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來，這句話曾被錯誤引用為激進的仇女言論，但它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社會對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如今，如果有人再用同樣的方式描寫「女人」，肯定會被網友「出征」。從莎士比亞的年代到今天，光是「女人」這個詞的用法，就經歷了許多轉變。

但，一個名詞而已，會有什麼問題嗎？

該如何定義「女人」？
繪圖／張力予

你是誰？我是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湘韻提到，有些稱呼會把人召喚進某一個位子裡，讓人清楚意識到，原來自己一直在不同的身分之間切換。

「某次我跟孩子一起參加活動，臺上的主持人問：『有沒有人有問題？』我確實有想問的問題，於是就舉起了手。對於從事學術工作的人來說，有問題就問是很正常的。」

陳湘韻憶及，「主持人看向我說：『好，這位媽媽，有什麼問題？』我當場心中楞了一下。」

「平常舉手時，我通常被稱為『陳博士』、『陳教授』，現在則被稱呼『這位媽媽』。這個說法當然也是正確的，卻也讓我不禁想著，當媽媽的我，與做研究的我，是同一個我嗎？當我有很多身分時，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嗎？」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之下，陳湘韻進一步思考：如果語言本身會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當人類對自我、對他人、對事物的描述，版本一再出現歧異和變動時，我們又是如何知道，彼此在討論的，真的是同一件事情？更廣闊的來說，我們是否只能被動接受既有的說法？還是可以主動調整語言？

陳湘韻體認到，雖然僅靠語言本身無法改變社會，但語言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攝影／陳怡瑄

語言的力量

陳湘韻近年來的研究核心，橫跨語言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而這兩個領域交會的地方，正是我們習以為常、以為只是「稱呼」的詞彙──包括了名詞（nouns）跟「代名詞」（pronouns）。

以代名詞（如：中文的「她/他/它」、英文的 “she/he/it”等）來說，語意內容似乎很少，但放在具體語境中理解時，就可能產生十分有趣的解讀空間。有時候，我們會搞不清楚同一個代名詞指的到底是誰。

例如──「小明告訴小華，他考上了研究所。」

這裡的「他」可能是小明、也可能是小華。語法上兩個都通，語意上也都合理，所以代名詞所指的對象，其實需要識讀語境。

也就是說，即使看似最單純的語言單位，我們也很難完全依靠「詞本身」來理解意思，而必須仰賴情境、習慣，甚至我們對世界的既有認識。語言並不是一套穩固不變的標籤系統，而是一個不斷被使用、被修正的過程。

繪圖／張力予

「當語言工具被用來描述『人』時，理解上的差異是個問題，但更關鍵的是使用語彙的人，會進一步牽動現實世界的分類與對待方式。像是『女人』這個詞，用來指稱某一群體之外，它同時關係到倫理、政治、形上學與知識論信念的綜合展現。」

陳湘韻將語言與概念視為可以被檢視、甚至被修整的「表述工具」，認為哲學不應只停留在描述這些詞現在如何被使用，更應進一步思考：這些用法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不正義？如果是，我們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式。

性別和性別詞，能分開嗎？

陳湘韻深受哲學家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影響，其提出「改良型計畫」（ameliorative project），又稱為「概念改良」（conceptual amelioration）。

「傳統描述型的哲學工作，是把我們現在使用的概念攤開來看清楚。有些研究試圖切分『性別』和『性別詞的使用』，好像只要把兩邊各自說清楚，就能避免爭議。」陳湘韻以「女人」這個詞為例解釋：「他們會詢問『女人』指的是誰？背後預設了哪些標準？但問題是，這樣切分，真的讓『女人』變清楚了嗎？而改良型的哲學分析，則偏向探究這些標準公平嗎？它們有沒有對某些人造成排除或壓迫？如果有，我們應該怎麼調整？」

陳湘韻強調，純粹的形上學與語意學，無法有效回應性別議題中最關鍵的「規範性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如果一個政治意義很強的詞彙，被當作純粹的文字來解析，爭議就會變得瑣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爭議如此深刻、如此充滿情感張力。語言不是中性的工具。當我們使用一個詞，我們不只是描述世界，也參與其中。」

綜合哈斯蘭格和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分析，陳湘韻指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觀察或想像個體的生殖特徵（比如女性的身體特徵），然後以此將個體劃分到「女人」這個社會位置。這種認知的結果，就是社會要求每個人遵守所屬位置的性別規範（像是穿著、言行）。所以，當有人表現出不符合期待的行為時，社會就會透過「性別糾察」（gender policing）來確保這些位階關係的穩固。這套機制強化了「性別有標準答案」的觀念，維持既有的支配與從屬關係，防止有人挑戰性別二元的結構。

所以我們如果只討論「女人」這個詞現行的定義和使用範圍，那很容易忽略了這些社會與政治上的爭議，以及背後的規範性問題。

陳湘韻自言，做的是關於性別的語言哲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並不完全相同。
攝影／陳怡瑄

改良「概念」，可以改良社會嗎？

「不過，我不會說這個說法就是『女人』的最後定義。」定義需要提供充分以及必要條件，也會面臨反例的挑戰。「假使把『女人』定義成『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那如果有不受壓迫的女性──譬如英國女王，或某些跨性別女性──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而且，『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這個說法，不一定符合所有女性的內在感受，也可能對身分認同造成負面影響。」

陳湘韻主張，討論「女人」不該停留在「描述壓迫」，而要建構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以團結（solidarity）為核心，重新思考「女人」的意義。這樣的概念會更有彈性，能包容多元背景，也賦予個體能動性（agency），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社會的「糾察」。

「真正的團結，是因為我們認可彼此的差異，卻選擇為共同的理想站在一起。」陳湘韻提到，不同種族、階級、性傾向的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都應該能在某個理念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成員資格不是固定的標籤，而是隨著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奮鬥目標，不斷協商、不斷重塑的過程。

例如「育兒」為什麼該是陰性化的？「勇敢」為什麼被放在「陽剛」的範疇？陳湘韻認為，這些連結不是天經地義，它們依附於特定的社會架構，因此也有重新配置的可能。哲學的任務，除了診斷現行實踐的謬誤，更是為「女人可以且應該是什麼」，描繪出一個值得努力的願景。

然而，陳湘韻也提醒，「僅僅改良概念，不足以改變社會」，因為讓社會真正包容與自省的，不會只是語言跟概念，是涉及各種面向的改革。

他以幾年前的臺大經濟系系學會選舉文案為例，當有大學生在正式政見中提出：「LGBTQ與狗不得在會辦中打傳說對決」、「原住民、僑生、體育生入學名額減少」。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即使語言上已經使用了「LGBTQ」、「原住民」等改良調整過後的詞彙，也不表示人們就會因此校正或消除內心的歧視。

所以，我們不能把「概念改良」當成完整的實際改革，以為改幾個詞就夠了、從此不必再做什麼。概念改良有其價值，但若沒有配套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語言調整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最終口惠而實不至。

如果想聽懂一隻老虎說話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一書中有一句話：「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牠。」

維根斯坦相信，理解語言需要共享的背景，如文化、生理和習慣。獅子與人的生活形式迥異，導致我們即使聽見牠們的「語言」，也無法產生共鳴。

如果只把焦點放在語詞本身，很容易誤以為爭議來自「說了什麼」，但陳湘韻指出，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人們對公平、權利與認同的不同想像。語言之所以反覆成為爭論焦點，正是因為它承載了這些尚未被釐清的價值差異。

「與其追求一個終極正確的定義，不如正視彼此的分歧，然後嘗試找到可以一起前進的方式。」語言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願景的語言是蒼白的。陳湘韻認為哲學的任務除了釐清語言，更應在指出問題與提出方向之間，持續推動理解與改變。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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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卷塵封的檔案，幾行竊盜的口供，能告訴我們什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博士從清朝巴縣（今重慶）的竊盜案卷宗中，讀出了消費社會的興起、城市化的腳步、糧價的波動，甚至人性中那些微妙的動機——為什麼有人明明有工作卻還是要偷竊？窮人真的比較容易犯罪嗎？

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犯罪紀錄，在巫仁恕眼中，是重新理解歷史的另一扇窗。他不鑽研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反而對偷盜案件充滿興趣，從犯罪動機與心理角度，拼湊當時人們的日常樣貌和經濟生活狀態，演繹出一條罕見的「歷史犯罪學」研究。

明清時代的消費實力

巫仁恕回顧1990年代，臺灣學術界的熱門大哉問：「中國為何落後西方？」許多人想從歷史找尋原因，但隨著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問題也大轉彎：「我開始好奇『中國為什麼會成為消費大國？』我想知道中國人何時開始熱衷消費？是否發展出獨特的消費文化？從資本主義發展脈絡追索，會發現中國在明清甚至更早的宋朝，其實已具備類似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要素和現象。」

20世紀末臺灣學界對明清有兩種看法：一派視明清為傳統王朝的連續體；另一派，則認為明清已具「近代早期」特徵，消費社會的樣貌尤其突出。巫仁恕屬於後者。
攝影／汪正翔

「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商品都是家庭自產自用，到了明清時代的市場逐漸開始販售，而且種類越來越多。同時，父輩或祖輩眼中的奢侈品，連普通人也開始買得起了，像是洋貨如毛織品、鏡片等商品。」巫仁恕提及這種現象反映了快速流動、快速消費的時尚，是現代消費社會的重要指標。過去百姓身上的衣服可能會穿一輩子，但明清人即使衣物沒壞，也會因為不夠時尚而買新的。

古今中外，「奢侈」通常被視為負面，與浪費畫上等號。英國大約在18世紀開始轉變觀念，但中國早在16世紀末就有人提出，不應將奢侈消費視為壞事。「因為奢侈品消費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例如，高檔酒館的消費，造就廚師、招待人員的工作。明朝已經有千萬人的奢侈造就千萬人的工作機會的觀念，比英國更早。明朝，尤其是晚明的消費能力驚人，在全球堪稱典範。這反映明清具有強大經濟實體與物質消費能力。」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但要如何證明明清已步入消費社會？西方學者可以利用教會留存的遺產清冊，證明18世紀家庭平均擁有的物品數量顯著增長，推斷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中國很難找到類似詳細的官方記載，也就無從量化明清家庭的經濟狀況。

為了找出證據，巫仁恕苦心孤詣地翻查文獻。「我先從分家單或鬮書著手。這些分家協議書類似遺囑，詳細記載家產分配，以清代徽州留存最多。不過，擁有這類文書的家庭往往是富裕階層，不能代表明清整體。」

轉機來自一位博士生的建議。巫仁恕在暨南國際大學開設明清消費社會課程時，學生吳奇浩（前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深受啟發，回過頭來提議：「可以從清代地方檔案中的偷竊檔案找證據！」

這個提議讓巫仁恕大為振奮。他回憶當時仍難掩興奮的說：「受害者報案時，必然會列出家中被偷的物品清單。這的確是分析家庭物質生活的絕佳材料！」不過，臺灣保存的《淡新檔案》相關資料不多，無法進行量化研究。幸好四川巴縣（今重慶）在19世紀未受太平天國、義和團或辛亥革命等大規模戰亂影響，縣衙檔案得以完整保存。

《巴縣檔案》記載了從乾隆到宣統年間的判案紀錄，巫仁恕以《巴縣檔案》為研究對象，與吳景傑博士合著《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竊盜案件的多元分析》。
攝影／汪正翔

但一桶冷水澆下，國內典藏的《巴縣檔案》缺少嘉慶朝之後的盜竊類卷宗。巫仁恕仍不灰心，四處探聽得知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有3000多件同治《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便赴日借閱，獲得慷慨協助。

「從《巴縣檔案》可以發現，18世紀乾隆年間，洋貨在失竊清單中偶爾出現，數量不多。但19世紀同治年間，洋貨已經非常普遍，不再是昂貴稀有物，許多家庭都有，無疑證明中國整體消費力持續增長。」說到這裡，巫仁恕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同時我注意到，這些檔案的價值不止消費和物質研究，裡面包含大量被捕盜賊和受害者的口供，這些口供太有趣了！真實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犯罪情境、普通百姓的生活、社會網絡、人際關係和經濟發展狀況。」

從犯罪學視角重新看歷史

在歷史學領域，關於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殺人命案和婚姻、土地、商業糾紛上。至於偷竊、賭博、拐騙、詐欺等日常犯罪，研究成果極少。

巫仁恕指出：「因為相關文獻太少，過去對古代日常犯罪的探討不足。以前學者能用的材料，多半是筆記小說或中央刑部留存的資料。明清規定地方命案和重大盜案審結後必須上報朝廷，但小偷小竊不必呈報。」

擁有《巴縣檔案》後，巫仁恕有了研究材料。不過，若單從史學入手，似乎還不夠。他從《被誤解的犯罪學》這本科普書獲得啟發：如果歷史學能善用犯罪學的視角分析歷史現象，將會更加活潑，甚至能改變過去的許多刻板印象。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圖片來源／Gemini（AI）. Prompt: Chinese cartoon art: Figure committing crime. Two magnifying glasses above: one shows era context (poverty/corruption), the other shows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ger/desperation). Vibrant, no text.

巫仁恕強調，犯罪學更注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雖然犯罪趨勢與整體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有關，但不應忽略人的主體。沒有人生來就想要犯罪，一個人會犯罪，不純然是大環境逼迫。每起罪行背後，都有獨特的動機與心理。所以，個人犯罪動機與犯罪心理的分析至關重要。」

《巴縣檔案》中的口供，讓巫仁恕察覺這是研究犯罪動機與心理的絕妙素材。「儘管有人可能質疑這些口供的真實性，但依照我閱讀大量檔案的經驗判斷，被強迫畫押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並不高。大多數口供是犯罪者口述，再由書吏修飾成文言，其敘述的犯罪理由依然是真實的。」

明代凌濛初編著《二刻拍案驚奇》刻本版畫〈神偷寄興一枝梅〉。明朝嘉靖年間俠盜懶龍憑藉出神入化的盜竊技巧，專盜貪婪富人，並將財物分給窮人。他將每一次行動視為藝術表現，得手後必定會在現場留下一枝梅花的標記。
圖片來源／翻攝《二刻拍案驚奇》。局部。

從犯罪檔案印證時代樣貌

透過分析，巫仁恕發現清朝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到同治，巴縣的竊盜案件數量逐年增長，到同治朝達到最高峰，甚至比光緒年間還高。

比如同治元年，許多被竊家庭的戶主是團練（民間武力）成員，奉命駐守隘口或城牆，回家後發現家中被竊。同治二年，則是發生一起民間攻擊教堂與教民的教案。被捕的竊賊家裡，搜出十字架等物品，顯示有人趁教亂偷竊教民財物。同治三年，多數被捕小偷異口同聲談到米價太貴，比對資料後，當年糧價確實忽然飆漲。

巫仁恕也發現，18世紀中國城市的竊盜案比例較低，大部分發生在鄉村。19世紀中葉，城市竊盜案比例大幅提高。這項數據也反映現實，重慶的城市人口在19世紀上半葉約6萬多人，但1860年代已達20萬，人口翻了好幾倍，快速的城市化讓竊盜犯罪增長。

最有意思的發現，是關於犯罪者的身分。

巫仁恕從檔案口供整理出犯罪者的職業類型：「打零工、收入不穩定的底層勞動者是最大群體，約占三分之一，動機是貧困。但相當比例的犯罪者職業是小商人、學徒或工匠，這些人收入不高，他們的職業環境容易遇到合適的目標、四下無人的情境，『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就出現了。」

所以，除了從側面看到當地信教、米價和軍事動員的樣貌外，也發現犯罪並非全然由貧窮驅使，很多時候是某個情境或某些機會，促使犯罪發生。這也是巫仁恕所強調，我們對犯罪與犯罪者的認識，是時候擺脫固有印象了。

歷史是一面照見當代的鏡子

從政治史、經濟史，到明清消費社會的實證，再引入犯罪學視角，巫仁恕不斷突破歷史研究的邊界，不自限於既有領域和方法，求新求變，反而能夠屢有突破，翻出史學新格局。歷史在他手中，不再是塵封故紙，而是一把能開啟古今對話、照見人性微妙光澤的萬能鑰匙。

對巫仁恕來說，歷史不僅是職業，更是理解世界的鏡子：「歷史能夠反映那個時代社會的種種現象，告訴我們從何而來。當我們想深入理解現在，就得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找尋蛛絲馬跡，探討世界為何變成這個樣子。」

巫仁恕探照歷史細微處，挖掘時代的多元角度和視野。
攝影／汪正翔

他提到科幻電影《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 2002）中的情節，電影主角穿越到數十萬年後的未來，發現地球已成荒蕪，人類過著原始生活，主角在紐約圖書館找到僅存的圖書館人工智慧，從而得知眼前的百廢，實是過去人類選擇與歷史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巫仁恕認為，這個情境對研究歷史的人大有啟示，「如果我們忘記或不了解歷史，就像電影主角跑到未來，根本無法理解自身所處境況，只會陷入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巨大迷惑。」而這便是研究歷史的魅力。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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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的臺灣漢人大多是從中國移民過來墾荒，但臺灣的土地是可以隨隨便便開墾的嗎？

更何況，當時的清政府對於臺灣──尤其是漢人──是非常猜疑的，甚至提出幾項政策為了阻擾漢人拓墾定居。

李文良將過往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以清代留存的契約文獻為本，再從整個時代背景、政策、臺灣社會的特質，翔實呈現出當時漢人是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用盡法門，從清朝種種掣肘漢人發展的制度下，取得土地控制權，發展出臺灣獨特的社會樣貌。

李文良30多年來深入研究清代臺灣的農墾、地權和契約問題。
攝影／陳怡瑄

「有土斯有財」，華人土地觀念在臺灣

1644年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取代漢人為主的明朝，成為中國的新興政權。明朝滅亡後，1661年，效忠南明的鄭成功率軍從福建出發，攻打當時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的臺灣，並於1662年建立了反清復明的根據地。一直到1683年，清廷由施琅領軍，擊敗明鄭勢力，成為清帝國的疆域範圍。

對於清帝國來說，在臺灣的漢人比中國的漢人還要晚歸附清廷，甚至隨同「偽」明鄭政權危亂沿海20餘年，因此清廷起初對臺灣的漢人是不信任的。

「明鄭剛來臺時因欠缺足夠的糧食也無力支應大筆軍費，只好將軍隊轉為屯墾自養。他們所開墾的土地，因為不用課稅，也就沒有登記在政府的田土稅收帳冊上。」李文良說，例如現今臺南新營、高雄左營等地方。清領之後，那些明鄭軍屯的營盤田就大都為當時武官們所圈佔。

而文官得想辦法補足需要上繳給中央的地方稅額，於是與武官爭地。面對武力、財力俱足的勢大武官，文官並非毫無辦法，他們找了另一尊大神──大清皇帝──入關時頒行的「請墾制度」作為依憑，終於壓制攻臺武官的氣焰。

「請墾制度是清朝為了從戰亂中恢復生產與社會秩序所推行，其中規定只要是無主荒地，人民就可以向地方縣官申請開墾權，一旦開發完成，官方派人測量，規定稅額後，就能成為墾地者的財產。」

傳統中國的田土登記通常只有應稅田園，沒有「荒地」帳冊，所以「荒地」便是田園以外的範圍。「同理，臺灣的荒地是非『民地』或非『番地』。」李文良指出，康熙年間臺灣地方官府核准百姓墾荒的關鍵，在於確認申請標地的荒地是否「無礙民番」，官方請在地熟番或漢民頭人出面勘查，具保切結無誤後便核發墾證。因此這個「請墾制度」有一個問題，即便是有主田地，只要說是荒地就能夠請墾、掌握土地。

於是，17世紀末的文獻出現「全臺皆荒地」的奇異現象，為了擴張財政收入的地方官員，開始大量核准墾荒的申請。促成土地自由買賣市場的活絡，人民也逐漸擁有自有土地的民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由於全臺皆荒地，屯墾移民的人口逐漸增多，過去有學者發現清初之前，駐臺官員積極招墾，並非如許多人認知的「消極治臺」。不過這段積極招民拓墾政策，在康熙54年（1715年）發生劇變。

康熙初年，臺灣地方官員多有勸墾、招墾等措施，但在康熙中葉之後，荒地大量流失，漢人在臺勢力越來越大，觸動清廷敏感神經。所以李文良說：「臺灣漢人有叛逆前科，在康熙皇帝嚴厲指示下，之前漢人可以以荒地名義合法請墾的模式，在54年之後朝廷和省府積極查禁，已難以施行。」

自此，荒地變為番地、番地地權屬於熟番，漢人想要拓墾就必須取得業主──也就是熟番的同意，而且還要凸顯熟番主動招墾的自主意願。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與熟番聯盟的清朝政策，在臺漢民為了獲取土地資源，所以改用另一種名目：與熟番合作，土地業主是熟番，漢人轉為租佃者身分。

至於要怎麼樣確保土地買賣是有法律效用呢？自然就需要契約了。最為人所知的便是「新港文書」。

乾隆53年（1788年）新港文書雙語契約書。
圖片來源／文化部典藏網

荷蘭時代時雖已在其主要統治的南臺灣發展出來以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的文字系統，但要到清朝時，才因為土地買賣而擴大使用在契約中。李文良從現存可辨識年代的新港文書中，進一步認為此類文件集中在乾隆朝的1740年至1780年代，反映的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及番界整備措施。

「新港文書內容大多是原住民作為賣方立據，交由買方漢人留存。與其說契約是為了保障原民，倒不如說確保漢人在清朝『護番政策』下從原民手中獲得土地的合法性。在這樣的土地交易加入原住民語，是為了強調熟番賣地的自主意願，契約是憑據也是漢佃的保障。」

新港文書與土地交易

過去大多數人以為新港文書所立契約，是印象中樸素憨厚形象的原住民，為保自身權益避免欺瞞的行為。但李文良爬梳現存契約文字，分析立書人角色和契約內文，發現可能並非如此。

「首先，參與立約者大多沒有漢佃及其代表，立約者也是在社內擁有行政職銜的原民。文件頭尾的用字、口氣更像是賣方將內部會議後之結論，以切結的方式交付給買方收執。」李文良以「康熙60年下淡水社文書」為例，詳細分析道：「我們還可以在文書中看到例如『倘日後番民仍行弊端，任憑佃人執字鳴官究治』等保證，而且文書記載了原住民曾經爭奪訴訟漢佃土地的事件，讀來更像是『過去曾犯下這種事，今後引以為戒』的聲明，並非以原民為主體的描述方式。」

李文良認為，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背景與其說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明教化與原民地權，倒不如說是清朝國家的番地保護政策以及漢人的契約文化影響下，所產生獨特的買賣方式。
攝影／陳怡瑄

無論是中南部的新港文書，還是北部蓋手印方式簽訂的土地契約，均為清代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因國家政策之猜疑排擠，必須依賴當地原民，更需要明文保證獲取土地之正當性避免後續爭議，而發展出來的特殊契約慣習。

「因此新港文書在嘉慶年間以後卻突然消失，原因大概也就不會是傳統研究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更有可能的是，統治者的『熟番地權』保護政策有了新的制度變化，覬覦原住民地權的漢人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辦法。」李文良表示，那便是19世紀的「番屯制度」及在其基礎上生長出來的「隘墾」。

番屯制度

1721年（康熙60年）鎮壓南臺灣的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為防漢人勢力往山區擴大，在西部平原沿山地帶以碑石設立番界。到乾隆時期擴張為實體防衛工程，各地陸續建有如隘口、望樓、隘寮、隘望樓等多樣的整體邊防設施。

李文良說：「番界以外是生番，指的是不受清廷控制的原住民，以內的是與朝廷合作的熟番。熟番能夠到番界外打獵，甚至可以主張地權。無論是權利和生活空間都大於漢人。」

1790年（乾隆55年）林爽文事件後，清廷施行番屯制度。將已開發但違法的界外地區，直接轉成合法的屯地，但收入用以供養地方武力，仍無需上繳稅賦給帝國。堪為「熟番保護政策」的高峰。

「乾隆嘉慶年間的番屯制度並非清政府針對臺灣所發明，當時帝國西南邊陲如雲南、貴州也都有類似邊區屯制，以應對18世紀下半葉因移民開發熱潮，而引發的普遍性資源競爭、族群衝突及社會動亂。」過去許多研究，常將這種非帝國正式武力的興起連結到晚清軍閥的地方軍事化。

但李文良指出：「番屯制度的出現，起初是為了藉由土地租稅贍養一支地方控制的武力，然而頒行後，演變出漢民以守隘之由就可以從官府取得界外地墾權的隘墾制度，也就是隘從原先的防亂作用，變成了獲得土地合法權的最好藉口。重要的是原本應該要供給國家的土地稅收，轉為地方官員或豪紳控制的經常性地租，這得以解釋為何地方持續開發，國家的正式稅收卻長期停滯。」

《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帶領讀者一齊理解國家治理和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
攝影／陳怡瑄

開發史＝地方史嗎？

中央希望以原民制漢、地方實際上卻普遍存在漢人藉原民之名開發的情況，幾乎貫徹整個18世紀。到19世紀的番屯、隘墾，更在近山邊區發展出由地方豪強收取地租以贍養民間武力的特殊地帶。從中也可以看到儘管上有政策，中央政府極力想要控制漢人的發展，但漢人為求溫飽，往往能夠鑽營出應變之道。

李文良帶我們再看臺灣的案例：直到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才明令廢除番界，國家和軍隊積極介入。並且要遲至1886年臺灣建省之後，才正式將屯、隘至下的土地收益轉為國家正供稅入。

而能夠清楚說明土地開發和歷次轉手的土地產權證明，在沒有翔實地權管理制度的清政府下，契約為社會運用，維持日常運作，官府也藉以處理紛爭。就連1895年日本到臺灣，也是透過民間留存的龐大契約，而不是官府檔冊，來確認土地所有，進一步將產權與土地管理過度到近代。

至此，李文良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墾戶向官府合法請得墾照後，逐漸形成村落和社會，也就成為那個地方的歷史。但真是這樣嗎？這樣的地方史僅能說是基於官方墾照的合法歷史，不見得是真正的地方史。我們要釐清現存地方歷史的內在架構和意識形態，才有可能重新改寫。」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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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近年來，許多原本屬於民主憲政體制的國家開始出現「非自由憲政主義」（il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趨勢。這指的是，儘管這些國家形式上依然維持著憲政結構和選舉制度，政府卻通過一系列手段削弱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採取了修正憲法、改變選舉規則等措施，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並通過立法限制媒體的自由報導，甚至干預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這些行為不僅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活力，也使得國家的憲政制度變得更加專制，與傳統的自由民主原則漸行漸遠。

但這是全球的普遍現象嗎？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建志深入剖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法系國家的憲政運作模式，看到司法系統如何參與並左右政治決策。這項研究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憲法在各國具體政治背景中的彈性與限制，更引發人們思考，何以憲法在實踐中未必完全符合民主的理想？

民主體制是會相互影響的嗎？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democratic ideas spreading globally.

全球現象的民主危機？

該如何觀察全球民主發展的現象？林建志與其他研究者提出三種假設：

第一種是傳染假設（contagion hypothesis），這意指憲政發展會受到周邊或全球化的影響，透過「模仿效應」或「示範效應」讓某些地區的政治制度向相似的模式靠攏。這可以理解為民主的「傳染」或擴散。例如在冷戰後期，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相繼擺脫共產主義政權，這些國家受到周邊改革浪潮的影響，決定進行民主轉型。同樣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北非和中東國家如突尼斯、埃及的群眾運動也在區域內造成了政治變革的傳染效應。

第二種是憲政惰性假設（constitutional inertia），基於「慣性」的觀點，意指國家一旦選擇了某種政權類型便傾向於維持，因為轉型需要克服極大的內部和外部阻力，所以民主國家通常保持民主，而威權國家則維持威權統治。例如，英國、瑞士這些長期民主的國家，即使遇到內部經濟衰退或外部威脅，依然穩定地維持民主制度。相反地，北韓等長期威權國家即便面臨外部壓力，依然難以轉變為民主國家。

第三種則是政權表現假設（regime performance hypothesis），這可以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詮釋：當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被滿足時，政權會較為穩固，因為大多數人不願冒失去基本需求的風險來反對政府。比如，新加坡的政權一直保持穩定，因為政府能夠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和生活需求，使得人們不會急於要求更高層次的政治變革。相似地，在經濟成長的中國，政府以經濟發展換取了民眾的相對支持，使政治改革的需求較低。

這三種狀況為國家的憲政改變提出假設，但林建志研究東亞、南亞國家，發現到東亞與南亞的憲政發展卻揭示出憲法的運作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更會受到政治與司法力量的影響，出現「政治司法化」現象。

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為全球性現象？
攝影／陳怡瑄

「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現象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多數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經歷了一個稱為「政治司法化」（the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的現象。何謂政治司法化？根據《牛津政治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司法化意指「依靠法院和司法手段來解決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爭議」，這些可能涉及最深刻人權與倫理衝突的政治議題，理論上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無論是透過選舉或者公投，但事實上卻很少真的如此。許多民主國家透過一系列司法審查程序，促使國家高等法院經常被要求解決：言論範圍、宗教自由和隱私到財產、貿易和商業、教育、移民、勞工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

林建志以馬來西亞和印度為例，兩國的最高法院在處理關鍵政治議題時，逐漸超越了單純的法律審查，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過程。他說：「因為現代社會道德議題和政治爭議更加複雜了，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往往無法有效處理，導致法院成為解決這些困境的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這也引發了關於司法權是否過度擴張的爭議，因為當法院過於積極地介入政治事務時，可能會動搖權力分立的根基，甚至影響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因此，林建志研究亞洲地區的政治司法化，是為了理解歐美國家發生的民主危機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現象？根據林建志的研究發現，至少在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明顯的憲政民主倒退。但也不能說這完全是好事。「我看到在亞洲，威權國家維持威權體制，民主國家維持民主體制，而持續在兩者間擺盪的則維持擺盪，少部分的半民主國家開始深化其民主。」

法院和司法系統在解決政治爭議和公共政策問題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照片為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樓。
圖片來源／wiki

區域的「政治司法化」

在許多國家，法院通常是被動地等待案件到來才做出裁決；但印度最高法院經常主動介入社會問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行使相當於立法或行政的職權，推動社會改革。

印度最高法院的「主動出擊」反應了「司法積極主義」現象，這種現象挑戰了既有的憲政主義中對權力分立的想像，在一方面執掌憲法解釋的憲法法院逐漸成為人民在政治場域的另一個代理人，政治部門不再能獨佔所謂的民意；而在另一方面，法院的正當性基礎也逐漸從中立性與法律專業，轉變成仰賴民意支持的解釋內容。

「印度最高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雖然引起對司法制度內在限制的質疑，但以結果論，政治司法化在印度備受民眾歡迎。」林建志提及，司法制度內在限制指的是法院在判決時受到的限制，比如只能在法律範疇內行動，或只能在個案中作出裁決，避免替代立法或行政權。這種限制是為了維持權力分立和平衡，避免法院成為干預政府政策的工具。

但印度最高法院的積極主義行為擴大了司法的範疇，挑戰了這些內在限制，與此同時，社會可能會質疑法院是否越權行事？是否違反權力分立的原則？法院在解釋和執行法律時，是否介入了更多政治議題導致政治司法化？後者更可能影響最高法院不偏袒一方的正當性。

然而馬來西亞的狀況卻和印度不一樣。林建志說：「馬來西亞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法院特別容易面對宗教與憲法的衝突、或是宗教法庭（Syariah courts）與世俗法院相衝突的情形，例如回教徒是否可以改信基督教？配偶若是非回教徒時的嫁娶繼承問題等等，都會遇到國內保守勢力的阻饒。」

馬來西亞的《聯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對穆斯林而言，改信其他宗教（如基督教或佛教）在法律上常會面臨巨大障礙。例如2007年，一名出生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女性希望改宗為基督徒，但國家登記局拒絕更改其宗教身份，要求她先獲得宗教法庭的批准。然而，儘管該女性試圖繞過宗教法庭，上訴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卻仍在最高法院被駁回訴訟。

林建志比較了馬來西亞和印度的政治司法化現象，發現這些國家雖然理論上可以透過選舉或公投解決人權與倫理衝突，但實際上司法系統的介入卻更加頻繁。
攝影／陳怡瑄

憲法應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基礎，但在印度，隨著法院積極干預公共政策，法院的正當性更多地來自於民眾的支持，也就是說，法院的裁決內容往往是符合民意的，而非僅依賴傳統的法律專業和中立性。這種轉變讓法院的權威更靠近民意，而不是僅僅依賴專業性和不偏不倚的立場。

而在馬來西亞，儘管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護，但穆斯林群體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宗教法庭的裁決在穆斯林事務中具有優先地位，甚至可能凌駕於憲法裁定之上，導致司法權威分裂，並影響憲法的最高性。

亞洲國家大多存在憲政惰性的狀況，此與各國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密切相關。林建志強調，除了通過加強憲法教育、促進社會對憲法的理解，多元化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人權的實踐與完善，以發展更能適應現代觀念和環境的政制。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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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讓高齡者嘗試數位學習？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副教授王雅鈴結合心理學、數位學習與教育專業，期望能透過課程設計與授課過程中的大量溝通、心理照顧，使高齡學習者達到更佳的自主學習與心理適應效果。

「活到老，學到老」這句眾人耳熟能詳的諺語，實行起來其實不容易，尤其在科技發展快速的時代，新知的學習門檻越來越高，因此王雅鈴除了帶領長者進行數位學習之外，另外融合了年輕人社群，設計嶄新的互動課程，讓不同世代互相學習，促進青銀代間的共學和共好。

王雅鈴結合心理學、數位學習與教育專業，推廣青銀共學。
照片來源／王雅鈴提供

提升自主性、勝任感和關係感，激發內在動機

心理學家德西（Deci）和瑞安（Ryan）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認為，內在動機是一種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性（Autonomy）、勝任感（Competence）和關係感（Relatedness），當這些需求獲得滿足，內在動機便得以提升。

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對長輩來說學習能提升自主需求，進而產生心理自主性與社會連結，但在能力需求上會些微降低。「換句話說，長輩儘管從學習之中獲得能力上的需求不高，但他們不排斥學習這件事情，甚至喜愛學習。」王雅鈴表示，這個結果可能是源自於害怕學不好而產生排斥感，不過只要有人陪伴長輩，無論陪伴者是誰，他們都會比獨處時，產生更高的滿足感。

長輩願意自主學習、積極參與，所獲得的自我滿足也就會更豐富。
照片來源／王雅鈴教授個人網站

­「當人們做一件事時越是基於內在動機，就越能藉此感到發自內心的快樂。」而前面提到，王雅鈴團隊發現，高齡者積極學習、有人陪伴時，心理需求都獲得了更多的滿足感。因此團隊認為，若能讓心理需求的另兩項指標：勝任感和關係感都能夠顯著提升，便更能夠激發參與者的內在動機。

所以王雅鈴及其團隊，另外設計出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的課程方式，讓長者與不同世代的青年共同學習。除了藉由青、銀共同學習，強化雙方的優勢和特長，激起他們的勝任感，並藉由與年輕人的互動提高關係感。

青銀代間共學與共好

「傳統上，我們刻板印象覺得學習就是坐在教室裡，和同學一起從某個人身上接收知識。但是『共同學習』更大的目的是讓學生不只是向某個人學習，彼此之間更要互相學習。所以我們使用『青銀共學』這個詞彙，而不是『青銀學習』。」王雅鈴提到，過去帶領長輩進行數位學習的案例不多，而團隊又加入了年輕人族群，讓三個看似不相干的元素：新科技、長輩和年輕人，在團隊的運作下產生新的化學反應。

針對長者和年輕人的不同特長，王雅鈴與其團隊設計課程，讓雙方都有機會展現自我，讓共學與共好成為可能。
照片來源／王雅鈴提供

儘管王雅鈴強調，代間學習能夠提供跨世代一個共同對話的機會與可能。不過，在華人文化中，青銀世代間存在著更明顯的上下位階、權威性的「垂直關係」，來自不同世代的「同學」，如何在共學時都能貢獻自己所知來幫助對方成長，同時也能滿足自己學習的需求及樂趣，是研究的目標及挑戰。

權力結構的平衡和相互貢獻，是影響代間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過去有研究顯示，青銀共學過程中長輩較會具有權威性，王雅鈴團隊為避免長輩在共學過程中的指導狀況，以及強化青、銀彼此的專長，讓雙方都樂意成為彼此的老師，以科技輔助，讓世代間的權力關係能夠平衡。

王雅鈴舉例，她的代間研究中，也很重視大學社會責任，除了促進青銀共好，更推廣在地特色與文化：「我們曾帶領一組製作電子版師大龍泉里老樹地圖，參與的長輩都是從小生活在龍泉里的居民。我們設計一些讓長輩能夠侃侃而談的主題，然後讓年輕人主導運用平板繪圖的部分，因此雙方都會有不瞭解的知識或技能。需要傾聽對方的時候增多了，團體氛圍也就較為平衡，還可以透過口述歷史讓年輕學生們重新共融在地歷史文化。」王雅鈴指出，如果沒有科技作為長幼關係中的調和劑，青銀共學就會很容易出現長輩一直想下指導棋的情況，而那樣的狀況，在華人社會又更容易發生。

因此青銀共學時，受試者最好不要有血緣關係，消弭傳統代間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共學的效果會更好，才更有機會藉由科技的媒介，轉化為學習彼此的契機。

樂活到老、也樂學到老

王雅鈴及其團隊為高齡長輩設計的其中一項數位課程，內容是透過通訊軟體Line教導長輩生活上的實用知識與健康相關內容。在課程開始前，研究團隊會先一步步教導長輩操作方式，並提供給長輩一本小冊子，讓他們可翻閱回顧；除此之外，研究室和助理們的電話也都會提供給參與課程的長輩，讓他們有問題時隨時能找到人解答。

­「我們通常會透過村里長、社區大學或樂齡學習中心招募長輩。主動來參與數位學習的長輩，對這個主題已經有一定程度興趣，對於不熟悉設備、如同『科技新移民』的高齡長輩來說，支持性是他們維持每日數位學習的關鍵。在每個難關前搭把手，就能讓他們保有參與的熱情。」王雅鈴闡述，他們需要讓長輩覺得「隨時都有人支援自己」，給長者一些身心的幫助，更重要的是提升他們的內在動機。

打造友善長輩的數位學習環境、跨領域整合高齡心理及數位學習理論，是王雅鈴主持的「臺師大智齡實驗室」研究主軸之一，在這個主題之上進一步推動「青銀代間共學與共好」，更是實驗室的遠大目標。
照片來源／王雅鈴提供

但青銀共學也並非都很順利，王雅鈴苦笑說：「和社區大學聯繫時，有很多長輩願意參加，他們對學習主題感興趣、對和年輕人當同學躍躍欲試，時間也因為退休而更充裕，所以非常踴躍。但年輕人這一端就很難找到受試者，除了時間因素外，也因為華人社會鮮明的長幼有序、敬老尊賢等印象，讓許多人對於和長輩當同學感到有壓力，最後往往需要仰賴修課的同學來執行。」

經過多次的共學課程，加上研究團隊在兩者之間不斷地溝通與協助，實際上參與研究的兩代人，最後都能有不錯的互動，甚或成為忘年之交。少數發生衝突的小組，也能在大量的溝通下逐漸化解。

王雅鈴強調，他們不會鎖定結業後一定要做出什麼成果，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長輩接觸科技、讓年輕人能翻轉權力結構，願意靜下來與長輩溝通。「我們更重視過程，所以我們在很多研究的結果評估之中，不一定看學員做出了什麼，而是他們在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透過參與青銀代間共學計畫，長者能夠重建社交網絡，並在家庭、社區和生活中保持活躍。此外，代間學習還可以增進不同世代間的相互理解，進而增強長者和青年的自信，甚而改善彼此的認可情感，相互尊重自己和對方的優缺點。

推廣數位學習、代間學習雖然對高齡者益處良多，不過課程設計者需要針對不同族群，規劃長輩會有興趣的課題。王雅鈴坦言，以現階段來說，還難有可供大範圍適用的教學法，尋找願意共學的對象也有困難度。

高齡數位學習、青銀代間共學與共好的領域才剛起步，還有許多未知需要去探究，王雅鈴整合其心理學的學術背景、博士後研究的數位學習專業，期望未來能為高齡者的繼續教育搭起更多的橋樑，提供給未來高齡學習活動設計更多的啟發。連接不同世代之餘，也讓長輩有更多快樂學習的機會，樂活到老、也樂學到老！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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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們真的有與生俱來的道德嗎？應該衍生的問題是，人類的腦中，是否真的有「道德感」正在運作呢？

每當有駭人聽聞的社會案件發生時，社會輿論總會分成兩派，爭論犯嫌的量刑是否過重或過輕。這是臺灣屢見不鮮的道德難題，也是許多專業與非專業人士齊聚的爭議戰場。

最主要的原因是：該如何真正理解犯人的心理，是否還有「良知」，進而判斷「有無教化之可能」呢？

該如何真正理解犯嫌的心理，判定「有無教化之可能」呢？
圖片來源／visualhunt

不管是「良知」還是「道德」等諸多說法，不外乎都在探討人一旦曾經做錯了事，是否能有第二次機會。過去已經有非常多從哲學、心理學等面向，研究「人們是否具備道德」的課題，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都相繼挖掘出新的視野與論點，不過國立陽明交大神經科學研究所鄭雅薇教授從社會神經科學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試圖從科學角度釐清人們腦中的道德感運作模式。

社會神經科學：將人際互動視覺化、數據化

對鄭雅薇而言，與道德有關的議題令她非常感興趣，每當社會輿論沸沸揚揚時，她總會思考：是不是可以透過社會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來了解人的道德感呢？

社會神經科學不是一門新的學問，如膚電阻搭配自評問卷量表，對應社會心理學的現象，已經行之有年。鄭雅薇提及：「社會神經科學並非新創的科學，卻能讓道德、同理心等過去歸屬心理學、哲學範疇的議題，更加科學化，進一步得到驗證。」

社會神經科學與神經科學相似也相異。相同的是，兩者都會使用眼動儀、腦波、fMRI等儀器協助測量人類腦部活動時的狀態，得到對應的影像圖片與數據。相異的是，兩者關注的對象不同。神經科學關注的是一個人怎麼說話、如何感知；社會神經科學則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互動，腦部會出現哪些活動。

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以社會心理學理論「演員-觀察者的不對稱性」（actor-observer asymmetry）探究一個人，在成為動作行為人和評判行為人對錯的旁觀者時，有什麼不一樣的反應。該理論強調個體觀察他人的行為，推論出行為原因、因果關係時，會受到個體是行為發動者（第一人稱）或觀察者（第三人稱）的影響，可能會產生不同做出不一樣的「歸因」。

考量研究倫理，鄭雅薇研究團隊考量實驗不能夠真的動手傷人，因此花了巧思運用「連續圖片」的方式，取得他們要的實驗素材。

「我們將一個連續動作拆分為三張圖片，以『一個人手上拿著鐵鎚，一個人的手放在鐵槌之下』為第一張圖。第二張圖片動作是鐵鎚已經敲到另一個人的手；第三張圖則是動作已經完成。」鄭雅薇解釋團隊刻意將第二張動作的時間調短，進而控制動作的逼真感。

之後，團隊給予受試者相關的情境，當受試者是第一人稱、動作行為人時（actor），便讓受試者選擇是否要按鈕去啟動接下來可能造成他人損害的事件。再觀察受試者是第一人稱動作行為人時，腦中的同理心、道德區塊如何進行活動？

另一個情況是，讓受試者成為觀察者（observer），讓他們觀看圖片，測量他們的同理心，並讓受試者去評價動作行為人。

「實驗得到一個結論，當受試者是動作行為人時，受試者會為自己的行動找很多解釋的理由，但當受試者是觀察者時，則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些偏見、誤會，進而提出性格上的解釋。」倘若以「隨手丟垃圾」的情境作為例子，動作行為人很容易會有「因為我找不到垃圾筒所以才亂丟垃圾」的卸責歸因；但當觀察者看到這個情境，可能就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個標籤，認為對方是「沒有公德心、道德感低落，所以亂丟垃圾」的指責。

當受試者是動作行為人時，受試者會為自己的行動找很多解釋的理由，但當受試者是觀察者時，則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些偏見、誤會，進而提出性格上的解釋。
繪圖／李昀

有個別差異的道德感

過去要了解一個人的道德態度，使用的都是外顯性的自評量表，但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認為，這類外顯性的自評量表不一定可以呈現出人的道德態度。團隊更想了解的是一個人的內隱道德態度（implicit moral attitude）如何影響一個人的道德判斷與行動。

內隱道德態度指的是個體在某種道德情境下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或行動，有時受到同溫層、教育和法律規範等外在影響，個體平常未必會表達出來。唯有在面臨道德兩難或是時間相當短的限制下，才會不假思索的表現出內心真正的想法。

是以團隊進行改良，將道德判斷的實驗刺激圖片（即是前述拿鐵鎚打傷人的手連續圖）加上相關的文字如：「拿鐵鎚打人會讓人受傷，是不對的」、「拿鐵鎚打人，是一種合理而且必要的處罰方式」等說明進行扣合，測量一個受試者的反應是不是一致。實驗後會得到一個「D-score」（Difference Score，差異分數），代表同一個個體觀察不同道德情境後，乃至做出行動之前的反應時間。

實驗按照結論可以簡略的分成兩群人，一群人是面對道德情境與道德描述文字是否能夠吻合時，做出反應的時間差異很大。如前述所說，「拿鐵鎚打傷人的手」圖片呈現，再加上「拿鐵鎚打人，是一種合理而且必要的處罰方式」的文字，對這群受試者來說因為是道德概念不一致的情境，會需要花更多時間在腦內進行處理、做出最後判斷；但相對另外反應時間比較低差異的受試者來說，面對道德概念與情境的變化，顯得較具有彈性。

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運用「連續圖片」的方式，取得他們要的實驗素材。
繪圖／李昀

鄭雅薇分析道：「反應時間差異大的人啟動比較多是腦內的邊緣系統，掌管情緒的部分。反應時間差異小的人啟動的比較多是前額葉皮質區，屬於理性思考的部分。這個實驗結果，讓大家知道，道德不是一個情境的差異而已，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個體在做出道德判斷時所啟動的情緒、理性的機制也有所不同。」

道德感是否會被影響？能否被訓練？

由此，筆者產生一個延伸的問題是，當人們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時，會否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呢？鄭雅薇指出：「僅有會做出理性判斷、較有彈性的人，會因為有人觀察而改變自己的做法。」

不過鄭雅薇進一步提到，有可能存在某種方法，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道德選擇：「所以接下來我們想要探究，以人為的方式進行腦部刺激，需要放在腦部哪一個位置可以讓人做出不同道德選擇。」

鄭雅薇與其團隊嘗試過穿顱直流電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簡稱tDCS）在受試者右邊顳葉頂葉交界處部位進行刺激，穿顱直流電刺激促進或抑制腦中右邊顳葉頂葉交界處的活動，觀察反應時間大的人和反應時間小的人會有什麼不同道德抉擇。鄭雅薇強調，兩種人在不同的狀況下，可能有不同的優勢展現，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正義魔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隨情境調整的道德變色龍。

一般大眾所遵循的道德規範，都是自由心證的，可能因此產生許多不必要的人際誤會和摩擦。從鄭雅薇的研究也許可以提供給我們另一種思考途徑，即使在客觀的數據、科學的測量之下，能得出「道德」的相對值，但對人們在情境之中發生了什麼事、導致他做出了怎樣的判斷與決定，也都有必要列入考量。誠如鄭雅薇提及：「如果我們理解一個人，能從他的環境脈絡出發，稍微放下一些主觀的想法、歸因的偏見，也許我們看到的感受，將會更加貼近事實。」

鄭雅薇說：「如果我們理解一個人，能從他的環境脈絡出發，稍微放下一些主觀的想法、歸因的偏見，也許我們看到的感受，將會更加貼近事實。」
照片提供／鄭雅薇

採訪撰文／艾彼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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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之中，性別意識不斷有新的進展，兩性平權幾乎已是我們每個人理所當然的概念了。

不過，女權是否只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呢？尤其我們的刻板印象可能會這麼認為：數千年前的古老中國，怎麼可能出現女權意識呢？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陳弱水，對歷史中一般人群的生活樣態一直很有興趣。他探討唐代婦女與本家（娘家）的關係，以及唐代女性掌權者的言行舉止與政治措施等諸多面向，分析唐代女性意識的發展情況。

他說：「即便今日，女性在公共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仍不是極其普遍的現象，更何況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的空間更非常有限。」陳弱水藉由女性參政者特殊的角色，從史料和考古資料中爬梳唐朝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進一步洞悉當時女性地位、女權意識與權力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的活動空間更為有限。唐‧周昉〈內人雙陸圖〉。
圖片來源／故宮Open Data

那個時代的女人

唐代曾出現極富盛名的女皇武則天，以及後續的女性參政者，如韋后、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等人。陳弱水回顧這幾位女性領導者，發現她們均曾推動提高婦女地位的政治舉措，直接或間接影響當時的女權意識。他說：「以世界上複雜的社會體系來說，在近代三、四百年之前，政治均被男性壟斷，女性沒有多少發揮的空間，像唐代，尤其武則天等女性都是特例。」

中國中古時期的女性，沒辦法進入官僚系統，反而比較有機會進入皇權、王權的系統。簡言之，就是女性當不成官，卻可以從皇后開始起步，至皇太后，或像武則天那樣登基稱帝。

「武則天即皇后位後，積極爭取權力，力圖昭示臣民一個訊息：她是一位政治領導者，而不只是宮闈中的母妻而已。」陳弱水認為武后掌權後諸多政治措施，都有這樣的意涵。

例如武則天屢次接見婦女、更改嬪妃的職銜、修改父親健在母親過世的喪期從一年延長至三年、尊崇老子的母親甚而立像祀奉、編寫婦女相關書籍、以婦女的角色親自參與先蠶禮和封禪禮等等作為皆是。

武則天力圖昭示一個訊息：她是一位政治領導者，不只是宮闈中的母妻而已。
圖片來源／wikipedia

以封禪配享事件為例。

封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最特殊、最隆重的皇帝祭天地之禮，中國歷史上只有六位皇帝舉行過完整的封禪禮。當時武則天除了參與唐高宗的封禪典禮之外，更前所未有的和其他婦女在典禮中擔當重要角色。

陳弱水進一步說明：「武則天在大權獨攬之前，需要有一個理由參與政治，而中國儒家文化下，傳統家庭的婦女觀，便是她的理論依據。」唐高宗朝的皇后能夠帶領女性參加封禪禮，便是武則天將封禪形容為一場家禮，而身為母妻的皇后，便如同一位家庭主婦擔當烹煮祭祖的義務。

「由此可見，武則天藉由提高母親的地位，也就同時提高了妻子，乃至一切女性的地位。」陳弱水說，至於最後武則天自立為帝這件事本身，就更具備濃厚的「女性主義」意味。

陳弱水補充道：「她不但當了皇帝，並且具備一切皇帝專有的建制。種種言行都是向世人宣告：皇帝不是男人專屬的名位，女性也能擔任國家元首。」

儘管武后的行動目的是為了伸張自己的政治聲量和權勢，但提昇婦女形象或激勵婦女的作用卻影響了後世。

誠如陳弱水的研究，武則天有提高女性地位意圖的行動，儘管難以直接證明她是否有此意圖。但則天之後，相繼而起的唐代女性政治人物，她們提升女性地位的努力和意圖就比則天顯豁多了。

古老中國的女性參政

後武則天時代除了媳婦韋后、女兒太平公主、孫女安樂公主以及寵臣上官婉兒等人，先後權傾一時外，還有其他女性參與政務，甚至包括宮外婦女。

陳弱水指出：「武則天退位後婦女仍積極參政的現象本身，可以算是女性意識提升的一個表現。」這個女性參政的局面，直到玄宗皇帝擊潰太平公主的勢力而告終，從武則天實際當政（包括與高宗共同當政）約四十五年，她之後的女性政治又持續了八年，總共歷時五十三年。

和武則天時代一樣，後繼的女性政治參與者等人提高婦女地位的行動，與她們的政治企圖密切相關，但這並不代表，這些行動流露出的伸張女權意識是虛幻不實的。

初唐女性參與政務所掀起的女性意識是個孤立的現象，沒有明顯的前因後果。圖為武則天孫女永泰公主陵壁畫〈唐朝仕女圖〉。
圖片來源／wikipedia

陳弱水說：「在人類歷史上，有些思想運動之所以強大有力，正因為它們的目標符合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因此就算是近現代的女性主義，也通常與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相結合，由此可以比擬的是，與當時現實相違背的男女平等意識，依附在醜惡的政治鬥爭當中存在著。」

陳弱水透過實證研究，讓我們瞭解到在一個結構壓力龐大，幾乎不可能讓女權意識萌生及行動的凝固化、制度化時期，也能夠產生出這樣的現象。陳弱水將其稱為「初發型女性主義現象」，他說：「初唐女性參與政務所掀起的女性意識是個孤立的現象，沒有明顯的前因後果。」

一般認為，因為隋唐的皇室源於北方遊牧民族的鮮卑，而鮮卑族向來有女子參政和主持家庭事務的習慣，這也造就了武則天時代的女性參政背景。

但是就現有史料的考察，武則天以前的婦女主政，沒有任何試圖提高婦女地位的跡象，女性意識的情況也很薄弱。陳弱水說明：「簡單來說，初唐女性參政是北朝傳統的延續，但初唐政局中透露出的女性意識，與前此的歷史缺乏聯結，那是一個斷裂的現象。」

陳弱水認為直至武則天時代才特別出現女性意識現象，很大程度上，因為以武后為首的女性參政者，她們的行動是以華夏正統文化為對手，政治企圖也超過絕大多數的中古女性參政者，面臨的文化障礙更高，因此有意無意走上了伸張女權的道路。武則天當政及其身後的女性政治，加起來超過半世紀，雖然無法撼動體制，但也是一時之現象。

唐玄宗以後，朝廷對女性參政採取否定和預防的態度，陳弱水指出：「武則天時代各種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措施，雖然有些得到留存，卻無法再和任何女性的政治力量或女性意識相結合了。」

此後，宮廷不但未再出現女性意識的痕跡，皇族的婦女文化反而發生了「儒教化」的趨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公主的行為和權益，如再嫁的事件急遽減少，這不僅是公主自身行為的改變，更牽動到宗室心態的整體變遷。

個體主義立場的觀點

陳弱水強調過去的歷史研究大多忽略女性，後來雖然女性史的議題增多了，但我們應該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眼睛只盯住性別，而忽略了她們所身處的環境。

「與其從歷史的觀點出發，看待唐代女權主義曾經萌發的情形，倒不如從『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我們通常把歷史當作一個連續性的事件組成，陳弱水認為，實際上歷史經常是斷裂的，從零星史料中散布的個別現象，實則暗示女性意識不只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也有著更廣泛、深刻的根源，能夠在極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環境中探冒出來，形成斷裂的特殊案例。

陳弱水從史料和考古資料中，分析女性的生活和思想。
攝影／張傑凱

史料的可靠與否，涉及到歷史研究極本質的問題，陳弱水徐徐說：「我與學界一般流行的觀點不太相同，並不贊成類別主義，我採取的是個體主義立場：意即須從個別的文本判斷其價值所在，要抑制對文類的成見。」

意思是說，史料批判本為研究者最基本的門檻，重點是如何善「用」，而不是其文獻來源是什麼。對歷史學門來說，在於史料的「真值」（truth value）是什麼？史料的證據性，是產生在運用當中的。

傳世文獻呈現的幾乎都是當時高層的生活，歷史學家有責任提供另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讓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聲。因此陳弱水在提出例證之時，必定都有所依據和交待。例如在小說方面，會透過相關的傳世文獻「虛者實之」，相互印證，以取信於研究者及讀者。

多數人把文本當成飄浮在空中的文字，其實不然，陳弱水表示，在研究時，須瞭解文本及其產生的特定環境：「這可以從文本中得知一部分，或是經由原有的知識檢視，這樣一來，便使得文本能在歷史的大海裡下錨，甄別真偽或虛實，會相對容易。碰到有疑處，就不要運用。」

採訪／李錦昌
撰文、攝影、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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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印象之中，黨爭是兩個不同群體的政客互相攻擊的政治鬥爭。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認為並非如此，他研究宋史五十年來，特別將火力集中於長期被學界忽略的南宋中、晚期，透過獨門議題研究，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對人際關係的經營，不止是結黨營私、獲取名利而已，更有著時代不得不然的生存法則。

學術研究牽繫社會

生長在宜蘭蘇澳的黃寬重，幼年時家境清苦，哥哥們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只能打零工過日子。自言弱勢家庭的黃寬重語中帶著柔軟情感：「雖然我的原生家庭缺乏資源，但家中的兄長們都很關注世界變動的局勢，也喜歡討論時事，這或多或少是造成我對政治、社會充滿興趣的根源。」

黃寬重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夠自外於社會。他高一時加入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曾任宜蘭分會會長。年輕一代的覺醒在當時是一股新興的力量與希望；讓黃寬重強烈興起改造社會的使命。

因此連帶影響黃寬重選擇大學的志願，他在歷史、法律或政治系之間掙扎。

當時兩個決定性的關鍵讓黃寬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第一是我出身貧寒，不具備能言善道的領袖氣質，在那強調『吹台青』的年代，我的家沒有足夠的條件讓我從政，邁向改變社會的道路。畢竟讀大學、當老師是我們那個年代會讀書的人最普遍且安穩的出路。另外，更重要的是曾任自覺會總會會長的許席圖被補，那是有名的統中會案，入獄後他精神異常，如今……唉。」語氣不勝唏噓，表情哀憐，在這個警訊下，只能選擇安身立命的歷史。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因此他的學術研究隱然與社會環境的有所牽連，這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比如採集中國浙江寧波地區的新興中型士族的個案研究裡，黃寬重以樓氏家族推動家族內部，以及鄉里經濟互助的義莊、學校和橋梁等公共建設的貢獻為例，指出其時知識分子不僅關懷社會且付諸行動。

黃寬重始終心懷社會，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的隱性牽連，可從他諸多南宋研究看出端倪。
攝影／張傑凱

「樓氏家族超越了『家』的概念，重視『族』的意識，在購田創辦義莊、資助貧苦無業的族人這件事特別能夠看得出來。」黃寬重強調樓鑰一代與同鄉親友共同推動跳脫家族思維、具有社會意義的鄉曲義莊的維持與經營，讓慈善救濟建立起常態、持久的制度化組織與經濟互助體系，而不是短效性的慈善活動。他說：「因此才能跨出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透過集體的力量去關懷鄉里、標幟士人階層的理念與價值。」

顯然，黃寬重身上保有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懷，也才能對應到遙遠的南宋，在歷史研究中，呈現另一種關懷社會的獨特途徑。黃寬重語氣沉緩：「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並非我們誤以為只顧爭奪鬥利的政客，他們的公義之舉並不短少啊。」

循環式興衰的南宋士人家族

南宋的社會變動劇烈，且信息傳遞快速，士人透過類似中央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並藉書信聯絡，乃對政治情勢、軍事、經濟、文化方面的變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並頻繁交換意見。

黃寬重提到南宋文人雖看似汲汲營營於功名，在科舉制度搶破頭想要出人頭地，但那是高度競爭的現實使然。因為獲取官位才可能獲得資源，買田置產，並經營朝廷與地方的人際，讓家人親友經濟生活無虞，進而培養小孩受教育，以維持家族競爭力，避免家族中衰。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起與沒落，但不能只專注於鑽研這一點，需要從時代的整體性去看，才能釐清宋代家族對社會的意義。」黃寬重強調家族的崛起既是知識份子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因應時代的需求。

南宋文人家族所呈現的是一種循環式的興衰。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進一步強調，看待一個朝代，並不能只有單一觀點，比如一般人認為南宋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對立鬥爭，就不是事實。「一概而論這件事，對學術發展是阻礙。南宋文人對自身能力、才華的厚實，以及重視人際關係是並進的。像太學生入學後，不止考慮學術成就而已，還得設想未來發展，所以會慎選師從哪一位學問家。這是經過思辨後的多元選擇，畢竟在個體的成敗以外，還得將群體的利益納入考量裡。」

以基層官僚孫應時的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黃寬重從家族發展及個人際遇，發現孫應時的官場之路和學術之道，都映照著南宋眾多中低階層文人的身影：他們在慶元黨禁中存活，並持續對地方和社會有所貢獻。

這要談到南宋時的思潮流變。南宋是道學蓬勃高度發展的時代，到中期，重要的道學家分別為張栻的湖湘學、朱熹的閩學、呂祖謙的婺學和陸九淵的心學等學派。

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寧宗繼位之後，右丞相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不和，兩派明爭暗鬥。最後韓侂胄以「宗室不得為宰執」的祖宗家法，逼使趙汝愚離開朝政，進一步批判道學，視之為偽學，掀起整肅朱熹及其門人，對道學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是為慶元黨禁。

孫應時最早師從於陸九淵，爾後轉向朱熹，但在黨禁後，又與朱熹漸行漸遠。黃寬重提出這是宋代士人從學多師：「一開始陸九淵鼓勵學生向其他學者問學。但理念分歧後，陸九淵發現孫應時等人親近朱學，就憤而寫信指責。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黨禁之後，朱熹門生怕受到牽累，與他保持距離，朱熹也曾公開批判。」

過往都是道德至上的標準，指責門徒怎麼能背叛師門？黃寬重則認為當學術與政治糾葛太深時，道學追隨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他們除了考量聲譽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對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存續，等多元因素，不宜只用簡易的二分法去判斷，更不好只從政治的對立性、尖銳化的角度作解釋。

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慶元黨禁不但是政治鬥爭，同時關係南宋的路線之爭。」黃寬重指出，當權者一方面要剷除政敵，鞏固自身，另一方面也會要求一般官員必須表態，選邊站，甚至讓應舉士人不得學習被定調偽學的道學。這種強制手段與政治壓力，讓不少道學追隨者必須向現實妥協。

這是個體如何在大時代的巨網下，為自己、為家族掙扎求生的殘酷物語。

以孫應時與周邊友人來做對比，黃寬重認為是最鮮明的例子：「孫應時出自寒門，沒有太多資源，道學興盛之時，他選擇在科舉與道學兩方面並進。而後，身處黨禁陰影下，他就非得轉身尋求執政核心如張孝伯、趙彥逾的協助，試圖勉強保住職位。但還是被長官責難，最終被劾罷，實在無可奈何。」

黃寬重提及孫應時處事作風謹小慎微，以保身為要，與其友人呂祖儉大不相同。

呂祖儉是道學名儒呂祖謙的胞弟，出身世家大族，性格耿直、急躁。他因力挺趙汝愚得罪當權者，遭到貶黜，甚至因病致死。但到理宗褒崇道學時，他又備受推崇，贈諡號並惠及子孫。

此外與孫應時交好的項安世、石宗昭等人則都是地方望族，也是陸九淵門人，但由於人脈廣深，即便是黨禁政爭中受到牽連，但後來轉而贊成恢復，重返政壇，甚至獲拔擢晉升。

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宋‧宋徽宗〈文會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放大）。
圖片來源／wiki

黃寬重細膩且獨到地分析道：「由這些例子便可知曉，性格、家世、師從與人際關係，對南宋文人來說，都會產生不同的機遇和後續影響。過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論述，因於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的印象過於深刻，而常有偏頗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主動參與或被動涉入，究其人生際遇和宦海浮沉，可以發現文人的命運和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所刻畫出的前後一貫或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藉著各自人際網絡，採用多元的回應對策，來因應政局變化。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此在政治的變動之中，有人堅持道統，有人轉向積極支持當道，也有人委曲求全，情況複雜異常，不可單一論斷。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不是總能往上晉升，他們就會把理想與熱情實踐在鄉里。
攝影／張傑凱

黃寬重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與實際行動，也看到知識份子面對現實之外，仍懷抱理想。他說：「像孫應時中科舉的士人成千上百啊，但在員額缺少的南宋朝廷要找一個闕，卻無比艱難。孫應時的官階最高就到通判而已。」黃寬重語音哀微，露出苦笑：「正如同臺灣現在流浪博士滿街跑的景象，南宋的流浪進士何其之多啊。」

考上科舉的士人不一定能當官，當上了也難獲往上晉升的機會，因此，他們致力追求政績、廣佈人脈之外，也在鄉里實踐理想與熱情。

再加上舉業挫敗的讀書人，也仰賴知識與學問在鄉里從事不同職業謀生，彼此結合推動鄉里建設，植根於基層社會。可以說科舉考試配合教育，讓士人成為時代主流群體，除了推動政治改革與建設，更讓南宋社會、文化有高度的發展。

黃寬重強調：「一直以來，南宋的孱弱被過度描述了，反而忽略當時多元、精緻文化的進展。」

他以取代韓侂冑，權傾其時的史彌遠舉例，一般總認為他是奸相，讓南宋民不聊生。但黃寬重的看法是：「南宋晚期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絕望且腐敗的黑暗時代。史彌遠當朝，除了文化有多元發展外，醫療與養生觀念更為普及，說明當時的社會富庶。宋代黨爭也不僅僅是派系之間的爭戰，而是理想與現實的多面性表現，涉及複雜的人際網絡。我想，學問需要更全面性地去理解、觀照，不宜留滯於以偏蓋全的主觀印象。」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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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攝影／陳怡君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耗時數年的研究，與其說在討論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如說是以家庭為透鏡，追究階級的體現與再製。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

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

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臺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在選定 4 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臺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

例如，位於新北的河岸國小是典型的「不山不市」小學──既不在資源集中又便捷的城市裡，也不在慈善團體關注與各式補助發放的山野偏鄉。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

藍佩嘉費時 8 年，從不同角度看「教養」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下一代。
攝影／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臺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在《拚教養》一書中，全球化這個巨觀的概念落在微觀的亞洲家庭裡，方方面面都是西方社會難以體會的風吹草動：包括教養策略中的語言學習與國際營隊安排、受全球產業衝擊的勞工家庭生計、外派父母的國際競爭焦慮、兩岸分偶的「空中飛人」或「大雁家庭」、島內移民但共享國際教育理念與資源的實驗教育，以及愈來愈多的跨國婚姻與新住民家庭。

她也強調，在臺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臺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2018 年藍佩嘉在美國出版《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後，隔年於台灣推出中文版《拚教養》。而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的學生（Kayli Hattley, Judy Fickess, Paulina Becerra, and Xinyue Ge）在課堂上曾以桌遊方式報告《Raising Global Familie》書中的內容。
照片提供／Prof. Markella Rutherford

《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臺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2018 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臺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教養，沒有正確答案：非預期效果與風險

「當然，父母也不是一直都在焦慮，教養還有很多快樂豐富的面向，只是那些未必需要社會學來探討。」藍佩嘉解釋，這本 12 萬字的全球化階級教養研究，力圖分辨的並非教養方式的優勝劣敗，而是要提醒父母們在教養腳本背後那些「非預期效果」的存在，以及盡可能正面看待教養中的各種風險。

所謂「非預期效果」，某部分來說即是戳穿僵固的階級神化、釋放家庭教養對孩子人生的重量。例如，天龍國小的父母為孩子精心打點、極大程度的介入並規畫出孩子的學習日常，孩子卻可能非預期的陷入時間貧窮，整天在家庭、學校、補習班、才藝活動間趕場，並且過度依賴，少了父母便喪失行動方向；河岸國小位於貧富比鄰的市郊，勞工家長們費盡心力將孩子越區就讀送入中產階級的教育網絡，卻可能非預期的將孩子暴露於近距離的貧富差距中，在同儕間感受到自身的物質匱乏、強化童年的現實陰影。

家長在面對教養時，往往希望能做出對孩子最好的選擇，但可能因「非預期效果」而造成反效果。
圖片來源／Pexels

簡言之，不論如何善用階級優勢或一心想創造階級流動，都無法保證這就是教養裡的「正確答案」。事實上，世界的變動往往讓人措手不及，產業與科技的發展無人能精準預測，我們甚至難以判斷未來什麼職業必定會消失、什麼新形態的工作又會出現，所謂教養，根本不可能有「正確答案」。

另一方面，對藍佩嘉來說，兒時父母有意或被迫為之的教養策略，不過是成就我們長遠人生的其中一個變因。許多臺灣父母長期受困於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主流教養觀，深信自己在孩子生命初始所做的選擇會影響他們一輩子，因此努力動員各類型資本、用盡力氣「拚教養」，只求排除孩子成長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既可能是新時代讓人擔憂的風險，亦很可能是各種機會蓬勃發展的土壤。

「我們必須記得，『不安全』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常態，鐵飯碗與安穩工作已成神話。父母不可能為孩子避開所有風險，甚至很難管理風險，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有能力適應風險。」

藍佩嘉也強調，父母必須換一個方式來理解風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這種無法控制的感覺，甚至理解到這種變動性才是孩子的養分，如此一來，父母與孩子才能輕鬆一點共同成長。」

藍佩嘉最後重申美國心理學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當一個好父母，並非把小孩變成聰明、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去面對難以預料卻必須面對的未來世界。」

採訪撰文／葉靜倫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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