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來，這句話曾被錯誤引用為激進的仇女言論，但它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社會對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如今，如果有人再用同樣的方式描寫「女人」，肯定會被網友「出征」。從莎士比亞的年代到今天，光是「女人」這個詞的用法，就經歷了許多轉變。

但，一個名詞而已，會有什麼問題嗎？

該如何定義「女人」？
繪圖／張力予

你是誰？我是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湘韻提到，有些稱呼會把人召喚進某一個位子裡，讓人清楚意識到，原來自己一直在不同的身分之間切換。

「某次我跟孩子一起參加活動，臺上的主持人問：『有沒有人有問題？』我確實有想問的問題，於是就舉起了手。對於從事學術工作的人來說，有問題就問是很正常的。」

陳湘韻憶及，「主持人看向我說：『好，這位媽媽，有什麼問題？』我當場心中楞了一下。」

「平常舉手時，我通常被稱為『陳博士』、『陳教授』，現在則被稱呼『這位媽媽』。這個說法當然也是正確的，卻也讓我不禁想著，當媽媽的我，與做研究的我，是同一個我嗎？當我有很多身分時，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嗎？」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之下，陳湘韻進一步思考：如果語言本身會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當人類對自我、對他人、對事物的描述，版本一再出現歧異和變動時，我們又是如何知道，彼此在討論的，真的是同一件事情？更廣闊的來說，我們是否只能被動接受既有的說法？還是可以主動調整語言？

陳湘韻體認到，雖然僅靠語言本身無法改變社會，但語言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攝影／陳怡瑄

語言的力量

陳湘韻近年來的研究核心，橫跨語言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而這兩個領域交會的地方，正是我們習以為常、以為只是「稱呼」的詞彙──包括了名詞（nouns）跟「代名詞」（pronouns）。

以代名詞（如：中文的「她/他/它」、英文的 “she/he/it”等）來說，語意內容似乎很少，但放在具體語境中理解時，就可能產生十分有趣的解讀空間。有時候，我們會搞不清楚同一個代名詞指的到底是誰。

例如──「小明告訴小華，他考上了研究所。」

這裡的「他」可能是小明、也可能是小華。語法上兩個都通，語意上也都合理，所以代名詞所指的對象，其實需要識讀語境。

也就是說，即使看似最單純的語言單位，我們也很難完全依靠「詞本身」來理解意思，而必須仰賴情境、習慣，甚至我們對世界的既有認識。語言並不是一套穩固不變的標籤系統，而是一個不斷被使用、被修正的過程。

繪圖／張力予

「當語言工具被用來描述『人』時，理解上的差異是個問題，但更關鍵的是使用語彙的人，會進一步牽動現實世界的分類與對待方式。像是『女人』這個詞，用來指稱某一群體之外，它同時關係到倫理、政治、形上學與知識論信念的綜合展現。」

陳湘韻將語言與概念視為可以被檢視、甚至被修整的「表述工具」，認為哲學不應只停留在描述這些詞現在如何被使用，更應進一步思考：這些用法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不正義？如果是，我們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式。

性別和性別詞，能分開嗎？

陳湘韻深受哲學家薩利·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影響，其提出「改良型計畫」（ameliorative project），又稱為「概念改良」（conceptual amelioration）。

「傳統描述型的哲學工作，是把我們現在使用的概念攤開來看清楚。有些研究試圖切分『性別』和『性別詞的使用』，好像只要把兩邊各自說清楚，就能避免爭議。」陳湘韻以「女人」這個詞為例解釋：「他們會詢問『女人』指的是誰？背後預設了哪些標準？但問題是，這樣切分，真的讓『女人』變清楚了嗎？而改良型的哲學分析，則偏向探究這些標準公平嗎？它們有沒有對某些人造成排除或壓迫？如果有，我們應該怎麼調整？」

陳湘韻強調，純粹的形上學與語意學，無法有效回應性別議題中最關鍵的「規範性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如果一個政治意義很強的詞彙，被當作純粹的文字來解析，爭議就會變得瑣碎，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爭議如此深刻、如此充滿情感張力。語言不是中性的工具。當我們使用一個詞，我們不只是描述世界，也參與其中。」

綜合哈斯蘭格和凱特·曼恩（Kate Manne）的分析，陳湘韻指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觀察或想像個體的生殖特徵（比如女性的身體特徵），然後以此將個體劃分到「女人」這個社會位置。這種認知的結果，就是社會要求每個人遵守所屬位置的性別規範（像是穿著、言行）。所以，當有人表現出不符合期待的行為時，社會就會透過「性別糾察」（gender policing）來確保這些位階關係的穩固。這套機制強化了「性別有標準答案」的觀念，維持既有的支配與從屬關係，防止有人挑戰性別二元的結構。

所以我們如果只討論「女人」這個詞現行的定義和使用範圍，那很容易忽略了這些社會與政治上的爭議，以及背後的規範性問題。

陳湘韻自言，做的是關於性別的語言哲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並不完全相同。
攝影／陳怡瑄

改良「概念」，可以改良社會嗎？

「不過，我不會說這個說法就是『女人』的最後定義。」定義需要提供充分以及必要條件，也會面臨反例的挑戰。「假使把『女人』定義成『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那如果有不受壓迫的女性──譬如英國女王，或某些跨性別女性──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而且，『受壓迫的社會位階』這個說法，不一定符合所有女性的內在感受，也可能對身分認同造成負面影響。」

陳湘韻主張，討論「女人」不該停留在「描述壓迫」，而要建構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以團結（solidarity）為核心，重新思考「女人」的意義。這樣的概念會更有彈性，能包容多元背景，也賦予個體能動性（agency），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社會的「糾察」。

「真正的團結，是因為我們認可彼此的差異，卻選擇為共同的理想站在一起。」陳湘韻提到，不同種族、階級、性傾向的女性，包括跨性別女性，都應該能在某個理念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成員資格不是固定的標籤，而是隨著具體的歷史脈絡與奮鬥目標，不斷協商、不斷重塑的過程。

例如「育兒」為什麼該是陰性化的？「勇敢」為什麼被放在「陽剛」的範疇？陳湘韻認為，這些連結不是天經地義，它們依附於特定的社會架構，因此也有重新配置的可能。哲學的任務，除了診斷現行實踐的謬誤，更是為「女人可以且應該是什麼」，描繪出一個值得努力的願景。

然而，陳湘韻也提醒，「僅僅改良概念，不足以改變社會」，因為讓社會真正包容與自省的，不會只是語言跟概念，是涉及各種面向的改革。

他以幾年前的臺大經濟系系學會選舉文案為例，當有大學生在正式政見中提出：「LGBTQ與狗不得在會辦中打傳說對決」、「原住民、僑生、體育生入學名額減少」。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即使語言上已經使用了「LGBTQ」、「原住民」等改良調整過後的詞彙，也不表示人們就會因此校正或消除內心的歧視。

所以，我們不能把「概念改良」當成完整的實際改革，以為改幾個詞就夠了、從此不必再做什麼。概念改良有其價值，但若沒有配套的制度與社會結構改變，語言調整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最終口惠而實不至。

如果想聽懂一隻老虎說話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一書中有一句話：「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牠。」

維根斯坦相信，理解語言需要共享的背景，如文化、生理和習慣。獅子與人的生活形式迥異，導致我們即使聽見牠們的「語言」，也無法產生共鳴。

如果只把焦點放在語詞本身，很容易誤以為爭議來自「說了什麼」，但陳湘韻指出，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人們對公平、權利與認同的不同想像。語言之所以反覆成為爭論焦點，正是因為它承載了這些尚未被釐清的價值差異。

「與其追求一個終極正確的定義，不如正視彼此的分歧，然後嘗試找到可以一起前進的方式。」語言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願景的語言是蒼白的。陳湘韻認為哲學的任務除了釐清語言，更應在指出問題與提出方向之間，持續推動理解與改變。

採訪撰文／張茵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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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閉幕不到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捲。為了振興經濟，中國宣布「四兆人民幣」計畫，巨資湧入房市。被炒熱的房價築起一道買房高牆，殘酷地將一群高學歷白領青年們的夢想、愛情和婚姻捲入其中。

蟻族、蝸居，他們的北漂夢

隨著這場房市野火蔓延，一個個「房價綁架了我的愛情」的故事浮現在中國網路論壇。打開電視，「裸婚時代」、「買房夫妻」等影劇作品，寫實描繪了沒車、沒房、沒積蓄的「三無」男女如何「被細節打敗愛情」。

受到這些故事吸引，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其中一位是1980後出生於中國西北的陳玲（匿名）。

沈秀華博士自2011年起以北京和上海為田野，訪談都會白領青年決定買房的過程。
攝影／汪正翔

陳玲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幼兒園老師。她在東北讀完大學，考上北京一間新聞媒體研究所，畢業後考取中央級媒體企業，薪水約1萬多人民幣（時約5萬元臺幣），對新鮮人而言已是不錯的起薪。

到北京後，陳玲和當時的男友住在學校附近一處地下二樓的「閣居」，月租380元人民幣。「那裡只有一張雙人床、一臺電視，衣櫃還是吊起來的。空間小到房門都無法全部打開，夏天時牆壁潮濕，還會滲水長毛」。

陳玲曾在博客寫下這段龍蛇雜處的蝸居經驗。上層住戶不讓住在下層的他們搭電梯，他們只能穿過「停的都是好車」的停車場下樓，穿過小門，再下一層，「才是我的地方」。這段經歷也讓「是否擁有房子」成為她後來選擇對象的關鍵條件。

情境示意圖。
圖片來源／chatgpt（AI）. Prompt: Sketch art, OL descending dark basement stairs, looking up at luxury lobby & cars, dramatic contrast, golden vs gritty tones, pencil & charcoal style.

當浪漫愛遇上限購令

面貌姣好、處事幹練的陳玲，很快就在公司內遇到新的追求者，也是她後來的先生。這位同事是江浙一帶的人，經商的父母在他念大學時就在北京南邊買了一套130多平米（約40多坪）的房子收租。

過去是被收租的房客，現在男友就是房東，陳玲心裡的反差不言而喻，「一下子就覺得，我好像自己可以在北京活下去了」。當時的她，希望在30歲前結婚、有房、生完小孩，有房子確實是她決定交往的因素之一。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

2008年前，中國一些城市實施「購屋落戶」政策。有能力買房，就有機會落地安居，金錢是主要的門檻。金融海嘯爆發後，「四兆人民幣」、利息鬆綁等救市政策帶動房價狂飆。沈秀華說：「時隔半年回到田野，發現北京房價又漲了一倍，這也帶動後來的打房政策，也就是限購令。」

2010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十條」（正式名稱為《國務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試圖抑制失控的房價，並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頭期款）提高至不可低於50％。

北京地方政府隨即發布更嚴格的限購令，一戶限購一組新房，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必須提供連續5年的納稅或社會保險證明才有購屋資格。這時候，除了金錢，更重要的擁有「戶口」這張入場券。

親密關係的經濟動員

陳玲和男友交往不滿一年，雙方父母初次見面談婚事。沒想到，兩邊的母親就為了禮金、房子產權等問題吵了起來。

分歧點包括陳玲進入有「入京指標」的企業，通過試用期後就能以落戶配額獲得北京戶口，而男友沒有，未來小孩教育以及其他受戶口限制的需求，會依賴陳玲的北京戶口身份；陳玲的母親也因此更介意對方在北京的房產沒有加入女兒的名字等等。男方母親因此氣到住院，種種折騰也讓兩人幾乎分手。

當浪漫愛走到論及婚嫁，雙方家庭的資源條件不得不攤在檯面上。沈秀華提到，「結婚就應該有房，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共識」，買房和婚姻形成極致的剛性需求和在以母親是家務負責人的特殊「丈母娘經濟」下，「所以這些青年要動員兩邊的家族盤點資源」。

沈秀華指出，住房是中國城市裡外來男女的生存基礎，而對成年女性，婚姻是他們翻轉與保障社會流動的關鍵途徑，結婚因此要有房。圖為北京街景，非當事人。
圖片來源／unsplash

尤其在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後，「往上爬」的慾望成為中國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一致目標與共同壓力。這也解釋了一場父母見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張力，因為這是一場牽涉婚姻、戶口、買房、購車、社會福利、子女受教權的經濟協商。

「你不能選擇出身，但你可以透過選擇婚姻對象獲得再次生命機會。」沈秀華指出，尤其在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公布後，婚後房產不再由夫妻共有，房子產權登記在誰的名下，房子就屬於誰的。這也讓許多家長紛紛要求房產加上女兒的名字做為資產避險，否則離婚後，女方往往只能取回所投入的貸款資金與其升值金額，而不是婚後房子作為共同財產的對分。在中國勞動市場對女性充斥歧視，以及之前城市房價高漲下，結婚有房是中國性別政治白熱化的場域。

買了第一套房後，繼續「捲」

2014年，陳玲選擇和男友步入家庭，搬進先生在北京南邊的房子，生下女兒。兩年後，兩人決定賣房，在北京東五環買了一間約90平方米（約27坪）的二手公寓。人民幣110萬元的首付，陳玲夫妻拿出30萬元存款，公婆拿出70萬元，陳玲的先生向朋友借了20萬元湊齊，房子登記在夫妻兩人名下。

陳玲的例子顯示中國高學歷白領青年們如何透過親密關係，在雙方親友，甚至是師長、同事間進行高度的經濟動員（Mobilizing Econom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他們必須湊到足夠的錢買房，才能拼出一個中產階級的『身分』，而不是因為他們的高教育與專業工作，就自然能成為中產階級。」沈秀華說：「年輕一代想要買房，就不得不『啃老』。我在北京作田調時，常遇到來自農村的計程車司機，提到不敢生第二個，如果第二個又是兒子，將來又要幫忙出錢買房。」雖然傳統上認為男方應該備房，但在她的訪談對象中，有時女方更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額，而對一些女方家長而言，他們也希望透過負擔部分購房金額，取得將來他們能到女兒家拜訪居住的底氣，尤其是1980後一胎化生有女兒的家庭。

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的二胎政策和公婆的期望下，陳玲也在「趕快生生，完成差事」的心情下生了兒子。她和先生也陸續離開政府機構，進入私人企業。2018年時，兩人的月薪總計約有6萬元人民幣，隨著薪資增長，生活品質和養育孩子的選擇也隨之增加。

為了降低和公婆間的生活矛盾，這次她選擇用「金錢」處理問題：透過市場外包照顧工作。雇用月嫂、保姆，也幫女兒找到必須有北京戶口才能就讀的私立雙語幼稚園。

這時，夫妻倆開始思考再換房計畫，目標是買個空間大、學區好的房子。這次的困難在於限購令規定第二套房的首付是總房價的50至70%。就算賣掉第一間房，要籌出這麼大筆資金仍不容易，於是再次動員夫妻、雙方父母、祖父母，掏空了六個錢包。

「第一套房的空間通常很小，只能買在通勤一、兩個小時的區域，又要考量小孩未來的學區，所以婚後六、七年準備買第二套，又要開始面對首付和房貸，所以他們會說『很捲』，一直在捲動」。

為什麼在北京有房這麼重要？照片為北京都會的天際線。
圖片來源／unsplash

誰才是中產階級？

沈秀華認為，1980年後出生在中國的都會青年中，陳玲的案例是既典型又特殊的。

典型之處在於她在大學畢業後北漂入京，掙扎於愛情與麵包之間的同時，也試圖在制度和政策的縫隙間突破戶口限制，並動員人際網絡為自己和家庭爭取最大利益。

特殊之處則在於她的生命經驗高密度的經歷了物質和親密關係間的相互支援與競爭。短短數年，從遷移到北京地下二層的閣居、北京南邊的房子，到購買第二套房，相對於其他受訪者，陳玲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在北京這個超級大城市裡的階級向上移動。

陳玲的原生家庭是受國家體制所保障的中產家庭，但在區域發展差異與國家政策下，中國西北區域中產家庭所擁有的在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資本，並不能直接轉為能在北京安定就業與生活的基礎。陳玲透過對各種體制與親密關係的計算，以及個人專業的努力，相當「成功」地跨越區域、戶口與性別限制，成為北京中產階級的一份子。

陳玲這樣的身分，在社會學中通常被歸類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透過大學教育，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涯發展、親密關係、社會地位，也養成中產階級的品味。繼而選擇留在城市，希望透過高等教育文憑的文化資本獲得就業機會與生活資源。

但放在中國極速變動的社會脈絡，這個群體的命運並非都這麼順遂。「中產階級不見得隨國家經濟發展自然出現，現實生活中，他們面臨著有限的職業發展與嚴厲的政策限制，缺乏足夠的物質基礎，管控的公共生活，處境是受困、尷尬的，甚至是階級的『滑落』。」沈秀華沉重指出：「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身分』，但未必有中產階級的資源與特性，那種相對舒適安穩、享受品味的生活是比較難的。他們覺得自己總是在追趕，而且永遠趕不上、害怕被拋下」。

沈秀華的受訪者中，即使有不錯的工作，也買了不小的房子，卻很少有人自認是中產階級。「他們還是覺得自己是勞動階層，這是很嚴重的落差。他們認為那些開名車的人、媒體上看到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當代青年如何面臨相似的結構性困境，是全球經濟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照片為示意。
圖片來源／pixabay

向下滑落的中產階級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浪漫愛、自由戀愛逐漸取代由父母決定的婚姻，看似家庭主義沒落、個人主義興起。但隨著戶口制度的限制，經濟生活的高度競爭，父母即使完成養育責任也無法真正退場，沈秀華發現，許多父母必須拿出大部分退休金幫孩子買房，孩子也因此對父母的養老產生責任感，雙方因此緊緊綁在一起。

從中國當前的高失業率催生出的蟻族、蝸居現象，到日本的下流社會、臺灣的高房價與高工時，乃至全球性的窮忙族，都可見中產階級滑落、青年發展困難的趨勢。當代青年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向上奮鬥未必能安置向下的青春，不少人選擇躺平、不婚、不生，或許正是這種高度競逐的社會結構所延伸出的結果。

對中國青年來說，離開高房價的大城市，轉往省城發展是一個出口。疫情後，沈秀華也注意到選擇不婚或「躺平」的青年似乎增加了。「有些人透過不婚來減壓這種惡性競爭，表現出他們對於婚姻、買房背後，親密關係、家庭、性別、社會流動、政治控制這些集體主義的反抗。」

不過，若將這些現象放回東亞脈絡來看，中國的情況仍有其關鍵差異。在臺灣、日本或韓國，買房壓力多半來自市場價格與社會期待；但在中國，房子同時牽動戶口資格與政策限制，使其不只是資產，更是一種進入城市生活的門票。限購令等政策反覆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確定感。

因此，中國青年動員的不只是「六個錢包」，還必須在政策與市場之間不斷調整策略，婚姻也成為其中一種高度被動用的途徑。當親密關係承載了這樣的現實壓力，愛情很難只是兩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制度與市場共同拉扯的結果。

採訪撰文／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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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進呂心純位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辦公室，牆上鑲著一幅幅掛畫，角落一隅放著緬甸的傳統樂器。我們在草蓆上席地而坐，取代隔著一張桌子的距離做訪談。

過去呂心純在帶緬甸音樂工作坊時，常會用「一草蓆，一世界」來講述草蓆所展現的緬甸日常縮影，藉此窺探緬甸表演藝術史的發展脈絡。隨著時間推移，蓆子的文化功能在緬甸經過了許多轉化：從階級位置、買票看演出的單位，再到現今具家庭感的體現。文化常被理解為形塑社會關係的原因，但究竟是文化先影響社會，還是社會改變了文化呢？

緬甸草蓆上的階級與生活

她拿出兩張照片給我們做對比，一張是宮廷時期華麗的祭祀典禮，另一張則是近代的民眾鋪蓆而坐觀看傀儡戲（見下圖），「在皇室日常中，蓆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隨意坐的。譬如你看到一個祭祀法會裡面，特定地位的人會有專屬的蓆子，特定人士也坐在他們該有的位置上。」

19 世紀時，觀眾便坐在蓆子上觀看傀儡戲演出。
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攝影／Klier, Philip Adolphe (1845-1911)，於 1895 年拍攝

緬甸的宮廷時期，不同地區的王國會有宗主與藩屬國之分，隨著身份地位不同，附屬其下的樂團也有差異，「從樂器身上的裝飾花樣及飾品價值，就能看出階級性。比如說，在樂器裝飾木架上鍍幾層金漆、用蘭花還是荷花樣式來裝飾？都代表不同階級。另外，有些鑲鑽，有些鑲翡翠，如果地位不夠高，是不能亂放的。」

樂團在過去宮廷裡是由貴族所養，因此自然地服膺於貴族生活，無須擔憂賣票或生計。但隨著宮廷時期結束，宮廷音樂家進到民間，搭配歌舞展演的方式，繼續取悅神明與大眾。

買票進場看戲，對我們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緬甸所謂「買票看戲」的文化習慣，卻不是買單人票，而是買一張蓆，蓆子內可容納多少家庭成員依買家自行而定，這才逐漸形成呂心純口中「一草蓆，一世界」的狀態，「西方以商業利益為出發點的『賣票』制度，在緬甸現代已經轉化成以家庭為單位的看戲文化，你可以從一張蓆子看到整個緬甸家族的日常生活。」

現今大眾會擺蓆子看傳統塞恩樂團演出，通常是與宗教祭儀相關的場合相關，同時也不再以賣票的方式進行。大家會拿著蓆子到現場佔位，「這就代表著你的空間，他人會避免踩過去，也不會去挪動，在緬甸，那是種尊重。」

在這些宗教祭儀的演出裡，樂團老師不是仰賴賣票作為收入來源，而是與主辦活動的頭主簽約買秀，呂心純解釋，「那就像地方仕紳回饋社會，而人群的到來會讓他顏面有光。樂團受邀演出的場合，多會在置佛傘、男孩入佛等宗教儀式後，是附屬在宗教下的娛樂。」如果從社會／文化資本的累積看，頭主辦活動或許能增進人際關係與地方名聲，但對緬甸人來說，看重的還是對信仰的虔誠。

當代觀眾觀賞慶典時，仍是鋪蓆而坐。
照片提供／呂心純

當演出開始，有趣的事就發生了。整張草蓆裡是一個大家庭的縮影，大多由三到四個有血緣或妯娌關係的核心家庭組成，這彷彿全家總動員的家庭聚會，讓蓆子上什麼味道都有了，「你能發現誰是夫妻、用著同一落的銀器，小孩餓了就開始餵奶，閒了就讓他們玩玩具，老人跟著大家一起看戲，不可能把他們放在家裡嘛，因為半夜也都有演出。」

緬甸民眾在一塊草蓆上所體現的日常生活十分鮮明，從如何用手吃飯、怎麼共用食器、食物的多種香氣及品項，人際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外出穿著，都能在這些祭儀演出的連續三四天中仔細端詳。

從音樂家的一年看緬甸人民日常

而呂心純踏上這蓆子的開端，要回到緬甸「習藝」的那一年。1999 年夏天的一棟英式建築三樓裡，她在簡單的 kadou 儀式（即華語的「叩頭」）後，成為德欽基音樂家 U Thein Aung（烏滇昂）的弟子。呂心純提到在緬甸的師徒制，「它不是那種每個禮拜去一小時，我給你五千緬幣，你教我這首歌。你必須要每天到他家噓寒問暖、培養感情，變成他家族裡的一份子。」

不同於台灣過去主流的傳統音樂研究觀點，呂心純受到近代英美民族音樂研究轉向的影響，捨棄僅以「大師」(masters) 為代表、以單一的疆界劃定為研究視域的權威論述方式，而是同時關懷底層音樂家、並強調跨域研究，企圖理解國家體系和資本主義進入緬甸後，緬甸音樂家如何受到不同社會情境所趨，因此改變經濟地位、生存策略，以及音樂上的創作彈性。

若要理解緬甸傳統音樂家的生活日常，就要從他們一年三季的作息開始說起，而這也是呂心純與老師習藝的觀察重點。

樂團旗下的樂手，都是以一年約的制度和樂團老師簽約，簽約後，團員得根據實際演出需求的情狀而調整團練及集合的方式。

若要展演新創作曲，要出團的數天前便需要集合團練；若演出的地點遠，樂團的所屬卡車便成為載運樂器、聲光音響及團員最主要的運輸工具，團員們在約定的時間地點集合後，便見其高坐在卡車的大木箱上，等著到達演出村落後的忙碌行程。

在緬甸三季的旺季，緬甸主幹道上經常可見這樣的樂團卡車呼嘯而過。「涼季是演出最多的季節，舒適的天氣會從十月一直維持到三月多；緊接著四月開始炎熱的乾季，溫度有時高達四十幾度，人也就不願在外頭活動，儀式自然少很多；雨季則是更難讓樂團在室外演出，下暴雨時音樂的聲響其實是聽不太到的。」

本土神靈祭儀「吶布耶」，其中演出的音樂片段。
照片、聲音檔提供／呂心純
（註：播放音檔時，可先將音量調小聆聽。）

除了季節天氣因素外，演出活動也跟佛曆有關，依佛曆而定的歲時祭儀，例如佛誕日或是潑水節、點燈節。因此在涼季雨季的臨界時期，也是最忙碌的一段時間，樂團除了得跟著佛曆所記載的佛祖出巡日期而演出，也會注意期間有哪些本土神靈降臨，或是可以舉行佛塔儀式及生命禮俗的好日子需要演出；趕場時，甚至需要將樂團拆為樂手組和舞者組，分別接演不同場合。

習藝作為一種進入關係的門檻

「習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沒有經過習藝的濤洗鍛鍊，就無法理解曲目背後多層次的意涵，以及聲音代表的意義。呂心純舉例，「我有個老師，呈現歌曲的方式是會去刻意扭曲它，可能是在特定句子高八度唱，或者透過在樂理框架裡的變化，去表達他內心對人民被政府壓榨的抵抗。」

「他不告訴你，就沒有人知道。但是他告訴我了。」呂心純在數年習藝的過程與老師培養出情感，並給予了信任，而這信任是冒著被舉報的風險，「除了藝術的語彙之外，習藝的重要性在於那層『關係』。一來是他認可了我，另方面，他也可能是刻意地透過音樂讓我這個外地人知道，期望我將某些事帶到外面去，讓世界知道緬甸人遭受的欺壓。」

對緬甸音樂家來說，生活當中都有一套自己的「日常政治」去遵循，外頭表現的是一個模式，但私底下還有另一種表述自我的方式。對音樂家來說，音樂就是一種語彙，他們用音樂作為媒介，去抒發外顯那套語彙裡面所無法言說的議題，這些都是沒過學習音樂的檻就不得而知的。

「很多曲子都在抒情，但情有很多種，有對於國家、對於親情和愛人，以及自然環境。它連到這些古典曲目，裡面其實是有歌詞的，唯有透過詞曲的脈絡和情境的理解，才能得知隱晦的暗喻背後，人民真正的想法。」

攝影／陳怡君

在社會框架裡，揭露文化脈絡

跟著老師學習與樂團演出的經驗過程當中，呂心純持續著書寫與田野觀察，在沒有前人帶領的情境下，如同披荊斬棘般去摸索這些文化上的框架，「研究跟書寫的反思是後來才出現的，一開始你首先碰到差異，發覺到感知上的文化紛雜性、還有情緒上的『痛點』，這些都是研究者的日常。」

例如，「當你以年輕姿態進去時，文化已經依據你的社會角色將你定位。」呂心純在習藝初期不過問太多，除了適應文化框架外，主要還有語言溝通問題，「剛開始時我和老師中間有個翻譯，但這通常會有另外一層過濾，會先替我設定一個緬甸文化應然的行為模式，但我會無法問到我真正想要的東西。」

這項困難反映在習藝重要的技術語彙上，她意識到不懂音樂的翻譯無法替她在音樂結調式、樂器特徵與歷史等問題上做精準的轉譯，那讓在意音樂結構本身的她意識到消除語言隔閡的重要性。

「一個社會裡本來就有一層層，本來就設計好的框架，可能依據性別、年齡或你的藝術能力，而被放置於特定社會位置。」對當時剛來到緬甸的呂心純來說，困難的除了框架本身的陌生外，表演藝術領域和緬甸古典樂更是小眾裡的小眾，習藝也成為無法透過文獻學習的她，觀察田野的最佳途徑。

呂心純的性別、年輕學生與外國人身份，讓當時所融入的群體裡，本能的認為她該受到保護與教導。呂心純認為，「那變成一種保護傘，因為那些差距與差異，我把自己包裝成一個觀察者的角色，言行較為順應群體，也因此不容易踩到文化上的雷。」

解決語言誤差的問題後，緬甸社會剛好進入動盪紛亂，她的老師也因此在工作與情緒上受到影響，「我知道我要扮演什麼樣的傾聽者角色，也很少刻意問有關社會的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直接回答。」她也理解，若過於直接的探問，可能使彼此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搞不好你一問，他就不再讓你跟了。」

習藝時期呂心純住在老師的家中，她也從中觀察緬甸當地家庭的日常是如何運行和諧，以及性別角色如何服膺於社會期待，她以自身舉例，「我比老師的女兒們年長幾歲，行為姿態自然要與其相符，她們跪坐在地上，我也跟著模仿。有幾次女性國外學者來訪，大剌剌坐在椅子上拿著麥克風訪問，老師回答依然客氣，但內容僅止於表面。」

呂心純向音樂大師 Ma Hlaing Than Tun 學習緬甸節奏樂。
照片提供／呂心純

身體性的慣習，對於習藝也是相當程度的重要。「像緬甸人拿東西都是用右手拿，左手則扶著右手肘，這代表著尊重長者或身份位階高的人。這樣做，一來是尊重文化，二來他們比較會視你為一份子。」

「獲得信任，才有可能讓對方揭露更多表面之外的事情。」

過了多年，呂心純與老師烏滇昂的關係不僅只是師徒，亦如父女，她也透過與老師交流民族音樂學的概念，來增加彼此的理解，使其運用到在校園教課的內容，「緬甸沒有西方音樂課程，他們想知道這跟所謂搖滾樂（Rock n Roll）有什麼不同。我透過民族音樂學『比較』的觀點出發，解釋如何研究、感知和認知音樂，讓研究音樂不只是看其符幹，還有所在的社會文化。」

採訪撰文／尤騰輝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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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曾出現三項「英式狩獵活動」（the chase）：賽馬（horse racing）、獵紙（paper hunting）、賽狗（greyhound racing）。受英國傳統文化中階級分明的特性影響，這些源自狩獵的活動，帶有濃厚上層階級色彩，屬於貴族鄉紳才能從事的活動。賽馬在今日英國仍是隆重的皇家活動，在亞洲如日本、香港等地也都還在進行。獵紙則是貴族獵狐的海外變形：以人假扮獵物，以碎紙為獸跡，參與者騎在馬上，跳浜越澗，先抵終點者獲勝。三者中賽狗出現的時間最晚，脫胎自英國傳統的「獵犬逐兔賽」（coursing），以電動假兔為餌，眾犬追逐競快，娛樂性十足，並開放觀眾下注。

1935 年 12 月逸園跑狗場頒獎典禮合照。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殖民與貿易的推波助瀾下，英式狩獵活動在中國現身。狩獵活動的階級屬性，加上租界的獨特性質，突顯了「帝國」（empire）龐大而複雜的議題，這也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寧一直以來的核心關懷。作為帝國的延伸，租界中的來華英人在英國多為中產階級下層甚或勞工階級，在殖民母國絕無可能參加狩獵活動。來華之後，社會階級重新定序，他們變成租界裡的上層階級，進而開始「模仿」英國上層的生活方式。

這些新興權貴，運用中國的條件和資源，以各種折衷的方式將狩獵運動移植到殖民地。除了階級流動的因素，租界領導人也鼓勵在華洋人參與，透過運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早期以男性為主的殖民社會，有排解寂寞、消耗精力的正當管道，藉以維持秩序。

靠通商口岸崛起、致富的華人，在華洋之分的前提下，或許無法直接參與洋人的相關組織，但也有樣學樣的自辦類似的組織和活動。這些華人多半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底層，在取得經濟上的優勢後，積極地想要打入上流世界，取得更高的位階。

1936 年賽馬勝出後杜月笙拉馬走大看台。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在西方的價值觀中，有文武兩個層面。「武」即各項運動，「文」則是出於公民社會價值下，為了公眾利益無私的自願付出。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是上海公共租界內的一隻準軍事組織，成員都是西方的年輕男子，知名商人虞洽卿即曾組織萬國商團中華隊加入，一同維持秩序。杜月笙等人經營賽馬會多少出自類似的政商策略。久而久之，也有不少華人衷心愛上這些從英國傳來的貴族休閒，如另一商業鉅子葉子衡便被公認為殖民社會裡的「華籍運動家」（the Chinese sportsman）。

女性生存之道

除了階級外，性別的流動也在這些運動中展現。在張寧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少女性故事跨越三代，如同小說《鴻》一般，反映出殖民社會裡，不同世代的女性運用不同的策略去適應環境，找出各自的生存之道，取得更好的地位和尊重。張寧表示，女性「增權」（empowerment）有兩種類型，一是採取激進、極端的手段，放棄所有的一切去爭取權力，如英國女權主義者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1872-1913）為了爭取投票權，選擇衝入賽馬場，遭馬匹重踏身亡。

但對 19、20 世紀居於租界上層女性來說，附著在婚姻和家族之下，是最安全也幾乎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即使想要工作，嚴明的身份階層也不允許她們有實際勞動的機會。因此她們選擇了另一條路線，以較溫和的方式漸進爭取。

1936 年 6 月杜月笙夫人頒發中國賽馬會「淑女銀袋獎」。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隨著三項賽事不同的性質，女性爭取到空間和應用的策略也有所差異。在賽馬場上女性原本只是在觀眾席上，因打扮和服飾而被「觀看」的場邊花絮，逐漸轉為贊助人的身份。「淑女銀袋賽」最早獎金募集自女性，並安排「淑女致詞」、由女性頒獎和以眷屬身份牽馬繞場等活動，最後進而打破賽馬會會籍的諸多限制，從男性權勢的陪襯，變成獨立、具影響力的馬房馬主。而到了較晚出現的賽狗賽事，因其娛樂導向，限制較為寬鬆，不同於賽馬是「國王們的運動」，賽狗幾乎是由女性主導「王后們的運動」。

獵紙則是少數女性可以親身參與，成為選手的活動。女性騎馬最初的門檻在於跨坐的姿勢，並非「淑女」應有的姿態，隨著側鞍第二犄角的發明，女性可以用側坐的方式加入獵紙賽事，成為無法擔任賽馬選手的替代方案。獵紙淑女賽一開始當然受到男性獵紙會會員的排斥，但後來逐漸變成每季一到兩次的固定賽事，也成立專供女性會員的「上海淑女獵紙會」。

1935 年 12 月上海獵紙賽情景。
照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女性的故事」可說是張寧研究的關鍵。對她來說，「歷史就是故事，是在每天無數故事之中，所選擇出來，有意義的故事」。女性在過去留存的紀錄中，往往只有片段的身影，如果不利用「考據」和「神入」等史家技法，賦與這些「身影」背後的故事厚度，往往只能流於片面的印象。「女性和男性的故事，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處理婦女史議題的張寧說，社會其實也給予男性許多束縛，他們也承受不同的壓力和責任。然而說到底，他們還是擁有比女性更多的選擇。

張寧沿襲中研院近史所一直以來「婦女史」的傳統，而非由性別理論出發，原因在於保留女性故事，在歷史書寫上本身即具有獨特的意義。如同那些選擇溫和改革的女性，「性別史可以直接挑戰父權，和後殖民史一樣，去挑戰殖民的罪惡，但寫女性的歷史不一定非是要抗爭不可，而是讓這些女性的故事被保留。」她不否認這樣的視角選擇，有得有失，因此重點還是要回歸到這些故事是否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既代表時代並能點出時代背後的意義。

可子小姐騎馬時的插畫。
照片來源／Celebrities of the Shanghai Turf: Sketches and Caricatures by Juel Madsen & Edmund Toeg [s.l.: s.n., 1924?], n.p.（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典藏）

在這麼多故事裡，其中後來改稱「小立達爾夫人」的可子小姐，最令張寧著迷。她的家族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速成為社會的體面人家，外婆和母親在喪夫之後以再嫁的方式繼續留在殖民社會，到了可子小姐這一代時，則可以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而賽馬便成為她生活的意義與目標，重要性更勝婚姻。她熱愛騎馬，相馬、養馬，到訓練馬匹都難不倒她，在賽馬界裡和男性平起平坐。

長期忽略家庭導致和小立達爾的婚姻破裂，但賽馬界人士對此不以為忤，默許她「不愛婚姻愛駿馬」的行為。最後離世時，在家族成員皆已亡故的情況下，最後由香港賽馬會出面替她籌辦了喪禮。這在當時並不是常見的事。可子小姐能不受世俗目光的干擾，與她所屬的階層息息相關。因為對租界的上層階級而言，她是他們的一員（one of us）。

透過研究探索自我

從事研究將近 30 年的時間，回想一路以來研究的出發點，張寧認為或許和英國留學經驗有關。以外國女性留學生的身份，在男性為主的劍橋大學，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週遭有許多同學來自大英國協前殖民地的國家，明顯感受到舊殖民地的知識菁英，和過去的殖民母國之間，某種「朝聖」情懷的仰望。

即使英國已然沒落，但倫敦還是他們心中的「聖城」，但卻又不時對殖民行為充滿著批判和厭惡。那是種曖昧難明、很難界定的情愫，張寧說，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同學，被教授稱讚「英文寫得比英國人還要好」，這是需要多大的付出才能達成，前殖民地的學生「學英文不像我們只是學習外語，而是一種更高的身份認同」。

張寧的研究範圍看似相當廣泛，從冷凍蛋業到運動皆有涉獵，但實際上都是抱持著相同的研究關懷。
攝影／陳怡君

身處在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間，讓她深切體會到，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意義，使她開始關注近代各式的人、事、物在中西文化之間的移動，從在華冷凍蛋品工業到狩獵運動，都不脫這樣的問題意識。即將出版的新書，總結了這段追尋，日後則會將研究焦點繼續延伸到主導這些賽事背後的「俱樂部」（club）組織。

要能不斷找到新的題目，張寧認為必須回歸廣泛閱讀的基本功，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喜歡，而且是具體可行的議題，指出它對當時歷史的重要性。選什麼題目，最終往往還是「和研究者的人生經驗和內在關懷有關」。「內在關懷」不見得一開始就很明顯，而是在過程中慢慢的浮現，閱讀他者的資料，同時不斷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反覆索求，研究其實也是自我探索的歷程。

或許，正是這層體悟和對話，不僅讓張寧從運動中發現過去，並能道出這一則則動人的女性故事，不讓她們於時光的洪流中默然消逝。

採訪撰稿／翁稷安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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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攝影／陳怡君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耗時數年的研究，與其說在討論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不如說是以家庭為透鏡，追究階級的體現與再製。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

正因為這樣的出發點，為使研究從廣泛的「教育」和「家庭」兩大浩瀚汪洋中收攏聚焦，藍佩嘉一開始便排除了許多複雜的變因，例如同一個家庭中孩子的數目與排行、性格與年紀，或是夫妻間的背景差異與情感變動等。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

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臺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在選定 4 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臺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

例如，位於新北的河岸國小是典型的「不山不市」小學──既不在資源集中又便捷的城市裡，也不在慈善團體關注與各式補助發放的山野偏鄉。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

藍佩嘉費時 8 年，從不同角度看「教養」從何而來，又將如何影響下一代。
攝影／陳怡君

另一個在研究中被指認的重點是，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這個主流的體現包括大多數學校集中精力在回應中產家庭的需求，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亦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若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而無法持續參與、協助孩子的教育，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制歸類為「不適任父母」，這不僅強化了階級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跨階級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重的教養目標。然而，研究中也強調，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其實跟中產階級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臺灣階級樣貌。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臺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在《拚教養》一書中，全球化這個巨觀的概念落在微觀的亞洲家庭裡，方方面面都是西方社會難以體會的風吹草動：包括教養策略中的語言學習與國際營隊安排、受全球產業衝擊的勞工家庭生計、外派父母的國際競爭焦慮、兩岸分偶的「空中飛人」或「大雁家庭」、島內移民但共享國際教育理念與資源的實驗教育，以及愈來愈多的跨國婚姻與新住民家庭。

她也強調，在臺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臺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2018 年藍佩嘉在美國出版《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後，隔年於台灣推出中文版《拚教養》。而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的學生（Kayli Hattley, Judy Fickess, Paulina Becerra, and Xinyue Ge）在課堂上曾以桌遊方式報告《Raising Global Familie》書中的內容。
照片提供／Prof. Markella Rutherford

《拚教養》的全球化分析因此不僅在臺灣引起熱潮、回應了本土經驗，亦用本土經驗開啟了國際間難能可貴的對話。2018 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臺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教養，沒有正確答案：非預期效果與風險

「當然，父母也不是一直都在焦慮，教養還有很多快樂豐富的面向，只是那些未必需要社會學來探討。」藍佩嘉解釋，這本 12 萬字的全球化階級教養研究，力圖分辨的並非教養方式的優勝劣敗，而是要提醒父母們在教養腳本背後那些「非預期效果」的存在，以及盡可能正面看待教養中的各種風險。

所謂「非預期效果」，某部分來說即是戳穿僵固的階級神化、釋放家庭教養對孩子人生的重量。例如，天龍國小的父母為孩子精心打點、極大程度的介入並規畫出孩子的學習日常，孩子卻可能非預期的陷入時間貧窮，整天在家庭、學校、補習班、才藝活動間趕場，並且過度依賴，少了父母便喪失行動方向；河岸國小位於貧富比鄰的市郊，勞工家長們費盡心力將孩子越區就讀送入中產階級的教育網絡，卻可能非預期的將孩子暴露於近距離的貧富差距中，在同儕間感受到自身的物質匱乏、強化童年的現實陰影。

家長在面對教養時，往往希望能做出對孩子最好的選擇，但可能因「非預期效果」而造成反效果。
圖片來源／Pexels

簡言之，不論如何善用階級優勢或一心想創造階級流動，都無法保證這就是教養裡的「正確答案」。事實上，世界的變動往往讓人措手不及，產業與科技的發展無人能精準預測，我們甚至難以判斷未來什麼職業必定會消失、什麼新形態的工作又會出現，所謂教養，根本不可能有「正確答案」。

另一方面，對藍佩嘉來說，兒時父母有意或被迫為之的教養策略，不過是成就我們長遠人生的其中一個變因。許多臺灣父母長期受困於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主流教養觀，深信自己在孩子生命初始所做的選擇會影響他們一輩子，因此努力動員各類型資本、用盡力氣「拚教養」，只求排除孩子成長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既可能是新時代讓人擔憂的風險，亦很可能是各種機會蓬勃發展的土壤。

「我們必須記得，『不安全』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常態，鐵飯碗與安穩工作已成神話。父母不可能為孩子避開所有風險，甚至很難管理風險，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有能力適應風險。」

藍佩嘉也強調，父母必須換一個方式來理解風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這種無法控制的感覺，甚至理解到這種變動性才是孩子的養分，如此一來，父母與孩子才能輕鬆一點共同成長。」

藍佩嘉最後重申美國心理學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當一個好父母，並非把小孩變成聰明、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去面對難以預料卻必須面對的未來世界。」

採訪撰文／葉靜倫
編輯／陳怡君
攝影／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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