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學科發展至今，在本土累積起卓然有成的研究成果，又是如何走到今天？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智明博士嘗試用一本書的篇幅回答這些問題，探索「外文研究史」發展歷程與意義？

「外文系」是怎麼來的？

「對外文系，我曾一直有一些困惑：爲什麼這麼讀？爲什麼這麼念？」王智明大學時期，對外文系裡的教學傳統與學派傳承懷有好奇。當時大多的前行研究僅以單篇篇幅，採斷代或文類為區分，試圖說明外文系的發展，這些文章各觸及一小部分，但始終缺乏一部能整體呈現學科史發展樣貌的專書。

因此，王智明心想，是否有可能，把外文研究在臺灣的歷史發展寫出來？「首先，第一個困難是時間軸要如何劃定？這是一個『歷史走多遠和多深』的問題。其次，要如何呈現歷史圖景？這必須去凸顯一些特定人物；這些人物必須具有時代文化特徵，另一方面，還要有足夠的著作份量可以形成建置史的檔案。」

由於早期外文系並沒有什麼保留系所檔案的慣例，直到1980年代後才有較多被留存下來的資料。於是他與助理只能在塵封的倉庫深處，找尋零碎的資料一一翻印，諸如早年外文系開設的部分課程大綱。「這些零星的課程概述主要反映個別課程的具體內容，必須整合在一起，才能看出學門發展的軌跡。」這使他體悟到，要探究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促使王智明寫作這本專書產生強烈急迫感的原因之一，是當他想採訪顏元叔老師的時候，顏老師已不復在了。王智明說：「重要的人將會在歷史敘述還沒浮現之前漸漸消失，因此2017年我決定儘快把這個歷史化的問題意識落實下來，也才有《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這本專書的誕生。」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為科技部106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補助成果。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社提供

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王智明指出，我們不要把現今外文研究的發展當成必然是如此，或從來就是如此：「外文研究這門學科並不是單純的進口。好比我們讀英國的莎士比亞，重點在於我們怎麼讀莎士比亞？以及我們怎麼解釋爲什麼我們需要讀莎士比亞？在這兩個問題下面，所謂的『進口』，就具有『在地』的面向。」這個內外交界的地方，就是引發王智明論述的切口，也是他所強調的「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

這個邊界狀態很接近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葛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 1947－）對於「關鍵接合點」（critical conjuncture）的說法，葛羅斯堡認為這個接合點本身不穩定，是通過它與總體社會之間的交織和互動產生意義。

「我覺得外文系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每一個片刻都很像是一個個接合的結果。」王智明肅然說道：「這個『進口』和『在地』的結合，我重新解釋爲『落地轉譯』。也就是在特定脈絡裡，每一個問題，每一個事件的發生，它其實都是特定歷史條件與意識的結合。」

「落地」突出了學術思想的跨地流轉，「轉譯」則包含了在地社群對外來思想的接受、理解和再詮釋。王智明強調，他想去追尋的是：外文系誕生、並成為一個學科體系的時候，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因緣中？他接續道：「因此，書的重心就放在突出與理解每個特定時空裡的結構條件，包含殖民現代性，冷戰、解嚴、全球化等，各種因素造成的相互影響。」

重返歷史時刻：在臺灣迎向西洋文學的學者們與相應的學術姿態

為了拼湊消失的外文學研究史，必須先透過重構歷史，觀看每個文化輸入的接合時刻。王智明緊抓了幾個特殊的時空節點：首先從晚清民初到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來看「外國文學」的移入與轉化；然後是在冷戰架構下以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為代表，看戰後臺灣（新）人文主義的流轉，如何透過學院體制和美援，形成既共構又分岔的在地實踐。最後梳理解嚴以來，臺灣外文學界進入「理論年代」之後，「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幾個蓬勃發展的重點領域，如何從引介、轉譯到試圖融入在地關懷的研究發展，綜觀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走向，與邁向後冷戰論述的形構狀況。

王智明提及：「外文系──這個學術領域本身就是幾個不同力量的聚合。」學院必須面對西方，進入西方的文明體制中，把西方的文化傳統作爲自己學養的一部分，同時又積極努力保留中國文化的部分，這個特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的學者身上是相當明顯的。

對文學研究訓練出身的王智明來說，一頭鑽進高密度歷史化的檔案，搜集材料與建置資料庫，是一項十足的挑戰。
圖片來源／王智明提供

他以吳宓（1894－1978）為例。吳宓不僅教授西洋文學，同時編輯守舊派刊物《學衡》，也使用舊體詩翻譯英詩。王智明便解釋道：「吳宓這一代人認爲自己更大的作用是在中國文化上面，他並沒有要成爲一個西洋的文化人。」

類似現象也可以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看到。蘇維熊（1908－1968）作為第一代臺灣本土的外文系教授，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求學的背景，讓他本身的經歷具有殖民地與比較文學的視角，他對「自然文學」的主張和概念，來自日本轉介的西洋文學。

王智明透過詮釋蘇維熊「自然文學」論述形成的背景，說明外國文學的學術影響如何從倫敦到東京，再抵達臺北。進而影響臺北帝大英文科的師生，試圖以西方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的土地和文學。蘇維熊的「自然文學」顯現著一個殖民地外文研究者對「外地」（臺灣）主體的探索。從後見之明來看，「外地」的探索也成為了臺灣主體的召喚。

時序來到戰後，臺灣不再是日本帝國的「外地」，外文研究沿著冷戰的裂縫逐漸發展。

相對於前代學者透過他者眼光建立自我主體的狀況，十多年之後的文化人，在冷戰的政治氛圍與相應的資源裡，對於改造新文化的想像，已經進入到渴望融入西方文化的狀態。學者夏濟安（1916－1965）最具代表性，和前者形成對照。王智明一直想理解這些人：「他們到底在乎什麼？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又是什麼？他們為什麼會從事這樣的研究？」釐清這些問題，正是這個研究的大挑戰。

當時的外文學者向美國取經，期以「新批評」和現代主義美學，改造外文教育和研究方向；同時，新批評的典範轉移中保留了民初外文學者主張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他們以「比較文學」為自我定位，確保學術研究在威權的政治環境下保有相對獨立發展的空間，讓文學能反映人生，發揮改造社會的淑世功能。

時代相隔數百年、空間更隔著數千里，東方的學者究竟是如何識讀西方的文學呢？圖左為卞之琳（圖片來源／wiki）、右為歐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圖片來源／pixabay）。

其中，夏濟安從研究西洋文學，轉向研究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這一變化折射了冷戰反共的意識形態結構，如何影響臺灣學人在太平洋兩岸的知識社群中找尋自我定位，也反映了外文研究與中國研究或許因為冷戰，而有了更密切的共構和互動。

從《夏濟安日記》裡，王智明讀到夏及其友人，像卞之琳（1910－2000），原本都嘗試經營英文書寫，希望在英文創作的領域中闖出一片天地，但國共內戰與冷戰分斷的相繼到來，使得原來的設想有所改變。

「研究左翼文學運動並不是他原來想要發揮的領域，可是考慮留在美國和自己反共的心情，他就投入進去。夏濟安不是爲冷戰服務，但他也希望在文學研究的潛移默化中發揮反共的功效。」王智明指出在那樣的歷史情境，文學理想與民族命運，當然還是重要的時代命題：「這些人離開了中國，依然活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因此王智明認為我們不能將冷戰時期的種種文化表現，僅作為親美反共的現象而已，而是要去追問，在地的脈絡到底在這個「親美反共」的結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1950到1970年代的臺灣學者，不論立場，大抵都仍在中國的語境下思考，當時也沒有其他政治條件讓他們改變思考的方式。

「他們這一批人將反共信念內化在個別的文學信念裡，所以我們不能將政治與文學分開，也不能夠把歷史脈絡跟這幾位學者的書寫、學術實踐分開。」王智明強調這些學者在這兩層意義上，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矛盾，展現在個人身上。

叩問歷史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

臺灣的外文研究大約在1960年代末逐漸成型，顏元叔（1933－2012）透過引介新批評，在人文主義的思想路徑上開展以民族意識為根柢的路線；不僅深化現代主義的批判意識，更形成一條文化上根植西方，卻在意識形態批判西方的進路，成為臺灣外文研究的開拓者。

王智明說：「到顏元叔、侯健（1926－1990）時，他用比較文學的方法重新探討中國文學，這是很大的貢獻。儘管他的研究可能不再是今天臺灣外文系所關懷的課題，卻呈現當時來自五四後的一代學者，他們試圖以西方研究方法，重新發掘中國傳統小說，尋找重建中國通俗文學的傳統。」

對當時的學者而言，外文研究不是冷戰脈絡下的區域研究，而是長期的民族人文工程。王智明提到，檢視夏濟安、侯健和顏元叔等戰後外文前輩的學術實踐，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凸顯外文研究的本土脈絡，如何受到冷戰意識制約，而本土學人如何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發起挑戰。王智明指出，「冷戰人文主義」背後涉及到自由人文主義跨越時空和兩岸政治之間的辯證，都是此輩學人留給外文研究的遺產和承擔。

而這份遺產隨著臺灣本土意識與後結構主義論述的崛起，使外文研究必須重新界定「人」與「文學」的意義，面對新的挑戰。1980年代，「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族裔文學」三個領域興起，在共構、交錯間，為當前外文研究開出多重絢麗花火。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前身為創立於1928年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攝影／林俊孝

《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可說是敲開外文學門在臺灣身世之謎的試金石。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外做西洋研究的學者，最後都做回中國研究，現在則可能替換成臺灣、東亞或華語語系研究，王智明認為現今國內與國際局勢的時移勢轉，大抵也包含著外文學科歷史變化的軌跡。

最後，王智明補充道：「外文研究的發展，除了不同省籍學者的參與，還有很多外國學人的貢獻。」例如1980年代，談德義（Pierre Demers, 1921－2002）等外籍傳教士在臺灣的外文系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文學造詣很高，啟發了許多的學生，但由於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傳教，所以並沒有太多外文相關的學術論文或檔案資料留下，但是他們都在臺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儘管這段史事在書中沒有太多呈現，但這大體反映了撰寫這樣一本書必然遭遇到的挑戰，王智明坦言：「材料太多、了解太少，如何從故紙堆去理解歷史的變化對學術世界的影響，還需要很多嘗試，而這本書只是我勉力邁出了一小步。」

採訪撰文／李筱涵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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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一書中，鄭毓瑜教授以「新詩學」為中心，探索那些在胡適之外被忽略的重要觀點，讓「新文學」的圖像更為完整。
攝影／林俊孝

五四思潮是中國告別傳統、迎向現代的階段，但至今超過百年，文學已經改頭換面，文言文與白話文之間的糾葛卻仍剪不斷理還亂。也許我們該思考是，「新」、「舊」是否必然二元對立？此外，僅從語言、形式討論新文學的「新」，是否觸及核心？

白話文運動常被貼上反傳統的標籤，又被視為胡適的專利，但臺大鄭毓瑜教授認為，這很容易以偏概全形成一個以胡適為中心的現代文學史觀，忽略了現代文學其實是從晚清民初以來新、舊文學的複雜交織。在《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一書中，鄭毓瑜教授以「『新』詩學」為中心，回到新文學開始被討論的歷史現場，挖掘那些在胡適（1891－1962）之外被忽略的重要觀點，以及這些觀點如何使「新文學」的圖像更為完整，開啟另一種品味文字以及讀詩的方法。

無法被科學定義的「時空模式」

人們談起詩作，通常會先從語言、形式把詩分成古典詩、新詩兩大類。一般認為，古典詩講格律，字數、用韻的規範相對嚴格，新詩形式比較自由，我手寫我口。但鄭毓瑜教授指出，僅從詩體格律及語言載體的角度，談論古典詩、新詩的差別，背後的判準可能只是「容易讀懂」或是「意義精準」，這很容易把詩與情感、生活之間豐富的交織關係切斷，而壓縮了「詩意」。

「我們的生活都太精準、太準確了」，鄭毓瑜教授認為，現代社會習慣用科學的量尺丈量事物。例如用指針丈量時間，用體積丈量空間，用座標定位場景，「每天出門前打開Google Map，它便告訴你最短路徑、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生活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但你明明知道生活裡有些事情是沒辦法擺進這些方格的，對不對？」突然你想繞個路，放慢腳步，也許重溫回憶，或者體驗不同氛圍，有時可能流連忘返，一轉眼便過了一兩個小時。

跳脫精準、樣板的現實生活，鄭毓瑜認為，閱讀是為了重建最貼近自己的「時空模式」。
攝影／林俊孝

這就是鄭毓瑜的根本關懷：「其實人都不滿足於樣板式生活，時間的伸縮、長短、鬆緊，對你來說可能是很不一樣的。科學原理上、程式上的精準，可不可以描寫我們全部生活的真實？這就是我最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才會有閱讀。

閱讀文學常常不是為了掌握確定的意義，而是要「體驗」某種尚未被定形的念想，或者找回某些屬於個人的存在狀態。語義、文法、標點的分析就像現代社會的種種方格直線，帶來了便利、效率，卻犧牲了更多體驗的空間。「我們不只是閱讀文本，我們也閱讀人，閱讀大自然，包含某一個事件的曲折發展，甚至是意外的連結。所以閱讀本身不是只有眼前這個文本，事實上，整個巨大的宇宙都是我的文本。」所以鄭毓瑜認為，閱讀是為了重建最貼近自己的「時空模式」。

什麼是時空模式呢？以《論語》為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看到的不只是水這個物質，而是流動不已的時間，他從看見、知道進而受感動並加以聯想，所以水的意義可以被無限放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不僅看到水，還有川流不息的時間。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朝《百祿圖》。局部。

「有時候我們隱喻用得快意盎然，就好像伸展一條穿通的觸角，把原來不相關的事物串連起來，寫出了世界百科中的某一個新辭條」，我們可以在這般觀察、想像中，斟酌當下與萬物的關係，去創造我們存在的意義，這就是在調整專屬我們的時空意識。

窄化文學的「現代視線」

鄭毓瑜回顧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發現胡適為了把文學帶進現代社會，選擇擁抱西洋文法，似乎認為以白話文寫詩、破除外在格律就是新詩，但卻簡化了文字、情感連結的複雜性，使文學的時空意識，被框限在精準刻度中。

胡適的改革方案包括不「用典」、「對仗」，加上不要「模仿古人」、不作「無病呻吟」、除去「爛調套語」，並要求「言之有物」、宜採用「俗語俗字」、講求「文法」等等，這些主張大致就是「白話文」寫作的兩項要點：語意清晰、形式自由。鄭毓瑜教授認為，這是「現代視線」下的文學觀。

鄭毓瑜認為，胡適為了把文學帶進現代社會，選擇擁抱西洋文法，卻簡化了文字、情感連結的複雜性，使文學的時空意識，被框限在精準刻度中。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1957-）於《博覽會的政治學》提出，「現代視線」是一種紀錄、分類、配置的視野，它將事物並置排比到「格子狀的認識空間」裡。以博覽會、圖書館、百貨公司為例，它們將知識與事物分門別類，再依照字母、筆劃的次序分布到不同的樓層、貨架或編號。事物雖擁有明確定位、分界，卻忽略生活情境裡彼此關聯的感受與內容。

對照20世紀初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便會發現「文學」與哲學、地理、歷史、教育、宗教、心理分屬不同科目，這些科目根據筆劃排列次序，使得與文學關連的各種面相，都失去了彼此連結的關係。

而其中對「文學」的說明，不再有「詩言志」、「溫柔敦厚」、「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等，盤根錯結的交織體系被打散，《普通百科新大詞典》甚至並未收錄「心」與「詩」這兩個詞條，與文學息息相關的「感情」卻被歸入心理學，僅被視為身體內在的生理反應。同樣的，胡適以文法要求明白清楚的寫作，疏離了情感、意念、人格與文學的複雜關係，這讓文學的「意義」僅剩下文法規範下的語意。

鄭毓瑜解釋：「會有這項轉變是因為在現代視線下，語言被當成再現事物的工具，既然被視為一項工具，語意就被期待『清晰』、『具體』地對應現實事物，不容許有模糊的空間。」

但鄭毓瑜提醒，「人的心智不能決定全部的宇宙，外在事物的總和也不是全部的宇宙，宇宙並不是全然的內在或外在，而是一種共存共構後的產物」，「意義」未必是預先存在著，再由語言去指認，有時反而是在心智、事物的互動中，透過語言催化，才讓「意義」不期然地現身，創造了一種心靈的現實。

宇宙不全然是內在或外在，而是一種共存共構的產物，但在「現代視線」下，語意被期待「清晰」、「具體」地對應現實事物。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詩人的抵抗

在胡適提出語言工具論後，也開啟了語言學者、修辭論者以及創作者各方面的反思。如果人的情感與思想是流動變化的，有時「文已盡而意有餘」，有時候「欲辯已忘言」，文學真正應該追求的「具體」不是語意是否明白易懂，而是語言如何觸發情動與思想，照明這個曲折深入的文本風景。

鄭毓瑜教授以中國新詩詩人卞之琳（1910－2000年）的〈距離的組織〉一詩為例：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空間「距離」或許可以精準丈量，但詩句所刻劃的，並非科學所定義的距離，這首詩的題材蘊含著文學、科學的分庭抗禮。詩人捕捉此地他鄉、今昔人我、夢覺真幻等維度之間的跨越，又在這些維度間編織距離的伸縮與相互介入，所以詩作以「組織」入題，著重的就是這種繁複且多層次的立體形構，這些自然無法以尺標刻度測量。

從詩句來看，今日報紙上的星訊是切身之近，而星光是通過千百光年的距離來到的昔日之遠，可說星象壓縮了歷史興亡的時間距離。又如想起遠方友人的音訊，隨後另一位友人也在夢境現身（聲）想念，詩人藉由切換視角的方式，在詩境中疊加想念的力度（我想他＋他想我），形成來自不同主體距離之間發散而又輻輳的情感張力。再如括號標引獨白使發話者身分不明，使得時空遠近、夢裡夢外不同的場景與故事被聚攏，產生分歧的解讀空間。

與其斤斤計較於外在可見的文法，詩人有意組織的不是語義、邏輯的排列，而是讓「沉思的過程與姿勢」如實展現，去描繪出思想的輪廓。讀者在詩句中感受到距離的伸縮往返，彷彿宣示著一種不願被框限、定義的真實；也可以說，這首詩彷彿成為詩人抵抗文法規範的範例。正如《姿與言》中提及：

當卞之琳穿梭在不同向度的時空，在沉思瞬間湧現出支離，字詞與詩行飽含的形成力量，就像奮力張開的手足肢體，那樣栩栩然地走踏、跳接甚至凌亂的腳步。

鄭毓瑜認為，文學語言像是擁有自己的肢體與靈魂，詩人的創作就是召喚文字現身舞動，去展現那無法被精準定義的心靈世界。

攝影／林俊孝

共存的狀態

但胡適講求文法，對於文學並不是全然沒有影響，鄭毓瑜發現現代視線與文學之間是一種共存的狀態。「就像我們現在的生活不可能離開『準確性』，我們不可能離開被規劃、丈量的人生，可是，我們也渴望找回切身體驗的時空意識。這兩個狀態彼此交涉且共存，才是我們生活最真實的狀態。」

企劃腳本／莊勝涵、林俊孝  美術設計／林柏希

就像胡適自己的新詩作品，極受人稱道的「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這般古典氣味濃厚的句子，鄭毓瑜堅定的說：「沒有一個人可以清除全部舊語言，再把全新的填進來，在漢語轉型過程中，古今不是二分的，同時不可能迴避西學，但也不可能把西學照單全收，語言是在古今、中西的連與斷間，不斷向前邁進。」

胡適為我們帶來了新文學運動，但新文學運動留下的不只有胡適，與文法、標點、新語詞並肩來到新時代的，還有抵抗現代視線而重構的新感覺模式。這些中西、新舊交接對談的軌跡，都應視為新文學運動的遺產；不迴避文法、標點，反而加以變化，創造出曖昧、豐富的語意空間，成為胡適之後第二代新詩人最值得注目的語言煉金術。而時至今日，漢語，仍在如此跨時代與跨文化的情境中，持續進行自我更新的未竟之旅。

鄭毓瑜認為，新文學運動留下的不只有胡適，還有中西、新舊交融對話的成分，都應視為新文學運動的遺產。至今我們仍在如此跨越時代與文化的情境中，持續這段語言自我更新的未竟之旅。
攝影／林俊孝

採訪撰稿／莊勝涵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

研究來源
鄭毓瑜（2014）。人文傳統與現代漢詩學的論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鄭毓瑜（2017）。知識體系與文學表述：二十世紀初的現代經驗與語言形式–現代知識經驗中的古典詩論: 梁宗岱論「宇宙」與詩「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鄭毓瑜（2017）。《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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