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決定你是誰！張寧談運動、殖民與階級

說到運動賽事，你會想到什麼呢？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費德勒或喬丹的身影，然而卻很少人會將「運動」與「階級」聯想在一起。

近代中國曾出現三項「英式狩獵活動」（the chase）：賽馬（horse racing）、獵紙（paper hunting）、賽狗（greyhound racing）。受英國傳統文化中階級分明的特性影響，這些源自狩獵的活動，帶有濃厚上層階級色彩，屬於貴族鄉紳才能從事的活動。賽馬在今日英國仍是隆重的皇家活動，在亞洲如日本、香港等地也都還在進行。獵紙則是貴族獵狐的海外變形：以人假扮獵物，以碎紙為獸跡，參與者騎在馬上，跳浜越澗，先抵終點者獲勝。三者中賽狗出現的時間最晚，脫胎自英國傳統的「獵犬逐兔賽」（coursing），以電動假兔為餌，眾犬追逐競快，娛樂性十足，並開放觀眾下注。

1935 年 12 月逸園跑狗場頒獎典禮合照。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殖民與貿易的推波助瀾下，英式狩獵活動在中國現身。狩獵活動的階級屬性，加上租界的獨特性質，突顯了「帝國」（empire）龐大而複雜的議題，這也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寧一直以來的核心關懷。作為帝國的延伸，租界中的來華英人在英國多為中產階級下層甚或勞工階級，在殖民母國絕無可能參加狩獵活動。來華之後，社會階級重新定序，他們變成租界裡的上層階級，進而開始「模仿」英國上層的生活方式。

這些新興權貴，運用中國的條件和資源，以各種折衷的方式將狩獵運動移植到殖民地。除了階級流動的因素，租界領導人也鼓勵在華洋人參與，透過運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早期以男性為主的殖民社會，有排解寂寞、消耗精力的正當管道，藉以維持秩序。

靠通商口岸崛起、致富的華人，在華洋之分的前提下，或許無法直接參與洋人的相關組織，但也有樣學樣的自辦類似的組織和活動。這些華人多半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底層，在取得經濟上的優勢後，積極地想要打入上流世界，取得更高的位階。

1936 年賽馬勝出後杜月笙拉馬走大看台。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西方的價值觀中，有文武兩個層面。「武」即各項運動，「文」則是出於公民社會價值下，為了公眾利益無私的自願付出。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是上海公共租界內的一隻準軍事組織，成員都是西方的年輕男子，知名商人虞洽卿即曾組織萬國商團中華隊加入，一同維持秩序。杜月笙等人經營賽馬會多少出自類似的政商策略。久而久之，也有不少華人衷心愛上這些從英國傳來的貴族休閒，如另一商業鉅子葉子衡便被公認為殖民社會裡的「華籍運動家」（the Chinese sportsman）。

女性生存之道

除了階級外，性別的流動也在這些運動中展現。在張寧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少女性故事跨越三代，如同小說《鴻》一般，反映出殖民社會裡，不同世代的女性運用不同的策略去適應環境，找出各自的生存之道，取得更好的地位和尊重。張寧表示，女性「增權」（empowerment）有兩種類型，一是採取激進、極端的手段，放棄所有的一切去爭取權力，如英國女權主義者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1872-1913）為了爭取投票權，選擇衝入賽馬場，遭馬匹重踏身亡。

但對 19、20 世紀居於租界上層女性來說，附著在婚姻和家族之下，是最安全也幾乎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即使想要工作，嚴明的身份階層也不允許她們有實際勞動的機會。因此她們選擇了另一條路線，以較溫和的方式漸進爭取。

1936 年 6 月杜月笙夫人頒發中國賽馬會「淑女銀袋獎」。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隨著三項賽事不同的性質，女性爭取到空間和應用的策略也有所差異。在賽馬場上女性原本只是在觀眾席上，因打扮和服飾而被「觀看」的場邊花絮，逐漸轉為贊助人的身份。「淑女銀袋賽」最早獎金募集自女性，並安排「淑女致詞」、由女性頒獎和以眷屬身份牽馬繞場等活動，最後進而打破賽馬會會籍的諸多限制，從男性權勢的陪襯，變成獨立、具影響力的馬房馬主。而到了較晚出現的賽狗賽事，因其娛樂導向，限制較為寬鬆，不同於賽馬是「國王們的運動」，賽狗幾乎是由女性主導「王后們的運動」。

獵紙則是少數女性可以親身參與，成為選手的活動。女性騎馬最初的門檻在於跨坐的姿勢，並非「淑女」應有的姿態，隨著側鞍第二犄角的發明，女性可以用側坐的方式加入獵紙賽事，成為無法擔任賽馬選手的替代方案。獵紙淑女賽一開始當然受到男性獵紙會會員的排斥，但後來逐漸變成每季一到兩次的固定賽事，也成立專供女性會員的「上海淑女獵紙會」。

1935 年 12 月上海獵紙賽情景。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女性的故事」可說是張寧研究的關鍵。對她來說，「歷史就是故事，是在每天無數故事之中，所選擇出來，有意義的故事」。女性在過去留存的紀錄中，往往只有片段的身影，如果不利用「考據」和「神入」等史家技法，賦與這些「身影」背後的故事厚度，往往只能流於片面的印象。「女性和男性的故事，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處理婦女史議題的張寧說，社會其實也給予男性許多束縛，他們也承受不同的壓力和責任。然而說到底，他們還是擁有比女性更多的選擇。

張寧沿襲中研院近史所一直以來「婦女史」的傳統，而非由性別理論出發，原因在於保留女性故事，在歷史書寫上本身即具有獨特的意義。如同那些選擇溫和改革的女性，「性別史可以直接挑戰父權，和後殖民史一樣，去挑戰殖民的罪惡，但寫女性的歷史不一定非是要抗爭不可，而是讓這些女性的故事被保留。」她不否認這樣的視角選擇，有得有失，因此重點還是要回歸到這些故事是否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既代表時代並能點出時代背後的意義。

可子小姐騎馬時的插畫。
照片來源／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Sketches and Caricatures by Juel Madsen & Edmund Toeg [s.l.: s.n., 1924?], n.p.（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典藏）

在這麼多故事裡，其中後來改稱「小立達爾夫人」的可子小姐，最令張寧著迷。她的家族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速成為社會的體面人家，外婆和母親在喪夫之後以再嫁的方式繼續留在殖民社會，到了可子小姐這一代時，則可以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賽馬便成為她生活的意義與目標，重要性更勝婚姻。她熱愛騎馬，相馬、養馬，到訓練馬匹都難不倒她，在賽馬界裡和男性平起平坐。

長期忽略家庭導致和小立達爾的婚姻破裂，但賽馬界人士對此不以為忤，默許她「不愛婚姻愛駿馬」的行為。最後離世時，在家族成員皆已亡故的情況下，最後由香港賽馬會出面替她籌辦了喪禮。這在當時並不是常見的事。可子小姐能不受世俗目光的干擾，與她所屬的階層息息相關。因為對租界的上層階級而言，她是他們的一員（one of us）。

透過研究探索自我

從事研究將近 30 年的時間，回想一路以來研究的出發點，張寧認為或許和英國留學經驗有關。以外國女性留學生的身份，在男性為主的劍橋大學，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週遭有許多同學來自大英國協前殖民地的國家，明顯感受到舊殖民地的知識菁英，和過去的殖民母國之間，某種「朝聖」情懷的仰望。

即使英國已然沒落，但倫敦還是他們心中的「聖城」，但卻又不時對殖民行為充滿著批判和厭惡。那是種曖昧難明、很難界定的情愫，張寧說，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同學，被教授稱讚「英文寫得比英國人還要好」，這是需要多大的付出才能達成，前殖民地的學生「學英文不像我們只是學習外語，而是一種更高的身份認同」。

張寧的研究範圍看似相當廣泛，從冷凍蛋業到運動皆有涉獵，但實際上都是抱持著相同的研究關懷。
攝影／陳怡君

身處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間，讓她深切體會到，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使她開始關注近代各式的人、事、物在中西文化之間的移動，從在華冷凍蛋品工業到狩獵運動，都不脫這樣的問題意識。即將出版的新書，總結了這段追尋，日後則會將研究焦點繼續延伸到主導這些賽事背後的「俱樂部」（club）組織。

要能不斷找到新的題目，張寧認為必須回歸廣泛閱讀的基本功，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喜歡，而且是具體可行的議題，指出它對當時歷史的重要性。選什麼題目，最終往往還是「和研究者的人生經驗和內在關懷有關」。「內在關懷」不見得一開始就很明顯，而是在過程中慢慢的浮現，閱讀他者的資料，同時不斷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反覆索求，研究其實也是自我探索的歷程。

或許，正是這層體悟和對話，不僅讓張寧從運動中發現過去，並能道出這一則則動人的女性故事，不讓她們於時光的洪流中默然消逝。

採訪撰稿／翁稷安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