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文欽與跨領域學者聯手合作，採取「讓資料說話」的政治科學取徑，解碼中國深具特色的「戰狼外交」。
攝影／林俊孝
說起「外交官」，大家心中應該會浮現溫文儒雅、恭敬得體的文官形象。畢竟國際外交場合上，一派和諧的握手合照是常態，罕能見到針鋒相對的言語。也正因如此，中國深具特色的「戰狼外交」動輒引起全球各國媒體熱烈報導，也讓政治學者產生濃厚興趣。
回顧「戰狼外交」名號由來，源自2015年上映的中國電影《戰狼》。當時中國外交策略開始漸趨強硬，從國際媒體到社會輿論便順勢以此詞彙生動描繪，後來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都承認「戰狼」的形容。
然而，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文欽解釋：「只要在情勢必要時，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動用較具侵略性的外交風格，這在學理上稱作『強勢外交』。」爬梳歷史，早期蘇聯的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1971）在聯合國當眾拿皮鞋敲桌；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由於不滿美國貨幣政策，揚言派軍艦去將運回黃金，都是強勢外交的案例。
不過就國際政治慣例而言，中國至今長期且穩定輸出的強勢外交策略，仍屬特例。為什麼比起他國外交人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駐外大使往往更常脫離溫良恭儉讓的典型腳本，採取強硬的態度與外交辭令──而且似乎在Covid-19疫情後越演越烈？這樣的外交策略，又會對周邊國家的民眾觀感產生什麼影響？
不同以往著重政策分析的研究傳統，吳文欽與跨領域學者聯手合作，採取「讓資料說話」的政治科學取徑，解碼中國強勢外交的緣由、手法與效果。
中國外交怎麼研究？先翻開大使們的履歷表
吳文欽指出，民主國家通常會實行一定的資料開放措施。相對而言，威權國家的內政與外交研究，則需透過相對間接、迂迴，甚至仰賴一些創意的管道取得資料，才能夠旁敲側擊，從不同角度窺見國家機器運作的全貌。
由於中國外交體制的官方資料公開透明度有限，吳文欽決定著手建立一個資料庫，蒐集過去20年中國駐外大使的個人履歷，藉以觀察中國外交人事安排的慣例與變遷。而在研究團隊努力下，目前累積了近七百名（將近一千人次）中國大使的資料，記載他們擔任大使前擔任的職位，以及卸任大使後的去處。
吳文欽解釋：「駐外大使身為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實踐者與代理人，必須是政權主導者可以信任的對象。因此大使的派任模式，也就能反映當下中共領導者的政治意念。」
吳文欽蒐集過去20年中國駐外大使的個人履歷，藉以觀察中國外交人事安排的慣例、變遷，也反映當下中共領導者的政治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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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橫跨中共不同領導人時期的大使資料，吳文欽組織的研究團隊發現，習近平（1953－）時代的大使派任方式，明顯不同於胡錦濤（1942－）時代：「一項重要的觀察指標，是政府任命大使時，究竟選用了現任既有的舊大使，還是『首次擔任大使』的新人。我們發現，習時代比起胡時代更常任命『新大使』，很可能意味著要大幅度改變外交政策的企圖。」
在中國的駐外大使等外交人員各就各位後，他們又會展現怎樣的行為模式？
接著，分析中國最會用推特的一群人
在人手一機的時代，網路與社群平臺成為政治上的兵家必爭之地。吳文欽指出，中國外交官在推特（twitter，現更名為X）上的發言、轉推等行為，可說是極具價值的研究材料。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網域禁用推特，駐外中國外交官卻越來越常創立推特帳號，以利直接對國際社群釋放訊息。特別在中美對抗架構成形，以及Covid-19疫情爆發後，中國更強烈意識到整飭自身國際形象的重要性。
網路與社群平臺為政治上的兵家必爭之地，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的發言、轉推等行為，更是極具價值的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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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帶一路政策大外宣、否認Covid-19病毒源頭、宣揚國內清零政績，都能看到中國外交官殷勤利用推特宣示立場，『以正視聽』的行為。」長期鑽研威權國家媒體政治的吳文欽補充：「這些發言除了對外，也有一層『出口轉內銷』的意涵。由於缺少民選制度，中共需要藉媒體操作等方式影響國內民眾，來建立統治正當性，而外交人員『一致對外』的姿態，正可達到內部鞏固的政治功能。」
吳文欽更引述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之一，國防大學傅文成教授一項執行中的研究：「隸屬中央的外交部發言人，例如：華春瑩（1970—）等人也常在推特發言。我們好奇，中國駐外人員的官階等級會不會跟他們轉推（retweet）的頻率有關？」目前分析了將近200名中國外交人員以及機構的推特帳號，初步發現職級較低的外交人員（如領事），比高階人員（如大使）更頻繁轉推中央貼文。這可能表示低階外交人員習慣向中央輸誠以求晉升，或者中國外交官僚存在不成文的規範。
戰機繞臺、經濟制裁，到底有什麼用？讓實驗民調告訴你
實行強勢外交時，不論政府本身對於結果的預期為何，這份預期都不一定會實現，甚至可能是反效果。中國強勢外交對周邊亞太國家、尤其臺灣的民眾而言，實際上造成了什麼樣的態度或觀感變化，繼而可能引發怎樣的行為反應？
吳文欽與共同研究者進行了一系列設計精巧的實驗民調（polling experiment），以科學角度嚴謹分析中國特定外交措施的「因果效應」。研究團隊與調查公司合作，將大量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隨機分派至實驗組、控制組，並給予兩組內容幾乎相同，只在關鍵處操弄細微差異的調查問題，如果兩組後續回答出現不同，即可推論是實驗操弄造成的效果。
2020年2月9日上午11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轟6等型機經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中華民國空軍派出F-16全程監偵掌握。中國強勢外交對周邊亞太國家、臺灣民眾，造成什麼樣的變化？可從實驗民調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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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戰機繞臺」為例，吳文欽將受訪民眾分為「中國戰機繞臺組（觀看中國戰機在臺灣防空識別區ADIZ周邊活動示意圖）」、「美國軍機活動組（觀看美國軍機在臺ADIZ周邊活動）」以及「控制組」（只觀看臺灣ADIZ範圍）。接著，請三組人評估：中國進犯臺灣的可能性；如果中國犯臺，美國援助臺灣的可能性；以及支持臺灣獨立與否的態度。
「有趣的是，看見中國戰機繞臺的民眾，並不會比控制組更覺得中國可能進犯臺灣。」吳文欽認為，這可能代表臺灣民眾對此已經「去敏感（desensitization）」了。由於人們早已從兩岸互動與中國在國際上的諸多行徑，體認到中國的犯臺意圖，只是看見其戰機飛來飛去，不會更感威脅，也不會撼動人民的主權立場。
吳文欽繼續分析：「看見美軍繞臺的民眾，則會更傾向相信美國會在中國侵臺時協防臺灣，也比控制組更支持臺灣獨立。彷彿自知有靠山，所以更加自信滿滿──但這個結果恰好呼應美國小心翼翼『戰略模糊』的策略。美國過去向來擔心，如果提供臺灣太多支持訊號，反而可能醞釀出較多挑釁中國、引戰的行為，將破壞臺海和平。」
除了武力威脅，中國也經常對臺灣實施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例如：禁止臺灣農產品輸出中國等，為此政府需要另尋外銷管道。吳文欽看中這個議題不只涉及兩岸，更牽涉東亞周邊各國的多邊關係。如果中國施壓臺灣，其他國家會傾向支持哪一方？
吳文欽分析說：「我們在臺灣以及韓國同時進行了一場實驗民調，模擬『不指名某國（控制組）』或『中國（實驗組）』針對它國進行經濟制裁的情境。結果發現，兩國民眾在中國對外進行制裁的情境中，比起對照組情境中的民眾，更願意支持被制裁的國家、購買其被制裁的產品，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兩國民眾眼中，中國有著相對不友好的形象，故願意支持被中國制裁的國家。」
從臺灣到亞太，眾志成城的中國強勢外交研究
實驗民調能夠建立「因果關係」的有效證據，有助於政治學者探討特定政治措施對社會大眾態度與行為的實際影響，而不僅是依政策內容、官方論述、個人直覺來做推論。
實驗民調能夠建立「因果關係」的有效證據，需蒐集大量數據、資料，從中國外交人員資料的系統性蒐集，到各國民眾的大樣本調查等，才得以做出有意義的分析，更是團體成就的展現。
攝影／W. Xiang
未來還有更多研究正在開展。雖無法直接在中國進行實驗民調，吳文欽預計從韓國、日本、澳洲等九個亞太國家切入，繼續從多重角度探究中國強勢外交的複雜效應。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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