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錯鳥巢的蛋，撼動了大清帝國──王汎森談文字獄造成的「自我壓抑」

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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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明朝流亡的桂王被殺，等同宣告大明徹底滅亡。聽聞消息，黃宗羲（1610－1695）絕望痛哭。他少年誅殺奸臣，中年為反清復明到處奔走，轟轟烈烈了大半生，卻為了躲避清廷追捕，藏在為父親守孝的墳前。

黃宗羲知道一切已無可挽回。才52歲卻自稱梨洲老人，開始撰寫《明夷待訪錄》，思考為何「三代以下有亂無治？」到底怎樣才是理想的君王、理想的國家體制？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明夷」是《周易》第卅六卦，卦象是「火在地下」，象徵「光明潛入地中」，黑暗時代來臨。黃宗羲撰寫《明夷待訪錄》，是要在黑暗的時代，規劃未來的理想世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實現。

《明夷待訪錄》出版時，當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朋友們都很不諒解，認為他自比「明夷卦」中的箕子，要向「武王」（即當時的康熙帝）進獻治國之道。黃宗羲還稱讚康熙是個好皇帝，甚至允許自己的兒子跟學生參與編纂《明史》，更讓他們如墜五里雲霧。

只有黃宗羲自己明白，他的著作必須流傳下來，作為「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明夷待訪錄》被後人與法國大革命催生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比較，認為具有劃時代的地位，然而，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現為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汎森院士卻說：「其實《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這又是為甚麼呢？

中研院王汎森院士指出，《明夷待訪錄》當時出版後，幾乎沒有影響力。整整150多年都沒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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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除了探討明末清初的讀書人因為亡國之痛，而作出的反省與改變之外，更從新穎的角度，分析了「文字獄」對當時人們所造成的、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

滿清為了鞏固政權，從順治到乾隆約130多年間，發起了160-170次的文字獄。每一次都牽連極廣，刑罰極酷。如順治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從編者、作者、到刻書的工人、賣書的商人、只是掛名的士人、甚至初辦此案的官員，株連而喪生者達221人，且犯人的婦女還供給邊人為奴隸，波及人數近2000人之多。

這種殘酷的案子一而再地爆發，造成人們心裡的極大恐懼。通過傳言、揣測、聯想、擴散、發酵，恐懼像怪物般越長越大，形成「萬形而無形的風」，讓人無時不刻怵然警惕。

「就好像撞球，母球打出去，其他球『唰！』地全部散開。」王汎森雙手揮出：「文字獄的威嚇力，好像投石入水的漣漪，一件事擴散到無數的事情，影響了許多的人。」

王汎森認為，過去的研究偏重「自上而下的禁抑」，比較忽略「自我壓抑」的效應，但這正是文字獄的威力所在──人們為了避免犯禁而獲罪，紛紛展開近乎神經質的自保行動：在別人可能告發之前，便暗地裡自行竄改、塗黑、挖空、焚棄那些疑似會犯忌的著作。而且不限書籍，還包括詩帖、畫作等，許多文物便因此遭到破壞。

刪竄者的身分，包含原作者、刻書者、編者、再版者、後代子孫、藏書家，甚至讀者。對於可能犯忌的書，直接改掉書名、撕去封面，或不標明作者，刻工不留名字。不然就是不寫、不出版，就算刊出也收回焚棄、燬版。

這些在每個小細節自動自發的行為，不限於京城、江南等中心地帶，還波及邊陲的雲南。不僅一般人民，即便皇親國戚、高官親貴也都如此自我約束，造成無數書籍被銷毀，達到清廷箝制思想的目的。

王汎森說：「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人們面對政府的壓迫，自有解決之道；另一種卻是，因為自我壓抑，使政府禁令發揮的作用，比原本所想的更為廣大。」

企劃腳本／梁偉賢、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王汎森稱這種現象為「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概念有受到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啟發。一般對權力的論述，集中在它強大的、公開場面的展示，傅柯卻注重權力在細微的日常空間、私人領域的作用。」

政治壓力的威嚇，使權力無所不至地滲透民間所有最細微的層面，且人人自發地受其影響，本來權力到不了的地方，也藉著這種「毛細管作用」，而達到其目的。王汎森著重探討在政策壓力之下，形形色色、暗自進行的「自我壓抑」活動。

例如清末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質疑《明夷待訪錄》為何都沒有聲討外族的言論？直到1970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人們才明白，或許黃宗羲在壓力下，也不得不自我收斂，刪除掉犯禁的內容，以求自保。連他都如此，其他人的處境便可想而知。

從現存的文獻來看，《明夷待訪錄》並未被列入禁燬目錄之中，但文字獄的漣漪效應，使人們長期不敢出版、販售此書，以至於湮沒了150多年之久。而許多清初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作品，更是大量被竄改、焚燬，以至於消失。

直到一九七零年代，《留書》（即《明夷待訪錄》的前身）在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被發掘，其中含有激烈種族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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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指標系統」──《四庫全書》

乾隆在位時雖為盛世，但清朝約170次的文字獄，光他就包辦了135次。

乾隆對於如何當「皇帝」，擁有比任何人都更清晰而宏大的概念。他緊抓儒家的「綱常名教」，告誡世人：皇帝是「天下主」、「人倫之極」，所以是一切對錯、賞罰的決定者。他是人民的「君」，更是人民的「師」，有代表上天教化人民的權能。「皇帝」被乾隆推到前所未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為了加強人民的忠君意識，他突出「忠義」的文化，下令編輯《貳臣傳》、《逆臣傳》，稱頌忠臣、貶抑貳臣，將歷史人物改稱或重新評價，灌輸人們「忠於當朝」的概念。為了鞏固滿族統治權的正當性，他一面講「華夷一家」，一面從各種書中刪去任何不利滿族、視滿族為異族的文字，讓人們不再質疑他們政權的合法性。

王汎森笑道：「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曾經回憶，小時候老師問他：『你知道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他大吃一驚，因為他從來都不知道有這種事。可見歷史記憶，會因為刪改歷史書籍，而被徹底遺忘。」

除此之外，凡是謗議國君、涉及清代前期的史事、含憤眷懷故國的言論，以及關於反清志士、奸臣的著作，全都下令禁絕、嚴懲。連有關兵略、戰術（疑似有造反可能），甚至內容有誨淫、誨盜色彩的書（違反聖人教誨），也在查禁之列。

乾隆還更進一步，要為文化訂下一套衡量千古、而且可以行之千古的標準。因此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指標系統」。

指標系統是由「勸」與「禁」兩面構成的。王汎森解釋道：「『勸』就是告訴你甚麼是對的，鼓勵你這麼做；禁，則是違反禁忌，便要禁燬打擊，使人不敢誤闖禁區。」

《四庫全書》編纂期間，發生48次文字獄，大規模禁燬書籍，嚴懲犯人，就是「禁」。至於「勸」，則有簡介、總結各書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它形成一個評價標準，讓人們知道古今的知識有高下之分；提要中對各書內容的讚揚或貶抑，讓讀書人知道甚麼是對的、高等的知識，應奮力學習才能高人一等；至於不該有的、低等的知識，則不應去學，避免被人瞧不起、身敗名裂。於是人們購書、印書、藏書與讀書，便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參考依據，形塑了對知識的概念。

乾隆的手法比他父親雍正和爺爺康熙，都深層細膩得多。王權的滲透力，在他手上達到從所未有的高峰。

編纂《四庫全書》，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指標系統」，並由「勸」與「禁」兩面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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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錯鳥巢的蛋」，孵出瓦解性的力量

然而，文字獄及無所不在自我壓抑，並沒有達到完全的效果。許多禁書在清朝後期都紛紛以各式各樣的面目出現，不但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帝國毀滅，連「君權」也一併埋葬。王汎森打個比方：「好像是小說家吳爾芙的話：記憶是『放錯鳥巢的蛋』，它們會在某個時刻，孵出瓦解的力量。」

文字獄儘管恐怖，但中國幅員廣大，查禁的人力卻非常有限，還需要有一定知識，才能辨認出禁書，就算大規模調動官吏、地方士人，挨家挨戶查閱各家藏書內容，都無法根絕。加上地緣、血緣關係形成的保護網，使官兵找不到禁書、犯人，許多書，其實暗自傳鈔，或以各種面目重刻。所以後來這些禁書重新「出土」的地方，往往是原來家族的宗廟、祠堂這些三不管地帶。

由於查禁人力有限，人們得以施展拖延戰術，不是沒有老實呈繳，就是每隔一段時間拿一些來塘塞；加上地方官的人情顧慮，可以打個商量，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書籍、抄本、文件實物，遂以各種方式保存下來。

嘉慶後期，發生大規模內亂，統治的秩序和力量鬆弛了，士大夫中開始出現抄輯、收藏禁書的圈子。到了晚清，當內部動亂、列強侵略時，那些當年的禁書──《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便成為鼓舞力量的精神糧食，於是重新出版、大肆流傳。

其中極為震撼人心的，就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它讓人們反省專制，啟發他們對「民權」、「國家未來」的想像，催生了晚清的種種變革。黃宗羲的思想，如同《周易．明夷》所云：「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中國從此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總結本書的論述時，王汎森意味深長地說：「我做這些題目，就是對威權體制、及其廣泛影響的反省。」他成長於臺灣的威權時代，又常聽聞其他專制國家的時事，對於「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特別有感。難怪王汎森會說：「我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我的自傳。」

王汎森成長於臺灣的威權時代，對於「權力的滲透力」特別有感。這些體驗，是他完成《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的重要靈感。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