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求：臺大陳翠蓮回望臺灣認同之路

「臺灣，或者說臺灣人究竟是什麼呢？」這不僅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共同思索的命題，更是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動、發展的過程。究竟臺灣島上的人何時開始有了「臺灣人」的集體意識？又是如何形成共同體概念？對此，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認為：「認識過去，就是認識自己。」

生於1961年的陳翠蓮，經歷了臺灣社會與認同轉變的重要時期。從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政治變革，到1980年代的解嚴與民主轉型，這些歷史事件不僅影響了臺灣，也形塑了一代人的思考脈絡。

回憶起當年閱讀黨外雜誌《八十年代》時的感受，陳翠蓮特別提雜誌中一篇〈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的文章，這個取自蔡培火〈臺灣自治歌〉歌詞的標題讓她深受感動：「我們是誰？我們何時開始成為歷史的主體？臺灣何時如何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翠蓮教授
拍攝／馬藤萍

「臺灣意識」的萌芽

「臺灣意識」並非近年才興起的熱門話題，早在上個世紀，一群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便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求索，試圖為這片土地及其人民找到未來方向。在陳翠蓮看來，1920年代正是「臺灣意識」初次萌芽的重要時刻。

當時，臺灣已完全納入日本的統治，隨著社會逐步近代化，有能力的仕紳家庭開始將子女送往東京留學，希望他們獲得先進的知識。這批年輕人，成為臺灣第一代受過完整近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東京見識了日本與國際接軌的強大動能，親身感受各種政治、勞工和婦女運動風起雲湧。這些經驗讓他們不禁自問：「明治維新成功的日本人尚且努力攀登文明的階梯，追求民主、進步，那麼臺灣人呢？」

由於強烈感受到帝國殖民與差別待遇，這些知識分子終於明白「臺灣人」不同於「日本人」，臺灣需要有自己的方向與未來。於是，留學生們不僅在東京成立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等政治團體；返臺後，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1921年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便是這場政治與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臺灣文化協會由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發起，透過報紙、演講、戲劇等方式，關注臺灣人以文化養分，推動啟蒙教育，並將臺灣人意識傳遞給大眾。他們主張設立臺灣議會，以制衡臺灣總督府的專制統治。文化協會反對殖民、爭取政治權利，喚起臺灣民眾的自覺，無疑對殖民統治構成直接挑戰。

「這是臺灣人的覺醒時刻。」陳翠蓮如此認為。「那是一個從民間發起的運動，人們開始試圖在政治上發聲，最終形成文化啟蒙運動。據統計，1923至1926年間，全臺舉辦了近八百場演講。文化協會對大眾的知識傳遞未必每次都成功，但它帶來的情感動員卻極為深遠——人們開始意識到：臺灣人與日本人不同，我們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臺灣總督府分而治的統治政策，此時的「臺灣人」想像以漢人為主，並不包括原住民，這也使得臺灣人意識與漢人意識重疊。

政治社會運動的發展不僅仰賴個別英雄，而是整個世代的共同努力。陳翠蓮進一步將這些推動運動的關鍵人物，歸納為四類：理論家、運動家、政治遊說家與金主。

理論家提供思想養分，勾勒臺灣未來的理想圖像。如彭華英、黃呈聰、黃周、王敏川等人，透過深刻的論述，讓更多臺灣人開始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應該走向何方？」

運動家身先士卒，將理念化為倡議行動。如蔡惠如推動新民會、林呈祿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是號召群眾、捲起風潮的關鍵角色。

日治時期已出現第一代政治遊說家，例如蔡培火專職在日本政界、文化界與新聞界奔走遊說，蔡培火，高喊「我們臺灣人的臺灣」持續推動臺灣自治，即便困難重重，仍未曾放棄。

同時，政治社會運動還需要強力的金錢與資源支撐。例如林獻堂，不僅親身參與運動，更投注財力支援。據他的秘書葉榮中所述，林獻堂將每年收入的近半數投入政治運動，足見他的決心。

人們或許熟知蔣渭水、林獻堂這些先行者，但陳翠蓮提醒：「一場運動從來不是少數英雄所能達成，而是整個世代的奮鬥。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是明星，他們的努力值得我們牢記。」

這群臺灣青年，在殖民統治下奮力尋找希望。他們或許無法親眼見證改變的來臨，但他們播下的種子，最終讓臺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意識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直至今日。

照片為1923年《臺灣民報》（前身為《臺灣青年》）在東京創立時的合影，成員皆為當時旅日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們在殖民統治下，試圖透過報刊傳遞啟蒙思想，喚醒臺灣人的政治意識，進一步推動社會運動。坐者左起：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林呈祿、黃朝琴、蔡惠如；立者左起：蔡式穀、黃呈聰。
圖片來源／Wikipedia

「去殖民」與「中國化」之間的矛盾

不過，歷史並非直線向前。當臺灣人意識才剛開始萌芽，時代巨輪再次轉動。

進入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張牙舞爪，臺灣的政治空間被大幅壓縮，戰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亞洲。曾經參與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有人被迫噤聲，有人選擇忍耐，也有人奔赴祖國尋求臺灣解放。戰爭時期臺灣總督府強力推動皇民化政策，使得臺灣老、中、青三個世代的政治認同出現落差，但莫不希望殖民統治早早結束。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迎接另一個新時代，社會大眾普遍期待著更公平、光明的未來，但現實發展遠非如此。

「早在1895年起，臺灣與中國就已走向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陳翠蓮表示：「臺灣受到日本統治的五十年，中國則在內憂與外患下形塑民族主義。戰後臺灣社會的動盪，某程度上是不同歷史經驗的兩個群體激烈碰撞的結果。」

在脫離殖民統治後，如何去除殖民遺緒，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社會制度，成為臺灣人追求的目標。但國民黨政府則基於八年抗戰的敵我意識，積極在臺灣推動「去奴化」、「中國化」，重建國家向心力。完全不同集體記憶、不同目標的兩個群體嚴重衝突，掀起二二八抵抗運動，政府派兵鎮壓造成臺灣社會的重大創傷。至此，部分人士開始標舉臺灣獨立作為集體的新出路。

然而，戰後國際局勢迅速變化之下，臺灣人的集體命運更加難以掌握。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東亞冷戰局面加劇，美國政府未再依開羅宣言推動臺灣主權歸屬的安排。1950年9月，美國政府也曾在聯合國大會提案處理臺灣地位問題，卻因朝鮮半島戰火熾烈、情勢更為緊急，只好先將臺灣問題案擱置。1951年，由英美等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正式簽署，日本僅宣布放棄臺灣主權，並未言明歸還中國，臺灣國際地位未定，成為至今我們所處的特殊國際框架。

1951年9月8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率代表團簽署《舊金山和約》，正式放棄對臺灣的主權。然而，該條約未明確臺灣歸屬，使臺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懸而未決。
圖片來源／Wikipedia

東亞冷戰、威權體制與民主化

二戰後國際間旋即進入冷戰結構，臺灣政治發展高度受到美國因素影響。1950年代美國政府支持反共的國民黨政府，確保臺灣作為對抗共產勢力的堡壘。國民黨政府一面與美國合作、爭取經援軍援；一面打造穩固的統治基礎，強化對臺灣社會的掌握。即使1960年本省籍地方政治菁英與外省籍自由派人士攜手組織反對黨，但此時美國政府顧及冷戰戰略考量，對臺灣內部政治改革與自由化動向持保留態度。

1970年代美國政策出現「聯中制俄」的巨大轉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漸親善。1971年〈二七五八號決議〉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中國代表席次，只能加強與臺灣社會的連結、強化統治正當性，因此推動有限的本土化政策。此一局勢變化使得臺灣反對運動獲得發展空間，民主呼聲日益高昂。

1978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外在壓力，進而對島內政治造成衝擊。接下來數年間，國際局勢愈來愈不利威權政府，美國政府倡議人權、推動友邦民主化，對國民黨當局形成巨大壓力。1986年民主浪潮席捲亞洲，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倒臺，臺灣的反對運動人士也宣布成立反對黨。經歷多年來臺灣民主運動的累積，加上國際局勢轉變，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開放已成為必然趨勢。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別無選擇，只能宣布解除戒嚴。

「若僅將臺灣民主化歸功於統治當局的善意或開明，不啻是忽略和抹煞了臺灣人漫長的奮鬥歷史。」陳翠蓮認為，臺灣民主化的達成，除了人們犧牲奮鬥、堅持不懈之外，剛好處於有利的國際結構條件，加上繼位者具有建立民主體制的決心，「總言之，臺灣民主化能夠達成，得力於多重條件同時出現，得來不易，真是要好好珍惜！」

透過《自治之夢》、《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與《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等著作，陳翠蓮深入剖析臺灣近代政治史，關注日治時期自治運動、戰後國際處境與臺灣地位、國族認同與民主發展。以詳實的史料與關鍵人物研究，重建臺灣人在殖民時期、戰後威權時期與國際變局中的奮鬥歷程。
拍攝／馬藤萍

「百年來，一代代臺灣人在變局與挑戰中不斷追尋這座島嶼的未來。在國內外因素的交錯影響下，臺灣的體制內變革最終成功推動，逐步走向民主之路。然而，民主化達成並非終點，而是有賴臺灣社會持續深化，方能穩固並確保我們的民主體制。」

陳翠蓮提醒：「臺灣共同體固然形成，如今我們已能夠透過選舉機制表達集體意志。但臺灣的民主體質仍需深化，而我們的每一次集體決策，都關乎未來。」

正是這段百年的探索與追尋，形塑了我們今日的自我認同。臺灣民主的故事還在繼續發展中。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與內部挑戰，這條路或許充滿未知，卻是我們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與使命。臺灣社會能否繼續維繫前人百年追求的成果，正處於新的歷史關鍵點上。

拍攝／馬藤萍

 

採訪撰稿／沈眠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陳翠蓮（2018）。冷戰、去殖民與民主化：戰後臺灣政治中的美國因素。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陳翠蓮（2009）。大正民主與臺灣知識人：學派，結社與運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