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小說主角？臺大李紀舍帶你從文學中發現「物」

外界總以為人文領域的學者，應該最關心「人」才對。但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李紀舍教授問道：「為什麼讀小說時，我們總先關注人類角色？」

「閱讀小說最享受的是什麼？」多數讀者的回答想必都是高潮起伏的故事情節，往往也會將注意力都集中在有實質作為、能推進故事發展的人物角色身上。但李紀舍認為這樣的閱讀方式，容易忽略文本中的物件描述也有其重要性——它們不僅是建構小說裡人類活動世界的實質基礎，也映射了讀者所處的真實世界。換言之，現實生活中，人不見得能對自己身邊的物件和所處的物質環境有很好地認識，但閱讀小說則提供了我們各式各樣的機會，能仔細、全面地看見「物」。

因此，李紀舍對小說的研究也具備兩個特色。一是主題轉向：不讓人類角色專美於前，轉而將焦點放在「物」之上。二是方法轉向：他也不拘泥於傳統文學批評中的語意分析（semantics）和象徵分析（symbolic reading）兩大主流；前者旨在分析情節和角色，後者則是探討角色、物件和情節隱含的言外之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李紀舍教授
攝影／古佳立

這樣的立場體現於李紀舍對於兩本維多利亞寫實小說中「物質環境」、「物質文化」和「物質美學」的研究。一是維多利亞中期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的煤灰經濟，二是維多利亞晚期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格雷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的物質美學。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流傳的「掌握物質資源以維持社會繁榮」的價值觀，也成為當時小說家的寫作素材。

工業城市裡的物質文化：《我們共同的朋友》的煤灰經濟

李紀舍認為狄更斯的高明之處在於呈現了燃煤活動和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據此發展情節、創造角色。或可以說，狄更斯擅長透過各層次、各面向的觀察來描繪城市中的「物」和人的緊密互動，並且強調「物」並非僅能被動地為人所用，而是有強大的獨立性和能動性，能反過來帶動、影響人類生活。以《我們共同的朋友》為例，李紀舍指出，這個故事的精彩之處不只是繁複的情節編排或生動的角色塑造，而是傳達了作者對「物」獨有的創見，亦即，煤碳是城市生活發展的動能來源。

那是倫敦的一個大霧天，霧氣又重又黑。生氣勃勃的倫敦，眼睛刺痛，肺部發炎，眨著眼睛，氣喘吁吁，感覺窒息。毫無生氣的倫敦，猶如烏黑的幽靈，既可見也不可見⋯⋯。店鋪裡的煤氣燈閃爍搖曳，帶著一種憔悴和不安的氣氛，彷彿知道自己是夜行生物，光天化日下的事都與它們無關⋯⋯。即使在倫敦的周邊地區，也是個大霧天。只不過那裡的霧是灰色的。而在城市的邊緣一帶，霧是深黃色的；往裡一點，是棕色的；再往裡，是更深的棕色⋯⋯。直到被稱為「聖瑪莉艾克斯」的市中心——這裡的霧則是鐵鏽色的。

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空氣污染程度急遽上升，也催生了第一部現代環境法案——《鹼業法》（Alkali Acts, 1863）
圖片來源：Wikipedia

李紀舍說道：「由人力所製造出來的，我們稱之為『物』；而此處與倫敦人共生存的霧——是『霧』也是『物』。」我們都以為「霧霾」起因於工業發展而導致大量的燃煤需求，最終造成空氣污染。其實它的形成極為複雜，不僅是工廠的廢煙排放，從家庭煤爐、倫敦街頭的煤氣燈、到滿載物資的蒸汽火車，皆與「霧霾」息息相關。這也使得置身霧都的人，不會將「霧霾」簡化為靜止、被動的「物」、「現象」或「場景」來看待，而是將其視為生活中生動活躍、無法完全掌控和理解的「一份子」。

狄更斯精準地捕捉了如此「人」與「物」密不可分、「物」主動滲入、影響人類生活的狀態，才能在故事裡將讓「霧霾」具象化，挖掘其自有的世界和敘事。從小說藝術技法的觀點來看，狄更斯的做法提升了「物」在整個故事架構的地位，讓「物」也擁有生命力和能動性，與人類角色一起共創故事。

李紀舍因此為《我們共同的朋友》下了一個註腳：「近看是靠回收煤灰（dust heaps）發跡的家族故事；遠看則是用煤炭造就的現代城市文明。」這樣的研究視角，翻轉了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物」服務人、「物」為人所用的假設，開啟了以「物」為主體的小說閱讀進路。

被煤灰覆蓋的國王十字車站周圍（繪於1837年）。
圖片來源：Wikipedia

《格雷的畫像》： 肖像是「人」還是「物」？

維多利亞時代下，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滋養了文化與藝術活動，產生了各種藝文思潮。其中，王爾德推崇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特別為人所知。王爾德反對藝術（文學、畫作）要傳遞道德價值、具有實用價值，他主張藝術的本質和目的即是「美」。「其實，正是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想法，讓王爾德的作品充滿藝術性之餘，無形中也強化了『物』的重要性，『人』在其中的角色反而有所淡化。」李紀舍說道。

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中，深刻地體現了他對唯美主義的極致推崇：長相俊美的主人公格雷（Dorian Gray）請畫家朋友霍爾沃德（Basil Hallward）為自己畫一幅肖像，當他看見畫作上年輕的自己時，他不禁擔憂起自己終將衰老。所以格雷許下心願，希望讓畫中人能替他老去。

多年過去，肖像果真逐漸衰老，而格雷本人仍保持年輕。他卻不想再看到這幅醜陋之作，也害怕被別人發現這項秘密。於是，格雷先殺了畫家，但隨之而來的恐懼，讓他有了毀掉畫作的衝動。最終，格雷拿刀刺向了另一個自己；等僕人發現時，看到的卻是死在畫作前的格雷，身上插了一把刀。此刻的格雷變得又老又醜，而畫裡的他仍是初時的年輕樣貌。

格雷想殺死肖像，最終殺死的卻是他自己。
圖片來源：Wikipedia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週又一週地過去，肖像會變老。即便它避開了罪惡的醜陋，歲月的醜陋也正等待著它。畫中人的臉逐漸凹陷、鬆弛；魚尾紋佈滿眼周，雙眼變得可怕；髮絲會失去光澤；嘴角鬆垮，愚蠢而呆滯，如同老人一般。那皺巴巴的喉嚨，冰冷、佈滿青筋的手，捲曲的身體，就像小時候對格雷十分嚴厲的叔叔。

昏暗的燈光下，畫家發出一聲驚呼，當他看見畫布上可怕的臉邪魅地看著他時，那表情令人感到厭惡。天哪！他眼前的正是格雷本人的臉！雖然醜陋可憎，但那張美麗的臉龐仍未完全被毀掉。畫中人稀疏的頭髮還留有些許的金色，性感的嘴唇帶著紅潤。水汪汪的眼睛仍是可愛的藍色⋯⋯。是的，這畫的就是格雷本人沒錯。但這是誰畫的？霍爾沃德好像認出了自己的筆觸，畫框也是他本人所設計的。這個想法太荒謬，卻又讓他感到害怕。拿起點燃的蠟燭，火光靠向畫作，左角落正寫著他的名字，朱紅色的長長落款。

過往研究對這個作品的理解方式，一是將其解讀為有警世意味的道德勸戒，二是將其歸類為哥德（gothic）驚悚小說。前者認為畫像的衰老體現了主人公的道德墮落，後者則將畫像的衰老理解為超自然的恐怖現象。但李紀舍認為我們應另闢詮釋蹊徑，由此作看出，王爾德對傳統美學的挑戰和創新。

「王爾德受當代知覺心理學（Perceptual Psychology）的啟發。亦即，人類的知覺能力可將藝術作品作為『物』的獨立性、自主性召喚出來。藝術作品不再是主體的代言者或延伸，而是可供人感知的客體，並且在此感知過程中，時常引發、召喚超乎感知者主體舊有經驗的知覺和心理歷程。」

換言之，王爾德極具開創性地從當代心理學提煉出一套以「物」為主、對「物」開放的美學觀。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畫像具有超能力的變化過程、為觀看者帶來恐懼、震撼、瘋狂等各種情緒的能力，無一不顯示藝術作品作為「物客體」的自主性，令人捉摸不透、無法控制。

這便是李紀舍對文學作品的期待：「小說的情節推進與起伏，幾乎圍繞著這幅肖像。」所謂的「故事性」可由「物」所創造，不一定只有「人」是故事發展的關鍵角色。與其拘泥於傳統文學的分析思維，用人類中心的視角將「肖像彷彿擁有生命」之主題理解為擬人化的修辭，從而拆解隱含的作者意圖，我們更應專注欣賞肖像的生動性與自身之張力，如何推進情節發展，引發讀者恐慌懸念等複雜情緒。

攝影／古佳立

 

重新閱讀小說的可能性

若用傳統的閱讀視角來讀小說，「物」作為人以外的元素永遠處在次要地位。但在狄更斯和王爾德的小說裡，它們絕非僅是說故事的道具或背景陪襯，而是能建構出真實且富有意涵的環境細節，甚至直接作為故事核心。也就是說，除了以人物為主的故事線，作家對景物的深刻描寫也可成為閱讀亮點。

李紀舍相信，好的文學作品是要能為讀者還原一個完整而真實的世界，這很大程度仰賴於創作者如何突破「人」與「物」的從屬關係。如同狄更斯與王爾德的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正是因為他們不吝於向讀者展示「物」的多樣的面貌和存在價值。

身處於「『物』盡其用」的概念如此流行的大環境下，我們總以為是「人」駕馭「物」而得以塑造今日的進步生活，但事實未必如此。小說家的慧眼與妙筆讓我們看見「物」也有自己的發展性與生命力，提醒我們應以更謙遜的態度面對這個「人」與「物」共存的世界。

 

採訪撰稿／徐瑜棉
攝影／古佳立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李紀舍（2002）。物件故事次文類與十九世紀中期寫實小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紀舍（2020）。寫實小說閱讀之可能：不可化約表面的物性美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