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國際政治」，多數人腦中浮現的可能是國家領導人間的握手畫面、戰爭或經濟談判的歷史鏡頭。這些確實都是外交的核心場景，但在21世紀，國際政治的舞臺悄悄多了一條新戰線──非傳統安全。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說道：「傳統安全關注國家存亡與戰爭，非傳統安全則看見更多隱形的威脅。能源、恐怖主義、氣候變遷，都屬於非傳統安全的一部分。」

而「能源」就是其中最關鍵的議題——它不像傳統戰爭般有槍砲聲，卻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能改寫世界秩序。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
拍攝／馬藤萍

「能源」如何撼動國際局勢？

李佳怡舉了幾個我們耳熟能詳卻常被忽略的例子：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Attack on Pearl Harbor），美國由此捲入二戰。這在歷史課本裡是「戰爭的轉捩點」，但真正逼日本孤注一擲的，是一紙「石油禁運」。

進入冷戰後，石油依舊是國際關係的「隱形炸彈」。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赤裸裸地將石油的地緣政治價值擺上檯面。全球油價在數月內暴漲四倍，引發經濟衰退。這一擊，讓各國領導人猛然意識到：能源不是單純的市場商品，更是左右國運的戰略武器。

1973年，OPEC阿拉伯產油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大幅抬價，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看似遙遠的國際角力，卻快速影響到美國普通家庭：油價飛漲、政府實施汽油配給，出門加油還得看車牌號碼，社會一度陷入恐慌與混亂。圖中父子舉牌警告竊油者，正是當時緊張氛圍的縮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

「然而，能源政治並非歷史教科書上的故事。」李佳怡指出，它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生活的世界。從俄羅斯利用天然氣供應作為對歐洲的政治槓桿，到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建油氣管道來降低「馬六甲困境」的風險，一條管線、一紙協議，都可能改變國際局勢的走向。

過去一百年，石油幾乎是能源舞臺上的「王者」。但今天，隨著再生能源與核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得能源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各國的能源政策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深受國內政治影響。

「比如，左派政府與選民更傾向支持再生能源，右派則傾向維持低成本的傳統能源。」李佳怡更進一步發現，當政府本身傾向左派時，即使是右派選民也會受到政策氛圍影響而支持再生能源，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效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選擇什麼能源，不單是經濟計算，更是表態它的價值觀與未來想像。

但她也提醒，石油的時代並沒有結束。即便全球高喊減碳、能源轉型，石油在軍事和重工業領域依舊無可取代。「美軍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石油消耗者。短期內，石油的重要性不會被取代，至少未來十到二十年仍是如此。」

這意味著，人類正站在一個矛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追求減碳，但另一方面仍受制於化石燃料脆弱的供應鏈。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這兩股力量同時推進，把我們捲進一個不確定卻關鍵的時代。

領導人與石油開採的速度遊戲

能源政治並不僅僅在國際舞臺上演。許多決定世界能源市場波動的關鍵，往往出現在產油國內部的政治算盤裡。

李佳怡發現，石油由誰開採、開採多少、開採多快，本身就是一場政治遊戲。對領導人而言，一口油井既是提款機，也是權力維繫的保險箱。

她說道：「石油收入與稅收不同，通常不需經過國會批准或公開程序，而是像領導人的『私房錢』。這筆錢可以拿來強化軍備、壓制反對派，也能轉化成補貼基礎建設，提升支持度。」

「若一位領導人自認任期有限、政權岌岌可危，他可能傾向『速採速用』，在短期內榨取最多利益。相反地，如果一位領導人有長期執政的信心，則可能選擇『緩採慢挖』，保留資源作為未來的籌碼。」李佳怡解釋道。

非洲的奈及利亞就是典型例子。這個非洲最大產油國的地下蘊藏量驚人，但石油開採速度卻常常忽快忽慢。當政府財政吃緊或面臨國際制裁時，領導人往往急於加速出口，以換取外匯和即時的政治資本。反之，在石油價格高漲、外援充足的時期，領導人又會選擇放緩腳步，替未知的未來存下一筆政治儲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自1999年上任以來，長期倚賴石油收入維繫統治，當國內反對聲浪高漲時，他便透過擴大石油開採與補貼，來鞏固軍隊與支持者的忠誠。石油在這裡不僅是能源，更是政權的「生存燃料」。

1999年查維茲就任委內瑞拉總統後，透過加強對國營石油公司（PDVSA）的控制，將石油收益轉化為社會政策資金，用於識字教育、糧食與住房補貼等措施，因而在基層民眾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圖片來源／Wikipedia

此外，外部勢力的介入也會左右開採節奏。李佳怡指出，當外國企業或政府深度參與一國石油部門時，領導人更容易獲得庇護，成為所謂的「石油朋友」（Petro-friends）。這種關係並不只是經濟合作，更是一種帶有庇護色彩的同盟。為了確保能源利益，外國甚至可能出手相助，例如法國曾在1990年出兵加彭共和國，就是一個與當地石油利益緊密相關的例子。

但李佳怡也表示，這種「石油友誼」的代價十分高昂。它讓領導人更敢於依賴石油維繫權力，同時也讓外國勢力得以深深嵌入一國內政。石油因此成了政權生死與國際角力之間的共同紐帶。

當能源設施成為恐怖攻擊目標

能源政治的變數不僅來自國家與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的權力角逐，還有一股常被忽略的力量，也在逐漸加劇能源外交的複雜性——恐怖主義。

近年來，能源設施也成為了恐怖分子的攻擊目標。從2019年對沙烏地阿拉伯重要油廠的無人機攻擊，導致全球油價瞬間飆升，到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頻傳外資人員綁架與油井破壞，能源設施早已成為非國家行為者的「戰場」。這類攻擊的影響不僅僅是地方性破壞，還會透過國際油價與供應鏈造成跨國經濟與政治震盪。

2019年9月，葉門胡塞武裝以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布蓋格與胡賴斯（Abqaiq–Khurais attack）兩處主要石油設施，造成全球約5%的石油供應一度中斷，國際油價隨即飆升。這不僅源於兩國的長期戰爭，葉門也意在對美國及其盟友展示威懾力，致使衝擊波擴散全球。
影片來源／BBC News

李佳怡解釋道，恐怖組織之所以鎖定能源，主要有三項考量：

1. 籌資：透過綁架能源公司的外籍員工、威脅攻擊油管或偷竊石油，從而快速獲得資金。
2. 政治訊號：有些恐怖組織本來就是因為反對外國石油公司進駐、反對資源掠奪而誕生，他們藉由攻擊這些設施表達抗議。
3. 系統性傷害：能源設施往往牽動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與軍事運作直接相關，一旦遭到破壞，就能對政府或國家安全造成巨大衝擊。

例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升溫後，支持哈瑪斯或反西方的武裝團體有時會擴大攻擊目標至紅海及阿拉伯海的石油運輸路線。但凡位處要道的油輪、商船因此成為具戰略價值的目標，任何對運輸中斷的成功攻擊都會立刻反映在國際油價與商業保險費用上。

此外，某些反國外勢力的團體，也往往將攻擊外資能源設施視為對抗「外部干預」或「資源掠奪」的手段。李佳怡說道：「由於西方國家與大型能源公司的海外設施，雖有軍方或私安保的保護，但許多民營運輸與工程節點仍相對脆弱。不少散布於廣大海域或偏遠地區的油輪與外派工地，對恐怖分子而言常是更可行的攻擊目標與籌碼。」

李佳怡強調，能源是恐怖攻擊中「最重要的非人類目標」，其經濟損失往往遠高於其他基礎設施。這也意味著，在能源政治的博弈中，不能只看供需與價格，還必須納入安全風險管理。

拍攝／馬藤萍

從能源切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國際政治一部分，更是背後複雜的權力競逐。

訪談最後，李佳怡感概：「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既得以見證新能源的崛起與轉型推進，卻也不得不面對戰爭與恐怖主義的陰影。正因如此，理解能源政治，等於理解了國際政治的運行邏輯。」

未來十年，中美兩極的集團化趨勢恐怕更加明顯：美國憑藉能源自主，強化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結盟。中國則結合俄羅斯、伊朗與非洲夥伴，打造屬於自己的能源外交版圖。能源不只是經濟資源，更是陣營劃分、影響外交走向的核心槓桿。

反觀臺灣，能源既是生存課題，更是國安戰略的核心。臺灣高度依賴進口，天然氣與再生能源比重逐年上升，讓離岸風電、天然氣接收站成為敏感設施，也讓我們的能源政策與外交議題緊密相關。因此，理解國際能源政治，是臺灣在制定戰略與參與國際時不可或缺的能力。

採訪撰稿／許文薰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佳怡（2022）。影響石油開採速度的政治因素—國家領導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李佳怡（2020）。再生能源的政治與外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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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宣布脫離英國是在1776年7月4日，1783年英美簽定和平條約，美國才正式獨立，清末民初19世紀時，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也不過剛好一百年。1870年美國人開始到中國做生意，相較於歐洲國家，美國相對「年輕」，當時的美國能夠算是「列強」嗎？它是以何種姿態進入中國市場？對中國的政經發展，影響都是負面的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翎君告訴我們，並非如此。她強調：「彼時正在崛起的美國，國際地位與今天大不相同，美國也意識到自己並非強權之國，所以對清朝政權配合度極高，其後到民國初期，不論是民間或官方，都多有接觸，且在各方面都企圖將民主自由價值觀推廣到中國，促成中國更快速地加入國際化的軌道之中。」

吳翎君從經濟、工業和政治等不同方面的角度，釐清19世紀的中美兩國互濟互助的特殊關係，並完成著作《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美國發展亞洲市場和中國自強事業的相遇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啟動了國家大重建，也開始有餘力向外發展。」吳翎君舉例說：「像是創立於1824年專營茶葉、絲和鴉片的旗昌洋行，與中國廣州的富商伍秉鑑合夥，在中國市場大發利市。並在1861年另行挹注、成立了旗昌輪船公司，是美國資本在華設立的第一家輪船公司，很快就雄霸中國長江水域，獲取了巨大利益。」

但當時的美國並非僅為了自身利益，吳翎君提到從1870年代那十多年，中國和美國洋行有多次的合作紀錄：1877年李鴻章成立的輪船招商局盤購了旗昌輪船公司，使得該局勢力大振，晉升為中國內河和沿海最大規模的輪船公司；以及1884-1885的清法越南戰爭期間，李鴻章為了應變海防危急，與旗昌洋行訂立密約，將招商局所有船隻轉讓給旗昌洋行，改掛美國國旗，避免被戰事波及，戰爭結束後，船隊再歸還中方。

1880年位於廣州的旗昌洋行總部。
圖片來源／wiki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中美雙方有著特殊的信賴基礎。衰敗帝國的清朝，對歐洲列強是很有戒心的，但對被視為次等邊緣國家的美國，則是互濟互助的關係，所以進行了一樁巧妙的、從國家層級降為私人企業合約的國家輪船交易。」

吳翎君解析：「清廷、北洋到民國政府等不同政權，都企圖與美國人互相利用和合作，拯救中國還在發展的自強事業，或是化解中國政府面對的各種國際危機；同時，方從分裂戰爭裡復甦的美國，亦想透過參與中國事務，證明美國作為新興國家的實力，並獲取更多權益，同時適應、遵守歐洲列強所制定國際法秩序的考驗。」

中國替美國造船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後續戰爭的擴大，使得美國太平洋海運船舶嚴重短缺，1915年航行於太平洋線的美籍船舶甚至幾乎停擺。在中國，不論民間或政府，都敏銳察覺到歐洲大戰爆發後西洋航運的銳減，中國可以利用此機會振興中國航運。但是組織商輪需有龐大資金，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艱難，無力經營。

1917年美國輪船公司偕同財閥，開始接觸北京政府，試圖談判重組整頓上海江南造船所的合作案，同時，江南造船所所長劉冠南與總工程師毛根（Robert Buchanan Mauchan，1868-1936）也熱切誠意的自薦，樂意承造美國輪船。

雖然在談判過程中同為協約國的英國、日本相繼反對，認為破壞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但中美雙方──江南造船所和美國船政局──仍於1918年簽訂合同，吳翎君指出：「美國政府等於扮演居中角色，讓中美企業做為雙邊合作的主人，這份合同不但展現中美邦交友誼，中國也通過這件事，展現中國試圖發揮參戰國一員的作用。」

合同內容議定造船材料由美國造船局協助購買，每艘輪船的材料到齊上海後，六個月完工1艘1萬噸的船舶，總計4艘，並且日後得以增加至12艘，合作規模不小，條款內容對中方也有利，不但材料成本降低、售價也略高於日本，甚至美方考慮江南造船所籌募資金困難，付款方式也多所通融，是民國初年美國協助中國實業的少數成功案例。

到1920-1921年間，4艘大型輪船依序完工交貨，其中第一艘「官府號」更是中國第一艘萬噸輪船。吳翎君說：「這份合作案在當時引起中外媒體的關注，畢竟美國如此海權大國，竟然尋求中國建造合乎他們需求的大船，江南造船所也藉此大事炫耀，一時舉國歡騰。」

儘管北洋政府時代軍閥內戰不斷，吳翎君指出，民初的實業建設也在一批交通部技術官僚的領導下奠立基礎，中國政府確實積極接洽對華友善的美國尋求合作機會，可看到一種多元交錯的關係網，通過中國官方和民間力量各層次的努力，拓展了中國民族輪船工業的發展。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美國助力

以工商立國的美國對開發中國市場，一直抱有美好的想像，雖然在1920年以前對華貿易總量不大，但在一些企業投資項目上，如煤油、航運、菸草、零件進口等，甚至有壟斷中國市場的能力。而工程師、企業與技術等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是極大的，比如新興工業技術、工程知識、工廠科學管理、工業標準化、公共工程、商品品管和城市衛生等，都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然而美國並沒有抱持殖民侵略的態度進入中國市場，反倒與中國政府也有實業上的合作。

吳翎君以1919年在中美政府支持下成立的「中美工程師協會」為例，在鐵路和水利兩大公共工程議題上多有知識和技術交流，比如該協會協力整頓清末以來，中國鐵路的路權因為被不同國家銀行、財團所掌握，鐵路規格和貨運計算標準不一致的問題。以及，協會將西方水利技術與經驗轉移到黃河、淮河水患問題嚴重的中國，著重於引進防災工程、實務操作的方法，解決工程挑戰和困難。

1876年由英國商人籌資、未經批准下建造連接上海至吳淞的鐵路，圖為通車當天場景，攝於今閘北區塘沽路與河南路處。
圖片來源／wiki

而1921年成立跨國非政府組織「中國華洋義賑會」，則關注於國際協力賑災，以更加科學化和專業化的中外合作，統籌財力、人力和物力，建立更有效的全國賑災網絡和急難救助。吳翎君說：「兩會有資訊互流，顯見美國人對中國事務並不僅限於利益考量，也有人道本位的關懷，希望協助中國更為進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吳翎君爬梳資料探究發現1920年代後，中美工程師協會、美國商會和中國新式資本家透過組織運作，在中國現代化技術、生產質量提升、科學化管理和城市公共文明等方面相互推進，形成複雜交織的關係網。

「中美工程師協會可說是連結中國與國際工程知識的橋樑，尤其1930-1935年間，協會幹部由任職於交通部鐵路司、經濟資源委員會、黃浦江水利局、華洋義賑會等會員分任，也可見得南京中央政府與協會會員的密切關係。」

到了1930年代，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專業功能愈發完整，並參與國際活動，又有以國家為單位的組織如萬國工程會議成立，在國族主義的影響下，中國本土工程師的自我認同愈發強烈。吳翎君接續說道：「中美工程師協會並不紅眼，反倒樂見其成，原本就想大力協助中國培養自己工程團隊的他們，也就自然功成身退。我想，此協會在參與建設中國藍圖的同時，也展現了一種世界主義對人類共同進步的追求高度與寬闊胸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經變為世界霸權國家和強大經濟體，一舉一動都會左右全球情勢。美國亞洲協會早期無庸置疑是商人利益團體，但一戰後的1920年代卻逐漸轉型為不具商業色彩的文化團體，以亞洲為跨國共同體的理想，期待以國際主義取代狹隘的民族主義。

《中美商約》與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

1946年11月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南京簽訂《中美商約》。（左：王世杰；右：司徒雷登。）
圖片來源／wiki

中美關係在1946年簽訂《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進入另一階段。由於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視中華民國的對外合約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拒絕接受，更直指《中美商約》為「最可恥的賣國條約」，因此該條約在中國大陸從未施行。

不過吳翎君嚴肅地說：「談判過程中，美方毋庸置疑居於支配、主導地位，然而中方談判人士如李幹、條約司司長王化成等人對美國聯邦法律和國際法有深入研究，積極爭取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條文，如商約的第15條，建立在國際自由貿易的對等性原則，並無針對國內壟斷企業或國營企業有任何約束，在相當程度上符合政府動員國家力量實施計劃經濟的需求。還有外交部在交涉過程中堅持刪除『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的文字，知識產權和專利問題上，美方持續對中國讓利，也頗有妥協之處。」

吳翎君認為《中美商約》可視為美國想要讓中國對世界開放、成為全球性市場的一次總體性嘗試，當然由結果論來說是失敗的。「在當時，這個商約被共產黨痛罵為賣國條款，而國民黨政府方面的想法是想要發展國營企業，也不願意真的配合。從現今的角度來看，《中美商約》可能帶來的巨大進步，卻被時代環境抹煞掉，殊為可惜。也因此，我以未竟的中國夢來形容美國人對中國市場、自由民主進步的挫敗。」

在中美關係、乃至臺美關係上，吳翎君認為我們都需要拉長時間去審視，還原關係史上共有的旅程，仔細地理解背後的各種成因，事情必須放在大時代的脈絡裡，長遠地去思維、認識，不要因為一時的事件被情緒化左右，喪失了心智清明的判斷。

吳翎君強調中美關係並非長久不變的，要從宏觀的角度審視雙方的作為與態度。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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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教授多年來深研於國際情勢，尤其是美國歷任總統對臺灣的政策與態度演變。
攝影／陳怡瑄

林正義指出，美國從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46-）、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1946-）、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1961-）到川普（Donald John Trump，1946-）政府，各有其時代背景以及政策方針，政治並不只是國家內部的事，更攸關於國際局勢，在全球化環境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猶如千絲萬縷，任何一方面的變動，都可能造成蝴蝶效應。

1958年金門823砲戰時，臺灣與美國的關係，無疑仍非常密切。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些外交與政治上的挫折，使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新的外交突破。

「80年代末開始，中華民國的國際角色因內部民主化而有所變化，之前是被忽略的，連要角都稱不上，但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後，中華民國轉為主動角色，積極爭取走進國際參與的可能，包括1995年李登輝訪美演講，引發了後續效應，如臺海飛彈危機以及同年12月、次年3月美國派軍艦和航空母艦協巡臺海周邊。」

林正義強調，此時柯林頓政府意識到臺灣的戰略位置不可輕忽，開始調整美國各部門的對臺政策，同時強調兩岸的任何協議都必須有臺灣人民的同意，此為1979年中美斷交後的一個重大的轉變。而林正義的臺美研究，專注於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的政治動作，當時臺灣的領導人為首度政黨輪替的陳水扁，以及第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林正義藉此回溯、反思當時臺灣民主化的大跨步，以及美國政府因應臺灣或東亞新局勢所做出的調整。

政黨輪替、公投──臺灣民主化的高歌猛進與美國應對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勝選為新一任臺灣總統，同年美國總統則是小布希勝選，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小布希的態度支持臺灣，如軍售潛艦、紀德級驅逐艦、P3反潛機等大型武器，但911恐怖攻擊後，小布希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

林正義說：「911之後，全球反恐是小布希政府更為重視的要務，因此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成為不得不的外交轉變。與此同時，臺灣正處於民主化的高峰，如通過公投法、首度舉辦全國性公投等政治活動，但美國政府此時既不支持也不鼓勵，保持曖昧模糊的態度。換言之，保留詮釋權的機動、靈活是小布希政府應對臺海情勢的主要姿態。」

2004年3月20日臺灣首度舉行全國性公投，4年後舉行的公投加入有關於聯合國的議題，引起國際注目。圖為2007年始，在臺灣廣為出現的相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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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義進一步舉例，當時包含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Richard Boucher）於2003年12月1日表示：「美國反對任何改變現狀或獨立的公投」。2003年12月9日，小布希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面前，表達：「臺灣領導人陳水扁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採取的一些行動，表示他可能有意片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我們對此表示反對」。不過12月10日，白宮發言人麥克里蘭（Scott McClellan）解釋，小布希談話是對兩岸，而非單方面針對臺灣，傳達美國所堅持的原則，即北京不能使用武力，臺灣不能片面走向獨立。

2004年4月21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在《臺灣關係法》二十五週年的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廣泛的對臺政策報告，指出：「在臺灣深化民主之際，如果我們覺得這些努力可能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有不利影響，或可能傷及臺灣本身的安全，我們不得不明說，關於臺灣考慮修憲問題，美國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臺灣目前討論的修憲手段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我們不表明自己的期待或對這些支持限度含糊其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針對短短時間內美國重大的幾次發言，林正義微笑說：「這些發言，顯然都是美國要掌握臺海情勢主動詮釋權的表現。」尤其是臺灣在2003年11月通過公投法，2004年3月20日「強化國防」、「對等談判」公投，以及2008年3月22日同樣綁總統大選的「入聯」、「反聯」公投，儘管公投題目內容相對溫和，在美國政府不支持之下，臺灣的民主化確實又自己前進了一大步。

2003年至2008年間，美國小布希總統、中華民國陳水扁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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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布希來說，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才是美國政府的重點所在，所以會造成緊張關係、改變臺海現狀的舉措，意味著將牽動他的全球戰略，這不是美方能夠接受的。」林正義進一步說明：「小布希政府延續對臺灣公投的疑慮，對臺灣2006年的憲政改造及公投新憲，都顯示了不安與不確定感。而柯立金對臺灣修憲的保留立場，是美國官方首度公開、直接提出有限度支持臺灣民主的走向，意味美國推動全球民主的適用性是有侷限的，且是雙重標準的，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考量。甚至可以這麼說，美國必要時可能因顧及亞太或臺海和平，而會壓制臺灣民主的進展。」由於美國對臺灣新憲或制憲的不安，陳水扁也特別改變說法，以重建憲政秩序取代新憲，想要安美方的心。

林正義認為，「入聯公投」被定義為接近美方底線的邊緣，而不是直接踩在線上，尚未跨越美國政府的容忍範圍。儘管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全心衝刺2008年的奧運，北京無意因臺灣「入聯公投」而破壞奧運大局。不過，美國並不認同臺灣企圖加入聯合國的嘗試，但也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臺灣。隨著2008年臺灣總統選舉的二次政黨輪替，臺、美、中關係也就再次出現結構性的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轉移

2008年到2016年，馬英九總統連任第12、13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段期間，臺北與北京進入兩岸談判的高峰期，兩岸總共有23項協議，其中有21項已實際生效。

林正義說：「生效的協議僅止於功能性，如航空、郵政、食品、打擊犯罪、經濟合作方面等等，換句話說，此時的協議雖然頻繁，卻沒有涉及政治性與主權，尤其馬英九第一任期間，兩岸合作最為密切，甚至中方可以直接與臺灣地方政府直接協商。」這些協議能夠簽署是因為馬政府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同時，美國政府對馬英九與習近平在2015年11月舉行新加坡高峰會的經過與內容，保持高度的關切。

這段時間的美國歐巴馬政府政策重心是全球氣候變遷，林正義指出，歐巴馬希望有更多全球合作，而不是對立。因此歐巴馬總統8年在位期間，每一年都刪減國防預算，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也是比較和緩的，從任內一百多個對話協商管道，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此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強勢崛起，不但在南海「填海造陸」，建設可供飛機起降的人工島礁，又與日本、菲律賓等國發生領土主權爭端。美國政府也逐漸將關注地區，由中東轉向亞太，即所謂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

林正義表示，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主要著眼於在結束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對外戰略優先部署地區的轉向問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因為南海爭議、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北京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導致關係逐漸緊張，然而美國卻沒有站在強烈支持菲律賓與日本的立場的同一邊，反而像是鼓勵和平解決的旁觀者。因此，日本安倍政府為防止兩岸在釣魚台共同抗日，2013年4月決定與臺灣簽署漁業協議，擴大臺灣漁民作業的漁區，美國政府也對此公開支持。

東南亞周邊國家對南海的海權聲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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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前往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訪問次數，超過小布希政府的兩位國務卿，除了意味美國在結束伊拉克戰爭之後，將戰略重點置於亞洲外，2011年11月，歐巴馬第三度訪問東亞，在印尼巴厘島東亞高峰會上提出「東南亞海事夥伴關係倡議」，試圖和平解決南海問題。2012年4月中國和菲律賓發生黃岩島海上對峙，2013年美國支持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但對中國擴大建設人工島礁，卻沒有採取遏制的政策。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在南海的角力，除涉及到臺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家之外，同時中美雙方積極爭取東協其他國家的支持。」林正義說：「因此臺灣在中美之間便出現了彈性的外交空間，這段期間北京積極爭取臺灣的支持，務求臺灣不會站在美國那一邊，甚至要臺灣對美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表達不滿，同時形塑出臺海兩岸在南海共同合作的印象，想牽制美國。」

實際上國際政治關係的複雜程度，從來不可能完全符合單一方的期待或需求。當時的馬英九政府提出《南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立場，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爭端。

但美、中因南海緊張，因此兩岸基本上難以在環太平島的敏感海域進行聯合勘探，同樣的，美方對臺海兩岸在南海的任何合作也有疑慮，亦對南沙太平島興修碼頭持保留意見。美國基於美臺安全的合作、美國與東協關係的強化，不希望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的進一步動作。

2008年至2016年間，美國歐巴馬總統、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年起）。
圖片來源／wiki

「所以，最後臺海兩岸在南海的合作，僅有學術研究，即使能源合作也沒有具體的成果。」林正義分析說：「無論是小布希或歐巴馬政府，他們都因為美國的自身利益，調整對臺政策，包含後來的川普、拜登也都是如此，國際情勢是瞬息萬變的。」

政治並不遙遠，也並非只屬於政府或官僚的事，政治就在我們身邊，而且每天都有變化，會具體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比如烏俄戰爭，我們何嘗想過和平的歐洲會發生這麼恐怖毀滅的事？而且因為烏俄戰爭牽動的政治情勢、經濟變化，又是多種原物料的出口國，也就劇烈影響了物價。換句話說，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最後也提到，臺灣歷任領導者及其政府都有所取捨，在大國強權的縫隙下，找出自己的機會，把握主動權，藉此改變臺灣的地位，都是不容易的事。

「國際關係是真實地在我們身邊活躍著，一點都不是無關緊要的遠方之事。」林正義強調。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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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瞭解金、馬邊界民眾的糾結與矛盾，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

你是否曾感到好奇？金門、馬祖（後稱金、馬）作為中華民國（臺灣）的最前緣，時刻與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視，邊界的人民如何在國境、異地的夾縫中過活？又是怎麼面對國際局勢巨變而做出改變？想瞭解這些秘密，就得走進臺大地理系徐進鈺教授的研究裡頭。

「大海怎麼會有界線？」這是1950年代生活在金門、馬祖民眾心中的疑問。伴隨冷戰爆發，在美國與蘇聯對抗下，兩大集團展開一連串外交對峙，而遠在亞洲的小島，成為捍衛中華民國體制最前線，原本暢行無阻的港灣、航線瞬間關閉；一道從中央送來的政令，打破福建、廈門與金、馬各島嶼，已維繫數百年的關係，拉起一層層封鎖線，兩國邊界就此形成。

邊界所引發的「矛盾大對決」

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於金門大戰方酣，而臺灣才剛結束日本統治，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歡欣鼓舞地期盼著新政權的到來。但隨著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退，金門、馬祖等各嶼卻徬徨地進入「軍管時期」。

金門距離中國管轄的角嶼僅1.8公里離臺灣有210公里；馬祖距中國最近點約9.25公里，離臺灣則有211公里。有人說國共兩軍作戰下，只有子彈和鳥才飛得過去，從那時起，對於退守金馬的外省老兵來說，大海變成了兩半。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20世紀中葉，全球各地戰事如火如荼，其中，最著名莫過於南、北韓，居民可能早晨踏出門外，才發現政治上已風雲變色，原本富足的黃土大地，被灰色鐵網一分為二，對面原先蔥鬱的林子，不再是家園，而成為危機四伏的敵營。

「不過，金、馬與冷戰下其他國家所產生的邊界，卻有本質上不同，除了是與統治中心在『地理距離』上相當疏離外，更大一部分來自於『文化』的隔閡。」徐進鈺分析說。

由於臺灣島在經歷50年日本統治後，在語言、生活甚至是對歷史的解讀，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但對金、馬人民而言，原先相鄰對望的親友，卻轉眼成為敵人，反而遠在數千海哩之外，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臺灣島人，卻要成為戰友，那種矛盾可想而知。

金門歷經明朝、清朝乃至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而臺灣自清朝後，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後到中華民國統治，兩地於歷史、文化上存在歧異。
企劃腳本／莊貿捷  美術設計／林柏希

隨後戰事陷入膠著，金、馬兩地於1956年被中央劃定為「戰地政務區」，實施嚴格軍事監管，當地居民被納入軍法審判名單外，還要實施宵禁，從錢幣、船隻、電話筒，到一顆電燈泡的使用，都有嚴格管制。

「以前我們，不能去金門、馬祖，」徐進鈺回憶說，除非當兵，臺灣島內人民是不被允許到金馬，這是一種「雙重邊界」，對外敵對的邊界，同時又跟臺灣島劃開，形成「前線」與「後方」的概念。

邊界的魔力！利用「他者化」打造一個國家

過去許多研究以文化、傳播媒體甚至是政治體制，來描繪國家的形成。徐進鈺點出：「很少學者從地理上『邊界』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的關係。」其實邊界化（bordering）的概念，是阻礙、加速和篩選，區隔出對他國的想像，也造就了「我群主體（我是誰？）」的認識，然後凝聚「民族」的誕生。

金、馬邊界上各式標語、政治宣傳皆強迫人民分別，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些都加速推進著「他者化 （othering）」。
攝影／李瑪莉

人們或許沒注意到，金、馬邊界上，無數低矮白牆、灰褐色的海堤上，被烙印上各種鮮紅「標語」，如：還我河山；共匪不滅，軍人之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反攻大陸等標語、政治宣傳，就像是種召喚，不斷提醒人們「我們是誰」。邊界不只地圖上的一條線，實際上對居民間產生一種秩序，被迫分辨，我們是誰、誰是敵人，這便是一種他者化 （othering）現象。

既然邊界可以凝聚民族，那當然也會破壞地域中的人際關係。徐進鈺指出，當中央劃定好邊界，原本地域的親戚、朋友甚至婚姻，便跟著瞬間抹滅。以阿富汗為例，原先邊界上人們來來往往，但在國與國關係緊張後，便被迫分辨「你是哪裡人」，國家、民族意識隨後跟著誕生。

邊界上各國中央政府為了杜絕人們間來往、捍衛主權，利用各種口號、政策甚至是動用監視，形塑著邊界的內、外差異。但人們的日常是隨性的，無法從根本斷絕人與人的互動，於是衍生出各種「矛盾」現象。

邊界上的矛盾：敵人、親人和生意人，成為推動兩岸小三通的契機

從金門搭船到廈門僅需短短30分鐘，甚至坐在金門海岸線，就可以遠眺五光十色、高樓聳立的廈門。
攝影／李瑪莉

這樣的矛盾可從金、馬居民身上，觀測一二。隨著兩岸局勢和緩，邊界上的氛圍有了轉變，過去居民倚靠「軍隊經濟」所衍生的生活模式為之改變，為「討生活」，只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西一帶展開小額貿易（走私貿易）。

邊界上的居民一方面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為填飽肚子，轉而用「商戰」和對岸交流，起先偷偷摸摸，但隨著兩岸穩定交流，政治人物們的視野逐漸落在對兩岸人民都有利的政策上，開始透過「金、馬」作為彼此的對話窗口，促成後來2001年「小三通」的推行。

參與研究計畫的彰化師大地理系助理教授朱凌毅回憶：「只要打個電話就有人把東西送到指定的岸，再走到旁邊去跟他（走私者）接應，就像叫外送一樣，」但對離島居民而言，這些為了討生活的行為，卻可能涉及走私罪。

「過去所認定的『邊陲』，繼『小三通』成功，加速著國家級政策『大三通』的推進。其實這些突破和改變，都發生於生活。」徐進鈺振奮地說。

誰能想到這些國家級別的政策，皆源於那些「日常偷渡行為」，顛覆過去由中央一個口令、動作，然後改變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的模式。在這裡，「邊界」反而成為那顆，改變全國政策的關鍵齒輪。

邊界不僅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是民眾心中的一把尺

「實際上，邊界從來沒有消失過，它只是不斷被畫了又重畫，且影響著世界的運作，」徐進鈺細細解釋道，政治學者們形容邊界，是在流動的沙上劃定的線，具有不斷改變的特質。或許人們可能以為隨著柏林圍牆倒下，民主、共產所形成的冷戰邊界就會隨之消失，但事實上並不是。

邊界透過各種作用，已經存在民眾心中，它不僅是劃分國與國的界線外，更是一把衡量生活、家庭，以及認同的一把尺。
攝影／李瑪莉

當邊界兩邊的人民，開始因為種種原因，而有了不同生活習慣、語言，甚至形成宗教、文化，邊界便早就已存在於人們心中，「當人民心有所屬（我屬於哪一個民族、國家？），就算高牆再高，也不過是一種物理高度，人們還是會想方設法翻過去，美墨邊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徐進鈺點出核心問題說。

近年政治氛圍改變，金、馬與中國間的關係，經常受到關注。其中有個問題牽動著無數人們，就是「經濟整合」是否會有可能推動「政治整合」？

「經濟、交流不必然導致認同上的混淆，」徐進鈺進一步解釋，臺灣與對岸已開放20多年，但近來各種現象都可看出，彼此心理、認知的距離反而越來越遠。顯示儘管金、馬，乃至臺灣本島與對岸廈門、福建等各城市交流頻繁，但人們穿梭邊界的過程中，反而更認識到彼此的差異，以及瞭解到，哪一種生活模式符合自己理想中的樣子，導致「他者化」現象反而越來越清晰。歷史已遠，未來將屆，人們將如何邁向下一步呢？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W. Xiang、林俊孝、李瑪莉

研究來源
徐進鈺（2017）。再邊界化與再領域化下的兩岸關係：金門、馬祖與海西的邊界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Ling-I Chu & Jinn-Yuh Hsu (2021) Accidental Border: Kinma Island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Geopolitics, DOI: 10.1080/14650045.2021.19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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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本小說不只是虛構故事，更像一顆透視現實的水晶球。
攝影／黃國彰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廖培真的研究室，到處堆滿一落一落的原文小說。從弱勢跨國移工，強迫勞動與性販運，到兩次世界大戰、911恐怖攻擊以及西班牙流感，廖培真的文學研究始終緊扣現實，關注世界各地的人類苦難處境。對她而言，小說絕不只是天馬行空的虛構故事；有時候，小說更像一顆能透視現實的水晶球。

翻開廖培真過去研究計畫，你會赫然發現，2021年全球目前為止的兩大焦點新聞，竟早已被命中：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各國，造成數百萬死亡人口，確診人數超過兩億；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隨即攻陷首都喀布爾，引發大批逃難潮。

「全球疫情」與「911後的美國」，正是廖培真近五年來投入的研究主題。她從「記憶」、「印象」切入觀察，文學作品如何介入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為什麼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早已被遺忘，於同年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一向備受討論？911恐怖攻擊事件，如何一瞬間撼動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又如何成為美國政府展開反恐戰爭並駐軍阿富汗的理由？以及小說家如何以筆拆穿權勢者，刻意經營的浮淺印象，直視現實的繁複、記憶的困難與必要？

陰錯陽差的預言：兩個世紀的全球疫情

1918年流感大流行（1918 flu pandemic），又稱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大約造成全球1741萬至1億人死亡，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之一，但重視程度卻遠低於一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18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全球爆發西班牙流感，各地大量人口染疫，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超越一戰。然而兩相比較，這場流感疫情卻從未受到人們的對等重視。

整整一百年後的2018年，廖培真讀著相關消息，忽然意識到，所有人都聽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罕有人記得西班牙流感的歷史。「如果一樁事件的重要性在死傷人數多寡，這場疫情應該比戰爭更值得被書寫與記憶才對。」她決定著手分析兩者衍生的小說文本，探問人類如何選擇性地記憶、遺忘一段過去。

這時候，誰也沒想到，被淡忘的歷史即將捲土重來──隔年底，Covid-19疫情出現在中國武漢，緊接著席捲全球，急遽改變人類的日常。

「這當然不能說是預言。」廖培真調整了一下口罩，繼續說道：「疫情對人類而言，從來都不是新事物。我們只是見證了歷史如何一再重演。」

廖培真表示，疫情對人類而言，從來都不是新事物。我們只是見證了歷史如何一再重演。
攝影／黃國彰 

記憶的弔詭，遺忘的機制：戰爭 vs 疫情

奪走大量性命的西班牙流感疫情，怎麼會不知不覺消失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中？廖培真從三個原因解釋。

首先是政治因素。戰爭當頭，就算疫情爆發，國家通常也不願公開資訊，而選擇掩蓋真相，「西班牙流感之所以這樣命名，其實是因為西班牙是一戰中立國，媒體能自由報導，才讓這場疫情得以見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煙硝瀰漫中，西班牙流感因為不利於政治動員；重創人類科學自信；比起鮮明慘烈的戰爭場面，更難以提煉出文學性等因素，遭到世人的忽略與遺忘。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戰後是國家百廢待舉之時，對政府來說，與其去應對另一波噩耗，不如先讓全體人民共同沉浸在重建國家的樂觀主義中。「今天依然能看到，國家寧可投注巨額資金在國防軍備上，而不願增進公共衛生。」尤其在20世紀初，戰爭遠比疫情要更有動員的號召力。

其次，這場疫情的結束，不是因為疫苗，更不是因為解藥，而是在忽然間銷聲匿跡。「是流感饒了人類一命。」廖培真說。西班牙流感重創了人類在醫學與科學上的自信，更讓人們不願、也不知該如何去書寫與記憶。

最後，對文學創作者而言，相較於轟轟烈烈的戰爭場面，流感病程與症狀，未免太過尋常。一戰結束後，戰爭小說如雨後春筍冒出，但這場百年大疫結束後，卻過了十多年，才陸續出現回憶錄形式的流感小說。

「裡面寫的，是人如何面對自身的症狀、病痛，以至親人朋友的逝去。」廖培真解釋，一方面因為疾病無形、無狀，難以在當下鮮明描述。二方面，也顯示「徹底的遺忘」是不可能的：疫情對人世的摧殘，終究會在一段時間後，以創傷記憶的形式復返。

透過大量、主題式的觀察、閱讀，廖培真發現，21世紀也出現一波流感小說，以及相關文學研究潮。「進入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時代，小說家與研究者逐漸跳脫創傷框架，從更多元角度切入。」舉凡公衛決策者如何面臨防疫與人權的兩難；染疫者如何被歧視、排除；一個社區的外來他者如何被視為疫病帶原者，遭投以恐懼懷疑的眼神；以及禁絕人與人互動的「不可能性」，都是當代流感小說早已觸及的議題。

911恐怖攻擊：墜落與復仇？

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遭兩架被劫機的客機撞毀。大樓起火冒煙、受困者一躍而下的驚悚畫面，透過影像媒體迅速傳播至全球各地。從那天起，美國人理解過去與未來、看待自我與他者的方式，產生深刻改變。

美國CBS 2001.9.11報導

恐怖攻擊一發生，美國政府馬上定調，這些跳樓身亡者是「墜落之人（falling man）」。為什麼是墜落（falling）而非跳下（jumping）？廖培真分析語言細節，指出美國政府意在強調人民是被動、沒有選擇的，已經喪失自我保護的能力，正是透過這種敘述，讓當時布希政府得以急速擴張國家權力。

美國政府急於訴說一個「墜落與復仇」的故事，因此，若要補齊「事件全貌」，還必須有一名「加害者」才行。「如今，就連我在屏東林邊的母親都認識這號人物。」廖培真打開電腦螢幕，簡報顯示一張眾所皆知的人像照－賓拉登（阿拉伯語：أسامة بن محمد بن عوض بن لادن‎， 1957－2011）。

賓拉登為蓋達組織首領。圖為2001年，賓拉登與艾曼·扎瓦希里（阿拉伯語：أيمن محمد ربيع الظواهري‎，1951－）接受記者訪問，後者在賓拉登被殺後接任基地組織首領。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張戴著穆斯林頭巾、留鬍子、黃皮膚的中東面孔，堪稱世人對911事件最明確、突出的印象。「面色兇惡的復仇對象、失重墜落的受害者──美國政府為911事件塑造的意義就是如此鮮明，卻又過於簡化。」

廖培真解釋，透過美國政府與影像媒體強而有力的印象建構，關於911的主流論述往往落入「加害者／被害者」、「善／惡」二元對立的簡化敘事。美國政府也進而從被動的創傷論述，跳躍到主動的戰爭論述，聯合北約成員國，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展開反恐戰爭。

然而，被忽視或遺忘的，是美國當初如何從冷戰開始介入中東，培植勢力，催化當地動盪分裂。

「我們美國（us／US）慘遭迫害，所以要起身復仇──建立了這樣的印象，人們便不會再去追問：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

誰的美夢，誰的惡夢？

電影《心靈鑰匙》描述一名在911事件失去父親的九歲男孩，嘗試追憶亡父、療癒自我的歷程，最終，男孩將「墜落之人」的影像回播，彷彿他們能飛向天空，象徵希望與自由。「這固然是個純真的結尾。」廖培真意味深長地說，「可是，回到911之前的世界，就是美好的嗎？」

紐約時報 新聞畫面

1974年，世貿雙塔啟用剛滿一年。某日上午，兩棟大樓的一百一十層樓間，架起一條鋼索，高空中浮現一抹人影，法國特技鋼索藝人Philippe Petit手持平衡用的長桿，在紐約地表群眾的定睛仰望中邁步行走。

這番壯舉，日後成為許多紀錄片、電影、小說的取材來源。原著出版於2009年的美國小說《讓美好世界轉動（Let the Great World Spin）》，即在描寫Petit玩命走鋼索的當下，凝聚了原本生活面貌各自不同，地面眾生的共同目光。

很多讀者與研究者認為，小說作者Colum McCann企圖藉這個時刻，哀悼911事件的受害者，重現過去那個人人做著「美國夢」的國度，廖培真卻從不同角度看待這本小說。「原文書名Let the Great World Spin，其實出自一首描繪軍旅無奈、思鄉情懷的詩作。」她說，「而Petit在世貿雙塔間走鋼索的1974年，正是越戰將結束之際。」

《讓美好世界轉動》其中幾篇章節的主角正是一群母親，由於孩子都在越戰中喪生，組成互助團體而結識彼此。當她們看見高空鋼索上的人影，閃過腦海的並非美國的偉大或夢想，而是曾經也在天空中飛翔，後來卻戰死異鄉的兒子。

「高空中的鋼索人瀟灑行走，立刻吸引眾人注意。但在地面上，許多越戰士兵的母親們仍在哀悼兒子的身亡，這點又有多少人看到？」

儘管整本小說沒提到911事件本身，廖培真卻從「歷史小說」與「後911」角度解讀，讓《讓美好世界轉動》的書名隱約浮出一絲反諷意味：如果真的想尋求一個「美好世界」，應該繼續仰望高空，還是要勇於直視地表？911事件戳破了美國的「美好」幻象，往後美國人該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邁向怎樣的未來？

他者的歷史，自我的記憶

記憶依其來源，可分為三種形式：「個人記憶」是人親自經歷的經驗事物，「溝通記憶」是透過與親友交流所得知的二手經驗，「文化記憶」則是發生在個人並未置身其中的時空，透過新聞、書籍等媒介再現所構成的記憶。對當年人在美國求學的廖培真而言，911屬於「個人記憶」；但對於遠在臺 灣，透過電視、紀錄片、或他人轉述才認識這場事件的我們來說，911則是「文化記憶」或「溝通記憶」。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我們的記憶，並不全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事物。「也許你不記得西班牙流感，卻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熟悉越戰軍人的苦痛，卻很清楚911的破壞性與賓拉登的猙獰眼神。」廖培真繼續解釋，「透過媒體、書籍、電影、建築、紀念碑所建構的記憶，就是所謂的『文化記憶』，而這也是文學能介入的地方。」

反恐戰爭，對美國人而言是「受害與復仇」，但從軍人眷屬、或中東人民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所作所為又意味著什麼？同一段歷史，由於角度相異，承載截然不同的情感與訓示。

西班牙流感，是一百年前的過去，卻能為全球化下身陷Covid-19的現代人帶來啟示。一世紀前的流感疫情在戰火下被掩蓋，此刻的疫情與日常生活變化，我們日後又將如何記憶？

廖培真表示，透過媒體、書籍、電影、建築、紀念碑所建構的記憶，就是所謂「文化記憶」，正是文學能介入的地方。
攝影／黃國彰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黃國彰

研究來源
廖培真（2019）。戰役／疫雙生的毒故事：流感、生態疾病與生物恐怖主義的當代敘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廖培真（2016）。後911歷史小說研究：真相、記憶與身份認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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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將近30年，完成《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以紮實論據拆解中國崛起的經濟神話。
攝影／林俊孝

從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到美國總統大選，如何因應中國的崛起與挑戰，已成為美國乃至世界各國熱議焦點。美中關係步步牽動全球政經局勢，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這個臺灣人最熟悉卻也最陌生的鄰近強權──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投入中國研究近30年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將研究成果錘鍊成《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描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路徑，並藉此剖析「中國模式」的特色與侷限。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是理所當然、一蹴可幾的過程。臺灣社會長年盛行「中國崛起」的神話，卻忽略神壇底下，經濟發展終究是關於人的故事，交織著困境、努力、利益糾葛、意氣風發與無奈的生動情節。《尋租中國》跳脫過於美化或刻意醜化的片面敘事，以獨到角度重新述說中國崛起的故事：一個關於跨國企業、中共政府官員、臺資臺商，以及中國農民工，在全球產業鏈與中國政經體制下逐利、博弈、投機、求生存的故事。

揭開「尋租中國」的三大密語：尋租、臺商、廣東模式

書名四字道破「中國模式」的特徵——「大量尋租與高速經濟發展並行」。何謂尋租（rent-seeking）？就是運用政治權力進行管制或壟斷（而非透過直接生產活動）取得經濟獲利。除了書中的理論概念「經濟租金」，具體手法包括政商交易、買賣特許經營權、賄賂、疏通、放水、回扣、走後門等等五花八門的手法。

「尋租」指未從事直接生產的情況下，透過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而獲利，具體手法包含：賄賂、放水、走後門等。
圖片來源／Unsplash

照理說，一個經濟體如果出現大量尋租行為，便會阻礙經濟發展，但吳介民觀察到中國卻是個弔詭的反例：在政商集團心照不宣而且習以為常，實行大量尋租的同時，中國經濟竟也飛快成長，他稱之為「尋租發展型國家」。

追溯歷史起點，吳介民發現這個模式的原型，出現在廣東；而當時在廣東殷勤奔走，協力打造「世界工廠」雛型的關鍵行動者，正是「臺商」。他比喻，中國經濟崛起猶如一場大氣旋，始於一隻小蝴蝶振翅──「臺商」與「廣東模式」便是這隻蝴蝶的翅膀。

臺商的作用為何？廣東模式是什麼？必須從中國特殊的歷史制度脈絡與政治經濟體質談起。

中國崛起第一步：改革開放的包袱與貴人

回顧歷史，不小心會陷入事後諸葛的後見之明，以為中國經濟崛起不過是人為預先規劃好的意料中事，但其實不論在哪個時空，「拚經濟」都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1978年，鄧小平拍板宣布改革開放的歷史時刻，共產黨內仍潛伏「姓社姓資」的路線矛盾，廣東地方官員、黨幹部因受到社會主義教條牽制，而有所顧忌。長期反商的行為習性，使得中共官方缺乏招商引資的動機，不利於產業發展。

1978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但共產黨內仍潛伏「姓社姓資」的路線矛盾。圖為1975年，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傑拉德·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 1913-2006)夫婦會談。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第一步總是最難的一步，珠江三角洲過往產業型態以農業為主，缺乏加工出口業所需的經驗、資金、技術、人才和基礎建設。種種限制下，中國怎麼打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牌局？廣東等地如何達到經濟示範的任務？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未知數。

就像骨骼精奇的練武奇才，仍須碰上貴人提供武功祕笈，才能練就神功；中國坐擁豐沛的勞動力資源，並不代表就能一步登天，順暢無阻加入國際生產鏈。吳介民點出，對於八○年代的中國來說，港商、臺商就是這位貴人。

「臺商幫中國賺了第一桶金。」吳介民說道，「然而，如今臺灣、中國基於各自的政治考量，都低估了當初臺資、臺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他點出，臺資臺商透過港商引介，西進中國沿海，藉著大量低廉的勞動供給發了大財，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第一階段，正是及時現身的臺商幫忙解決當地產業經驗、技術及人才匱乏的問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吳介民認為，臺商幫中國賺進了第一桶金，但臺灣、中國基於各自政治考量，卻低估當初臺資、臺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攝影／林俊孝

經營面有了著落，但是地方政策與官僚未必願意配合，該怎麼辦？政商雙方看了看彼此的口袋，經過一段磨合、摸索，很快得到了答案。

機構化尋租與地方成長聯盟：政治是一門生意，生意是一種政治

中國，是個未曾「經濟歸經濟」的國度，從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到改革開放，國家一向高度管控人民或企業的經濟活動。但也因為幅員遼闊，中央法規往往鞭長莫及，地方政府常被賦予很大程度的自主裁量權，導致在明文規範外存在一片灰色地帶，可供資本家與地方官員進行檯面下的溝通協商，無須實質競爭即可聯手獲利，這就是尋租的空間。

中國從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到改革開放，一向高度控管經濟活動，但也因為幅員遼闊，中央法規鞭長莫及，地方政府會被賦予很大程度的自主裁量權，產生可供尋租的灰色地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般談到尋租，指的是官員私下索賄的個別行為，但吳介民在中國當地觀察到的，卻是由中央政府默許，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集體化、組織化、制度化、日常化的「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

吳介民發現，一間外資企業若想在中國沿海當地投資設廠，為了符合法規或避免被找麻煩，一定得花些銀兩，向地方政府或國營企業繳交如工繳費、管理費、特別費、掛靠費等各式名目的費用，以尋求其保護、服務、減免稅額或相關管制放水的優待，有時甚至要付錢給當地部隊，以換取軍人保護。此外，批租土地也是機構化尋租的一個主要手法；而企業與勞工繳納的社保費和住房公積金多年來也是機構化尋租的標的物。

理論上不利於經濟成長的尋租行為，在中國反而成為一種「擬似生產要素」，而中共地方官僚成為經濟活動中坐收「保護費」或「服務費」的「圍事集團」或「掮客」。這筆租金一方面讓地方官員能透過單位分紅獲利，一方面又因發展加工出口幫助國家累積外匯存底，更能博得黨國中央賞識，有效提振了他們招商引資的意願。

利用低廉的工資標準與機構化尋租，政商雙方皆能攫取大量利益，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尋租中國》以「地方成長聯盟」描述這個由中共地方官員、外資製造商（以臺資臺商為代表）、以及背後的中共中央政府與跨國企業所組成，人人有錢賺的跨層級政商集團。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八○年代中後期，亞洲四小龍的勞動薪資上升，正當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迫切需要更低廉的勞動力，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解放；熟稔加工出口模式的臺商此時西進，順勢將全球價值鏈牽引至此，並且透過機構化尋租與中共地方官員攜手合作，將各省匯聚而來的農民工推上生產線，成就世界工廠。經濟起飛的要素這才一一到位，構成「廣東模式」。

吳介民指出，中國其實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進而累積大量外匯儲備，最終迂迴促成撼動全球的「中國崛起」，也成為日後建構「紅色供應鏈」的資本基礎。

問題是，商人賺一手，國家也撈一筆，真正創造經濟剩餘的勞工還有多少可以分？

百姓工作，國家賺錢：中國政經體制對民工階級的「雙重剝削」

每年中國春運浩瀚的返鄉人海，其中一道主要支流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他們離鄉背井，隻身或攜家帶眷前往新興工業區打拼，是企業眼中「大量、有效率、廉價而溫馴」的勞動力；但若從利益分配與權力結構的角度分析，中國民工實則承受雙重剝削的集體困境──他們被「國家」與「資本」所需要，卻不被承認和保障。

吳介民發現，中國農民工在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遺緒下，處於亦工亦農、非工非農的身分狀態。雖然改革開放允許「農民」移居至城鎮就業，他們卻難以在當地落戶，取得本地戶籍與「城鎮職工」的身分及公民權利，如同永遠的異鄉客。

中國戶口體制沿襲過往政策習性，嚴格區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將個人的居住空間、戶籍身分、生產活動綁定以利控管，在經濟自由化的城鎮，反倒變成一種社會隔離的工具。中國許多制度設計皆涉及戶口身分的篩選，吳介民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的概念，捕捉這些內建身分歧視、排除、不平等的制度形構。
企劃腳本／林義宏、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人在城鎮打拼，戶籍卻在農村老家，從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險到子女受教權，中國民工各方面的社會經濟權皆受到差別待遇。城鎮的落戶制度則設有積分制、年度總量管制等重重阻礙，讓人看得到、吃不到，甚至又出現尋租現象：民工需要付錢給地方政府，才可能「買到」居住身分（從暫住證到居住證）或城市戶口，取得他們理應擁有卻橫遭剝奪的權益。身分有價，這便是中國特色的「身分市場」。

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外來民工的2-3倍，低廉的薪資變相迫使民工需要多加班掙錢，否則無法養家糊口。這麼一來，是誰獲益？

對於設廠中國的外資企業來說，打通關係的「租金」已屬於必要支出，如果能有一批「志願加班」的勞動者，當然樂觀其成。換個角度，中共官僚向外資企業大肆尋租，錢從哪來？其實就是瓜分了農民工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經濟剩餘。一言以蔽之：「機構化尋租是對農民工勞動力剝削的掩飾」。長期以來，中國農民工同時承受資本家對勞工的階級剝削，以及國家體制的身分剝削，釀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

綜言之，「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長，並非僅憑一己之力，仍需由全球價值鏈與臺商等外資適時協力完成；「崛起」背後，則暗藏機構化尋租與剝削農民工的黑暗面。

「中國模式」還能走多遠？

近年中共提出「紅色供應鏈」的經濟野望，動機一樣是想要更全面地介入毛利率更高的產業環節，以攫取更多利益。為此，中國需要將產業發展帶進下一個階段，扶植高技術特性的產業，但這也伴隨勞動成本提高的壓力，以及產業轉型本身的變革陣痛。

吳介民指出，這套尋租模式必須在「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才能成立。一旦進入「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產業，這套模式完全行不通，近來中國正面臨這項挑戰。
攝影／林俊孝

吳介民指出，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崛起以機構化尋租為基礎，這套尋租模式必須鑲嵌在「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才能成立。一旦產業發展進入下個階段，譬如在「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產業，這套模式便完全行不通。而在美中對抗局勢下，川普政府試圖迫使一些全球產業鏈和中國企業脫鉤（decoupling），例如：華為遭美國「斷鏈」，無法獲得最高階晶片，台積電也不能為其代工晶片；華為並被美日澳與歐盟一些國家限制其5G供應商角色。中國經濟正面臨新的瓶頸，而且不論貴人或隊友，似乎都愈來愈難尋得。而美國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是否會放鬆對中國的科技戰，是否會對華為、中芯等中國龍頭企業手下留情？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美國未來對中的科技戰略也攸關台灣的產業佈局與走向。

後記：談臺灣的經濟出路

由於量體龐大，這些年中國經濟成長的聲勢或許特別懾人，但我們毋庸因此陷入迷思，只看粗淺的數字比較，錯估臺灣的經濟實力。「衡諸歷史，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其實既非空前、亦非絕後。」吳介民說，「戰後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甦，或者當初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就是那麼快。」

吳介民進一步指出，臺灣和中國的經濟體質根本不同，不可能走中國的路。事實上，經濟不只是數字問題，更關乎位置與關係：評估一個國家的經濟前景，需要考量其國際關係，以及個別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位居何處。而目前臺灣中小企業有許多掌握獨門技術的隱形冠軍，在全球產業鏈扮演要角，甚至也有臺積電這種位居全球產業鏈頂端的大企業。

臺灣固有的地緣宿命，使我們不得不為共同體的政治或經濟出路感到憂慮，但這份憂慮不應該建立在誤解或迷思上。《尋租中國》結合長期的田野調查、厚實的個案描寫以及廣博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視野，論據詳實地解析中國政經發展，提供了思考臺灣未來一塊重要的拼圖。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吳介民（2013）。「台資與中國珠三角發展模式變遷：1980年代迄今」專書寫作計畫。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
吳介民（2015-2016）。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爭：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本書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2020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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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早在毛澤東時代，「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做法就已經開始了。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的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教授談到：「真正系統性的大佈局，則是在北京奧運辦完後，中共開始擴大資源挹注宣傳系統，也就是我們近年來常聽到的『大外宣』。」

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蔡文軒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
攝影／張傑凱

「透過各種非官方人士，用軟性的語言傳遞自身思想，正是中國的對外宣傳策略！」蔡文軒說今年以來，隨著中美關係愈趨緊張，以及疫情蔓延全球後，中共為緩解輿論而做出的各種行動，「大外宣」一詞多次躍上媒體版面，引起討論。

「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是毛澤東在1955年對《新華社》下達的指示。」蔡文軒提到中共是很懂得宣傳的政權。在中日戰爭時期，就有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進入紅區採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撰寫《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便是對外宣傳讀物的早期代表之作。

蔡文軒說：「他們在革命戰爭時期就很重視結交國際上對中共友好的人士，組成統一戰線，向西方國家宣傳。」到了二十世紀末江澤民主政後，1997年中共中央將官方「對外宣傳」一詞中「宣傳」的英譯從propaganda改為publicity，開始運用西方國家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思維進行外宣。

這兩個單字翻譯成中文都有宣傳的意思，不過propaganda在英文世界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有強迫他人接受一個理念或意識型態之意；而publicity則著重於廣泛傳播資訊，較沒有明顯的主觀企圖。「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共外宣的思維，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55年毛澤東對《新華社》下達指示：「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圖為北京天安門廣場。
圖片來源／Unsplash

蔡文軒說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時，中共才開始積極進行大外宣。但事後卻發現宣傳過程中，外國人很不買帳。「像是聖火傳遞到巴黎時，就有很多聲援西藏的抗議活動，這讓中共覺得困惑——花了這麼多錢，為什麼還是那麼討厭我？於是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方式和手段不對。」

蔡文軒研究2008年前後世界各國對中共的觀感，發現中共宣傳系統在海外媒體的宣傳，幾乎沒有取得外國人的信任，早期的這些努力似乎沒有成效，西方國家仍普遍對中共抱有負面看法。

「所以為了增強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音，並建立塑造自己形象的權利，2009年由時任總理的胡錦濤向對外宣傳系統挹注了450億元人民幣。此後，續任總理習近平更加大力度，意圖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

靈活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規則進行宣傳

中共的大外宣方法是從何學習而來的呢？蔡文軒說：「中共的學習很活，只要有利於讓外國人相信他們的，他們都學！」

為這個目標，中共向外國的行銷公司、媒體宣傳公司或危機處理公司學習，透過吸收西方思想加強對外宣傳的運作和有效性。

「儘管共產黨經常以中華文化、思想和觀念解釋西方思想，對公共外交的理解也與西方政府大不相同，但方法的改變，讓中共官方逐漸掌握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中共不再使用僵化或平淡的意識形態語言，他們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傳遞訊息，再借力『軟實力』宣傳。蔡文軒闡述：「中共的外宣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和交流方法，讓外部宣傳更容易被外國讀者理解。」

2011年中共宣傳組織租下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看牌，播放中國形象廣告。圖為時代廣場，非當年照片。
圖片來源／Unsplash

新華社於2009年建立了英語電視台，在2011年甚至租下了紐約時代廣場的巨幅廣告看牌，播放宣傳中國形象的影片。試圖向西方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蔡文軒說此時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

另外蔡文軒提到非官方媒體和參與者在中共的對外宣傳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中共進行宣傳的另一種方式是將中文書籍翻譯成外文，主要用來反駁西方對中國的誤解。」2014年7月，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多數書籍都包含宣傳中國政策的內容，其上級單位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則會參與重要國際書展，例如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向西方讀者推廣這些翻譯作品。

中共除了使用翻譯來增強公共外交外，還改變了外語播送的風格，使其更易於被外國觀眾接受。蔡文軒指出，由於新華社和央視與共產黨的緊密連結，它們往往不被西方所信任，因此中共改為藉由海外華人媒體進行對外交流，與中國媒體不同，這些海外媒體沒有官方特徵，也更了解它們所在的社會，產出更讓當地人所接受的內容。

近年來，中共一直積極招攬海外華人媒體組織，甚至購入股份，並為員工規劃培訓課程。當中國國內發生重大事件時，中共就會向這些媒體組織提供報導指南。

此外，中共還試圖讓西方媒體協助。隸屬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五洲傳播出版社」在美國已經確認了許多中共支持者，並利用他們在多個主要城市建立由中國控制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蔡文軒提到該公司間接從美國三大電視網絡ABC、NBC和CBS租賃頻道，以促進宣傳中國的聲音到美國社會。

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試圖向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
圖表繪製／陳雪

最先，中共意識到外國人對官方媒體普遍缺乏信任，而且官媒的內容大多古板、枯燥，無法引起國際觀眾的共鳴，反而經常遇到砸大錢後，效果卻很有限的窘境。

為此宣傳單位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口號「講好中國故事」，蔡文軒說：「具體來說就是透過非政府行動者分享日常生活故事，解釋中共思想、提升中國形象。」

蔡文軒表示這個概念由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的演講中可看出端倪，當時習近平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因此中共在進行外部宣傳時，逐漸透過講故事向世界解釋中國的特徵和價值觀。

為了進一步改善對外宣傳、講好中國故事，中共也尋求外國專業人士的幫助，因為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常常導致西方人誤解中共宣傳材料的內容，甚至可能激起敵意。蔡文軒舉例到：「曾有一部宣傳片描述中國政府為解決貧困問題如何支持養肉狗的農民，而這部影片不但沒有使觀眾讚賞中國政府，更讓西方人把中國視為一個野蠻的國家就是一個例子。」

此後發生西藏議題，中共加強投入、改善上述種種策略的做法。

如直接使用外語宣傳西藏議題、使用其他國家人民熟悉的歷史典故闡述西藏政策、擺脫意識形態修辭的同時敘述藏民的生活故事、委請海外的派遣學者和民眾解釋西藏現狀、利用西方學者和海外媒體介紹中國政策、及動員藏人自己講自己的正向故事等等，都是新一波的宣傳策略。

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有所改善？

蔡文軒補充道：「雖然中共採取西方公共外交的思維進行外宣，但黨內對此概念的理解，很可能源於周恩來在冷戰時期提出並運用的『人民外交』手法。」當時中共以此手段呼籲與第三世界國家，及西方親中國的基層組織進行交流合作，以形成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冷戰時期中共提出並運用『人民外交』手法，利用外部宣傳與親中國政府、全世界人民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圖片來源／Pixabay

「『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的概念不可互換，但兩者確實有一些共同點。它們都強調非政府行為者的重要性，並且都主張對外部宣傳採取易於理解且較為軟化的方法。」

蔡文軒說明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最終目標」。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透過建立網絡來改善一個國家的形象，鼓勵與其他國家拉近關係和相互信任；人民外交的目的則是利用外部宣傳與親政府組織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具有較大的政治功能性，用以增強國家的國際影響力。

毛澤東「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呼籲，蔡文軒認為似乎已被當代中國實現，但他隨即拋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因此改善呢？

中共發布的官方調查報告顯示，與2013年相比，2014年中國的國家形象有所改善，這似乎表明中共的宣傳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過世界是否願意完全擁抱並接受其『紅色聲音』，其實尚待觀察。」蔡文軒慎重道：「更何況中共對外宣傳有其目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容易相信中國的善意和友好姿態。」

而且正逢今年疫情蔓延全球，中共的國家形象遭遇重大危機，蔡文軒觀察研究發現，中共的對外宣傳方式相對正在改變。

今年疫情突發蔓延全球，連帶影響各國國民的日常生活。
圖片來源／Pexels

「今年外交人員屢屢出現『戰狼式發言』，這與早先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的做法背道而馳。」蔡文軒說，大外宣雖然是為了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存續，因此，整體策略的前提是國家穩定。

「中共激起民族主義，正是維持內部穩定的好方法之一，因此這些戰狼式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對內的宣傳。」當內部夠強大時才有餘裕對外，因此蔡文軒總結認為，中共的大外宣基本上主要是為了維穩。

在這動盪不安的一年，許多事都在改變，疫情過後，究竟會讓中共政權更穩定，還是走向衰弱？對於這個隨時在改變策略的政權，所有問題似乎都不存在定論，而蔡文軒仍持續透過觀察，試圖聽出「中國聲音」背後的可能手段。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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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我們可以看該國的GDP。但我們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度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長期調查與研究，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政治活動中的角色？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對政黨和政府如何評價？又或者他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念、價值，實際上參與了什麼公共事務？有沒有投過票、上街抗議或在網路上表達意見過？

朱雲漢試圖釐清一個國家的公民，怎麼理解自己在這個政體和政治活動中的角色。
攝影／張傑凱

民主的意思是「統治歸於人民」

真實且主觀的民主感受或經驗，很難透過像GDP、出生率或死亡率這類量化但硬梆梆的統計數據呈現。因此民主調查計畫就是為補足無法量化的缺點，經由質化的訪談、民意調查等有系統地記錄「一地公民對該地民主的經驗變化及發展趨勢」。

「讓人民發聲（Give Voice To The People）是民主調查計畫的核心價值，團隊希望在調查範圍內，能讓社區裡的一般民眾有機會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讓我們只聽到主流媒體中的意見領袖或聲音大的人的聲音。」­

朱雲漢表示民主調查計畫包括東亞14個從「威權轉民主」的國家在內（最近澳洲也主動申請加入該計畫，成為計畫中第一個西方國家），光是涵蓋人口就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之多；另外他們也和東歐、亞洲、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合作，計畫一起進行全球調查。

等等，為什麼沒有北美國家跟西歐國家呢？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健全。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解釋說：「早年歐美國家覺得『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我們很完美的！』，在21世紀之前的確是這樣沒錯。」歐美國家認為只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才需要轉型進入民主，並且只有民主化國家才需要不斷追蹤民主狀態。

「歐美國家覺得他們的民主已經發展成熟了，所以做一般的過程研究就好。」朱雲漢笑說，就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很健康，所以不需要做健康檢查一樣，「但以後可能就不一樣了。」

朱雲漢隨即提及這個「不一樣」，其實如今正在發生。他認為西方世界幾百年來運作順暢的那套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正快速地衰退、崩解。

「歐洲國家的民主若在十年、二十年後崩解，我完全不意外，美國已經在崩潰邊緣了。」朱雲漢認為民主的崩解和現代三大產物：全球化、大眾媒體及網路社群有關。

全球化後的國家抗風險能力更低

「高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使得國家失去經濟主權。人們過去談國家主權可能著重在領土主權，但與每個人生活關係最密切的其實是經濟。」

朱雲漢認為全球化使政府的財政基礎流失，各國都被迫減稅、降稅，甚至取消遺產稅。全球化也導致經濟自主權流失：「臺灣開放金融服務業後，立法院就無法立法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計算的上限，因為Visa跟Master兩家發卡公司簽的是標準化合約。這導致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權利受到國際市場力量牽制，政府沒有能力管制跨國巨頭公司，更管不到那些科技巨獸，就算整個歐盟合在一起，都很難要求Facebook、Google遵守他們的法規。」

全球化也帶來人口大量移動、流行病、原油價格波動、金融風暴等風險，照理說公民的需求正在增加，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應該要更強。「但實際上政府的抗風險能力卻不斷下降。」

全球化卻使得政府的抗風險能力不斷下降。
圖片來源／unsplash

朱雲漢以美國為例：「60-70年代美國的中產白人家庭在高中畢業後，就可以去工廠工作，時薪20元、25元，不僅可以養家，還可以養車養房。

但現在他們的小孩卻不可能得到這些，因為同齡的拉丁裔、非裔美國人考試有優待條件，亞裔二代的競爭力又這麼強、考試很難考過他們時，當他們擠不進大學教育、社會地位不斷往下走時，其失落、挫折與痛苦伴隨而生。」

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族群問題、宗教問題將會讓民主體制維持不下去。朱雲漢認為最後會爆發近似20、30年代那樣的民主崩解：「如果無法用正常投票解決族群間的矛盾衝突，便只能訴諸街頭武力。」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政治娛樂庸俗化

另外，大眾傳播媒體進入政治後，政治娛樂庸俗化，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明星，政客只求短時間聚積人氣，選票高於政績的追求，政治品質就會不斷下滑。

朱雲漢認為民主原本不該這樣運作的，過去政黨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層層篩選機制出候選人，但現在都被打破。

然而媒體和社群不是反應了民眾真正的聲音，帶來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嗎？

「民主政治若沒有菁英政治與其調和，它可能會變成很危險的東西。」對於民粹崛起，朱雲漢解釋，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原意幾乎等於「暴民政治」，是近百年來才變成正面的字眼，「我們崇拜的民主，其實過去長時間是被大家防範的。它之所以能運作得還不錯，是因為當中有菁英政治的調和。」

「可是如今社群、自媒體加入後，我們對代議政治菁英的篩選框架完全不見了。」朱雲漢解釋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民粹產生的政治人物，沒有完整的團隊，也缺乏專業能力和規矩。舊的模式被解構，卻沒有新的、可用的模式出現。」

「所以我們選舉選半天，選出來的政府卻做不了什麼事，因為政府被高度全球化捆綁了，沒有辦法自主地做決定，難以滿足人民的期待是很正常的。」政客只能不斷借錢舉債、變賣國有資產或未來，勉強運作，並把問題留給後面的人。

公民們就只好處在「抱點希望、很快失望，蜜月期很短」的惡性循環中，因為民主體制不堪承載了。

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操作，使得政治越加娛樂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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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威權不能只有二分法

朱雲漢提醒我們避免用太過簡化的「威權vs民主」二分法來看民主制度：「極權、威權這幾個詞的解釋度很小，但我們用得太浮濫。這讓威權和民主看起來是零跟一、黑跟白的關係，其實不是這樣。」

近期研究發現，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民主」的認知是不同的。朱雲漢解釋歐美國家著重在民主的「程序面」，亞洲國家卻更注重「結果面」。

由於歐美國家是在資源最富庶的時期發展民主，其程序發展得比較完整、同時人民感受到的結果（例如社會福利）也較好。因此在教育其他國家發展民主時，他們傳遞的是「程序」，告訴對方：「你只要學我的程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

然而對亞洲或非歐美國家而言，民主的定義是結果論導向──只要政府「不貪污、清廉，可以即時滿足或照顧人民的需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就是民主。

朱雲漢以老牌民主國家如英國為例，他們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對政府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認為政府該被侷限、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跟權利保障才該被放在最高階，所以民主的「程序、法治、制度」很重要。

「而大部分非歐美國家認為政府是『善』的存在。」也就是說，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善，就不可以沒有政府，朱雲漢解釋：「因為非歐美國家過往的傳統經驗是『信賴公共權威』，所以對『哪些事是政府的職責』有很高的期待。」

「這是很不一樣的假設跟信仰。例如亞洲人認為政府理應滿足這個、做那個，才是好政府，否則我要政府幹嘛？」朱雲漢指出，「但運作民主制度，並不保證政府必能帶來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全民就業，這是兩回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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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雲漢舉例菲律賓雖然有地方議會，施行民主體制，但地方強人和地方武力仍橫行罷道；民主國家的印度，每次大選帶來的死傷人數相當可觀，當中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更層出不窮。

若從此「亞洲結果論觀點」來看，一些被認定是民主的國家，實質上卻不見得民主。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這個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許多，也難用刻板的威權或民主來判定。

什麼是公民需要的民主？

朱雲漢提到越來越多政治學者使用「治理品質」（Governance Quality）檢視國家的民主程度，因為它是包含面向廣泛，及複雜度較高的指標，既重視程序，也重視結果。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生下來的存活率多高？會不會缺乏營養？有沒有機會受教育？是否容易使用網路？社會給予的賦能和機會有多少？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事實上，在全球民主調查的趨勢追蹤中，朱雲漢發現不只亞洲國家重視結果論，全世界都有類似傾向，且這個現象相當合理。「因為如果一個政體只有程序設計看起來很好，但最後結果都讓大多數人不滿意的話，這個程序的合法性遲早會被挑戰。」

「治理品質」指的是檢視一個國民在這個政體之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否被滿足。
圖片來源／unsplash

對此，朱雲漢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如果下輩子投胎可以選擇，現在有一個威權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你會選哪個國家？」一般人的即時反應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不過朱雲漢提醒：「如果這個民主國家是低度開發國家呢？或是內部有性別、族群、宗教歧視問題呢？譬如一邊是印度一邊是中國，民主還是首選嗎？」令人反思。

採訪撰文／陳皓嬿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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