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晶片、通訊技術、傳輸方法到作業系統，每一個看不見的環節，都是一項專利。也因此，當其中某項微小技術被認定侵權時，整個產品就可能面臨禁賣或銷毀的命運。

一般人或許直覺認為侵權產品就該消失——既然產品侵害了他人的專利，就不該再流入市場。但長期研究專利救濟的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沈宗倫提醒：「法律當然要保護專利權人。」只是法律也必須追問：「這樣的處置是否符合比例？是否會影響消費者與產業創新，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沈宗倫
拍攝／翁佳如

一項技術，萬分之一的權利

傳統專利法在設計時，多是假設一項產品對應一項專利。但現代科技產品早已不同：智慧型手機和手錶、5G 設備或精密機械，都是高度複合的技術成果。這種現象被稱為「專利權複合」（Multi-embedding patents），也就是一個產品會同時附著多項專利技術，而當發生侵權爭議時，通常只發生在其中的某一小部分。

「一支手機內部可能隱藏了超過一萬個專利技術，正是這種高度複雜的結構，賦予了專利權人一種『萬分之一的強大權力』。」沈宗倫解釋：「一般來說，當法院認定產品中某個微小的技術侵權時，專利權人可以請求『排除侵害』，由法院發出禁制令，禁止產品繼續使用該專利技術。」

但問題在於，這些技術早已深深嵌入產品系統之中，廠商難以在不更動整部機器設計的情況下，單獨「移除」那個侵權零件。結果就是，因為萬分之一的技術侵權，導致產品被迫下架，甚至全數銷毀。

近年最受矚目的案件，是 Apple Watch 的血氧偵測功能爭議。2023年 Apple 因被認定部分血氧偵測技術涉及醫療器材巨頭 Masimo（美西莫）的專利，美國法院因此對特定 Apple Watch 下達進口禁令。

智慧型手錶看似輕巧，背後卻嵌入大量專利技術。一滴血氧，就能牽動一支手錶的市場命運。
圖片來源／Unsplash

當時為了能在美國繼續販售，Apple 採取了極端的權宜之計，透過軟體更新直接停用血氧偵測功能。許多消費者購買 Apple Watch 的目的，正是衝著「健康監測與緊急救命」功能而來，但一道禁令，卻讓他們的健康防護網出現破口。

儘管工程師後來成功開發技術繞道，才終於在法律層面上全面解套。但這場爭議已讓外界清楚看見，專利權在現代商戰中具有多麼驚人的槓桿力量。

「如果一項微小的專利技術，就能迫使整個產品下架，」沈宗倫表示，「那麼專利救濟就不能只看有沒有侵權，更必須思考救濟的範圍是否合理？」

法律戒尺，打破「侵權就全毀」的認知

沈宗倫指出，在過去的司法習慣中，只要認定侵權，法院幾乎會直接授予排除侵害的禁令，使整個產品面臨禁賣或銷毀。本意是想保護得來不易的專利技術，但當它被放進科技產品的世界裡，就可能助長了「專利掠奪」（Patent hold-up）現象層出不窮。

「有些專利權人會刻意等到產品即將上市才主張權利，利用廠商無法及時更換替代系統的困境，索取高出正常授權金百倍的『買路財』。更有個人或空殼公司，自己不生產產品，卻專門透過收購專利，利用這些專利發動侵權訴訟，藉此向開發產品的企業勒索高額和解金或授權費。」

這種現象不僅扭曲了專利保護發明的初衷，還可能抑制企業創新的意願，甚至把訴訟與授權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此沈宗倫主張，法律救濟應該具備「衡平考量」，評估禁令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會不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他特別提到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臺灣判決——「智財商業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該案涉及螺絲加工機的專利，一審法院採取傳統的自動授予模式，認定侵權後即判令被告必須「回收並銷毀整部機器」。

但二審法院在該案中罕見地做出衡平調整。法院考量到，若整機銷毀，將對已購入產品的客戶可能造成的巨大損失。此外經現場會勘橫也發現，該項技術對整臺機器的貢獻度僅約 5.4%，且相關零件為獨立可拆除。最終，法院推改判僅需「拆除並銷毀侵權元件」。

在專利權複合的產品中，侵權往往只發生在某一項零件或技術，因此專利救濟不應只有「全數銷毀」一種答案。
圖片來源／Unsplash

「這是臺灣司法史上，首次罕見地以衡平方式調節專利侵權的救濟範圍。」沈宗倫十分肯定該判決的突破性意義。他表示，我們不應只有「給予禁令」或「不給禁令」兩種極端選項，也必須納入經濟學與環境成本考量。

例如，法院可以給廠商一段時間設計迴避方案、要求支付持續性權利金，或將侵權零件拆除後進行回收，而非毀掉整個產品。沈宗倫強調，銷毀其實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與環境成本，既造成資源浪費，也不符合現代企業追求的環境永續目標。

國際戰場上的「禁令連環套」

一部機器裡的一項技術、一個零件所引發的專利爭議，就已足夠複雜。那麼當戰場到了 5G 通訊、物聯網或影音串流等全球化技術時，問題將升級成一場國際性的管轄爭奪戰。

沈宗倫形容，想像你要從木柵開車到深坑，而只有一條路能通過，別無他法。在科技界，這座繞不開的橋被稱為「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簡稱 SEP），為了讓不同品牌的手機、電腦能互相通訊，業界會共同制定技術規格（如 5G）。因此，一旦某項專利技術被列入標準，所有廠商就非用不可，否則產品將無法接上這套共同語言，也就無法進入市場。

然而，專利權在法律上普遍採「屬地主義」——在臺灣侵權就在臺灣談授權，在美國侵權就在美國談。但 SEP 是全球化的，一支手機在全世界販售，難道也得在每個國家都打一場官司嗎？

SEP具備強大的壟斷力量，為了防止有人藉機大肆索取「買路財」，國際上要求 SEP 的權利人必須承諾以「公平、合理、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的條件授權給所有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於是，2020年英國法院在「華為標準必要專利國際授權」（Unwired Planet v. Huawei）一案中，首創了「全球費率裁定」模式，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法院，可以直接決定該SEP在全球應付的授權金比例。

「這場判決引發了巨大的連鎖反應，因為各國法院對『合理費率』的定義落差極大。」例如A國法院可能判 2.4% 的授權金，但到了B國法卻只判 0.69%，促使專利權人開始「挑選裁判」（Forum shopping），傾向在對自己有利的管轄區起訴。

但問題不僅於此。專利權人可以先在授權金判定較高的國家（如英國）起訴，以此作為裁定全球費率的依據。而被告為了自保，便趕緊在對自己有利、費率較低的國家（如中國）聲請「反訴禁令」，請求法官下令禁止專利權人在國外繼續進行訴訟。

這時，專利權人可能不甘示弱，再向原起訴國的法院聲請「反反訴禁令」，下令禁止對方法院執行那個「反訴禁令」。最終，雙方可能一路聲請到「反反反訴禁令」甚至無限循環，直到有一方受不了高額罰金或訴訟壓力，才會被迫坐下來和解。

這聽起來像小孩吵架：「你不准制裁我！」、「你不准不准我制裁你！」但這並不是鬧劇，而是真實發生在國際專利戰場上的攻防。沈宗倫無奈表示，這類禁令爭議表面上是訴訟策略，深層卻牽涉司法主權。

他解釋：「當一國法院試圖決定全球授權金，就等於是替其他國家決定該專利在其境內的經濟價值，其他國家自然不願輕易讓步。」

針對這個尚待解決的亂象，沈宗倫呼籲法院面對 SEP 反訴禁令時，不應只是機械式地搶奪審判權，而是回到專利的經濟價值與屬地主義基礎。法院必須思考：發出禁令是否真的為了保護專利價值與本國市場？還是只是當事人用來壓迫對方、爭取談判優勢的商業武器？

拍攝／翁佳如

專利法看似冰冷的商業規則，充滿禁令、授權金與侵權判斷與法院管轄權。但在沈宗倫眼中，它的核心精神是促進產業發明與文化發展，而不是作為某一方要徹底擊敗另一方的武器。

「如果沒有專利制度，發明人可能缺乏投入研發的誘因。但如果專利權過度擴張，它也可能反過來阻礙技術流通、推高產品成本，甚至讓仍有價值的產品被迫銷毀。」

對一座以科技立足世界的島國而言，沈宗倫期許，真正的競爭力不只來自硬體、晶片與工程能力。我們也需要一套足夠細緻與成熟的法治思維，讓法律成為科技進步的墊腳石。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翁佳如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沈宗倫（2022）專利排除侵害請求權之衡平化與國際反訴禁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The post 侵權產品就該銷毀嗎？政大沈宗倫談「專利救濟」背後的公共代價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查茲沃斯莊園（Chatsworth House）
圖片來源／unsplash

沿著蜿蜒小路駛進英國德比郡（Derbyshire），從遠處就能望見一座巴洛克風格的大宅坐落在綠林草地中央。這裡是電影《傲慢與偏見》的拍攝地點──查茲沃斯莊園（Chatsworth House），從16世紀至今皆為卡文迪什（Cavendish）家族所有。

遊客行經林蔭大道、幾何花壇、階梯噴泉，還有湖泊、迷宮、溫室散落四周。進入宅邸，大廳牆上掛著歷代公爵肖像畫和精緻織毯。30多個房間圍繞長廊分布，收藏16至19世紀的歐洲繪畫、雕塑、中國瓷器等。離開前，還能在禮品店購買莊園特製的果醬、蜂蜜、茶點。

這類大小不等的貴族鄉間別墅（country houses），在英國境內約有數百座，多是17、18世紀的貴族領地。隨著時空變遷，部分後人將房產交付予英國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做為文化遺產由國家負責維護管理，並將莊園開放大眾參觀、租借，也有許多仍由後代擁有並居住。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謝佳娟提到：「我在英國留學時，就喜愛走訪鄉間別墅，也在美術館的版畫室、版畫藝廊和舊書攤，探尋描繪鄉間別墅的版畫作品。回國後將這項嗜好發展為研究，發現18、19世紀鄉間別墅版畫集的興起值得關注，尤其這類出版品可說形塑了貴族私宅轉變為供大眾觀看、參訪、評論的對象，甚至成為英國國家品味象徵這一連串的現象。」

翻開以油畫、水彩畫為主流的西洋藝術史書中，介紹版畫和版畫家的篇幅往往非常有限。不過謝佳娟強調，在攝影尚未通行的年代，版畫因其複製性與傳播性，反而扮演著傳遞知識和資訊的重要載體。
攝影／楊秉騏

紀錄莊園風景的視覺證據

1707年，來自荷蘭的倫敦書商（David Mortier，1673-1728）收購了荷蘭繪圖師暨版畫家尼夫（Leonard Knyff，1650-1722）和約翰內斯‧吉普（Johannes Kip，1653-1722）的鄉間別墅版畫，出版第一部英國貴族鄉間別墅版畫集《大不列顛圖說》。隔年，又以法文版出版至歐陸，向歐陸介紹英國的建築庭園景觀。

「如果你今天擁有這麼龐大的家產，一定會思考要設計什麼樣的建築？要不要建造法國流行的幾何花園？土地怎麼利用？種哪些經濟作物？」謝佳娟笑說，別墅版畫集的出現是由出版商主導的，進而面向國際市場，歐洲各國透過這些印刷品彼此流通資訊。英國人看到法國的王宮、義大利的莊園，而英國的鄉間別墅也可以被歐陸看到，這是一個互相觀看和效仿的過程。

《大不列顛圖說》陸續出版四冊後，激發更多的貴族委託畫家繪製房宅肖像（house portrait）、地產肖像（estate portrait）。圖為畫家吉普於1719年出版的舍夫寧莊園（Chevening House）版畫，除了展現了當時流行的鳥瞰式繪圖和綿延到天邊的開闊地景，還可以看見畫中有一條大型花園運河，隔開兩側整齊劃一的對稱庭園。這樣的繪圖形式不只突顯擁有者的財產和威望，也是土地測繪、紀錄田產的視覺證據。
圖片來源／wiki

創造「如畫風景」，莊園美學的轉變

1720年代後，鄉間別墅的庭園造景和版畫手法都出現轉變。從1739年出版的斯托庭園（Stowe Gardens）系列版畫可以看到，鳥瞰視角轉變為地面平視，不再強調恢弘的幾何式花園，出現更多蜿蜒步道、草地、橋、點景建築，為「遊園」增添景致和樂趣。

「這個時期的版畫不再是強調一眼看透的土地幅員，而是人能走進土地，悠遊其中。」謝佳娟強調，從版畫構圖和視角變化也可以看到英國風景畫的興起和「人的移動」有關。「當時旅行文化興起，旅途中要看什麼？什麼樣的風景會賞心悅目？畫作和文字表述都在關心這些事。土地除了經濟利用，貴族們也希望是自然的、美的，因而試圖去改造土地的功能與面貌。」

這幅約1750年的版畫，前景可看見人們漫步、遊憩，顯示斯托庭園雖然是私人房產，也開放遊客參訪。1739年出版的斯托庭園系列版畫也讓斯托庭園成為18世紀中葉最受歡迎，甚至是法國遊客必訪的英式庭園。
圖片來源／wiki

既然要改造土地，就需要尋求理想的視覺參照。於是這些英國貴族從自己收藏的歐陸畫作中尋求靈感，特別是活躍於羅馬的克勞德（Claude Lorrain，1600-1672）的風景畫，就被當時的人公認是「美」。

「像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曾說，『園林造景就像在土地上作畫』（All gardening is a landscape painting.），所以自然風景如何轉化為莊園土地，然後又被描繪成一幅風景畫，這是一個交互參照的過程。」

18世紀中葉，為許多英國貴族改造庭園的設計師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就被比喻為「英國的克勞德」，讚譽他的庭園設計就像創造「如畫風景」（Picturesque）。布朗透過人為的整地、治水、植樹，呈現彷彿未經人工雕琢的「自然美」，成為英國園林和風景美學的代表，也影響了後續鄉間別墅版畫的風格。

克勞德創作於1677年的畫作《Landscape with the Voyage of Jacob（雅各布遠洋風景）》
圖片來源／wiki

從地誌景觀到風景畫

相較於布朗的地景改造，與他同時期的畫家威爾森（Richard Wilson，1714-1782），曾旅居羅馬七年，則將克勞德風景畫模式帶回英國，成為描繪英國鄉間別墅最成功的一位。

「鄉間別墅的風景在過去往往被認為只是地誌景觀畫，大概在威爾森之後就比較會被認為是風景畫的一種」，謝佳娟說。對莊園主人來說，此時要彰顯的不再是自己擁有多少土地，而是透過庭園造景和畫作實現古典理想風景的嚮往，藉此表現個人品味。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恬靜幽遠的風景畫面，也成為18世紀後期英國鄉間別墅版畫的主要特色，並透過版畫大量流通，連帶影響到18、19世紀英國著名畫家如透納（William Turner，1775-1851）、康斯塔伯（John Constable，1776-1837）等人。

謝佳娟進一步提到，許多後來被認為是英國風景畫的重要作品，畫家描繪的其實都是莊園一景，只是構圖讓觀者的領略不局限於莊園本身，更自然地將其認可為風景畫。「所以英國鄉間別墅這個空間場域是很重要的，它是提供英國風景畫發展的基地之一」。

威爾森畫作裡的人物面容模糊，拄著拐杖、在湖邊寫生、垂釣，淡化了遊園社交的喧鬧，散發寧靜氛圍。圖為1758年到1760年間威爾森的畫作《Wilton House from the Southeast（從東南方向看到的威爾頓莊園）》
圖片來源／wiki

當藝術走進大眾視野，成為國家品味

早期，英國鄉間別墅版畫多是透過單張發行的形式流通。後來，出版商推出6張一套的形式，讓讀者從不同角度欣賞莊園風景，又有類似故事畫的敘事效果。

1779至1786年間，版畫家瓦茲（William Watts，1753-1851）發行《貴族與鄉紳莊園版畫集》。（Seats of the Nobility and Gentry）跳脫6張一套的形式，將過去陸續出版的84張版畫，配上文字，集結成「冊」。同時，這些版畫開始作為書籍的插畫應用，更拓展鄉間別墅圖像的流通，強化大眾對於鄉間別墅的認知。

這段期間，正值英國境內旅行風氣興起，旅行指南、遊記等文字出版品迅速發展，在18世紀下半葉達到巔峰。有趣的是，最早的鄉間別墅參訪指南，紀錄的重點不是別墅和莊園，而是宅邸內的藝術收藏。

1779年出版的《貴族與鄉紳莊園版畫集》其中一頁內頁。
圖片來源／wiki

「在倫敦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於1824年成立以前，英國鄉間別墅就像一間間私人藝廊。除了在英國購得的歐陸畫作，還有主人前往歐陸「壯遊」（Grand Tour）時收購的藝術品，甚至有某些畫作的價值超越宅邸本身這樣的傳說。」謝佳娟提及，這些收藏以目錄的方式編纂出版，一方面是貴族彰顯自身地位和品味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回應了當時知識份子呼籲培養「藝術公眾」，提升大眾藝術識讀能力的社會壓力。

「面對歐陸的藝術成就，當時的英國畫壇一直有一股焦慮感，他們不斷呼籲要建立英國畫派、培育新畫家、收藏家應該要多支持本地藝術家。一方面他們向歐陸學習，一方面又希望發展出英國特色」。在這股風氣下，鄉間別墅的藝術收藏自然被認為應該承擔培養英國公眾藝術品味的責任。

所以當時的英國人，可能會拿著參訪指南，前往某間鄉間別墅。對照書中的空間進程，穿梭在各個房間，並對照目錄編排一一欣賞房內陳列的藝術品。

1818至1829年間，尼爾（John Preston Neale，1780-1847）發行的《貴族與鄉紳莊園景觀》，使英國鄉間別墅的出版達到高峰。謝佳娟提到，18世紀下半葉，藝術鑑賞能力已成為有教養的社會階層共同關注的文化面向。貴族的鄉間別墅也從「私人」宅邸走向知識分子關注的「公領域」，不僅開放參觀，公眾還會對其藝術收藏發表評論。鄉間別墅已成為公共化的國家品味，成為足以代表英國國家財富和文化內涵的藝術風景。

謝佳娟梳理時常被排除在主流藝術史之外的版畫媒材，彰顯出一條藝術知識如何再現、傳播、產生影響力的路徑。
攝影／楊秉騏

美術館之外的藝術寶庫

謝佳娟說，去英國之前，對版畫並沒有太多接觸，「但到英國之後就變成一種日常，小小的城鎮也會有版畫藝廊，很多藝廊都有賣版畫，他們的文化幾百年來就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英國風景畫的發展有不同的支線彼此促成。鄉間別墅版畫算不算風景畫？如果從整個發展脈絡來看，應該有鄉間別墅版畫的一席之地。」

謝佳娟走訪過十多座鄉間別墅，她說還有太多沒有機會探訪；也因為不少鄉間別墅仍維持私人所有，很多藝術收藏還沒有機會出現在世人面前。「對藝術史研究者來說，如果只看美術館裡的作品，只是看到一個面向，而這些鄉間別墅的藏品，就是美術館之外的一個寶庫。」

版畫在西洋藝術史中，或許只有寥寥數語；而英國鄉間別墅，在英國風景畫史中，大概也只獲得有限的關注。這個時常被排除在主流藝術史之外的邊緣媒材，在謝佳娟的梳理下，彰顯出一條藝術知識如何再現、傳播、產生影響力的路徑。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楊秉騏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旅行在自然之美的版畫，中央謝佳娟帶你欣賞英國貴族如何在土地上作畫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文中寫道：「有人提議在廣州或澳門成立一個學會來支持一個『自然史和藝術奇珍品陳列室』的設置，希望願意共襄盛舉的人士都能署名。」這所由英人社群出資的小型博物館落腳澳門，後多稱作「澳門博物館」（Macao Museum）。

《廣州記事報》提及「在華不列顛博物館」於1829年2月22日創立。
圖片來源／Early Chinese Periodicals Online

澳門博物館幾乎未曾出現在中國博物館史的討論中。同樣由外國人設置，它的名氣不若徐家匯博物院（1868）或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1874），也不如「第一間中國人自辦」的南通博物苑（1905）。但隨著晚近國際學界的注意，澳門博物館的歷史面貌逐漸浮現，並且將「中國第一個博物館」的出現時間又向前推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戴麗娟近年研究多個中國早期博物館，因此也注意到澳門博物館的存在。「澳門博物館的出現，標誌了當地私人收藏變成公共博物館的轉捩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戴麗娟研究員。
攝影／汪正翔

澳門博物館的奇珍陳列

為什麼博物館選擇在澳門？

清乾隆年間（1736-1796），廣州成為中國最大口岸，澳門則做為其外港。當時清廷規定，在廣州貿易的外商僅能在貿易季（約每年10月至隔年3月）停留，期間不得攜帶女眷。因此，澳門便成為外商在貿易季之外的居住地，他們的眷屬也多長住於此。

隨著對華貿易量增加，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773年在澳門設立正式據點，約百餘人的英人社群在此安居，人數僅次於葡人社群。富裕的英人社群在澳門逐漸發展出各種科學、文化與休閒活動，博物館便是其一。

19世紀，澳葡時期的澳門港口。
圖片來源／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

戴麗娟提到，關於澳門博物館的直接史料不多，過去也有人認為它僅是未實現的計畫，但她在零星資料中找到參與者及參觀者的見證，證明澳門博物館確實曾經存在。

其中，越南外交官李文馥（Lý Văn Phức, 1785-1849）於1833年曾經到澳門參觀過這個博物館，並留下漢文詩一首，題為〈登洋人博物樓〉。他在詩後的注文寫道：「西洋人最機巧，樓上百物咸備，皆取其死者，裝成生樣，更有枯骨人形，挺然特立，自頭至骨腳，骨節畢具，惟皮肉無存。」

由此可知，當時澳門博物館位於建築上層，對外開放，藏品頗豐，包含站立的人類骨架及栩栩如生的剝製動物標本。加上其他參觀者的見證，可拼湊出博物館約有數個陳列室及小型圖書室，藏品包括動植物標本、化石、武器、圖版等，現場還有一位管理員。

獨角獸的角，其實是「獨角鯨」的牙，是當時歐洲博物館的熱門收藏，澳門博物館內也有展出。
圖片來源／Wikipedia

一群業餘自然史愛好者

澳門博物館由哪些人參與運作？

首先要回到《廣州記事報》的報導。戴麗娟認為，這份鼓勵設立博物館的文章應出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之手。他是來華第一位新教傳教士，當時也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同時也是《廣州記事報》主要的撰稿人。

馬禮遜推廣博物館的熱忱有跡可循，早在1820年，他在麻六甲成立英華書院時，就曾在校內設立一處小型博物館。其本身也有收藏中國文物與標本的習慣，很可能是澳門博物館的重要支持者。

此外，博物館管理人瓦爾契（George Harvey Vachell, 1799-1839）、秘書小李富士（John Russell Reeves, 1804-1877），分別在東印度公司擔任牧師與茶葉檢查員，兩人都熱衷採集動植物標本。

其中，小李富士的父親老李富士（1774-1856），是知名的動植物收藏家，也是澳門博物館的重要捐贈者。他曾雇用中國畫師繪製中國植物，他過世後，後代將他收藏的2,000多幅的花鳥動物標本畫贈予大英博物館自然史部門，現典藏於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類似的標本寫生增進了當時英國人對中國動植物的認識。此圖為老李富士收藏的「紫藤花」。
圖片來源／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頁31（戴麗娟提供）。

澳門博物館並非由東印度公司成立，來自各行各業的參與者多是業餘的自然史愛好者。他們熱衷採集、收藏、製作標本，許多物種都是後續透過鑑定，從此在自然史中有了一席之地。隨著個人收藏的物件與出版品的累積，希望集眾人之力來成立博物館和圖書室，更有系統地保存研究，也是很自然的發展。

加爾各答經驗：亞洲學會與博物館

分析澳門博物館的參與者及其人際交往，不難發現這群在華英人積極將中國物件與知識帶回母國。但戴麗娟提醒，「當時澳門不是英國殖民地，英人社群並非以殖民者之姿建立澳門博物館，而是有另外的脈絡」。

尤其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她發現「加爾各答」一詞一再地出現。例如《廣州記事報》的報導提及，在澳門成立博物館需考慮環境潮濕，標本保存不易的問題。但撰稿人指出，「位於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能在更濕熱的環境維持多年，澳門博物館應該也可以。

甚至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因失去對華貿易的壟斷權而撤離澳門，運作僅5年的博物館隨之關閉，館中上百件剝製標本不是送回英國，而是贈予加爾各答的亞洲學會博物館。戴麗娟認為，英人在澳門的博物館經營，多少受到加爾各答經驗的影響。

十九世紀初加爾各答植物園總管住宅的晚近面貌。
圖片來源／William Roxburgh: The Founding Father of Indian Botany，頁46（戴麗娟提供）。

加爾各答於1772年成為英屬印度的首都。其後50年間，加爾各答亞洲學會（The Asiatick Society）、加爾各答植物園（Calcutta Botanic Garden）、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 of Calcutta）陸續成立。

1784年成立的加爾各答亞洲學會是全球第一個亞洲學會。雖然過去英國本土就有科學性質的學會組織，但未曾以「地域」為研究範圍，「可見對當時的英國人來說，亞洲是他們想要努力去認識的地域，他們想要有系統、有規模的研究整個亞洲」。

作為一種推進知識的模式，亞洲學會並非由帝國中心輻射擴散到殖民地，而是從加爾各答開始，陸續複製到其他英屬殖民地，同時也傳回英國本土，也就是1823年在倫敦成立的「大英與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加爾各答亞洲學會成立後，會員踴躍捐贈收藏，鼓吹成立博物館，但直到1814年才成立，也就是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亞洲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而這種先成立學會、後成立博物館的模式，後來也被各地的亞洲學會仿效。

澳門博物館籌建時，英人社群原本也想成立學會來支持博物館運作，或許是人數有限，成立學會較困難，倒是博物館只要有藏品就能運作，於是就先設了博物館。「從原始資料來看，他們很明顯的參考了加爾各答的學會和博物館，然後有點帶實驗性質地在澳門建立一個小型博物館」，戴麗娟說。

加爾各答亞洲學會和博物館所在的初始建築。
圖片來源／The Indian Museum, 1814-1914，無頁碼（戴麗娟提供）。

中、印、英的植物流通網絡

值得注意的，還有1787年成立的加爾各答植物園。經過歷任總管的努力，加爾各答植物園在19世紀中葉成為東印度公司的植物資訊和種子交換中心，也是僅次於倫敦皇家植物園（邱園），全帝國第二大植物園。並與加勒比海聖文森島、檳榔嶼、錫蘭、新加坡、非洲聖海倫娜島等地的英屬植物園都有交流。

戴麗娟提到，相較於邱園在1820至40年間陷入衰退、近乎解散，英國海外屬地的植物園卻在此時蓬勃發展，幾乎是殖民地的標準配備。由此，就更能理解澳門博物館參與的中國植物流通網絡中，其實和當時海外最大植物交換中心的加爾各答植物園往來更密切，邱園並非一直扮演主導角色。

加爾各答植物園中的蘭花園。
圖片來源／Wikipedia

當英國在海外屬地有計畫地採集植物時，這些英屬植物園就發揮重要功能。過去大批植物直接輸往倫敦，常不耐船運而耗損死亡。而今，可以在途中的英屬植物園盤點重整，或先「寄養」在該地植物園，待植物體質調整完善後再送往英國。

包括中國茶樹，也是在福建、廣州採集後，先送往加爾各答植物園，再移植至風土合宜的大吉嶺、阿薩姆等地。最終讓印度成為全球重要茶葉產地，英國也從此擺脫倚賴中國茶葉進口的情況。

改寫中英貿易史的茶樹移植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加爾各答植物園建立的植物運送管道功不可沒。而背後可追溯的是十九世紀初在廣州與澳門的英人社群，如老李富士等人長期協助寄送植物、提供運輸支援、摸索移植知識，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中、印、英之間自然史資訊與物質的流通。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國第一個博物館」

近年陸續研究天津北疆博物院、徐家匯博物院、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山東青州博物堂等多個由外國人設立的博物館。戴麗娟說，「我很感興趣他們如何透過『物件』，而不是透過『文字』來認知新事物？這是一種物件取向（object oriented）的認知過程」。

對來華的外國人來說，物件是他們快速探索異國的方式；而對於一些識字程度不高的中國人，參觀收藏大量物件的博物館同樣發揮了某種啟蒙功能。尤其走進博物館空間，在短時間內觀看大量新奇事物，感受某種有秩序的陳列，「無論你知不知道或認不認同那個秩序，你會有一種大開眼界的感覺、一種驚奇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的『博覽會』會這麼吸引人」。

攝影／汪正翔

探尋規模小、存在時間短的澳門博物館，卻意外地連結到印度、英國及其殖民地。戴麗娟強調，「我們要看的是它和英屬殖民地之間的橫向連結，而不完全是與母國的直接連結。在澳門博物館的例子，釐清這種橫向連結網絡，才能凸顯這個個案所透露的歷史意義」。

也因此，當澳門博物館因為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而受到關注，看似挑戰了過往以南通博物苑為第一個中國博物館的史觀，但戴麗娟認為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它為何在那個時間點、那個地方出現？以及出現的意義為何？若觀照到澳門博物館背後的亞洲脈絡，便能理解，「這一系列研究不僅是『中國的博物館』，它不是一種國別史的意義，而更是跨國史、全球史的意義」。

採訪撰稿／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戴麗娟（2014）。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十九世紀英人社群在澳門的科學文化活動遺緒。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戴麗娟（2020）。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3，519-577。

The post 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中研院戴麗娟探索被遺忘的「澳門博物館」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閱讀小說最享受的是什麼？」多數讀者的回答想必都是高潮起伏的故事情節，往往也會將注意力都集中在有實質作為、能推進故事發展的人物角色身上。但李紀舍認為這樣的閱讀方式，容易忽略文本中的物件描述也有其重要性——它們不僅是建構小說裡人類活動世界的實質基礎，也映射了讀者所處的真實世界。換言之，現實生活中，人不見得能對自己身邊的物件和所處的物質環境有很好地認識，但閱讀小說則提供了我們各式各樣的機會，能仔細、全面地看見「物」。

因此，李紀舍對小說的研究也具備兩個特色。一是主題轉向：不讓人類角色專美於前，轉而將焦點放在「物」之上。二是方法轉向：他也不拘泥於傳統文學批評中的語意分析（semantics）和象徵分析（symbolic reading）兩大主流；前者旨在分析情節和角色，後者則是探討角色、物件和情節隱含的言外之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李紀舍教授
攝影／古佳立

這樣的立場體現於李紀舍對於兩本維多利亞寫實小說中「物質環境」、「物質文化」和「物質美學」的研究。一是維多利亞中期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煤灰經濟，二是維多利亞晚期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格雷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的物質美學。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流傳的「掌握物質資源以維持社會繁榮」的價值觀，也成為當時小說家的寫作素材。

工業城市裡的物質文化：《我們共同的朋友》的煤灰經濟

李紀舍認為狄更斯的高明之處在於呈現了燃煤活動和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據此發展情節、創造角色。或可以說，狄更斯擅長透過各層次、各面向的觀察來描繪城市中的「物」和人的緊密互動，並且強調「物」並非僅能被動地為人所用，而是有強大的獨立性和能動性，能反過來帶動、影響人類生活。以《我們共同的朋友》為例，李紀舍指出，這個故事的精彩之處不只是繁複的情節編排或生動的角色塑造，而是傳達了作者對「物」獨有的創見，亦即，煤碳是城市生活發展的動能來源。

那是倫敦的一個大霧天，霧氣又重又黑。生氣勃勃的倫敦，眼睛刺痛，肺部發炎，眨著眼睛，氣喘吁吁，感覺窒息。毫無生氣的倫敦，猶如烏黑的幽靈，既可見也不可見⋯⋯。店鋪裡的煤氣燈閃爍搖曳，帶著一種憔悴和不安的氣氛，彷彿知道自己是夜行生物，光天化日下的事都與它們無關⋯⋯。即使在倫敦的周邊地區，也是個大霧天。只不過那裡的霧是灰色的。而在城市的邊緣一帶，霧是深黃色的；往裡一點，是棕色的；再往裡，是更深的棕色⋯⋯。直到被稱為「聖瑪莉艾克斯」的市中心——這裡的霧則是鐵鏽色的。

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空氣污染程度急遽上升，也催生了第一部現代環境法案——《鹼業法》（Alkali Acts, 1863）
圖片來源：Wikipedia

李紀舍說道：「由人力所製造出來的，我們稱之為『物』；而此處與倫敦人共生存的霧——是『霧』也是『物』。」我們都以為「霧霾」起因於工業發展而導致大量的燃煤需求，最終造成空氣污染。其實它的形成極為複雜，不僅是工廠的廢煙排放，從家庭煤爐、倫敦街頭的煤氣燈、到滿載物資的蒸汽火車，皆與「霧霾」息息相關。這也使得置身霧都的人，不會將「霧霾」簡化為靜止、被動的「物」、「現象」或「場景」來看待，而是將其視為生活中生動活躍、無法完全掌控和理解的「一份子」。

狄更斯精準地捕捉了如此「人」與「物」密不可分、「物」主動滲入、影響人類生活的狀態，才能在故事裡將讓「霧霾」具象化，挖掘其自有的世界和敘事。從小說藝術技法的觀點來看，狄更斯的做法提升了「物」在整個故事架構的地位，讓「物」也擁有生命力和能動性，與人類角色一起共創故事。

李紀舍因此為《我們共同的朋友》下了一個註腳：「近看是靠回收煤灰（dust heaps）發跡的家族故事；遠看則是用煤炭造就的現代城市文明。」這樣的研究視角，翻轉了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物」服務人、「物」為人所用的假設，開啟了以「物」為主體的小說閱讀進路。

被煤灰覆蓋的國王十字車站周圍（繪於1837年）。
圖片來源：Wikipedia

《格雷的畫像》： 肖像是「人」還是「物」？

維多利亞時代下，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滋養了文化與藝術活動，產生了各種藝文思潮。其中，王爾德推崇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特別為人所知。王爾德反對藝術（文學、畫作）要傳遞道德價值、具有實用價值，他主張藝術的本質和目的即是「美」。「其實，正是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想法，讓王爾德的作品充滿藝術性之餘，無形中也強化了『物』的重要性，『人』在其中的角色反而有所淡化。」李紀舍說道。

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中，深刻地體現了他對唯美主義的極致推崇：長相俊美的主人公格雷（Dorian Gray）請畫家朋友霍爾沃德（Basil Hallward）為自己畫一幅肖像，當他看見畫作上年輕的自己時，他不禁擔憂起自己終將衰老。所以格雷許下心願，希望讓畫中人能替他老去。

多年過去，肖像果真逐漸衰老，而格雷本人仍保持年輕。他卻不想再看到這幅醜陋之作，也害怕被別人發現這項秘密。於是，格雷先殺了畫家，但隨之而來的恐懼，讓他有了毀掉畫作的衝動。最終，格雷拿刀刺向了另一個自己；等僕人發現時，看到的卻是死在畫作前的格雷，身上插了一把刀。此刻的格雷變得又老又醜，而畫裡的他仍是初時的年輕樣貌。

格雷想殺死肖像，最終殺死的卻是他自己。
圖片來源：Wikipedia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週又一週地過去，肖像會變老。即便它避開了罪惡的醜陋，歲月的醜陋也正等待著它。畫中人的臉逐漸凹陷、鬆弛；魚尾紋佈滿眼周，雙眼變得可怕；髮絲會失去光澤；嘴角鬆垮，愚蠢而呆滯，如同老人一般。那皺巴巴的喉嚨，冰冷、佈滿青筋的手，捲曲的身體，就像小時候對格雷十分嚴厲的叔叔。

昏暗的燈光下，畫家發出一聲驚呼，當他看見畫布上可怕的臉邪魅地看著他時，那表情令人感到厭惡。天哪！他眼前的正是格雷本人的臉！雖然醜陋可憎，但那張美麗的臉龐仍未完全被毀掉。畫中人稀疏的頭髮還留有些許的金色，性感的嘴唇帶著紅潤。水汪汪的眼睛仍是可愛的藍色⋯⋯。是的，這畫的就是格雷本人沒錯。但這是誰畫的？霍爾沃德好像認出了自己的筆觸，畫框也是他本人所設計的。這個想法太荒謬，卻又讓他感到害怕。拿起點燃的蠟燭，火光靠向畫作，左角落正寫著他的名字，朱紅色的長長落款。

過往研究對這個作品的理解方式，一是將其解讀為有警世意味的道德勸戒，二是將其歸類為哥德（gothic）驚悚小說。前者認為畫像的衰老體現了主人公的道德墮落，後者則將畫像的衰老理解為超自然的恐怖現象。但李紀舍認為我們應另闢詮釋蹊徑，由此作看出，王爾德對傳統美學的挑戰和創新。

「王爾德受當代知覺心理學（Perceptual Psychology）的啟發。亦即，人類的知覺能力可將藝術作品作為『物』的獨立性、自主性召喚出來。藝術作品不再是主體的代言者或延伸，而是可供人感知的客體，並且在此感知過程中，時常引發、召喚超乎感知者主體舊有經驗的知覺和心理歷程。」

換言之，王爾德極具開創性地從當代心理學提煉出一套以「物」為主、對「物」開放的美學觀。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畫像具有超能力的變化過程、為觀看者帶來恐懼、震撼、瘋狂等各種情緒的能力，無一不顯示藝術作品作為「物客體」的自主性，令人捉摸不透、無法控制。

這便是李紀舍對文學作品的期待：「小說的情節推進與起伏，幾乎圍繞著這幅肖像。」所謂的「故事性」可由「物」所創造，不一定只有「人」是故事發展的關鍵角色。與其拘泥於傳統文學的分析思維，用人類中心的視角將「肖像彷彿擁有生命」之主題理解為擬人化的修辭，從而拆解隱含的作者意圖，我們更應專注欣賞肖像的生動性與自身之張力，如何推進情節發展，引發讀者恐慌懸念等複雜情緒。

攝影／古佳立

重新閱讀小說的可能性

若用傳統的閱讀視角來讀小說，「物」作為人以外的元素永遠處在次要地位。但在狄更斯和王爾德的小說裡，它們絕非僅是說故事的道具或背景陪襯，而是能建構出真實且富有意涵的環境細節，甚至直接作為故事核心。也就是說，除了以人物為主的故事線，作家對景物的深刻描寫也可成為閱讀亮點。

李紀舍相信，好的文學作品是要能為讀者還原一個完整而真實的世界，這很大程度仰賴於創作者如何突破「人」與「物」的從屬關係。如同狄更斯與王爾德的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正是因為他們不吝於向讀者展示「物」的多樣的面貌和存在價值。

身處於「『物』盡其用」的概念如此流行的大環境下，我們總以為是「人」駕馭「物」而得以塑造今日的進步生活，但事實未必如此。小說家的慧眼與妙筆讓我們看見「物」也有自己的發展性與生命力，提醒我們應以更謙遜的態度面對這個「人」與「物」共存的世界。

採訪撰稿／徐瑜棉
攝影／古佳立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紀舍（2002）。物件故事次文類與十九世紀中期寫實小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紀舍（2020）。寫實小說閱讀之可能：不可化約表面的物性美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The post 「人」不是小說主角？臺大李紀舍帶你從文學中發現「物」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歷史是一場惡夢，

我正在設法從夢裡醒來。

──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History is a nightmare from which I am trying to awake.

──James Joyce (1882-1941), “Ulysses”

愛爾蘭文豪喬伊斯在小說《尤利西斯》寫下這句耐人尋味的話。

雖然喬伊斯沒有直指那場難以醒轉的惡夢為何，但或許是指20世紀前後，發生在愛爾蘭島上一連串的動亂。為期數年的反英戰爭和內戰關鍵性地導致愛爾蘭走向分裂，使得島內一分為二，東北邊屬於大英帝國，以南則是如今的愛爾蘭共和國。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英國脫歐導致南、北愛邊境出現貿易障礙，徵顯「同島不同命」的歷史枷鎖，複雜的國族與宗教認同，仍像惡夢般困擾著當代愛爾蘭人，等待時間給予答案。

究竟這座給人翠綠印象的島嶼，曾發生過怎樣複雜的歷史事件，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愛爾蘭劇場和文學呢？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高維泓從愛爾蘭戲劇，看這座小島的多舛身世。

他回憶說：「我大學初到愛爾蘭時，發現許多人正在關切好萊塢劇組在當地拍攝的《豪情本色（Michael Collins,1996）》。很多當地人應徵劇組的臨時演員，化身歷史人物麥可・科林斯（Michael Collins）周圍的愛爾蘭群眾。電影推出後全球票房不錯，但也產生出『好萊塢電影』英雄化歷史人物的爭議，愛爾蘭人對於麥可・科林斯的歷史地位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令我很感興趣。」

《豪情本色》1996上映時的官方預告片。
影片來源／youtube

麥可・科林斯——民族英雄？還是分裂國家的罪人？

首先，我們得先認識「麥可・科林斯」這位先生。高維泓說：「愛爾蘭在20世紀中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和媒體避諱談論麥可・科林斯，教科書也避免提及這位導致南北愛分割的爭議人物，還有國安人員監聽電話、拆閱信件，封鎖有損政府威信與反動的訊息。」

19世紀末之前，愛爾蘭還是大英帝國的領土。1916年一群民族主義者掀起獨立建國的「復活節起義」（The Easter Rising）。起義失敗兩年後，時年28歲的科林斯，因曾參與革命和領導手腕，成為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Sinn Féin）的南科克（Cork）議員，隨即參與了「愛爾蘭國民大會」的成立以及1919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

約1919年的麥可・科林斯。
圖片來源／wiki

1919年的科林斯，還未滿30歲，已被推選為愛爾蘭共和兄弟會主席、第一屆愛爾蘭國民議會財政部長等要職。科林斯展現了他的政治與社交手腕，不但成功躲避英國政府的逮捕迫害，更以建國名義籌募資金運作武器走私入境、維持共和軍運轉、制定各地游擊隊的戰略行動、成立暗殺部隊對付英國特務等，可說是反英運動中最具聲望的政治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百廢待舉，亟需喘息，被迫與愛爾蘭簽訂停戰協定。1921年科林斯便被指定為全權代表，前往倫敦與英國政府進行獨立協商。

「英愛條約」（The Anglo-Irish Treaty）的主要內容，除了結束愛爾蘭長達700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但愛爾蘭島被分割為兩部分，北部6郡（現北愛爾蘭）劃歸英國。南部26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原則上享有自治自決的權力，卻必須絕對效忠英王；愛爾蘭議會所通過的法律，也需要經英國總督批准方能生效。1922年1月7日愛爾蘭國民議會以64票對57票通過此條約，導致部分共和派人士激烈抗議，認為柯林斯等人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對不起為獨立運動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爆發傷亡遠大於之前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愛爾蘭內戰」（The Irish Civil War）。

「《豪情本色》雖然在愛爾蘭與全球開創了票房佳績，卻惹來歷史學者批評『過度英雄化』，與史實不符。」高維泓點出。相較之下，愛爾蘭劇作家湯姆・邁英泰爾（Tom MacIntyre,1931-2019）在《晚安，科林斯先生》（Good Evening, Mr Collins,1995）將這名「民族英雄」刻劃為更具備複雜人性，不單重現其狡猾、好色、殘暴的性格缺陷，備受爭議的矛盾處境也展露無遺，歷史人物並非只是單純的犧牲烈士。另一位當代愛爾蘭劇作家克林・墨菲（Colin Murphy）的新作《條約》（The Treaty,2021），雖然是想像性的作品，亦力圖重現柯林斯在與英國代表折衝樽俎協商時，為爭取獨立、避免重起戰爭的困難與矛盾。

重大歷史事件的詮釋和再詮釋

不過，這些戲劇作品的切入方式為何有差異？

高維泓闡述：「動盪時代的經典故事，勢必會再次被重新演繹、討論。而在不同的時空下，回想百年前的起義，必然勾起歷史詮釋的許多問題，同時也會反應出時代背景的經驗和挫折。」

《英愛條約》簽訂後，曾引起許多愛爾蘭共和派分子強烈反對。在條約之下「自由邦」並非獨立的共和國，而是一個仍須效忠英國的自治區，「未」真正獨立後的領土非但不完整，幾個戰略港口仍為英國海軍所占領，這些條約都讓共和派非常失望。內戰爆發後，心有不甘的革命人士甚至將矛頭指向科林斯，認為他是造成愛爾蘭分裂的叛徒，他也在同一年被暗殺身亡。

「造成重大傷亡的獨立戰爭和內戰，以及戰後恍如白色恐怖般的威權統治，都是愛爾蘭人心中難解的傷疤，談論科林斯更成為禁忌。不過，愛爾蘭劇作家早在歷史學家爭辯暴力革命意義之前，就開始揭櫫各種意識型態的矛盾，支持或衝撞現有的解讀框架。」

雖然科林斯生前有許多爭議，但他被殺後，幾乎所有愛爾蘭人都上街弔謁，認為科林斯白犧牲了。圖為愛爾蘭畫家約翰・萊弗里（John Lavery, 1856-1941）的繪畫《愛爾蘭之愛》（Love of Ireland,1922）。
圖片來源／wiki

高維泓接續提及，早期劇作只要有嘲諷復活節起義的情節，便會引起觀眾不滿，但在1950年代之後，狀況逐漸趨緩。「有些劇作家意識到民族主義會對創作產生侷限，因此嘗試發展其他詮釋復活節起義的方式。值得玩味的是，劇場呈現的復活節起義不總是圍繞著革命烈士或叛徒身上，更多呈現邊緣人物真實或虛構的各色記憶。」

如丹尼斯・莊士敦（Denis Johnston,1901-1984）於1958年所發表的《大鐮刀與落日》（The Scythe and the Sunset），以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廳為背景，聚集了愛爾蘭志願軍、紅十字會傷患救助人員、英軍人質，以及彈奏鋼琴的老太太，暗示各個社群的縮影。此劇情節部分來自劇作家在復活節起義時的真實經驗。有些劇中人物認為起義只是場「意外事故」，甚至嘲笑朗讀《獨立宣言》的人士，響應革命的平民倏忽間變成百貨公司搶匪，大膽跳脫愛國框架的敘事。

高維泓解釋該劇使用「悲喜劇」結構，能有效擊中觀眾內心的痛點：「當劇院關燈，觀眾跟著融入劇情，會忍不住發笑，但看到後來會覺得可怕，發現作品背後隱涉的社會現象有多悲哀。」他接續補充：「愛爾蘭劇作家向來關注改變中的社會，寫實與實驗交雜的劇場傳統，也促使他們不斷求新求變。他們善於從社會及政治現實取材，讓觀眾『直球面對』真相的不堪，使劇場成為意見衝撞與交流的平台。」

不斷反省「暴力」的意義

劇作家將所認知的歷史搬演上舞台，有助於將歷史觀點具象化，引導閱聽人一次次檢視過往的歷史迷霧。戲劇作品的特點在於能結合歷史真相的虛虛實實，打破傳統史觀的窠臼，讓「復活節起義」不只是歷史事件，而能疏理愛爾蘭千絲萬縷的歷史糾葛，甚至產生跨國界的影響。

高維泓再舉一例：《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1952）— 因1980年代以降臺灣本土劇團多次改編，這齣劇可能是臺灣人最熟悉的愛爾蘭劇 — 作者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早在1948年便完成這齣以法語撰寫的劇本。

「不過這齣劇絲毫不見愛爾蘭元素，民族主義的政治意涵也非常薄弱。」高維泓解釋，這與貝克特刻意將自己與愛爾蘭民族主義切割有關。在劇作家成長的過程中，愛爾蘭社會總瀰漫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息，許多推崇民族復興的作家，刻意用蓋爾特語（Gaelic）寫作，以抵抗在他們眼中是殖民掠奪者英國的正統英語。

「但有能力讀、寫蓋爾特語的貝克特，不願意跟民族主義者過度宣揚本土意識掛上鉤。」高維泓提到許多20世紀中葉對文化鎖國政策及新聞檢查制度（censorship）不滿的作家，紛紛前往其他國家發展，即使有新作品也不願投稿國內刊物，轉投其他海外英語或法語刊物，貝克特正是當中的一位代表。這些作家多描繪加諸在社會邊緣人身上各種有形及無形暴力，希望更貼近「人」的經驗，挑戰愛爾蘭官方長久以來造神式的論述。

高維泓說道：「觀看不斷重新演繹的歷史劇場，可以讓閱聽人得以理解建國史的因果關係，以及隱含的各種暴力。藉由不同的角度、邊緣人物和故事，讓愛爾蘭人重新省思建國史並非全然都是榮耀、值得慶祝的歷史，同時也間接提醒施行武裝暴力的『愛爾蘭游擊隊』（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簡稱IRA）一個重要訊息：暴力並不是值得稱頌的偉績。」

高維泓期待更多人發現愛爾蘭文學與藝術的風采。
攝影／陳怡瑄

劇場就像是一面鏡子，能讓觀眾彷彿看到自己的處境及社會上的各種荒謬，進而產生反思，甚至跨越文化產生「蝴蝶效應」。高維泓指出，愛爾蘭文學能提供我們觀察的面向是：在一個後全球化的狀態下，族群間可以如何更包容？

愛爾蘭於1973年加入歐盟，走進全球經濟體的一環，突然間小島湧入多種族裔的人，接觸到多元的外來文化，反倒緩解了歷史傷痕，同時也反應到劇場創作之中。

高維泓與其他研究者都看到這樣的變化，於2015年創立了「臺灣愛爾蘭研究學會」，經常舉辦推廣愛爾蘭文學的講座，活動實況並上傳到Youtube等網路媒體跟大眾分享。期待透過推廣愛爾蘭文學、電影、踢踏舞等文化，讓更多人發現這座島不會因為小、而抹滅自身的風采。

採訪撰文／班與唐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同島不同命──臺大高維泓從劇場文學，剖析愛爾蘭革命敘事的轉變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提及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你會想到什麼？鐵路、火車、煤炭、瓦特與蒸汽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鑑慧心目中，漫步田野的牛羊、奮力拉車的馬匹，同樣是對人類工業發展與城市打造卓具貢獻，卻又最被忽略的「隱形功臣」。

關注動保議題的李鑑慧，研究主軸原先是在1820年代以降的英國，堪稱史上最早出現的動保運動浪潮。但在探索史料的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僅只是具有上對下的「保護」關係，而是更為多元與繁複。

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讓動物做主角，牠們怎樣影響，乃至牽動了人類的歷史發展？在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海裡游的萬千物種，如何共同造就人類今日的社會與文明？回過頭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又是怎麼看待與對待牠們，形塑其生命經驗？

牛羊作為「草料轉換器」，促成工業革命

一段不只有「人」的英國工業革命史。
圖片來源／wiki

工業革命不僅關乎「工業」。熟悉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會同意，英國工業之所以能順利興起，首先要拜一項關鍵前提所賜：傲人的農業。根據經濟史研究估計，英國19世紀中期的人均農業產量約為西歐國家的2倍，同時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卻持續下降。這是因為英格蘭當時盛行的混合式農業，是有機循環且有助產量提升的生產模式。

李鑑慧分析，農夫在種植作物之同時也飼育牛羊，一方面能產出肉品、毛皮、乳製品以供販賣，又可產生糞肥，滋養土地。換句話說，牛羊形同化身「草料轉換器」，透過進食草料，提供經濟產品與增加土地肥沃度，為英國農業產量帶來巨大貢獻。另外，日益改善的草料種類、牛羊品種，再加上工作效率遠大於牛耕的「馬耕」傳統，共同造就英國農業部門的亮眼表現，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更成功養活十九世紀激增的人口。

李鑑慧分析指出，不斷改良的草料、動物品種，加上「馬耕」的使用，提昇了英國農產量，才能從農地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並回應攀升糧食需求。
圖片來源／Unsplash

「英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伴隨著人口高速成長。」李鑑慧說，「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憂心預估，英國持續激增的人口將使英國陷入貧窮與飢荒，因為緩慢增長的糧食生產將無法跟上迅速增長的人口。但事實證明，英國從未真正經歷這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馬匹」如何拉動工業化與都市化

工業發展的另一要素是「能源」。英國在深鑿技術問世後，大量進行地下礦坑的開採，以豐富煤礦資源供應工業化的燃料需求。然而，這段歷史不僅承載著礦工的辛酸血淚，更有著動物的勞力、犧牲。

採礦小馬（pit ponies）必須在狹小的坑道中穿梭，甚至長時間身處黑暗導致失明。
圖片來源／wiki

在各地礦區，馬匹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地面上，由馬匹推動各種工業化機具，也擔任起運輸工作；地面下蜿蜒狹小的坑道中，則有矮種的採礦小馬（pit ponies）日復一日穿梭其中，集中煤塊，終其一生不見天日。

李鑑慧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鐵路網絡迅速擴張，不過「蒸汽火車不但沒有取代傳統馬匹運輸，反而需求變得更大。」想像你走出當時英國的火車站，一整排馬車映入眼簾，等待乘客接駁轉乘各地；後來城市中甚至發展出「公共馬車」與「鋪軌公共馬車」，擔綱長程交通後的短程銜接，形同計程車和公車的前身。

鋪設鐵路、興建城市所需的建材與貨物運輸，更是少不了馬匹。同樣的，在蒸汽輪船被大幅運用前，馬匹也輔助水運，沿著運河水道拖曳載貨船隻，比起陸運能多拉動10倍以上的重量。

「以當時情況而言，部分酪農業者會把牛飼養在城市周邊，也不乏家戶經濟型態的養豬戶雜處於街區間。」李鑑慧笑著說，「再加上絡繹於途的趕集牛羊與無所不在的馬匹，19世紀的英國城市，充滿了動物氣味。」

或許跟你我想的很不一樣，19世紀的倫敦有著無數動物身影穿梭其間。
圖片來源／wiki

迎接「動物轉向」，改寫人類中心的歷史

步入工業化社會，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其實並未擺脫對於動物的依賴。歷史從不僅僅是「人」的歷史，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觀看過去的視界，所有人類引以為傲的歷史發展，幾乎都能見到人類以外的動物身影。

人類社會始終與動物共營共存。動物史學期能打破以「人類中心」的歷史敘事，看見動物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貢獻與經驗。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受到上個世紀的動物解放運動影響，與近年「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所帶動的相關討論，西方史學界在過去10到20年間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旨在挑戰傳統「人類中心史觀」，將動物納入歷史敘事。

「動物於過往敘事中嚴重缺席，這也意味著動物史學仍大有可為，等待史家開疆闢土，為歷史提出新說。」由此意念出發，李鑑慧選擇重新述說「工業革命」的故事，別具指標性意義。

所謂「工業化」，常被想像成「人類」憑藉自身智能，征服並脫離「自然」的過程。工業代表人類的智慧、機械、科技、文明，與充滿野性的大自然、動植物等彼此對立。傳統史學對於文明的看法，也往往同樣落入這「自然／文明」對立的二元框架。「在這概念框架下，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動物歸於自然，進而將之排除於文明發展的故事之外。」

牠們的生命故事，和我們的一樣細膩且多面

人與動物的關係總存在「剝削」、「利用」等負面面向，但故事沒有那麼簡單。
圖片來源／Unsplash

正視動物在歷史中的角色，除了標舉牠們的功勳，也提醒人們，這個世界其實是由人類與萬物共同交纏共構，李鑑慧認為「動物生命經驗」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英國近代農業成就，背後有著過度餵食、品種競賽、牛羊生命只能在屠宰場告終等黑暗面；默默為城市交通運輸出力的馬匹，須忍受嘈雜環境、負重過大等嚴苛的工作條件；地底下的採礦小馬，不僅跟人類礦工共同承擔惡劣空氣品質、沼氣爆炸、乃至礦坑崩塌的風險，還時常受到粗暴的虐待霸凌，甚至因為一輩子待在地底坑道，缺乏感官刺激而導致失明。

從農業到工業，人與動物的關係似乎總存在「剝削」、「利用」的面向，不過在李鑑慧眼中，故事並非如此簡單。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逕行批判。整個人類社會對於動物而言確實是個駭人、龐大的壓迫體系，但這個故事已不出人意外。如果不去細究每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人獸關係，就會忽略我們跟動物之間還可能存在著照護、憐惜、責任等等，各式各樣可能的倫理關係。」

時代如何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從「徒步趕集」談起

1840年代前，英國普遍存在「趕集」現象。趕集人領著牛羊，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從蘇格蘭或威爾斯一路徒步前往英格蘭北部或更向南，長達500至800公里的路途，動物會碰到各式疑難雜症：一路上的乾草飼料怎麼來？如何跋山涉水？腳蹄斷掉的話怎麼辦？

深入研究趕集人與動物的互動，李鑑慧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照顧式」的情感關係：「漫長路程中，趕集人十分瞭解動物的需求，他們會順應動物的特質，不違逆其天性去驅趕脅迫。畢竟，唯有細心照顧，才能讓動物以最良好的身體狀態抵達目的地。」

舉例來說，若遇上一條淺淺的小河，趕集人不會讓牛上橋，而是選擇直接渡河，因為牛隻重量十足卻天生膽怯，經過木板橋面所發出的聲響可能會嚇到自己，四處逃竄。至於不諳水性的羊、豬，就必須上橋過河。

「研究到最後，我傾向肯定趕集人對動物的照護。」李鑑慧說，「反而在蒸汽火車與輪船降臨之後，缺乏了趕集人的照顧，動物直接被一群群塞進車廂、船艙，擁擠顛簸的路程，加上噪音與迅速移動，才對牠們造成最嚴重的恐懼和傷害。」

李鑑慧以傳統趕集與現代化運輸的對比，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與動物關係。相較於趕集人因應動物特質予以照護，蒸汽動力運輸對動物而言反而相對殘忍並遭詬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同樣道理，18、19世紀英國農場在飼育階段，由於尊重有機循環法則、動物天性，李鑑慧認為這段時期的動物經驗仍算相對正面。而如今科技進步不可同日而語，在密集式工廠化農業下，從育種、飼養到運輸等各環節，動物的生命受到更加全面且違逆其天性的控制、支配。曾存在於歷史中的人與動物互動模式，值得今日我們借鑑與反思。

動物史學無可避免的「跨域」需求

動物不會說話，該如何瞭解牠們的「經驗」？

李鑑慧坦言，即便研究歷史人物，史學家終究也不可能「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而是基於人與人的共通生理基礎、情感機制進行推論。這對動物當然不完全管用，「但是，動物並非不能被理解。」動物學、畜牧學、獸醫學、動物行為學（ethology）、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等學科一直以來嘗試瞭解動物的身體與心理運作，「研究動物史，就必須跨入這些領域尋覓指引，以便理解生物體在特定情境與狀態下的經驗與感受。」

動物史學家必須跨入動物行為學、畜牧學、動物福利科學等學科，才能瞭解動物所感受的真實經驗。
圖片來源／Unsplash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勢必得突破傳統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領域二分法。缺少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知識，動物史研究者便不可能書寫完善的人與動物關係史。「如果歷史學家的使命是正確描繪過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關於這個世界完整的知識。」

距今200年前（1822年），英國通過全球第一個家畜保護法案。做為近代工業大國，英國雖在動物剝削上一馬當先，卻也在動物保護上不落人後，彷彿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變遷，都由英國先做了預演。

身在以臺灣史研究著名的成大歷史系，李鑑慧長年投入英國動物史研究，除了為臺灣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引入活水，更期許自己的研究成為史學新取徑的一個範例，帶來更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今臺灣民眾食用比例極高的豬隻，在歷史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以牛隻而非馬匹做為獸力主要來源的臺灣，曾如何在農業、養蚵業中，借用牠們力量，並形塑出哪些特殊人、動物間的互動模式與情感關係？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需要更多人加入，透過多物種敘事的寬闊框架，一起改寫人們所認識的過往世界。
攝影／W. Xiang

「納入動物之後的歷史會長怎樣？」李鑑慧說，「動物史學領域還有太多重要議題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一起透過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的寬闊框架，重新為這世界講述『不獨具人類的歷史』（the more-than-human histories）。」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鑑慧（2018-2019）。被遺忘的族群？英國工業革命的動物功臣與動物生命政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鑑慧（2020），〈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動物貢獻與生命經驗初探〉，《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57-109。
李鑑慧（2020），〈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253-264。
李鑑慧（2022），〈閾態中的人獸生命化成：英國近代農業中的徒步趕集（1700~1840）〉，《新史學》，33卷2期 (2022年6月)，頁191-255。
李鑑慧（2021），〈牛瘟、防疫與動物運輸改革：蒸汽動力時代下的動物移動經驗變遷〉，《世界歷史評論》，「歐亞歷史上的動物與人類專論」，8卷 3期 (2021)，頁132-176。

The post 如果「動物」是歷史的主詞：成大李鑑慧用動物觀點來重寫歷史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然而，距離臺灣幾萬公里外的愛爾蘭島上，也同樣存在著當地人不願面對的過往，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林玉珍的研究重點便是1920年代初期愛爾蘭慘烈的獨立戰爭和內戰，及其後續的記憶創傷。

愛爾蘭內戰比獨立戰爭更慘烈，照片為當時因內戰被猛烈砲火襲擊，幾近全毀的四法院（Four Courts）。
圖片來源／wiki

從博士論文研究喬伊斯（James Joyce）開始，林玉珍便與愛爾蘭脫不了關係。走在研究的道路彷彿拿著哆啦A夢的放大縮小燈，從微觀的文本研究，到宏觀的歷史脈絡，最後鎖定《暮氣沉沉的國度》（No Country for Young Men）、《在黑暗中閱讀》（Reading in the Dark）、以及《秘密經文》（The Secret Scripture）三部小說。國家彷彿是有血有肉的人類，經歷極大傷痛之後也會跟著鎖住記憶，努力不讓傷口暴露在空氣中。即使到了1990年代的愛爾蘭，人們依舊對於一甲子前的創傷噤聲。只是愈是不說清楚，就愈容易挑起人們的好奇心。

「愛爾蘭在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並未成功，1919年英國發動英愛戰爭（the Anglo-Irish War），兩年後雙方簽訂協議，北愛爾蘭成為愛爾蘭獨立與和平的籌碼，也激起國內主戰派的怨恨，全國陷入非常時期。」林玉珍嘆道：「這與歷史上以恐怖統治震懾人民的極權國家同出一轍，即使枕邊的親密愛人也可能瞬間變成敵人，輕則排斥、重則清算的方式對待異類，導致許多當事人的家屬或後代只能噤聲，身心靈也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

傷痛過去60年後的今天，愛爾蘭似乎更著重於拚經濟，「克爾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經濟大起飛榮光讓愛爾蘭擺脫殖民地的印象，看在建國初年受害家屬的後代眼裡，可能並不是滋味。1990年代後興起的創傷小說，或許也是要提醒愛爾蘭人不能遺忘國族記憶。

跨世代的塵封歷史

林玉珍以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於1922年出版的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的一句話：「歷史……是我試著從中醒轉的夢魘」為引言，點出愛爾蘭歷史中的暴力，不僅存在於當下，其效應甚至影響至現代，成為愛爾蘭人試圖醒來卻依舊沉睡的掙扎。

林玉珍透過三本小說，包括薛摩斯．狄因的（Seamus Deane，1940-2021）《在黑暗中閱讀》、席巴思欽．薄瑞（Sebastian Barry，1955-）的《祕密經文》，以及茱莉亞．歐惠倫（Julia O’Faolain，1932-2020）的《暮氣沈沈的國度》，探討成年或遲暮之際的主人翁，回顧幼年或青年時期經歷愛爾蘭內戰期間的創傷經驗，亦即透過個人生命故事，映照愛爾蘭現代史。

「我採用心理分析與創傷理論，深入分析小說主角的心理狀態與國族傷痛的關聯性。」林玉珍指出，當人們遭遇重大傷痛時，瞬間無語也不敢對他人傾訴，於是祕密被埋在心房密室，經過時間淬鍊打造出「集體墓室、社群墓室、甚或國家墓室」，裡面囚禁著跨時代幽魂（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

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左）《在黑暗中閱讀》1996年初版封面。（右）2017年臺灣中譯本封面。
圖片來源／（左）wiki；（右）一人出版社提供

《在黑暗中閱讀》於1996年出版。敘述愛爾蘭1945至1971年之間的生活風貌，內容雖與作者薛摩斯．狄因經歷重疊不少，但狄因否認這部作品是回憶錄或自傳。另一方面來說，作者將自身經驗放大為國族歷史，迂迴呈現愛爾蘭內戰時期的共有創傷記憶，以揭露先輩無以言傳的祕密，進而梳理個人和集體的「幽魂效應」。

《在黑暗中閱讀》裡，敘事者長大後挖掘上一代的過往，卻是一場七零八落的拼圖遊戲，他始終無法得知艾迪伯伯的行蹤，長輩彷彿水蒸發似完全消失於這個世界。當父親好不容易提到「失蹤者之地」的傳說時，主角便問：「艾迪的靈魂，是否就在這裡為失落的出生地哭泣，我納悶？」於是一切又成為不可言說的秘密，探索歷史就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閱讀。

敘事者轉向母親，她絮絮叨叨的情話裡，指涉的對象並非自己的另一半，而是另有其人，於是「背叛」的主軸從父母親傳到孩子身上。如雜草蔓生的過往降臨在敘事者身上，延伸出對警察的仇恨。敘事者抽絲剝繭，極力找出艾迪失蹤的真象，直到父親說出：「他是個告密者，被自己人殺掉的。」才終於揭開了真相：艾迪當年被誣陷為告密者而遭到殺害，而真正通風報信的人始終存在於這個家裡，幽靈既是逝者，也是活人。

林玉珍慎重道：「直到主角父親過世後，煩擾母親的幽靈終於消失。全書試圖拼湊的家族歷史也終於瓦解，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卻是一代傳一代的傷痕。」

一同進入墓室的重疊生命史

如果《在黑暗中閱讀》將個人生命經驗映照於歷史，那麼《秘密經文》將主角限縮在愛爾蘭新教徒，揭露新教徒悲慘的命運。

《祕密經文》2008年初版封面。
圖片來源／wiki

這本2008年出版的小說，故事在主角翁若珊的父親約瑟夫遇害之後展開。約瑟夫某次被帶往高塔，遭到國族主義成員施暴與吊死；若珊卻只記得她與父親一起進行的榔頭和羽毛重力實驗，卻沒意識到榔頭也是暴力的工具。

父親過世後，若珊與戀人湯姆的哥哥陷入熱戀，陰錯陽差之下被誤以為跟其他男子出軌，從此若珊的命運急速下降，甚至與湯姆的哥哥發生關係，在生下一名男孩之後，若珊被送進精神療養院，她的過往也等同於被封存在密室。

待若珊居住精神療養院65年之後，決定記錄自己的過往，與國家歷史譜成詩篇。另一方面，精神療養院院長格林最後驚覺若珊是自己的生母，並且發現自己與若珊相似的命運。然而他卻選擇隱藏真相，鎖住不光彩的歷史。

林玉珍提及，這樣矯正國族主義的動作與作者席巴思欽．薄瑞的生平不謀而合。他多以家族前輩的生命經驗為故事題材，開啟愛爾蘭封存記憶的密室，雖然人物的性格稍嫌單薄，反倒強化歷史墓室的牆壁。

以歇斯底里的語氣揭露國族創傷

相較於前兩部針對個人生命經驗的小說，《暮氣沉沉的國度》在1980年出版，為三本書中出版時序最早的一本，而它的創傷經驗則提高到國家層級。

《暮氣沉沉的國度》故事背景設定在1979年，彼岸美國的愛爾蘭社群關注當年發生的北愛爾蘭危機事件，希望製作愛爾蘭共和軍的紀錄片。社群成員抵達都柏林後，經過一陣探聽找到茱蒂絲‧柯藍西——這位曾經在1921年愛爾蘭獨立運動活躍一時的年邁修女。

但經過查探，當年的英雄茱蒂絲、如今卻歸隱修道院也是有隱情的。她曾失手殺死同為主戰派的同志兼妹妹情人史帕基，政府為了掩人耳目將茱蒂絲送往修道院，而她的姊夫擔心茱蒂絲會說出真相，更用電療等非人道方式意圖破壞她的記憶。

58年後舊事重演，原本社群成員要拼湊當年史帕基命案的真相，卻因為茱蒂絲的姪孫女葛瑞妮雅與採訪者詹姆士發生親密關係，葛瑞妮亞的表哥害怕茱蒂絲說出真相影響自己的前途，將詹姆士驅逐出境；愛爾蘭共和軍派系也不滿葛瑞妮亞與丈夫邁可的婚姻，趁機將邁克連人帶車推入河裡。唯一目睹這樁謀殺的就是茱蒂絲，然而因為她過於歇斯底里說出史帕基事件，因此沒人相信她的證詞。就這樣，相隔近60年、關乎愛爾蘭國族主義的事件也無法逃過灰飛煙滅的命運。

林玉珍說：「這本書的書名影射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句（“There’s no country for old man”），暗示國族政治左右人民的生活與記憶，當兩者利益衝突時，國家機器不得不訴諸暴力，以精神醫學的名義，將人民監禁於暗房。」

愛爾蘭內戰期間政府軍和共和軍多次運用處決的恐怖手段以震懾對方，許多遇難者以前是盟友，甚至是親密的家人或朋友。圖為雕塑家雅恩·古萊（Yann Goulet，1914-1999）設計位於愛爾蘭凱里郡的「被軍隊處決的士兵紀念碑」。
圖片來源／wiki

創傷敘事的自喻與治癒

三本創傷小說敘述人物的「後記憶」（Post-memory）過程，即使經過6、70年，不堪回首的過往仍舊適合放在黑暗當中，試圖釐清事實的下一代人遭遇當事人不可靠的記憶或阻撓，甚至不小心複製上一代的悲劇。

林玉珍提到，這三部愛爾蘭作品，主角都陷入「後記憶」的漩渦之中，他們必須在「真正發生的」、「我所想像的」、「我聽過的」、以及「我一直聽到的」之間取捨，她說：「這也反應了許多愛爾蘭人的歷史記憶，家族或國族秘辛的揭露與否都讓敘事者背負倫理難題，修補家族和國族的歷史傷痛也是一場『再造歷史意識』（refigu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過程，經由重新檢視與不斷修正，釋放跨世代的幽魂。」

然而，愛爾蘭文學只能透過跨世代的幽魂呈現嗎？林玉珍認為不然，她提到在劇場或戲劇呈現這段歷史的作品也不少，受到通俗文化的影響，除了嘲諷的寫實風格以外，也有趣味詼諧的場面。例如《槍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1923）故事：有位作家被其他人認為是槍手，他也理所當然自認為是，直到革命起義軍到他面前，遞給他一把真槍，作家卻嚇得半死，還被另一位女性拯救。此類戲劇有趣的一面似乎也沖淡嚴肅的國族主義與傷痛。

林玉珍強調：「雖然時間不斷前進，但歷史會透過回顧與參照，逐漸照亮過去那段黑暗的歲月。」創傷敘事關懷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在這之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個當代的人們，面對、安撫身處其中的過往，藉此獲得安定的勇氣。

採訪撰文／顏正裕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暮氣、黑暗、秘密：糾纏愛爾蘭的歷史冤魂──專訪中山大學林玉珍教授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佑宗運用調查數據、社群媒體等取徑，洞悉當代民主政治的困境與轉機。
攝影／林俊孝

「民主」的政治理想曾經風行全球，甚至被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1952-）視為「歷史的終結」，但目前卻面臨重重困境。它的聲望正在下滑，定義受到挑戰，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民主制度真是人類政治的最終解答嗎？1987年解嚴後逐步自由民主化的臺灣，一路來也不乏類似聲音，質疑民主選舉比起威權統治更沒效率、不公平，甚至「更不民主」。

我們該如何理解全球民主倒退的現象？臺灣民主的未來何去何從？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佑宗運用調查數據、社群媒體、實驗方法等多樣取徑，指出歐美各國陷入民主危機的共通因素，更針對臺灣的地緣政治與歷史脈絡進行精彩剖析，同時點出「媒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洞悉當代民主政治的困境與轉機。

話說回來，「民主」究竟指什麼？中國是民主國家嗎？中國人理解民主的方式，是否和臺灣人截然不同？張佑宗透過大型調查不斷探究兩岸認知差異，推敲臺灣、中國，以及全球民主的未來發展。

全球民主退潮，為什麼？

民主自由，並非理所當然。綜觀全球政治發展，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新生兒，到近半世紀才成為主流。1970年代開始，由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席捲全球，從南歐蔓延至南美、東亞、東歐等區域，包括臺灣在內，許多國家紛紛脫離威權、獨裁、軍政府等形式的高壓統治時期。

然而，踏進網路科技、社群媒體發達的21世紀，人民似乎取得更多發聲權，民主卻逐漸失寵。

張佑宗指出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是歐美國家面臨民主危機的重要跡象。
圖片來源／Unsplash

「2016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當選美國總統，是歐美國家面臨民主危機的重要跡象。不認同現行制度，甚至願意接受強人威權統治，這樣的民意越來越高漲。」張佑宗說，「川普敗選卸任時，他的支持者不服選舉結果、進攻國會，就顯示對國家體制的不信任。」

在歐美，非法移民、工作機會流失、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使人民的不滿情緒水漲船高，催生出「民粹主義」，對民主體制帶來危害。張佑宗解釋：「所謂民粹主義，指的是一群人覺得被國家忽視、邊緣化，自己的聲音不再被尊重，權益也不受體制保障了。所以他們殷切盼望一個克里斯馬型（charismatic；透過個人魅力吸引群眾支持）的領袖登場，起身改變或推翻當前體制。」美國的川普、英國的強森（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1964-），亞洲也出現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Rody” Roa Duterte,1945-）等。

歐美世界因非法移民、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催生「民粹主義」，對民主產生巨大挑戰，衝突隨時一觸即發。
圖片來源／Unsplash

張佑宗指出，由憤懣不滿而生的民粹主義，會製造出一種極端化的社會狀態：「如果我認同一名政客，覺得他和我屬於同一團體，他提出任何主張我都會舉雙手贊成；但如果我不認同這名政客，認為他是敵對群體的一員，不論他說什麼我都反對。」只有黑白，不容許中間意見的存在；只有我們和我們以外的其他人，缺乏有效溝通。這種民粹主義造成的「情感極化」，正是歐美與臺灣民主所面臨的最大警訊。

同溫層X假消息：社群媒體如何斲傷民主

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分配不均，是群眾激情的根源；但在背後推波助瀾，最終促發民粹主義崛起的關鍵，則是「社群媒體」。臉書等網路平臺讓人與人之間得以隨時隨地遠端連結，卻諷刺地造成「同溫層」與「假消息」現象，推升民粹主義與情感極化，對民主造成危害。

「社群媒體」熱絡發展下，加劇「同溫層」、「假消息」現象，也危害到民主價值。
圖片來源／Pexels

同溫層體現在特定政黨、理念的支持者，在Facebook、Instagram等社群上振振有詞的發表言論，然後看到無數按讚與回文，便認定這就是民意，但實際上卻只在自家圈子內轉來轉去，難以跨出同溫層之外，不過也因為一次次首長大選，加劇著社會、種族與世代間的對立。

社群媒體的同溫層現象可能妨礙民主發展，另一個惡名昭彰的是猖獗的「假消息」。張佑宗調查發現，臺灣有九成以上民眾接收過假消息，多數人也都認為假消息應該受到管制。但問題在於，一旦這些假消息牽涉政治立場，人的判斷難以避免地會陷入偏誤。

「政治議題的假消息，比醫療、生活等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更容易取信於人，尤其當政治消息的立場和受眾一致，會變成信者恆信的情況。」張佑宗說，「如果是醫療類的假消息被指出錯誤處，一般大眾會感謝你；但如果是政治類的假消息被糾正，相信的人反而會生氣，罵你多管閒事。」

一則訊息就算錯誤百出，也能成為滋養既有政治立場的肥料。當社會大眾的政治心理陷於信念固著（belief perseverance），張佑宗認為應該優先訴諸媒體自律：「網路平臺業者都應該建立事實審查的機制，發現假消息就要下架或標註修正。目前業者都還沒盡到該有的責任。」

張佑宗認為，政治議題的假消息，比醫療、生活等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更容易取信於人，容易演變成信者恆信的情況。
攝影／W. Xiang

民主即將走到盡頭，或者絕處逢生？

所幸在民主患難時，政治學家反而從中看見轉機。除了剖析民主危機，學界近年也提出相應的積極概念：「民主韌性」。

「歷史向來不是直線發展，而是不斷擺盪的過程，民主也一樣，有時稍微偏往威權化的方向，有時又能擺盪回民主化的正軌。」張佑宗說，「民主制度會不斷受到衝擊，但又能從中習得教訓，往前推升，形成起起伏伏的發展動態。」

民主制度不同於威權體制，透過定期選舉與權力制衡，具有「自我修復」功能。
圖片來源／Pexels

首先，雖然世界各國對民主的質疑增長，支持民主的聲音仍是主流。張佑宗根據調查資料指出，近年臺灣民眾支持自由民主觀念的比例仍持續上升，尤其年輕族群的支持程度更大幅提升，「臺灣社會對民主的支持其實有越來越穩固，還沒出現消退狀況。」

其次，民主制度不同於威權體制，定期選舉與權力制衡，讓民主具備「自我修復」的功能。當執政出現問題，在野黨和人民能透過許多管道檢討、改變、甚至反轉執政黨的作為，這是威權或極權國家所缺乏的自我矯正機制。

特別在臺灣，張佑宗發現「情感極化」不如預想中嚴重：「雖然政治菁英出現明顯的極化，例如一言不合就被退黨；但臺灣民眾似乎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主流意見一向趨中，不會輕易被政治菁英帶往極端。」

「臺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海峽對岸有個中國。」張佑宗解釋，正因如此，民主和威權的體制差異對臺灣人而言可以說歷歷在目。「反觀歐洲國家，很多年輕人根本難以想像什麼叫威權統治。我們多出一個對照的觀點，不論香港或臺灣年輕人，都更能深刻體會自由民主的意義與價值。」

民主發展並非一條直線，而是在歷史動盪中起起伏伏──當社群媒體的同溫層、假新聞現象助長民粹主義與社會分裂，臺灣民眾基於地緣政治與戒嚴歷史的借鑑，仍能對自由民主抱持堅定信念，這是臺灣民主韌性的特殊來源。
研究來源／張佑宗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這個問題有點敏感：中國夠民主嗎？

2021年底，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一句「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為此國際間掀起一片爭論。也浮現一項值得省思的議題：民主該由誰定義？

「民主（希臘語：δημοκρατία）」最早來自於希臘文，被用來形容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城邦中的一種政治制度。當今的民主又該怎麼定義？
圖片來源／Unsplash

張佑宗指出，如自由之家等跨國機構大多委請專家來評鑑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但這和人民評估自己國家的民主程度，兩者間可能存在落差。「如果由專家評鑑，臺灣一定比中國民主，但如果由中國人民來評分呢？」

過去普遍認為歐美國家注重民主的程序與制度面，將民主選舉、允許競爭、投票權等制度形式視為界定民主的要素。「但這也許只是西方傳統對民主的理解。」張佑宗說，「相對而言，東方社會可能更重視實質民主，追求實現一個均富、公平、人民生活美好的社會。」

只不過，張佑宗實際進行調查，發現兩岸人民對民主的理解並沒有明顯差異，不論程序面或實質面皆然。進一步分析來自超過80個大學、4,000多名樣本的中國大學生資料，更發現他們其實知悉自己國家民主程度的實情：「他們自評的民主程度跟俄羅斯差不多，比臺灣和美國低了一階。」

更重要的是，中國學生其實也重視「程序」民主。張佑宗使用列表實驗法（list experiment）發現中國學生對「政黨競爭」真正的同意度超過八成，只是因為民主議題在中國高度敏感，直接詢問僅能得到兩成多的同意度。「在一黨專政的中國，人民內心期望政黨競爭，卻不太敢直接表達。」張佑宗也點出，相對而言，中國學生對「人民直選」的認同程度就沒那麼高。

「列表實驗法」是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用來調查人們對敏感議題的真實想法。受訪者要從既有的問題選項中，提出他所認為「民主必須特徵」的數量，但不必勾選出他認同的確切選項。藉由實驗操弄，有一半受訪者（實驗組）會比另一半的人（對照組）多看到一個敏感選項，如果實驗組提出的選項數量明顯多於對照組，就代表人們其實暗自同意這個選項，例如「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應該允許政黨競爭」、「最高領導人應該由人民直選」等。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先重視競爭，之後才來追求直選，這正與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若合符節：先從政治菁英的競逐，再到20世紀開放全民普選。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想法，隱約與全球民主發展歷史的普遍軌跡遙相呼應。

後記：臺灣民主的未來航向

自由民主化迄今約30年，臺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也通過了民粹主義的挑戰。談到臺灣民主的未來，張佑宗表示樂觀：「時至今日，根據臺灣民眾這些年來在實踐民主過程中累積的信念，很難想像臺灣民主會倒退或崩潰。」如果人民繼續保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意識到同溫層與假消息、民粹主義與情感極化的危險，將更能維繫臺灣民主的未來發展。

張佑宗也正帶領研究團隊打造「臺大動態民意調查平臺」，能跨介面且兼備效率與系統性地蒐集全國資料，時時觀測比對，幫助政治學研究者繼續推進對臺灣民主與政治的瞭解，同時指引著臺灣的民主航向。

圖片來源／Unsplash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

研究來源
張佑宗（2014-2016）。年輕人對民主作何理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16-2019）。網路民意與兩岸政策：以臺灣和中國大陸網絡平臺的大數據分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19-2021）。臺灣社群媒體中的假新聞、同溫層與極化現象：一種人機整合創新的研究途徑。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21-2024）。情感極化、投票抉擇與臺灣的民主危機：以混合模式進行縱貫式的調查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佑宗（2021-2024）。網路輿情與社群媒體實驗室： 創新研究方法與建立動態資料庫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計畫）。

The post 假新聞、民粹主義挑戰全球民主價值！臺大張佑宗洞悉危機與轉機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