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高速成長，人民的財富持續累積，至今不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吳聰敏於2023年完成專書《臺灣經濟四百年》，由數據解析臺灣自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全書的最後一部分即分析1960年以來的高成長。

今年（2023）出版的《臺灣經濟四百年》分析荷治時期以來的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所得水準的成長。
攝影／汪正翔

臺灣經濟從日治時期開始發展

吳聰敏將臺灣經濟發展史分為四段時期：一是荷治至清治末期；二是日治時期，三是1945年到1950年，四是1950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後。清治時期，臺灣的經濟長期停滯，人民的所得水準上升是從日治初期開始。

「日治臺灣之前，滿清政府統治臺灣時間雖長，但消極治臺。對北京來說，臺灣不過只是個彈丸邊陲小島，無關緊要。」吳聰敏提到，但日本政府治理臺灣的做法完全不同。

日治初期開始，日本投入許多的資源推動基礎建設。最早是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接著是交通建設、土地調查、戶口普查等。1908年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以及基隆、高雄港築港工程完成，使臺灣有了現代化交通系統。

「這些基礎建設便是臺灣現代經濟成長的起點。」吳聰敏指出，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完成後，臺灣的土地產權制度比日本本土更完備，也可能是全世界土地產權制度最完善的地方。他說：「土地產權明確是市場制度與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也使國家的稅收更加穩固。臺灣今天的土地產權制度之運作，仍然是以1905年土地調查事業為基礎。」

1928年日本鐵道部於《臺灣日日新報》元旦特別刊之中，刊登臺灣觀光地圖。圖中繪有臺灣鐵道、車站全圖，並標註了臺灣的八景、十二名勝。
局部。圖片來源／wiki

二戰後的經濟黑暗時期

二戰末期，臺灣的經濟體制在1940年前後轉型為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由國民政府所接收。出乎許多人的意料，1945至1950年臺灣的經濟陷入黑暗時期，主要原因是，戰時的管制經濟體制並未回復為市場經濟體制。不幸的是，經濟管制所造成的米荒與惡性物價膨脹，都對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般人認為，民眾在市場上買不到米的米荒情況，與惡性物價膨脹都是供給減少所造成。不過吳聰敏說，「供給少只會造成價格上漲，不會買不到米。米荒是國民政府的管制政策造成。」國民政府以強制徵購的方式，低價取得農民生產的稻米，目的是提供給軍公教部門消費。

吳聰敏進一步指出，惡性物價膨脹也不是因為生產不足，而是「經濟管制的結果」。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忙於內戰，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嚴重，因此，在接收臺灣之後，即從臺灣汲取資源。最有名的例子是糖業。日治時期的糖業都是民營企業，國民政府接收後，把四家糖業公司合併，變成公營的臺糖公司。

臺糖公司變成公營事業後，營運與訂價都受到政府管制，因而出現嚴重虧損，不得不向臺灣銀行借錢。因為臺糖公司是公營事業，臺灣銀行無法拒絕其借款的要求，導致貨幣發行量越攀越高。

除了放款給公營事業外，臺灣銀行也大量放款給政府機構。戰後初期，公營事業與政府機構是臺銀放款的兩大對象，臺銀被迫放款是臺灣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根本原因。

1949年底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臺灣銀行被迫印鈔票放款的情況在1950年代初期並無改變。主要原因是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有增無減，1950年軍費支出占中央政府預算的90%。吳聰敏感慨地說道：「在20世紀的一百年裡，我認為，那五年堪稱臺灣經濟最黑暗、社會最緊張的時期。1947年發生查緝私菸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箇中原因也可以追溯是國民政府的經濟管制所致。」

出口擴張：比便宜更便宜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給臺灣，才解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經濟困境。

「美援的影響不僅是提供金錢，更重要的是改變臺灣的經濟管制政策。」吳聰敏說：「當時美國認為，援助其他國家最好的方法，是促進其經濟成長；也唯有讓受援國家的經濟成長，才能讓局勢穩定下來。所以採取各種行動影響臺灣。」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原本採取經濟管制政策，後來為何會改弦易張，改採市場經濟體制呢？吳聰敏笑說：「美國人各種威脅利誘啊！」

臺灣的紡織業發展可往前推到日治時期，規模龐大，1950年代成長增加了十倍以上。圖為創立於大正八年（1919年）的臺灣織布株式會社，是臺灣首間以機械動力織布機進行生產的紡織廠。
圖片來源／wiki

吳聰敏舉例說明：臺灣紡織業從1950年開始全面發展。到了1952年，紡織業的產出已經足夠供應全臺人口穿用，如果繼續發展，產品可以外銷出口。但問題來了，因為政府管制匯率的結果，紡織品無法出口。

「假設美元匯率管制為1比20。也就是說在臺灣賣新臺幣80元的衣服，到了美國市場上，就要賣4美元。但是，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的衣服只賣3美元，結果根本沒有人願意買臺灣製的。相對的，如果匯率是1比40，則這一件衣服的價格變成2美元，自然更有價格的競爭力！」

1950年底，在美方負責臺灣經濟援助的機構──美國合作分署的推波助瀾下，臺灣啟動一些政策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把匯率調整為1比40。結果就是出口擴張的大爆發，臺灣經濟高成長的時代，來了。

臺灣經濟高飛的時代，來了

吳聰敏說：「經濟成長就是所得成長，用數字來看會更清楚。我以1967年和2019年的高職畢業生起薪相互比較對照，前者在當時的起薪是新臺幣480元。從1967年到2019年，臺灣的物價上漲為6.6倍，因此，以2019年的幣值計算，1967年的起薪等於3,168元。但相對的，2019年高職畢業生的起薪平均是25,260元，很清楚可以看到，在以上期間，薪資水準上漲為8倍。」

以上是高職畢業生為例。而如果看GDP（PPP）成長率，在1960到2000年期間，臺灣的GDP成長率高達6.5%，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吳聰敏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像臺灣從60年代到20世紀末長達40年的時間裡，始終能夠高速成長的經濟現象，是極為罕見的，冠上經濟奇蹟之名，並不為過。」

1960年代的高經濟成長，除了紡織業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產業是電子業。美國的電視機製造產業，在1960年代已經全面發展。在激烈的競爭下，降低成本日益重要，因此，美國工廠相繼外移到其他國家，比如鄰近的拉美、南美，以及臺灣。

而且，當時許多國家因為歷史的因素，對於外資移入境內持保留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歡迎的。而臺灣的各種政策和整體氛圍，因為美援的關係，相對友善許多，這也造就美國廠商更願意來臺設廠。

吳聰敏分析道：「當時美國的勞力成本，高達臺灣人的15倍，工廠來臺無疑可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即便是加上運輸成本，都很划算。而且，臺灣人勤奮、組裝技術、品質優良和高效率，同時政府竭誠歡迎外資的政策，使得美國廠商爭相來臺設廠，這都厚實了臺灣的電子產業基礎。從這時開始，臺灣也逐漸從原有紡織業的勞動密集產業，轉向了資本、技術密集產業。」

市場經濟制度

經濟學家吳聰敏。
攝影／汪正翔

吳聰敏審視臺灣經濟四百年以來──尤其1960年代以後──的經濟政策，提出一個總結：「臺灣戰後以來經濟成長經驗，驗證了經濟學研究的結論。1945到1950年的惡性物價膨脹，就是管制政策所造成的。而幸運的是，美國對臺灣的經濟援助，促使臺灣轉向為市場經濟制度，也啟動了臺灣的高經濟成長。」

良好的經濟制度是經濟成長最關鍵的因素。經濟學家長期研究的結論是：市場經濟制度比起管制經濟更有利於經濟成長。

臺灣的IC產業和技術，得以從60年代以來，電視機的映像管加上電晶體、零組件等零件構成技術中發跡，與後來積體電路發展概念相結合。例如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臺積公司）於1987年成立，技術起先落後英代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但30年之後，臺積公司後來居上，一躍為晶圓製造的領先者。除了遇到高階晶片成為現代科技不可缺少的零件之外，市場經濟制度也有益於產業發揮。臺灣在IC製造上的能力，讓臺灣的戰略優勢攀升，更是始料未及。

採訪撰文／沈眠
攝影／汪正翔
編輯／張傑凱

研究來源：
吳聰敏（1996）。1945──1949年的臺灣經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3）。日治初期臺灣土地產權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5）。臺灣1905──1950年 GDP 之估算與長期物價統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吳聰敏（2008）。台灣經濟四百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吳聰敏（2023）。台灣經濟四百年。臺北：春山出版社。

The post 從1960年代到20世紀末，臺灣經濟始終能夠高速成長──臺大吳聰敏從數據看臺灣四百年經濟史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提及英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你會想到什麼？鐵路、火車、煤炭、瓦特與蒸汽機？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鑑慧心目中，漫步田野的牛羊、奮力拉車的馬匹，同樣是對人類工業發展與城市打造卓具貢獻，卻又最被忽略的「隱形功臣」。

關注動保議題的李鑑慧，研究主軸原先是在1820年代以降的英國，堪稱史上最早出現的動保運動浪潮。但在探索史料的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僅只是具有上對下的「保護」關係，而是更為多元與繁複。

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讓動物做主角，牠們怎樣影響，乃至牽動了人類的歷史發展？在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海裡游的萬千物種，如何共同造就人類今日的社會與文明？回過頭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分別又是怎麼看待與對待牠們，形塑其生命經驗？

牛羊作為「草料轉換器」，促成工業革命

一段不只有「人」的英國工業革命史。
圖片來源／wiki

工業革命不僅關乎「工業」。熟悉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會同意，英國工業之所以能順利興起，首先要拜一項關鍵前提所賜：傲人的農業。根據經濟史研究估計，英國19世紀中期的人均農業產量約為西歐國家的2倍，同時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卻持續下降。這是因為英格蘭當時盛行的混合式農業，是有機循環且有助產量提升的生產模式。

李鑑慧分析，農夫在種植作物之同時也飼育牛羊，一方面能產出肉品、毛皮、乳製品以供販賣，又可產生糞肥，滋養土地。換句話說，牛羊形同化身「草料轉換器」，透過進食草料，提供經濟產品與增加土地肥沃度，為英國農業產量帶來巨大貢獻。另外，日益改善的草料種類、牛羊品種，再加上工作效率遠大於牛耕的「馬耕」傳統，共同造就英國農業部門的亮眼表現，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更成功養活十九世紀激增的人口。

李鑑慧分析指出，不斷改良的草料、動物品種，加上「馬耕」的使用，提昇了英國農產量，才能從農地釋放出工業發展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並回應攀升糧食需求。
圖片來源／Unsplash

「英國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伴隨著人口高速成長。」李鑑慧說，「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憂心預估，英國持續激增的人口將使英國陷入貧窮與飢荒，因為緩慢增長的糧食生產將無法跟上迅速增長的人口。但事實證明，英國從未真正經歷這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馬匹」如何拉動工業化與都市化

工業發展的另一要素是「能源」。英國在深鑿技術問世後，大量進行地下礦坑的開採，以豐富煤礦資源供應工業化的燃料需求。然而，這段歷史不僅承載著礦工的辛酸血淚，更有著動物的勞力、犧牲。

採礦小馬（pit ponies）必須在狹小的坑道中穿梭，甚至長時間身處黑暗導致失明。
圖片來源／wiki

在各地礦區，馬匹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地面上，由馬匹推動各種工業化機具，也擔任起運輸工作；地面下蜿蜒狹小的坑道中，則有矮種的採礦小馬（pit ponies）日復一日穿梭其中，集中煤塊，終其一生不見天日。

李鑑慧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鐵路網絡迅速擴張，不過「蒸汽火車不但沒有取代傳統馬匹運輸，反而需求變得更大。」想像你走出當時英國的火車站，一整排馬車映入眼簾，等待乘客接駁轉乘各地；後來城市中甚至發展出「公共馬車」與「鋪軌公共馬車」，擔綱長程交通後的短程銜接，形同計程車和公車的前身。

鋪設鐵路、興建城市所需的建材與貨物運輸，更是少不了馬匹。同樣的，在蒸汽輪船被大幅運用前，馬匹也輔助水運，沿著運河水道拖曳載貨船隻，比起陸運能多拉動10倍以上的重量。

「以當時情況而言，部分酪農業者會把牛飼養在城市周邊，也不乏家戶經濟型態的養豬戶雜處於街區間。」李鑑慧笑著說，「再加上絡繹於途的趕集牛羊與無所不在的馬匹，19世紀的英國城市，充滿了動物氣味。」

或許跟你我想的很不一樣，19世紀的倫敦有著無數動物身影穿梭其間。
圖片來源／wiki

迎接「動物轉向」，改寫人類中心的歷史

步入工業化社會，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其實並未擺脫對於動物的依賴。歷史從不僅僅是「人」的歷史，只要我們願意改變觀看過去的視界，所有人類引以為傲的歷史發展，幾乎都能見到人類以外的動物身影。

人類社會始終與動物共營共存。動物史學期能打破以「人類中心」的歷史敘事，看見動物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貢獻與經驗。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受到上個世紀的動物解放運動影響，與近年「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所帶動的相關討論，西方史學界在過去10到20年間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旨在挑戰傳統「人類中心史觀」，將動物納入歷史敘事。

「動物於過往敘事中嚴重缺席，這也意味著動物史學仍大有可為，等待史家開疆闢土，為歷史提出新說。」由此意念出發，李鑑慧選擇重新述說「工業革命」的故事，別具指標性意義。

所謂「工業化」，常被想像成「人類」憑藉自身智能，征服並脫離「自然」的過程。工業代表人類的智慧、機械、科技、文明，與充滿野性的大自然、動植物等彼此對立。傳統史學對於文明的看法，也往往同樣落入這「自然／文明」對立的二元框架。「在這概念框架下，我們理所當然地將動物歸於自然，進而將之排除於文明發展的故事之外。」

牠們的生命故事，和我們的一樣細膩且多面

人與動物的關係總存在「剝削」、「利用」等負面面向，但故事沒有那麼簡單。
圖片來源／Unsplash

正視動物在歷史中的角色，除了標舉牠們的功勳，也提醒人們，這個世界其實是由人類與萬物共同交纏共構，李鑑慧認為「動物生命經驗」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英國近代農業成就，背後有著過度餵食、品種競賽、牛羊生命只能在屠宰場告終等黑暗面；默默為城市交通運輸出力的馬匹，須忍受嘈雜環境、負重過大等嚴苛的工作條件；地底下的採礦小馬，不僅跟人類礦工共同承擔惡劣空氣品質、沼氣爆炸、乃至礦坑崩塌的風險，還時常受到粗暴的虐待霸凌，甚至因為一輩子待在地底坑道，缺乏感官刺激而導致失明。

從農業到工業，人與動物的關係似乎總存在「剝削」、「利用」的面向，不過在李鑑慧眼中，故事並非如此簡單。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逕行批判。整個人類社會對於動物而言確實是個駭人、龐大的壓迫體系，但這個故事已不出人意外。如果不去細究每個歷史階段各自不同的人獸關係，就會忽略我們跟動物之間還可能存在著照護、憐惜、責任等等，各式各樣可能的倫理關係。」

時代如何改變人與動物的關係？從「徒步趕集」談起

1840年代前，英國普遍存在「趕集」現象。趕集人領著牛羊，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從蘇格蘭或威爾斯一路徒步前往英格蘭北部或更向南，長達500至800公里的路途，動物會碰到各式疑難雜症：一路上的乾草飼料怎麼來？如何跋山涉水？腳蹄斷掉的話怎麼辦？

深入研究趕集人與動物的互動，李鑑慧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照顧式」的情感關係：「漫長路程中，趕集人十分瞭解動物的需求，他們會順應動物的特質，不違逆其天性去驅趕脅迫。畢竟，唯有細心照顧，才能讓動物以最良好的身體狀態抵達目的地。」

舉例來說，若遇上一條淺淺的小河，趕集人不會讓牛上橋，而是選擇直接渡河，因為牛隻重量十足卻天生膽怯，經過木板橋面所發出的聲響可能會嚇到自己，四處逃竄。至於不諳水性的羊、豬，就必須上橋過河。

「研究到最後，我傾向肯定趕集人對動物的照護。」李鑑慧說，「反而在蒸汽火車與輪船降臨之後，缺乏了趕集人的照顧，動物直接被一群群塞進車廂、船艙，擁擠顛簸的路程，加上噪音與迅速移動，才對牠們造成最嚴重的恐懼和傷害。」

李鑑慧以傳統趕集與現代化運輸的對比，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與動物關係。相較於趕集人因應動物特質予以照護，蒸汽動力運輸對動物而言反而相對殘忍並遭詬病。
企劃腳本／林義宏  美術設計／林柏希

同樣道理，18、19世紀英國農場在飼育階段，由於尊重有機循環法則、動物天性，李鑑慧認為這段時期的動物經驗仍算相對正面。而如今科技進步不可同日而語，在密集式工廠化農業下，從育種、飼養到運輸等各環節，動物的生命受到更加全面且違逆其天性的控制、支配。曾存在於歷史中的人與動物互動模式，值得今日我們借鑑與反思。

動物史學無可避免的「跨域」需求

動物不會說話，該如何瞭解牠們的「經驗」？

李鑑慧坦言，即便研究歷史人物，史學家終究也不可能「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而是基於人與人的共通生理基礎、情感機制進行推論。這對動物當然不完全管用，「但是，動物並非不能被理解。」動物學、畜牧學、獸醫學、動物行為學（ethology）、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等學科一直以來嘗試瞭解動物的身體與心理運作，「研究動物史，就必須跨入這些領域尋覓指引，以便理解生物體在特定情境與狀態下的經驗與感受。」

動物史學家必須跨入動物行為學、畜牧學、動物福利科學等學科，才能瞭解動物所感受的真實經驗。
圖片來源／Unsplash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勢必得突破傳統社會人文、自然科學的領域二分法。缺少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相關知識，動物史研究者便不可能書寫完善的人與動物關係史。「如果歷史學家的使命是正確描繪過往的世界，我們就需要關於這個世界完整的知識。」

距今200年前（1822年），英國通過全球第一個家畜保護法案。做為近代工業大國，英國雖在動物剝削上一馬當先，卻也在動物保護上不落人後，彷彿當代人與動物關係的變遷，都由英國先做了預演。

身在以臺灣史研究著名的成大歷史系，李鑑慧長年投入英國動物史研究，除了為臺灣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引入活水，更期許自己的研究成為史學新取徑的一個範例，帶來更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今臺灣民眾食用比例極高的豬隻，在歷史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以牛隻而非馬匹做為獸力主要來源的臺灣，曾如何在農業、養蚵業中，借用牠們力量，並形塑出哪些特殊人、動物間的互動模式與情感關係？

李鑑慧指出，動物史學需要更多人加入，透過多物種敘事的寬闊框架，一起改寫人們所認識的過往世界。
攝影／W. Xiang

「納入動物之後的歷史會長怎樣？」李鑑慧說，「動物史學領域還有太多重要議題有待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者加入，一起透過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的寬闊框架，重新為這世界講述『不獨具人類的歷史』（the more-than-human histories）。」

採訪撰稿／林義宏
編輯／林俊孝
攝影／林俊孝、W. Xiang

研究來源
李鑑慧（2018-2019）。被遺忘的族群？英國工業革命的動物功臣與動物生命政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李鑑慧（2020），〈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動物貢獻與生命經驗初探〉，《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57-109。
李鑑慧（2020），〈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58號，頁253-264。
李鑑慧（2022），〈閾態中的人獸生命化成：英國近代農業中的徒步趕集（1700~1840）〉，《新史學》，33卷2期 (2022年6月)，頁191-255。
李鑑慧（2021），〈牛瘟、防疫與動物運輸改革：蒸汽動力時代下的動物移動經驗變遷〉，《世界歷史評論》，「歐亞歷史上的動物與人類專論」，8卷 3期 (2021)，頁132-176。

The post 如果「動物」是歷史的主詞：成大李鑑慧用動物觀點來重寫歷史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

研究經濟史，談經濟，也談歷史。經濟專長出身的洪紹洋，梳理戰後臺日經濟關係，他讀數據，也翻史料，挖掘那些往來臺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商人，如何在動盪時代中開創商機。

洪紹洋從史料檔案中，拼湊出臺日商人如何在戰後開拓貿易版圖。
攝影／汪正翔

漂洋過海尋商機的臺灣商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從那一天起，東亞政經版圖重新洗牌。

日治時期，臺灣依附在日本和中國兩大經濟體之下。日本戰敗後，臺灣就此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正式成為獨立經濟體，臺日和臺美的經濟關係由此揭開新的一頁。

日治時期，製糖、樟腦等大型工業由日人經營，商業活動也多由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財閥控制。「臺灣是島嶼經濟，資源不足，市場有限，必須尋求對外連結才能發展。在戰後初期，臺日之間短暫斷絕的時期，給了臺灣商人很多機會」。

戰事甫歇，小資本的臺灣商人就以靈活身段前往中國探尋商機。洪紹洋說：「一般人容易誤解臺灣和中國之間的商貿交流是以戰後為起點。實際上兩方的人流和物流，應該放在近代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延長線上討論」。

洪紹洋考察回憶錄和傳記，將這群臺灣商人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在戰前就隨日本侵略過程前往中國、滿州國，戰後便留在當地經營兩岸貿易，他稱為「殖民地網絡延續型」。

以黃烈火創辦的和泰商行為例。黃烈火戰前在神戶從事棉布、雜貨買賣，並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滿州國，在長春設立木材加工廠，也從上海進口油品、輪胎等物資回臺銷售。戰後因應臺灣發展交通業，他選擇進口橫濱輪胎、豐田汽車產品，之後更爭取到兩家公司的在臺代理權，累積足夠資本後便在1953年創辦味全食品公司，由貿易商轉向食品加工業。

臺灣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後，臺灣商人以靈活身段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商貿交流。
繪圖／鄭喬尹

第二種類型則是在戰前經營日本進口生意，戰後初期將進口源頭轉向中國，例如臺南幫。其中包括創辦統一企業的吳修齊、吳尊賢兄弟，早期由日本進口棉布來臺銷售，戰後則將布匹來源轉向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事業有成後便成立臺南紡織公司，並跨足食品業。

第三種類型是擁有船舶，不受定期航班的限制，能自由往來兩岸的「創業者」，例如新光吳家。戰後創辦新光紡織的吳火獅，曾打造一艘150噸的木船自用，每個月載著麵粉、土布和海產往返基隆與中國港口，雖然戰後未繼續發展海運事業，1950年代後便以多角化經營成立紡織、百貨、保險等事業。

經濟先行！日資和臺企聯手

臺日間的貿易，直到1950年國民政府和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GHQ）簽署「中日貿易協定」後，才恢復正式往來。這段時間「經濟先行」的臺日關係如何重新啟動？曾在臺興建眾多事業的日資為何再度投資臺灣？臺灣企業又是如何在其中獲取利益？

1950年代初期，臺日間的經濟關係先行於外交關係。日企以提供技術、與臺企合資等方式重返臺灣經濟市場。
攝影／汪正翔

洪紹洋提到，「1950年代，政府對外資是偏於保守的。尤其當時規定，外資賺的錢如果要匯出投資母國，必須經過政府審核，實際上非常嚴格。而且臺灣被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所以外國人來臺投資並不多」。

當時臺灣各種新興事業處於草創階段，設備、原料、技術等方面都仰賴日資支援。在這個基礎上，日本企業一方面提供技術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以這兩種模式重返臺灣市場。

尤其在臺日經濟重開初期，不少日本企業尋求舊殖民地的商業網絡合作。例如永豐商行在戰前是三井物產的合作廠商，1950年後，三井選擇繼續和永豐合作發展在臺事業，類似的案例都能窺見戰前後臺日互動的連續性痕跡。

洪紹洋說：「以前都說臺灣的中小企業家是拿著一個皮箱到國外賣東西。實際上，在1960年代，很多產品都是透過日本商業網絡賣出去，日本商社在國際銷售的網絡優勢是過去比較少討論的」。

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作為全球性的貿易公司，除了經營臺日貿易，也將臺灣商品銷往國外，或把國外商品賣到臺灣。同時，和臺灣中小企業合作，從日本進口原物料，在臺設廠加工生產紡織品、收音機、橡膠鞋等產品，再透過日本商社的國際貿易網絡銷售至第三國，形成所謂的「三角貿易」模式。

洪紹洋時常在舊書店蒐集研究資料，各種文書、名片都是他的收藏。
圖片提供／洪紹洋

說到這裡，洪紹洋鑽進書堆，翻出一本《三菱商事臺灣史（1952-2011）》，「三菱商事當時就和新光、遠東、奇美合作，從日本引進技術，從事紡織加工、橡膠鞋、家電用品，再賣到國外。這些商事一開始只是做商業買賣，後來也開始在臺灣投資工業」。

他認為，過往強調戰後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突顯中小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外資貢獻較少著墨。透過釐清大型日企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的過程，也可窺見這些外國資本在臺根植、本地化耕耘的軌跡。

冷戰、美援，還有日圓貸款

以臺灣經濟史為中心，洪紹洋不以戰前、戰後的斷裂與延續作為分野，而是從臺日、臺中和臺美的對外經濟關係進行剖析。如此一來，就不可忽略二戰之後，長達半世紀的冷戰背景，以及美國對臺灣為期十五年的美援計畫。

「對臺灣而言，美援是一個渠道，日資也是一個渠道，這兩個脈絡看起來各自獨立，實際上也有關聯」。

四處找尋商機的日本商社，自然也將目標鎖定當時的美援。洪紹洋指出，美援中有許多農產品物資採購計畫，日本原本也想利用自身的國際商業網絡優勢，透過投標計畫獲取商業利益，但當時決標都需要美國同意，最終多是美國企業得標。

洪紹洋說：「當時臺灣和日本都從屬於美國，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一員。在日資來臺的過程中，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對日本商人而言本來是一個賺錢機會，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洪紹洋提到，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臺灣與日本，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互動關係。
攝影／汪正翔

而在1965年6月30日，美援結束的隔日，日本對臺灣實施「日圓貸款」，臺日經濟往來又進入下一個篇章。

爬梳這段歷史，洪紹洋說:「臺灣接受日圓貸款，幾乎都提供給公營事業和公共工程的設備更新。這個契機帶動日本營建業和機電業進入臺灣市場，深耕在臺影響力，一些人也陸續成立貿易公司，專門進口日本重機械，我認為對臺灣而言是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作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在向外拓展經濟的過程中，是否也和日本產生競合關係？洪紹洋認為東南亞就是很好的案例。日本作為戰敗國，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採取戰後賠償的經濟合作模式，以對外援助的政策在當地興建公路、水壩、廠房。

同時間，臺灣也企圖將觸角延伸至東南亞，例如前往越南等地蓋紡織廠、糖廠，「臺灣政府為什麼想去東南亞投資？主要是在冷戰體系下想結合反共盟友」。於是，雖然在臺灣，臺灣經濟依賴於日本，但在東南亞，臺日卻是呈現競爭關係，而這也正是洪紹洋目前的研究課題。

「過去我們會研究南北關係、先進國與後進國的關係，但這個角度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南南關係，以及後進國的資源如何援助後進國？」

藏在檔案和回憶錄中的經濟活動

我們好奇，經濟學的訓練背景，為何選擇經濟史作為研究領域？洪紹洋笑說：「其實我本來要念歷史系，結果填志願進了經濟系」。

洪紹洋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為臺日關係史的研究領域提出新的補充。
攝影／汪正翔

博士班畢業後，洪紹洋前往東京大學擔任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他觀察，研究戰後日臺經濟、日臺關係史的日本學者多由政治史和外交史切入，較少觸及經濟議題，而他的專長與觀點也為學界補充了新的認識。

不同於計量史學，運用統計數字和數理模型說故事，洪紹洋在檔案和史料中抽絲剝繭，親自訪談耆老，也鑽進舊書店揀寶，看似平凡無奇的斑駁舊書，在他眼中都是重現歷史的珍貴材料。洪紹洋說：「我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透過不同學門的多方學習，才能融會貫通」。

採訪撰稿／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The post 逛舊書攤、讀回憶錄，洪紹洋挖掘戰後臺日商人如何拚經濟 appeared first on 人文．島嶼.