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不看地圖，國界卻跟著漁船走：臺大洪伯邑從生魚片追到公海

「一切是從我想吃生魚片開始。」談起海洋邊界研究的起點，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洪伯邑笑著說：「我很愛吃生魚片。有一次突然想到，有沒有可能做一個研究，既可以跑田野，又能滿足口腹之欲？」

這個看似貪吃的念頭，讓他開始追問：餐桌上的魚從哪裡來？誰捕的？如何在航行數月後仍維持生食品質？又是誰決定漁船可以到哪裡捕魚？

跟著一片生魚片「追本溯源」，洪伯邑從臺灣漁港走到印度洋的海外基地，也從漁船監控中心走進國際漁業組織。他逐漸發現，海洋邊界不是畫好就固定不動，而是隨著漁船、魚群、數據與談判，不斷被做出來。

洪伯邑從「魚產品從何而來？」的問題開始，逐步釐清漁業技術、發展脈絡等問題，層層研究，發現漁業和海洋地理息息相關。
照片／洪伯邑提供

一片生魚片，要動用多少技術

以鮪魚為例，臺灣遠洋漁船多採延繩釣；鮪魚上船後，船員必須立即放血、處理，再送入攝氏零下六十度左右的超低溫冷凍艙。即使在海上航行數月，魚肉仍能維持適合生食的色澤與品質。

臺灣船隊能遠赴三大洋，背後是一段技術史：日治時期的水產調查、漁港與製冰設備，戰後美援協助建造大型鮪釣船，再到深海延繩釣與超低溫冷凍技術引進，臺灣漁獲才得以跨越大洋、進入日本市場。

「臺灣的遠洋漁業很大尾。」洪伯邑常用這句台語形容它的實力。而「大尾」不只是船多、魚捕得多，背後還連著漁具、冷凍、造船、港口與跨國市場。

 漁船開到哪，國界就跟到哪

「臺灣的遠洋漁船，就像把國家的邊界帶到海上。」洪伯邑說。這不是指漁船就是「浮動國土」，而是當它航向遠洋，船籍、捕撈許可、漁獲配額與船員管理都跟著移動；若外國公務船要求登檢，問題便不只在漁船是否違規，也牽涉誰有權執法、適用哪套法律。

2013年簽署的《臺日漁業協議》，便顯示邊界如何在海上被協商出來。臺日並未解決釣魚臺及周邊海域的主權爭議，而是先安排雙方漁船如何作業與管理。協議適用海域約七萬四千平方公里，臺灣漁船的作業範圍新增約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主權爭議仍在，一套讓漁船繼續作業的秩序卻先被做了出來。

這種情況對臺灣尤其重要。受限於特殊的國際處境，臺灣難以用一般國家名義加入部分國際組織，龐大的船隊卻使國際漁業治理無法忽略它。以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為例，臺灣以「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 of Taiwan）身分參與配額、保育與船隊管理。漁船不只到世界各地捕魚，也是臺灣進入國際談判現場的一張門票。

跨國連結也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洪伯邑到模里西斯田野調查時，走進一間客家餐館。老闆來自小琉球，早年跟著漁船討海，後來與祖籍梅縣的模里西斯客家女子成家，留在當地經營漁船補給。桌上的南方黑鮪腹肉，是靠岸的臺灣船長送來的謝禮。

一盤魚肉，把小琉球、模里西斯、臺灣船隊與南方黑鮪串在一起。「簡單來說，漁業讓臺灣有了跟世界交涉的籌碼。」洪伯邑說。國家在海上現身，有時靠的不是插旗，而是一張捕撈許可或一筆受國際承認的配額。

一艘艘遠離臺灣的漁船，也因此開始和國家的邊界、外交與國際政治發生關係。圖為在模里西斯的臺灣漁船。
照片／洪伯邑提供

魚不看地圖，科學家卻得替牠畫線

漁船有船籍，魚卻沒有國籍。秋刀魚隨水溫、洋流與餌料移動，不知道自己何時游過日本、俄羅斯的專屬經濟海域，又何時進入北太平洋公海。近年漁場逐漸向東移動，日本沿岸漁獲明顯下降；長年在公海作業的臺灣船隊，則在2013年超越日本，成為當年最大的秋刀魚捕撈方。魚群改變路線，各國的漁場與談判籌碼也跟著重新洗牌。

但到了國際談判桌上，各方不能只說「今年魚比較少」。為了決定各國可以捕多少魚，科學家蒐集漁獲量、作業位置、魚體大小等資料，放進資源評估模型。然而各國船隊的漁具與作業方式不同，同一片海、同一種魚，換一套資料與模型，就可能出現不同的資源圖像。

「科學不是有了數字，答案就會自動出現。」洪伯邑說。哪些資料可以納入、如何校正各國船隊的捕撈效率、如何處理不確定性，都需要協商。科學讓各方有共同討論的基礎，卻不會讓政治立場消失。

協商的現場也很具體。研究團隊訪談參與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科學家後發現，秋刀魚的洄游與成長仍有許多未知，各方也會對調查船資料、取樣設計及模型假設提出不同意見。科學家最後必須在各方可以接受的資料與參數之間尋找共識；出席國際會議前，也須理解政府的政策立場。

2015年，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正式運作，臺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成為會員：同樣是捕魚實體，在不同組織裡的名字並不一樣。2019年，各會員首度就下一年度的秋刀魚總漁獲上限達成共識。看似只是一個數字，背後卻是資料、模型與捕撈利益的反覆協商。

洪伯邑把這個過程稱為「科學化的領域性」：國家不必在海上畫出實體疆界，也能透過資料、模型、配額與規則建立資源秩序。魚不看地圖，但人們仍得用數據替牠畫出一張可以談判的地圖。

遠在公海的漁船，國家怎麼看得見？

要管理一艘遠在公海的漁船，國家得先看得見它。2015年，歐盟對臺灣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制度發出黃牌警告。臺灣隨後通過俗稱「遠洋三法」的法規，強化船位監控、港口檢查與電子漁獲回報；2019年，歐盟解除黃牌。

「在漁業署的漁船監控室，巨大的螢幕上標出臺灣漁船在大洋上的位置。」洪伯邑說，國家的管理力量也能跟著漁船移動，延伸到遠離臺灣的海面。船位回報器定時傳送位置，船員也以電子漁撈日誌申報魚種、漁獲量與卸魚資訊；遠洋作業於是成為臺北螢幕上的點、線與數字。

這些資料也可能成為判斷違規的證據。曾有船公司以冷凍設備故障為由，主張必須緊急轉載漁獲；主管機關卻從電子漁撈日誌發現，申報故障期間仍有漁獲進入船艙，認為情況並未急迫到無法事先申請。

然而，「看得見」不等於「完全知道」。船位只能顯示船在哪裡，未必能證明船上發生什麼；電子日誌也可能因設備、海況或操作留下空缺。漁民更未必樂意時刻被看著。一位受訪者反問：「如果你的位置隨時被家人掌握，你會自在嗎？」

洪伯邑與研究團隊因此指出，遠洋漁業治理不是一路從模糊走向完全透明，而是在「精確」與「模糊」之間反覆協商。國家在海上現身，不只靠巡防艦艇，也靠一條條從漁船傳回陸地的資料。

從東南亞茶山到芳苑潮間帶

洪伯邑來自彰化芳苑，早年的研究卻一路走向臺灣之外，追蹤茶葉如何在臺灣、東南亞之間移動，又如何改變邊界、技術與地方生活，成果集結為英文專書《Routes of Taiwan Tea: Mobility, Borders, and Territoriality》（2026年7月由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

洪伯邑早年追蹤茶葉在臺灣、東南亞之間的移動，成果集結為《Routes of Taiwan Tea》。
書封／洪伯邑提供；攝影／陳怡瑄

有一次，父母聽他談完國外研究，反問：「你研究那麼多國外的地方，那彰化沿海呢？家鄉附近這些年變成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我完全答不出來。」洪伯邑苦笑。

這個問題讓他的視線回到芳苑。他發現，從東南亞茶山一路追蹤的問題，也發生在家門口：海水、泥沙、蚵農與漁船持續移動，讓人們必須重新界定海岸屬於誰、可以怎麼使用。

近年離岸風電進入彰化外海，開發商必須與漁會協商漁業補償，但流動的海很難換算成固定界線。漁場隨季節、天候與魚群改變，潮間帶的泥沙、水路與蚵田也會因海流和地形移動。當海域被換算成風場範圍、海纜路線與補償金額，誰的使用經驗會被計算？哪些損失又從制度中消失？

「漁民不好談！」田野裡，洪伯邑聽過開發商這樣抱怨。但他認為，難處未必在漁民不好溝通，而在於開發商不知道該怎麼談：潮間帶不像田地有地籍與明確邊界，沙會流動、蚵田會移位，一套習慣以固定面積和產權計價的談判方式，到了海邊就失靈。

家鄉潮間帶與遙遠公海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科學家用資料估算秋刀魚，監控中心把船隊化為螢幕上的光點，芳苑則把流動的海域換算成面積與補償金額。這些工具讓海洋可以管理，卻也可能遺漏難以量化的關係。

「在陸地上，我們習慣用地圖和地籍界定範圍。但到了海上，魚群、潮水、泥沙和人的活動都會移動。」洪伯邑說，「邊界不明確，不一定只是管理缺陷；有時候，它也為不同的人留下繼續協商的空間。」

彰化芳苑王功漁港的芳苑燈塔與風力發電風車。
圖片來源／wikimedia

從一片生魚片，看見臺灣與世界

從芳苑潮間帶到北太平洋公海，洪伯邑看見海上的問題很少單獨發生：魚群受環境變遷影響，船隊受市場價格、國際配額與地緣政治牽動，沿海居民則同時面對綠能開發、生態變化與生計轉型。這些風險交纏在一起，最後落到漁民與船員的日常。

這也是他目前研究的方向：追蹤地緣政治、環境變遷與市場波動如何共同塑造臺灣農漁業，並觀察遠洋漁船如何透過港口、冷鏈、海外基地與國際組織，把相距遙遠的海域連在一起。對他而言，印太不是先畫好的區域，而是在這些移動與交涉中逐漸形成。

若從海洋出發，沿著漁船、魚群、數據與港口移動，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個臺灣：它不是位於世界的邊緣，而是在一條條跨海連結中參與區域的形成。而這一切，都可以從餐桌上的一片生魚片開始問起。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