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笑也一起哭，一起感受動物的哀傷──臺大黃宗慧換個眼界看動物

身為人類的我們，有賴於現代科技的進步，生活便利的同時，卻經常漠視自然環境的破壞，將動植物視為可任意取用拋棄的自然資源，似乎逐漸遺忘我們其實與動物同樣是世界住民。

誠然，人類殺戮、食用動物獲取生存能量的方式，隨著文明與文化的推進，逐漸有了變化，越來越多人醒悟到動物是可貴的生命，動物、自然保護的觀念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當下全球性傳染病的擴散，就讓不少人注意到，人類活動暫時受到抑制之際，大自然也得以喘息。但這時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去省思人類生活對自然和動物的危害，才不會讓環境與其他生命的喘息，只是在疫情中曇花一現。

針對「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這一道複雜的課題，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黃宗慧從人文社會領域的「動物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省思。

黃宗慧指出，動物研究成為新興研究趨勢，不過是近2、30年間的事，但學者針對動物議題的研究，已與傳統從科學出發的角度不同：「如今把動物、動物倫理、人與動物關係，當成是需要思考與研究的問題，相當程度顛覆了過去人類中心主義下，把動物僅僅視為研究工具的態度。」

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的黃宗慧，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展開充滿柔軟靈智之光的追索。

黃宗慧多年來堅持走在動物保護領域，聚焦於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上。
照片提供／黃宗慧

跨領域觀點審視動物課題

大學初期黃宗慧尚未確認未來目標，直至轉進外文系才真正感覺到讀書的樂趣，特別是碩士班接觸女性主義，博士班為精神分析理論動心，確認了她想做人文研究的志向。

更具關鍵性的是，就讀博士班時，校園發生了流浪狗被潑硫酸的事件，令黃宗慧痛心，想為動物發聲：「當時我只是一名研究生，實在人微言輕。但也因此讓我確立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能夠說服與影響別人去關心動物的人。」她認為，學者的身分對此必然會有所幫助，事實也證明這些年透過教學與研究，確實讓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動物議題慢慢得到更多人關心。

認為理論並非象牙塔內的自說自話、習慣透過研究來解決困惑的黃宗慧，最初以精神分析為研究方法時，較專注於釐清自身的心理症狀。譬如家中較不受她寵愛的貓咪「二二」久病離世後，她異常的哀悼過程造成自身的情緒困擾。

「我當時重讀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哀悼與鬱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一文，理解了自己種種心情的由來。」

精神分析也並不只是用來「自我治療」的工具，「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在面對創傷的問題上是有許多共識的。」黃宗慧正色道：「所以，文學理論並不是完全無用的，我總覺得理論能開啟不同的思考方式。當你的思考方式不同了，面對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會不同。」換言之，理論可以對我們的意識與心靈，起到實用的功能。

談起和精神分析一樣讓她相當投入的另一個領域──動物研究，她認為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2009）一書的出版對此領域影響相當深遠。

書中揭露實驗動物、農場動物所遭受的剝削與迫害，讓許多人大感震撼，人們也開始察覺，若只是將動物平板化，視為無生命的研究材料，這類作法極可能加劇動物的受害。

於是，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了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的投入，例如從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文學、文化研究等路徑，深入思考人對動物的倫理責任、反省人與動物的關係等等。黃宗慧補充說：「動物研究是相當跨領域的研究，例如我從文學角度介入，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過去專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動物議題，有更多不同學科研究者投入，黃宗慧從文學角度介入，探討動物與當代人類、文明與生活的關係。圖為黃宗慧與送養的貓咪合照。
照片提供／黃宗慧

以卡通裡的動物受虐情節為思考起點

現代人類社會早已把動物強制牽扯進我們所謂的文明，但這樣的文明，對動物來說有相當野蠻、一點也不文明的一面。譬如魚翅、鵝肝醬，這些食材的取得過程讓動物飽受痛苦，在傳統飲食文化中，卻被當成美味佳肴。

某些展演動物也因為人類「文明」而受苦，例如動物園的出現，和人類文明越進步、離自然就越遙遠的現象不無關係。動物園的出現，讓人能看到、接近動物，滿足了人對自然的「鄉愁」，但動物是否生活在不重視動物福利的空間中，成為人類文明的犧牲品？這問題卻未必受到關注。更不用說以傳統文化為名，難以改變的某些傷害動物的慶典活動。

種種人類文明下的動物迫害事件，都令黃宗慧沉痛不已：「文化本來應該與時俱進、因應環境變化，而不是固守傳統。像這段期間，西班牙就因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鬥牛的相關活動，也獲得不少當地年輕人的肯定。如果疫病當前，這種『傳統文化活動』也不是非辦不可，那麼會不會，原本就不是那麼不可廢除的呢？」

不過這類的動保訴求，對一般大眾來說可能難免仍有「高調」之感，喜歡動物、本身養貓又養龜的黃宗慧，因此常常會從文學與電影作品著手，時而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意圖讓更多人了解動保的困境與可能。

「在觀看《冰原歷險記》（Ice Age）的時候，看到片中那隻史前松鼠瘋狂追逐果實，用舌頭捲回滾落的橡實時，舌頭被冰黏住，動彈不得，全場觀眾跟我都忍不住大笑了，但我立刻意識到，這算動物受虐的場景嗎？動畫裡的動物受虐就無所謂嗎？」

《冰原歷險記》中的松鼠角色以荒腔走板的行徑，營造討喜的戲劇效果。影音為2002年上映的《冰原歷險記》電影預告片。

然而觀看動畫需要如此認真、一本正經的自我檢驗嗎？如果這樣的橋段也算受虐情節，會不會標準太高？畢竟人們觀影常常就是因為需要抒解的出口。

不過黃宗慧不但很認真看待，甚至試著以這個問題為思考的起點，寫了一篇論文，名為〈誰怕米老鼠？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重省班雅民與阿多諾的迪士尼論辯〉，談的就是怎麼看待早期迪士尼裡以施虐為樂的米老鼠，以及總被砸雪球、被火燒屁股的唐老鴨。

爾後，黃宗慧繼續研究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動畫電影的轉變。「過往的迪士尼採用擬人化的方法製作卡通和電影，容易以刻板形象呈現動物，並經常帶起購買的風潮，譬如《101忠狗》（One Hundred and One Dalmatians）造成大麥町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則讓珊瑚礁魚類被撈捕的趨勢直線上升，還有《鼠膽妙算》（G-Force）、《料理鼠王》（Ratatouille）等，使得寵物鼠銷售大增，但多數飼主因衝動而購買，厭膩照料之後反而衍生更多棄養，凸顯不負責任的可悲現象。」

但黃宗慧發覺，娛樂效果與動保觀念如何兼顧，是迪士尼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近幾年努力的新方向。如《動物方城市》（Zootopia）、《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等動畫，都有更具誠意的呈現與嘗試。

在乎動物的悲傷和喜悅，才會珍惜牠們的存在

比對《海底總動員》的首集和續集，黃宗慧講解說：「第一集上映後，即使影片暗示性地批判了濫捕與爆破捉魚法，但是濫捕小丑魚等珊瑚礁魚類的歪風仍然大起。

而相隔13年的續集，無論是傳遞正確的海洋生物知識——如鯨魚的傳聲定位、魟魚的集體迴游現象、章魚有三顆心臟等資訊；抑或控訴人類製造的垃圾——從馬克杯到廢棄車、沉船對海洋生態的巨大破壞都有；或是指出海洋生物展覽館的缺失可能使其成為充滿傷害的「魚監獄」，都可以見到迪士尼在動保觀念上的進步。

儘管影片裡還是有失真或錯誤的部分，如鯨鯊並非鯨魚，而是鯊魚，但迪士尼的確想要更正確而真實地傳達動物的處境。」

影音為2003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電影預告片。

《海底總動員2》的真實，和早期迪士尼天馬行空的純擬人化、罔顧動物生存實相的作法截然不同，黃宗慧認為此類轉變不止讓孩童注意到動物在現實中的情況，同時連帶引導成人產生查證的好奇。

影音為2016年上映的《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哪兒？》電影預告片。

「也許，比起要求娛樂片非得要準確傳遞科學知識，迪士尼遊走於嚴肅的保育議題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動能、引導更多人去關心動物，也是一種平衡的作法吧。」黃宗慧有感而發地說：「我想要表達的是，人類終究要願意去感受他者，在乎他者的悲傷和喜悅，才不會認為那些被人逼到滅絕邊緣的動物就算真的消失了也沒關係。」

黃宗慧進一步解釋，「哀悼」的能力其實可以成為倫理行動的契機，這是動物研究讓她深受啟發的一個觀點。過去哀悼多半被當成負面的情緒，或是一個需要被度過的過程，但是在澳大利亞學者托姆．范．道倫（Thom van Dooren）的解讀中，卻成為某種轉化力量的來源。

范．道倫提出「共哀」（grieve with）理論，認為「真摯的哀悼會打開我們的覺察之心，讓我們發現，我們和其他無數已被逼至滅絕邊緣的他者，有著如何休戚與共的關係」。

「而這些他者，都是有著哀悼能力的：動物在失去所愛，失去住處與失去舊有的生活方式時也會哀傷，人卻一直以為只有人才會，動物研究者因此希望更多人能理解，是人類中心主義讓我們以為人是唯一會哀悼的動物。」

黃宗慧認為，共哀的觀點足以讓我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作出徹底反思，即使不可能根本上解除人對動物的剝削問題，許多動物仍以我們來不及挽救的速度在消失中，但至少，我們要懂得哀悼。她直指核心道：「面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他者，如果還有人記得牠們曾經存在過，會哀悼牠們的滅絕，那麼，或許就不會繼續理所當然地傷害更多生物，也就還來得及挽回點什麼吧。」

採訪撰文／沈眠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