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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文哲所李育霖教授近年將研究的範圍擴及生態與環境議題，探索文學家如何以各自獨特的觀察方式，刻劃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感知經驗與情感。
拍攝／林俊孝
自然文學，就是書寫「自然」的文學。當代臺灣的自然書寫，首先表現在對昆蟲、動物的描寫，如作家吳明益（1971—）考察蝴蝶；詩人劉克襄（1957年—）觀察鳥類；文學家廖鴻基（1957年—）與鯨魚、海豚對話，以及蘭嶼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1957—）關注飛魚和海洋生物等等。
但他們的描寫並非像生物學家、生態學家那樣客觀敘述科學知識，而是以獨特的觀察方式與寫作風格，刻劃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感知經驗與動情狀態，捕捉彼此之間共鳴的旋律。
中研院文哲所李育霖說：「用文字捕捉感受，是文學的專屬任務──如何怎感受？怎樣感受？以及互相感受？而自然書寫，就是文學家在自然環境中，捕捉感受的文字記錄。」
於是作家不約而同地從人類的居住地出走，徒步、航行、飛行、跋山涉水，投入原野、荒原、山丘、湖泊、天空與海洋，反省「以人類為主體、動物為客體」的認知結構。他們拋開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重新認識動物與環境，進而重新認識自己，以及人類文明。
自然書寫是走出來的
作家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以「行走」為基礎，要求作家不要只待在書房、圖書館或博物館寫作，而必須走入田野、山林、荒野之中。他騎著腳踏車，穿越臺灣的島嶼，用肌肉的酸痛，去記錄旅程中所見所聞。
吳明益將自然書寫視為一種「行書」，他說：「行走之書，是寫信給你與蓋婭（蓋婭Gaia：古希臘神話的「大母神」，是一切神祇與生靈的母親）的書信，是腳步、思維與筆合構的『土占』。」當肉體在行走的時候，意識也在行走，而書寫就是「凝止的符咒」。他以詩化的語言，描寫他在動態中感知的自然，表現生態的感性或情動力，捕捉其「靈性」。
作家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以「行走」，期待作家不要只待在書房，必須走入山林、荒野，用肌肉的酸痛，去記錄旅程中所見所聞。
圖片來源／unsplash
李育霖指出，吳明益對蝴蝶的描寫尤其著名，他用文字、照片、手繪捕捉蝴蝶的身影、色彩、姿態、習性、棲地與遷徙的路徑，記錄他對蝴蝶的迷戀與想像，取代把蝴蝶做成標本的研究行為。他認為，體驗自然不只是讚嘆美景，還必須去撫觸它的暴烈、變動與複雜。所以透過書寫，把人類對生與死的想像，摺入蝴蝶的華麗和腐敗，將自己的靈魂探索與蝴蝶的遷徙相對應。
在行走過程中，吳明益與蝴蝶和其他物種產生特殊的情動連結，與天氣、路面、地層、山脈等地理因素，乃至神話、歷史與傳說等等，形成一幅人與自然的情感交織。
吳明益更將自己的自行車旅程，與「香魚」溯溪繁殖的過程類比。溪水從上流淌下，而他要往下踩踏、往上攀爬。他模仿香魚利用側線觸摸著一切障礙物，從容避開濕腐的落葉，或斷枝散落的斜坡，讓他感覺「我是香魚」。
李育霖分析道：「過程中，『我』不再是與香魚對照類比的主體，香魚也不是我投射的對象，『我』就是『香魚』。」於是，人類感知的主體消融了，「我－香魚」的新主體，就在行走中構成。
自然就是我，就是臺灣
生態文學家書寫自然，然而他們的自然，往往隱喻、甚至等同於自己或臺灣。
比如詩人劉克襄愛鳥，有「鳥人」的綽號，常去賞鳥，寫了很多關於「鳥」的詩文，以至於他的體態和行為舉止也很像鳥類。李育霖笑道：「有人曾說，劉克襄垂臉彎腰、或沉默站立時，完全就是一隻鳥的樣子。他以鳥類的生活作為自己的生活，彷彿鳥類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
在《永遠的信天翁》中，劉克襄將信天翁「大腳」的飛行經驗，「流變」為自己的飛行經驗。信天翁在飛行，主角也乘著滑翔翼飛行，信天翁經歷的地形、山脈、氣流、風速、溫度等，也是主角自己經歷的一切。以至於主角回到臺灣之後，迷上了滑翔翼，卻已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喜歡飛行呢？還是無法忘情於信天翁？
李育霖說：「看著『大腳』飛離鳥島，主角也跟著脫離了從小出生的島嶼。信天翁不但啟發了主角，更讓他流變為鳥，透過飛行開啟了生命的多樣性。」劉克襄的鳥類書寫，不僅是對鳥類生活與環境的關懷，也是對人類、甚至對臺灣的隱喻理解。
詩人劉克襄愛鳥，有「鳥人」的綽號，創作無數「鳥」的詩文，甚至連體態和行為舉止也很像鳥類。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Show this person observing various bird species of Taiwan, in a watercolor hand-painted style, in a horizontal image.
廖鴻基是捕魚的「討海人」，他的海洋與鯨豚書寫，不但涉及生態保護、動物權利、漁業捕撈與經濟問題，更探問人與鯨豚等海洋動物、甚至人與海洋環境的關係。李育霖分析指出，他的文字常有一種離開現實、回歸海洋的浪漫，所描繪的海洋世界，是個可以掙脫在陸地上被制度、規範與人情束縛的烏托邦。因此他認為，為了自由，人必須不斷航行。
李育霖指出，廖鴻基常把臺灣比喻成鯨魚，不但因為臺灣島的形狀很像鯨魚，更因為臺灣是海洋國家，就好像鯨魚在海中航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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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海人一向被視為「補魚」的漁夫，但廖鴻基卻覺得，在海上討生活，其實是在「學習當一條魚」。海洋無法預測，又暗藏極端的凶險，每一次出海，與魚群相遇，都是一次生存的鬥爭。討海人不是獵捕者，而是海洋的一員，走入海洋，就是當一條魚的經驗與歷程。
李育霖說：「廖鴻基常把臺灣比喻成鯨魚，不但因為臺灣島的形狀很像鯨魚，更因為臺灣是海洋國家，就好像鯨魚在海中航行一樣。」因此在廖鴻基看來，臺灣也是個不斷航行的「飄島」，不斷邁向無法預知的未來。書寫鯨魚，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書寫臺灣。
對你們而言是生態，對我們來說是生活
在漢人文化，「自然」與「文明」之間有對立與融合的課題，但從小生長在生態中的民族，對其感受頗不相同。
夏曼．藍波安，是蘭嶼島上的達悟族。由於生活在島上，他對自然的理解，也跟漢人的大陸思維大不相同。臺灣對他而言是大島，甚至琉球也是大島，他是站在小島上理解這個世界。
李育霖舉例說：「去學校唸書的時候，老師說太陽下山了，夏曼和同學們都覺得好奇怪喔，太陽下山是什麼意思？你如果去蘭嶼就會明白，他們在島上看日落，是『太陽下海了』，沒有下山這回事。」
對達悟族而言，季節的海浪有18種名稱。到海裡捕魚，甚麼樣的魚吃了可以補甚麼，甚麼樣的魚是醜的、甚麼是漂亮的魚，甚麼樣的魚給男人吃、甚麼魚給女人吃，有一整套獨特的生態知識。
李育霖指出，夏曼．藍波安等作家的文學作品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展示不同於文明社會的生態智慧。
拍攝／林俊孝
達悟族有個習俗，就是每個人都要擁有一艘舢舨船。這艘船怎麼來的呢？出生的時候，父親會到後山裡選擇一棵樹，小孩從小陪伴著它，長大以後，就把它砍下來，做成一艘舢舨船下海捕魚。這種流傳幾千年的儀式，也是緊貼著自然的。
「夏曼說，你們漢人有才有『生態』，對我們來說這是生活。」李育霖說明，達悟族的文明系統根植於人與自然的一體性，沒有將自然與人文對立、切分。所以夏曼的文學作品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展示跟所謂的文明社會不同的生態智慧。
臺灣的「自然」是韌性與可能性
至於李育霖，他會研究生態文學，與他的成長經驗不無關係。
「我從小在臺灣南部的鄉下長大，我們家就是農民、漁民，」李育霖深情回憶：「下田種稻啊，養魚啊，在河裡抓魚，在菜市場賣魚啊，在草地上放牛、放羊啊，坐牛車去學校，或是赤腳在田野裡奔跑啊，都是我小時的生活。我們討厭柏油路，臺灣六、七零年代開始，每條路都是柏油路，我們都很生氣，因為夏天很熱啊，腳走在柏油路上很燙。」
李育霖認為，「脆弱」是臺灣最大的特徵之一，但這種脆弱，卻讓臺灣人展現出一種「韌性」，能在無比艱難的條件跟環境當中，不斷找到生存的可能性。
拍攝／林俊孝
由於從小在自然中長大，李育霖對自然災害也最有切身感受：「小時經常都要面對停水停電，海水倒灌，到處淹水。上次颱風來，還把我們家老房子的屋頂掀掉了。」在他的經驗裡，生態是脆弱的，隨時甚麼天災地變，都足以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但農漁民也每每在這些災變中創新改變，愈戰愈勇。
李育霖認為，「脆弱」是臺灣最大的特徵之一：「你去逛夜市，看看那些攤販或是店家的老闆，他們每天心裡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怎麼存活下來？』這也是臺灣在國際上每天面臨的處境──可能一夕之間，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但這種脆弱，卻讓臺灣人展現出一種「韌性」，能在無比艱難的條件跟環境當中，不斷找到生存的可能性。
李育霖指出，臺灣最可貴的就是「韌性」，以及容許各種「可能性」：「在自然界，生物具有多樣性，每個生物、每個物種都可以共存；在這個國家也是，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可能性。只要我們能一直保障大家的多樣性，臺灣就不會被潮流同化、被惡流沖走，而能在世界上保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從生態文學，李育霖悟出臺灣的生存之道。
採訪撰稿／梁偉賢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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