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的臺灣漢人大多是從中國移民過來墾荒，但臺灣的土地是可以隨隨便便開墾的嗎？

更何況，當時的清政府對於臺灣──尤其是漢人──是非常猜疑的，甚至提出幾項政策為了阻擾漢人拓墾定居。

李文良將過往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以清代留存的契約文獻為本，再從整個時代背景、政策、臺灣社會的特質，翔實呈現出當時漢人是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用盡法門，從清朝種種掣肘漢人發展的制度下，取得土地控制權，發展出臺灣獨特的社會樣貌。

李文良30多年來深入研究清代臺灣的農墾、地權和契約問題。
攝影／陳怡瑄

「有土斯有財」，華人土地觀念在臺灣

1644年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取代漢人為主的明朝，成為中國的新興政權。明朝滅亡後，1661年，效忠南明的鄭成功率軍從福建出發，攻打當時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的臺灣，並於1662年建立了反清復明的根據地。一直到1683年，清廷由施琅領軍，擊敗明鄭勢力，成為清帝國的疆域範圍。

對於清帝國來說，在臺灣的漢人比中國的漢人還要晚歸附清廷，甚至隨同「偽」明鄭政權危亂沿海20餘年，因此清廷起初對臺灣的漢人是不信任的。

「明鄭剛來臺時因欠缺足夠的糧食也無力支應大筆軍費，只好將軍隊轉為屯墾自養。他們所開墾的土地，因為不用課稅，也就沒有登記在政府的田土稅收帳冊上。」李文良說，例如現今臺南新營、高雄左營等地方。清領之後，那些明鄭軍屯的營盤田就大都為當時武官們所圈佔。

而文官得想辦法補足需要上繳給中央的地方稅額，於是與武官爭地。面對武力、財力俱足的勢大武官，文官並非毫無辦法，他們找了另一尊大神──大清皇帝──入關時頒行的「請墾制度」作為依憑，終於壓制攻臺武官的氣焰。

「請墾制度是清朝為了從戰亂中恢復生產與社會秩序所推行，其中規定只要是無主荒地，人民就可以向地方縣官申請開墾權，一旦開發完成，官方派人測量，規定稅額後，就能成為墾地者的財產。」

傳統中國的田土登記通常只有應稅田園，沒有「荒地」帳冊，所以「荒地」便是田園以外的範圍。「同理，臺灣的荒地是非『民地』或非『番地』。」李文良指出，康熙年間臺灣地方官府核准百姓墾荒的關鍵，在於確認申請標地的荒地是否「無礙民番」，官方請在地熟番或漢民頭人出面勘查，具保切結無誤後便核發墾證。因此這個「請墾制度」有一個問題，即便是有主田地，只要說是荒地就能夠請墾、掌握土地。

於是，17世紀末的文獻出現「全臺皆荒地」的奇異現象，為了擴張財政收入的地方官員，開始大量核准墾荒的申請。促成土地自由買賣市場的活絡，人民也逐漸擁有自有土地的民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由於全臺皆荒地，屯墾移民的人口逐漸增多，過去有學者發現清初之前，駐臺官員積極招墾，並非如許多人認知的「消極治臺」。不過這段積極招民拓墾政策，在康熙54年（1715年）發生劇變。

康熙初年，臺灣地方官員多有勸墾、招墾等措施，但在康熙中葉之後，荒地大量流失，漢人在臺勢力越來越大，觸動清廷敏感神經。所以李文良說：「臺灣漢人有叛逆前科，在康熙皇帝嚴厲指示下，之前漢人可以以荒地名義合法請墾的模式，在54年之後朝廷和省府積極查禁，已難以施行。」

自此，荒地變為番地、番地地權屬於熟番，漢人想要拓墾就必須取得業主──也就是熟番的同意，而且還要凸顯熟番主動招墾的自主意願。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與熟番聯盟的清朝政策，在臺漢民為了獲取土地資源，所以改用另一種名目：與熟番合作，土地業主是熟番，漢人轉為租佃者身分。

至於要怎麼樣確保土地買賣是有法律效用呢？自然就需要契約了。最為人所知的便是「新港文書」。

乾隆53年（1788年）新港文書雙語契約書。
圖片來源／文化部典藏網

荷蘭時代時雖已在其主要統治的南臺灣發展出來以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的文字系統，但要到清朝時，才因為土地買賣而擴大使用在契約中。李文良從現存可辨識年代的新港文書中，進一步認為此類文件集中在乾隆朝的1740年至1780年代，反映的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及番界整備措施。

「新港文書內容大多是原住民作為賣方立據，交由買方漢人留存。與其說契約是為了保障原民，倒不如說確保漢人在清朝『護番政策』下從原民手中獲得土地的合法性。在這樣的土地交易加入原住民語，是為了強調熟番賣地的自主意願，契約是憑據也是漢佃的保障。」

新港文書與土地交易

過去大多數人以為新港文書所立契約，是印象中樸素憨厚形象的原住民，為保自身權益避免欺瞞的行為。但李文良爬梳現存契約文字，分析立書人角色和契約內文，發現可能並非如此。

「首先，參與立約者大多沒有漢佃及其代表，立約者也是在社內擁有行政職銜的原民。文件頭尾的用字、口氣更像是賣方將內部會議後之結論，以切結的方式交付給買方收執。」李文良以「康熙60年下淡水社文書」為例，詳細分析道：「我們還可以在文書中看到例如『倘日後番民仍行弊端，任憑佃人執字鳴官究治』等保證，而且文書記載了原住民曾經爭奪訴訟漢佃土地的事件，讀來更像是『過去曾犯下這種事，今後引以為戒』的聲明，並非以原民為主體的描述方式。」

李文良認為，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背景與其說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明教化與原民地權，倒不如說是清朝國家的番地保護政策以及漢人的契約文化影響下，所產生獨特的買賣方式。
攝影／陳怡瑄

無論是中南部的新港文書，還是北部蓋手印方式簽訂的土地契約，均為清代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因國家政策之猜疑排擠，必須依賴當地原民，更需要明文保證獲取土地之正當性避免後續爭議，而發展出來的特殊契約慣習。

「因此新港文書在嘉慶年間以後卻突然消失，原因大概也就不會是傳統研究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更有可能的是，統治者的『熟番地權』保護政策有了新的制度變化，覬覦原住民地權的漢人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辦法。」李文良表示，那便是19世紀的「番屯制度」及在其基礎上生長出來的「隘墾」。

番屯制度

1721年（康熙60年）鎮壓南臺灣的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為防漢人勢力往山區擴大，在西部平原沿山地帶以碑石設立番界。到乾隆時期擴張為實體防衛工程，各地陸續建有如隘口、望樓、隘寮、隘望樓等多樣的整體邊防設施。

李文良說：「番界以外是生番，指的是不受清廷控制的原住民，以內的是與朝廷合作的熟番。熟番能夠到番界外打獵，甚至可以主張地權。無論是權利和生活空間都大於漢人。」

1790年（乾隆55年）林爽文事件後，清廷施行番屯制度。將已開發但違法的界外地區，直接轉成合法的屯地，但收入用以供養地方武力，仍無需上繳稅賦給帝國。堪為「熟番保護政策」的高峰。

「乾隆嘉慶年間的番屯制度並非清政府針對臺灣所發明，當時帝國西南邊陲如雲南、貴州也都有類似邊區屯制，以應對18世紀下半葉因移民開發熱潮，而引發的普遍性資源競爭、族群衝突及社會動亂。」過去許多研究，常將這種非帝國正式武力的興起連結到晚清軍閥的地方軍事化。

但李文良指出：「番屯制度的出現，起初是為了藉由土地租稅贍養一支地方控制的武力，然而頒行後，演變出漢民以守隘之由就可以從官府取得界外地墾權的隘墾制度，也就是隘從原先的防亂作用，變成了獲得土地合法權的最好藉口。重要的是原本應該要供給國家的土地稅收，轉為地方官員或豪紳控制的經常性地租，這得以解釋為何地方持續開發，國家的正式稅收卻長期停滯。」

《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帶領讀者一齊理解國家治理和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
攝影／陳怡瑄

開發史＝地方史嗎？

中央希望以原民制漢、地方實際上卻普遍存在漢人藉原民之名開發的情況，幾乎貫徹整個18世紀。到19世紀的番屯、隘墾，更在近山邊區發展出由地方豪強收取地租以贍養民間武力的特殊地帶。從中也可以看到儘管上有政策，中央政府極力想要控制漢人的發展，但漢人為求溫飽，往往能夠鑽營出應變之道。

李文良帶我們再看臺灣的案例：直到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才明令廢除番界，國家和軍隊積極介入。並且要遲至1886年臺灣建省之後，才正式將屯、隘至下的土地收益轉為國家正供稅入。

而能夠清楚說明土地開發和歷次轉手的土地產權證明，在沒有翔實地權管理制度的清政府下，契約為社會運用，維持日常運作，官府也藉以處理紛爭。就連1895年日本到臺灣，也是透過民間留存的龐大契約，而不是官府檔冊，來確認土地所有，進一步將產權與土地管理過度到近代。

至此，李文良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墾戶向官府合法請得墾照後，逐漸形成村落和社會，也就成為那個地方的歷史。但真是這樣嗎？這樣的地方史僅能說是基於官方墾照的合法歷史，不見得是真正的地方史。我們要釐清現存地方歷史的內在架構和意識形態，才有可能重新改寫。」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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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世界局勢匹變，從中美貿易大戰到烏俄戰爭，升息、降息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人們開始化身經濟學專家，對中央銀行（後稱央行）的貨幣政策侃侃而談。還不時聽到有人說：「沒那麼難！政府只要不斷降息，或者印很多鈔票，便可以讓經濟越來越好？！」

事實上貨幣政策很複雜，稍微閃失便會影響到全民食衣住行，臺大經濟系的李怡庭教授，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她長年在經濟學領域深耕，在2020年擔任央行理事，更於2022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從實務到學術皆深入參與其中。

說到李怡庭的大學生涯，她並非經濟本科生而是就讀國貿系，這在當時是熱門的科系，有著許多到大企業工作的機會。不過，她話鋒一轉表示，直到大四修了門國際經濟學的課，期間老師提及經濟學大師的生活、思想點滴，讓她突然茅塞頓開、不停掉淚，於是默默立下報考經濟研究所的決心。

在大學時期，李怡庭覺得人生目標是多關注人與社會。而人的一生，從呱呱墜地到日常消費、工作，然後老去，這些不正與「經濟學」息息相關？

石頭也能當貨幣？

經濟學和你我每天都會使用的「錢」密不可分，但貨幣本質又是什麼？把時間拉回到「以物易物」原始交易的千年前。李怡庭說：「當生產越多，交易越顯頻繁，物資儲存跟著攀升，人們為滿足更多交易，貨幣就這樣誕生了！」。

談到貨幣誕生，還得瞭解「雅浦島石幣（Rai Stones）」的有趣故事。距今不遠的20世紀初，位於太平洋西北部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的雅浦島島（Waqab; Yap），當地原住民仍使用石頭當作貨幣，斷定價值的方法，便看其「大小」，越大顆價值便越高，反之則越低。

你或許會疑惑，若想一夜致富，不就沿途撿石頭便得以成真？李怡庭露出微笑說：「並不是這樣。」

島上有位酋長會依據石頭大小記錄其價值，像小石頭到處都撿得到，便會斷定成毫無價值。石頭貨幣故事，帶出巨石必須「紀錄」，李怡庭分析說：「一般人不會扛著大石頭進行交易，這樣太麻煩了！」有次一位村民想帶塊巨石回到島上，卻不幸遇上船難，人雖然保住了，但價值連城的巨石卻石沉大海，但經由酋長判斷，最後仍決定將這塊石頭記錄下來，列為該村民的財產。

20世紀初，加羅林群島的雅浦島島，當地居民利用石頭作為貨幣，石頭錢由大而堅固、厚實的石輪組成，中心處有不同大小的孔，能以木桿插入方便運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石頭貨幣就像現代你我都在使用的「貨幣」；酋長的「記錄系統」則類似於銀行、信用的存在，必須用到「記錄技術」，李怡庭說，「很難想像能出現這樣的機制，也正是經濟學注重的貨幣與信用。」但在經濟學裡不單只有生產、消費而已，交易間還有諸多「障礙」。

李怡庭的拿手絕學：「貨幣搜尋模型（search monetary models）」

要如何排除交易障礙，讓經濟更活絡呢？「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便是最好的說明。但資源如何妥善利用，交易過程怎樣「不卡卡」，其中藏有無數學問。李怡庭分享說：「『貨幣搜尋模型』探索到底是什麼『障礙』讓交易不順暢？這些交易障礙又怎麼讓人們發展出工具來解決這些問題？當你瞭解這些基礎，也能進一步預見未來金融趨勢。」

在經濟的世界裡有著各式各樣的「交易障礙」，舉凡：交通不便；支付工具偽造；銷售平臺上，買賣雙方訊息不對稱等，導致產品不符買方認知；賣方出貨拿不到貨款；公司資產出現灌水、欺瞞等狀況，這些都屬交易障礙。

「先有交易，才有制度」李怡庭強調說，每個時代因應不同技術，導致不同交易障礙。以現代社會而言，因應網購產生大量金流，導致系統時常當機，為使交易順利，電商平臺開始與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建置完整金流系統，達到「貨暢其流」之目的。因此，政府必須在電商平臺、第三方支付與消費者三方間，建立合理規範制度，才能讓經濟更活絡。

生產、購買蔬菜的農夫、貨運業著、商店到消費者。看似簡單交易行為，但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著各項難題，如：運送、冷鏈、支付工具等，任何環節出問題都會影響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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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與通貨膨脹

貨幣有計價標準、價值儲藏等功能。但你能想像手中的貨幣突然一文不值？其實這現象和「通貨膨脹（inflation，簡稱通膨）」有關，而「貨幣搜尋模型」的重要性便在於發現，貨幣價值是怎麼決定的？又是哪裡出了問題讓物價飛漲？

羅馬帝國偷工減料打造銀幣，導致劣幣驅良幣，引來嚴重通膨。
圖片來源／wiki

通膨最經典案例來自於羅馬帝國（Roman Empire）。羅馬從西元 54 年，皇帝尼祿（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68）登基開始，因大量建設公共建設、長年征戰，導致財政短絀。羅馬政府竟私自將銀幣中的銀成分降低，甚至將原本只能熔煉10枚銀幣的銀，擴大成14枚，當初以為國家財富可以因此倍數成長，但卻導致市場上劣幣驅良幣，帝國經濟隨之衰敗、覆滅。或許當初即時發現貨幣出問題，就能阻止羅馬衰敗，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面臨通貨膨脹，央行需阻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

「物價穩定」是全球央行的一致目標。李怡庭早期研究曾指出，當政府對經濟體影響力（介入經濟活動的程度）夠大時，會影響民眾使用特定貨幣的意願，還有貨幣流通程度，以及貨幣本身價值。

李怡庭表示，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貨幣作為支付他們提供勞力、產出的工具，是因為相信也可以用這貨幣，以他們所相信的價值，買到期待的服務或商品，而這「相信」正是貨幣價值的重要來源。同時這份「相信」也會影響一張紙鈔的未來價值會不會越來越低，也就是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

發行鈔票的央行必須建立制度，同時採取適當的政策影響人們對貨幣價值的信心。也就是說，當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時，央行得阻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

李怡庭假設一種情況：如果少了央行干預，民眾會因為經濟危機、戰爭，開始預期貨幣可能沒有價值，便會迅速把貨幣換成商品、外幣，導致物價持續攀升，人們發現預期的物價上漲發生了，就更恐慌地想把手上貶值的貨幣換成「值錢」的東西，導致物價漲得更為迅速，結果民眾對通膨的預期也就確實實現了。歷史上許多國家都曾因為這種情況，出現上億元換一顆馬鈴薯，也就是典型的惡性通貨膨脹，而經濟學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管理民眾對通膨的預期很重要，不能讓民眾認為物價會越來越高。」李怡庭解釋。高通膨可能造成經濟的危機，甚至會形成嚴峻社會對立。衡量「物價」的指標，最常使用的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它是用來衡量一般家庭消費食衣住行育樂價格水準變動的情形。

CPI通常將基期年的指數定為100，做為基準。若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110，代表基期年用100元買到的商品及服務，現在必須花110元才能買到相同商品和服務，表示一般物價水準上漲了10%，也代表貨幣的購買力下降，CPI的變動率是衡量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

通常物價上漲對富有階層影響較少，對低所得的民眾卻影響較大，因而通膨有「累退稅」的性質，也就是說，所得低反而面臨較高的稅率。以家庭所得分類看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便可以發現，低所得家庭面臨的通膨率是高於全體通膨率的，譬如：2022年CPI年變動率是2.96%，但可支配所得最低20％家庭的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3.11%，高於全體的CPI年變動率；而可支配所得最高20％家庭的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2.82%，低於全體的CPI年變動率。

另外，因為資產價格飆升，房價高漲會移轉到房租，讓低所得民眾生活成本更高。所以穩定物價是央行的任務，有助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是保護一般民眾的貨幣購買力，更是保護低所得家庭的生活水準。

其實通膨是頭頑強巨獸，如果不幸被喚醒，就得用長時間的政策來壓制，還可能造成經濟嚴重衰退。第14任美國Fed主席柏南奇（Ben Shalom Bernanke,1953—）曾提及，貨幣政策的透明可以加強民眾對政策的理解和信心，更可以促進對政策的討論，進而提高執行政策的效率。過去幾年來全球通膨四起，當美國聯準會（Fed）利用各種政策打擊通膨，頻向「外界喊話」的目的，便在於遏止民眾通膨預期的「自我實現」，且必須表現出堅定態度，讓民眾相信，通膨才可能下降。

柏南奇（Ben Shalom Bernanke），美國猶太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美國Fed主席，他指出貨幣政策需要透明、開放和溝通，才可以增加效益。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其實臺灣央行還有許多制度得向其他經濟體學習，才能更為完備，李怡庭建議說：「『透明度』就是關鍵！」，以美國Fed為例，歷經2008年金融海嘯，到COVID-19疫情大爆發、烏俄戰爭等，其貨幣政策的調整脈絡，總會公開給產學業界參考，甚至作為研究依據。過去Fed抗通膨儘管也有失敗的時候，但檢討政策失利的原因，將做為下次抗通膨的養分，避免再走回頭路。而臺灣央行制度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確實還有待努力。

自由自在使用電子貨幣、支付，是自由的體現？

李怡庭無論是求學時期轉換跑道，參與各式學術研究，抑或是對於央行政策建議，其實都離不開「自由」二字。她感性說：「能自由自在追求新知識，就是極大的幸福」。

這樣的哲學觀，也反映在李怡庭對貨幣的態度上。由於實體貨幣逐漸被電子支付和數位資產取代，雖然讓人們交易更方便，但她卻認為實體貨幣有它重要的功能。

難道是因為電子貨幣會被駭客入侵不安全嗎？李怡庭露出微笑說：「這並不是我關注的事情。」大眾常以數位化作為國家進步象徵，但對她而言，那跟進步與否無關，反而可以從保護隱私的角度來思考。這類數位資產和電子支付的使用，需依賴「記錄技術（還記得「石頭貨幣」？）」，人們的消費足跡也可以被監控，但是可能被人監控的生活還算自由？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一個社會願意拿多少「隱私成本」來換取方便。

「自由不易界定，但至少有兩種自由可討論，其一是依據自己的意志自由的去做什麼，另一則是可以不被干預和強制的自由。」李怡庭總結說。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在科技的現代，我們究竟是變得自由，還是更加被束縛？

實體貨幣、電子支付哪個好？李怡庭提醒說：「關鍵在民眾願意拿多少的『隱私成本』來換取方便。」
攝影／W. Xiang

採訪撰稿／莊貿捷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Paperback, by Milton Friedman, March 31, 1994
李怡庭（2016-2018）。資產流動性，資訊不對稱與貨幣政策。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李怡庭（2019-2021）。流動性與信貸在具有風險性生產、整合困難和創新模型中的角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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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張鑑如教授說：「研究幼兒發展的人，對這些問題會很好奇，到底是天生資質比較重要，還是後天培養更有效？有沒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

幼兒發展大不同，影響孩子成長的關鍵，是先天還是後天？
圖片來源／xFrame

投資幼兒教育，報酬率比定存更高！

不同年齡層都有值得研究的議題，為什麼特別關注幼兒發展？如果國家政策投入數十年、數十億的成本關注幼兒，真的值得嗎？

張鑑如提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曾研究，投資孩子的哪一個階段最能發揮經濟效益？」

從經濟學的角度發現，投資0至５歲的幼兒，報酬率高達13%。因為這時的幼兒大腦最有可塑性，各方面快速發展，若在此時投資孩子的教育，能大幅減少未來的社會成本。

「這比定存利率高很多吧！」張鑑如笑說，「尤其現在強調『早療』，如果孩子發展有狀況，及早介入的效果最好」。基因、遺傳等影響幼兒發展的先天因素就像建築物的藍圖，「最後蓋得好不好、穩不穩，很重要的還是後天環境」。

大樣本、長期追蹤，更具政策價值

要回答先天或後天的問題，需要「縱貫期」的追蹤調查。張鑑如說：「縱貫期，是指追蹤同一個人，而且是從小到老。」

過去有許多研究分別關注不同年齡的幼兒，但這樣的做法未必能準確觀察幼兒發展，「因為那並不是『同一群人』」。因此，要真正瞭解人的成長發展，縱貫期研究不可或缺。

歐美國家自90年代末期，就投入大量資源建立幼兒發展長期追蹤資料庫。從新生兒開始追蹤調查，至少超過十年，且樣本數動輒上萬人。例如英國British Cohort Study（BCS），自1970年成立至今，第一批新生兒樣本已追蹤超過50年。

反觀臺灣，長期追蹤的研究仍是鳳毛麟角。張鑑如說，侷限在特定族群與地區的單一研究，很難掌握國內幼兒發展的歷程與變化，調查資料也不易累積或流通，加上樣本缺乏代表性，研究推論與政策價值都有侷限。

此外，臺灣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有其特殊性，例如嚴重少子化、晚婚、隔代教養、多元族群的家庭組成，這些臺灣的社會現象，需要本土的調查資料來呈現。

Kids in Taiwan！催生「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學界長期的盼望，終於催生出由科技部支持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KIT），一個具有時代與本土文化意義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圖片來源／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建立資料庫，茲事體大。由張鑑如主持的建置計畫，從2011年先啟動三年的先期研究，2016年計畫正式展開全臺調查。透過長期追蹤調查同一群幼兒從0歲開始的健康、認知、語言、社會情緒、身體動作發展歷程，及家庭環境、托育等情形，希望有助於瞭解臺灣幼兒發展的趨勢與變化，以及影響幼兒發展的環境因素，以提供擬定兒童健康、福利、家庭教養與托育等政策參考。

資料庫採用隨機抽樣，選擇臺灣本島各縣市、不同家庭社經背景，包括新住民與原住民幼兒。透過問卷調查、個別施測、經驗訪談等方式，分別追蹤出生3個月和36個月的兩組幼兒樣本，採訪對象包含幼兒家長、照顧親友、教保人員、國小教師等。

第一批樣本總共完訪超過8,700位家長，迄今回收超過95,000份問卷。當年第一批36個月大追蹤的孩子，如今都是小學生，３個月大的孩子也五、六歲了。如此大樣本、跨地域的調查，主要有賴全臺走透透的面訪員，無論抽樣在何處，他們都使命必達。

無論上山下海，颳風下雨都跑在第一線的面訪員團隊。
圖片來源／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我們的計畫沒有休息的一天，因為每天都有孩子出生」，張鑑如說。這兩年多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對調查影響不小，因此最新一期的計畫首度加入「動態調查研究」，希望了解疫情期間幼兒的生活與學習情形，忠實紀錄下這個時代幼兒的生活脈絡。

共讀不嫌早！每天十分鐘，和孩子翻開一本書

計畫推動至今，陸續透過「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RDA）釋出資料，並以工作坊、研討會、記者會等形式分享調查結果。

根據目前的成果，張鑑如也分享幾個值得關注的議題，首先是近年臺灣大力推動的「親子共讀」。

過往研究普遍認為「共讀不嫌早」（it’s never too early to start reading together），建議共讀可從幼兒出生後就開始。根據計畫對36個月大幼兒的調查，臺灣的資料也支持親子共讀對幼兒發展的各面向都有幫助，其中效果最顯著的是認知記憶和語言表達能力。

和孩子一起閱讀、為孩子朗讀，讓親子共讀成為規律的家庭活動。
圖片來源／Unsplash

調查也發現，在育有36個月幼兒的臺灣家庭中，有67.6%的父母每週至少和孩子共讀一次，而32.4%的父母少於每週一次或從未共讀。這些數據其實都低於英美國家2至6歲的幼兒家長，有五成以上每週與孩子共讀6至7次。

張鑑如對這樣的現象表示憂心，因為閱讀興趣與能力的養成關鍵，正是從幼兒階段開始。「親子共讀真的很重要，建議家長再忙也要養成習慣」，當共讀成為例行的親子活動，也會讓孩子產生安全感，並對照顧者產生信任感。

有人問，孩子總是喜歡讀同一本書，會不會學不到新東西？張鑑如認為不必擔心，這代表孩子對這本書還抱持好奇與熱情，而且重複閱讀會加深他們對書本內容與詞彙的理解。遇到艱澀的詞彙，家長也不用刻意跳過，反而應該「讀出來」，和孩子一起討論，才能擴充他們的詞彙量和理解深度。

此外，張鑑如與團隊針對36個月大幼兒的共讀研究也發現，過往最常探討的家庭社經地位因素，並沒有「直接」影響幼兒發展，而是透過親子共讀的中介產生「間接」影響。調查結果也顯示，「如果要鼓勵社經地位較不利的家庭做親子共讀，協助他們增加家中的書籍數量是值得考慮的策略之一，根據國外的經驗，也確實是有效的做法」。

相較於先天的家庭社經背景，後天的教育養成對孩子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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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父母難為，3C育兒行不行？

另外，張鑑如也提醒家長多留意「3C育兒」的現象。促進幼兒發展的關鍵是與人互動，但隨著科技產品推陳出新，臺灣幼兒花上更多時間在聲光效果十足的電子產品，其中又以電視和智慧型手機為最多。

根據追蹤，３至５歲的臺灣幼兒中，有超過九成在家會使用電子產品，而且使用的比例隨年齡成長而增加。其中，5歲幼兒使用的比例高達98%，平均每日使用時間為1小時36分鐘。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與衛福部國健署建議的原則：２歲以上，每天看螢幕不超過１小時。

透過數據印證，張鑑如語重心長地說：「幼兒長時間接觸3C真的不太好。」幼兒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越長，對精細動作、語言發展、注意力、情緒表達等能力確實有負面影響，而這些能力未來都會影響孩子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學習成效與人際關係。

當生活高度仰賴電子產品時，如何培養幼兒良好的使用習慣，也是重要的家庭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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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賴資料庫跨地域的大樣本，團隊分析發現，北部幼兒接觸電視以外的電子產品的時間，明顯少於中南部幼兒。而且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幼兒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越少。張鑑如也提醒，「社經地位較不利的家庭，家長可能忙於工作，或還不了解相關資訊，需要更多政策關注，如果家庭功能不彰，就要盡早介入協助」。

雖然使用電子產品難以避免，研究團隊仍提醒，家長應該協助把關幼兒每天的使用時間，不宜超過１小時。也建議幼兒園多運用多媒體之外的活動進行教學，並設計護眼的親子活動，讓「家、園」攜手，守護幼兒的靈魂之窗。

深化研究，建立幼兒發展的預測指標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作為華人地區第一個以幼兒發展為核心的資料庫，張鑑如細數這段過程，「真的是一言難盡，很辛苦，也感謝許多貴人相助」。

2019年於科技部舉行「幼兒發展向前走」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記者會。
圖片來源／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每一個樣本都得來不易，期待後續長期追蹤，讓資料庫更加茁壯。張鑑如也期許，透過長期縱貫資料，希望能找出影響幼兒發展的「保護因子」、「危險因子」，提供相關政策參考，深化資料庫的社會影響力。

幼兒發展領域是跨教育、心理、社會、醫學、公衛、生物科學的學門，目前釋出的資料，已陸續由各領域的研究者分析應用，轉化成學術成果。張鑑如說：「這個資料庫是公共財，歡迎大家多取用，探討各種議題，提出對孩子有幫助的實務和政策建議。未來的訪查，也需要民眾共襄盛舉。」

採訪撰稿／許逸如、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研究來源
張鑑如（2011）。幼兒發展資料庫先期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張鑑如（2014）。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推動規劃補助計畫）。
張鑑如（2017）。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第二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推動規劃補助計畫）。
張鑑如（2020）。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第三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推動規劃補助計畫）。
林佳慧、劉惠美、張鑑如（2019）。家庭脈絡下的親子共讀與幼兒發展關係－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應用與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1 （1），135-159.
楊婧、張鑑如 （2021）。臺灣幼兒電子產品的使用及對幼兒發展的影響：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之運用。教育心理學報，53（2），257-284。

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網站
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RDA）-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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