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國際政治」，多數人腦中浮現的可能是國家領導人間的握手畫面、戰爭或經濟談判的歷史鏡頭。這些確實都是外交的核心場景，但在21世紀，國際政治的舞臺悄悄多了一條新戰線──非傳統安全。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說道：「傳統安全關注國家存亡與戰爭，非傳統安全則看見更多隱形的威脅。能源、恐怖主義、氣候變遷，都屬於非傳統安全的一部分。」

而「能源」就是其中最關鍵的議題——它不像傳統戰爭般有槍砲聲，卻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能改寫世界秩序。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佳怡教授
拍攝／馬藤萍

「能源」如何撼動國際局勢？

李佳怡舉了幾個我們耳熟能詳卻常被忽略的例子：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Attack on Pearl Harbor），美國由此捲入二戰。這在歷史課本裡是「戰爭的轉捩點」，但真正逼日本孤注一擲的，是一紙「石油禁運」。

進入冷戰後，石油依舊是國際關係的「隱形炸彈」。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赤裸裸地將石油的地緣政治價值擺上檯面。全球油價在數月內暴漲四倍，引發經濟衰退。這一擊，讓各國領導人猛然意識到：能源不是單純的市場商品，更是左右國運的戰略武器。

1973年，OPEC阿拉伯產油國對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大幅抬價，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看似遙遠的國際角力，卻快速影響到美國普通家庭：油價飛漲、政府實施汽油配給，出門加油還得看車牌號碼，社會一度陷入恐慌與混亂。圖中父子舉牌警告竊油者，正是當時緊張氛圍的縮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

「然而，能源政治並非歷史教科書上的故事。」李佳怡指出，它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生活的世界。從俄羅斯利用天然氣供應作為對歐洲的政治槓桿，到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建油氣管道來降低「馬六甲困境」的風險，一條管線、一紙協議，都可能改變國際局勢的走向。

過去一百年，石油幾乎是能源舞臺上的「王者」。但今天，隨著再生能源與核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得能源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各國的能源政策不只是技術問題，還深受國內政治影響。

「比如，左派政府與選民更傾向支持再生能源，右派則傾向維持低成本的傳統能源。」李佳怡更進一步發現，當政府本身傾向左派時，即使是右派選民也會受到政策氛圍影響而支持再生能源，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效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選擇什麼能源，不單是經濟計算，更是表態它的價值觀與未來想像。

但她也提醒，石油的時代並沒有結束。即便全球高喊減碳、能源轉型，石油在軍事和重工業領域依舊無可取代。「美軍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石油消耗者。短期內，石油的重要性不會被取代，至少未來十到二十年仍是如此。」

這意味著，人類正站在一個矛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追求減碳，但另一方面仍受制於化石燃料脆弱的供應鏈。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這兩股力量同時推進，把我們捲進一個不確定卻關鍵的時代。

領導人與石油開採的速度遊戲

能源政治並不僅僅在國際舞臺上演。許多決定世界能源市場波動的關鍵，往往出現在產油國內部的政治算盤裡。

李佳怡發現，石油由誰開採、開採多少、開採多快，本身就是一場政治遊戲。對領導人而言，一口油井既是提款機，也是權力維繫的保險箱。

她說道：「石油收入與稅收不同，通常不需經過國會批准或公開程序，而是像領導人的『私房錢』。這筆錢可以拿來強化軍備、壓制反對派，也能轉化成補貼基礎建設，提升支持度。」

「若一位領導人自認任期有限、政權岌岌可危，他可能傾向『速採速用』，在短期內榨取最多利益。相反地，如果一位領導人有長期執政的信心，則可能選擇『緩採慢挖』，保留資源作為未來的籌碼。」李佳怡解釋道。

非洲的奈及利亞就是典型例子。這個非洲最大產油國的地下蘊藏量驚人，但石油開採速度卻常常忽快忽慢。當政府財政吃緊或面臨國際制裁時，領導人往往急於加速出口，以換取外匯和即時的政治資本。反之，在石油價格高漲、外援充足的時期，領導人又會選擇放緩腳步，替未知的未來存下一筆政治儲蓄。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自1999年上任以來，長期倚賴石油收入維繫統治，當國內反對聲浪高漲時，他便透過擴大石油開採與補貼，來鞏固軍隊與支持者的忠誠。石油在這裡不僅是能源，更是政權的「生存燃料」。

1999年查維茲就任委內瑞拉總統後，透過加強對國營石油公司（PDVSA）的控制，將石油收益轉化為社會政策資金，用於識字教育、糧食與住房補貼等措施，因而在基層民眾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圖片來源／Wikipedia

此外，外部勢力的介入也會左右開採節奏。李佳怡指出，當外國企業或政府深度參與一國石油部門時，領導人更容易獲得庇護，成為所謂的「石油朋友」（Petro-friends）。這種關係並不只是經濟合作，更是一種帶有庇護色彩的同盟。為了確保能源利益，外國甚至可能出手相助，例如法國曾在1990年出兵加彭共和國，就是一個與當地石油利益緊密相關的例子。

但李佳怡也表示，這種「石油友誼」的代價十分高昂。它讓領導人更敢於依賴石油維繫權力，同時也讓外國勢力得以深深嵌入一國內政。石油因此成了政權生死與國際角力之間的共同紐帶。

當能源設施成為恐怖攻擊目標

能源政治的變數不僅來自國家與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的權力角逐，還有一股常被忽略的力量，也在逐漸加劇能源外交的複雜性——恐怖主義。

近年來，能源設施也成為了恐怖分子的攻擊目標。從2019年對沙烏地阿拉伯重要油廠的無人機攻擊，導致全球油價瞬間飆升，到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頻傳外資人員綁架與油井破壞，能源設施早已成為非國家行為者的「戰場」。這類攻擊的影響不僅僅是地方性破壞，還會透過國際油價與供應鏈造成跨國經濟與政治震盪。

2019年9月，葉門胡塞武裝以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布蓋格與胡賴斯（Abqaiq–Khurais attack）兩處主要石油設施，造成全球約5%的石油供應一度中斷，國際油價隨即飆升。這不僅源於兩國的長期戰爭，葉門也意在對美國及其盟友展示威懾力，致使衝擊波擴散全球。
影片來源／BBC News

李佳怡解釋道，恐怖組織之所以鎖定能源，主要有三項考量：

1. 籌資：透過綁架能源公司的外籍員工、威脅攻擊油管或偷竊石油，從而快速獲得資金。
2. 政治訊號：有些恐怖組織本來就是因為反對外國石油公司進駐、反對資源掠奪而誕生，他們藉由攻擊這些設施表達抗議。
3. 系統性傷害：能源設施往往牽動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與軍事運作直接相關，一旦遭到破壞，就能對政府或國家安全造成巨大衝擊。

例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升溫後，支持哈瑪斯或反西方的武裝團體有時會擴大攻擊目標至紅海及阿拉伯海的石油運輸路線。但凡位處要道的油輪、商船因此成為具戰略價值的目標，任何對運輸中斷的成功攻擊都會立刻反映在國際油價與商業保險費用上。

此外，某些反國外勢力的團體，也往往將攻擊外資能源設施視為對抗「外部干預」或「資源掠奪」的手段。李佳怡說道：「由於西方國家與大型能源公司的海外設施，雖有軍方或私安保的保護，但許多民營運輸與工程節點仍相對脆弱。不少散布於廣大海域或偏遠地區的油輪與外派工地，對恐怖分子而言常是更可行的攻擊目標與籌碼。」

李佳怡強調，能源是恐怖攻擊中「最重要的非人類目標」，其經濟損失往往遠高於其他基礎設施。這也意味著，在能源政治的博弈中，不能只看供需與價格，還必須納入安全風險管理。

拍攝／馬藤萍

從能源切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國際政治一部分，更是背後複雜的權力競逐。

訪談最後，李佳怡感概：「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既得以見證新能源的崛起與轉型推進，卻也不得不面對戰爭與恐怖主義的陰影。正因如此，理解能源政治，等於理解了國際政治的運行邏輯。」

未來十年，中美兩極的集團化趨勢恐怕更加明顯：美國憑藉能源自主，強化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結盟。中國則結合俄羅斯、伊朗與非洲夥伴，打造屬於自己的能源外交版圖。能源不只是經濟資源，更是陣營劃分、影響外交走向的核心槓桿。

反觀臺灣，能源既是生存課題，更是國安戰略的核心。臺灣高度依賴進口，天然氣與再生能源比重逐年上升，讓離岸風電、天然氣接收站成為敏感設施，也讓我們的能源政策與外交議題緊密相關。因此，理解國際能源政治，是臺灣在制定戰略與參與國際時不可或缺的能力。

採訪撰稿／許文薰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佳怡（2022）。影響石油開採速度的政治因素—國家領導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李佳怡（2020）。再生能源的政治與外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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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什麼？

電影《英雄》裡，梁朝偉飾演的殘劍在沙地上寫下「天下」，那一幕成為影迷與評論家爭論不休的焦點。有些人說，那是對暴政、專制的隱忍；另一些人說，那是和平的呼籲。

但若離開電影，轉向歷史脈絡，「天下」有著更複雜的含義。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張登及教授透過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的研究，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張登及研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古代外交思想與國際關係史，揭示「天下」這個概念如何從理想秩序轉化為制度運作，並影響東亞數千年至今。
攝影／陳怡瑄

天下：從空間到秩序的概念

「自古至今『天下』這個詞被不斷使用，但這兩個字內涵卻極為複雜。它既是空間想像，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與外交制度的核心支柱。」張登及開門見山指出，日常生活裡口語經常使用的「天下之大」多半指涉一個物理空間，但在政治語境中，「天下」遠不止於此。

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指的是周王分封的諸侯國總和。歷史學家甘懷真教授的研究指出，周朝時每個諸侯自稱「國」，而所有諸侯國的集合便是「天下」。到了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後，「天下」轉化為天子直接統治與冊封國家組成的體系的總和，而在這之外，則被稱為「化外之地、化外之民」。

然而，「天下」並不僅僅是地理範疇。它更是一套由理念、制度與權力結構共同支撐的秩序。「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同於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因為人類社會秩序建立在理念的提煉、制度的保障，以及權力的支撐之上。像孔子的儒家思想若沒有制度載體，便只能停留於思想層次；而制度若缺乏權力的支持，也難以真正運作。」張登及強調有句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理念、制度與權力之間的互補和抵消，構成了「天下秩序」的關鍵。

這種結構並非中國獨有。張登及以二戰後美國主導現代版本的「天下」國際秩序為例，說：「美國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為理念，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為制度架構，再以北約等軍事力量為後盾。美國的理念得以制度化，制度又因美國優勢權力而具約束力，最終形成了能跨越國界、形塑世界的秩序，也被稱為『泛美和平』。」

名分與禮：外交關係的倫理化

中國古代外交的獨特之處，在於將國際關係納入倫理關係的框架。這種做法的核心是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來規範互動，張登及指出這就是「名分」：「像是劉邦冊封諸子為王，劉備自稱漢室宗親，這都是在天下秩序中確立名分。所以就算曹操、袁紹瞧不起劉備的實力，表面上仍要尊重劉備的『皇叔』名分。」

中國古代外交通過確立彼此的身分關係規範互動。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An oil painting depicting Ancient Han Dynasty where a nomad nobel in Hu clothing greeting a Han’s official. They bow to each other in a gesture of diplomatic friendship.

而且「名分關係」不僅規範國內政治，更延伸到對外關係。

最典型的例子是「和親制度」。漢朝初年，劉邦被匈奴圍困在白登，謀士陸賈建議和親處理與匈奴的關係：「嫁公主給單于，將來公主的孩子當上單于之後，同時也是漢朝的外孫，天下哪有外孫打外公的道理？」

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宋遼澶淵之盟約為兄弟，都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張登及特別提到宋遼關係：「雙方都是皇帝，而且又約為兄弟的情況下。年紀大的皇帝是兄，有朝一日兄長過世了，繼承人就要叫對方叔叔了。」這種安排看似繁瑣，實則巧妙地處理了對等關係中的禮儀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做法並非東方獨有。張登及提到，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正是因為歐洲王室通婚密切，通過姻親關係有助維持和平。差別在於，中國將這種關係制度化，並嵌入了儒家的倫理體系。

中國古代將國際關係倫理化，以名分確立了關係，然而，僅靠名分與禮並不足以支撐長期統治，如何將這種倫理秩序轉化為實際的制度？歷代王朝主要採用兩種模式：直接統治的「郡縣」，或保留自治的「冊封」。

郡縣與冊封：名分秩序的制度化

中國在周朝的時代，天下由諸侯分封而治，各自擁有一定自主權。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除了分封制，改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員治理地方，這就是「郡縣制」。它意味著某地完全納入中央的行政體系，成為「國家之內」。相對地，「冊封制」對外宣告某地承認天子的地位，並以進貢、朝拜維繫關係，但地方實際上仍保有相當的自治空間，僅延續了名分體系。

張登及以朝鮮半島為例：「漢武帝曾在朝鮮北部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四郡，以郡縣制直接治理；但自魏晉以後，中國王朝逐漸放棄直接在朝鮮半島設郡縣，而改以冊封的方式承認當地政權。半島『漢四郡』幾經易手，魏晉以後逐漸為高句麗所治理。隋、唐多次遠征高句麗失敗後，中國朝廷便冊封高句麗的君主為王，透過名分維繫關係，不再試圖納入中央行政體系。」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甚至劃定朝鮮為「不征之國」，只要朝鮮政權定期朝貢、承認名分，中國便不會再訴諸武力、企圖兼併。顯見中國與朝鮮半島歷史的趨勢是冊封逐漸固化、郡縣逐漸退出。

冊封象徵承認「天下」中的名分，維持關係而不干預內政；郡縣則意味著全面接管，把「天下之外」轉化為「國家之內」。歷代決策的關鍵，在於距離遠近、治理成本、以及該地是否威脅王朝合法性。圖為漢武帝在公元前108年前後設置的漢四郡（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臨屯郡）位置，直到4世紀初逐漸被高句麗完全統轄。
圖片來源／wikipedia

四種天下類型

除了具體的制度選擇，張登及在整理中國歷代的外交案例後，以更宏觀的視角提出「四種天下類型」的理論。他認為，中國外交關係史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是主導國的實力強或弱，另一個是它對外來文明的態度是包容還是排斥。這兩個面向的交叉，就能組成四種不同的天下樣貌。

當一個國家強大，又願意接納外來文化時，就會形成「漢胡天下」。盛唐就是典型例子。當時的長安城不僅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多元文化的舞台：胡人舞蹈、波斯音樂、粟特商隊都在這裡交織。包括《長安三萬里》、《長安的荔枝》等最近幾部改編唐玄宗時期故事的影視作品，生動呈現了當時「漢胡天下」的樣貌。

但如果這個實力強勁的國家排斥外來文化，就是「中國天下」。明朝強調「華夷之辨」，要求周邊國家按照朝貢制度來承認中國的地位，但文化上卻相當自我中心，對來自游牧或海上的外來之人與事，相當警惕。

當主導國比較弱，但希望吸收外來文化來壯大自己時，就會出現「戰國天下」。春秋戰國就是如此，各國彼此交戰，卻又互相學習、模仿別人的兵法和制度，因此包括孔子在內的各國學者與謀士，可以周遊各國提出建言。秦國宰相李斯曾有一篇大家熟悉的名作《諫逐客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如果一個國家既弱小，又排斥外來文明，它對外國的態度就是「列國天下」。這樣的天下缺乏統合力，大家既不強大，又不合作。中國歷史上一些王朝衰落、天下分裂的時期，就是這種局面。

張登及提出「四種天下類型」。
製表／Napkin

唐朝：多元開放的天下典範

開放包容的天下帶來了文化的繁榮。張登及認為，唐朝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最具開放性的天下秩序。這種開放性，源自隋唐統治集團──史學家陳寅恪稱之為「關隴集團」──的特殊背景。他進一步解釋：「隋唐皇室本身就有濃厚的胡漢混血，楊堅、李淵的家族都與鮮卑貴族通婚，這很可能使他們對多元文化有天然的包容性。李白或許正得益於這個豪放的時代與自己的文化混血，詩風才會如此瑰麗奔放。」

然而，這種開放性在安史之亂後急速收縮。

安祿山本人也是胡漢混血的象徵，他受寵於唐玄宗，擔任節度使（相當於軍區司令），最終叛亂，導致兩京淪陷、人口大量流離、皇帝出逃，幾乎顛覆了盛唐秩序。此後朝代的讀書人普遍把「外來者」與戰亂聯繫起來。於是，中唐文人如韓愈、柳宗元便轉向強調儒家正統，到宋、明更以「華夷之辨」與外來文化劃清界線。

張登及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天下觀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的轉折，直接改變了政策選擇，並最終影響中國封建時代後來的走向。

「天下的樣貌不只由國力決定，更看主導國的『文明態度』。例如美國在戰後就像盛唐的漢胡天下，強大且包容，歡迎全世界精英。反之，若國家走向強大卻排斥外來元素，就會從開放包容的天下轉為封閉排斥的天下。天下正是在這兩種因素交織下，不斷變化。」

張登及強調，天下一旦由「複合包容」轉向「嚴防排斥」，政策選擇隨之改變。從春秋戰國到明清，從冊封朝貢到郡縣直轄，天下秩序歷經多次轉型。每一次轉型，都映照出權力格局的浮動、文明理念的更替，以及統治者對名分與關係的精算。
攝影／陳怡瑄

從天下到現代──歷史的回聲

「我們探討天下觀，不是要復古，而是要理解一種不同於西方主權國家體系的秩序想像。」張登及總結道：「這種想像曾塑造了東亞數千年的國際關係，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失。」

他進一步強調，「天下」本質上是一個開放、未完成的動態關係：「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能把大家連在一起的架構，才能承載彼此的共存。如果說古代天下是以朝貢、冊封維繫，那麼在今天，我們面臨的則是如何在數位世界和多元社會中找到新的共識。如今人們身處網路世界，輿論場分裂，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同溫層裡說話，要形成共識比過去更難。因此，重新去建構一套能讓人理解彼此、願意對話的語言和倫理，重新確認，甚至是欣賞彼此在可互相兼容的虛擬和實體空間中的關係，或許是回應時代『我們還能怎麼一起生活』的起點。」

換句話說，「天下」應該是一種允許差異、也能容納共存的秩序想像。它不必專屬於任何一個帝國，而可能屬於所有願意在世界中為自己、也為他人找到位置的人。

透過對「天下」的研究，張登及帶我們看見的不僅是過去，而是一種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甚至社會關係的可能性。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錯的今天，這種歷史視角顯得格外珍貴。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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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外交官」，大家心中應該會浮現溫文儒雅、恭敬得體的文官形象。畢竟國際外交場合上，一派和諧的握手合照是常態，罕能見到針鋒相對的言語。也正因如此，中國深具特色的「戰狼外交」動輒引起全球各國媒體熱烈報導，也讓政治學者產生濃厚興趣。

回顧「戰狼外交」名號由來，源自2015年上映的中國電影《戰狼》。當時中國外交策略開始漸趨強硬，從國際媒體到社會輿論便順勢以此詞彙生動描繪，後來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都承認「戰狼」的形容。

然而，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文欽解釋：「只要在情勢必要時，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動用較具侵略性的外交風格，這在學理上稱作『強勢外交』。」爬梳歷史，早期蘇聯的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1971）在聯合國當眾拿皮鞋敲桌；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由於不滿美國貨幣政策，揚言派軍艦去將運回黃金，都是強勢外交的案例。

不過就國際政治慣例而言，中國至今長期且穩定輸出的強勢外交策略，仍屬特例。為什麼比起他國外交人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駐外大使往往更常脫離溫良恭儉讓的典型腳本，採取強硬的態度與外交辭令──而且似乎在Covid-19疫情後越演越烈？這樣的外交策略，又會對周邊國家的民眾觀感產生什麼影響？

不同以往著重政策分析的研究傳統，吳文欽與跨領域學者聯手合作，採取「讓資料說話」的政治科學取徑，解碼中國強勢外交的緣由、手法與效果。

中國外交怎麼研究？先翻開大使們的履歷表

吳文欽指出，民主國家通常會實行一定的資料開放措施。相對而言，威權國家的內政與外交研究，則需透過相對間接、迂迴，甚至仰賴一些創意的管道取得資料，才能夠旁敲側擊，從不同角度窺見國家機器運作的全貌。

由於中國外交體制的官方資料公開透明度有限，吳文欽決定著手建立一個資料庫，蒐集過去20年中國駐外大使的個人履歷，藉以觀察中國外交人事安排的慣例與變遷。而在研究團隊努力下，目前累積了近七百名（將近一千人次）中國大使的資料，記載他們擔任大使前擔任的職位，以及卸任大使後的去處。

吳文欽解釋：「駐外大使身為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實踐者與代理人，必須是政權主導者可以信任的對象。因此大使的派任模式，也就能反映當下中共領導者的政治意念。」

吳文欽蒐集過去20年中國駐外大使的個人履歷，藉以觀察中國外交人事安排的慣例、變遷，也反映當下中共領導者的政治意念。
圖片來源／Unsplash

分析橫跨中共不同領導人時期的大使資料，吳文欽組織的研究團隊發現，習近平（1953－）時代的大使派任方式，明顯不同於胡錦濤（1942－）時代：「一項重要的觀察指標，是政府任命大使時，究竟選用了現任既有的舊大使，還是『首次擔任大使』的新人。我們發現，習時代比起胡時代更常任命『新大使』，很可能意味著要大幅度改變外交政策的企圖。」

在中國的駐外大使等外交人員各就各位後，他們又會展現怎樣的行為模式？

接著，分析中國最會用推特的一群人

在人手一機的時代，網路與社群平臺成為政治上的兵家必爭之地。吳文欽指出，中國外交官在推特（twitter，現更名為X）上的發言、轉推等行為，可說是極具價值的研究材料。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網域禁用推特，駐外中國外交官卻越來越常創立推特帳號，以利直接對國際社群釋放訊息。特別在中美對抗架構成形，以及Covid-19疫情爆發後，中國更強烈意識到整飭自身國際形象的重要性。

網路與社群平臺為政治上的兵家必爭之地，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的發言、轉推等行為，更是極具價值的研究材料。
圖片來源／Unsplash

「從一帶一路政策大外宣、否認Covid-19病毒源頭、宣揚國內清零政績，都能看到中國外交官殷勤利用推特宣示立場，『以正視聽』的行為。」長期鑽研威權國家媒體政治的吳文欽補充：「這些發言除了對外，也有一層『出口轉內銷』的意涵。由於缺少民選制度，中共需要藉媒體操作等方式影響國內民眾，來建立統治正當性，而外交人員『一致對外』的姿態，正可達到內部鞏固的政治功能。」

吳文欽更引述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之一，國防大學傅文成教授一項執行中的研究：「隸屬中央的外交部發言人，例如：華春瑩（1970—）等人也常在推特發言。我們好奇，中國駐外人員的官階等級會不會跟他們轉推（retweet）的頻率有關？」目前分析了將近200名中國外交人員以及機構的推特帳號，初步發現職級較低的外交人員（如領事），比高階人員（如大使）更頻繁轉推中央貼文。這可能表示低階外交人員習慣向中央輸誠以求晉升，或者中國外交官僚存在不成文的規範。

戰機繞臺、經濟制裁，到底有什麼用？讓實驗民調告訴你

實行強勢外交時，不論政府本身對於結果的預期為何，這份預期都不一定會實現，甚至可能是反效果。中國強勢外交對周邊亞太國家、尤其臺灣的民眾而言，實際上造成了什麼樣的態度或觀感變化，繼而可能引發怎樣的行為反應？

吳文欽與共同研究者進行了一系列設計精巧的實驗民調（polling experiment），以科學角度嚴謹分析中國特定外交措施的「因果效應」。研究團隊與調查公司合作，將大量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隨機分派至實驗組、控制組，並給予兩組內容幾乎相同，只在關鍵處操弄細微差異的調查問題，如果兩組後續回答出現不同，即可推論是實驗操弄造成的效果。

2020年2月9日上午11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轟6等型機經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中華民國空軍派出F-16全程監偵掌握。中國強勢外交對周邊亞太國家、臺灣民眾，造成什麼樣的變化？可從實驗民調窺知一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以「戰機繞臺」為例，吳文欽將受訪民眾分為「中國戰機繞臺組（觀看中國戰機在臺灣防空識別區ADIZ周邊活動示意圖）」、「美國軍機活動組（觀看美國軍機在臺ADIZ周邊活動）」以及「控制組」（只觀看臺灣ADIZ範圍）。接著，請三組人評估：中國進犯臺灣的可能性；如果中國犯臺，美國援助臺灣的可能性；以及支持臺灣獨立與否的態度。

「有趣的是，看見中國戰機繞臺的民眾，並不會比控制組更覺得中國可能進犯臺灣。」吳文欽認為，這可能代表臺灣民眾對此已經「去敏感（desensitization）」了。由於人們早已從兩岸互動與中國在國際上的諸多行徑，體認到中國的犯臺意圖，只是看見其戰機飛來飛去，不會更感威脅，也不會撼動人民的主權立場。

吳文欽繼續分析：「看見美軍繞臺的民眾，則會更傾向相信美國會在中國侵臺時協防臺灣，也比控制組更支持臺灣獨立。彷彿自知有靠山，所以更加自信滿滿──但這個結果恰好呼應美國小心翼翼『戰略模糊』的策略。美國過去向來擔心，如果提供臺灣太多支持訊號，反而可能醞釀出較多挑釁中國、引戰的行為，將破壞臺海和平。」

除了武力威脅，中國也經常對臺灣實施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例如：禁止臺灣農產品輸出中國等，為此政府需要另尋外銷管道。吳文欽看中這個議題不只涉及兩岸，更牽涉東亞周邊各國的多邊關係。如果中國施壓臺灣，其他國家會傾向支持哪一方？

吳文欽分析說：「我們在臺灣以及韓國同時進行了一場實驗民調，模擬『不指名某國（控制組）』或『中國（實驗組）』針對它國進行經濟制裁的情境。結果發現，兩國民眾在中國對外進行制裁的情境中，比起對照組情境中的民眾，更願意支持被制裁的國家、購買其被制裁的產品，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兩國民眾眼中，中國有著相對不友好的形象，故願意支持被中國制裁的國家。」

從臺灣到亞太，眾志成城的中國強勢外交研究

實驗民調能夠建立「因果關係」的有效證據，有助於政治學者探討特定政治措施對社會大眾態度與行為的實際影響，而不僅是依政策內容、官方論述、個人直覺來做推論。

實驗民調能夠建立「因果關係」的有效證據，需蒐集大量數據、資料，從中國外交人員資料的系統性蒐集，到各國民眾的大樣本調查等，才得以做出有意義的分析，更是團體成就的展現。
攝影／W. Xiang

未來還有更多研究正在開展。雖無法直接在中國進行實驗民調，吳文欽預計從韓國、日本、澳洲等九個亞太國家切入，繼續從多重角度探究中國強勢外交的複雜效應。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吳文欽、陳若蘭、傅文成、張廖年仲（2022）。解讀後疫情時代中國的強勢外交：國內與國際層面的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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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武功文治冠絕天下的唐朝，其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無雙無敵，甚至早在唐太宗時，吐蕃的崛起就宛若一頭猛虎，蓄勢待發。

近四十年的歲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林冠群投身於唐帝國與周邊國家，尤其是和吐蕃的各式往來，包含外交、文化、戰爭與思想等繁複關係。他以藏文直接研讀吐蕃史料，如《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刻》等，挖掘並重現當時唐、蕃兩國多次接觸的真實情境。藉此重新釐清一個巨大的疑問：「唐朝真的有那麼強大嗎？」

「唐朝真的有那麼強大嗎？」林冠群首先拋出一個疑問。
攝影／陳怡瑄

潛伏在大唐帝國旁的一頭猛虎

就讀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時，林冠群便學習藏文、維吾爾文，直接閱讀少數民族的文獻，而不是採用二手資料。他回憶道：「當年的時空背景不允許到中國田野調查，所以大多數的研究主要都依賴漢人的歷史文獻，再輔以英、日學者的研究。但邊政所很堅持必須以該民族的記載為主，從內部去理解他們的語言、文化，而不是隔著一層紗或一座牆，如此才能真正貼近邊疆民族，進而回顧他們與中原王朝的關係。」

彼時，國內研究對吐蕃史的研究幾乎付之闕如，林冠群遂更堅定了自身的萬丈豪情，想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一頭栽進了唐代吐蕃史及唐、蕃關係研究的漫漫長路，三、四十年不減其趣、不改其志。

林冠群先從吐蕃兩字開始解說：「可能不少人都會讀成吐蕃（ㄈㄢ），然而正確的念法應當是吐蕃（ㄅㄛ），因為Bod（音讀「缽」）是該民族對自身的定稱，單從發音來看，就可以曉得不太可能是唸成ㄈㄢ。」他意味深遠的講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什麼吐蕃人願意接受唐朝的這種命名呢？「蕃」有兩種意思，除去野蠻、獸足之外，尚有茂盛之義，亦即在唐人看來，吐蕃是文明初啟的民族，但武力強大。而在吐蕃這邊，因與當時李唐相較，仍有許多地方需借鑑於唐，但在武力方面卻有強烈的自信，因此接受了如此稱呼。」

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吐蕃國卷〉：「吐番國。又號假西番。本西羌屬。居支水。西番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每入貢于中國。」
圖片來源／故宮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西元634年，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的松贊干布遣使赴唐。這是兩國第一次接觸，觀諸《舊唐書‧吐蕃傳》的描述：「無文字，刻木結繩以記事。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亦即，唐人認為吐蕃是沒有文字、官無定制，文明初啟的民族，因此於西元638年，太宗貞觀十二年，吐蕃遣使入唐求娶唐公主之時，唐太宗自然也無視吐蕃的意願。林冠群輕笑道：「在漢文獻裡對吐蕃有『不知有國之所由』、『其種落莫知所出也』、『然未始與中國通』等文字記載。直白的講，也就是漢人其實對吐蕃一無所知。」

吐蕃自認是西方大國、天神之國，國中貴族是從七重天下凡的天神留在人世的血脈，亦即人神合一的概念。在吐蕃人眼中，唐朝皇帝雖然貴為天可汗，但也不過就是一介凡人而已，哪裡及得上吐蕃貴冑。

西元638年，吐蕃入侵吐谷渾，幾乎掌控整個青海高原，而後又擊滅黨項，聲威盛隆，松贊干布就順勢以「公主不嫁」為由，親率大軍進犯唐朝境內，想要憑藉武力搶婚逼親。

唐太宗不允，兩國旋即開戰，李唐先敗後勝，但仍允許和親。林冠群仔細比對《敦煌古藏文卷子》、《舊唐書‧吐蕃傳》等雙方史料後認為，吐蕃既然下定決心以武力逼婚，李唐也強硬回應，為何李唐最後仍同意和親？這是有問題的。

赤尊公主 （左）、松贊干布（中）、文成公主（右）的塑像。
圖片來源／wiki

林冠群解釋說：「唐太宗時期，滅了北疆為禍的東突厥，威震亞洲游牧世界，聲勢浩大。若是唐勝，認為吐蕃是不足為懼的邊鄙國度，怎麼會嫁出自己的女兒，進行安撫動作？由此可見，雙方在武力接觸後，意識到彼此是不易與的大國，短時間內不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

唐朝以自身倫理觀解讀，丈人的地位比女婿高，這是無庸置疑的，和親後，等同於將吐蕃納入唐帝國的天可汗秩序之內。但林冠群考察發現，吐蕃則是以其本國內部的贊普與外戚（Zhang尚）關係看待：「吐蕃沒有覺得矮了一截，因為外戚入朝為官者為『尚』，是為贊普的下屬，此意味著贊普地位高於李唐皇帝。換言之，各有各自的詮釋，所謂各說各話，各自解讀。」並且到唐高宗時期，吐蕃愈發勢盛，利用李唐的錯誤判斷，實行各種靈敏機智的手段，將唐朝玩弄於股掌之間。

林冠群肅然語道：「盛唐是天下無雙、不可匹敵的亞洲大帝國的認識，並不是真確，其實是我族中心主義下的自我感覺良好，文獻記載也都有堂堂天朝如何可能敗於蠻荒野族的美化心理。或許唐太宗在世時，吐蕃還未能全面抗衡，但太宗逝去後，吐蕃不但迎頭趕上李唐，且在多場戰事與會盟裡都取得領先的優勢。」

吐蕃──足以與唐朝扳手腕的帝國

林冠群將唐、蕃關係分為15個階段，時間上從唐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到最後的武宗，共209年。階段從初接觸到和親蜜月期，至高宗時，吐蕃攻滅白蘭、與唐發生大非川之役，表面上吐蕃似在李唐天下體系裡，實則吐蕃早掙脫高原侷限，並積極爭勝於亞洲既有的秩序，甚至野心地想要將之打破，創造屬於吐蕃的天下體系。

西元670到703年，吐蕃已全面掌握青海地區，與唐一邊有武力對抗，一邊又有使節外交。此時期家喻戶曉的征北、征東大英雄薛仁貴受命與吐蕃作戰，卻全軍覆沒。

玄宗在位時，唐、蕃於西域、青海與河隴交界，乃至川邊等處，全面交戰。爾後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大部份西北邊防軍不得不內調勤王平亂，吐蕃趁機攻陷河隴區域，李唐根本無力他顧，於是此時形成了吐蕃為上國、李唐為下國的態勢。

林冠群細密分析：「從這短短30年的你來我往，可以見到大唐神話的破滅。吐蕃並非仰唐鼻息的邊疆部落，相反的，吐蕃大舉入侵，併吞吐谷渾，也搶奪大唐的許多土地和資源，占據大部份的青海地區。主動權都在吐蕃手上，唐則是陷於被動，被牽著鼻子走。」

唐代宗朝更為慘烈，京師長安失陷13天，吐蕃甚至冊立傀儡皇帝、改元、任命百官。西元783年的清水會盟，唐簽訂不平等條約，承認鳳翔以西的土地都割地給了吐蕃。此後到穆宗長慶三年（823）以前，吐蕃都持續著一邊攻打李唐，一邊談和的狀態。林冠群笑說：「凡此種種都看到吐蕃簡直不把大唐放在眼底。講得直白些，唐朝此時只企盼吐蕃不要再打了。」

唐朝究竟有多忌憚吐蕃呢？林冠群精讀各種文獻後發現，安史之亂的遠因極可能肇因於吐蕃：「為了對付吐蕃，唐朝不得不設立常備軍，設立節度使坐鎮邊鎮，實行軍政合一。並為了因應吐蕃的入侵，養成了藩鎮尾大不掉的態勢，藩鎮也不把朝廷當一回事，這才禍起中原。而吐蕃也就更有掠境劫土的機會，國勢越來越強。」唐朝對吐蕃的政策，與國內政局發展環環相扣，彼此關聯。

吐蕃帝國強盛時期（約西元780 -790年）的疆域範圍（推估）。
圖片來源／wiki

林冠群從唐、蕃關係的研究亦獲得另一個啟示：「現代漢人總是對西藏人有太多的誤會，就像古時唐人一樣，總覺得他們是落後的，但其實西藏人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及生活模式，都有獨特的成就，不全然是華夏民族眼中的蠻荒之地。」

民族中心主義確實無可避免地影響著每一個人，且總會認為自己的文化最優秀。林冠群進一步闡述道：「文化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相對論，也就是說，文化無所謂優劣高低，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各自環境裡發展出來最適合當地的生活方式。」

當我們能夠去中心主義的思考與理解，站在對方的立場，而不是習慣性地以民族中心論斷一切時，才能回頭審視自身的文化，並且有更客觀與全面的了解，進而才有真正的尊重，進而對話和互動。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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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早在毛澤東時代，「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做法就已經開始了。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的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蔡文軒教授談到：「真正系統性的大佈局，則是在北京奧運辦完後，中共開始擴大資源挹注宣傳系統，也就是我們近年來常聽到的『大外宣』。」

中共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蔡文軒長期研究中共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
攝影／張傑凱

「透過各種非官方人士，用軟性的語言傳遞自身思想，正是中國的對外宣傳策略！」蔡文軒說今年以來，隨著中美關係愈趨緊張，以及疫情蔓延全球後，中共為緩解輿論而做出的各種行動，「大外宣」一詞多次躍上媒體版面，引起討論。

「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是毛澤東在1955年對《新華社》下達的指示。」蔡文軒提到中共是很懂得宣傳的政權。在中日戰爭時期，就有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進入紅區採訪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撰寫《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便是對外宣傳讀物的早期代表之作。

蔡文軒說：「他們在革命戰爭時期就很重視結交國際上對中共友好的人士，組成統一戰線，向西方國家宣傳。」到了二十世紀末江澤民主政後，1997年中共中央將官方「對外宣傳」一詞中「宣傳」的英譯從propaganda改為publicity，開始運用西方國家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思維進行外宣。

這兩個單字翻譯成中文都有宣傳的意思，不過propaganda在英文世界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有強迫他人接受一個理念或意識型態之意；而publicity則著重於廣泛傳播資訊，較沒有明顯的主觀企圖。「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共外宣的思維，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55年毛澤東對《新華社》下達指示：「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圖為北京天安門廣場。
圖片來源／Unsplash

蔡文軒說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時，中共才開始積極進行大外宣。但事後卻發現宣傳過程中，外國人很不買帳。「像是聖火傳遞到巴黎時，就有很多聲援西藏的抗議活動，這讓中共覺得困惑——花了這麼多錢，為什麼還是那麼討厭我？於是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方式和手段不對。」

蔡文軒研究2008年前後世界各國對中共的觀感，發現中共宣傳系統在海外媒體的宣傳，幾乎沒有取得外國人的信任，早期的這些努力似乎沒有成效，西方國家仍普遍對中共抱有負面看法。

「所以為了增強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音，並建立塑造自己形象的權利，2009年由時任總理的胡錦濤向對外宣傳系統挹注了450億元人民幣。此後，續任總理習近平更加大力度，意圖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

靈活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規則進行宣傳

中共的大外宣方法是從何學習而來的呢？蔡文軒說：「中共的學習很活，只要有利於讓外國人相信他們的，他們都學！」

為這個目標，中共向外國的行銷公司、媒體宣傳公司或危機處理公司學習，透過吸收西方思想加強對外宣傳的運作和有效性。

「儘管共產黨經常以中華文化、思想和觀念解釋西方思想，對公共外交的理解也與西方政府大不相同，但方法的改變，讓中共官方逐漸掌握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中共不再使用僵化或平淡的意識形態語言，他們以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傳遞訊息，再借力『軟實力』宣傳。蔡文軒闡述：「中共的外宣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和交流方法，讓外部宣傳更容易被外國讀者理解。」

2011年中共宣傳組織租下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看牌，播放中國形象廣告。圖為時代廣場，非當年照片。
圖片來源／Unsplash

新華社於2009年建立了英語電視台，在2011年甚至租下了紐約時代廣場的巨幅廣告看牌，播放宣傳中國形象的影片。試圖向西方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蔡文軒說此時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

另外蔡文軒提到非官方媒體和參與者在中共的對外宣傳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中共進行宣傳的另一種方式是將中文書籍翻譯成外文，主要用來反駁西方對中國的誤解。」2014年7月，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多數書籍都包含宣傳中國政策的內容，其上級單位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則會參與重要國際書展，例如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向西方讀者推廣這些翻譯作品。

中共除了使用翻譯來增強公共外交外，還改變了外語播送的風格，使其更易於被外國觀眾接受。蔡文軒指出，由於新華社和央視與共產黨的緊密連結，它們往往不被西方所信任，因此中共改為藉由海外華人媒體進行對外交流，與中國媒體不同，這些海外媒體沒有官方特徵，也更了解它們所在的社會，產出更讓當地人所接受的內容。

近年來，中共一直積極招攬海外華人媒體組織，甚至購入股份，並為員工規劃培訓課程。當中國國內發生重大事件時，中共就會向這些媒體組織提供報導指南。

此外，中共還試圖讓西方媒體協助。隸屬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五洲傳播出版社」在美國已經確認了許多中共支持者，並利用他們在多個主要城市建立由中國控制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蔡文軒提到該公司間接從美國三大電視網絡ABC、NBC和CBS租賃頻道，以促進宣傳中國的聲音到美國社會。

中共的宣傳不再局限於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而是擴大到政府對非政府，甚至非政府對非政府，試圖向世界介紹一個不僅繁榮昌盛，而且文明、進步的中國。
圖表繪製／陳雪

最先，中共意識到外國人對官方媒體普遍缺乏信任，而且官媒的內容大多古板、枯燥，無法引起國際觀眾的共鳴，反而經常遇到砸大錢後，效果卻很有限的窘境。

為此宣傳單位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口號「講好中國故事」，蔡文軒說：「具體來說就是透過非政府行動者分享日常生活故事，解釋中共思想、提升中國形象。」

蔡文軒表示這個概念由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的演講中可看出端倪，當時習近平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因此中共在進行外部宣傳時，逐漸透過講故事向世界解釋中國的特徵和價值觀。

為了進一步改善對外宣傳、講好中國故事，中共也尋求外國專業人士的幫助，因為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常常導致西方人誤解中共宣傳材料的內容，甚至可能激起敵意。蔡文軒舉例到：「曾有一部宣傳片描述中國政府為解決貧困問題如何支持養肉狗的農民，而這部影片不但沒有使觀眾讚賞中國政府，更讓西方人把中國視為一個野蠻的國家就是一個例子。」

此後發生西藏議題，中共加強投入、改善上述種種策略的做法。

如直接使用外語宣傳西藏議題、使用其他國家人民熟悉的歷史典故闡述西藏政策、擺脫意識形態修辭的同時敘述藏民的生活故事、委請海外的派遣學者和民眾解釋西藏現狀、利用西方學者和海外媒體介紹中國政策、及動員藏人自己講自己的正向故事等等，都是新一波的宣傳策略。

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有所改善？

蔡文軒補充道：「雖然中共採取西方公共外交的思維進行外宣，但黨內對此概念的理解，很可能源於周恩來在冷戰時期提出並運用的『人民外交』手法。」當時中共以此手段呼籲與第三世界國家，及西方親中國的基層組織進行交流合作，以形成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冷戰時期中共提出並運用『人民外交』手法，利用外部宣傳與親中國政府、全世界人民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圖片來源／Pixabay

「『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的概念不可互換，但兩者確實有一些共同點。它們都強調非政府行為者的重要性，並且都主張對外部宣傳採取易於理解且較為軟化的方法。」

蔡文軒說明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最終目標」。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透過建立網絡來改善一個國家的形象，鼓勵與其他國家拉近關係和相互信任；人民外交的目的則是利用外部宣傳與親政府組織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具有較大的政治功能性，用以增強國家的國際影響力。

毛澤東「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呼籲，蔡文軒認為似乎已被當代中國實現，但他隨即拋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中共的國家形象是否因此改善呢？

中共發布的官方調查報告顯示，與2013年相比，2014年中國的國家形象有所改善，這似乎表明中共的宣傳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過世界是否願意完全擁抱並接受其『紅色聲音』，其實尚待觀察。」蔡文軒慎重道：「更何況中共對外宣傳有其目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國家不容易相信中國的善意和友好姿態。」

而且正逢今年疫情蔓延全球，中共的國家形象遭遇重大危機，蔡文軒觀察研究發現，中共的對外宣傳方式相對正在改變。

今年疫情突發蔓延全球，連帶影響各國國民的日常生活。
圖片來源／Pexels

「今年外交人員屢屢出現『戰狼式發言』，這與早先使用『符合外國文化的語言』的做法背道而馳。」蔡文軒說，大外宣雖然是為了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存續，因此，整體策略的前提是國家穩定。

「中共激起民族主義，正是維持內部穩定的好方法之一，因此這些戰狼式外交，實際上是一種對內的宣傳。」當內部夠強大時才有餘裕對外，因此蔡文軒總結認為，中共的大外宣基本上主要是為了維穩。

在這動盪不安的一年，許多事都在改變，疫情過後，究竟會讓中共政權更穩定，還是走向衰弱？對於這個隨時在改變策略的政權，所有問題似乎都不存在定論，而蔡文軒仍持續透過觀察，試圖聽出「中國聲音」背後的可能手段。

採訪撰文／李娉婷
編輯／張傑凱
攝影／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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