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李淑菁嘗試透過《邁向交織教育學：多元文化班級經營理念與實踐策略圖像》一書，為臺灣未來教育現場的班級樣貌，提出新的可能。
攝影／W. Xiang

每個人身上都承載著多樣的面向與身分。從性別、族群、宗教、階級到國家，這些「差異」經常像是一道城牆，阻絕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造成隔閡和敵意，但卻也正是這些「差異」，定義了我們作為個體的獨一無二與無可取代。如何瓦解高牆，讓差異成為人們通往彼此、看見多樣性的橋梁？最關鍵的環節，也許還得是「教育」。

教育不只關乎教科書裡的知識，更是社群與空間的議題：一群素未謀面的同班同學，怎麼在空間不大的教室中共同學習、相處？進入小學（或幼兒園）成為班級的一份子，很可能是我們生命中第一次，需要與家人以外的他人長時間共同生活。你可能很快就發現，班上同學除了跟自己年紀相仿外，身上盡是「差異」──他們有不同的性別，來自未曾聽聞的地方，平常飲食、興趣、相信的事情都跟自己不太一樣。

因此，班級不僅是人人成長必經的空間與社群，更是我們首次撞見差異，並且需要努力調適、與之共存的地方。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李淑菁所著的《邁向交織教育學：多元文化班級經營理念與實踐策略圖像》一書正以此為主軸，為臺灣未來教育現場的班級樣貌，提出新的可能。

從權威到平等：新世代教育的典範轉移

李淑菁指出，教育界過去對於班級經營的主流想像，是老師應該學著如何「管好」、「教好」一個班：「不要讓學生覺得你好欺負。」這樣的論調背後，隱含了班級經營作為一種管控技術、師生之間有上對下的權力關係、教師作為傳授者、單向的知識傳遞等傳統教育觀念。特別在升學主義風行的臺灣，教育學領域往往更重視「教學」技巧或技術，鮮少思考「班級經營」的理念與執行該如何精進。

幸好，當代教育的風氣已緩緩轉變。例如近年流行的「翻轉教育」不再以教師為中心，而是讓學生透過主動學習分享、互動討論，深入對知識的吸收理解。教室的硬體空間也從所有課桌椅正對一張講桌的傳統配置，到如今出現由學生圍成一個個小圈、面對面討論的小組教室。「空間就是權力，小組教室代表著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李淑菁笑著說。

近年流行的「翻轉教育」不再以教師為中心，教室課桌椅的擺置開始讓學生們圍成圈，透過主動學習分享、互動討論，深入對知識的吸收理解。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 classroom scene is depicted with desks and chairs arranged in small circles. Students are happily discussing with their classmates at their own seats, while a teacher is also present in the room. The illustration is in a hand-drawn style, with a bright and warm atmosphere.

另一方面，臺灣教科書內容也逐漸擺脫過去「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的刻板化性別觀點，以及「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漢人中心史觀等囿於主流意識型態框架的單一思維，轉而強調性別平權、女性主義、原住民處境與權益、世界各國力量交匯的東亞與臺灣史、新住民與移工議題等多元觀點。

當教育的傳統形式與主流內容被逐步拆解，當代教育與班級經營理念的核心便呼之欲出──「平等」，李淑菁說，「從教師面對學生的態度、教室空間、教科書到班規制定方式的轉變，乃至於教師本身的多元文化素養、如何引導學生看見與認識彼此的差異，都可說是『平等』理念的實踐。」

嘗試讓平等的關係，發生在教師、學生、甚至學生家長之間，以及彼此多元的社會身分群體之間，或許說來容易，但在教育現場的實踐，有那麼簡單嗎？

重新「看見」臺灣的多元

李淑菁點出，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身分認同的交錯，並非旅居遙遠異國才能擁有的特殊經驗，恰好相反，「遭逢差異」正是每一個人身在校園的日常，就連教師也不例外。如果班上學生人口結構以漢人為主，同時有少數幾位原住民，教師要怎麼引導學生和平且相互尊重地討論原住民升學保障制度，或原住民轉型正義等議題？如果有一位學生向你訴說自己的性別困惑或性傾向少數認同，教師應該如何處理？

臺灣社會常以「多元性」自居，然而直接觸及相關議題的討論，卻又往往淪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尷尬或禁忌的「敏感話題」。這種態度不僅阻礙教師在教學工作上實踐多元文化平等的理念，更可能危及（多重）弱勢身分學生及其家長的權益，加劇原有的不平等。

李淑菁進一步以田野研究觀察到的現象為例：「當臺灣老師發現小朋友在班上有些狀況，會打電話找家長直接溝通，而且通常是打給媽媽。但如果老師知道，小朋友媽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反而會傾向打給爸爸，因為爸爸好像『比較會講中文』──儘管平常接送和照顧小孩的，主要還是媽媽。」

這個簡單的案例正凸顯了教育現場牽涉的複雜性：從教師和學生、家長之間的三邊關係，家務分工的性別不平等，到新移民家長與當地教師的語言文化差異，多重的身分差異與社會關係彼此交織，構成一張難以看穿摸透的網。若想有效處理這些錯落交纏的議題，僅僅強調「平等」仍不足夠，還需要一種新的另類教育學觀點。

臺灣教育第一現場，當老師知道孩子的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便會傾向聯繫父親，因為語言上比較好溝通，儘管都由媽媽接送、照顧。因此，強調平等已經不夠，還需要一種新的教育學觀點。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n illustration shows a Taiwanese teacher talking with a father about their child’s schooling. The child stands nearby, while the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mother is off to the sid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 The scene is depicted in a hand-drawn style, with a bright and warm atmosphere.

回到「人」本身的交織教育學

透過臺灣教育第一線現場的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從北歐到東南亞的跨國田野研究，李淑菁揉合多年理論思索與書寫，在《邁向交織教育學》中梳理「身分」、「文化」等看似較受歐美國家重視的概念，何以在臺灣教育現場同樣不可忽視，並且進一步為教師提供清晰的理念架構與實踐藍圖。

何謂交織教育學？首先，李淑菁指出，過去的教育即便關心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卻仍多偏重於「單一向度」，如性別、族群、階級等等，忽略了一個人同時屬於多重社會身分類別的交織組合。這點在班級經營上尤為重要，因為班級教室正是一群學生帶著自身的多元性與複雜性發生碰撞的場所──更別提他們或許對此尚未擁有充分的自我瞭解。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生可能就要面臨身邊同儕的誤解與偏見，甚至衍生成衝突、霸凌事件。教師應該培養什麼樣的心態、觀點和技巧，才能夠讓「差異」導向互相學習與多元包容，而非不經意間築成了學生之間的高牆？這正是「交織教育學」的關懷所在。

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源自女性主義反思性別作為一種身分和權力關係，終究無法跟種族、階級等其他面向完全分開來獨立看待的事實。「女性」同時囊括了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拉丁女性、亞裔女性，也包含出身富裕或貧窮的女性，這些不同身分的女性各自有其獨特的處境與經驗，「女性」不該是取消這些獨特性的抽象標籤。

「性別研究者依照性別來分類人、階級研究者用收入和教育程度來分類人，但任何分類都是一種帶有限制的『看見』。」李淑菁強調，「每個人來到我們面前，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交織性的觀點強調，所有人都是多重身分的交叉匯流，我們可以透過身分框架的輔助去看見、理解人本身，可是別把人化約成只是一種身分的個例。」

帶一個班級，彷彿帶一個微型社會

「一個班級，就像一個小社會」，如今這句話不只是比喻，更是重要的提醒。一個班級學生的人際網絡，有核心和邊緣人物；每位學生身上，各自承載不同的家庭背景與多元身分；從校園內部到周遭社區鄰里，可能對於某些群體抱持特定的觀感或文化偏見。時時敏覺於這些「人」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而非把學生當作讀書考試的機器，或許才能真正「帶好」一個班。

交織教育學。
研究來源／李淑菁　美編設計／李季衡

「教師扮演的角色已不是傳統的管理者或權威者，而是引導學生們共學相處的『協調者』，以及試著去覺察傾聽學生需求，瞭解他們多元的背景、心事、難處，進而化解潛在衝突等問題的『知情者』。」《邁向交織教育學》強調班級經營作為一門專業技術，不僅僅是為了讓教學順利進行、團體生活不出狀況、給學生「好好念書的環境」而已。更重要的是，教師必須有尊重多元文化的素養，願意了解學生的背景與需求，引導學生看見彼此的多元性，共同持續練習換位思考以及同理共感的能力。

李淑菁從自身留學與背包旅行的異國經驗反思，多元文化素養並非透過閱讀、聽課即可速成，還需要真實五感的親身體驗。以誠致教育基金會與《四方報》的「外婆橋計畫」為例，該計畫補助臺灣新二代（新住民、外籍配偶的孩子）跟自己的媽媽、老師結隊，一起回到位於印尼、越南、菲律賓或緬甸的「外婆家」。

李淑菁提醒，老師在教學實戰中，如何進行有效的自我覺察與自我關懷？將是通往多元平等教育的關鍵。
攝影／W. Xiang 

當他們抵達當地，新二代孩子發現，平常口齒流利的老師反而落得語言不通，在臺灣處處碰壁的媽媽忽然變得信心十足、左右逢源。這些文化體驗讓孩子和教師透過不同角度，重新看見原來陌生疏離的國度，也短暫親身體會新住民媽媽在臺灣的處境，翻轉了既有的文化認知。

教學實戰中，還有更多的兩難與挑戰。在課堂上討論身分政治議題時，如何避免過度揭露隱私？面對自己不曾遇過的弱勢身分學生時，該怎麼應對才恰當？在關心學生之前，教師又可以先怎麼進行有效的自我覺察與自我關懷？《邁向交織教育學》統整了豐富細膩的真實經驗分享、技巧與心法，為臺灣教育勾勒通往多元平等的地圖。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淑菁（2022）。邁向交織教育學：多元文化班級經營理念與實踐策略圖像。臺北：五南出版。
李淑菁（2021）。交織教育學下的班級經營: 教師多元文化素養作為中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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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黃崇修教授在大學時代是個一心求道的青年，經常參加各種宗教活動，甚至奉行素食。儘管處於社會運動興盛的年代，他仍認為提升個人修為，強化對經典的理解，獲得內在的心靈力量，才足以改變社會。所以他經常讀書、打坐，有時進入非常深層的境界，一坐都是好幾個鐘頭，頗覺得世間一切都沒甚麼好執著，對自己的「虛靜」工夫深感自得。

有一天黃崇修在道場打坐，出定後覺得神清氣爽，簡直悟到了「無我無人」的奧義，他笑道：「這時考驗就來了。樓下走上來一位阿伯，我很有禮貌跟他打招呼，他卻『啪』的一聲給了我一巴掌。」原來阿伯剛剛跟人吵架，餘怒未息找他出氣。黃崇修只得躲進房間，哭了十幾分鐘。但這是個轉捩點，它使黃崇修覺悟到，光有「虛靜工夫」是不夠的。他需要更高段的真理。

於是他從原本就讀的機械系，轉入哲學領域。大學和碩班學習儒道思想和氣化身體觀，後來就隻身一人到東京大學的人文社會系就讀博班，研究虛靜工夫，博論還做了朱丹溪的醫學哲學。回臺灣之後，循著這條路往上走，終於找到了「定靜工夫」。

甚麼是定靜工夫？

甚麼是「定靜」？黃崇修說，白話來講，就是要鎮定、要冷靜。我們每天都遇到非常多的事情，會讓我們心浮氣燥、意志消沉、甚至暴跳如雷，如果無法管好情緒，不但會誤事，更會傷及人際關係，自己的身心也會受損。所以必須有「定靜工夫」。但要怎樣鎮定？如何冷靜？就需要哲學思考了。

學界談「定靜」，通常講《大學》的「定靜安慮得」，也就是當人了解要「止於至善」，心就因為有定向而平靜，於是能安於其中，能有良好的思慮，而有所成就。但黃崇修要談的不是這個路數，而是以宋代周敦頤（1017年—1073）為中心而展開的工夫論。

周敦頤被視為宋明理學家的開山祖師，他的《太極圖說》提到，「太極」產生「陰陽五行」，人的身體也有五行，稱為「五性」，五性感動，人產生情感，就會區別好壞善惡，於是世界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好事壞事，紛紛擾擾。聖人要怎麼處理五性感動的問題呢？周敦頤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甚麼意思呢？就是面對各種紛紛擾擾，心緒波動難安時，我們要用兩個法寶來面對，一是「中正仁義」，也就是言行舉止不偏不倚、符合仁義；二是「靜」，周敦頤說「無欲故靜」，也就是沒有私欲，大公無私，這樣內心就會平靜。回歸身心最純正的狀態，就可以讓自己「定靜」下來。

周敦頤是北宋宋明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提出「無欲故靜」，即回歸身心最純正的狀態，就可以讓自己「定靜」下來。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黃崇修認為，周敦頤的說法，可以上溯到《管子》，書中有一段話，大意是說：「人的本性是『平正』的，會失去平正的本性，是因為產生各種情感和憂患。」所以他認為：「應物時能『敬』，不應物時能『靜』，人就會恢復『平正』，就會安定下來。』」這與周敦頤的想法不謀而合。

但周敦頤是宋朝人，《管子》卻是戰國時代的書，他們的學問也大不相同，怎能連結起來呢？說到這個，黃崇修興致盎然：「這是我獨創的經典還原法。歷史學者要有文獻才能論述，中文學者要有文本考據，我們哲學學者則有義理，可以根據思想家的思維結構，去追溯其來源。」

甚麼是「中正之道」？

找到了周敦頤和管子的連結後，黃崇修就循著周敦頤的脈絡，發現宋朝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甚至王陽明、劉宗周等人，對於「定靜」都有深入的討論。他也由此進一步探討「中正」的思想。

甚麼是「中正」？黃崇修解釋：「中正是『定』的核心概念。就理來講，中正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就功夫實踐來講，就是『中靜形正』。」

「不偏不倚」就是《中庸》說的「發而皆中節」，也就是言行舉動都能節制不過份。至於「中靜行正」，《管子》認為：「外形不端正，就不會生發德性；內在缺乏平靜，心就不會平定。端正外在，涵養德性，天地的仁義自然就會充盈身心。」

黃崇修分析說：「中正是『定』的核心概念。即『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就功夫實踐來講，就是『中靜行正』。」
攝影／林俊孝

換句話說，要做到「定」，就要「中正」，也就是內心平靜，外在端正，並實踐道德，如此就會成為一個仁義之人，「浩然之氣」充盈身心。這樣面對任何事物都不會動搖，做事也能不偏不倚。

因此「定靜」工夫是從內在貫徹到外在的。不但內心要有靜，外在也要端正，也就是容貌、氣色、言行舉止，都要不偏不倚，且符合仁義。能經常做到「中靜行正」，處理事情，甚至遇到變故，就不會把持不住，而是能鎮定平靜。

黃崇修進一步解釋：「王陽明說『定者心之本體』，真正的定是要進入到你的本體，『良知』顯現才是真正的定，不然只是『氣』之定。所以不是心不動、氣不亂就可以，要修到『天仁地義』才行。」

如何防治憂鬱症？

定靜工夫，除了用在心性修養，也能貫徹於醫學治療。黃崇修的博論研究元代名醫朱震亨（號『丹溪』，1281年—1358年）。朱丹溪為「滋陰派」的創始人，其醫學主張滋陰、養血、清熱，與劉完素（1100年—1180年）、張從正（1156年—1228年）、李東垣（1180年—1251年）並列為「金元四大家」。

對古人而言儒家的『敬』跟道家的『靜』，是穩定情緒的妙方。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吳觀岱繪，《民國吳觀岱老子擊罄軸》（1912年，局部）。

黃崇修說：「儒家的『敬』跟道家的『靜』，是穩定情緒的好方法。朱丹溪在醫學承繼劉完素一派，在儒學上則接續朱熹。他的《格致餘論》談靜和敬，將朱熹和周敦頤的理論，融入『鬱病』的治療，是一位哲學醫生。」

中醫學主張，人的身體是由「氣」和「血」運轉的，氣是「陽」，血是「陰」。朱丹溪則認為人是「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也就是人經常會產生「火氣」而傷害身體，但是修復身體的「精血」往往接繼不上，於是就生病了。

為甚麼人經常有火氣呢？因為我們有「情志」，也就是喜、怒、思、憂、恐。人產生情志時，就會影響「氣」的流動；情志太過了，「氣」就會過動，過動就會有「火」。火氣沒有得到適當的宣洩，就會「鬱」，影響五臟六腑的機能，人的身心就會生病。因為五臟六腑不只運作身體的器官，還掌管情志，情志太過，就會傷及臟腑，人就會生病。

臟腑的氣血失調，就會引起性情抑鬱、情緒不寧、悲傷、愛哭、胸脇脹痛等等複雜症狀。現代醫學所說的精神官能症、憂鬱症和更年期症候群等疾病，在中醫學來看，多為「鬱症」所致。

而朱丹溪認為，要防治鬱症，就要節制這些他稱之為「相火」的火氣。人的身體有來自「心」的「君火」，和來自肝腎脾肺的「相火」。相火跟隨君火，人的身心就會健康，而能生生不息；相火過旺，就會耗傷身體的真陽和真陰，造成血氣兩虧，人就會生病。要防止「火」過旺，就要有「水」，而要「生水」，人就要能「靜」。人能靜下來，相火聽命於君火，身心就會恢復健康。這就是朱丹溪的「滋陰派」理論。

那人要怎樣靜下來呢？方法就是「主靜」和「人心聽命於道心」，前者是周敦頤的學說，後者是朱熹的。人能靜下心來，不要產生過多的私欲（人心），而能追求「仁義中正」（道心），陰陽自然就會平衡，身心就會健康。當然，還必須配合服藥和休養才能痊癒，但在醫學思想上，朱丹溪強調的就是「定靜工夫」。

為甚麼要修持「定靜」？

針對這個問題，黃崇修淡然說道：「修持定敬，就是要成為強者。一般人不想成為強者，所以他們不想學。」他認為「聖人」就是古代的強者，聖人之道就是強者、王者的學問。以前日本人很崇拜宋明理學家，直到現在他們的文化還有朱熹、王陽明、朱舜水等人的影子。尤其要帶兵打仗的將軍，更需要強大的心性修養，才能夠在戰爭的恐怖壓力下，有那個氣勢與心靈力量來克敵制勝。

現代人雖然未必要打仗，但面對各種內外交雜的高度壓力，很容易就會罹患精神疾病。黃崇修認為，「內靜外敬」的定靜工夫，實在是解鬱良方。如果從青少年就開始學習聖人之道，長養浩然之氣，不但可以免於各種精神疾病，還能身心健旺，成為真正的「強者」，這樣無論面對甚麼，都能通達而無所畏懼。

黃崇修指出，「內靜外敬」的定靜工夫，仍為現代解鬱良方。且從小學習聖人之道，養浩然之氣，將有望成為「強者」，無論面對甚麼，皆無所畏懼。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胡桂繪，《清胡桂冬巖貞靜─松靜坐讀》（局部）。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黃崇修（2024）。先秦儒家定靜工夫思維結構還原及重構–以孟子，荀子言說為核心。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21）。主靜工夫變革中的天道指涉—以王陽明、劉蕺山言說為核心。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20）。主靜工夫變革中的天道指涉 —以朱子、王陽明、劉蕺山言說為核心。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18）。定靜工夫視野下之仁義概念研究 ─以程明道與程伊川之言說為開端。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16）。宋代「中正」概念的繼承與轉型—以周敦頤與張載之言說為核心。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15）。由宋明儒者對定靜工夫的詮釋理路論「內靜外敬」之實踐可能。國科會研究計畫。
黃崇修（2012）。周敦頤《太極圖說》定靜工夫新詮釋—以朱丹溪情志三鬱思維結構為視點。國科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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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但如果只從媒體報導接收訊息，難免會對臺灣教育產生負面印象：「多元入學＝多錢入學」、「教改失敗」、「學生競爭力下降」、「重考趨勢飆升」⋯⋯同時，多數國家也容易遺忘城鄉教育差距所帶來的不公平，且大多只流於批評，難以釐清改善之道。

多元入學比考試更不公平嗎？臺灣重考生真的越來越多？招募培訓熱血青年投入偏鄉教育的非營利組織「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有怎樣的成效？在臺灣，每當這些教育議題成為輿論焦點，經常流於憑印象、憑感覺的口水戰。然而，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用客觀的證據來具體回答。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婉琪長期關注教育公平性，研究選題瞄準社會大眾對臺灣教育的種種迷思，也向來樂於分享研究成果，從事社會溝通。這次她將結合行政資料庫的串聯、偏鄉學校師生調查、嚴謹的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從實際數據重新敘說一段關於臺灣教育的故事。

多元入學vs考試：誰比較「公平」？

「申請入學」是臺灣現行最主要的大學入學管道，在大學招生名額中總佔比超過五成。申請入學第一階段依學測分數進行初選，但與「分科測驗（原指考分發）」不同的是，到了第二階段，申請入學涉及書面資料審查與面試，而非僅由考試分數定生死。如此制度設計本意是提供多元入學管道，保障學業表現較不突出的弱勢學生，卻常遭受社會大眾質疑為「多錢入學」。

畢竟，擁有優勢社經背景的學生往往坐享更豐富的資源、機會，更容易堆砌亮麗的履歷表。加上坊間常見的備審資料輔導代辦、模擬面試等收費服務，似乎都呼應多元入學等於「多錢入學」，反而可能加劇教育不平等的說法。問題是，這個「說法」符合事實嗎？

臺灣多元入學是否公平？
圖片來源／Microsoft Bing（AI）. Prompt: A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 wore a high school uniform and went to a university for an interview with two professors. Watercolor style.

陳婉琪指出，若要談多元入學的教育公平性，首先必須釐清「比較基準（跟哪種制度進行比較）」。事實上，除非採取極端的抽籤入學，否則幾乎不存在一種可行制度，能保障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擁有完全均等的入學機會。「所以正確的提問應該是：『書審面試』是否比『考試』更不利於弱勢學生？」

陳婉琪運用行政資料庫分析方法，串接2014至2020年度的大考中心、招聯會資料，也就是直接分析臺灣大學招生入學的運作實況。結果發現，在申請入學第一階段，中低與低收入戶學生的通過率都低於一般家戶學生，背後原因不難猜，是因為經濟弱勢生的學測分數較低，反映其學習資源劣勢。

然而，情況到了第二階段有所轉變。「進行統計控制後，數據顯示在學測相同級分的前提下，經濟弱勢生透過書審面試獲得正取的機會，反而高於一般家戶生。」也就是說，申請入學二階書審與面試，比起只看學測分數，實際上更可能保障經濟弱勢生的入學機會。

申請入學管道中，考試以外的機制發揮了增進教育公平性的效果。這項研究打破了臺灣流行多年「多元入學＝多錢入學」的迷思，卻也再次印證考試制度隱含的教育不平等。而除了家庭社經背景的差異，教育不平等亦可能來自區域性的城鄉差距。

社會學看大學多元入學。
影片來源／YouTube

當學者遇上「為臺灣而教」

教育部統計，目前臺灣國中小共有超過千所「偏遠地區學校」，交通不便、規模較小、缺乏社會文化刺激、教師人力不足且流動率高，都為學生權益帶來隱憂。儘管政府提供薪資加給，仍難以填補偏鄉教育的師資缺口，這些學校經過一招二招三招，甚至有到九招都尋無教師的困境，「為臺灣而教（TFT）」就在此脈絡下誕生。

TFT以使命感與教育熱情號召願意投入偏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結合面試篩選、持續性督導與培訓的支持系統，向合作學校提供可執行兩年期教學任務的師資人力。陳婉琪回憶道，當TFT前來談合作，第一印象是「這個團隊好年輕呀！」而後慢慢發現他們的特色，除了重視且擅長行銷，也十足展現自我評估與研究發展的意識，組織架構上配置「研究追蹤組」，是她與TFT溝通合作的主要窗口。

非營利組織「為臺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號召願意投入偏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透過篩選、持續性督導與培訓，向合作學校提供兩年期教學任務的師資人力資源。
圖片來源／陳婉琪

陳婉琪指出，當初TFT找上門，是想尋求學者協助評估組織成效。正好透過他們引介，接觸到全臺各地偏鄉學校，也趁此難得機會進行主題更廣泛的偏鄉地區教育調查，最終選定35所學校，總共141個班級、近300名教師、800多名學生接受調查。為了實行標準化的研究程序，同時避免由班級導師代為發放問卷可能導致的干擾效果，陳婉琪先在校內招募大學生，訓練30多名訪員出隊到校執行調查，也透過預試先行掌握在針對國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時，可能碰到的狀況。

「開始填問卷前，要先跟孩子約法三章，別把自己的答案唸出來，影響別人作答；題目結束的問卷最後，加入一些小迷宮、小遊戲給比較快填完的人安靜地玩，以免他們開始找隔壁同學聊天。」陳婉琪笑著細數預試過程中，團隊一步步發掘的調查秘訣。

由數據一窺臺灣偏鄉教育現狀與TFT成效

陳婉琪訓練30多名訪員深入偏鄉，選定35所學校，總共141個班級、近300名教師、800多名學生，深度探查臺灣偏鄉教育現況。
圖片來源／陳婉琪

TFT將培訓教師的教學任務期設定為2年（4學期），配合此期程，陳婉琪分別在任務頭、尾的時間點進行共2波調查。結果發現，偏鄉學校常見的高教師流動率現象，確實會對學生產生不利影響。在那些有更換導師的班級，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自我價值都比較差。

陳婉琪指出，師資不穩定的負面影響，正反映偏鄉教育一大困境：儘管學校好不容易找到代理教師，教師仍可能基於生活機能、未來發展等私人考量不願久待，導致片斷化的師生關係與教學經驗。這正是TFT設定任務期為2年的主要緣故。

話說回來，TFT究竟為偏鄉學校帶來什麼幫助？陳婉琪深知，如果只是針對TFT合作學校做調查，2年前後若有任何改變，都可能被認為是伴隨時間的自然變化，難以推論為TFT的影響。為了追求更嚴謹的研究評估，陳婉琪採取「擬實驗設計」，將「與TFT合作」視為一種實驗介入，同時調查2年期間與TFT完全合作、部分合作、無合作的偏鄉學校。透過三組數據比較，便可有力排除時間效果的影響。

結果發現，2年期間都有TFT導師的班級學生，比起沒遇到、或僅部分期間有TFT導師的其他班級，「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更加明顯提升。「這凸顯了TFT教師訓練的特色，不只侷限在課業或認知能力，同時也重視培養孩子的非認知能力。」陳婉琪解釋，「他們希望讓孩子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好好的、有系統的完成一件事情。」

更有趣的是，陳婉琪發現TFT教師竟可發揮「外溢效果」，影響校內其他的教師同事。經過2年教學實戰，不只是TFT教師本身從菜鳥蛻變，其教學效能感從低於一般教師提升至與一般教師無異，辦公室裡的其他教師們，也因為加入新血與伴隨而來的新資訊，教學效能感一起升高。

過去TFT曾面臨若干質疑聲音：未接受體制內正規師培的教師，可以上第一線教書嗎？從美國Teach For America沿襲而來的做法，是否適用臺灣？歷經2年的調查追蹤，研究證據明確指出TFT對於臺灣偏鄉教育有正面效益。事實上，TFT的成效評估也同樣需要思考「比較基準」的問題。「這些教師本來就是去填補那些沒有人要去代理的缺呀！」陳婉琪感慨地說。

以證據打破迷思，由社會深層邏輯思考問題根源

每個念過書的人，都可能對教育政策有自己一套看法，但在教育學領域，最重要的是「循證治理（evidence-based governance）」原則，秉持「用證據說話」的科學精神。舉例來說，如果聽從迷思，誤以為多元入學比考試入學更不公平，反而會導向更不利弱勢的決策。

可靠證據的來源，則要仰賴政府部門在兼顧個資隱私與透明化之下的資料開放措施。陳婉琪坦言，與健保、財政等領域相比，教育政策相關資料的開放程度仍相對不足。所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願意支持，才促成一系列考招資料分析計畫。「但考招資料庫終究只到大學考試與入學階段，如果到了入學乃至畢業以後的事，目前就苦無全國性的完整資料了。」

陳婉琪提醒，當社會價值過度單一進而激烈競爭，就會引導人使用錯誤的方法，扭曲真實自我、抹煞學習熱情，不僅沒有培育到人才，反而挫傷了其他領域未來的明日之星。
攝影／W. Xiang

除了期待更多具社會意義與學術意義的資料開放措施，陳婉琪更期許未來教育政策相關討論「少一點口水戰」，把批評的力氣改用到提出「怎麼做會更好」的建議。從大學入學方式、城鄉教育落差，到範圍更廣的教育改革，都值得更多建設性、有創意的討論。

陳婉琪提到，過去幾年新聞報導臺灣重考趨勢飆升，但從實際的考招資料來看，重考率並未大幅提升。進一步描繪重考生輪廓，更會發現大多是高分群、明星高中學生，為了擠進醫牙電資而重考。換言之，重考現象並非反映教改失敗導致學生「找不到興趣與志向」，而是「社會競爭邏輯」持續增強，使下一代越來越傾向進入社會期待的人生框架。

這或許正反映了臺灣教育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有升學、讀明星學校，才會有成功的人生──這始終才是關於教育，最可怕的迷思。」陳婉琪感嘆，「無論教育制度如何改變，只要社會價值過度單一進而激烈競爭，就會誘導人使用錯誤的方法，扭曲真實自我、抹煞學習熱情，這種教育無法培育人才，而是造成人才傷害。」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陳婉琪、陳易甫（2024）。為臺灣而教：偏鄉教育問題及TFT介入成效評估。當代教育研究季刊，32（1），77-117。
陳婉琪、王淑貞、許哲維（2022）。不考試，公平嗎？以全國考招資料檢視多元入學公平性。臺灣社會學刊，71，57-90。
陳婉琪（2021）。社會複製還是社會流動？以行政資料檢驗臺灣高等教育公平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婉琪（2018）。偏鄉地區短期教育追蹤調查後續計畫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婉琪（2017）。偏鄉地區短期教育追蹤調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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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一位書生王有道的妻子孟月華從娘家返回途中，到涼亭避雨，卻遇到此刻同來避雨的一位年輕秀才。兩人於亭下站了一夜，一夜無話。王有道後來得知此事，卻憤而休妻。孟月華哀而不怨⋯⋯

故事還沒說完，課堂上的學生爆出大笑，這齣傳統京劇《御碑亭》在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的演繹下，將婦女端莊自持、哀而不怨的傳統道德盡性展現，但王有道與孟月華的迂腐行徑，讓學生們反問：老師，這種劇情現在還需要演嗎？

這是臺灣大學戲劇學系講座教授暨現任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2004年在編劇課上面臨的一道難題，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不只存在京劇與年輕人間，更是將表演藝術與現實社會分隔開來。

王安祈熱愛京劇，既是戲曲研究者、工作者，更是一生的戲迷。
攝影／汪正翔

一般人遇上自己的愛好遭人訕笑，可能早已氣得跳腳，但從小傾心京劇的王安祈，早就開始思考：傳統戲劇面對現代觀念，該如何搭起橋樑？學生的一番話，更是讓她大量研究劇本後，開始改編《王有道休妻》。

這齣後來於實驗小劇場上演，雖有老戲迷看不慣，但同時也獲得許多好評。事實上，新劇本並沒有改變原本的故事，王有道依然休了妻，冰釋前嫌後請求妻子原諒，孟月華也同樣接受了。王安祈的顛覆在於：寫出了女性內心幽微深處的心聲。

孟月華仍是原來劇中的那個孟月華，但王安祈詮釋了女子自我內心的情感張力。她安排兩位演員同時演繹孟月華在亭下避雨時，從緊張情緒到逐漸展現自己，期待秀才能夠注意自己，最後在秀才的窺視中發現自己久違的秀麗等情節。

王安祈說：「我的顛覆不是粗暴的破壞，以現代觀點強行更改古人角色的性格，例如改造孟月華為現代獨立新女性，我覺得這是不妥當的。因此，我增加了一位花旦的角色，讓她與原先飾演孟月華的青衣，同臺、同時、同步飾演孟月華的外在與內心。」

經過王安祈的改編，新編劇大膽地描寫了女性被壓抑的情慾，儘管男女兩人依然相安無事，但身為女性的孟月華卻因此被演活了。

兒時的搖籃曲　他人的博物館櫥窗

談及王安祈怎麼會對京劇有那麼大的熱誠？她回憶從小跟著母親一起看戲，兒時的搖籃曲就是京劇。

而在小學五年級發生的一件事，才徹底讓王安祈立下志向。她憶及：「當時家母邀請我的好友及其母親一同看戲，劇目具代表性的《搜孤救孤》（趙氏孤兒），我原本信心滿滿，認為這齣戲一定能讓人看到京劇的好。」

但當情節推進到《搜孤救孤》最重要的橋段時，竟引起好友母親的巨大反彈。《搜孤救孤》是傳統的忠孝節義精神代表劇作，劇中主要角色程嬰為了救忠臣後代，用自己的孩子頂替送死，程嬰的妻子相當不捨，而在劇中被斥為「不賢之婦」。

「這個橋段在老觀眾眼中感人至深，但卻觸及了好友母親的價值觀，甚至帶她的女兒離開了劇場。」王安祈莞爾道：「我那時很挫折，因為我所有的價值觀都來自戲曲。但我也開始反省，為什麼京劇無法被現代人接受呢？」這件事讓她決心要讓京劇現代化，自此研究劇本、創作以及創新成了她的目標和志業。

大多數人看來，傳統京劇如同博物館的櫥窗那樣地被展示著，古老的價值觀難以被現代人認同。
攝影／Yan Yan Chen

「我所強調的現代化不是加佈景、加燈光，也不是要否定價值觀，任何一部戲都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觀念，現代化不該是一竿子打翻，而是要將人的情感完整呈現出來。」在王安祈的筆下，故事還是那個故事，傳統價值沒有被否定，但不再如傳統的忠孝節義那樣理所當然。

京劇盛行於清代乃至民國，劇中情感思想反映了當時的生活倫理和道德價值。但到了現代，雖然在以演員為中心的京劇劇場裡，表演是焦點，但要吸引新觀眾，王安祈認為說故事的方式必須有所變化。

當流行戲成了傳統戲，戲曲生命若要延續，改革是必然，但如何改、如何求新，王安祈闡述，劇作家們有不同的做法。

任何一部戲都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觀念，現代化是要將人的情感完整呈現出來。
攝影／汪正翔

1950年代初期，中共明確要求戲曲必須擔負宣揚新社會、新思想的職能。因此「揭發封建罪惡」成為戲曲的普遍主題，描寫女性在舊社會命運的題材，成了劇作家傳達「反封建思想」的重要手段。古代受壓迫的女性在劇中悲情吶喊抗爭、衝出禮教藩籬的新劇被廣泛演出。

不過中國的戲曲改革發生得雖然早，女性在劇中的形象確實被重新塑造了，可是那個改變並非因為女性意識，王安祈強調當時是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

不同於對岸，臺灣新編京劇的女性意識起步較晚，王安祈指出是近二十年來臺灣文化思潮、社會運動的投射：「臺灣的女性主義從1990年代解構男權開始，走過激烈的抗爭階段後，女性的關注回歸自身，開始逐步重建內在自覺，臺灣京劇的新編歷程，也在期間勾勒成形。」

臺灣京劇本土化

爬梳民初以來的京劇演變，王安祈認為1994年臺灣復興劇團（今臺灣京崑劇團）鍾傳幸導演《潘金蓮與四個男人》，是最早在京劇中強調女性意識的新編劇。

「當時她巧妙地以大陸川劇劇本《荒誕潘金蓮》為底。那齣劇有許多批判禮教框架的地方，乍看是為女性說話，實際還是中共的反封建意圖。」王安祈說：「不過鍾傳幸知道臺灣觀眾不吃反封建那一套，所以她改以肯定情慾的方式，作為為女性平反的策略。」

王安祈說明，這是鍾傳幸有意的挑選，試圖將一般觀眾心中「傳統」的京劇和臺灣文化界當時正紅的女權議題結合。從文宣到宣傳，都鮮明地把焦點集中在女性意識，成功地讓京劇從古老的傳統藝術裡躍起，登上文化風潮浪頭。

當時，臺灣京劇正陷入「國劇」的正統正名之爭，在本土化與中國熱的夾縫中掙扎。王安祈表示鍾傳幸以女性意識成功地迴避了政治漩渦，並藉由文化議題引領觀眾和媒體只關注京劇的文化基本面，讓臺灣京劇吵嚷多年的「傳統」、「創新」之爭，藉女性議題破繭而出。

當傳統京劇來到現代，不可避免地，會與新的價值文化與觀念碰撞。
照片來源／國立國光劇團提供

1995年，由國防部指導長達四十年的軍中劇團解散，重整為「國立國光劇團」，並提出「京劇本土化」的宣示。王安祈認為當時的本土化策略是對的，她說：「本土化的深層意涵其實正是現代化。但當時本土化劇作的政治宣示，甚至比軍中劇團時期還要明顯，雖然臺灣京劇已回歸文教單位，但藝術的腳步卻沒有跟上。」

也因此，當2002年王安祈接任國光劇團藝術總監後，將重心扭轉回文學藝術本體，她目光堅定地說道：「當時我們編新戲、選題材時，絕對不碰政治，不談家國，不提教化，甚至避開大歷史、大敘述，走出正氣與道德，專門選擇女性主題，探索女性內在欲說還休的聲音，或是男性視角捕捉不到的難言心事。」

什麼是「男性視角捕捉不到的難言心事」？王安祈以《搜孤救孤》一劇為例，指出這齣戲就是以男性視角出發，沒有細膩處理程嬰和妻子雙方的情緒，沒有在兩種價值觀之間表現出足夠的擺盪與矛盾抉擇，只是一面倒地視保護孩子的母親為救孤大計的妨礙者。

自那時起王安祈便有意識地以「女性內在幽微情愫的新探和重塑」作為新編京劇的主要動機和內涵。

好故事不該被形式限制

2005年王安祈與學生趙雪君共同創作女性情感為主的《三個人兒兩盞燈》。王安祈微笑道：「這齣劇本原先只是當時研究生趙雪君的課堂作業，但其中對情感的深刻描寫讓我讀到落淚，一心想將它搬上京劇舞臺。」

「雪君從來不看京劇，唯有這樣才能創出新意。」王安祈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京劇劇本沒有所謂的正確寫法，一個好的故事，不該被形式所限制。因此她協助趙雪君修改唱詞，讓這齣戲登上劇場。這次不再以實驗小劇場的名義，他們將不同以往的新編京劇《三個人兒兩盞燈》搬上大劇場。

《三個人兒兩盞燈》DVD封面
照片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在趙雪君寫下這個劇本時，電影《斷背山》都還沒上映，人們對於同性戀情的接受度尚未如現代開放，儘管這齣劇並沒有將重點放在性傾向，觀眾所見的，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寂寞與深情描繪。不過讓學生獨挑國家級劇團的創作大樑，王安祈面對著不小的壓力，但她義無反顧：「我其實是個很沒自信的人，但在面對創作，面對京劇現代化時，就會勇往直前，變得很大膽。」

王安祈勇敢的決定讓國光劇團這次嘗試不僅大獲好評，吸引了一批新觀眾，也為新一代年輕編劇打開了一扇大門。

時至今日，這些新編京劇或許已難說是「顛覆」，劇本中的女性意識，也已受到了當前文化界和學界的關注，成為值得檢視分析的當代創作，明確成為「現代文學」的一部分。誠如王安祈一直以來的想望：「京劇不該只是博物館裡的櫥窗展示品，那也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兒！」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汪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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