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還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讀博士班的邱斯嘉，因暑假回臺灣尋找研究材料未果，成為班上唯一一個還沒有研究題目的學生。煩惱之際，指導教授收到了一封來自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的求救信，提到當地一處重要遺址面臨開發破壞，急需志願者協助。

於是，憑藉著大學時期選修兩年法文的基礎，依稀還記得幾個法文單字，邱斯嘉舉手接下了機會：「『那我去吧！』但老實說，當時我連新喀里多尼亞在哪裡都不知道。」那一年，她獨自前往那個當時連在地圖上都難以確定位的地點，開啟了她與喇匹塔（Lapita）文化長達數十年的考古緣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斯嘉研究員
拍攝／李霈群

喇匹塔文化：南島語族的海洋拓荒史

喇匹塔文化，是南島語族向西南太平洋擴張的重要標誌。約在西元前1350年至800年間，這群具備高度航海能力的先民，自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俾斯麥群島出發，向東南擴散至萬那杜、新喀里多尼亞、斐濟，最遠抵達東加與薩摩亞，橫跨近4000公里的海域。

邱斯嘉也強調，所謂「喇匹塔人」並不是單一族群，而是一個由不同文化、語言與生物背景的人群共同形成的「文化叢」（cultural complex）。換言之，喇匹塔文化是一群在島嶼間移動、通婚與交換，最終逐漸發展出共同物質文化的人群。

約4000年前，南島語族先民帶著源自臺灣的製陶技術與農業知識開始向外擴張，隨後在西南太平洋的群島上發展出的喇匹塔文化。
圖片提供／邱斯嘉

此外，他們的擴散並非如傳統認為的逐島依序推進，而是採取一種更為聰明的「跳島式」（leapfrogging）遷徙策略，選擇性地定居在資源條件最佳的島嶼。

邱斯嘉說道：「喇匹塔人十分聰明，他們會避開某些島嶼，直接航行到有潟湖、淡水與肥沃土地的地方。」這種非連續的擴散模式，反映出他們代代相傳著怎麼做比較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島嶼地理環境所能提供的資源的知識，並且在挑選下一個落腳地點的時候有著獨到的眼光。

不僅如此，為了應對南太平洋多變的颱風氣候，他們採取「多點種植、先種後離開」的方式，在不同島嶼種植芋頭以分散風險。「只要有一個地方有收成，就能維持生活。」邱斯嘉笑著說道。

同時，喇匹塔人也會透過聯姻與物資交換，建立跨島嶼的社會網絡，形成維繫群體生存的「生命線」（lifeline）。正是這種結合環境判斷、風險分散與社會連結的策略，使得喇匹塔人能夠在廣闊且分散的海上島嶼中建立起長久的家園，形成南島語族的其中一個文化分支。

沒有文字，陶器就是他們的符號系統

「考古學家又是如何知道，這些分散在幾千公里外的群體，其實彼此有聯繫？」

面對這個問題，邱斯嘉沒有指著地圖談論航海技術，反而拿起一塊看似不起眼的陶片。

「喇匹塔人使用大量陶器，」她說，「他們的製陶技術與裝飾風格，可以一路追溯到約4000年前的臺灣，後來隨著人群經菲律賓、印尼，或是馬里亞納群島等不同地區，逐步傳播到西南太平洋。」

然而，這些陶器並不是單純的工藝品，而是一套共享的符號系統。喇匹塔陶器上常見細緻的以梳點壓印、貝殼壓印、捏壓，或是刻劃方式所製作出來的幾何、臉面、鋸齒或是波浪等多種紋飾。對考古學家來說，這些圖案就像沒有文字時代的線索，能幫助他們重建史前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如果不同的遺址皆出土了非常相似的陶器紋飾，這可能意味著兩地之間曾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但有趣的是，文化上的相似性，並不一定與地理距離成正比。」例如，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俾斯麥群島北端的穆紹群島（Mussau）與東南部阿尼爾群島（Anir），兩個島群相隔500多公里，但出土的陶器殘片卻都出現大量且變化極多的「鋸齒紋」與「波浪紋」，這兩類紋飾卻在俾斯麥群島其他地區同時代的遺址中都極為罕見，顯示兩地曾有過較其他地區緊密的紋飾使用關係。

儘管考古學家還無法完全掌握每種紋飾的意義，但光是透過比對這些紋飾的異同，可以推測喇匹塔人的文化傳播並非單純依照距離遠近擴散，而是有選擇性地與特定社群分享特定符號與技術。

在還沒有文字的史前時代，陶器上的紋飾不只是喇匹塔人的審美表現，更是一套有意義的符號系統。
拍攝／李霈群

相似的紋飾，可能代表製陶技術的傳承、社群之間的互動，或物品與人群的跨島交換。而細節上的差異，則可能反映不同社群在認同與創意上的調整。「人類在生存上追求連結最大化，但在認同上卻又傾向維持差異。」邱斯嘉這麼形容。

喇匹塔人一方面希望透過共享特定符號與遠方親友保持聯繫，以擴大生存網絡；但另一方面，又會在細節上創造差異，好區分「我者」與「他者」。陶器上的紋飾，恰好將這種「既想相似，又不想完全一樣」的微妙心理展現出來。

考古學家的「3D拼圖」

「透過觀察紋飾，可以推測『誰和誰有聯繫』，但又要如何確認陶器的源頭來自哪裡？」對於這個更進一步的問題，邱斯嘉笑說：「這就要靠實驗室了。」

她形容，考古學家面對成千上萬片破碎陶片，就像在拼一個「3D拼圖」。第一層拼圖是外在的器型與紋飾，第二層拼圖則藏在陶土內部。

考古學家會在顯微鏡下觀察陶土中的礦物、岩屑與摻和料，再對照地質資料，推測陶器可能的生產地。若顯微鏡判讀仍不足以區分，就需要進一步進行化學成分分析，從元素組成中找出陶器的來源。

透過科學方法，可以幫助考古學家回答一個關鍵問題：某地出土的陶器，究竟是當地人的創意，還是跨越數百公里而來的交換禮物？

「有些地方，就幾乎完全不自己製作陶器。」邱斯嘉指出，位於新喀里多尼亞南部的松島（Île des Pins）便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那裡幾乎沒有在地生產的跡象，遺址中出土的多數陶器都來自400公里外的「主島」格朗德特爾島（Grande Terre），兩地之間存在長期且穩定的遠距離交換網絡。

格朗德特爾島長約400公里，主島的地形與臺灣相似，都由板塊擠壓形成，中間擁有一條很高的中央山脈，但寬度僅約臺灣的一半。

由於格朗德特爾島擁有複雜的變質岩與沉積岩地質，擁有相對多樣化的陶器製作原料，可以提供周邊島嶼。島上的陶器被大量單向傳送到周邊各個島上聚落，顯示此島在當時複雜的交換網絡中，擁有中心角色的地位。

從地質報告中找出格朗德特爾島各地區的主要母岩分布以及圖特的礦物組合之後，通過岩象切片分析與化學成分分析的方法，推測出從各遺址出土的陶器最有可能的原始生產區域。
圖片提供／邱斯嘉

陶器不只是器皿，也承載生死觀

「那麼喇匹塔人究竟用陶器來做什麼？」

作為研究喇匹塔文化最核心的物件，陶器出現在喇匹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陶土不僅被製成日常儲水、烹飪或存放食物的容器（如各式罐、缽），更是宗教儀式與藝術創作的重要媒材。

邱斯嘉也分享了一款令人震撼的大型陶器：高約1公尺、寬約60公分的大型「折肩罐」，底部被刻意打了一個洞，與葬儀有關，可能是讓埋藏在其中的遺體能夠順利分解，好讓靈魂得以回歸祖靈所在的地方。

在當代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和萬那度的某些地區都可以看到，人們會將祖先的頭骨取出，用黏土和其他物件在骨頭上重塑臉龐並加以裝飾。這些「3D祖先照」會被放在家中或掛在樹上陪伴家人。在這樣的文化理念中，祖靈並非恐懼的對象，而是依然存在的家人。因此或許在千年之前的某些喇匹塔社群裡，陪葬用的陶器也扮演著類似牽連起親屬們與逝者之間關係的作用。

邱斯嘉與研究團隊已建立擁有上萬筆紋飾紀錄的數位資料庫，持續釐清這群海洋先民如何在遷徙中傳承技術、在互動中激發創意，也在廣闊大海之間，編織出一張屬於南島語族的生命網。
拍攝／李霈群

從一封來自新喀里多尼亞的求救信開始，邱斯嘉走進了喇匹塔文化的世界。她在發掘現場挖掘陶器殘片、比對紋飾差異；也在實驗室中分析礦物切片、追索陶器來源。隨著一件件破碎的陶器被重新拼湊，一段南島語族跨越海洋的開拓史，也逐漸浮現在世人眼前。

尤其近年，臺灣社會越來越關注「臺灣作為南島語族重要起源地」的相關討論，學界也持續從語言學、考古學與民族學等不同路徑，拼湊南島語族遷徙與擴散的證據。而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喇匹塔文化，正提供了一條關鍵線索：陶片上的每一組幾何紋飾，都像細線般連起相隔千里的島嶼、人群與記憶。

採訪撰稿／馬藤萍
攝影／李霈群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邱斯嘉（2023）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史前社群關係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邱斯嘉（2017）巴布亞新幾內亞Mussau群島Lapita陶器岩象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邱斯嘉（2015）透過來源分析來尋找古代社會網絡：由新喀里多尼亞的Lapita遺址群談起（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The post 航海、跳島與製陶：中研院邱斯嘉以陶片拼湊「喇匹塔文化」的海洋記憶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不過，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宣布脫離英國是在1776年7月4日，1783年英美簽定和平條約，美國才正式獨立，清末民初19世紀時，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也不過剛好一百年。1870年美國人開始到中國做生意，相較於歐洲國家，美國相對「年輕」，當時的美國能夠算是「列強」嗎？它是以何種姿態進入中國市場？對中國的政經發展，影響都是負面的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翎君告訴我們，並非如此。她強調：「彼時正在崛起的美國，國際地位與今天大不相同，美國也意識到自己並非強權之國，所以對清朝政權配合度極高，其後到民國初期，不論是民間或官方，都多有接觸，且在各方面都企圖將民主自由價值觀推廣到中國，促成中國更快速地加入國際化的軌道之中。」

吳翎君從經濟、工業和政治等不同方面的角度，釐清19世紀的中美兩國互濟互助的特殊關係，並完成著作《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美國發展亞洲市場和中國自強事業的相遇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啟動了國家大重建，也開始有餘力向外發展。」吳翎君舉例說：「像是創立於1824年專營茶葉、絲和鴉片的旗昌洋行，與中國廣州的富商伍秉鑑合夥，在中國市場大發利市。並在1861年另行挹注、成立了旗昌輪船公司，是美國資本在華設立的第一家輪船公司，很快就雄霸中國長江水域，獲取了巨大利益。」

但當時的美國並非僅為了自身利益，吳翎君提到從1870年代那十多年，中國和美國洋行有多次的合作紀錄：1877年李鴻章成立的輪船招商局盤購了旗昌輪船公司，使得該局勢力大振，晉升為中國內河和沿海最大規模的輪船公司；以及1884-1885的清法越南戰爭期間，李鴻章為了應變海防危急，與旗昌洋行訂立密約，將招商局所有船隻轉讓給旗昌洋行，改掛美國國旗，避免被戰事波及，戰爭結束後，船隊再歸還中方。

1880年位於廣州的旗昌洋行總部。
圖片來源／wiki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中美雙方有著特殊的信賴基礎。衰敗帝國的清朝，對歐洲列強是很有戒心的，但對被視為次等邊緣國家的美國，則是互濟互助的關係，所以進行了一樁巧妙的、從國家層級降為私人企業合約的國家輪船交易。」

吳翎君解析：「清廷、北洋到民國政府等不同政權，都企圖與美國人互相利用和合作，拯救中國還在發展的自強事業，或是化解中國政府面對的各種國際危機；同時，方從分裂戰爭裡復甦的美國，亦想透過參與中國事務，證明美國作為新興國家的實力，並獲取更多權益，同時適應、遵守歐洲列強所制定國際法秩序的考驗。」

中國替美國造船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後續戰爭的擴大，使得美國太平洋海運船舶嚴重短缺，1915年航行於太平洋線的美籍船舶甚至幾乎停擺。在中國，不論民間或政府，都敏銳察覺到歐洲大戰爆發後西洋航運的銳減，中國可以利用此機會振興中國航運。但是組織商輪需有龐大資金，當時的北洋政府財政艱難，無力經營。

1917年美國輪船公司偕同財閥，開始接觸北京政府，試圖談判重組整頓上海江南造船所的合作案，同時，江南造船所所長劉冠南與總工程師毛根（Robert Buchanan Mauchan，1868-1936）也熱切誠意的自薦，樂意承造美國輪船。

雖然在談判過程中同為協約國的英國、日本相繼反對，認為破壞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但中美雙方──江南造船所和美國船政局──仍於1918年簽訂合同，吳翎君指出：「美國政府等於扮演居中角色，讓中美企業做為雙邊合作的主人，這份合同不但展現中美邦交友誼，中國也通過這件事，展現中國試圖發揮參戰國一員的作用。」

合同內容議定造船材料由美國造船局協助購買，每艘輪船的材料到齊上海後，六個月完工1艘1萬噸的船舶，總計4艘，並且日後得以增加至12艘，合作規模不小，條款內容對中方也有利，不但材料成本降低、售價也略高於日本，甚至美方考慮江南造船所籌募資金困難，付款方式也多所通融，是民國初年美國協助中國實業的少數成功案例。

到1920-1921年間，4艘大型輪船依序完工交貨，其中第一艘「官府號」更是中國第一艘萬噸輪船。吳翎君說：「這份合作案在當時引起中外媒體的關注，畢竟美國如此海權大國，竟然尋求中國建造合乎他們需求的大船，江南造船所也藉此大事炫耀，一時舉國歡騰。」

儘管北洋政府時代軍閥內戰不斷，吳翎君指出，民初的實業建設也在一批交通部技術官僚的領導下奠立基礎，中國政府確實積極接洽對華友善的美國尋求合作機會，可看到一種多元交錯的關係網，通過中國官方和民間力量各層次的努力，拓展了中國民族輪船工業的發展。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美國助力

以工商立國的美國對開發中國市場，一直抱有美好的想像，雖然在1920年以前對華貿易總量不大，但在一些企業投資項目上，如煤油、航運、菸草、零件進口等，甚至有壟斷中國市場的能力。而工程師、企業與技術等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是極大的，比如新興工業技術、工程知識、工廠科學管理、工業標準化、公共工程、商品品管和城市衛生等，都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然而美國並沒有抱持殖民侵略的態度進入中國市場，反倒與中國政府也有實業上的合作。

吳翎君以1919年在中美政府支持下成立的「中美工程師協會」為例，在鐵路和水利兩大公共工程議題上多有知識和技術交流，比如該協會協力整頓清末以來，中國鐵路的路權因為被不同國家銀行、財團所掌握，鐵路規格和貨運計算標準不一致的問題。以及，協會將西方水利技術與經驗轉移到黃河、淮河水患問題嚴重的中國，著重於引進防災工程、實務操作的方法，解決工程挑戰和困難。

1876年由英國商人籌資、未經批准下建造連接上海至吳淞的鐵路，圖為通車當天場景，攝於今閘北區塘沽路與河南路處。
圖片來源／wiki

而1921年成立跨國非政府組織「中國華洋義賑會」，則關注於國際協力賑災，以更加科學化和專業化的中外合作，統籌財力、人力和物力，建立更有效的全國賑災網絡和急難救助。吳翎君說：「兩會有資訊互流，顯見美國人對中國事務並不僅限於利益考量，也有人道本位的關懷，希望協助中國更為進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吳翎君爬梳資料探究發現1920年代後，中美工程師協會、美國商會和中國新式資本家透過組織運作，在中國現代化技術、生產質量提升、科學化管理和城市公共文明等方面相互推進，形成複雜交織的關係網。

「中美工程師協會可說是連結中國與國際工程知識的橋樑，尤其1930-1935年間，協會幹部由任職於交通部鐵路司、經濟資源委員會、黃浦江水利局、華洋義賑會等會員分任，也可見得南京中央政府與協會會員的密切關係。」

到了1930年代，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專業功能愈發完整，並參與國際活動，又有以國家為單位的組織如萬國工程會議成立，在國族主義的影響下，中國本土工程師的自我認同愈發強烈。吳翎君接續說道：「中美工程師協會並不紅眼，反倒樂見其成，原本就想大力協助中國培養自己工程團隊的他們，也就自然功成身退。我想，此協會在參與建設中國藍圖的同時，也展現了一種世界主義對人類共同進步的追求高度與寬闊胸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經變為世界霸權國家和強大經濟體，一舉一動都會左右全球情勢。美國亞洲協會早期無庸置疑是商人利益團體，但一戰後的1920年代卻逐漸轉型為不具商業色彩的文化團體，以亞洲為跨國共同體的理想，期待以國際主義取代狹隘的民族主義。

《中美商約》與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

1946年11月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南京簽訂《中美商約》。（左：王世杰；右：司徒雷登。）
圖片來源／wiki

中美關係在1946年簽訂《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進入另一階段。由於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視中華民國的對外合約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拒絕接受，更直指《中美商約》為「最可恥的賣國條約」，因此該條約在中國大陸從未施行。

不過吳翎君嚴肅地說：「談判過程中，美方毋庸置疑居於支配、主導地位，然而中方談判人士如李幹、條約司司長王化成等人對美國聯邦法律和國際法有深入研究，積極爭取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條文，如商約的第15條，建立在國際自由貿易的對等性原則，並無針對國內壟斷企業或國營企業有任何約束，在相當程度上符合政府動員國家力量實施計劃經濟的需求。還有外交部在交涉過程中堅持刪除『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的文字，知識產權和專利問題上，美方持續對中國讓利，也頗有妥協之處。」

吳翎君認為《中美商約》可視為美國想要讓中國對世界開放、成為全球性市場的一次總體性嘗試，當然由結果論來說是失敗的。「在當時，這個商約被共產黨痛罵為賣國條款，而國民黨政府方面的想法是想要發展國營企業，也不願意真的配合。從現今的角度來看，《中美商約》可能帶來的巨大進步，卻被時代環境抹煞掉，殊為可惜。也因此，我以未竟的中國夢來形容美國人對中國市場、自由民主進步的挫敗。」

在中美關係、乃至臺美關係上，吳翎君認為我們都需要拉長時間去審視，還原關係史上共有的旅程，仔細地理解背後的各種成因，事情必須放在大時代的脈絡裡，長遠地去思維、認識，不要因為一時的事件被情緒化左右，喪失了心智清明的判斷。

吳翎君強調中美關係並非長久不變的，要從宏觀的角度審視雙方的作為與態度。
攝影／陳怡瑄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清末民初的「中國友人」──臺師大吳翎君從美國商業合作與自由民主信念新角度重探中美關係史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黃心雅研究北美與太平洋原住民族生命書寫，涵蓋的範圍相當寬廣。美國政府承認粗估約 326 個聯邦印地安人保留區（federal Indian reservations），共574部族（tribes），其中最大的是納瓦荷民族（Navajo Nation），保留區面積約 1,600 萬英畝，位於美國西南部。

黃心雅的研究計畫範圍從北美到大洋洲，看似離臺灣很遙遠，但宏觀來看，臺灣也在太平洋島鏈上，處於重要的位置。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2021年調查，美國印地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族有72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2.2%，這並不包括佔美國總人口數0.5%的夏威夷群島及其他美屬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族，以及無數往來墨美邊境未被承認的原住民人口。

更重要的是，美國原住民族的認同過程充滿「血液」迷思，黃心雅提及美國聯邦政府試圖透過「印地安血液成分證明」（CDIB, Certificate of Degree of Indian Blood）為「印地安人」驗明正身，由「血液圖譜」（blood quantum）裁定「純血」原住民族。

結果卻揭露當今純種美國原住民族所剩無幾的事實，黃心雅說：「美國建國五百年來，歷經傳染疾病、戰亂災難與大屠殺，時至二十世紀初，純血印地安人所剩不及千分之二。在聯邦政府政策操作下，原住民血液稀釋對原住民認同造成莫大的威脅，可說是以血液分化的迷思遂行其宰制原住民之實。」

1887年的《土地分配權法案》（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認定擁有二分之一以上印地安血統的印地安人方可領到部落中160英畝的土地（女性除外），以分化／排除（fraction / exclusion）邏輯，將剩下的部落土地劃歸為白人所有，自1887年以迄1934年，《土地分配權法案》實施不到50年間，原住民部落共有的土地便「合法地」從1億3800萬英畝銳減至4800萬英畝。

對此，當代原住民書寫如奇奧瓦族（Kiowa）莫馬代（N. Scott Momaday，1934-）的回憶錄《名字》（The Names: A Memoir，1976）以及奇加索族（Chicasaw）荷根（Linda Hogan，1947-）《觀照世界女子: 原住民回憶錄》（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A Native Memoir，2001）紀錄了原住民族血液與歷史記憶的糾葛。

黃心雅提到，《名字》表達原住民面對自己身世被化約為分數的「印地安血液」之無奈、失落與創傷。詩人走一趟返鄉之旅，用蘊涵部族土地記憶的名字，取代血源分類的名字。莫馬代的族名「鄒愛塔立」（Tsoai-talee），族語意指「岩樹」（rock tree），是部落先祖原居黑山的地名，今日的塔山國家紀念區 (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美國聯邦政府以印地安血源之多寡（degree of Indian blood）杜撰造冊，規範原住民認同，莫馬代說了部落起源的故事，反寫印地安血液迷思，「名字」與「原居」故土貼和，「濃於血」之土地記憶成為維繫原住民生存的基因。

原住民族生命書寫

對於原住民族文學或文化的印象，大多跟「口述傳統」有關。現在提到「生命書寫」四個字也許會聯想到「自傳」（autobiography），西方正典或文學典律明確劃分這樣的文類。

但黃心雅提出質疑：「原住民族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能夠用西方的文類劃分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原住民族對於生命與土地的想像，呈現全然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世界觀，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陸後，以書寫文化收編原住民族世界，視沒有文字的原住民為等待教化、前現代的野蠻人。

於是，黃心雅研究「原住民族生命書寫」，期望逆寫殖民者對於原住民族的掠奪行為，將重心移回原住民族豐富的生命書寫形式，她堅定的說：「原住民族文學的生命敘述中，充斥面對死亡、離鄉和殺戮的心理掙扎，又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內涵與觀照，其生命故事超越現代性及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大敘述。」

原住民族的書寫與土地和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對於生命的想像往往和環境緊密相連，建立在多元、關係、地域的基礎上。例如著名的阿尼西納貝（Anishinaabe）原住民族作家薇諾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1959-）之《至我所親》（All Our Relations: Finding the Path Forward，1999），認為原住民親屬關係包含土地及居住在土地上的動植物，甚至岩石也都有生命。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萬物或不同物種間是互相依存的。眾生互為緣起（interdependency），也就是在土地、海洋、星球上的生物，都能劃進『親人』的範疇。」黃心雅接續解釋道，當代生態論述談「多元物種」（multi-species），人與萬物連結的範圍稱為「多物種聯繫」的社群，長久以來，這已是原住民文化的核心，包含原住民族對於自我、地域、甚至是殖民歷史的觀照。

作家薇諾娜·拉杜克。
圖片來源／wiki

原住民族生命故事強調社群自我（communal self），自我的意義落實在家庭、族系與部落情境當中，不僅是關係（relational）網絡再現，也是參與社群的實踐。如此再現的原住民族生命書寫，便是在家庭和社群、傳統和文化、區域歷史和地景中，為疏離的身心找到安頓的處所。

黃心雅說：「原住民族書寫中，真正的人（real people）必須從人的社群擴大（scale up），對地域、海域、或周圍環境生態的連結，結合親族傳承與社群的意義，將星球環境以及生活其中之萬物涵蓋進來。」

她隨即舉例，莫馬代《雨山之路》（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1969），提到祖母的故事來自於「血脈的記憶」（blood memory），身體基因呼應土地記憶，將族裔及土地連繫在一起，形成「環環相扣的神聖輪環」（sacred hoop）。

莫馬代的《雨山之路》中有關塔山傳說的畫作。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另一方面，曾多次造訪臺灣的作家荷根以對水、大地、骨血、沉默與文字的沉思來面對失落，以記憶的廣度與深度，連結祖先的苦難與受折磨家族的創傷。她曾提過：「我們和那些與我們流著相同血液、有著一樣命運的族人同眠共枕，因而承襲了他們的歷史。」

原住民生命書寫也常以詩歌的形式出現。美國西南方阿哥瑪部落（Acoma）詩人歐提茲（Simon Ortiz，1941-）的詩歌〈最終解決方案：工作，離去〉（“Final Solution: Jobs, Leaving”），書寫詩人對於父親在鐵路道班勞動的反思，詩中提到，火車從原住民的土地呼嘯而過，如同穿越他們的「心、骨、肌膚、血肉」，藉此比喻有如斷骨、切膚之痛的感受。

詩名「最終解決方案」，意義深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以亞利安民族的優越論，對歐洲猶太人發動種族滅絕計劃，其「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以勞動之名，行種族屠殺之實。黃心雅強調，歐提茲以一封家書翻轉「最終解決方案」的意涵，轉化被屠害的族群為堅韌存活的發聲主體：「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力量。用心、用血、用骨氣、用肌膚、希望和愛，凝聚成最大的力量。」「心、血、骨、膚」貫穿全詩，是勞動的原住民族延續的基因符碼，也是跨越人種與土地親密關係相連。

從跨國（Transnational）到跨原住民族（Trans-Indigenous）研究

學者查德威克‧阿倫（Chadwick Allen）曾質疑當代民族國家的地理疆界，認為人類應該突破有形限制，聚焦於種族間的關係。他以「跨原住民族」（Trans-Indigenous）的概念提供了全球原住民族文學研究的方法論。

黃心雅指出，美國原住民族的歷史早已涵蓋多元的跨國元素，因此她從「跨國」轉向「跨原住民族」，並由陸地移轉至海洋：「人們應該重新認識所居的星球，例如，在中山大學所在的西子灣，我們應該說『太陽下海』，而不是『太陽下山』；地球70%是海洋，所以earth（地球、土地）似乎不是正確的稱呼，而是planet（行星）。」

海洋是物種起源與消逝的地方，是通道，是前往另一座島的方式。
攝影／張傑凱

在環保或經濟新聞中常提及的太平洋，除了是強國競逐的經濟場域，同時也承受人類的廢油和放射性物質毒害。黃心雅從太平洋原住民族文學中體認到，海洋必須擁有更廣闊的定位，她說：「海洋與島嶼研究已然是當今的顯學。因為陸地中心主義的影響，人們經常把海洋當成阻隔，於是島嶼變得遙遠又孤單。但對於大洋洲的島民而言，海洋是通道，是前往另一座島的方式，又跨越部族與國家，成為人類與多物種互為主體之生命共同體。」因為航海需求，亙古以來，島嶼原居民族傳承精緻的船藝技術，發展出複雜的天文、水文、星象知識體系，這些都是與以陸地為中心的國家相差甚遠的文化。

在臺灣，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1957-）即以海洋視角書寫生命故事。他在近作《大海之眼：Mata nu Wawa》（2018）中提到：自小在教科書裡看到的總是被切割的太平洋，直到四十八歲從拉洛東咖島（Rarotonga）買回一幅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大洋洲世界地圖，才真正有了「太平洋的尊嚴」，這樣的尊嚴也是人類所應共享的人（自然）權尊嚴。夏曼‧藍波安的世界是「一個島接一個島在大洋洲，他們皆有共同的理想，便是漂泊在海上，在自己的海面，在其他小島的海面，去追逐內心裡難以言表的對於海的情感。」（《黑色的翅膀》，1999）

夏曼‧藍波安的拼板舟（tatala）。
圖片來源／黃心雅提供

夏曼‧藍波安從飛魚的角度書寫生命，人類與飛魚之間互惠的關係正是族裡的傳承，也代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生態連結的依存性。達悟人注重生態平衡，維繫海洋物種多元，飛魚季節黑潮帶來溫暖的海水，也帶來不同的魚群，更是他所強調的「沒有海洋，你就沒有魚，你也沒有智慧。」

從北美到大洋洲，黃心雅以北美原住民研究累積的方法和取徑，反觀自我所處的文化情境，開展「相關詩學」（poetics of relevancy），由原住民文學與美國研究跨國想像的折衝處切入，超越陸地的囿限，結合北美與太平洋（跨）原住民研究，形塑跨洋結盟關係，鬆動跨國研究之國族想像，也為當今人類中心思維所造成的生態浩劫，找尋未來可能的出路。

黃心雅從「原鄉／離散」、「創傷／記憶」、「原住民／人類世」及「跨原住民性／復振」四個面向，反思殖民歷史之衝突與抗拮，形塑原住民主體位置、地域思維與能動，出版《離散‧記憶‧復振：跨太平洋原住民書寫與實踐》（2022）。
圖片來源／書林出版社提供

採訪撰文／顏正裕
編輯／張傑凱

The post 中山黃心雅從原住民族生命書寫，追尋人與環境的依存聯繫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