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荒誕！對吧？

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臺灣在清代時期，曾經有過一種買賣風俗──「甲方跟乙方買土地，但經過一段時日後，乙方本人或其子孫找上門來，向甲方本人或子孫說還要索取一筆錢。」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古慧雯說：「這種長期的存在的社會風俗在當時叫做『找洗』。從我們──尤其經濟學者的思維來看，這簡直不可思議！經濟學的基礎假設人是理性的，找洗這種完全不合理的經濟行為，引發了我強烈的好奇心和研究興趣。」

清代治理下的臺灣，出現一種賣方售出土地後、眼見土地價格上漲，遂找買方要求再多付一筆錢、近乎勒索行為卻總能成功、名為「找洗」的怪奇現象。圖為光緒年間的田契影本。
圖片來源／翻攝自《大甲東西社古文書集》，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2003。

銀貨兩訖後，焉有事後再找上門的道理？

古慧雯正色說：「過去已經有許多找洗的研究，對於為何會產生這項經濟活動，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認為買方同情賣方，所以願意再給錢。但我怎麼想都覺得這個因素不可能，舉個例子好了，我們走在路上看見乞討的人，願意掏腰包，但不會給了好心錢以後，還跟他要一張簽名蓋章的契約吧？可是當時的賣方會簽好找洗契約，而且買方一定妥善留存，這裡就有了買方預期賣方又會再回來的心理準備。」

找洗契約的內容通常是賣方表明是自己很可憐、悲慘，甚至會直言自己是無恥之輩，還保證絕不會再來找洗的承諾，並會不斷強調買方是大好人，把自己的姿態降得很低，做足各種不再滋擾的保證，但很多例子是二度甚至更多次的找洗實例。

例如清同治11年（1872年）有陳宇、陳俊兄弟將鄰近陳家的一塊水田賣給了林吉成，契約文字載明：「……當日三面言定，時值賣價佛銀壹佰玖拾大員正，銀契即日仝中色現兩相交收足訖，隨即將此水田、竹木、菓子照界踏面交付買主林吉成觀前去掌管，任從起耕出贌、收租抵利，永遠為業。一賣千休，價足業盡，宇等及日後子孫不敢言及找贖、洗貼、滋事。……」（編譯：當天雙方達成共識，以190大員，當即完成銀契的交收，水田、竹木、果樹按照界限劃定，轉交給買主林吉成負責管理。他可以自由種植、收租，永遠經營此地。一旦完成交易，不得反悔，價格足以結清一切，未來子孫不得提及贖回、糾紛、擾亂事宜。）

結果呢，過了4年，賣方陳家就請中間人出面說：「但今家中貧困，衣食不周，無奈托中向原銀主懇出佛銀伍大元正，……嗣後亦不敢別生枝節（編譯：之後不會再來糾纏了）。」

古慧雯持續追查，赫然看到5年後，林吉成將田產以佛銀300大元的價格賣給了鄭有撥。賣後3年，輪到林吉成說自己「家事清淡，費用不敷」，希望鄭有撥念在姻親的份上，資助10大員。同時也立誓「以後斷不敢再言洗貼等端，口恐無憑，合立找洗銀字一紙」。

如果將兩次土地交易與其後的找洗一併觀察，不難發現林吉成在9年之間，藉由買賣土地轉手的差額獲利率為58%（190元買入、300元賣出），很難想像會有所謂的「家事清淡」。因此除了「賣方貧窮說」，另外一種解釋是「地價上漲說」。

找洗和地價的關聯

「如果單純只是因為賣方陷於困窘，找洗應是隨機事件，與地價的變動互相獨立。」古慧雯進一步解釋：「但我們從不同時段找洗與買賣契約的比例，觀察了找洗頻率在時間上的變化。再由買賣契約計算出清代臺灣土地價格的時間數列資料。最後合併前兩項資料進行加權的迴歸分析，我們發現找洗頻率隨著臺灣土地價格的上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古慧雯統整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歷年各類找洗契約的件數。
圖表資料引用自古慧雯〈找洗之研究〉，2010。繪製／Livegap Charts

古慧雯表示，清代臺灣找洗頻率的變動與土地價格的變動方式完全吻合，找洗的直接原因即是地價上漲，殆無可疑，絕不是買方同情賣方貧窮的原因。

儘管這波地價上漲潮到了1840至1850年代，忽然有了回跌的現象。古慧雯認為可能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港，東南亞國家的稻米能夠方便、迅速地輸入中國，供輸環境的劇烈變化，重擊了臺灣米銷往中國的售價，也造成臺灣水田價格的下跌，找洗的風氣也隨之大減。

她直白地說道：「找洗對於買方可以說是不定時炸彈，即使賣方生前沒來找洗也不代表就沒事了，因為他的後代有可能會來。而且荒唐的事，就算自己在世時未被找洗，子孫後代卻仍可能受糾纏。找洗是清代臺灣土地買賣所隱藏的交易成本。」

然而地價上漲也是買方的事，賣方有什麼憑藉，能夠一而再地賣後再索討錢財呢？更重要的是，為何買方會願意付錢呢？

古慧雯解說道：「找洗不是偶發特例，而是社會常見現象。如今能夠看到最早的紀錄是在明朝時期的中國，甚至在民國初期都還可見得。臺灣則在清朝時普遍存在，直到日治時才消失。最離譜的是，當買方不干其擾或不願再給錢的時候，自然會發生爭執，甚至大打出手，鬧進衙門，也就留下判決書。從資料上看，清朝官府較多偏向找洗方，也就是賣方，還有直接對買方施以懲罰的審判。」

鄉親的力量

雖然清朝在《大清律例》之中明令禁止找洗，但在淡新檔案中，古慧雯發現兩造對簿公堂後，普遍來說縣官很少會對找洗者治罪，大多由當地公親鄉里調解。少部分更有找洗者敗訴、被衙門施以懲戒的案例。

古慧雯提出推論：「清朝治臺可說是無所作為，公共事務或工程幾乎付之闕如，基本上就是靠民間的通力合作，地方上所有人都要緊密團結，家族更是最重要的運作單位，造橋、鋪路、救濟等等的，都要依賴彼此，少了一個人就是少了一分力。」

假設今天有外來者到村莊要落地生根，剛好家裡因種種變故缺錢，不得不賣地給他，這不只是單純的買賣而已，還牽涉到親友鄰里，因為土地是相連的，在明確畫下的邊界周遭，就可能是同一家族人的土地。問題就來了，這個外來者可以信賴嗎？他願意為了公共利益捐錢、出力嗎？

古慧雯表示，愈深入爬梳資料，愈覺得這樣的經濟活動，完全是謎團。
攝影／陳怡瑄

古慧雯爬梳史料後統整，發現賣方若具有一些談判環境上的優勢條件，找洗成功的機會便較大：「如果賣方有家族成員是買方的鄰居，找洗會較易發生，應該是買方多一層鄰居的壓力，便較易屈服。此外，如果賣方家族在當地經營世代較為久遠，也較易發生找洗。我們猜測在地歷史較長的賣方會有較佳的人際網絡，容易找到對其有利又具份量的公親。」

講得白一點，鄉里親人大家都是一夥的，所以會聚合起來確保地方的安定和平穩。在此脈絡下，找洗雖然是一種乞討行為，但其背後藏著很複雜的社會和族群運作，以至於找洗有恐嚇勒索取財的效力。所以，不是買方想付錢，而是在各種生存壓力下，不得不付。

古慧雯直言：「找洗是特定社會、經濟環境下的奇異產物，現階段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是幾乎看不到的。」至於為何到日治時，找洗就消失了呢？日治是已經系統化的政府，不管是警察、衛生、土地登記或司法制度等，都建立得清清楚楚，投入公共工常的建設，不管是質或量都高於清廷太多；而清朝則是毫無系統，或說是多系統並行，即便有法令頒布，但平民百姓往往各行其是，因此最後就是比力量，看誰的人脈、親友多。清代臺灣有許多械鬥事件的發生，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

當地價上漲時，可能會激發找洗活動，可被視為對不動產買家進行土地投資的所得進行課稅的經濟活動，這將抑制買方的投資動機，找洗也就更不具有效率性。然而，即便如此，清代的官府仍經常無視法律約束，經常偏向對找洗者有利的判決，這無疑進一步助長了找洗風氣。直至日本時代，臺灣成為法治社會，找洗活動才逐漸式微。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陳怡瑄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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