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記憶與社會文化如何塑造我們對歷史的多元理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張隆志館長語帶神秘地問道。
有句話說「昨天即歷史」，但對張隆志而言，臺灣史是一段長期努力的結果。它不單紀錄過去而已，亦是一段反思和再建構的過程。因此他更關心的其實是臺灣人如何建立自己的「史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張隆志
拍攝／古佳立
一顆名為「臺灣史學」的種子
回首過去，我們歷經了多個政權的統治，從荷蘭、西班牙、明鄭、日本到國民政府。這使得臺灣的歷史研究具備了豐富的層次性，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單一民族政權或殖民歷史有極大的不同。
張隆志認為，研究臺灣史學的獨特性之一在於，如何從知識史的角度來展示政治與社會之間的不同發展模式。由於臺灣的政治史經歷了多次斷裂，但社會史則顯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質，不論政權如何更迭，社會中的生活方式、族群互動與文化傳承卻體現了連續性。我們需要同時理解兩種相互交織但不同步的歷史運作邏輯。
同時，對於臺灣史學者來說，這樣的特殊性卻也成了研究上的一大挑戰——不僅需要處理多元殖民記憶和不同政權之間的歷史斷裂，更需要留意在論述這些歷史片段時，「臺灣」是否真正作為主體出現在敘事中。
更進一步來說，在歐洲殖民史、中國地方史、日本殖民史，乃至於美國冷戰史，臺灣的身影不斷出現，似乎只是不同國家歷史中的某個部分。然而，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應該如何從地方史逐步轉向國家史，建立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臺灣史學」。
直到20世紀末，臺灣民主化和本土意識崛起，臺灣史學這一概念才逐漸成形。歷史學者開始重新審視臺灣在歷史上的角色，並試圖建立一套本土史學體系。
多重歷史中的鄭成功
張隆志以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為例，他的國籍身分一直備受討論——他生於日本，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卻在明末成為反清的領導人物，後來更擊退了在臺的荷蘭殖民者。這使得鄭成功在中國、日本和臺灣的歷史敘述中，都被賦予了不同的定位。
清領時期，鄭成功被視為反叛者。到了日治期間，鄭成功則被描繪為日臺聯結的象徵，藉此強化殖民政權的合法性。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鄭成功反清復明的行為，又被塑造成英雄與忠臣楷模。
張隆志指出，鄭成功是臺灣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從國姓爺、延平郡王到開台聖王等不同的稱號，可以看見他交織在英雄、傳說與神話間的多元歷史形象。這樣的「千面英雄」形象在歷史中被不斷地再解釋與再建構，並通過文化表達在現代持續呈現。
尤其隨著臺灣在解嚴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鄭成功的形象也逐漸發生變化。1990年代後期，臺南市開始舉辦鄭成功文化節，這是全臺少數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地方節慶之一。當臺灣史學開始擺脫不同政權的敘事束縛，便逐漸形成具有本地視角的歷史觀。儘管這樣的史觀是複雜且多元的，卻很好地反映了臺灣長期作為多元文化交匯點的獨特地位。
張隆志強調：「在歷史公共化、節慶化及生活化的過程中，從『鄭成功是誰』的爭議到『鄭成功如何被紀念』的反思，這段過程展現了臺灣社會如何逐步擺脫歷史敘事中的政權束縛，並逐漸形成具有本地視角的歷史觀。儘管這樣的史觀是複雜且多元的，卻很好地反映了臺灣長期作為多元文化交匯點的獨特地位。」
另外，除了鄭成功，張隆志也提到劉銘傳（1836-1896）、後藤新平（1857-1929）、八田與一（1886-1942）和蔣經國（1910-1988）等人物，在臺灣史上也都有重要且多重的歷史地位，其實都值得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臺灣史學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成形。
位於臺南的「延平郡王祠」，是臺灣是首座由官方為紀念鄭成功而建的祠廟。日治時期被改為「開山神社」，但仍供奉鄭成功。1965年「民族文物館」遷移至此，並於2003年改名為「鄭成功文物館」。2021年進行整修工程，2023年再以「臺南市立博物館」之名重新開館。
圖片來源／Mrmarkertw
從邊陲到中心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灣歷史的書寫深受不同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需求牽制。諸多有關臺灣的史料多由特定政權的學者所編纂，這些研究往往帶有不同立場，不僅片面，且在歷史脈絡上也存在斷裂的問題，無法充分反映臺灣本土歷史的全貌。
張隆志回顧道，日治時期就有大量關於臺灣的史料編纂與調查研究，但當時的臺灣史仍然附屬於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學術框架中。例如，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臺灣史料稿本》（1922）、臺灣研究先驅伊能嘉矩的代表作《臺灣文化志》（1928），以及由日籍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月刊《民俗臺灣》（1941-1945）等等。雖為後人提供了豐富史料，卻多以外來者觀點進行呈現。
隨著二戰結束，臺灣史的研究又迎來了一波轉變。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如傅斯年（1896-1950）、方豪（1910-1980）和郭廷以（1904-1975）等人，他們以中央研究院及臺灣大學為據點，使用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等角度，繼續臺灣史的研究。
甚至在冷戰期間，由於中國大陸對外封閉，陸續有西方學者來臺灣進行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同時臺灣也因擁有豐富的明清檔案與日文資料，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
直至解嚴後，民主化與本土化意識抬頭，臺灣學者才開始嘗試建立一套具體的論述體系，來深化對臺灣史的理解。換言之，臺灣史正逐步擺脫過去視角的學術框架，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
1990年代，中研院著手籌備「臺灣史研究所」，在此之前，有關臺灣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工作，歸屬於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陸續招募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與臺灣相關領域的專家，組建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團隊，臺灣史研究所終於在2004年正式成立。
不僅如此，各大學也紛紛設立專門系所，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專攻臺灣史學，培養了一代代臺灣史學研究者，促進該領域的持續發展與學術交流。自此，臺灣史學正式從地方性研究邁向制度化、專業化的學科體系。
這波學術化的建置，提供了研究臺灣史的基礎設施與資源，還加強其在學術圈內的地位。從臺灣原住民史、婦女史、生活史到海洋史等各式議題上，都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張隆志強調：「臺灣的政治史雖然斷裂，但社會史是連續的。別忘了，臺灣的移民經驗、多族群社會的形成，都是連續的過程。」正因如此，臺灣的歷史學者們才努力讓歷史研究不再只是某個政權的附屬產物，而要能反映臺灣社會內在的連續性與多元性，將那些超越政治斷裂的社會動力重新納入歷史敘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你也是寫歷史的人」展現了臺灣歷史的多元性和社會的連續性。展覽透過個人日記、家族相簿、藝術作品等，呈現移民經驗與多族群社會的形成，強調每個人都是歷史的書寫者。正如張隆志所言，臺灣的社會史超越了政治的斷裂，這場展覽正是要反映這份連續性，鼓勵觀眾成為共同塑造歷史的一部分。
影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當「臺灣史學」走向公眾
隨著臺灣史學的學術成就逐漸擴大，如何從專業領域走向社會大眾，成為當前的一大挑戰。張隆志指出：「歷史研究不應只存在於學術圈內，更應與社會大眾建立連結，讓更多人參與歷史討論。」這正是「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核心理念，也是近年國內外歷史學界的重要關懷。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學術界和博物館、文化機構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展開了緊密的合作。透過書籍出版、展覽策劃、地方走讀活動等各種形式，讓歷史進入日常生活，成為人們理解自己和社會的重要資源。
張隆志分享道：「於2011年成立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便是實踐公眾史學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空間佈置、精心安排的展覽陳設，讓人們有機會參與歷史。同時博物館也和地方合作，多次舉辦走讀活動，由專業人士引領觀眾親自走進歷史現場。」
「另外，也有學校利用所處環境的歷史特殊性，將學術教育與文化體驗相結合。擁有四百年歷史的臺南是臺灣最古老的城市，古蹟文物豐富。成功大學便憑藉這一地利優勢，開設了『踏溯臺南』課程，讓學生透過實地訪查，深入感受城市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底蘊。」
張隆志還提到，書籍出版也是公共史學的重要載體。走進書店，可見許多專業性與通俗性兼具的臺灣史書籍，歷史知識比過去更容易進入大眾視野。它們不僅提升了讀者的歷史意識，也讓臺灣的故事更加廣泛地流傳。
「走向公眾對於臺灣史學的發展之所以重要，不光是為了擺脫過去服務於特定政權的歷史敘事，更是重新掌握自身歷史話語權的重要一步。提醒臺灣人重視認識自己的過去，更促進歷史與社會大眾的深層對話，使『我們的歷史』成為凝聚社會認同、塑造集體記憶的柔性力量。」
近年，有不少博物館或學術單位與出版機構進行跨界合作，推出許多不同面向的歷史書籍。《看得見的臺灣史》一系列套書即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出版成果之一。
拍攝／古佳立
採訪尾聲，張隆志笑著表示：「臺灣史學」之路走到現在，已無需再證明其重要性。」從最初的學科建設到如今深受各界認可，臺灣史學已從邊陲走向中心，成為學術領域的一部分。
不過，他也坦言，此刻仍要持續努力的是如何使更多人對歷史產生興趣，讓歷史不僅僅出現在學術研究或教室中，而能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張隆志相信，唯有讓更多人對自己的過去產生好奇，臺灣的故事才能真正地生生不息，延續下去。
採訪撰稿／陳威儒
攝影／古佳立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張隆志（2014）。當代台灣史學史論：從學院史學到公共歷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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