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道德感嗎？陽明交大鄭雅薇從社會神經科學探討「道德感」

身屬於現代社會的我們，除了法律制約了大多數的犯罪行為之外，「道德」的規範，同時也是每個人在思考判斷乃至言行舉止之時，所考慮遵循的範疇。

但是，人們真的有與生俱來的道德嗎？應該衍生的問題是，人類的腦中，是否真的有「道德感」正在運作呢？

每當有駭人聽聞的社會案件發生時，社會輿論總會分成兩派，爭論犯嫌的量刑是否過重或過輕。這是臺灣屢見不鮮的道德難題，也是許多專業與非專業人士齊聚的爭議戰場。

最主要的原因是：該如何真正理解犯人的心理，是否還有「良知」，進而判斷「有無教化之可能」呢？

該如何真正理解犯嫌的心理，判定「有無教化之可能」呢？
圖片來源／visualhunt

不管是「良知」還是「道德」等諸多說法，不外乎都在探討人一旦曾經做錯了事，是否能有第二次機會。過去已經有非常多從哲學、心理學等面向，研究「人們是否具備道德」的課題，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都相繼挖掘出新的視野與論點，不過國立陽明交大神經科學研究所鄭雅薇教授從社會神經科學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試圖從科學角度釐清人們腦中的道德感運作模式。

社會神經科學：將人際互動視覺化、數據化

對鄭雅薇而言，與道德有關的議題令她非常感興趣，每當社會輿論沸沸揚揚時，她總會思考：是不是可以透過社會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來了解人的道德感呢？

社會神經科學不是一門新的學問，如膚電阻搭配自評問卷量表，對應社會心理學的現象，已經行之有年。鄭雅薇提及：「社會神經科學並非新創的科學，卻能讓道德、同理心等過去歸屬心理學、哲學範疇的議題，更加科學化，進一步得到驗證。」

社會神經科學與神經科學相似也相異。相同的是，兩者都會使用眼動儀、腦波、fMRI等儀器協助測量人類腦部活動時的狀態，得到對應的影像圖片與數據。相異的是，兩者關注的對象不同。神經科學關注的是一個人怎麼說話、如何感知；社會神經科學則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互動，腦部會出現哪些活動。

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以社會心理學理論「演員-觀察者的不對稱性」（actor-observer asymmetry）探究一個人，在成為動作行為人和評判行為人對錯的旁觀者時，有什麼不一樣的反應。該理論強調個體觀察他人的行為，推論出行為原因、因果關係時，會受到個體是行為發動者（第一人稱）或觀察者（第三人稱）的影響，可能會產生不同做出不一樣的「歸因」。

考量研究倫理，鄭雅薇研究團隊考量實驗不能夠真的動手傷人，因此花了巧思運用「連續圖片」的方式，取得他們要的實驗素材。

「我們將一個連續動作拆分為三張圖片，以『一個人手上拿著鐵鎚，一個人的手放在鐵槌之下』為第一張圖。第二張圖片動作是鐵鎚已經敲到另一個人的手；第三張圖則是動作已經完成。」鄭雅薇解釋團隊刻意將第二張動作的時間調短，進而控制動作的逼真感。

之後，團隊給予受試者相關的情境，當受試者是第一人稱、動作行為人時（actor），便讓受試者選擇是否要按鈕去啟動接下來可能造成他人損害的事件。再觀察受試者是第一人稱動作行為人時，腦中的同理心、道德區塊如何進行活動？

另一個情況是，讓受試者成為觀察者（observer），讓他們觀看圖片，測量他們的同理心，並讓受試者去評價動作行為人。

「實驗得到一個結論，當受試者是動作行為人時，受試者會為自己的行動找很多解釋的理由，但當受試者是觀察者時，則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些偏見、誤會，進而提出性格上的解釋。」倘若以「隨手丟垃圾」的情境作為例子，動作行為人很容易會有「因為我找不到垃圾筒所以才亂丟垃圾」的卸責歸因；但當觀察者看到這個情境，可能就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個標籤，認為對方是「沒有公德心、道德感低落，所以亂丟垃圾」的指責。

當受試者是動作行為人時，受試者會為自己的行動找很多解釋的理由，但當受試者是觀察者時，則會對動作行為人有一些偏見、誤會，進而提出性格上的解釋。
繪圖／李昀

有個別差異的道德感

過去要了解一個人的道德態度，使用的都是外顯性的自評量表，但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認為，這類外顯性的自評量表不一定可以呈現出人的道德態度。團隊更想了解的是一個人的內隱道德態度（implicit moral attitude）如何影響一個人的道德判斷與行動。

內隱道德態度指的是個體在某種道德情境下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或行動，有時受到同溫層、教育和法律規範等外在影響，個體平常未必會表達出來。唯有在面臨道德兩難或是時間相當短的限制下，才會不假思索的表現出內心真正的想法。

是以團隊進行改良，將道德判斷的實驗刺激圖片（即是前述拿鐵鎚打傷人的手連續圖）加上相關的文字如：「拿鐵鎚打人會讓人受傷，是不對的」、「拿鐵鎚打人，是一種合理而且必要的處罰方式」等說明進行扣合，測量一個受試者的反應是不是一致。實驗後會得到一個「D-score」（Difference Score，差異分數），代表同一個個體觀察不同道德情境後，乃至做出行動之前的反應時間。

實驗按照結論可以簡略的分成兩群人，一群人是面對道德情境與道德描述文字是否能夠吻合時，做出反應的時間差異很大。如前述所說，「拿鐵鎚打傷人的手」圖片呈現，再加上「拿鐵鎚打人，是一種合理而且必要的處罰方式」的文字，對這群受試者來說因為是道德概念不一致的情境，會需要花更多時間在腦內進行處理、做出最後判斷；但相對另外反應時間比較低差異的受試者來說，面對道德概念與情境的變化，顯得較具有彈性。

鄭雅薇與其研究團隊運用「連續圖片」的方式，取得他們要的實驗素材。
繪圖／李昀

鄭雅薇分析道：「反應時間差異大的人啟動比較多是腦內的邊緣系統，掌管情緒的部分。反應時間差異小的人啟動的比較多是前額葉皮質區，屬於理性思考的部分。這個實驗結果，讓大家知道，道德不是一個情境的差異而已，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個體在做出道德判斷時所啟動的情緒、理性的機制也有所不同。」

道德感是否會被影響？能否被訓練？

由此，筆者產生一個延伸的問題是，當人們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時，會否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呢？鄭雅薇指出：「僅有會做出理性判斷、較有彈性的人，會因為有人觀察而改變自己的做法。」

不過鄭雅薇進一步提到，有可能存在某種方法，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道德選擇：「所以接下來我們想要探究，以人為的方式進行腦部刺激，需要放在腦部哪一個位置可以讓人做出不同道德選擇。」

鄭雅薇與其團隊嘗試過穿顱直流電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簡稱tDCS）在受試者右邊顳葉頂葉交界處部位進行刺激，穿顱直流電刺激促進或抑制腦中右邊顳葉頂葉交界處的活動，觀察反應時間大的人和反應時間小的人會有什麼不同道德抉擇。鄭雅薇強調，兩種人在不同的狀況下，可能有不同的優勢展現，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正義魔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隨情境調整的道德變色龍。

一般大眾所遵循的道德規範，都是自由心證的，可能因此產生許多不必要的人際誤會和摩擦。從鄭雅薇的研究也許可以提供給我們另一種思考途徑，即使在客觀的數據、科學的測量之下，能得出「道德」的相對值，但對人們在情境之中發生了什麼事、導致他做出了怎樣的判斷與決定，也都有必要列入考量。誠如鄭雅薇提及：「如果我們理解一個人，能從他的環境脈絡出發，稍微放下一些主觀的想法、歸因的偏見，也許我們看到的感受，將會更加貼近事實。」

鄭雅薇說：「如果我們理解一個人，能從他的環境脈絡出發，稍微放下一些主觀的想法、歸因的偏見，也許我們看到的感受，將會更加貼近事實。」
照片提供／鄭雅薇

採訪撰文／艾彼
編輯／張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