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街歷史找尋「臺灣性格」──專訪中研院林玉茹研究員

臺灣島四面環海，雖然島內具備獨厚的地理、氣候和特殊物產，但仍需要和海外其他地方交換各種日常用品，非常倚賴進、出口貿易機制。因此，臺灣自古海上貿易往來頻繁，港口發展和脈絡就成為獨特的歷史地理景象。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專精於清朝臺灣史、海洋史研究，她提到：「海洋是無比廣大的空間，人面對海洋這樣的母體，讓我興味盎然。對我來說，歷史研究是時間的科學，從各種文獻資料挖掘出被埋藏的線索，拼湊出真實，還原過去時代的背景與樣貌，以恢復具有意義的歷史圖像。」

林玉茹以專書《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深刻剖析港街與臺灣社會的密切關聯，帶領讀者回到十七世紀，看臺灣如何進入國際網絡，找尋自己的生存之道。
攝影／汪正翔

向海立生的臺灣

「臺灣是海島型經濟體，北方盛產米、南方的糖產量高，臺灣人種植的農產品，主要不是當作食物，而是視為商品，所以許多日常用品必須透過交易獲取。這是貿易、出口導向為主的海島型經濟型態。」

林玉茹提到，荷蘭、鄭氏王朝時期，向世界開放的臺灣，到清朝治理初期（1683-1783年），臺灣被允許僅一個「正口」──鹿耳門（今臺南安平）得以對外交通和貿易。她說：「此時臺灣港口的貿易與管理，除了政策開放的正口之外，另有島內沿岸港口間彼此貿易，但不得與中國運通。」

到18世紀中葉，臺灣米穀產量大幅提升，中國缺米地如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等沿海城市需求量大，原本只在島內港口運輸的臺屬小商船，耐不住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越過正口，對外走私米穀，導致『私口』紛紛出現。

乾隆49年（1784）、53年（1788），清廷陸續將鹿港、八里坌，加上原有的鹿耳門，開放三個與福建對渡的口岸，也難以杜絕私口運營，林玉茹便發現當時的私口多達15處。19世紀之後，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愈弱，財政體系崩潰。道光43年（1843），為了課稅需求，開放中國寧波、乍浦與臺灣貿易，正式終結了長達160年僅限臺灣與福建正口對渡的制度，此後直接與華中地區交易。

1860年，因清廷簽署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開放安平、淡水、打狗及基隆等港口，開啟了全面自由貿易的時代，貿易圈更擴大到日本、東南亞各地。

地方自治色彩濃厚的臺灣港街

正口得以向進出口船隻徵收正式規費，分「文口費」和「武口費」。每當有外地船隻靠港，地方文職人員登船查驗出入證明，出口時則徵收文口費用；另一方面，地方武官檢查是否有走私品等違禁情況，徵收武口費。

滿清中葉之後，國家財政幾乎崩潰，各省地方官員都得設法自行籌措財政經費。帝國邊陲的臺灣各廳縣，要如何自籌經費呢？加以，清代臺灣知縣兩百多年均未調薪。簡單來說，就是知縣的荷包，得自己想方法。林玉茹提到，地方官員的津貼大半由抽文口費而來。因此，極力開放可以對外貿易的港口，變成小口，而徵收更多的口費。

16到19世紀，全球為數眾多的貿易船隊途經臺灣口岸。圖為約1600-30年代正從荷蘭啟航的帆船。
圖片來源／wiki

淡水廳率先開放轄內港口逕行對外貿易，其後各縣廳無不跟進。1850年代，考量到地方經濟發展，還有文口、武口等的收入，在臺灣道、地方縣廳的默許之下，西洋船隻已可到各港貿易。因此港口管理變成中央、地方政府雙軌制，各地以港口為中心形成街市聚落，更加繁榮。

林玉茹進一步說明：「清代臺灣陸路交通不便、沿岸又因礁石和季風因素航行困難，使得『小口』成為地區的商業中心。後來臺灣正口的數量雖然擴增，但仍然難以應付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再加上正口制度早不符合時代潮流，而地方官員又想要提升自己的收入，小口的解禁，勢在必然。地方自治色彩濃厚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同特色的地域社會。」

港街族群和結構的改變

港街原先都是原住民聚居地，16世紀之後漢人大量從中國來此移墾，港街也就成為番漢兩股勢力的最初接觸地。

「隨著漢人勢大，以番社為名的港街也逐漸轉為漢街。」林玉茹指出，少數如麻豆街等港街，雜揉番漢元素，既有麻豆社的檳榔宅型態，也有漢人街村，形成獨特的聚落。「但麻豆社後續配合勞役、課餉和協助作戰等事務，以及讀書識字的漢化風潮，番社逐漸弱勢或遷移，也變為漢人社會為主。」

此後幾次大水災、河流改道，民眾圍築魚塭、鹽田，以及長年淤積等影響，讓18世紀前臺灣南部的潟湖──倒風內海、臺江內海，漸次消失，許多港道也因為淤塞，失去了對外貿易的機能。麻豆港亦然，但麻豆位居南北交通要道，又是糖、米集散地，所以仍舊保有商業中心地位。

今蔴荳古港文化園區便是過去麻豆港的所在地。圖為麻豆水堀頭遺址中的三合土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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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8世紀以降，閩人、客家人等族群在臺灣的衝突越發激烈，甚而引發大規模械鬥，雙方死傷慘重，也對港街發展造成衝擊。

林玉茹以竹南三堡（今臺中北部及苗栗三義南部）為例，本是以閩人苑裡街為中心的苑裡堡，後因械鬥，市街遭焚燬，以及內山樟腦、茶葉大發利市，經濟地位被粵人的通霄街取代，可見族群意識、利益爭奪下的勢力消長，對港街社會所造成的巨大改變。

從港街到全島的媽祖與王爺信仰

不同族群同時帶來其信仰文化。臺灣的宮廟香火鼎盛，如今西南海岸地區尤以媽祖廟和王爺廟的信眾最多。林玉茹指出，早期的漢人寺廟是觀音、福德、關帝廟。媽祖信仰是清代在臺灣紮根，直接理由是康熙皇帝將媽祖從天妃晉升到天后，施琅把寧靖王府改為大天后宮，之後明訂為正式祀典。乾隆中葉後，媽祖廟更成為港街信仰的中心。

另外一個在嘉義到臺南西南海岸地區非常重要的信仰，便是今臺南市北門區的南鯤鯓廟──王爺廟。早在清代已是臺灣的「王爺信仰」中心。

林玉茹說：「王爺信仰從中國的送瘟神習俗而來，康熙年間福建近海庄民，以木船作為王船，放其出海，漂流至倒風內海，希望能夠消災解厄。後因神蹟靈驗，落地生根，成為出海漁民的心靈依靠。」

以南鯤鯓廟為中心的王爺信仰，何以持續擴大影響全島呢？

嘉慶11年（1806年），海盜蔡牽再度進襲臺灣府城，南鯤鯓是主要戰場之一，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率軍擊退蔡牽，從此平步青雲，王得祿認為是南鯤鯓王爺神威庇佑，贈匾給重建於槺榔山的南鯤鯓廟。其後，陸續有駐臺最高武官贈匾致敬。

林玉茹解析道：「這代表了官方認證，也就是說王爺取得了正統神格，不再是地方迷信。清中葉道光年間，臺灣府城每年的迎南鯤鯓王爺，逐漸發展成當地盛事。咸豐年間，從南鯤鯓廟分香的廟宇甚多，包含麻豆街興建保安宮、每年定期有進香的風俗，也愈發擴大王爺的信仰圈，已足以與媽祖信仰分庭抗禮。」

由於臺灣府城、鹽水港街和麻豆街透過內海網絡密切聯繫、累積財富，五王信仰也因此傳播。王爺更去除中國原鄉的瘟神性質，在臺落地生根，成為地方守護神、保境安民之神。

早期五府千歲具有瘟神色彩，其信仰被視為邪祀，不具備正當性。日後逐漸為信眾接受，演化成如今的燒王船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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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街歷經清初關帝廟、清中葉媽祖廟到清末王爺廟的信仰勢力變化，成為王爺信仰擴張的典範，是倒風內海聚落中王爺廟最多的，也是五王信仰取代媽祖信仰的唯一港街。林玉茹總結：「這可能是由於麻豆街有漢化的社會型態演化過程，以及失去港口機能飽受洪水之患，更加強化王爺崇拜的需求。」

日治時期鼠疫蔓延，原型為瘟神、能夠除疫保平安的五王信仰影響力愈發擴大。大正年間（1912-1926）的王爺出巡路線遠至澎湖。昭和8年（1933年）紀錄到參拜人數，一天可達3萬人之多，信眾遍及全臺。

獨特的臺灣性格

港街是一個體系，有生態性層層疊加的結構，不同的族群也有著截然不同的飲食、生活習慣和信仰，文化特色大為殊異。港街文化、樣貌和信仰型態也隨之變動。

1860年後，臺灣南北各有兩個條約港（基隆、淡水和安平、打狗），容納了區域性港口的多樣式物產，互動頻繁，又能直接到中國貿易，變成區域性經濟圈，更形成非常特殊、既從屬又分立的雙重貿易結構。

作為國際商品的茶、糖和樟腦，都集中於南北兩邊的條約港，再對外輸出，國際貿易量大，資金鉅額，洋行林立，西方的資本、技術、金融制度和商業文化也相繼進來。於是臺北有錢莊、匯單館；打狗和臺南商人則最先透過銀行交易和融資。臺灣商人藉由地緣優勢，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出口，搖身一變能與洋行抗衡的大資本家，躍升到國際市場，創立貿易公司。

林玉茹說：「經濟是人類發展的原動力，而港口在這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清朝在開港後，臺灣面向世界的必然性也越來越高，累積更多文化發展的能量。」即便後來因為泥沙沖刷淤積，港口機能喪失，但作為地方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並沒有動搖。

港街的人文生態之複雜，不是只有漢人之間、漢番等大小族群的競爭，還要加上各種進口的外國產品、知識、技術和文化的多樣撞擊，讓港街愈加異化和深化，也往往是各地域的領頭羊。

透過清代臺灣港街發展的脈絡，林玉茹從全球史視野，尋求「臺灣的性格」。
攝影／汪正翔

臺灣是多文化的熔爐，揉和了原住民、荷蘭、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多元文化，形塑出臺灣人的獨特包容力與豐富感受力。歸根究底，出口貿易導向性格，積極冒險的臺灣，始終在尋求與世界接軌、交易的可能性，擁有充沛而活躍的生命態度。

林玉茹肅然說道：「向海，就是一種全球史觀點下的姿態，讓我們可以看到前人如何藉由海洋、航運討生活，進而探究臺灣人如何形塑為如今的模樣。」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