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受到箝制的年代，政治不是缺席，而是如影隨形。但也因為如此，臺灣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的夾縫裡，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日常抵抗方式。而吳新榮（1907-1967），這位佳里醫生、文學才子，以一套別具風情的隱性抵抗，穿梭於城鎮、府城街巷、麻將桌與戲院之間，以娛樂日常的營為回應時代的重壓。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教授
拍攝／馬藤萍

日治時代裡的「文化縫隙」

陳文松回憶起自己對日治時期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契機，其實是從一位來自台南偏鄉的鹽分地帶知識份子吳新榮所留下的一套日記開始的（《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67）》）。如大家所熟知的，自1930年初殖民政府針對「異議份子」加大管控的力道，在當時的社會裡，青年團體、文學社團等，幾乎被壓制。

「對日治時代的文人來說，文化不只是一種風花雪月，更是行走於鋼索上的選擇。他們只能在日常生活裡偷渡理想，透過看電影、下圍棋、甚至打麻將來維繫人與人之間微弱但真實的連結。」

特別是對於有志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而言，1930年代之後若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那麼就只能轉個方向——三五好友相聚打麻將成了另一種結社型態。透過室內社交娛樂，發洩心中苦悶的同時，也「順便」高談闊論，建立某種社交網路。

因此，麻將意外成了當時文人熱愛的活動之一，不只在臺南，其他地方亦是如此。吳萬成、葉榮鐘、林茂生、吳新榮等人也透過麻將來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順便聊聊政治抱負。

「在殖民地處境下，看似無關緊要的休閒娛樂，都成了極具政治目的的日常活動。看似在打發時間的背後，都隱含了臺灣人如何在日本統治下找尋生活的平衡點。」陳文松這麼解釋道。

且令人玩味的是，這些日常交流的場域，正嵌於日治政府所規劃的近代都市「造町（町作り）」之中。在每一座由殖民者所規劃的城市公共空間裡，臺灣知識分子以休閒娛樂作為掩護，在電影、麻將與棋局之間，談論時局、維繫連結，在壓抑的環境下尋找喘息空間。那麼，吳新榮喜歡到府城做些什麼？陳文松笑著說：「他酷愛打麻將，甚至還曾戲稱自己的日記是『麻將日記』。」

在《來去府城透透氣》中，陳文松帶領讀者回到日治時期的臺南，探索知識分子如何在殖民地的夾縫間，以娛樂為名，尋找思想的出口。透過吳新榮的日記，勾勒出一個既受壓抑又充滿文化韌性的時代。
拍攝／馬藤萍

他是小鎮醫生，也是「臺南玩家」

生於1907年的臺南，吳新榮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見證了從穩定發展到動盪不安的時代變遷。他求學於臺南市內的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位於今永福國小），1925年赴日就讀日本岡山縣境內的金川中學校，後考上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今東京醫科大學）。在日本的求學歲月，不僅讓吳新榮精進醫術，也讓他浸潤於當時新興的文學、思想與社會運動，成為他日後寫作與文化參與的養分。

返臺後，吳新榮回到北門郡佳里街開業。身為醫者，他為鄉里服務，診間裡來來往往的周圍的庶民百姓。而在診所之外，他則穿梭於府城的大街小巷，讓自己置身於那片亟待澆灌和孕育的文化氛圍中。

吳新榮的日記，幾乎天天書寫，從工作、娛樂到經濟壓力，無所不包。他筆下的臺南，是活生生、帶著溫度的城。他會去咖啡廳、電影院、小吃攤，也會找朋友下圍棋、打麻將，甚至養鴿子，用鴿子送處方籤回診所。這些細微且平凡的日常片段，卻串起了殖民地社會裡尋常的掙扎與彈性。

「透過他的日記，我才真正認識臺南。看見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怎麼生活，怎麼娛樂，又是如何在殖民體制下試圖保持一點點『自己的人生』。」陳文松輕輕地說，彷彿那座他從未經歷過的城市記憶，正一點一滴浮現眼前。

吳新榮最常出入的場所，如銀座通（即今日中正路一帶的末廣町）、西門町的西市場、咖啡館「天國」、戲院「宮古座」，其實都在日治時期的「造町」計畫下誕生。殖民政府以日本現代都市為標準，打造臺南新街區——所謂的「銀座通」，模仿東京銀座的現代消費地景；至於西門町，則是臺灣傳統市街的再造區域。

不過，對於在佳里開業的吳新榮而言，「進府城」絕不只是為了消遣。白天奔波於診間與鄉間往診的他，總會利用假日或夜晚進城，尋求一個文化實踐、體驗現代生活的空間。他會借住親友或旅館，隔日搭乘首班火車回佳里繼續行醫。一次次用身體與行動，丈量、親近這座繁華城市。

末廣町（今臺南市中正路一帶）是日治時期臺南的繁華中心。左為林百貨，右為日本勸業銀行臺南支店（今臺灣土地銀行臺南分行）。日本殖民政府所引進的現代化城市設計，不僅改變臺南的空間樣貌，也意外成為吳新榮等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裡尋找「文化縫隙」的重要場域。
圖片來源／Wikipedia

麻將、電影，在抵抗與認同之間

麻將在1920年代前半由中國東渡日本而大流行，臺灣留學生也受到直接影響。而原本是留學生之間的娛樂，後來迅速在臺灣的知識分子與在臺日人的社群之間流行起來。而對剛從東京學成歸來的吳新榮來說，打麻將不只是打發時間，更是交友、建立人脈的重要方式。

「尤其身為一個『草地人』（鄉下醫生），要在陌生的城鎮打進知文化圈子裡，這樣的娛樂場域，就成了他的入場券。因此在結束看診後與三五好友打場麻將，一度成為吳新榮不可或缺的『夜生活』。」

陳文松說道：「開業後的幾年裡，吳新榮幾乎維持著這樣的日常作息。當政治活動幾乎被禁止、文化團體也遭受監控之際，麻將反而成為知識分子之間相對『安全』的空間。在麻將桌上，他們談的不只是牌局，也談對時局的觀察，只是這些話題不會出現在公開場合。」

麻將最早在清朝末年出現，於1920年代傳入日本。日本人根據其發牌時的聲音以及「將」字的讀音，稱其為「麻雀」（マージャン）。當時臺灣受日本影響，也稱其為麻雀，並成為知識分子與社交菁英的重要娛樂與交流方式。
圖片來源／Unsplash

除了麻將，電影也是吳新榮的重要嗜好。在日治時期，電影戲院如「宮古座」、「世界館」等，是臺南人重要的娛樂、約會與社交場所，更是知識分子觀察世界、理解時代的窗口。吳新榮在日記裡一再記錄那些走進戲院的午後或夜晚，有時是感傷的愛情故事，有時是描寫社會問題的劇情片，也有熱血沸騰的愛國片。

他曾寫下某次獨自前往府城觀影的感想：

在這段日記裡，吳新榮細膩地對比兩部來自歐洲的影片，基於他對時局的敏感，以及身為知識分子內心的矛盾與掙扎。特別是這些電影的選材與放映，其實與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國策宣傳」密切相關，帶有濃厚的皇民化色彩。

陳文松指出：「對於吳新榮這些文化人來說，進戲院絕非為了瞭解國策。但有趣的是，儘管心存批判與思索，這些電影裡所展現的『帝國榮光』仍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他們的情感認同——讓人一方面為亞洲人的成就感動，另一方面卻也逐步將『自己』融入日本帝國的敘事之中。」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佩羅（Michelle Perrot）所說：「私生活史不只是稗官野史，更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史。」這種「殖民認同」的拉扯，充分展現在吳新榮的文字中。許多表面看似日常的生活片段，都是一個個不可錯過的歷史現場——既有府城景物，還有城鄉間人們在其中進行的文化選擇、政治對話與生活實踐。

拍攝／馬藤萍

陳文松說，吳新榮的日記，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那個被忽略的年代。「剛到臺南唸書的外地大學生，多數不識校園周邊外的臺南。他們知道教科書裡荷鄭時期的赤崁樓、安平古堡和鄭成功，卻對晚近日治時期留下的火車站、林百貨、西市場一知半解。因為有關日治時期的歷史，往往只剩已成觀光景點的建築物，但裡頭生活過的人、發生過的故事，卻慢慢被遺忘了。」

透過日記，吳新榮寫下他走過的街、喝過的咖啡、遇過的人，以及府城裡的各種休閒娛樂。或許他也沒想到，這些瑣碎紀錄會在近百年後，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一座城市。

[1]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2007），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67，國立臺灣文學館。1937年11月17日，頁356。
[2]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2007），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67，國立臺灣文學館。1940年10月15日，頁276。

採訪撰稿／陳琡分、馬藤萍
攝影／馬藤萍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陳文松（2013）。佳里醫生、文學才子吳新榮進府城：跨時代文化人的日常生活與娛樂——以麻雀、圍棋和電影為中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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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說「昨天即歷史」，但對張隆志而言，臺灣史是一段長期努力的結果。它不單紀錄過去而已，亦是一段反思和再建構的過程。因此他更關心的其實是臺灣人如何建立自己的「史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張隆志
拍攝／古佳立

一顆名為「臺灣史學」的種子

回首過去，我們歷經了多個政權的統治，從荷蘭、西班牙、明鄭、日本到國民政府。這使得臺灣的歷史研究具備了豐富的層次性，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單一民族政權或殖民歷史有極大的不同。

張隆志認為，研究臺灣史學的獨特性之一在於，如何從知識史的角度來展示政治與社會之間的不同發展模式。由於臺灣的政治史經歷了多次斷裂，但社會史則顯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質，不論政權如何更迭，社會中的生活方式、族群互動與文化傳承卻體現了連續性。我們需要同時理解兩種相互交織但不同步的歷史運作邏輯。

同時，對於臺灣史學者來說，這樣的特殊性卻也成了研究上的一大挑戰——不僅需要處理多元殖民記憶和不同政權之間的歷史斷裂，更需要留意在論述這些歷史片段時，「臺灣」是否真正作為主體出現在敘事中。

更進一步來說，在歐洲殖民史、中國地方史、日本殖民史，乃至於美國冷戰史，臺灣的身影不斷出現，似乎只是不同國家歷史中的某個部分。然而，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應該如何從地方史逐步轉向國家史，建立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臺灣史學」。

直到20世紀末，臺灣民主化和本土意識崛起，臺灣史學這一概念才逐漸成形。歷史學者開始重新審視臺灣在歷史上的角色，並試圖建立一套本土史學體系。

多重歷史中的鄭成功

張隆志以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為例，他的國籍身分一直備受討論——他生於日本，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卻在明末成為反清的領導人物，後來更擊退了在臺的荷蘭殖民者。這使得鄭成功在中國、日本和臺灣的歷史敘述中，都被賦予了不同的定位。

清領時期，鄭成功被視為反叛者。到了日治期間，鄭成功則被描繪為日臺聯結的象徵，藉此強化殖民政權的合法性。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鄭成功反清復明的行為，又被塑造成英雄與忠臣楷模。

張隆志指出，鄭成功是臺灣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從國姓爺、延平郡王到開台聖王等不同的稱號，可以看見他交織在英雄、傳說與神話間的多元歷史形象。這樣的「千面英雄」形象在歷史中被不斷地再解釋與再建構，並通過文化表達在現代持續呈現。

尤其隨著臺灣在解嚴後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鄭成功的形象也逐漸發生變化。1990年代後期，臺南市開始舉辦鄭成功文化節，這是全臺少數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地方節慶之一。當臺灣史學開始擺脫不同政權的敘事束縛，便逐漸形成具有本地視角的歷史觀。儘管這樣的史觀是複雜且多元的，卻很好地反映了臺灣長期作為多元文化交匯點的獨特地位。

張隆志強調：「在歷史公共化、節慶化及生活化的過程中，從『鄭成功是誰』的爭議到『鄭成功如何被紀念』的反思，這段過程展現了臺灣社會如何逐步擺脫歷史敘事中的政權束縛，並逐漸形成具有本地視角的歷史觀。儘管這樣的史觀是複雜且多元的，卻很好地反映了臺灣長期作為多元文化交匯點的獨特地位。」

另外，除了鄭成功，張隆志也提到劉銘傳（1836-1896）、後藤新平（1857-1929）、八田與一（1886-1942）和蔣經國（1910-1988）等人物，在臺灣史上也都有重要且多重的歷史地位，其實都值得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臺灣史學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成形。

位於臺南的「延平郡王祠」，是臺灣是首座由官方為紀念鄭成功而建的祠廟。日治時期被改為「開山神社」，但仍供奉鄭成功。1965年「民族文物館」遷移至此，並於2003年改名為「鄭成功文物館」。2021年進行整修工程，2023年再以「臺南市立博物館」之名重新開館。
圖片來源／Mrmarkertw

從邊陲到中心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灣歷史的書寫深受不同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需求牽制。諸多有關臺灣的史料多由特定政權的學者所編纂，這些研究往往帶有不同立場，不僅片面，且在歷史脈絡上也存在斷裂的問題，無法充分反映臺灣本土歷史的全貌。

張隆志回顧道，日治時期就有大量關於臺灣的史料編纂與調查研究，但當時的臺灣史仍然附屬於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學術框架中。例如，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臺灣史料稿本》（1922）、臺灣研究先驅伊能嘉矩的代表作《臺灣文化志》（1928），以及由日籍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月刊《民俗臺灣》（1941-1945）等等。雖為後人提供了豐富史料，卻多以外來者觀點進行呈現。

隨著二戰結束，臺灣史的研究又迎來了一波轉變。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如傅斯年（1896-1950）、方豪（1910-1980）和郭廷以（1904-1975）等人，他們以中央研究院及臺灣大學為據點，使用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等角度，繼續臺灣史的研究。

甚至在冷戰期間，由於中國大陸對外封閉，陸續有西方學者來臺灣進行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同時臺灣也因擁有豐富的明清檔案與日文資料，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

直至解嚴後，民主化與本土化意識抬頭，臺灣學者才開始嘗試建立一套具體的論述體系，來深化對臺灣史的理解。換言之，臺灣史正逐步擺脫過去視角的學術框架，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

1990年代，中研院著手籌備「臺灣史研究所」，在此之前，有關臺灣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工作，歸屬於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陸續招募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與臺灣相關領域的專家，組建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團隊，臺灣史研究所終於在2004年正式成立。

不僅如此，各大學也紛紛設立專門系所，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專攻臺灣史學，培養了一代代臺灣史學研究者，促進該領域的持續發展與學術交流。自此，臺灣史學正式從地方性研究邁向制度化、專業化的學科體系。

這波學術化的建置，提供了研究臺灣史的基礎設施與資源，還加強其在學術圈內的地位。從臺灣原住民史、婦女史、生活史到海洋史等各式議題上，都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張隆志強調：「臺灣的政治史雖然斷裂，但社會史是連續的。別忘了，臺灣的移民經驗、多族群社會的形成，都是連續的過程。」正因如此，臺灣的歷史學者們才努力讓歷史研究不再只是某個政權的附屬產物，而要能反映臺灣社會內在的連續性與多元性，將那些超越政治斷裂的社會動力重新納入歷史敘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你也是寫歷史的人」展現了臺灣歷史的多元性和社會的連續性。展覽透過個人日記、家族相簿、藝術作品等，呈現移民經驗與多族群社會的形成，強調每個人都是歷史的書寫者。正如張隆志所言，臺灣的社會史超越了政治的斷裂，這場展覽正是要反映這份連續性，鼓勵觀眾成為共同塑造歷史的一部分。
影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當「臺灣史學」走向公眾

隨著臺灣史學的學術成就逐漸擴大，如何從專業領域走向社會大眾，成為當前的一大挑戰。張隆志指出：「歷史研究不應只存在於學術圈內，更應與社會大眾建立連結，讓更多人參與歷史討論。」這正是「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核心理念，也是近年國內外歷史學界的重要關懷。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學術界和博物館、文化機構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展開了緊密的合作。透過書籍出版、展覽策劃、地方走讀活動等各種形式，讓歷史進入日常生活，成為人們理解自己和社會的重要資源。

張隆志分享道：「於2011年成立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便是實踐公眾史學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空間佈置、精心安排的展覽陳設，讓人們有機會參與歷史。同時博物館也和地方合作，多次舉辦走讀活動，由專業人士引領觀眾親自走進歷史現場。」

「另外，也有學校利用所處環境的歷史特殊性，將學術教育與文化體驗相結合。擁有四百年歷史的臺南是臺灣最古老的城市，古蹟文物豐富。成功大學便憑藉這一地利優勢，開設了『踏溯臺南』課程，讓學生透過實地訪查，深入感受城市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底蘊。」

張隆志還提到，書籍出版也是公共史學的重要載體。走進書店，可見許多專業性與通俗性兼具的臺灣史書籍，歷史知識比過去更容易進入大眾視野。它們不僅提升了讀者的歷史意識，也讓臺灣的故事更加廣泛地流傳。

「走向公眾對於臺灣史學的發展之所以重要，不光是為了擺脫過去服務於特定政權的歷史敘事，更是重新掌握自身歷史話語權的重要一步。提醒臺灣人重視認識自己的過去，更促進歷史與社會大眾的深層對話，使『我們的歷史』成為凝聚社會認同、塑造集體記憶的柔性力量。」

近年，有不少博物館或學術單位與出版機構進行跨界合作，推出許多不同面向的歷史書籍。《看得見的臺灣史》一系列套書即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出版成果之一。
拍攝／古佳立

採訪尾聲，張隆志笑著表示：「臺灣史學」之路走到現在，已無需再證明其重要性。」從最初的學科建設到如今深受各界認可，臺灣史學已從邊陲走向中心，成為學術領域的一部分。

不過，他也坦言，此刻仍要持續努力的是如何使更多人對歷史產生興趣，讓歷史不僅僅出現在學術研究或教室中，而能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張隆志相信，唯有讓更多人對自己的過去產生好奇，臺灣的故事才能真正地生生不息，延續下去。

採訪撰稿／陳威儒
攝影／古佳立
編輯／馬藤萍

研究來源
張隆志（2014）。當代台灣史學史論：從學院史學到公共歷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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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專精於清朝臺灣史、海洋史研究，她提到：「海洋是無比廣大的空間，人面對海洋這樣的母體，讓我興味盎然。對我來說，歷史研究是時間的科學，從各種文獻資料挖掘出被埋藏的線索，拼湊出真實，還原過去時代的背景與樣貌，以恢復具有意義的歷史圖像。」

林玉茹以專書《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深刻剖析港街與臺灣社會的密切關聯，帶領讀者回到十七世紀，看臺灣如何進入國際網絡，找尋自己的生存之道。
攝影／汪正翔

向海立生的臺灣

「臺灣是海島型經濟體，北方盛產米、南方的糖產量高，臺灣人種植的農產品，主要不是當作食物，而是視為商品，所以許多日常用品必須透過交易獲取。這是貿易、出口導向為主的海島型經濟型態。」

林玉茹提到，荷蘭、鄭氏王朝時期，向世界開放的臺灣，到清朝治理初期（1683-1783年），臺灣被允許僅一個「正口」──鹿耳門（今臺南安平）得以對外交通和貿易。她說：「此時臺灣港口的貿易與管理，除了政策開放的正口之外，另有島內沿岸港口間彼此貿易，但不得與中國運通。」

到18世紀中葉，臺灣米穀產量大幅提升，中國缺米地如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等沿海城市需求量大，原本只在島內港口運輸的臺屬小商船，耐不住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越過正口，對外走私米穀，導致『私口』紛紛出現。

乾隆49年（1784）、53年（1788），清廷陸續將鹿港、八里坌，加上原有的鹿耳門，開放三個與福建對渡的口岸，也難以杜絕私口運營，林玉茹便發現當時的私口多達15處。19世紀之後，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愈弱，財政體系崩潰。道光43年（1843），為了課稅需求，開放中國寧波、乍浦與臺灣貿易，正式終結了長達160年僅限臺灣與福建正口對渡的制度，此後直接與華中地區交易。

1860年，因清廷簽署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開放安平、淡水、打狗及基隆等港口，開啟了全面自由貿易的時代，貿易圈更擴大到日本、東南亞各地。

地方自治色彩濃厚的臺灣港街

正口得以向進出口船隻徵收正式規費，分「文口費」和「武口費」。每當有外地船隻靠港，地方文職人員登船查驗出入證明，出口時則徵收文口費用；另一方面，地方武官檢查是否有走私品等違禁情況，徵收武口費。

滿清中葉之後，國家財政幾乎崩潰，各省地方官員都得設法自行籌措財政經費。帝國邊陲的臺灣各廳縣，要如何自籌經費呢？加以，清代臺灣知縣兩百多年均未調薪。簡單來說，就是知縣的荷包，得自己想方法。林玉茹提到，地方官員的津貼大半由抽文口費而來。因此，極力開放可以對外貿易的港口，變成小口，而徵收更多的口費。

16到19世紀，全球為數眾多的貿易船隊途經臺灣口岸。圖為約1600-30年代正從荷蘭啟航的帆船。
圖片來源／wiki

淡水廳率先開放轄內港口逕行對外貿易，其後各縣廳無不跟進。1850年代，考量到地方經濟發展，還有文口、武口等的收入，在臺灣道、地方縣廳的默許之下，西洋船隻已可到各港貿易。因此港口管理變成中央、地方政府雙軌制，各地以港口為中心形成街市聚落，更加繁榮。

林玉茹進一步說明：「清代臺灣陸路交通不便、沿岸又因礁石和季風因素航行困難，使得『小口』成為地區的商業中心。後來臺灣正口的數量雖然擴增，但仍然難以應付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再加上正口制度早不符合時代潮流，而地方官員又想要提升自己的收入，小口的解禁，勢在必然。地方自治色彩濃厚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同特色的地域社會。」

港街族群和結構的改變

港街原先都是原住民聚居地，16世紀之後漢人大量從中國來此移墾，港街也就成為番漢兩股勢力的最初接觸地。

「隨著漢人勢大，以番社為名的港街也逐漸轉為漢街。」林玉茹指出，少數如麻豆街等港街，雜揉番漢元素，既有麻豆社的檳榔宅型態，也有漢人街村，形成獨特的聚落。「但麻豆社後續配合勞役、課餉和協助作戰等事務，以及讀書識字的漢化風潮，番社逐漸弱勢或遷移，也變為漢人社會為主。」

此後幾次大水災、河流改道，民眾圍築魚塭、鹽田，以及長年淤積等影響，讓18世紀前臺灣南部的潟湖──倒風內海、臺江內海，漸次消失，許多港道也因為淤塞，失去了對外貿易的機能。麻豆港亦然，但麻豆位居南北交通要道，又是糖、米集散地，所以仍舊保有商業中心地位。

今蔴荳古港文化園區便是過去麻豆港的所在地。圖為麻豆水堀頭遺址中的三合土遺構。
圖片來源／wiki

此外，18世紀以降，閩人、客家人等族群在臺灣的衝突越發激烈，甚而引發大規模械鬥，雙方死傷慘重，也對港街發展造成衝擊。

林玉茹以竹南三堡（今臺中北部及苗栗三義南部）為例，本是以閩人苑裡街為中心的苑裡堡，後因械鬥，市街遭焚燬，以及內山樟腦、茶葉大發利市，經濟地位被粵人的通霄街取代，可見族群意識、利益爭奪下的勢力消長，對港街社會所造成的巨大改變。

從港街到全島的媽祖與王爺信仰

不同族群同時帶來其信仰文化。臺灣的宮廟香火鼎盛，如今西南海岸地區尤以媽祖廟和王爺廟的信眾最多。林玉茹指出，早期的漢人寺廟是觀音、福德、關帝廟。媽祖信仰是清代在臺灣紮根，直接理由是康熙皇帝將媽祖從天妃晉升到天后，施琅把寧靖王府改為大天后宮，之後明訂為正式祀典。乾隆中葉後，媽祖廟更成為港街信仰的中心。

另外一個在嘉義到臺南西南海岸地區非常重要的信仰，便是今臺南市北門區的南鯤鯓廟──王爺廟。早在清代已是臺灣的「王爺信仰」中心。

林玉茹說：「王爺信仰從中國的送瘟神習俗而來，康熙年間福建近海庄民，以木船作為王船，放其出海，漂流至倒風內海，希望能夠消災解厄。後因神蹟靈驗，落地生根，成為出海漁民的心靈依靠。」

以南鯤鯓廟為中心的王爺信仰，何以持續擴大影響全島呢？

嘉慶11年（1806年），海盜蔡牽再度進襲臺灣府城，南鯤鯓是主要戰場之一，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率軍擊退蔡牽，從此平步青雲，王得祿認為是南鯤鯓王爺神威庇佑，贈匾給重建於槺榔山的南鯤鯓廟。其後，陸續有駐臺最高武官贈匾致敬。

林玉茹解析道：「這代表了官方認證，也就是說王爺取得了正統神格，不再是地方迷信。清中葉道光年間，臺灣府城每年的迎南鯤鯓王爺，逐漸發展成當地盛事。咸豐年間，從南鯤鯓廟分香的廟宇甚多，包含麻豆街興建保安宮、每年定期有進香的風俗，也愈發擴大王爺的信仰圈，已足以與媽祖信仰分庭抗禮。」

由於臺灣府城、鹽水港街和麻豆街透過內海網絡密切聯繫、累積財富，五王信仰也因此傳播。王爺更去除中國原鄉的瘟神性質，在臺落地生根，成為地方守護神、保境安民之神。

早期五府千歲具有瘟神色彩，其信仰被視為邪祀，不具備正當性。日後逐漸為信眾接受，演化成如今的燒王船傳統。
圖片來源／wiki

麻豆街歷經清初關帝廟、清中葉媽祖廟到清末王爺廟的信仰勢力變化，成為王爺信仰擴張的典範，是倒風內海聚落中王爺廟最多的，也是五王信仰取代媽祖信仰的唯一港街。林玉茹總結：「這可能是由於麻豆街有漢化的社會型態演化過程，以及失去港口機能飽受洪水之患，更加強化王爺崇拜的需求。」

日治時期鼠疫蔓延，原型為瘟神、能夠除疫保平安的五王信仰影響力愈發擴大。大正年間（1912-1926）的王爺出巡路線遠至澎湖。昭和8年（1933年）紀錄到參拜人數，一天可達3萬人之多，信眾遍及全臺。

獨特的臺灣性格

港街是一個體系，有生態性層層疊加的結構，不同的族群也有著截然不同的飲食、生活習慣和信仰，文化特色大為殊異。港街文化、樣貌和信仰型態也隨之變動。

1860年後，臺灣南北各有兩個條約港（基隆、淡水和安平、打狗），容納了區域性港口的多樣式物產，互動頻繁，又能直接到中國貿易，變成區域性經濟圈，更形成非常特殊、既從屬又分立的雙重貿易結構。

作為國際商品的茶、糖和樟腦，都集中於南北兩邊的條約港，再對外輸出，國際貿易量大，資金鉅額，洋行林立，西方的資本、技術、金融制度和商業文化也相繼進來。於是臺北有錢莊、匯單館；打狗和臺南商人則最先透過銀行交易和融資。臺灣商人藉由地緣優勢，參與國際商品的生產、出口，搖身一變能與洋行抗衡的大資本家，躍升到國際市場，創立貿易公司。

林玉茹說：「經濟是人類發展的原動力，而港口在這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清朝在開港後，臺灣面向世界的必然性也越來越高，累積更多文化發展的能量。」即便後來因為泥沙沖刷淤積，港口機能喪失，但作為地方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並沒有動搖。

港街的人文生態之複雜，不是只有漢人之間、漢番等大小族群的競爭，還要加上各種進口的外國產品、知識、技術和文化的多樣撞擊，讓港街愈加異化和深化，也往往是各地域的領頭羊。

透過清代臺灣港街發展的脈絡，林玉茹從全球史視野，尋求「臺灣的性格」。
攝影／汪正翔

臺灣是多文化的熔爐，揉和了原住民、荷蘭、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多元文化，形塑出臺灣人的獨特包容力與豐富感受力。歸根究底，出口貿易導向性格，積極冒險的臺灣，始終在尋求與世界接軌、交易的可能性，擁有充沛而活躍的生命態度。

林玉茹肅然說道：「向海，就是一種全球史觀點下的姿態，讓我們可以看到前人如何藉由海洋、航運討生活，進而探究臺灣人如何形塑為如今的模樣。」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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