:在別人可能告發之前,便暗地裡自行竄改、塗黑、挖空、焚棄那些疑似會犯忌的著作。而且不限書籍,還包括詩帖、畫作等,許多文物便因此遭到破壞。

刪竄者的身分,包含原作者、刻書者、編者、再版者、後代子孫、藏書家,甚至讀者。對於可能犯忌的書,直接改掉書名、撕去封面,或不標明作者,刻工不留名字。不然就是不寫、不出版,就算刊出也收回焚棄、燬版。

這些在每個小細節自動自發的行為,不限於京城、江南等中心地帶,還波及邊陲的雲南。不僅一般人民,即便皇親國戚、高官親貴也都如此自我約束,造成無數書籍被銷毀,達到清廷箝制思想的目的。

王汎森說:「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自有解決之道;另一種卻是,因為自我壓抑,使政府禁令發揮的作用,比原本所想的更為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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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稱這種現象為「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概念有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啟發。一般對權力的論述,集中在它強大的、公開場面的展示,傅柯卻注重權力在細微的日常空間、私人領域的作用。」

政治壓力的威嚇,使權力無所不至地滲透民間所有最細微的層面,且人人自發地受其影響,本來權力到不了的地方,也藉著這種「毛細管作用」,而達到其目的。王汎森著重探討在政策壓力之下,形形色色、暗自進行的「自我壓抑」活動。

例如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明夷待訪錄》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直到1970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人們才明白,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也不得不自我收斂,刪除掉犯禁的內容,以求自保。連他都如此,其他人的處境便可想而知。

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明夷待訪錄》並未被列入禁燬目錄之中,但文字獄的漣漪效應,使人們長期不敢出版、販售此書,以至於湮沒了150多年之久。而許多清初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作品,更是大量被竄改、焚燬,以至於消失。

直到一九七零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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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指標系統」──《四庫全書》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光他就包辦了135次。

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他緊抓儒家的「綱常名教」,告誡世人:皇帝是「天下主」、「人倫之極」,所以是一切對錯、賞罰的決定者。他是人民的「君」,更是人民的「師」,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皇帝」被乾隆推到前所未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為了加強人民的忠君意識,他突出「忠義」的文化,下令編輯《貳臣傳》、《逆臣傳》,稱頌忠臣、貶抑貳臣,將歷史人物改稱或重新評價,灌輸人們「忠於當朝」的概念。為了鞏固滿族統治權的正當性,他一面講「華夷一家」,一面從各種書中刪去任何不利滿族、視滿族為異族的文字,讓人們不再質疑他們政權的合法性。

王汎森笑道:「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曾經回憶,小時候老師問他:『你知道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從來都不知道有這種事。可見歷史記憶,會因為刪改歷史書籍,而被徹底遺忘。」

除此之外,凡是謗議國君、涉及清代前期的史事、含憤眷懷故國的言論,以及關於反清志士、奸臣的著作,全都下令禁絕、嚴懲。連有關兵略、戰術(疑似有造反可能),甚至內容有誨淫、誨盜色彩的書(違反聖人教誨),也在查禁之列。

乾隆還更進一步,要為文化訂下一套衡量千古、而且可以行之千古的標準。因此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指標系統」。

指標系統是由「勸」與「禁」兩面構成的。王汎森解釋道:「『勸』就是告訴你甚麼是對的,鼓勵你這麼做;禁,則是違反禁忌,便要禁燬打擊,使人不敢誤闖禁區。」

《四庫全書》編纂期間,發生48次文字獄,大規模禁燬書籍,嚴懲犯人,就是「禁」。至於「勸」,則有簡介、總結各書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它形成一個評價標準,讓人們知道古今的知識有高下之分;提要中對各書內容的讚揚或貶抑,讓讀書人知道甚麼是對的、高等的知識,應奮力學習才能高人一等;至於不該有的、低等的知識,則不應去學,避免被人瞧不起、身敗名裂。於是人們購書、印書、藏書與讀書,便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參考依據,形塑了對知識的概念。

乾隆的手法比他父親雍正和爺爺康熙,都深層細膩得多。王權的滲透力,在他手上達到從所未有的高峰。

編纂《四庫全書》,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指標系統」,並由「勸」與「禁」兩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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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錯鳥巢的蛋」,孵出瓦解性的力量

然而,文字獄及無所不在自我壓抑,並沒有達到完全的效果。許多禁書在清朝後期都紛紛以各式各樣的面目出現,不但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帝國毀滅,連「君權」也一併埋葬。王汎森打個比方:「好像是小說家吳爾芙的話:記憶是『放錯鳥巢的蛋』,它們會在某個時刻,孵出瓦解的力量。」

文字獄儘管恐怖,但中國幅員廣大,查禁的人力卻非常有限,還需要有一定知識,才能辨認出禁書,就算大規模調動官吏、地方士人,挨家挨戶查閱各家藏書內容,都無法根絕。加上地緣、血緣關係形成的保護網,使官兵找不到禁書、犯人,許多書,其實暗自傳鈔,或以各種面目重刻。所以後來這些禁書重新「出土」的地方,往往是原來家族的宗廟、祠堂這些三不管地帶。

由於查禁人力有限,人們得以施展拖延戰術,不是沒有老實呈繳,就是每隔一段時間拿一些來塘塞;加上地方官的人情顧慮,可以打個商量,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書籍、抄本、文件實物,遂以各種方式保存下來。

嘉慶後期,發生大規模內亂,統治的秩序和力量鬆弛了,士大夫中開始出現抄輯、收藏禁書的圈子。到了晚清,當內部動亂、列強侵略時,那些當年的禁書──《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便成為鼓舞力量的精神糧食,於是重新出版、大肆流傳。

其中極為震撼人心的,就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它讓人們反省專制,啟發他們對「民權」、「國家未來」的想像,催生了晚清的種種變革。黃宗羲的思想,如同《周易.明夷》所云:「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中國從此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總結本書的論述時,王汎森意味深長地說:「我做這些題目,就是對威權體制、及其廣泛影響的反省。」他成長於臺灣的威權時代,又常聽聞其他專制國家的時事,對於「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特別有感。難怪王汎森會說:「我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我的自傳。」

王汎森成長於臺灣的威權時代,對於「權力的滲透力」特別有感。這些體驗,是他完成《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的重要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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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王汎森(1994)。清代的政治與文化(I)。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王汎森(1996)。清初的講經會。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王汎森(1997)。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殊風習與心態。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王汎森(1998)。日譜與清初思想家。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王汎森(1999)。思潮變遷的社會條件:以明清思想史為例。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王汎森(201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本書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王汎森(2018)。《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王汎森(2019)。《天才為何成群地來》。臺北:允晨文化。
王汎森(2020)。《啓蒙是連續的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