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報導總聚焦於事件的震撼性，停留在「不忍久病折磨」、「長期照顧壓力過大」等簡短描述，卻鮮少進一步追問：這個家庭是否曾經使用過長照服務？在照顧壓力逐漸累積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本可介入、減輕負擔的支持資源？

投入長照領域二十餘年，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深知，照顧悲劇並未隨著制度推進而完全消失。更關鍵的是，服務體系與社會大眾，往往只在事件發生後，透過新聞的簡化敘事理解悲劇，而忽略了長照制度下本就存在的預防與支持，以及這些資源在照顧關係中，又為何遲遲無法被使用。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陳正芬教授
拍攝／汪正翔

當照顧者被視為「免費資源」

在多數家庭裡，「照顧」常被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父母照顧孩子、孩子照顧長輩、配偶互相扶持。久而久之，照顧者變成無法被看見的隱形角色，承擔無止盡的照顧任務。

2015年，臺灣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確寫下「照顧者也是服務對象」，照顧者的需求開始被看見。2017年進一步推出「長照2.0」，政府新增家庭照顧者據點，為照顧者提供喘息服務、心理支持與照顧技巧訓練等。

然而，制度的擴增並不代表照顧者就能順利獲得協助。陳正芬觀察，照顧者使用支持服務的比例偏低，現實上存在許多門檻。「有些人不清楚自己能使用哪些服務，或因服務據點太遠、申請太複雜或無法負擔費用等問題而退卻。」

臺灣針對家庭照顧者所規劃的主要服務項目與支援單位。
圖片製作／馬藤萍

然而，更棘手的是家庭內部的阻力。照顧者其實渴望協助，卻因照顧接受者強烈拒絕外人介入而無法使用服務。許多長輩擔心自己「被丟包」、害怕陌生人進到生活空間，甚至因疾病症狀而難以配合外部人力。種種因素致使照顧者即便身心俱疲，最終只能維持原狀，不會主動伸出手，任由壓力持續累積。

陳正芬無奈表示，「照顧是家務事」的傳統觀念，讓照顧者對求助往往有著深刻的罪惡感，把外部支援視為「丟下家人」或「承認自己做不好」。不少照顧者甚至會說：「我又不是病人，我沒資格占用資源。」

這些壓力長期存在，卻難以浮上檯面。照顧者在忙亂的生活裡少有時間說話，更少有機會承認自己快支撐不住。社工若沒有進入家庭，就很難理解那些每天被尿濕的床單、深夜突發的狀況，甚至與接受照顧者反覆的情緒衝突，是如何一點一滴消耗照顧者的能量。

走到極限的照顧關係

「照顧悲劇不會突然發生。」在多年研究裡，陳正芬一再看見同樣的軌跡——照顧者如何被迫把「求救」深埋心底，直到有一天，情緒、身體與家庭關係同時崩落，才讓社會驚覺問題的存在。

陳正芬從2009年到2018年發生的分析74起照顧悲劇，包含照顧者自殺、殺害接受照顧者後自殺或雙雙自盡。這些事件在臺灣屢見報端，甚至有逐年上升趨勢，其中又以「老年照顧老年」，以及「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殺害比例偏高。

2010年，震驚社會的王姓老翁殺妻案，迫使臺灣社會重視照顧悲劇。84歲的王老先生有心臟病與高血壓，卻獨自照顧罹患帕金森氏症的妻子。在極度疲累、身心耗竭、又缺乏任何替代人力的情況下，最終他犯下殺人行為。

陳正芬表示，「老老照顧」在臺灣社會十分常見，老年人多抱持著「不想拖累子女」的想法，卻也因此產生另一種照顧壓力。
圖片來源／Unplash

另外，在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案件中，陳正芬則觀察到兒子殺害母親的案件占比最高，反映了另一種結構性的壓力來源。他們多半正處於勞動與經濟責任的高峰期，當照顧責任突然落到身上，便被迫辭去工作，造成照顧角色與社會角色的劇烈衝突。「男性照顧者一方面被期待成為盡責的『孝子』，另一方面卻又因退出職場而承受被視為 loser 的社會眼光。」她這麼形容。

此外，陳正芬也特別提醒，還有一個相對少被討論、卻風險極高的群體——「老年照顧成年失能子女」。在這類關係中，照顧者與接受照顧者長期共處，照顧責任幾乎無法轉移，但隨著照顧者年齡增長、身體機能衰退，對於「如果我倒下了，那孩子怎麼辦」的恐懼不斷累積，風險也隨之升高。

陳正芬總結道，這些案件都有著高度相似的心理與生理輪廓：長期睡眠不足、情緒耗竭與身體疾病，對照顧未來的強烈恐懼，以及缺乏替代人力，感覺永遠無法休息。這些因素交織，使照顧者一步步身陷高負荷照顧的隱形危險帶。

制度裡，重新看見照顧者

在陳正芬看來，臺灣已有健全的長照制度，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支持往往來得太晚——多半是在照顧者已經瀕臨崩潰時，才作為「最後防線」被啟動。她指出，過去十多年來，政策與倡議已逐步讓家庭照顧者從「不敢用服務」，走到「願意使用服務」。2025年甫上路的「長照3.0」，也更進一步擴大喘息服務的適用對象並降低負擔費用等。但此刻面臨的卻是另一個更棘手的關卡：照顧接受者的抗拒心理。

在許多長輩的想像中，使用長照服務意味著被拋棄、不被愛，這也讓照顧者即使知道資源存在，仍難以使用。陳正芬強調，這正是當前最需要被翻轉的觀念——使用長照服務，並不等於不照顧、不孝順，而是讓照顧能夠持續下去的一種方式。相反地，有使用長照的家庭，照顧壓力真的下降非常多。

因此，她認為若要讓支持真正進入家庭，關鍵在於提早介入，讓大家意識到照顧者服務是一種常規性的存在。無論是醫院、居家服務單位或社區據點，這些第一線服務人員，往往是最早接觸、也最有機會觀察到照顧者狀態變化的人。

「在照顧悲劇發生之前，照顧者都曾默默釋出過求救訊號。」但照顧者的求救往往是零碎而隱晦——向鄰居抱怨「真的沒力了」、在醫院走廊悄聲問社工「可不可以有人過來幫忙幾天」，或當被問到「你還好嗎？」後崩潰大哭。

「倘若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與居服者，都僅專注於接受照顧者的病況與服務流程，那麼照顧者的求救訊號就很容易在體系中被忽略。」陳正芬強調，醫院其實是辨識高風險照顧者的重要場域——許多照顧者因為接受照顧者需頻繁就醫，長時間陪伴在側。若醫療人員能在既有流程中，搭配簡短、低門檻的照顧者狀態檢核，而非等待照顧者主動求助，就有機會及早啟動後續支持。

在醫療歷程中，患者始終是核心。然而，若能適時將照顧者一併納入關懷，便是在既有體系中，換一種方式看見照顧者的存在與需要。
圖片來源／Unplash

除了辨識風險，更重要的是真正把服務帶進家庭。陳正芬發現，「到宅照顧技巧指導」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介入。這類服務從實際照顧困難出發——如何翻身、如何抱移、如何減輕身體負擔，或調整照顧用品的使用方式。在不需要照顧者先說出「我撐不住了」的情況下，專業人員就可以進入現場，也更容易讓照顧雙方所接受。

陳正芬分享一個案例：「有位阿嬤長期照顧臥床的先生，情緒暴躁，甚至出現對先生不當對待的行為。直到社工到宅後，才發現問題出在哪。原來，阿公全天包尿布，阿嬤為了節省，晚上仍使用一般型尿布，導致每晚滲尿，必須更換床單。長期下來，阿嬤的情緒累積到瀕臨崩潰。直到改用夜用型尿布，阿嬤不必再每天洗床單，情緒也變得穩定。」

陳正芬形容，這樣的到宅介入就像一個「破冰工具」，讓原本抗拒資源的家庭開始建立信任。由於這類服務並非長期進駐，主要目的是改善照顧方式，同時讓專業人員辨識風險，了解照顧者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喘息服務或心理支持。

拍攝／汪正翔

「我們都會老去，都可能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成為照顧者或接受照顧者。」

陳正芬堅信，打造一個能承接照顧風險的環境，從來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在制度建立之後，第一線人員需要更敏感地辨識訊號，家庭也需要知道如何使用相關資源。

當社會能更早看見照顧壓力，讓求助成為一件日常而非最後手段的事，照顧悲劇，或許就不會成為我們理解照顧問題的起點。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汪正翔
編輯／馬藤萍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庭照顧者專線資訊：0800-507272

研究來源
陳正芬（2021）當照顧變為「殺害」：脆弱照顧者的困境與社會對話歷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正芬（2019）。照顧者的求救訊號？照顧悲劇的建制民族誌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正芬（2017）。看見照顧者？不同組織特性下的家庭照顧據點模式之發展與比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The post 「我不是病人，卻快撐不住了」——北護大陳正芬想終結的「照顧悲劇」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近年，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留學生走進臺灣的大學校園內。然而，無論來自哪裡，身處異鄉的他們總都會面臨一個共同的挑戰——適應當地的「飲食文化」。

「街邊的一碗滷肉飯、燙青菜，這些看似再平常不過的臺灣小吃，卻有可能成為在臺穆斯林生活中的地雷。。燙青菜也會淋上豬油或肉燥，但這三個字沒有一個字暗示豬的存在。」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趙恩潔教授笑著表示。

曾在印尼爪哇進行長期田野工作的她，回國後，意外的發現，對印尼人而言原本被視為理想當然的飲食規範，來到臺灣這個滷肉王國突然間變得一切都必須打上問號。因此，趙恩潔開始關心這些不吃豬肉的人如何在臺灣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飲食空間。

目前臺灣的穆斯林人口約有30萬人，其中包含本地穆斯林、留學生和外來移工。他們為臺灣帶來很不一樣的飲食文化體驗。
圖片來源／Unsplash

穆斯林留學生的「臺」漂日記

2012年夏天從美國結束學業回臺的趙恩潔，為了不想要斷了跟博士班田野地印尼的聯繫，便開始在臺灣找尋與印尼有關的新研究議題。當時，她參加許多與印尼文化研究相關的研討會，並在過程中結識了許多穆斯林留學生。從他們身上趙恩潔發現到，臺灣的飲食文化對穆斯林學生來說十分不友善。

為了適應走三步就會遇見一間滷肉飯、連一盤「燙青菜」都會有豬肉燥的飲食環境，有一群穆斯林學生開始在這座充滿「豬肉」的島嶼上，開闢一條自己的「求生」之道。

趙恩潔指出：「特有的飲食規範，使身處異地的穆斯林留學生更加團結，他們會成立社群，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臺灣科技大學的國際穆斯林學生會（NTUST-IMSA）和印尼學生會 （NTUST-ISA）。社團裡不僅有印尼人，還包含了其他國家種族的穆斯林，他們會與臺北的各個清真寺、印尼商店、清真印度料理餐廳等店家進行串聯，製作出自己的飲食地圖。」

「不過，雖然臺北的清真餐廳跟其他城市相比來說比較多，但外食費用對於多數留學生來說仍然偏高，所以他們更傾向自己去市場買菜、親自下廚。此外，超商的食物因成分標示相對清楚，購買方便，也是穆斯林留學生的熱門選擇。此外，他們也常相約到大型清真寺，一同採買肉類食材，並享用清真寺定期的免費禮拜餐點」

但趙恩潔也分享道，隨著來臺灣的穆斯林留學生漸增，許多大學內的學生餐廳也紛紛重視這些學生們的飲食文化。臺科大就是臺灣最早有清真專區的校園餐廳。在2013年左右，一位阿爾及利亞老闆透過學生的牽線，在校園內賣清真便當，後來受到校方幫助，更是入駐校園餐廳，開了第一間地中海餐廳。

漸漸地，當這項需求有了一定程度的規模後，在校方與學生組織的協助下，地中海餐廳便正式進駐臺科大校園。後來，這群穆斯林留學生還設計了雙語菜單，甚至開發了手機應用程式，搜羅全臺各地的穆斯林友善空間。

如今在臺灣的一些大型公共場所，如車站、校園或大型景點內，都可以看到特別設置的「穆斯林祈禱室」。此圖的祈禱室位於桃園第一航廈轉機站。
圖片來源／Wikipedia

只是不吃「豬肉」而已？

為了更好地在臺灣生活，穆斯林留學生逐漸發展出一套「求生」守則。然而，對於非穆斯林的人來說，「清真」一詞的意涵仍舊模糊。多數人以為「吃得清真」就是不吃豬肉，但真的只是這樣而已嗎？

趙恩潔為我們回溯歷史：在十三到十八世紀的東南亞，伊斯蘭信仰經由商人的腳步和平傳播。在當時，只有少數宗教專家會有一套嚴格的成為真正的「穆斯林」的標準。而許多新皈依的社群在辨識，改宗與否往往只是以便將「拒絕食用豬肉」作為皈依伊斯蘭的重要標誌。

到了現代，由於食品科技的複雜性，使得所有起源自肉類動物、但不知道當初屠宰方式的萃取物非常多，從冰淇淋、麵包、泡麵等等，都可能含有豬肉明膠等非清真物質。但這樣的觀念來自於一些伊斯蘭法理學上的判斷，其中也包含了將動物生命科學化、分子化的觀點；它既是伊斯蘭獨有的物質分類方式，但也因現代生物科學觀點轉化，形成相當特別的、混雜的認識論。這也是後來趙恩潔在2016到2024年期間一系列「清真檢驗科學化」系列研究計畫的靈感來源。趙恩潔解釋：「清真與非清真的區別之所以錯綜複雜，正是因為它並非一成不變的清單，而是一個隨時代與環境改變的動態概念。宗教法學者會根據不同經典法源與時代條件，做出多樣的解讀。」

「遜尼派穆斯林依據的核心法源主要是《古蘭經》和《聖訓》，另外是「共識」與「類比」。前者是神通過先知穆罕默德所傳達的啟示；《聖訓》則是與先知同時代人的紀錄。而這些規訓內容都不斷在當代條件下經過辯證，也顯示出穆斯林對於清真概念其實具有靈活性。但我們之所以仍覺得清真飲食標準極其嚴格，或許是源自於對他者文化的陌生與誤解。」

不過有趣的是，很多穆斯林留學生都是第一次長期在國外定居。過去生活在自己的家鄉，飲食選擇從來不必刻意思考，更不會特別去強化自我的「清真意識」。相關的飲食與生活規範既是信仰，也是文化。直到他們來到臺灣，才真正開始摸索「如何吃得清真」這項課題。

其實不只是他們，而是全球的穆斯林，也都是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因為紐澳牛羊肉品對全球輸送、看不出成分的加工食品在跨國流動，而先後意識到清真驗證不能只是像過去一樣只仰賴宗教權威與社會信任，而是需要經過科學方法的檢查乃至實驗室的檢驗。

除了不食用有衛生問題的肉品，酒精也因有擾亂心智之疑慮而被禁止。
圖片製作／馬藤萍

「清真認證」和飲食抉擇

隨著來臺灣唸書、工作或旅遊的穆斯林人口逐漸增加，我們也開始意識到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的重要。最顯著的改變是「清真認證」（Halal certification）的標示經常出現在生活中，不僅有些餐廳會貼有「清真認證」，許多食品包裝、甚至生活用品上也會印有這項標示。

「清真認證」常見於伊斯蘭地區，它代表了一項產品的製作過程，從衛生標準到屠宰過程，皆符合伊斯蘭教的律法，且未使用豬肉或含酒精成分。這幾年，臺灣許多企業和餐飲業者也紛紛申請「清真認證」，以吸引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與中東等地的穆斯林。

當穆斯林移居至非穆斯林國家，他們變得需要更主動尋求清真食物，這時「清真認證」對於這些異鄉遊子顯得格外重要。它代表了一種保障，為他們提供了安心感，確保自己所食用的東西符合宗教規範。因為在一個非伊斯蘭文化的國家，認證標誌成為了他們判定食物是否適合的唯一可靠依據。

不過，儘管「清真認證」的原則基本一致，但具體執行和實際標準可能會隨著地域、法學派別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也使得清真食品和產品的全球貿易變得更加複雜和有趣。

但趙恩潔也指出，以現實來說，臺灣的清真餐廳多半擁有正式的清真認證，但往往因為這些餐廳的經營成本較高，導致價格昂貴，並不適合一般學生的日常預算。大部分穆斯林留學生看到清真標示的餐廳，反而卻步，覺得這樣的餐飲選擇過於奢侈，只能偶爾享用一次。

因此，為了更簡便，也出於經濟考量，有些人乾脆選擇素食。素食不僅成本較低，也可以有效避免清真飲食中的複雜考量。對他們來說，這成為了一種務實的選擇，也是一種對信仰的靈活調整。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趙恩潔教授
拍攝／馬藤萍

「食物地景」是文化多樣性的縮影，能體現一個國家地區對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今天，印尼美食、星馬料理已是臺灣常見的街頭景物，「營多麵」（Indomie）也成為許多人的宵夜首選，在在反映了東南亞飲食逐漸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不過趙恩潔表示這仍遠遠不夠：「臺灣人對這些外來食物的接受仍流於表面。比如我們很早以前就有吃港式飲茶的習慣，但我們真的了解香港文化嗎？當然，這至少是一個開始，不僅讓這些外來者有更多選擇，也讓我們有個認識並且接納他們的機會。」

臺灣社會回應穆斯林需求的方式，不只走入便利商店會看到的清真友善專區、或打造豐富友善的清真地圖，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他們需求的理解與尊重。唯有如此，才能讓這些穆斯林在臺灣也能找到家的感覺。

採訪撰文／李佳芳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The post 穆斯林在臺灣都吃什麼？隨中山趙恩潔加入印尼留學生的文化餐桌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而性別在青少年的友誼發展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青春期階段，身體與心理都會產生巨大的變化，第二性徵的出現讓青少年對自己與異性產生好奇、不安的感受，這樣的過程中，青少年也慢慢建立起性別認同，區辨同性與異性的差異。

在這個同儕越來越重要、同時又面臨性別認同的青少年階段，自然也發展出性別化的友誼網絡。

到了青春期，友誼逐漸成為生活的重要元素。
圖片來源／Pexels

什麼是「性別化的友誼網絡」？男性與女性從小就被教育必須符合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男性要陽剛有肩膀、有淚不輕彈，女性則得溫柔婉約、擔任照顧者的角色，當然這樣的期待表現在各種層面，包括友誼關係的經營。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熊瑞梅透過研究發現，國中青少年的性別化友誼網絡特別明顯：男性在交友時，多半強調工具性目的，而女性則重視能不能獲得情感支持。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性別群體中，「友誼」的模樣也不盡相同。

友誼的戰場上，男性開疆闢土，女性相互支持

熊瑞梅及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楊天盾，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調查資料分析青少年時期的男女友誼經營差異。該調查以國中階段的學生為主體，在 2000 年時抽取全臺超過 5000 名國中生為樣本調查，並展開長期追蹤，企圖了解臺灣青少年的成長軌跡。熊瑞梅透過分析國中青少年交友的相關資料，例如多半與誰來往、與誰比較要好等，企圖得知青少年的交友脈絡。

經過資料爬梳，並利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 ERGM 模型比較發現，在國中男生班中，「AinS」與「AT-U」的網絡結構特別明顯。AinS 是指集體中心化的現象，例如大雄、小夫、多啦 A 夢、胖虎是男生班的同班同學，而大雄、小夫、多啦 A 夢都認可胖虎是朋友，形成班上只有少數幾個人特別受歡迎的狀況。

而 AT-U 的網絡結構代表的是 2 個以上的個體有相似的選擇，例如大雄選擇小夫作為朋友，而大雄與小夫同時又選擇胖虎作為朋友，此時，有相同選擇的大雄跟小夫位於同一個層級，被其他人同時選擇的胖虎則位於另一個層級，進而形成多層級的友誼網絡。

這樣的集中化與層級化結構同時出現時，反映出在這個班級中，被選擇的人（如例子中的胖虎）不只是班上比較受歡迎的人，也因為握有的社會資本（人脈）比較多，而位於較為核心的位置，最後形成男生班的友誼網絡中，總是會有幾個比較主要的核心人物。

指數隨機圖模型（EGRM）示意。
美術設計／李宜蓁  資料來源／Wang et al.（2009）

在女生班的友誼網絡中則發現「AT-C」的結構較明顯。AT-C 像是一個循環，例如同在女生班中的小丸子肯定小玉是自己的好朋友、小玉認為美環是好朋友，而美環認定小丸子是好朋友，進而形成一種穩定的三角關係。這樣的三角關係網絡分散出現在整個女生班級的友誼網絡。因此，在女生班比較少看見特別出眾的核心人物，多半是一個個彼此關係緊密的小圈圈，而小圈圈彼此之間的連結較少。

我們也可以在生活中看見這樣的互動邏輯，「男性在友誼網絡中傾向開疆闢土、盡可能的延伸觸角。」熊瑞梅的雙手跟著話語一起往外推，「3 個男性在一起，他們的友誼關係不會收斂，反而會再往外發展，友誼網絡因此比較大、資源比較豐富。」相反的，女性傾向追求情感性的支持，發展「閨蜜、姐妹」般的穩定友誼，透過分享心情、秘密能獲得安全感。

更進一步，為了了解青少年長大後，友誼網絡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熊瑞梅在「性別與信任行為」的研究裡，便搜集大學生班級資料，分析大學生的友誼網絡。研究團隊利用資料分析發現，原本國中班級男女分班組成的友誼網絡，在大學生的班級中仍然作用。男生較多的科系班級裡，前述集中化與層級化的友誼網絡模式依舊存在；女生較多的科系班級中，三者收斂的關係模式也是最普遍的模式。換言之，這樣的性別組成環境對於友誼網絡形成的模式，未來也有可能會出現在工作職場上。

然而在國中時期男女混班會出現的性別隔離情形，也就是男生一邊、女生一邊的現象，到了大學兩性比例差不多的班級脈絡環境，則變得模糊了。兩性之間的往來較為頻繁，甚至出現了「AinS」的網絡結構，女性也可以成為班上的核心人物。「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熊瑞梅表示，這代表比起過去，女性開始有機會展現領袖特質，走出溫暖的友誼小圈圈，並受到同儕愛戴。

友誼網絡與精神健康

在熊瑞梅「性別與信任行為」的賽局實驗中，根據實驗結果推論，比起女性化特質強烈者，男性化特質顯著的人較容易相信陌生人，發展友誼網絡中的弱聯繫，藉此擴張工具性的人脈與資源。這樣的友誼網絡也為男性帶來正向的精神健康，美國社會學家 Peter Bearman 針對美國青少年做長期追蹤，分析青少年的友誼網絡與精神健康，發現如果男性的友誼網絡較為發散，那麼自殺意圖也比較低；另一方面，女性則因為擁有溫暖而忠心的友誼網絡，身心也較為安定。

這樣的發現對青少年的理解與精神健康相當有意義。熊瑞梅綜合自身與其他專家學者的研究，強調如果絕大多數的男性必須透過開疆闢土式友誼發展，方能獲得十足能量並感到快樂的話，那麼，我們也要能從這個友誼網絡中發現那些不那麼主流、散落在邊緣的個體，例如性別氣質和班上大多數男同學不太一樣的葉永鋕。如能早一點發現他因為性別氣質被排除在核心網絡之外，並對他的交友模式保持敏感，也許霸凌的痛苦將不會留在葉永鋕的身上，與葉媽媽的心上。

熊瑞梅在十幾年前便投入青少年與性別友誼網絡相關的研究，從中發現不同性別群體的組成，將影響友誼網絡模式的發展。
攝影／陳怡君

熊瑞梅也提醒，友誼可對青少年產生正面影響，自然也會有負面影響。性別化的友誼網絡說明了男性傾向對外擴張、重視群體關係大於個體之間的關係，然青少年也可能透過拉幫結派來固化自己的友誼網絡，讓自己感到滿足。因此，熊瑞梅認為，如果要介入這樣的網絡，從而引發良善的轉變，「我們也許可以設法影響網絡中集中化分數較高者，也就是群體中的明星人物，讓良性行為從這些人身上擴散出去。」

這令人想起臺東書屋陳俊朗（陳爸）的例子。20 年前，陳爸收掉生意，和 2 個兒子從都市回到家鄉臺東建和部落。後來，大兒子跟學校的同學打起架來，陳爸只好出面協調，最後不但化解了幾位青少年間的衝突，那些原本一天到晚打架的孩子還發現陳爸家有「好康」，便一天到晚往那兒跑。

這些好康，其實是陳爸的「陪伴」。陳爸帶著這幾個大男孩一起彈吉他、唱歌、跳舞、運動等，使得這些原本在學校喜歡與人起衝突的少年也開始玩起音樂、組團表演，從中獲得從未有過的自信與歸屬，更因此交到了好朋友，陳爸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因此，為了使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所轉變，與其苦口婆心、百般阻饒的限制每一位青少年的行為，不如從影響青少年網絡中的核心人物開始，甚至成為集中／層級化友誼網絡的核心人物，讓青少年主動伸出友誼的手，使良性行為得以擴張到不同的網絡層級，影響更多人。

採訪撰文／黃愉婷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The post 不再一刀兩斷切八段：青少年友誼網絡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攝影／陳怡君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耗時數年的研究，與其說在討論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如說是以家庭為透鏡，追究階級的體現與再製。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

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

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臺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在選定 4 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臺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

例如，位於新北的河岸國小是典型的「不山不市」小學──既不在資源集中又便捷的城市裡，也不在慈善團體關注與各式補助發放的山野偏鄉。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

藍佩嘉費時 8 年，從不同角度看「教養」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下一代。
攝影／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臺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在《拚教養》一書中，全球化這個巨觀的概念落在微觀的亞洲家庭裡，方方面面都是西方社會難以體會的風吹草動：包括教養策略中的語言學習與國際營隊安排、受全球產業衝擊的勞工家庭生計、外派父母的國際競爭焦慮、兩岸分偶的「空中飛人」或「大雁家庭」、島內移民但共享國際教育理念與資源的實驗教育，以及愈來愈多的跨國婚姻與新住民家庭。

她也強調，在臺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臺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2018 年藍佩嘉在美國出版《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後，隔年於台灣推出中文版《拚教養》。而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的學生（Kayli Hattley, Judy Fickess, Paulina Becerra, and Xinyue Ge）在課堂上曾以桌遊方式報告《Raising Global Familie》書中的內容。
照片提供／Prof. Markella Rutherford

《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臺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2018 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臺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教養，沒有正確答案：非預期效果與風險

「當然，父母也不是一直都在焦慮，教養還有很多快樂豐富的面向，只是那些未必需要社會學來探討。」藍佩嘉解釋，這本 12 萬字的全球化階級教養研究，力圖分辨的並非教養方式的優勝劣敗，而是要提醒父母們在教養腳本背後那些「非預期效果」的存在，以及盡可能正面看待教養中的各種風險。

所謂「非預期效果」，某部分來說即是戳穿僵固的階級神化、釋放家庭教養對孩子人生的重量。例如，天龍國小的父母為孩子精心打點、極大程度的介入並規畫出孩子的學習日常，孩子卻可能非預期的陷入時間貧窮，整天在家庭、學校、補習班、才藝活動間趕場，並且過度依賴，少了父母便喪失行動方向；河岸國小位於貧富比鄰的市郊，勞工家長們費盡心力將孩子越區就讀送入中產階級的教育網絡，卻可能非預期的將孩子暴露於近距離的貧富差距中，在同儕間感受到自身的物質匱乏、強化童年的現實陰影。

家長在面對教養時，往往希望能做出對孩子最好的選擇，但可能因「非預期效果」而造成反效果。
圖片來源／Pexels

簡言之，不論如何善用階級優勢或一心想創造階級流動，都無法保證這就是教養裡的「正確答案」。事實上，世界的變動往往讓人措手不及，產業與科技的發展無人能精準預測，我們甚至難以判斷未來什麼職業必定會消失、什麼新形態的工作又會出現，所謂教養，根本不可能有「正確答案」。

另一方面，對藍佩嘉來說，兒時父母有意或被迫為之的教養策略，不過是成就我們長遠人生的其中一個變因。許多臺灣父母長期受困於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主流教養觀，深信自己在孩子生命初始所做的選擇會影響他們一輩子，因此努力動員各類型資本、用盡力氣「拚教養」，只求排除孩子成長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既可能是新時代讓人擔憂的風險，亦很可能是各種機會蓬勃發展的土壤。

「我們必須記得，『不安全』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常態，鐵飯碗與安穩工作已成神話。父母不可能為孩子避開所有風險，甚至很難管理風險，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有能力適應風險。」

藍佩嘉也強調，父母必須換一個方式來理解風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這種無法控制的感覺，甚至理解到這種變動性才是孩子的養分，如此一來，父母與孩子才能輕鬆一點共同成長。」

藍佩嘉最後重申美國心理學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當一個好父母，並非把小孩變成聰明、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去面對難以預料卻必須面對的未來世界。」

採訪撰文／葉靜倫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The post 這樣太危險，飛不遠？《拚教養》談全球化下的親職焦慮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