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定義「女人」？中研院陳湘韻談「概念改良」與身分的召喚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出自1599年至1602年間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場，是主角哈姆雷特對母后改嫁的憤慨感嘆。

四百多年來，這句話曾被錯誤引用為激進的仇女言論，但它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社會對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如今，如果有人再用同樣的方式描寫「女人」，肯定會被網友「出征」。從莎士比亞的年代到今天，光是「女人」這個詞的用法，就經歷了許多轉變。

但，一個名詞而已，會有什麼問題嗎？

該如何定義「女人」？
繪圖／張力予

你是誰？我是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湘韻提到，有些稱呼會把人召喚進某一個位子裡，讓人清楚意識到，原來自己一直在不同的身分之間切換。

「某次我跟孩子一起參加活動，臺上的主持人問：『有沒有人有問題？』我確實有想問的問題，於是就舉起了手。對於從事學術工作的人來說，有問題就問是很正常的。」

陳湘韻憶及，「主持人看向我說：『好，這位媽媽，有什麼問題？』我當場心中楞了一下。」

「平常舉手時，我通常被稱為『陳博士』、『陳教授』，現在則被稱呼『這位媽媽』。這個說法當然也是正確的，卻也讓我不禁想著，當媽媽的我，與做研究的我，是同一個我嗎？當我有很多身分時，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嗎？」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之下，陳湘韻進一步思考：如果語言本身會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當人類對自我、對他人、對事物的描述，版本一再出現歧異和變動時，我們又是如何知道，彼此在討論的，真的是同一件事情？更廣闊的來說，我們是否只能被動接受既有的說法？還是可以主動調整語言？

陳湘韻體認到，雖然僅靠語言本身無法改變社會，但語言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攝影／陳怡瑄

語言的力量

陳湘韻近年來的研究核心，橫跨語言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而這兩個領域交會的地方，正是我們習以為常、以為只是「稱呼」的詞彙──包括了名詞（nouns）跟「代名詞」（pronouns）。

以代名詞（如：中文的「她/他/它」、英文的 “she/he/it”等）來說，語意內容似乎很少，但放在具體語境中理解時，就可能產生十分有趣的解讀空間。有時候，我們會搞不清楚同一個代名詞指的到底是誰。

例如──「小明告訴小華，他考上了研究所。」

這裡的「他」可能是小明、也可能是小華。語法上兩個都通，語意上也都合理，所以代名詞所指的對象，其實需要識讀語境。

也就是說，即使看似最單純的語言單位，我們也很難完全依靠「詞本身」來理解意思，而必須仰賴情境、習慣，甚至我們對世界的既有認識。語言並不是一套穩固不變的標籤系統，而是一個不斷被使用、被修正的過程。

繪圖／張力予

「當語言工具被用來描述『人』時，理解上的差異是個問題，但更關鍵的是使用語彙的人，會進一步牽動現實世界的分類與對待方式。像是『女人』這個詞，用來指稱某一群體之外，它同時關係到倫理、政治、形上學與知識論信念的綜合展現。」

陳湘韻將語言與概念視為可以被檢視、甚至被修整的「表述工具」，認為哲學不應只停留在描述這些詞現在如何被使用，更應進一步思考：這些用法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不正義？如果是，我們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式。

性別和性別詞，能分開嗎？

陳湘韻深受哲學家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影響，其提出「改良型計畫」（ameliorative project），又稱為「概念改良」（conceptual amelioration）。

「傳統描述型的哲學工作，是把我們現在使用的概念攤開來看清楚。有些研究試圖切分『性別』和『性別詞的使用』，好像只要把兩邊各自說清楚，就能避免爭議。」陳湘韻以「女人」這個詞為例解釋：「他們會詢問『女人』指的是誰？背後預設了哪些標準？但問題是，這樣切分，真的讓『女人』變清楚了嗎？而改良型的哲學分析，則偏向探究這些標準公平嗎？它們有沒有對某些人造成排除或壓迫？如果有，我們應該怎麼調整？」

陳湘韻強調，純粹的形上學與語意學，無法有效回應性別議題中最關鍵的「規範性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如果一個政治意義很強的詞彙，被當作純粹的文字來解析，爭議就會變得瑣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爭議如此深刻、如此充滿情感張力。語言不是中性的工具。當我們使用一個詞，我們不只是描述世界，也參與其中。」

綜合哈斯蘭格和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分析，陳湘韻指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觀察或想像個體的生殖特徵（比如女性的身體特徵），然後以此將個體劃分到「女人」這個社會位置。這種認知的結果，就是社會要求每個人遵守所屬位置的性別規範（像是穿著、言行）。所以，當有人表現出不符合期待的行為時，社會就會透過「性別糾察」（gender policing）來確保這些位階關係的穩固。這套機制強化了「性別有標準答案」的觀念，維持既有的支配與從屬關係，防止有人挑戰性別二元的結構。

所以我們如果只討論「女人」這個詞現行的定義和使用範圍，那很容易忽略了這些社會與政治上的爭議，以及背後的規範性問題。

陳湘韻自言，做的是關於性別的語言哲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並不完全相同。
攝影／陳怡瑄

改良「概念」，可以改良社會嗎？

「不過，我不會說這個說法就是『女人』的最後定義。」定義需要提供充分以及必要條件，也會面臨反例的挑戰。「假使把『女人』定義成『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那如果有不受壓迫的女性──譬如英國女王，或某些跨性別女性──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而且，『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這個說法，不一定符合所有女性的內在感受，也可能對身分認同造成負面影響。」

陳湘韻主張，討論「女人」不該停留在「描述壓迫」，而要建構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以團結（solidarity）為核心，重新思考「女人」的意義。這樣的概念會更有彈性，能包容多元背景，也賦予個體能動性（agency），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社會的「糾察」。

「真正的團結，是因為我們認可彼此的差異，卻選擇為共同的理想站在一起。」陳湘韻提到，不同種族、階級、性傾向的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都應該能在某個理念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成員資格不是固定的標籤，而是隨著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奮鬥目標，不斷協商、不斷重塑的過程。

例如「育兒」為什麼該是陰性化的？「勇敢」為什麼被放在「陽剛」的範疇？陳湘韻認為，這些連結不是天經地義，它們依附於特定的社會架構，因此也有重新配置的可能。哲學的任務，除了診斷現行實踐的謬誤，更是為「女人可以且應該是什麼」，描繪出一個值得努力的願景。

然而，陳湘韻也提醒，「僅僅改良概念，不足以改變社會」，因為讓社會真正包容與自省的，不會只是語言跟概念，是涉及各種面向的改革。

他以幾年前的臺大經濟系系學會選舉文案為例，當有大學生在正式政見中提出：「LGBTQ與狗不得在會辦中打傳說對決」、「原住民、僑生、體育生入學名額減少」。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即使語言上已經使用了「LGBTQ」、「原住民」等改良調整過後的詞彙，也不表示人們就會因此校正或消除內心的歧視。

所以，我們不能把「概念改良」當成完整的實際改革，以為改幾個詞就夠了、從此不必再做什麼。概念改良有其價值，但若沒有配套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語言調整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最終口惠而實不至。

如果想聽懂一隻老虎說話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一書中有一句話：「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牠。」

維根斯坦相信，理解語言需要共享的背景，如文化、生理和習慣。獅子與人的生活形式迥異，導致我們即使聽見牠們的「語言」，也無法產生共鳴。

如果只把焦點放在語詞本身，很容易誤以為爭議來自「說了什麼」，但陳湘韻指出，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人們對公平、權利與認同的不同想像。語言之所以反覆成為爭論焦點，正是因為它承載了這些尚未被釐清的價值差異。

「與其追求一個終極正確的定義，不如正視彼此的分歧，然後嘗試找到可以一起前進的方式。」語言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願景的語言是蒼白的。陳湘韻認為哲學的任務除了釐清語言，更應在指出問題與提出方向之間，持續推動理解與改變。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