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半世紀，他們是難民，也是經濟推手？陽明交大潘美玲揭秘西藏人的異鄉生存經濟

1959年，喜馬拉雅山的雪地上，一支沉默的隊伍正艱難前行。

1萬3千名藏人跟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翻越世界屋脊，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踏上未知的流亡之路。接下來的幾年裡，數萬藏人陸續加入這場漫長的遷徙，分散到印度、尼泊爾、不丹等鄰國，尋求一片安身之地。

這段歷史，如今已被許多人知曉。但鮮少人注意到的是：藏人沒有停留在「難民」的角色裡。他們不僅僅是被動接受援助，反而在異國的土地上，用雙手創造出一套獨特的生存策略，甚至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推手。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教授說：「藏人在印度和尼泊爾等國，從最初依靠接收國安置的過渡階段，到逐漸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並在市場中持續實踐『西藏意識』（Tibetanness），是我非常關注的一環，我想打破難民的受難印象。」

做為經濟社會學學者，相較於更多人關注藏人流亡的政治面向，潘美玲則將目光放在了他們的生存與生計，探討藏人在經濟領域的發展。
攝影／陳怡瑄

「在流亡的初期，和許多國家的難民一樣，藏人沒有太多選擇，無論僧俗貴賤都需要投入苦力工作，依靠微薄的薪資和當地政府配給的少量食物生活。」不過20多年前，潘美玲在臺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的協助下，首次走進印度的藏人社區。她驚訝地發現，藏人攤販在市場上賣的毛衣，竟成為當地人爭相購買的熱門商品。「他們不是被動等待援助，而是主動尋找機會。」這個發現，點燃了她對藏人經濟體系的好奇。

經過多年田野調查，潘美玲逐漸拼湊出藏人流亡社會的經濟版圖。其中，「印度的冬季毛衣貿易」和「尼泊爾的西藏地毯出口」，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產業。

這些產業不僅養活了流亡藏人社群，更讓「西藏製造」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獨特品牌。藏人沒有讓流亡定義自己，反而在異鄉的土地上，織出了一條回家的路。

印度的西藏毛衣市場「不二價」

在印度冬季的市集裡，一排排帆布搭建的簡易棚子下，藏人攤位總是特別顯眼。他們巧妙運用五色風馬旗、八吉祥等傳統圖樣點綴，旗幟隨風飄揚，色彩鮮明，即便身處異鄉，也處處流露著濃郁的西藏風情。

印度毛衣市場。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這些熱銷的毛衣並非來自遙遠的西藏高原，也不是流亡藏人親手編織，而是他們從印度工廠批發而來。然而，奇特的是，儘管印度本地商家也販售類似商品，顧客卻更青睞在藏人攤位前駐足。這背後的原因，除了藏人堅守的誠信和對品質的嚴格把關，更交織著當地人對藏人難民身分的同情，共同成就了這道印度市場上獨特的「西藏風景」。

在潘美玲實際走訪的西藏市場（Tibetan Market），藏人租賃的臨時住處即使簡陋，仍會空出一角擺放達賴喇嘛或上師的照片，以及念珠、轉經輪等宗教物品。這個宗教角落不僅是藏人冬季離家多月的心靈寄託，也提醒他們恪守佛教的經濟倫理——誠實、不說謊、不貪婪。

藏傳佛教的理念，深刻影響著藏人的商業行為。在某些西藏市場，毛衣商們甚至會組成協會，共同制定價格標準、銷售守則與輪值制度。他們會輪流使用熱門攤位，甚至對生意較好的攤位實施配額管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價格戰和內部惡性競爭破壞族群和諧。對藏人而言，不追求快速致富，更不願因個人利益而損害集體關係。

「對一般商人來說，不打價格戰、不抬高價格給顧客議價空間，是很難理解的。」潘美玲提到，「但一位藏人攤販告訴我：『這和我們的信仰有關。達賴喇嘛教導我們要有信念，不說謊，做生意要心存善念。』」

潘美玲認為這便是藏人信仰帶來了節制的力量，其所發展出的道德經濟，解決了他們在「宗教信仰」（不貪）和「經濟活動」（賺錢）上的矛盾，達到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藏人所要求的誠實無欺，形成族群的良善形象。

此外，藏人將毛衣帶往各大城市販售的經營模式，也促成印度毛衣生產商（藏人稱之為lala，意近臺灣所謂的中小企業主）藉由藏人攤販銷售商品。長期生意往來之下，流亡藏人與lala之間建立起跨族群的深厚情誼。lala會在毛衣標籤上印製西藏的雪山獅子旗、「讓西藏自由」（Free Tibet）等英文標語，或贊助與藏人有關的活動。

「由此可見。」潘美玲說：「流亡印度的藏人並未出現『外來族群搶奪當地生計』的情況，雙方反而透過商業往來實踐了「印藏友誼」（Indo-Tibetan Friendship）。」

尼泊爾藏毯「織」出世界級品牌

相較於印度游擊式的攤販經濟，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則走出一條更具規模的企業化道路：將西藏地毯出口歐美，打造出一門結合文化與產業的生計模式。

在流亡初期，藏人借助瑞士技術援助機構的支援，開始建立藏毯生產體系。這些藏毯融合西藏圖騰、宗教符號與細膩手工，逐漸在國際市場上展現獨特的文化價值。到1990年代，地毯出口甚至一度超越觀光業，成為尼泊爾最大的外匯收入來源，推動著國家整體經濟成長。

然而，潘美玲話鋒一轉提醒：「尼泊爾藏人當初順利起步的地毯產業，與當地經濟的互動，最終卻沒有像印度藏人那樣走向『共好』，反而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隨著出口市場日益擴張，藏毯生產逐步融入尼泊爾整體經濟結構。藏人經營的工廠大量僱用當地尼泊爾工人，生產方式自手工轉為機械化，部分訂單甚至外包給尼泊爾本地工廠承製。產業在全球化浪潮下高速成長，卻也日漸遠離了當初保存西藏文化的初衷。

進入1990年代末，隨著尼泊爾人紛紛投入藏毯行業，市場逐漸出現生產過剩與價格競爭，再加上童工問題浮現，導致重視產品道德與文化特色的歐美客戶相繼撤單。2006年尼泊爾政體轉型為共和制，毛派政權的親中政策，更使流亡藏人的地毯產業雪上加霜。

儘管經歷高峰與衰退，藏人經營的西藏地毯業最終並未消失。許多藏人企業家選擇回歸初心，轉向手工編織與家庭工作坊模式，重新強調文化傳統，並朝向高端客製化市場轉型，重新吸引歐美訂單，並同步開拓中國市場。

流亡藏人製作的藏毯，竟然可以賣回中國？是的，你沒看錯！潘美玲指出，在中國生產的藏毯除了政治因素外，更多依靠機器取代人工，逐漸失去了手工編織的精緻傳統。反而是流亡到尼泊爾的藏人，回應了中國客戶對「正宗藏毯」的收藏需求。

儘管在尼泊爾生產的藏毯無法加上雪山獅子旗、自由西藏等標示，但另一方面，這些藏毯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文化特色，是印度的西藏毛衣所缺乏的優勢，藏毯本身就具有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意義，同樣是在實踐西藏意識。圖為藏人正在編織西藏地毯。
照片來源／潘美玲提供

韌性與難民

潘美玲強調，藏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流亡歷程，不僅僅是一部政治、宗教與文化交織的故事，更是一段充滿經濟實踐的生命經驗。雖然以難民身分出發，他們卻不是被動等待援助的弱勢群體，而是一群在異地艱苦奮鬥、開拓新生的移動者。許多人不僅重建了自己的生計，甚至反過來促進了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成為當地社會的一份子，在市場中形塑出既扎根在地、又維繫離散身份的藏人認同。

有別於在印藏人的道德經濟，尼泊爾藏人企業家賺取了大量財富，乍看違背了佛教徒不貪的經濟倫理，但他們透過出錢、出力幫助藏人的政治行動，積極投入高風險的西藏志業，為其財富積累提供了正當性，同時也表達了對西藏流亡政府及流亡藏人身分的認同。

「難民這個身分，在藏人身上，有著不同的面貌。」潘美玲另外分享了自己研究過程中的一段插曲：「當我申請研究計畫時，依照制度規定，只要研究涉及難民議題，就必須將研究對象歸類為易受傷害（Vulnerable）族群。但我的研究重點，正是他們的生存策略與堅韌行動，目的就是要說明他們並不是易受傷害者。如果照規定勾選，不就違背了我研究的核心立場嗎？」

儘管經過多次溝通，最終仍無法改變行政規定，潘美玲只能在計畫書中特別註明，這項分類並不符合她的判斷。她堅持認為，這些流亡的藏人，正是憑藉著令人敬佩的韌性，在流亡歲月中撐起了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採訪撰文／李娉婷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